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五章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一 帝国破产的开端在革命的工人党建立一个团结的组织的同时，在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动的一帮”中开始了反动的分化。已把自己的第一个影子投到1874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的商业危机规模巨大。经过短时间的陶醉以后，新帝国在长时间的痛苦中体验到，作为同等的强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是怎么回事。1876年初有一个统计数字：五百五十六家股份公司（其中有一百零五家铁道公司）的股票的价值，由1872年底的六十七亿七千万马克降到1874年底的四十四亿二千五百万马克，即减少了二十三亿四千五百万马克，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仅制铁工业就损失了四亿五千五百万马克。 由于销售危机而感到悲观失望的大工业家，发出了保护关税的痛苦叫声。现在这个要求的意义同三十年前完全不同了。如果说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人们把保护关税看做是民族工业的暂时的抚育手段而要求它，那么现在就谈不到这一点了。七十年代中期，德国的贸易总额在世界市场上仅次于英国。1874年几个大国的贸易总额（包括进出口）如下：英国，一百三十三亿八千万马克，德国九十三亿马克，法国六十八亿马克，美国四十九亿八千万马克。在工业和交通运输方面，德国使用的蒸汽力比欧洲大陆上的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在这种情况下，工业上的保护关税的本来的历史意义已经消失了。从这时起大工业家要求保护关税的崇高目标是，为了在世界市场上能够更有成效地实行廉价倾销，而保证在国内市场上的高价。为了能把大工业的过剩产品更便宜地卖给外国人，于是敲骨吸髓地压榨本国人民。 保护关税的大工业家同保护关税的大地主结成了强大的同盟。不多几年，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由道地的自由贸易论者变成了道地的保护关税论者。工业的繁荣使工业人口在农业人口相对减少的情况下不断增加，在农业中，奢侈品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有所增加，粮食生产相对地减少。粮食消费量的增长超过了本国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已经不能输出，而必须输入了。由于交通工具的巨大改革，铁路和轮船航运的迅速发展，使进口非常方便。尤其是美国的农业，在七十年代中期成为出口工业，用肉类和谷物充斥德国市场乃至整个西欧市场。可是，这样一来，肉类和谷物的价格也下降了，于是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地租开始下降。在这种困境中，这些经常得到证实的爱国者甚至会背叛上帝、国王和祖国，更不用说把自己的自由贸易原则扔到垃圾堆去了。同大工业家一样，大地主为了使已经降低的地租得到回升，决定疯狂地压榨群众。 保护关税的宣传得到政府的支持。俾斯麦既是大工业家又是大地主，这位鼓舞世俗人的天才同两个身受苦难的阶级同声哀叹。此外，他还有自己的特殊的痛苦。五十亿从烟囱里飞走了，军国主义依然存在，要求作出一年比一年更大的牺牲。必须开发新的税源，而且是来源滚滚、不会被议会的决议所堵塞的税源。其措施就是征收间接税、财政关税，把大工业和交通部门国有化。全德国的烟草专卖和普鲁士邦的铁路国有化，是俾斯麦的理想。现在这个世俗人发现了自己有“社会主义”的心。这种光荣的“社会主义”的祖先在烟草专卖方面是老弗里茨、拿破仑第一和梅特涅，在普鲁士铁路国有化方面，贴现公司起了这种社会主义的助产士的作用。贴现公司给帝国残废者基金以大量的铁路股票，危机发生后，这些股票的市场价值同它们的票面值相差很大。因此由国家按价收购普鲁士铁路必然成为每个真正的爱国者心神向往的目标。 虽然如此，如果牛犊不是自己把脖子伸给屠夫，大量掠夺的计划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心甘情愿地采取这种富有牺牲精神的友好行动。农民很容易就被美国竞争的恐怖的怪影吓坏了，虽然大多数农村小私有者生产的粮食还不够自给，必然受到谷物关税的直接危害，而少数比较富裕的农民最多只得到很少利益，这点利益立即又由于同时实行财政关税和工业关税而抵销了。在被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大量瓦解的手工业者那里，为了引起他们对过去的关税界限和行会界限的美景的向往，也用不着高明的说服本领。城市和乡村中的小私有者不了解历史的发展，或者已经遭到没顶之祸，仍然抓住一根稻草不放，他们被农业和工业中的保护关税论者给他们描绘的安乐景象所蒙蔽了。 对大资本的滥设企业的正直的愤怒，变成小资产阶级反动的特别有效的杠杆。危机越是清楚地揭露滥设企业年代的欺骗行为，事实就越清楚地表明，在大资产阶级社会中没有处罚这些大窃盗的绞架。王国调查委员会（拉萨尔曾经自负地许愿说，这个委员会将“用火把照亮每个角落”）甚至吹灭了可能照到一个“高贵而优秀的人物”的最微弱的灯火。通过“找不到的证人”阿迪克斯的奇异历史，这个委员会已经开了法国巴拿马丑闻[1]的先例。阿迪克斯所供述的大概是在汉诺威-阿腾贝肯附近进行的滥设企业牟利的事情，但是调查委员会虽然经过紧张的寻找，仍然找不到阿迪克斯，与此同时，阿迪克斯却以民族自由党的帝国议会议员的身份每天同拉萨尔和卞尼格先坐在同一张板凳上。几乎所有想用法律惩罚滥设企业年代的最露骨的欺骗行为的企图，一开始都遭到失败或毫无效果。在最顺利的情况下，这些企图也只导致这样一种审判：戴着眼镜的官僚在审理中很快就陷入资本主义迷宫的死角，在法律上感到无计可施，往往结结巴巴地谈一些关于对“最有名望的人物”的“职业上的诽谤”的道德谵语。庸人的过时的信念（法律始终是法律）成了肥皂泡，所有庸人对此都感到气愤。 他们用“蠢货的社会主义”和排犹主义补充保护关税和烟草专卖的“社会主义”。毁灭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资本，通常都以高利贷的面目出现，他们由于见解偏狭、思想落后，因而把事物的代表者看做是事物本身。当高利贷在滥设企业时期喧嚣一时，不可避免地把人们的不愉快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的时候，这一点就更容易理解了。尤其是在柏林，社会生活的犹太化达到能使智者纳旦[2]的最大胆的崇拜者也感到不安的规模。在“知识界的无产阶级”中，在小资产阶级的后辈中，有许多能文善墨的人进行排犹主义的活动，自从小企业垮台以后，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后辈就走进了学术界，但这里已有人满之患，现在他们开始攻击在他们这个领域内进行的犹太人的竞争。在实际政策中，排犹主义是一个毫无目的的运动，这个运动处于俾斯麦、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的双重庇护之下。这些人同高利贷关系十分密切，虽然他们可能暗中轻轻地斥责高利贷，但不能使高利贷受到严重损害。对他们来说，“蠢货的社会主义”只是进一步愚弄“蠢货”的一种手段。 可是整个后退的运动遭到了在正常情况下必然使它粉碎的抵抗。德国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知名之士完全有理由拒绝大工业家把他们拴在保护关税的绳索上拖着跑，大商业，大船舶业，以及自由贸易理论家更是拒绝这样做。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这种保护关税是现挣现吃，是宰生金蛋的母鸡的办法。