第一章混乱的一年

　　现代工人运动没有任何资产阶级的幻想。战斗的无产阶级不付出努力就什么也得不到；无论是最小的或者最大的，都必须一步一步地去争取；经过种种混乱以后，它的道路才能通到既定的目标。反社会党人法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一个新的任务；因此它必须试验着、摸索着寻找新的道路，而且不能每次都立即找到正确道路。只是随着党的进一步发展，党的摸索阶段才相应地缩短；在它进入一生中的第二个重要时期的时候，内部混乱不再是持续了十年，而仅仅是一年了。

　　1878年10月21日，在帝国公报上公布了反社会党人法，并立即开始查封社会民主党的报纸、著作、协会的活动。列奥波特·雅科比的诗集《天亮了》开了禁令的先声；掌握了在全德国执行这个法令的权力的警察总监冯·马戴，仿佛想用一种轻薄的诙谐来嘲弄自己似的。党的四十七种政治报纸，只有两种幸免，一种在纽伦堡，一种在奥芬巴赫。它们及时地更改了报纸名称，报纸的言论也特别谨慎，而别的报纸连这些手段也没有生效。想用没有色彩的报纸代替被禁的报纸的企图，也不是到处都能实现的，尤其在柏林更是做不到这一点。同时，在党组织解散以后成立的许多工人协会也被查封，除非它们在最后关头自动解散，除了少数例外，所有工会都被查封，未被查封的、最著名的但也受到严重迫害的工会是印刷工人联合会。随着工会被查封，工会报纸也被查禁。主要打击在头几个星期就已开始，《前进报》《柏林自由报》和《汉堡-阿尔托那人民报》，这三家最著名的党报（总共约有四万五千个订户），头几天就遭到了死亡的命运。后来的几个月则是收集所有的落穗。截至1879年6月30日止，被禁止的有217个协会、5个互助会、127种定期刊物和278种不定期刊物。

　　与这种大规模迫害的残暴性相适应的，是它的背信弃义。民族自由党人听信了俾斯麦和欧伦堡的花言巧语，相信他们“忠实地执行”法令，可是，即使人们对民族自由党人的目光短浅有所责难，政府的不守信用也不能因此而得到辩护。政府践踏了自己的完全的和不完全的诺言，不仅镇压社会民主党的“危害社会的活动”，也取消了属于党的一切，连社会主义的科学文献和工会组织及其已登记的互助会也没有幸免，它像扫蜘蛛网似的扫去了民族自由党人的“保护措施”。帝国委员会（关于它的“司法保证”争论了几个星期之久）实际上纯粹是墙上的影子戏；到1879年中期，一共发出了627项禁令，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即使根据这个法令的精神和词句也是不能容许的，而帝国委员会只取消了其中六项大多数同资产阶级著作有关的禁令，如谢夫莱的《社会主义精义》和一家进步党报纸的一号；在社会主义文献的值得一提的作品中，帝国委员会只取消了对拉萨尔1849年在陪审法庭上的发言的禁令。

　　在讨论反社会党人法期间，社会民主党内部当然已经考虑到这个法令颁布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对剥削工人阶级的权利的行动进行暴力反抗，简直是丧失理智，但是关于建立秘密组织的容易理解的想法也立即并且永远遭到反对。对于一个广泛而有力的人民运动来说，一切秘密组织都是不可能的，如果进行这种尝试，那只能是向警察表示友好的行为。^[1]目前只有观察法令如何执行，别无他策。法令公布的当天，《前进报》就宣布，它愿意接受改变写法的“艰巨工作”，以适应法令的条款。

