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哥达合并代表大会

　　1876年2月14日和15日，在哥达就两派合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双方各派出九名代表参加，代表拉萨尔派的有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哈特曼、两个卡佩尔、赖因德斯，代表爱森袖赫派的有李卜克内西、莫特勒、瓦尔特希、盖布，此外还有年轻的柏林银行职员爱德华·伯恩斯坦、对鞋匠的工会组织有过贡献的哥达的威廉·博克和伊格纳斯·奥艾尔，后者在担任萨克森选举战的领导人期间，表现了卓越的才能，从1874年夏天起接替约克担任党的书记。当时倍倍尔还被关在监狱里。

　　这个预备会议的记录没有公布，可是发表了这次会谈的结果：关于新的统一的党的组织和纲领的两个提案。由于反动派的迫害，组织草案放弃了一切联合会的组织；凡是拥护党的纲领，并以实际行动（也通过捐款）增进党的利益的人，都可以入党。独裁领导被废除了，但是为了加强集中，决定由每年的党代表大会选举党的一切机关。除去暂时继续并存的两个正式机关报的编辑部以外，作为党的机关行使职权的有：一个由五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一个由七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和一个十八人委最会。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必须住在同一个地方，十八人委员会的成员可以住在不同的地方。十八人委员会的任务是对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之间的意见分歧作出决定。

　　纲领草案是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至今的纲领之间的妥协，但主要是形式上的妥协而不是实质上的妥协。两派中的任何一派都无须放弃自己的信念，理由很简单，因为两派的信念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果在这方面还有一点差别，那就是拉萨尔派比较开展，而且他们还把自己的一切警句全放到新纲领中去了：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全归工人、铁的工资规律、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反动的一帮”，但是这一切都不要求爱森纳赫派牺牲自己更好的见解。对这些要求中爱森纳赫派唯一不熟悉的要求，即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人们明确地作了这种意义的解释：拉萨尔派经常在这种意义上提出这个要求，爱森纳赫派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

　　纲领的第一条：“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就是两派的共同财产。这一条忠实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因为社会必要劳动创造一切价值，所以这些价值也不折不扣地属于所有工人。工人对“他的劳动的全部产品”的要求是对地租和资本的利润，对统治阶级侵吞剩余价值的道德和法律上的抗议，是一种“自然法”的抗议。两派都还没有把剩余价值理解为使资本主义社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杠杆，不了解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进行生产，共同劳动的所得也属于社会，并只在各个社会成只中“有折有扣地”分配，可以进行分配的只是共同劳动所得中不为社会共同目的所要求的一部分。此外在纲领的原则部分中，下列几点都表达得十分明确，尽管个别用语是不恰当的、不精确的：把劳动资料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彻底消灭雇佣劳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手段。同样明确地强调了必须首先在本国范围内进行活动，但也要意识到国际工人运动的任务和义务。

　　纲领草案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实际要求，可以归结为国家彻底民主化，没有限制的联合自由和有效的工人保护立法。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起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桥梁的作用，这种生产合作社应该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在工业中或农业中普通建立，使得从它们里面必然产生出整个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

　　大家知道，马克思曾经对这个纲领草案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6月6日他从伦敦把这个批评意见寄给白拉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1]由于它的原则性的、积极的观点，这个批判今天还很值得一读；但同时也有许多消极的见解，这是因为批判是从事实上不正确的前提出发的。马克思否认纲领草案忠实地反映两派的理论观点；他认为，爱森纳赫派已经彻底理解科学共产主义，而拉萨尔派是一个落后的宗派，这个宗派被历史发展所战败，必须向爱森纳赫派投降。这个错误完全可以说明，马克思写这个批判时的严重不满。他并没有夸大纲领的价值，而是十分坦率地说：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但是他反对“拿原则做交易”，认为人们参与其事以前，宁可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这种看法本身是无可指责的，假如两派中的一派哪怕只牺牲了自己的一点点原则，新的统一的党当然就会因此“挫折锐气”；这样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分裂，而当缺乏详尽的理论观点的现象即将显露的时候，就产生更危险的分裂。