国家奖励德意志帝国在国外的倾销价格必然会使其他工业国采取报复手段，使它们建立将导致德国的国外市场大大缩小的关税壁垒。德国工业的竞争能力也受到生产成本增加的威胁，而生产成本的提高是国内各种商品涨价的必然结果。长此以往，工业税必然不能补偿粮食税给工业造成的损失。加之，俾斯麦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也将大大限制资产阶级的已经很小的政治权力。恰恰是这个阶级中比较坚决、头脑比较清醒，比较有远见的人坚持他们的自由贸易原则。 毫无疑问，在七十年代中期，他们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的阵营内部就有敌人，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追随者离开了他们，官僚群起反对他们，新近改变立场的容克地主特别气愤地攻击这些顽固的罪人。当自由贸易的千年王国的神话四分五裂地躺在滥设企业时期的成千个瓦砾堆上的时候，要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是很难办到的。自由贸易派资产阶级必然力图消除这个巨大的商业危机，把名声最坏的滥设企业描绘成“最正当的”事业。虽然欧根·李希特尔及其一伙在解决这个崇高任务的过程中说了许多谎话，自由贸易派资产阶级只是部分地做到这一点。它没有利用人为地培养出来的亲犹主义来解除“蠢货的社会主义”的武装，这种亲犹主义不比农民和手工业者天生的对犹太人的憎恨更聪明，而却更可恶。 尽管如此，自由贸易派资产阶级仍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它得从这里进行艰苦的机动战的阵地。它必须依靠一开始就对即将实行的大量掠夺进行最坚决、最无情的抵抗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不言而喻，这两个部分之间的谅解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那就是它们共同反对历史上落后的敌人的毁灭性侵犯，保护它们所立足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地。但是恰恰在这个条件下也存在着一种联盟的力量，各种税吏都懂得考虑这个联盟的危险性。他们企图用各种关于“保护民族劳动”的假社会主义的口号诱惑工人群众，他们甚至伪称保护关税的真正目的是提高工资。俾斯麦胡说什么烟草专卖是“无产者的世袭领地”。俾斯麦又把他的慈善和奴仆的社会主义搬了出来，他在加紧用暴力镇压工人阶级中的在政治上成熟的阶层的同时，企图用稍加改善的贫民救济这点小恩小惠来欺骗工人阶级中的在政治上还不成熟的阶层，使它们认不清自己在政治上的长子继承权。 这种蛊惑宣传越没有希望，自由贸易派资产阶级就越有理由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中寻找牢固的支柱来维持自己的摇摇欲坠的地位。但是它由于传统的模糊观念，却做了与此相反的事情。它拽住了无产阶级打击经济反动的手。自由贸易的行商们自夸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运动中站在“光荣的立场”上。他们在中伤“浪费工人钱财”的“领导人”，在说这类闲话方面，事实上比半官方的和反动的报纸有过之无不及。当保护关税的宣传家们通过他们关于打算提高工资的欺骗，至少承认了提高工资的必要性的时候，普鲁士财政大臣奥托·康普豪森（除德尔布吕克外，他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国务活动家的典型人物）一再硬说什么治疗危机的唯一药方是降低工资。德国企业主的财富虽然不断增长，但是由于他们并不放弃他们在初期的营业方面所使用的卑劣伎俩因而遭到惨败，自由贸易派的报纸企图把这些失败的责任推到无产阶级身上。它们娓娓劝听地说，由于工人的懒惰和无能，使得帝国专员勒洛不得不责备参加费城世界博览会的德国工业代表团“价钱便宜而质量低劣”，或者使得德国棉纺工业失去了中国市场，因为正如特赖奇克用讽刺口吻所说，亚洲人对商品质量的要求比善于忍耐的德国人严格。俾斯麦胡说什么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破坏了德国工人的工作能力，欧根·李希特尔也鹦鹉学舌地替他帮腔。由于实行了这种聪明的政策，自由贸易派资产阶级已经向它的反动敌人投降了。它开辟了暴力政策的道路，俾斯麦就在这条道路上执行他的财政计划、税收计划和关税计划。 当然，德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倒退不是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完成的。而当这种倒退在帝国立法中只有各政党彻底转变立场才能实现的时候，这一点更不可能。几年以来，易北河东的容克地主对俾斯麦的资本主义和文化斗争的政策进行了这样恶毒的攻击，以致这些“好人”之间的和谐一致不能立即得到恢复。在帝国议会中的两个最强大的党团中，中央党及其莱茵区的大工业家和西里西亚的大地主，以及追随中央党的农民、小市民和政治上不成熟的工人可以立即赞同反动的经济政策，而在民族自由党人中，自由贸易派资产阶级占了优势。但是现在中央党已经为了反对“基督徒的残暴迫害者”俾斯麦而完全武装了起来，民族自由党人已经降低为这个“世裕人”的越来越没有独立意志的卫队，1876年，他们在审判法规事件中的妥协就表现了这一点。对俾斯麦来说，在他走上到卡诺莎去的艰苦道路以前，是值得设法说服民族自由党人拥护经济反动的。因为对这位天才的政治家来说，这一点当然是肯定的：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来提高地租和资本利润，那么“卡尔卡斯和阿伽门农[3]之间的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就必然像影子戏一样从墙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严重的商业危机促使事态迅速发展。1875年中期，容克地主反对俾斯麦的战役在《十字报》的时代论文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是在同一年，地租也开始下降。1876年春天，容克地主就在俾斯麦暗中鼓励下，在经济上组成赋税和经济改革派，在政治上组成德国保守党。与此同时德尔布吕克看清了情况，在被免职以前自动辞了职。俾斯麦在帝国议会1875年秋季会议中宣称，帝国预算必须“尽可能完全由间接税”开支。同时他透露了他未来的工人政策的要点，一方面用新的非常法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另一方面颁布新互助会法，给工人一点小恩小惠，以便使工人变成工厂主和官厅的奴仆。 社会民主党看清了自己处境的严重性。为了同外部进行更激烈的斗争，它不得不结束了自己内部的斗争。在它周围布满敌人。它看见风暴已经到来，于是武装起来准备迎接这场考验。 二 鼓动工作的实际成果在社会民主党的两派合并以后，党的鼓动工作就更健康地向前发展了。经过考验的老党员团结一致地进行工作，同时也涌现出一批新的力量：沃滕森的雪茄烟工人莫尔肯布尔，伦茨堡的排字工人奥尔登堡，卢卑克的水手施瓦尔茨，佐林根的制革工人舒马赫，杜塞尔多夫的细木工图曹尔，柏林的店员凯泽尔，郎根比劳的裁缝屈恩，格罗森海因的雪茄烟工人盖尔，哈耳伯施塔特的制帽工人海涅，格腊的木雕工人勒迪格尔，奥芬巴赫的钳工乌尔利希，纽伦堡的商人维麦尔和奥格斯堡的排字工人理查·费舍。从资产阶级的头脑清楚的理论家中，党也获得了一批新的力量：柏林的候补法官菲勒克，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教员萨博尔，斯图加特的诗人杜尔克和曾经当过军官的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福尔马尔生于慕尼黑，普法战争时期当邮局职员时曾受重伤，在身体长期受折磨中接受了社会主义世界观。 