　　警察的实际行动当然超过了最坏的估计。神圣的私有财产的先驱提供了一个消灭私有财产的启发性的范例，十六家合作印刷厂雇用的印刷工人，排字工人、送货员和编辑共有四百人，有二千五百名以上的工人和小行东以其少量积蓄和间接地由于有连带责任而以他们的全部财产参加了这些合作印刷厂。甚至最没有色彩的报纸，如《未来》也不让柏林合作印刷厂印了，因此它不得不立即解散；因为它能够把几乎所有的铅字都卖掉，所以社员们只损失了创办时投入的股本。对大多数合作印刷厂来说，立即解散就等于破产，而且立即撤出所有这些堡垒，对党也根本没有好处。用某种方式对付反社会党人法的计划，必须彻底实现，如果敌人的欺骗妨碍了比较缓和的斗争方式的使用，那就可以更加有力地使用比较严厉的斗争方式。许多党员以为，在第一阵风暴过去后，就又可以积极行动起来了；他们希望，在那以前，没有色彩的报纸（合作印刷厂企图利用这些报纸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会给受过锻炼的同志作“识别信号和身份证明书”。

　　同时也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气馁现象。在最近几年，尤其是最后几个月的火热的斗争以后，原来绷得很紧的每条神经，现在自然而然地松弛了。由于感到自己毫无权利，这种气馁现象更加严重，此外经济困难仍然存在，处罚和迫害也层出不穷。并非所有至今曾经称职的领袖，都能适应更加困难的新形势，经常监视他们行动的密探使得最坚决的人一举一动也谨小慎微。汉堡中央选举委员会在10月19日被解散了。各种人事关系使得委员会这样彻底地放弃联系，这也许不是必要的，无论如何也不是人们所希望的。盖布身患重病，对社会党人的迫害每天震撼着这个思想高尚、感觉敏锐的人，在这种迫害的可怕的刺激下，他的心脏病迅速发展，否则他年轻的生命也许还能更长久地抵抗这种疾病；奥艾尔在不太久以前被派到柏林，去整顿《柏林自由报》的混乱的编辑部；不久就完全背叛了党的哈尔特曼缺乏必要的坚定性和谨慎。因此，当致命的打击从四面八方向党袭来的时候，党没有任何领导机构；因此在党的队伍中发生各种动摇和混乱，就不足为奇了。

　　俾斯麦举起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最后的致命打击的拳头，促成了第一个好的转变。11月28日，伤势已经痊愈的皇帝回到柏林以前不久，在柏林，沙洛顿堡和波茨坦市区以及特尔托夫、尼德巴涅姆和东哈费耳兰等区宣布小戒严，这是根据反社会党人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实行的。也就是根据该条四款中的两款：最可笑的一款是，没有许可证不得携带武器（这只能引起各种滑稽的偶然事件），最可恨的一款是，警察有权驱逐他所不喜欢的任何人。第二天，以奥艾尔和弗里茨舍为首的六十七名党员接到了石印的出境命令，大多数人限期两天，其他人限期只有一天，很少几个人限期三天。马戴最粗暴地驳回了所有请求延期的申请书。被逐出境的人们有许多人许多年没有参加鼓动工作，许多人有一家小买卖，除了一个例外，所有人都有家庭。通过一张立即被禁止、但已经散发了几千份的保持着尊严的传单，他们向党员同志告别。他们指出，他们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仍然是：不要采取暴力行动，尊重法律，在法律的范围内保卫你们的权利。现在他们仍要求：安静，不要受人挑拨，我们的敌人一定会由于我们合法而毁灭。最后提出请求说：我们给家属留下的钱只够买几天口粮，请不要忘记我们的妻子儿女！许多被驱逐出境者到汉堡和莱比锡去，另外一些人为了尽可能靠近他们的家属，定居在接近戒严区的马尔克城市。