　　马克思的错误在于，他在理论上高估了爱森纳赫派，而低估了拉萨尔派。他为什么会产生对爱森纳赫派的这种错误看法，我们不能下明确的断语。如果他仔细地、按期地读过《人民国家报》，那他就很难否认在爱森纳赫派的机关报中，各种折衷的社会主义还占很大势力。看来，马克思把狄慈根这样的人看做是爱森纳赫派的群众的化身，他被《人民国家报》反对拉萨尔派的所谓宗派集团的斗争，不知不觉地引导到这种看法，即爱森纳赫派的理解比实际更进步。马克思为什么低估拉萨尔派，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正如《人民国家报》在党派斗争时期常说的那样，马克思根本不看《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如果他所想像的拉萨尔派就是《人民国家报》上所描绘的样子，那他就必然给自己描出基本上是错误的拉萨尔派画像。

　　在哥达纲领草案中爱森纳赫派没有背叛自己的原则，拉萨尔派也没有提出使马克思对他们产生怀疑的保留条件。平常他习惯于根据工人运动的重大成就来评价工人运动，这次却过分地把事物放到显微镜下面，在词句的笨拙、不适当、不准确这些小缺点后面寻找实际上不存在的阴险企图。不可否认，他对拉萨尔的嫌恶在这封信中也影响到他的判断。他说，拉萨尔为了粉饰他同资产阶级的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敌人结成联盟，而粗暴地歪曲《共产党宣言》，这种指责是既苛刻又不公正的。拉萨尔没有缔结这种联盟，也没有粗暴地歪曲《共产党宣言》。在铁的工资规律方面，他不是以马尔萨斯的学说为依据的，而是像《共产党宣言》那样来理解这个规律。拉萨尔也没有创造“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它可以说是自行产生的，根据德国工人阶级十二年的经验，当它在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要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时侯，它总是首先受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最猛烈的打击。马克思还犯了一个错误，他在“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这句话后面看到了拉萨尔的仅仅攻击了资本家，而没有攻击土地所有者的可恶的遗产。“资本家阶级”一词恰恰来自爱森纳赫派的纲领，在那里这个词当然也是从包括土地所有权的一般意义来说的，而恰恰是拉萨尔派比爱森纳赫派更懂得从原则上来讨论土地问题。在这些论点和类似的论点上，马克思受到不满情绪的影响太大了，假如这种情绪的实际前提是正确的，那它就是完全有道理的。

　　这封信发生了它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能发生的作用。它使得纲领草案的个别论点写得更清楚明确，但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证明草案符合两派的理论认识的另一事实是，草案在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中得到几乎完全一致的赞同。4月15日在多特蒙德举行的西德工人大会还对草案进行了最严厉的批评。在这里提出的责难，在许多方面同马克思几个星期后在他的关于纲领的信中提出的原则性指责有关，最特别的是，参加西德工人大会的几乎都是拉萨尔派的代表，而且《人民国家报》很不高兴地接受了这一批评。6月18日，特耳克写了一封安慰人心的信给报纸说，西德工人大会决不想在统一的努力中散布不和的种子；关于统一的问题，西德工人大会的参加者无论如何要接受任何不与党的原则相抵触的纲领，哪怕它只是一张白纸，上面有一只握紧的拳头。^[2]

　　两派的合并是在5月22日至27日举行的哥达代表大会上进行的。大会只代表最后一季给两派中的任何一派缴纳党费的党员。拉萨尔派有七十三名代表，一万五千三百二十二票，爱森纳赫派有五十六名代表，九千一百二十一票。会议进行顺利而迅速，没有碰到任何重大的障碍。李卜克内西和哈赛尔曼在和睦的气氛中做了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李卜克内西虽然攻击铁的工资规律，但是没有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观点出发，而只认为按照普通的语言习惯，“铁的规律”是一种不可改变的、永恒的规律，而工资规律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不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可是不言而喻，拉萨尔始终只是就资本主义社会来谈“铁的规律”的，关于这一点决不存在任何误解，于是铁的工资规律仍然载在纲领里。同样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也保留下来，关于这种合作社，哈赛尔曼说得对，它们从没有被拉萨尔派所误解，而始终只被爱森纳赫派所误解。关于“反动的一帮”特别进行了表决；一百十一名代表以二万三千零二十二票赞成，十二名代表以二千一百九十一票反对；少数派主要由萨克森和南德代表组成，他们不是从《共产党宣言》的立场出发驳斥这句话，而只想把它当做在策略上同人民党结成联盟的障碍而加以清除。关于纲领的讨论并不热烈，这正证明，两派之间在理论上不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