敌人想方设法使社会民主党不缺实际的鼓动材料。在新帝国成立后的头五年，拥有十字架的有产阶级，充分利用增进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法令为自己祝福。在整个这一时间，为了（还不如论名义上为了）劳动阶级的利益，只通过一个很可怜的赔偿义务法，这个法令的既阴险又杂乱的条文给企业主提供了逃避自己企业对意外灾难的赔偿义务的可以充分利用的机会。1876年秋天帝国议会通过的互助会法也具有类似的精神。政府的议案表面上是给工人恩惠，实际上把他们当作必须教他们学步的幼儿看待。它严重地威胁无产阶级的迁徙自由，同时也严重地妨碍无产阶级自己管理自己的最切身的事业。政府的议案处处给工人的自由互助会制造因难。甚至帝国议会的资产阶级政党都觉得政府太恶毒。但是这些政党自己也完全具备这种货色。因此它们排斥社会民主党议员，不让他们这些最有经验的行家参加对这个议案的临时讨论。 虽然互助会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要减免市区的济贫工作，但是工人阶级的议会代表认识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真面目，因而只要求这个社会对工人和一切其他阶级一视同仁。他们同意互助会的强制措施，但反对强迫的互助会；他们拒绝资产阶级的任何施舍，但是他们要求工人有权不受限制地自己管理工人互助会。各工人阶层提出的无数的请愿书和抗议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即使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有一定距离的工人，在管理自己微不足道的疾病互助金的时候，如果受到立法机关的监督和阻挠，必然也会感到十分痛心，因为这个立法机关曾经宣布要监督和阻止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掠夺是办不到的。尽管如此，这项法令还是以社会民主党代表坚决反对的方案通过了，虽然这个方案使工人的自由互助会活动范围比政府认可的要大一些。 政府为对付工人阶级提出的政治非常法，也起了革命的作用。刑法典的订正的条款企图把德国刑法中的微小的进步的东西改成落后的东西，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以危及公共安宁的方法公然煽动人民各阶级相互敌对者，或以同样方法口头或书面公然攻击婚姻、家庭或财产制度者，处以徒刑。”为了在帝国议会面前为这个条文辩护，俾斯麦机敏地任命欧伦堡伯爵为普鲁士内政大臣。三十年前，这位伯爵在任检查官期间曾在莱茵区妓院同巡夜人进行过英勇的殴斗[4]，自那以后作为享乐的独身汉对资产阶级婚姻的准则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际攻击，因而由他担任这种神圣制度的理论上的辩护人似乎是特别合适的。欧伦堡伯爵毫不隐讳地说，第一百三十条的矛头是直接指向社会民主党的。他第一次抬出一个装满引文的大口袋，此后这个口袋就在德意志的管理国家的武器中占有光荣地位。他企图利用社会民主党报刊中的个别论文，甚至从那里断章取义地拿出几句话来证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危害了公众。他说，被称为境况较好的阶级决不会自愿地放弃自己的权利，社会决不会达到自愿地、没有强迫地一律平等的地步。因此，如果人们不愿造成兵戎相见的局面，第一百三十条就是绝对必要的。 俾斯麦本人的令人信服的雄辩也达到同样的水平，他要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对大商业危机负责，他对德国法官的“温情”进行恶毒的讽刺，为德国刑事审判的更严重的腐败做好了准备。他令人可笑地歪曲事实，要求在怀着恶意的公众面前更多地保护德国警官，使得他们享受到英国警官所得到的普遍尊敬。他在帝国议会宣称，他可以容忍议会否决第一百三十条，但是它恐怕是一条不死的虫，如果他可以把一个立法时期理解为一代的话，现在的议员的子孙们将还必须讨论这个问题。在这种反动行为方面，俾斯麦始终是一个很好的预言家。 帝国议会暂时通过了俾斯麦的反动的刑法修订条文中的很大一部分，但还没有通过第一百三十条。相反地这个怪物遭到一致的反对，甚至引起哄堂大笑，以致如果不是进步党领袖亨内尔用庄严的声明挽救了议会的政治尊严的活，这种尊严就岌岌可危了。亨内尔说，第一百三十条是对我们帝国和各邦的立宪状态的基础的毫无根据的严重攻击，是对一切自由党十年乃至二十年来视为固定目标的那些原则的无法辩解的严重攻击。同一个亨内尔在这以后的第二立法时期完全按照俾斯麦的预言认为：做子孙的人真不幸啊！他追求的不再是固定的目标，而是十分疯狂的目标，即几乎一字不易地重新提出第一百三十条，镇压社会民主党。特森多尔夫于1876年3月底提出了柏林市法院的一个决定，用所谓“组织分会”的罪名在普鲁士邦取缔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样他就为他的恩主俾斯麦的暂时失败报了仇。 当统治阶级这样提供十分确切的宣传材料的时侯，资产阶级的卜士们就在谈论他们的鼹鼠眼睛（天晓得在哪里）发现的社会民主党的“退却”。空前严重地首先压在无产阶级身上的商业危机，如果不同时也使精神革命化的话，它必然会削弱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可以说是肉体的力量。况且，统治阶级的非常敌对的态度，关于工人应该对大商业危机负责的可怜谎言以及不可平息的憎恨的类似的发泄，消除了进步的工人阶层的最后幻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天天都占领新的阵地。1876年8月19日至23日，在哥达举行的党代表大会表明了使资产阶级预言家大吃一惊的“退却”。 为了使党组织“被查封”的那些邦的党员也能参加，代表大会是以社会主义者全体代表大会的名义召开的。大多数中等邦，也有不少小邦，首先是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热心地追求特森多尔夫的荣誉。在德意志帝国中，只有一小部分地方——汉撒同盟城市以及图林根和南德的几个小邦，成员分散在不同地方的社会主义团体，勉强能保持下来。 然而，1876年的代表大会指出，特森多尔夫及其高贵的追随者来得太迟了。摧毁党的外部组织早就不是阻止党的发展的手段，而只是促使党向前跃进的一种动力。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九十八位代表，他们代表二百九十一个地区，三万八千二百五十四名党员。党的金库在十四个月（从1875年6月8日至1876年8月10日）中的总收入达五万八千七百六十三马克，其中有四千三百三十马克是《选举人》的发行人缴纳的，这是一份巴掌大的小报，每月出版一次，以每份二十分尼的价格售给“被查封的”党组织的成员，使他们能够用这种方式缴纳党费。党金库的收入中，也包括德国工人不顾当时的“一切严重困难，为本阶级的解放募集的捐款。代表执行委员会做报告的奥艾尔估计，用于地方党的工作费至少还要多两倍。 此外，奥艾尔的报告也提供了一种极可喜的景象。党拥有一百四十五名受到欢迎的演说家，他们都已经光荣地经受过大会的火的洗礼，其中有八名完全支薪的、十四名部分支薪的鼓动员；党还有四十六名干部，主要是党报的编辑和发行人。自从合并代表大会以来，新办了十二种政治机关报和一种文艺性的报纸——《新世界》。党共有二十三种政治机关报，其中有十五种是在合作印制厂印行的。有八种每周出版六次，八种一一三次，四种——两次，三种——一次。小册子的销售额达数十万册，党的年鉴《穷康拉德》销售额为四万份。因此奥艾尔可以说，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退却”的说法，只能表明所有敌对阵营对工人党的日益增长的力量的恐惧。 他提到迫害，只是为了肯定这一点：尤其是在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对工人来说，结社法等于完全被非法地任意废除了。