　　在柏林实行小戒严，是俾斯麦一切可鄙的背信行为中最可鄙的一件。民族自由党人只同意反社会党人法第二十八条用于最紧急的情况下，即一个地区受到社会民主党的鼓动的破坏，以致随时有可能发生暴动，应引用这一条文以防止真正的戒严。首先当时柏林没有任何情况。反社会党人法的严厉条文在执行中没有遭到任何反抗；也没有一个柏林工人想做俾斯麦的游戏，挑起一次暗杀和暴动。甚至资产阶级报纸也一致认为，缺乏可以使用第二十八条的一切实际前提条件；只有反动报纸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关于皇帝的“尊贵的脑袋”应该受到保护的尴尬话。当进步党人在普鲁士众议院中由于这一措施质问欧伦堡伯爵时，伯爵也用这种说法为自己辩解。假如这不仅仅是一种借口，那么这个警察大臣就患了真正不可容许的愚蠢无知的病症。像奥艾尔和弗里茨舍这样的人，据说有进行暗杀的嫌疑，把这六十七人非法驱逐出境据说就能够事先防止谋刺活动，而不使这种活动成为事实！但是整个所谓“尊贵的脑袋”的谰言只不过是一种借口。不久以后，俾斯麦本人就在帝国议会承认，他的真正目的是要在社会民主党进行鼓动的所有主要地点实行小戒严。根据他的暗示，其他各邦政府好像还不敢执行这项刽子手的任务。他本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讳言，他打算利用第二十八条使帝国议会处于困境。

　　但是，正如在柏林实行小戒严是他的可鄙的背信行为中最可鄙的一件那样，这一行动也是他愚蠢的暴行中最愚蠢的一件。他清清楚楚地向社会民主党指出，一次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斗争正在进行，党一刻也不能休息。在党员一度有过松懈情绪的所有地方，现在他们又大批回到原来的岗位了。为被驱逐者及其家属而进行的募捐，把一个新组织的最初的几条线索连结起来。被驱逐者本人，还有他们的忍饥受饿的妻子儿女成了鼓动员，这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从未有过的鼓动员。坐过多年监狱，但没有皱过眉头的年老的战士常说，没有一种压迫手段像驱逐出境这样使他们义愤填膺，驱逐出境从根本上横暴地毁灭了他们的人的生存。谋刺案发生后在广大人民阶层的观念中存在的对党的精神抵制，现在已经逐渐消失，这还不是受了重创的党从小戒严中得到的最小利益。在学校中就已经学过驱逐萨尔茨堡的新教徒^[2]是一件历史丑行的最偏狭的庸人，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他们敬佩的民族英雄追求大主教费尔米安的荣誉，他们不知不觉地开始对被迫害的无产阶级表示同情，拉斯克尔和进步党人路德维希·洛厄佛在他们的党员中募捐，向支援被驱逐者基金会提供了大量捐款；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只有交易所报纸的一个小丑尤利乌斯·施特腾海姆敢于嘲笑小戒严的牺牲者。

　　俾斯麦的愚蠢暴行还有一个重要后果。在巴黎住了一些时侯的卡尔·希尔施被赶出了巴黎。在这种对待社会民主党人的小小的友好行为上，塞纳河畔和施普累河畔的公认的“世仇”一向是喜欢狼狈为奸的。希尔施打算回到柏林，那里正在发生的驱逐出境事件纠正他的错误想法。他到了布鲁塞尔，创办了《灯笼》，这是一家周刊，外形和风格都模仿罗什弗尔所编的《灯笼》。12月9日，莫斯特被从普勒岑塞释放出来，立即被逐出柏林。他迁居伦敦，在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的帮助下，出版《自由》周报。《灯笼》从1878年12月中旬，《自由》从1879年1月初开始出版。

　　这样，德国社会民主党突然有了两个国外机关刊物，它们在反动派施过肥的土地上长得相当旺盛。这两个周报都在外国出版自由允许的范围内，公开代表党的利益。把这些刊物偷运到德国去的活动，完满实现的很少，但是俾斯麦迫不及待地力图摧毁社会民主党的这些新武器的事实充分说明，他多么害怕这些武器。邮政总局局长不得不发布一个把邮局职员贬为政治警察的帮凶的指令，这同宪法所保证的通信秘密是一个严重的矛盾，而这在暗检室的典型国家——德国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3月，卡尔·希尔施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境。但是俾斯麦的苦恼并没有因此得到减轻，因为希尔施到英国后继续出版公《灯笼》。《灯笼》的文章比《自由》显得有才华，写得也比较巧妙，但内容偏重在政治讽刺文字方面；《自由》在较大程度上具有党的政治报纸的性质，但由于它的出版者个人的特性，它远比《灯笼》主观和片面。莫斯特的乖僻的性格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以前就曾给党带来许多困难，制造了许多烦恼，但是由于司法和警察十年来对他进行种种的迫害，因此他相当激动和愤怒，这从合理方面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他的政治责任感却大大削弱了。由于他的散漫和愤怒，而认为没有必要就出版《自由》周报一事同德国的党领导取得一致意见。他辩白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党领导，这种说法只有从形式上看是对的；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中，始终有一个党组织，对于曾经当过议员的莫斯特来说，向党的议会党团求教，是明白不过的道理。