　　组织问题也没有特别令人头疼。

　　全德工人联合会和拉萨尔派的大多数工会，已根据3月16日的法院判决在普鲁士最终解散了；根据最近一年的经验，人们知道即使开始时有些抗拒，最后也总有一些法庭来批准警察机关对结社法所做的随心所欲的解释。组织提案基本上通过了，党的三个最高机关的有点臃肿的组织也保留下来，做有关组织问题报告的奥艾尔的建议没有被接受。因为哥达的组织不久就被特森多尔夫摧毁了，所以不能说这个组织好还是不好。总的就来，形式上的组织问题从现在起就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感谢党的迫害者，现在党可以使“组织迷信”的奢侈得到节制了；它干脆在敌人经常发动进攻的地方建筑碉堡，无产阶级的团结使这些碉堡经常由善于抵抗的队伍驻守。执行委员会的驻地迁移到汉堡，正如倍倍尔所说的，汉堡是社会主义德国的首都。按照倍倍尔的建议，根据两派的力量对比，有三个拉萨尔派和两个爱森纳赫派被选入执行委员会：哈森克莱维尔和哈特曼任主席，奥艾尔和德鲁西任书记，盖布任司库。新的组织定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在有关党的报刊的问题上，同样很快就取得了意见一致。各方面都希望只有一个主要机关报，但是由于一些不得已的、特别是财政方面的原因，《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人民国家报》暂时作为中央机关报保留下来。地方党报只有在创办时得到党机关同意的，才被认为是党的机关报，可以要求党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对过分热心创办地方报纸（在爱森纳赫派那里也是这样，恰恰是他们在这一方面积累了许多实际经验）已经有了一定的反应。正是在这个时期，在卡尔·希尔施和奥艾尔之间的很有教益的论战中，讨论到地方报刊多的利弊问题。与此有关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即建立合作印刷厂的问题，爱森纳赫派在莱比锡已经这样做了，拉萨尔派则至今还拒绝作为战斗的党而背上这个可能被没收的财产的包袱。在这个问题上，爱森纳赫派的见解取得了胜利。在运动的巨大中心，对自己的机关报的需要非常迫切，不能等闲视之，为了保证党员对党报有尽量广泛和可靠的所有权，创办合作印刷厂是适宜的。

　　在工会问题上已经没有什么争执了。代表大会根据弗里茨舍的提议，宣布只要存在着雇佣劳动，工会组织就不但是必要的，而且能促进工人的事业，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下这是可能的话。双方现有的工会组织合并起来了，当然，工会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已经成为过去。

　　5月27日午夜，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在它的参加者各方面都感到满意的情况下闭幕了。自从拉萨尔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以来，整整过去了十二个年头。在哥达大会的这些日子里拉萨尔主义永远消失了，但是这些日子也是拉萨尔的最光荣的日子。不管马克思对哥达纲领提出的积极的反对意见多么正确，他的关于纲领的信的命运仍清楚地表明，拉萨尔正确地认识了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德国的一个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工人党作为社会革命的支柱能够得到发展。

^[1]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1-35页。

^[2] 梅林的上述种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在两派合并中，爱森纳赫派的若干领袖以原则作交易，对拉萨尔派作了不应有的让步，从而把机会主义带进了新的党内，造成了后来的恶果。梅林特别错误的是，他把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说成是一种吹毛求疵，“是从事实上不正确的前提出发”，而没有认识到这个批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意义。至于梅林说到的，这个纲领草案曾得到有觉悟的工人的赞同，这并不能证明纲领就是正确的。正如恩格斯在1875年10月12日给倍倍尔的信中说的，这是因为工人们从纲领中读到了纲领中所没有写的东西，而且对它作了共产主义的解释。——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