他说，社会民主党不抱怨反动的结社法，因为社会民主党尽管为在法律上废除这种拙劣的东西而进行了鼓动，但它也懂得容忍反动的结社法，它所反对的是一种有偏向的反动手法，人们用这种手法来把现行法作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解释，而对其他政党则忠诚地执行现行法律。奥艾尔认为建立新的党组织可能性不大。他说，普鲁士的党员小心翼翼地绕过了结社法的暗礁和浅滩，虽然如此，如果普鲁士政府决心在它的势力范围内不容许社会主义组织存在，那么它就经常找到执行它的意志的检察官和法官，而保守党和自由党对此都是欣然同意的。但是，如果正式的纽带被扯断了，那么为共同的伟大事业，即为贫困的被剥夺继承权的人民——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的思想是会使全体党员紧密团结起来的。 代表大会必须解决两个主要任务；首先是把合并工作结束一下，其次为下次帝国议会选举进行动员。要消灭在从前两派的两个中央机关报中继续存在的分立局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在表决新中央机关报是在莱比锡出版还是在柏林出版这个重要问题时，旧的分歧又一次相当尖锐地显露出来。从前的拉萨尔派大多赞成在柏林出版，从前的爱森纳赫派大多赞成在莱比锡出版。表决结果除六票弃权外，四十九个代表赞成在莱比锡，共十八个代表赞成在柏林出版。这时就有很多人抱怨说，代表大会所在地的地理位置使萨克森和图林根的代表占有不相称的优势。由于哈赛尔曼拒绝参加设在莱比锡的新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的工作，紧张状况更加尖锐起来。但是不惜一切维护统一的正直愿望终于战胜了一切困难。老拉萨尔派中的腊科夫、济罗弗斯基等人尖锐指责哈赛尔曼的阻挠，而哈森克莱维尔爽快地答应接受哈赛尔曼拒绝担任的职务。由李卜克内西和哈森克莱维尔担任总编辑，新中央机关报心《前进报》从1876年1O月起在莱比锡出版了，同1873年以后的《人民国家报》一样每周出版三次。曾经为两派的合并出了很大力气的哈赛尔曼从此在党内采取反对的立场。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以后，他到了他的选区爱北斐特-巴门，在那里出版《红旗》，名义上是按期出版的竞选小报，实际上是一家不很隐蔽地同《前进报》竞争的报纸。根据哈赛尔曼的内向的性格来判断，他个人的功名欲没有实现对他的行动起了一定的作用。他的反对立场虽然令人不愉快，但并不危险。他没有建立反对派的实际理由，即使创立一个宗派成为可能（事实上已不可能），哈赛尔曼这个人也不会成为一个热狂的宗派领袖。 代表大会的第二个主要任务是为即将到来的帝国议会选举进行准备。经过仔细研究以后，大约有四十个选区被宣布为“正式”选区；这就是说，党在这些选区中很有把握在竞选中获胜。因此党应该参加竞选的有：十二个萨克森选区和五个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选区，汉堡的两个市区和郊区，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布伦瑞克第一区，在西里西亚有赖辛巴赫-诺伊罗德和瓦尔登堡，在莱茵区有爱北斐特-巴门、累内普-梅特曼和佐林根，在美因郜有哈瑙和奥芬巴赫，在巴伐利亚有纽伦堡，在维尔腾堡有埃斯林根-基尔希海姆，此外还有中德小邦，如安哈特-别恩堡、萨克森-迈宁根和罗伊斯（长系）这几个选区。 为了领导选举，在汉堡成立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中央选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同时承担党领导的其他一切任务。根据普鲁士最高法院的裁判，为一定的选举而成立的团体不受普鲁士结社法约束。从前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被选入中央选举委员会，他们是哈特曼、德鲁西、盖布、奥艾尔，还有代替已迁居莱比锡的哈森克莱维尔的H．布腊施。规定两个主席的月薪各为四十五马克，两个书记各为一百五十马克，司库为一百三十五马克，中央机关报的两个编辑各为一百九十五马克。社会民主党议员每天可领九马克的口薪，如果他是月薪在一百马克以上的党的干部则每天领六马克，如果住在柏林则日薪只三马克，一个常任鼓动员每月薪金为一百三十五马克，此外到自己的鼓动地区以外旅行时，单身汉每天可领一个半马克的津贴，已婚的每天可领三马克津贴。临时任用的鼓动员，单身汉日薪六马克，已婚的日薪七个半马克。在1876年代表大会上：党的薪金的调整，充分表明所谓“劫掠工人的金钱”是怎么回事，聪明的资产阶级对这个争论也像对所谓“退却”那样感到兴趣。如果党按条件较好的工人的工资水平发给它的工作人员薪金，那么它就履行了它为了自己的尊严应该履行的义务。党不能像任何资本家那样支付极低微的工资。但是党决没有超过这条界限：从没有一个人由于做党的工作而发了财。在为党的工作而耗尽精力的人们中，恐怕只有很少几个人不是这样：如果他们选择资产阶级的职业，他们的工作就能得到较高的报酬。 1877年1月10日举行的帝国议会选举，实现了人们对它的期望。有一百七十五个选区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他们共得四十九万三千四百四十七票，占总票数的百分之九以上。这时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帝国内的第四大党。它只是还在很大程度上次于民族自由党和教皇全权主义者党，稍次于保守党。如果撇开帝国议会的小党团不淡，那么在真正的政党中社会民主党已经胜过了进步党和自由保守党。选票的分配表说出阶级斗争的更严酷、更尖锐的征象。在运动主要从政治上的普通不满中汲取力量的地方，运动已经停止，甚至稍有后退。相反地，在柏林、汉堡、阿尔托那、布勒斯劳、马格德堡、布伦瑞克、不来梅、德累斯顿和其他许多大城市中，运动得到了惊人的进展。现在柏林一下子就补做了在过去的帝国议会选举中所耽误的事情。在柏林，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三万一千五百二十二票，几乎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四十；在汉堡，得了二万五千九百四十二票，它所占的百分此更大一些。资产阶级煽动家的手摇风琴不得不完全改变调子。1874年的选举后，社会民主党的成果是依靠“堕落的”产业无产阶级和农村的工业居民得来的，而大城市被誉为教育和文化的安全地，可是现在大城市成了没有祖国的贱民的阵地了，而农民则起了坚定地使摇晃不定的天平趋于平衡、阻止将要破坏现行制度的石块滚动的光荣作用。 普鲁士除六个行政区外所有的省份都“受了传染”。当然除了波美拉尼亚的一个行政区斯特拉尔松和西普鲁士的一个行政区马里恩威尔德外，还有西里西亚一个行政区奥佩恩、威斯特伐利亚一个行政区明斯特尔和两个莱茵行政区亚琛和科布伦茨，这就证明教皇全权主义的宣传仍然是工人运动的严重障碍。但是这也表明，这种限制已经开始被冲破了。自从1874年以来，社会民主党所得选票，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由二万八千八百二十四票增加到四万四千六百九十票，在西里西亚由九千零四票增加到二万三干四百四十九票。在中等邦里，萨克森的选票增加最为显著，社会 民主党所得的选票在六年中增加了将近三倍，达十二万三千九百七十八票，占所投票数的百分之三十八。在巴伐利亚也已经出现了抗拒教皇全权主义潮流的运动，不过这个运动比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和西里西亚的运动还稍逊一筹。在巴伐利亚褚省中，法兰克尼亚和社会民主党的堡垒纽伦堡遥遥领先。在维尔腾堡和巴登，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数从1874年以来几乎没有增加，但是在这两个邦中，运动也集中于大城市。