　　德国党现在面临着一个问题：它对这两家在外国出版的机关刊物应采取什么态度。《灯塔》小心地避免约束党或批评党，而《自由》则不断地要求实行革命策略。不过当时还不是“暴动意义”上的革命策略，而是反社会党人法倾布前所宣传的革命策略。莫斯特想使《自由》同过去的《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保持同样的笔调。同他在原则上取得一致（更不用说同卡尔·希尔施取得一致了）并不是不可能的，尽管这种一致由于他们（特别是莫斯特）的一意孤行而受到阻碍。可是德国党的领导集团根本不愿理睬这两家报纸。他们把主要力量集中在通过明智的抑制，来消除在国民的中立阶层中培植起来的对社会民主党的不自然的憎恨，他们恐怕在外国出版的报纸的毫无顾忌的言论会增加这种憎恨。他们认为，俾斯麦依靠谋刺案生活，如果他失去了这种食粮，他就不得不投降。一家在外国出版的报纸的必要性和利益本来是毋庸置疑的，可是他们却认为，现在创办这种报纸为时过早。它的第一个后果可能是新的迫害，党的大大缩小了的手段，已经不能充分支援被驱逐者和受到处罚的人。在长期的劳累的鼓动以后，党员同志大可耐心休整一下；已在无产阶级中散布、但还没有被人读过多少并在精神上消化了的无数的鼓动著作，还可以充分用来为社会主义宣传服务。

　　这种观点在1878年10月有其相对的理由，但在1879年2月就没有这种理由了。2月12日，在帝国议会开会时，俾斯麦为了彻底摧毁社会民主党，立即向帝国议会提出几个议案。俾斯麦不仅依靠庸人对社会党人的毫无道理的憎恨过活，因此社会民主党除了要争取中立的旁观者在精神上的同情外，还需要用别的武器来对付俾斯麦。事实上，群众又冲向可以同敌人进行正面斗争的战场。2月5日，由于进步党人毕尔格尔斯去世，在布勒斯劳第二区即该城的西里西亚贵族和富豪居住的西选区举行补选，在这次补选中，工人不顾警察压制一切竞选宣传，不顾警察禁止他们发传单和解散他们的集会，不顾完全非法地逮捕他们的候选人克雷克尔，征集了5175票。克雷克尔进入复选后虽然遭到失败，但所得票数却增加到7544票。2月27日，在萨克森选区瓦尔特海姆-德伯耳恩的一次补选中也取得了类似的光辉成果，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在这次补选中得了4322票。

　　到复活节休假为止，帝国议会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的余音。俾斯麦想补做当时他还没有做的事情，即把社会民主党排挤出帝国议会。他立即在他的门拱上扯起两条绳索：一条是，帝国议会应该批准作为柏林的被逐者而参加帝国议会会议的弗里茨舍和哈赛尔曼由于违犯禁令而受处罚，第二条是，帝国议会的惩戒权应该扩大，帝国议会可以开除发表无礼言论的议员，可以剥夺他们的被选权，并把这些无礼的言论从打字记录中删掉。帝国议会既不同意第一点，也不同意第二点。甚至民族自由党发言人也振振有词地反对这种自我亵渎。不过他们这样做与其就是为了原则的利益，甚至为了被迫害的社会民主党的利益，倒不如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久以后，在另一件事情上，他们就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同情是多么廉价的货色。关于第二十八条的实际应用，应该每年向帝国议会做报告，而这个“保护措施”在第一次试验中也烟消云散了。人们让一个社会民主党议员发言，然后不仅民族自由党人，而且连进步党人和教皇全权主义者（除了少数例外）也都赞成保守党的关于结束讨论的提案。在普鲁士众议院的质问中，菲尔肖夫胆子大一点，他说，警察不能把“善良的革命者”同谋杀国王的罪犯等量齐观。可是，从此以后．俾斯麦就嗾使半官方的暴徒对付“革命的”进步党，因此这时“不屈不挠的人们”小心翼翼地对最粗暴地滥用反社会党人法表现缄默，以便为改头换面而装扮成“一切党派中最保守的党”。

　　社会议主党议员中，倍倍尔于3月4日对所谓“封口令”发了言，李卜克内西于3月17日就柏林的小戒严发了言。倍倍尔非常幸运地击退了高贵的俾斯麦，俾斯麦曾经以所谓“侮辱”他本人的罪名，用印好的起诉书，把成千上万的人，甚至养老院里的老太婆都送进了监狱，可是现在他带着痛苦的神情说，作为联邦议会成员的他必须十分谨慎，因为他没有议员的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侵犯这种人民权利对这样一种人是合适的，他不仅有无限制的诽谤自由，而且也真正地利用这种自由，如果一个被他诽谤的人打算对他起诉，他就立即在军官制服的掩护下进行英勇的退却。李卜克内西的演说符合于德国党领导人的策略。李卜克内西无情地粉碎了总结报告中的一些空洞言辞，然后说，如果他正式否认党员同志在国外写的东西，他就是一个胆小鬼，但是党同这些东西绝无共同之处，他可以说许多有影响的党员不赞成创办《自由》和《灯塔》。党要遵守反社会党人法，因为它是最严格的意义上的改良政党，而暴力革命行为根本是一种荒谬的事情；白拉克的无视这一法令并不意味着，党不遵守这项法令，而只是肯定了这一历史事实：党并没有被这个法令镇压下去；白拉克后来对自己发言的非议会的形式表示遗憾，而他，李卜克内西也不能表示同意。^[3]

　　李卜克内西的这一发言促使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发表了一个不是由莫斯特本人、而是由柏林的一个老党员米尔克起草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中说：“必要的，也是可以实现的，不是在反社会党人法统治下的谨慎的策略，而是一种反对这一法令的灵活的策略。幸而还有一些国家允许言论自由，而且在德意志帝国周围也没有砌起围墙。而且只要人们勇敢、坚决，即使有围墙也能越过。在国内不能进行任何宣传，也还可以从国外进行文字宣传。”备忘录的其他一些理由更不充分，人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些部分作这样的解释，仿佛这里推荐以俄国虚无主义者为榜样的一种秘密结社和议会的弃权政策。《灯笼》立即表示反对这一点，虽然它也表示它在许多方面是同意备忘录的意见的。《自由》虽然对这一抗议声称，它既不想宣扬一种秘密组织，也不想宣扬议会的弃权政策，但是它完全有这样做的可能。莫斯特开始谈论“新党”的问题，他用越来越没有和解余地的态度，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代表。”

　　但是，关于今后的策略的协议日益成为必要。复活节休假以后，帝国议会开始讨论有名的“财政改革和经济改革”。帝国议会成了俾斯麦、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这三个高贵的同盟者谈判如何分配剥削消费的群众所得的份额的交易所。经过长时间的讨厌的讨论以后，大工业家掌握了铁和纺织品关税，大地主掌握了粮食和牲畜关税，俾斯麦掌握了财政关税，这一有趣的事件给人民带来的是各种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和一亿三千万马克的新税。这时突然发生了巨大的政党变动。受到挫折的民族自由党人让他们的党员在所有经济问题上自由决定：一部分人仍然同进步党人一起留在自由贸易主义的旗帜下，另一部分人转为保护关税论者。但是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宪保证”，也不愿让帝国议会的收入批准权完全化为乌有；因此俾斯麦不得不同教皇全权主义者结成一伙，教皇全权主义者满足于“联邦保证”、满足于把一切盈余拨给各邦以及——作为令人愉快的附加物——将进行文化斗争的文化大臣法尔克免职。这不会使像俾斯麦这样的大人物感到烦恼；只要能够买到这些便宜货，不仅到卡诺莎去是值得的，而且在分立主义面前表示敬意也是值得的。