在斯图加特，社会民主党得了四千六百零九票，几乎已经等于一个月前社会民主党在它首次参加的维尔腾堡邦议会改选中所得的票数。为了维持《南德人民报》，人们作了许多努力，费了许多心血，在卡尔·希尔曼转到汉堡的党机关报工作以后，排字工人格奥尔格·巴斯勒担任了该报的编辑和行政工作。自从反动的出版法公布，从北方吹来一股烈风以后，在士瓦本邦迫害也开始了。正如斯图加特在维尔腾堡是运动的据点一样，曼海姆在巴登，路德维希港在普法尔茨也是运动的据点。曼海姆共得了一千六百八十九票，同年，德雷斯巴赫创办了《巴登-普法尔茨人民报》，每周出版一次，不久就有了几千个订户。主要由于埃哈尔特由曼海姆暂时到普法尔茨进行鼓动工作，两派合并以后，第一个有二十个地区的代表参加的工人大会就在普法尔茨召开。普法尔茨的三个选区共投二千五百票。进行宣传鼓动的主要据点是路德维希港的苯胺-苏打工厂，老百姓叫它“骨粉制造厂”，有几千个工人在那里劳动。但是由于莱茵巴伐利亚的大工业只吸收了很小一部分有技术的手工业工人，而吸收了许多由于日益恶化的份地经济而过剩的小农和雇农，所以运动受到了阻碍。这些没有要求的、还被财产的魔鬼束缚住的分子，是进行剥削的食产阶级的理想工人，因此很难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 在分配议席方面，党又吃了大亏。党指定的四十个正式选区，规定得很正确；根据它的票数同总票数的比例，它应得三十六个议席，但实际上它只得到十二个议席。在第一次选举中，过去的九个议席党只保住了五个：阿尔托那（哈森克莱维尔）、格劳豪-梅朗内（倍倍尔）、施托贝克-施内贝克（李卜克内西）、茨维考-格里米乔（莫特勒）和开姆尼茨（莫斯特）。此外党赢得了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弗里茨舍和哈森克莱维尔）、萨克森选区奥尔巴赫-赖辛巴赫（奥艾尔）和莱比锡郊区（德姆勒尔），最后还有罗伊斯（长系）选区（布洛斯）。在这十个席位中，在补选时又失去了阿尔托那，这次补选是由于哈森克莱维尔在柏林第六区担任议员而引起的。此外党参加了二十次复选：在柏林第三区、布勒斯劳第一区和第二区、马格德堡和纽伦堡，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伊策霍、格吕克施塔特、普伦-塞格员克各选区，在萨克森的德累斯顿旧城、波尔那、弗赖贝克、普劳恩和茨朔泡各选区，在莱茵区的爱北斐特-巴门和佐林根选区，在西里西亚的赖辛巴赫-诺伊罗德和瓦尔登堡选区，最后还在哥达、哈瑙和奥芬巴赫参加了复选。但是党在这些选区中只在三处获胜：德累斯顿旧城（倍倍尔）、赖辛巴赫-诺伊罗德（奥·卡佩尔）和佐林根（里廷豪森）。倍倍尔在德累斯顿旧城担任议员，在格劳豪-梅朗内，白拉克代替了他的职位。 但是，党不必由于议席不多而减轻对自己的巨大成果的欢欣心情。因为除大地主在农村无产阶级中进行了恐怖监视的普伦-塞格贝克外，党在即使遭到失败的选区中所得票数也大大增加；在复选中党所得票数比它在这些选区中的候选人在初选中所得的票数多六万二千三百六十八票。在增加的票数中，人民党分子和天主教工人所投的较少。在必须阻止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得胜的紧要关头，资产阶级的牛鬼蛇神都不顾一切恶毒争吵，毫不犹豫地联合起来。党使它的敌人如此惊慌失措这一事实，就抵得上几个议席。在帝国议会中，社会民主党议员感觉到有一种比前一个立法时期更严重得多的敌意；民族自由党人瓦伦顿为了打断工人阶级的议会代表的发言，常常提议停止讨论，因而得到了一个臭名。 1877年的代表大会是由社会民主党帝国议会议员召开的，大会地点在哥达，时间在5月27日至29日。出席大会的有代表二百五十一个地区的九十五名代表，根据他们的委托书上所载的选票数，他们代表三万二千名积极的会员。奥艾尔又代表中央选举委员会做了报告，报告叙述了1576年8月11日到1876年4月30日的工作情况。在这不到九个月的时间内，党的金库收到了五万四千二百一十七马克，其中有一万马克是《选举人》的发行人缴纳的。与此同时，各选区为了竞选作了巨大的努力。阿尔托那为竞选花费了三万马克，在柏林举行了三百零七次报告会和讨论会以及一百四十四次选举协助者会议，由党员散发大多数是无偿的一百三十四万六千一百四十五份印刷品。此外，在这个短期的火热斗争中，党还创办了十八种新报刊。现在除了《前进报》外，党还有四十一种报刊，其中有十三种每周出版六次，有十三种每周出版三次，三种每周出版两次，十二种每周出版一次。这些报纸中有二十五种是在合作印刷厂印行的，这种合作印刷厂在德国有十四所。根据奥艾尔的统计，党报的四十四个编辑中有十二个受过差不多完全的大学教育的记者、十一个排字工人、四个商人、三个钳工、一个瓦工、一个制革工人、一个皮带车床工、一个机械匠、一个雪茄烟工人、一个木工、一个桶匠、一个鞋匠、一个金匠，一个书商、两个裁缝、一个教员、一个制图员。奥艾尔列举这个数字，驳斥了所谓“怠惰的天才”的鬼话和这些人通过煽动和剥削工人而过着放荡生活的胡说。随着党报的增加而增加的对党报的告发和惩罚性判决表明，这种放荡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开姆尼茨自由报》在一年中被判八年徒刑，大多数党报也有同样情况。但是这些迫害使党变得更加坚强，由于党相信自己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老的组织迷特耳克才能够提出没有任何争论就一致通过的议案：代表大会“考虑到普鲁士官厅空前无耻地正式宣布普鲁士的社会主义团体完全非法”而放弃一切党的组织，由党员根据当地的需要和条件自己组织起来。 这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被认为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强大的先锋部队，各国的无产者向它的代表大会致以兄弟般的祝贺。为了表示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团结，1877年哥达代表大会根据福尔马尔的提议，决定派代表参加九月由巴枯宁主义者在根特召开的世界代表大会。参加这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大约有欧洲三十个工人党的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是李卜克内西。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无政府主义派以十三票对十六票失败。取得胜利的多数派缔结了一个团结协定，发表了宣言，根据老国际的精神，论证了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因为它是一种有力的鼓动、组织和宣传手段。但是李卜克内西本人在《前进报》上提醒说，不要对这些事件作过高估计；有许多不得已的理由禁止用旧形式恢复国际的尝试。 工会运动比政治运动的范围狭窄一些。持续许多年的商业危机抵消了两派合并给工会运动的新的推动力。警察的迫害不仅从外部损害了工会组织，而且也通过关于组织的最好形式的争论开始从内部削弱工会组织。甚至连以往没有同二十六个邦的二十一种不同的结社法打过交道的英国工联，也从没有发生过这种争论。1877年和1878年之交，在一千三百个地方有五万工人参加了工会，这个数字本身是很小的，实际上它只占有关工业部门的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五，虽然如此，它仍然为德国无产阶级对工会组织的强烈要求提供了光荣的证明。 由盖布统计的、并在1878年1月公布的一个详细的数字，说明了当时工会的概况。根据他的计算，有二十六个中央联合会和五个地方协会，这个数字显然是过小了。九个中央联合会设在汉堡，被特森多尔夫解散了的工会都逃到汉堡去了。十五种工会报纸中最大的、读者最多的（有九千三百五十个订户）报纸《先锋》也在汉堡出版。这家报纸是桶匠、车匠、细木工和粗木工的机关报，同时也为男女工场工人和手工工人服务，这些工人总数为四十万人，但组织起来的只有一千二百人。包括该行业工人的半数左右并拥有相当多的经费的最强大的组织，是印刷工人工会（有会员五千五百人）和造船木工工会（有会员三千人）。差不多男女各占半数的六万五千名烟草工人中，已组织起来的只有八千一百人，但是他们的经济情况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在德国贵金属工人中心普福尔次海姆组织起来的、后来迁到士瓦本的格明特的金工和银工工会，在成立六年之后，它们的残废互助会的基金达一万八千马克。鞋匠工会设在哥达，有三千五百八十五个会员，五金工人工会设在布伦瑞克，有四千会员。钳工和锻工已经脱离了五金工人工会，成立了自己的最初人数很少的联合会。瓦工和石匠共有二千五百人，他们的机关报是在汉堡出版的《基石》。各工会每月结余八千马克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三千五百三十八马克）归印刷工人所有。只要危机继续存在，增加会费就不可能，而当工会急于要避免利用“互助会法”对它进行的打击而迁移到还没有取消工人的独立的疾病保险法的狭小地区的时候，增加会费更是不可想像的。只有十六个工会设有备过案的互助会。盖布认为把原来过于分散的工会报纸集中起来，是最近的一个进步。1878年圣灵降临节时将于马格德堡举行工会代表大会讨论这些问题和其他组织问题。 但是“工人营的脚步声”总是首先在政治运动中发出回响。3月10日，当柏林工人为使他们的选举获得胜利的组织者送葬的时候，《马格德堡报》以悲喜剧性的惊骇心情写道：“这已经不是营，而是团、旅、师，是整个的兵团了”。奥古斯特·亨施在年富力强之年死于慢性的无产者病。他的葬仪成了巨大的示威运动，自从3月18日的死者的葬仪以来，柏林还没有举行过这样的葬仪。因为像平时一样宽大的警察禁止展开旗帜，甚至扛着掩蔽起来的旗帜也不许可，所以成千上万的人纽扣上都带着一朵红石竹花，聚集到丧宅前面。在穿过东部工人住宅区通往墓地的路上，屋顶和窗口都飘着黑旗。柩车经过时，几十万人伫立街旁，默默地脱下帽子。4月28日，人们同样肃穆地给《柏林自由报》的编辑鲍尔·登特勒尔送葬，登特勒尔也是由于患严重肺病死在看守所里，虽然那里的医生曾经建议释放他。 一支懂得这样纪念自己的牺牲战士的军队是不会像愚蠢的资产阶级那样受人愚弄的，俾斯麦和同他一起企图掠夺群众的人物是能够理解这一点的。 三 理论的不确实性。恩格斯反对杜林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装备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它的实践远远走在理论的前面，为了即将到来的艰苦斗争，党像需要实践一样需要理论。过去它反对过从半官方的《地方通讯》到《人民报》有成千个传声筒的自由贸易派，现在它面临着势必使它站到彻底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一边去的转变，即必须反对用社会主义口号装饰门面、但实际更落后得多的流派。像社会民主党的鼓动这样强有力的人民运动，不能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为达到社会主义最终目的而进行的宣传方面，它必须实际干预日常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但不能损害原则：党不能用结论，而只能用方法，不能用科学共产主义的最后的思想，而只能用科学共产主义的全部思推方式来完成这个任务。可是党等于完全缺乏这种东西。 毫无疑问，党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不会立即被流行的反动的“社会主义”所诱惑。1876年的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反对俾斯麦的保护关税政策和国有化计划的决议，代表大会决定社会民主党议员应该在帝国议会中提出工人保护法案。可是讨论的情况表明，代表大会并不了解法津上的工人保护的意义。提出这个议案的哈赛尔曼只把这个法案当做掌握莱茵选区十分必要的手段和对教皇全权主义者的攻击手段，可是奥·卡佩尔甚至把它看做是一个违背原则的错误。在短时间的争论中，没有一个发言人是根据国际代表大会赞成工厂法的精神发言的。1877年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议会中提出的工人保护法草案，要求实行十小时工作制、选举工业议会和工业法庭、委派工厂视察员、对劳动场所进行卫生警察监督、把工会组织从反动结社法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个草案同许多资产阶级政党提出的关于继续形成工人保护立法的各种温和的提案一起，供政府考虑。 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宣传的结果，许多资产阶级分子，甚至连官僚分子，已经不再像颁布工业法规时期那样，对法律上的工人保护毫无理解了，不管这种较清楚的认识出于极端恐惧，还是出于一种较好的感情。普鲁士从1876年起，萨克森比普鲁士早几年，开始委派少数的工厂观察员。在普鲁士商业部中，甚至制订了一个规定全帝国都必须实行的工厂视察员制度的修订法令。当然这个法令被对它作评价的大工业家扼死在摇篮里了。这个法令尤其遭到俾斯麦的反对，因为他的心至少为一种自由，即为剥削自由而热情地跳动着。1878年春天，提交帝国议会的工业法规修订案，根本没有提到委派工厂视察员的问题，而只有几点改进工业法规的不充分的保护规定的温和建议。帝国议会通过了这个修订案，自动地增加了委派工厂视察员这一条，但不适用于帝国，而是规定各邦政府应该委派具有地方警察机关的一切职权的工厂视察员。各邦政府不敢公然反对帝国议会的这个决议，它们只是偷偷地抽掉了它的重要内容，它们在职务条例中规定新官吏无权行使地方警察机关的职权。 反对保护关税和铁路国有化的决议，同社会民主党的劳动保护法草案的情况相似。1876年的代表大会能够走上正确道路，主要是出于觉醒的阶级意识的实际本能，而不是由于对事态有明确认识。反对铁路国有化的决议十分强烈地动摇于小资产阶级的两种看法之间：一方面，为了消除私有财产的毫无理由的垄断现象，铁路应该转归国有；另一方面，占有铁路将使帝国拥有新的反人民的优势。没有能够把这个表面的矛盾化为观点一贯的正确立场。在反对保护关税的决议中，甚至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同时并存，莱茵区的代表，尤其是柏林代表，如弗里茨舍、腊科夫、哈赛尔曼和莫斯特倾向于保护关税。因而费了不少力气才勉强达成协议，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民主党对有产阶级内部发生的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争论应采取冷淡态度；第二种观点认为，自由贸易的商业协定对德国工业不利，需要加以修改；第三种观点认为，应该告诫工人不要替渴望保护关税和争取国家援助的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因此不久以后，当政府利用所谓对铁的调节税而开始执行保护关税政策的时候，社会民主党议员在投票中表现了三种不同的态度：一部分人弃权，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反对。 党报在横广方面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深度方面没有同时获得发展。许多新报的基础还不巩固，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才能继续生存。它们的大多属于无产阶级的编辑没有空暇时间来精通自己的业务。在他们的论证缺乏实际力量的场合下，他们就求助于豪言壮语来表达自己的信念。党也没有一家指导性的机关报。在一个有充分民主的工人党的内部创办一家这样的机关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家报纸必须经常非常机智地在严厉的传令簿和宽大的信箱两种厄运之间航行。