　　无论是没有色彩的报纸或者是从前的鼓动著作，都不能帮助工人在这种混乱状态中找到正确出路。而且议会讲坛也显得是个过小的扩音器。在争论新关税税率的几个星期中，社会民主党议员尽管多次报名，几乎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他们根本不能畅所欲言地阉明自己的观点。由于凯泽尔开始倾心于几项工业保护关税，^[4]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了。同时大城市的工人群众日益向前迈进。5月22日，当布勒斯劳东区的议会代表赖因德斯逝世的时候，布勒斯劳的工人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接着在两次选举战中把哈森克莱维尔选为他的代替人。不多几个月中，布勒斯劳无产阶级五次表现出最明显的生命力的标志，毫无疑问，假如柏林、汉堡、莱比锡，总之是运动的最大中心的工人有了同样机会的话，他们也会同样坚决行动起来。相反地，在马尔克选区柯特布斯-施普累姆贝克进行的一次补选中，社会民主党选票大幅度下降。分裂的危险大大增长了：进步的无产阶级可能接受不可估计的《自由》的领导，不够成熟的无产阶级可能沉溺于没有色彩的报纸。

　　这时《灯笼》的态度也变得比较激烈了。尽管它忠实于党，反对莫斯特，但是它并不讳言，倘若在德国不犯严重的错误，就不可能发生伦敦的事情。它说，没有一个组织没有机关报，如果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不起作用，那么就创办新的机关报，但是不要长期犹豫不决，因为现在已到紧要关头。它指责凯泽尔的保护关税的跳跃，并且令人信服地指出新关税税率的普遍危害性，而这种新税率的情况也确实是这样。这家周报刊登了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这封信反对莫斯特说，要么开始战斗，要么停留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基础上，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可是这家报纸也发表了一封“来自柏林”的信，信中说，有人以为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扎了很深的根，能够经受几年的外部平静，而且缺乏一切物质联系也无关紧要，这种信念同舞台效果一样，决不会有什么实际成就；也许还有第三种办法：坚毅的态度，利用德意志帝国国内外的形势进行防御或攻击。

　　马克思和恩格斯终于也对这种混乱状况进行了干预。赫希柏格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后仍像以前那样是党的忠实朋友；只要有可能，他就帮助和支持党，在他看来，他的财产也就是党的财产。但是他不能改变自己的本性；他死抱着这种希望：启发和诉诸统治阶级名人的正义感，为社会民主党争取这些人物，他希望党尽量使这些分子能够顺利转变，更多地强调党的经济纲领，进一步把党的政治的革命传统推到次要地位。于是1879年复活节，他让人从布鲁塞尔向德国的官吏、法学家、教师寄了一万本榭夫莱著的《社会主义精义》，按照同样的精神，他创办了几种新的科学刊物，以代替已被禁止出版的《未来》，在莱比锡用R.F.赛弗特博士的化名出版《国家学研究》，在苏黎世用路德维希·李希特尔博士的化名出版《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在莱比锡不定期出版的那家杂志没有受到反社会党人法的迫害；它主要研究实际的社会政策，用代表工人阶级真正利益的国际工人保护立法来同保护关税的幻像——保护本国劳动相对抗。苏黎世的年鉴没有这样顺利，尽管它小心谨慎，也很快遭到禁止。1879年夏天出版的第一年度的上卷包括格罗伊利希和福尔马尔的几篇论文、几篇书评和许多关于现代文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报道，大部分都是优秀的作品，同《未来》的立场相比，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但是这一期里还刊载了一篇以“批抨的警句”面貌出现的特别的论文《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作者是赫希柏格和卡·奥·施拉姆；作为赫希伯格的文学顾问迁居瑞士的爱德华·伯恩斯坦被认为是第三个作者，不过他只做了一些不重要的补充。如果说，社会民主党在受到最严重的压迫的时候，对自己进行批评本来就是危险的和困难的，那么这篇论文就更没有足够令人满意地进行这种批评。到现在为止的鼓动方式受到了严厉批评，这种批评并不完全合乎实际情况，更谈不到考虑全面了。文章提醒人们不要进行“关于未来国家的无益争论”，但它不是根据排除一切空想的革命行动的精神，而只是根据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实践的精神，文章最后还强调说，如果牺牲了许多力量和家庭幸福的鼓动工作，应该用不同的办法取得显著成绩的话，那就有必要争取出身于有财产的和有教养的阶级的许许多多拥护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白拉克等人的一封通告信中反对这种见解；他们要求，即使容许这种见解在党内存在，居于领导地位的人也不应发表这些见解。^[5]