可是六十年代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八十年代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表明，这个困难任务是可以光辉地加以解决的。在七十年代，尤其是两派合并以后，党的情况不怎么好。《前进报》不缺乏民主的实际行动，但却缺少卓越的理论。1878年夏天，《前进报》在连续许多期进行的冗长的讨论中，对于价值论的形形色色的见解有了发言的机会，但是它没有以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总结来指出整个争论的结论，而这正是一个中央机关报的真正任务。经过这次讨论，工人对价值论的认识必然比过去更加混乱。 在日常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上，《前进报》对情况没有清楚的认识，对德国的事态没有具体而明确的看法。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被用几个口号“打发”走了，于是一种自负的，但不告人高兴的音调传入了党内。同时《前进报》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发展，并不能掩盖它在国内政策方面的弱点。它在俄土战争中的亲土耳其的立场，就其性质而言，几乎同统治阶级的亲俄立场同样值得非议。党的影响最大的日报《柏林自由报》的情况也是大体相同。莫斯特在这里常常谈论他实际上不了解的东西。虽然他对蒙森的《罗马史》的论战还有许多缺点，但不像资产阶级报刊所说的那样没有意思，可是莫斯特所做的《资本论》第一卷的通俗摘要却存在许多最严重的误解，他的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的讲演把前此在社会主义文献中经常受到尊重的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粗暴地打倒在地上，然后当自己在描绘“未来国家”时却陷入极肤浅的空想主义之中。 人们无须为伟大的灯火的这些阴影过分难过。它们不是年老衰败的象征，而是茁壮成长的象征，在个人的一生中，人们常把这个时期称为年少气盛的时期。社会主义文献在同资产阶级对手争论时一向是占上风的。白拉克为1877年的选举所写的两本宣传小册子和自由派的辩论文章为这一点提供了明确的准绳。虽然白拉克只是从唯心主义道德的立场出发攻击资产阶级财产的不义和不合理，但是他却毫不费力地战胜了《马格德堡报》的幼稚的指责，也战胜了忠实的翁鲁用来光荣地结束他对工人阶级的三十年背叛的可恶的猥亵语言。当时《前进报》的最有急智的撰稿人之一银行职员H．莱维，在一篇很值得一读的文章中用一个反问回答了李卜克内西的关于“欧洲是不是应该成为哥萨克的欧洲”的问题，他说：“德国工人党是不是应该成为土耳其的党？”危险的庸俗感情在党内十分活跃，它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从1877年10月起出版的两种科学杂志创刊。 弗·维德在苏黎世出版的《新社会》月刊只通过一部分撰稿人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关系，而卡尔·赫希柏格在柏林出版的《未来》半月刊，则能够适应当时党的环境。赫希柏格是法兰克福一个彩票发售人的儿子，是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他自己承担《未来》杂志的费用，但不追求任何附带目的，哪怕是个人功名的目的。社会主义在他是一种恋爱事件，当然不仅是从这个词的褒义来说，而且从这个词的贬义来说，也是恰当的。赫希柏格是阿尔伯特·朗格的学生（那时朗格已经主要求助于有产阶级的政治家的见解，而不诉诸劳动阶级的革命本能），他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粗暴方面视为畏途。他相信能使共产主义事业成为一切公正而有见识的人的事业。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把他的理想和信念引入了迷途。在《未来》杂志的头几期，他宣称，社会主义“仅仅由观念中产生它的要求、目标和目的”,“社会政治理想的唯一创造性泉源是：不受现存状况的约束而且同它对立的独立意识及其应该存在的概念”,“社会主义学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叙述“社会主义国家”，并证明它是能够实现的。这就使理论的社会主义倒退了大约半个世纪。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三十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以特殊的感觉来读这种纲领性声明。[5] 他们遵守良好的纪律，保持沉默。假如《未来》能够存在得更久一些，恐怕它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不久也会治好。甚至在《未来》的唯一的年集中（尽管这一卷也是五花八门的，相当杂乱），已经存在着许多这样的萌芽。卡·奥·施拉姆是赫希柏格的最热心的撰稿人之一，他熟悉反对自由贸易派的斗争，熟悉到已经带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极为自信的腔调，可是现在却以为这里面包含着社会主义，并含糊地反对俾斯麦的反动的国有化计划，而对可恶的自由贸易派的几句咒骂，对这个计划是不起什么作用的。米尔伯格也再一次拿出了他的蒲鲁东主义的庸医处方，实际上《未来》的很大一部分篇幅被用来讨论建立“未来国家”的问题。但是已经有一些人起来反对这样做了，特别是倍倍尔，他直截了当地驳斥了米尔伯格的荒谬举动和施拉姆的动摇性，同时在一篇论帝国卫生总署的论文中表明，他懂得估价资本主义社会解决真正的文化任务的能力，如果这种能力确实存在的话。总之《未来》暂时增加了党内理篇上的不确实性。《新社会》的情况即使不致于更加严重，至少也是这样，它的出版人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补偿赫希柏格的极端理想主义的真正而深刻的正义感也没有。 当时从有产阶级中前来参加社会民主党，以便在这个初升的太阳的照耀下使自己得到温暖的，并不都是赫希柏格这样的人。莫名其妙的发明家和改革家、种牛痘的反对者、自然疗法医生和类似的奇怪的天才人物，企图在极为活跃的劳动阶级中寻找自己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赞许。在改革腐朽世界的新冲动中，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表现得也不很冷酷，它主要注意自己助手的善良愿望，而不注意他们的实际力量。来自学术界的人特别多。自从旧大学生协会时代起就一直在大学生中保持着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传统，在进步党的政治分解中消失了。按照禀赋、出身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大学生们不是追求庸俗的功名（这种功名心最强的还用排犹主义的豪言壮语来虚张声势），就是力图同社会民主党接近。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术士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私人讲师欧根·杜林，他已经远远超过了他过去同俾斯麦和瓦盖纳的秘密协定。他极为成功地讲授许多不同的学科，同时在迅速陆续出版的几本著作中提出了独特的哲学-社会主义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他断言已经发现了许多最后的真理。同这样高的要求相适应，除了少数例外，他都是用十分傲慢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哲学和社会主义先驱者。他特别对马克思和拉萨尔发泄了大量怒火。虽然如此，受到杜林的著作和演讲的相当大的影响的，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最坏的分子。主要的问题是要了解杜林，而不是简单地像他宣布马克思和拉萨尔的罪状那样，也宣布他的罪状。毫无疑问，杜林有很大的才能。同讲坛社会主义者不同，他反对一切不完全消灭工资制度的社会主义，他赞成工厂立法，尤其是工会组织，但是只把它们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代表以拜伦和雪莱、马拉和巴贝夫以及巴黎公社的人们为表率的政治激进主义。恰恰是社会民主党中那些头脑发热的分子，他们不再满足于拉萨尔的鼓动著作，而且还没有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一切历史联系去理解《资本论》， 就必然强烈地被杜林的学说所吸引。 杜林的一生也不是没有伟大之处的。他是一个普鲁士官吏的儿子，从小就丧失父母，曾在孤儿院和寄宿学校里受教育，进入司法界不久，双目失明，他从这样困苦、窘迫的境遇中上升到一种自由的世界观，并在同生活的需要作最艰苦的斗争中坚持这种世界观。当然他实际上只了解归普鲁士的状况。因此他不得不带着他那思想工作的一切力量和勇气停留在虚无飘渺的境界，但并没有脱离他确实亲眼见过的落后的世界角落的痛苦的人间渣滓。杜林否定专门普鲁士的社会主义，但是他并没有战胜这种社会主义，因为他把政治暴力看做一切奴役的起源。他不了解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但却像过去那些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以革命的市民阶级的启蒙文献为依据。同时他也陷入空想，陷入了他那可怜的、索然无味的未来公社幻想之中，他自以为由于涉及了这个未来公社，他甚至比马克思更高明。他以轻蔑的口吻谈到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单种“饲料目的”，可是普鲁士大学教授职位的饲料桶却在他的思想和斗争中起着极大的作用。最卑微的出发点和空想的模糊的目标之间的不相称，以另一种方式显露出来了，杜林在同大学的官方人士争论时，产生了一种可恶的夸大狂，因而他最后想在所有科学中独树一帜，可是哪一门也不彻底地加以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杜林对革命的工人运动的不断增长的影响，是一个严重问题。革命的工人运动恰恰最不可能从一个想在自己的体系中（不管这个体系如何）不久就结束科学的发展的人那里学习它最需要的东西——辩证—历史的理解方法。当然社会民主党已经成长壮大，杜林不能使它成为他的夸大狂的垫脚凳，可是他能够在刚刚合并的党内重新引起不幸的混乱。从1877年初，恩格斯在《前进报》上发表的一批论文中制止了这种危险。他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考察了杜林的体系，在他的批判性的分析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考验了历史和自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 杜林为反对马克思和拉萨尔而发表的议论，无非是一连串的谩骂夹杂着一些误解，这些看法是不是真的误解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恩格斯没有考虑给杜林以任何宽恕，恩格斯说得好，对于一个具有这些要求的人来说，这种考虑便是一种奇耻大辱。恩格斯认为杜林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假科学，现在在德国很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6]恩格斯并不讳言，近来德国社会主义也大吹牛皮。从他的论文中的好几个地方可以看到，他和马克思已经脱离了马克思写关于纲领的信时的错误前提了。当杜林的诽谤结束的时候，他们用冷静沉欲的态度回答了比杜林的诽谤更恶劣的攻击。这次恩格斯所以进行于预，并不是为了不久就退出争论的杜林这个人，而是另有目的的。 还在恩格斯的论文在《前进报》上发表的时候，大学的官方人士由于杜林有其好的一面而早就把他看做眼中钉，他们利用异端裁判所来压制这个可恨的敌人，根据莫须有的理由把他赶出大学。他的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勇敢地出来为他辩护，从而开展了一个活跃的大学生运动，这是德国最后一次大学生运动，它得到了理想的发展。可是杜林本人给自己丢了脸，从这时起他公然以宗教创立人的姿态出现，要求得到一个宗派首领的可靠的权力。这样一来，他对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影响就永远消失了。 相反地，恩格斯对他进行的论战，直到今天还是生气勃勃，还在发挥作用。这篇论文用卓越的方式向德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观点。一个范围广阔的文献就是以这个观点为出发点、为基础的。它的积极的成果是很有价值的，资产阶级学术界虽然顽固透顶，也大部分不能否认这些结论的令人信服的证明力。可是它的划时代的意义却在于，它通过理论和范例帮助辩证的思维发生作用。恩格斯正是通过这一论著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像面包那样迫切需要的东西给了它。他提供了一种动力，这种动力就其性质来说同十几年前拉萨尔的《公开的答复》所给的动力具有同样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 党对这一著作的有点粗暴的接纳可以极确切地说明，这一著作是多么必要。莫斯特和其他一些人很想不让它在《前进报》上发表，像大学的官方人士对杜林那样，对恩格斯进行同样的异端裁判。幸亏1877年的代表大会不同意这样做。它只由于宣传上的实际理由，决定不在正刊上、而在中央机关报的科学副刊上连续发表这篇纯学术性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发表当然引起许多的恶言恶语。奈泽尔为《前进报》辩护说，编辑部没有足够的力量适当地检查恩格斯的著作，瓦尔特希用曾经使拉萨尔反感的傲慢态度说，恩格斯发出的调子必然引起味觉的错乱，使《前进报》的精神粮食成为不堪入口的东西。 论文续完以后于1878年夏天出版了单行本。正当一片阴云使政治地平线变得阴暗的时候，这盏明灯安详地放射出它的光辉。 [1]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法国大贿赂事件。1878年，法国一家公司从哥伦比亚政府取得了开凿巴拿马运河权。1881年开工，但因管理不善等原因，经济发生困难。公司负责人贿赂政府，进行股票债券投机，1888年公司破产，运河停工。受害的股票债券持有者达五十万人。1892年贿赂事被揭发，使法国发生了政治风潮。——译者 [2] 古犹太的预言家，莱辛写过《智者纳旦》的剧本。——译者 [3] 卡尔卡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预言家，在特洛伊战争中是希腊军队的随军祭司。阿伽门农在特洛伊战争中是希腊军队的统帅。此处喻中央党和俾斯麦。——译者 [4] 参阅本书第一卷第155-156页。——译者。即第一卷·第一部·第八章末尾——录入者。 [5] 参阅1877年至10月19日和1879年9月19日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42-343和363-364页。——译者）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