　　苏黎世的年鉴当然不适合成为党的指导刊物，但是它现在同《灯笼》和《自由》并列，代表第三种策略方针，而不发表党的适当的意见。在国外出版党的正式机关报的必要性，不应再遭反驳了，反对这个计划时间最久的盖布也看清了这一点。他本人没有能够看到这个新报的出版。8月1日，他的苦难结束了；据资产阶级报纸的估计有三万名汉堡工人排成长长的行列为他送葬，他的老友在他的敞开的墓穴旁边宣誓，学习这个值得纪念的人的精神，不倦地继续工作。

　　党报的出版地点定在苏黎世，瑞士工人运动在那里有自己的印刷所，而且也具备发展这一事业的最有利的条件。《灯笼》已在6月底停刊，因为卡尔·希尔施自己知道，他所选择的政治讽刺文形式不能满足党的需要。莫斯特越来越陷入毫无意义的革命游戏之中，根据上述的一切，《自由》就更不能被指定为正式机关报了。9月28日，在苏黎世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讲德语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国际机关报》的试版。^[6]

　　这家报纸承认自己是反社会党人法的产儿。它说，党员同志在德国出版的没有色彩的报纸，虽有其他各种优点，但是不能代替从前的党报；它仍不得不避免对资本主义社会组织进行任何批评，甚至最轻微的批评，资产阶级报纸有时还稍微坦率地评论社会制度或国家制度，而那些报纸如果不冒立即被没收的危险，就连这点起码的坦率也不敢有。《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原则上和策略上以哥达纲领为基础；它说，作为一个始终如一的真正的革命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它将为逐步教育和组织群众而努力，并反对一切表面上是通向目标的、实际上是愚蠢和有害的革命游戏。虽然它不在德国党和奥地利党的权力范围之内，但是它打算在形式上尽可能避免触犯普通法，但这也无损它在事业上的果敢行为。

　　这样一来，难堪的束缚就解开了，党的队伍中又响起了经过考验的老战斗口号：全线前进！

^[1] 梅林在这儿以及在后文若干地方关于暴力和秘密工作的说法，反映了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合法性的崇拜。正如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指出说，后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为了保存现有的合法组织而牺牲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译者

^[2] 1731-1732年，萨尔茨堡大主教费尔米安驱逐成千上万的新教徒出境，并没收了他们的土地。——译者

^[3] 李卜克内西的这一软弱的演说受到恩格斯的强烈指责。参阅1879年7月1日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54-355页——译者）。此外还可参见1879年6月16日，恩格斯致F.L.埃尔蛤特的信；1879年6月26日，恩格斯致伯恩斯坦的信。载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卡·考茨基和其他人的信》，莫斯科-列宁格勒1933年版，第178-182页。——原编者

^[4] 凯泽尔的态度一再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参阅1879年9月19日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 962年版，第363-364页。一一译者）。还可参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柏林迪茨出版社1958年版，第31-33、43、44、48 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史》第2 卷，第1291页。——原编者

^[5]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话是：“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么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工作，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我们是完全不能理解的。”（《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89页。）——译者。

^[6] 关于由创办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引起的、在这个报纸存在的头几年一直进行的政治争论，参阅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第25页以下，第50页以下。此外还可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史》第2卷，第1284-1287夏。——原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