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二章 财源茂盛 一 滥设公司骗局和文化斗争普鲁士军事国家和德国资产阶级间的妥协使自上而下的革命得到了保障，于是这两股力量就共同进行了色当之役以后的侵略战争，并共同分赃。自由党的“知名人士”进行可笑的欺骗，说什么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可以导致欧洲的取消军备。毛奇非常严肃地驳斥了这种欺骗：“我们在半年内用武器取得的东西，我们要在半个世纪中用武器保护它，使其不被人们再从我们手里夺去。”军国主义靠自己的罪恶起家，它发展到连六十年代的最大悲观论者也难以置信的规模，自由资产阶级不得不忍受它的天才政策的后果，不管这个后果是好是坏。 侵略战争的另一种后果对自由资产阶级较好一些。德国军队的冲击给它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虽然几十亿巨款绝大部分落到军事国家的手中，国家利用这笔钱还债，支付赠款和养老金，建造要塞和兵营，更新现有武器和军需品，但是现有资本和货币流通量的大量增长，使年轻的大工业得到了巨大发展。所有工业部门都在积聚资本。1871年至1873年股份资本达十二亿塔勒以上，差不多等于法国的战争赔款的数字。各式各样的银行和工业公司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钢铁企业和煤矿企业纷纷建立起来，并且计划修筑许多铁路。这是一股投机的热潮，在这里资产阶级连最后一点政治立场也抛弃了。 资产阶级在送给它金银财宝的“世俗人”[1]面前表现卑躬屈膝。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之后逃亡国外、在巴黎同银行和交易所发生了关系的路德维希·班贝尔格尔，一语道破苦恼的官吏的心理：我们简直是狗啊！这句伤心话得到普遍同情，可是却被人明显地误解为班贝尔格尔和他的民族自由党的朋友们的政治自白。在经济立法领域内，俾斯麦暂时继续让自由资产阶级自由行动。他得到许多赠款，因而由半破产的小贵族的代表变成兼营资本主义工业的大地主的代表，这个阶级非常热衷于扫除封建行会的残余。此外，滥设企业的热潮必然激发起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的本能，这种热潮为了能够使整个资产阶级世界陷于狂热，而把它变成一个赌场。暂时还是俾斯麦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得力助手的德尔布吕克，以政府官员的身份恬不知耻地得意洋洋地宣称，不损失利息，是当代的秘密，任何立法也不能阻止傻子摆脱他的金钱。对于这番话，俾斯麦是无可指责的。关于统一的民权和迁徙自由、关于营业自由、关于统一的度量衡和货币、关于保护国外的商业以及其他等等的新法令，尽管它们在个别地方还有缺陷，但总的说来肯定是一种历史进步。新帝国的预言家特赖奇克耸人听闻地断言，资产阶级把这个立法送给工人阶级，是“出于上层等级的责任感”,“正确地认识到它的社会义务”，这种说法是颠倒黑白。统治阶级很少或者从来没有把经济发展的一个早已不可避免的进步以如此狭隘和自私的方式记载下来。这种情况是出现在统治阶级发现无产阶级不向前迈进，资产阶级也裹足不前的时候。 甚至早在反对建立帝国的分立主义反对派组成一个议会大党以前，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德国军队间接地推翻了教皇的世俗统治，从而把天主教会的一切可以投入战斗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拥有五十七名成员的一个专门的天主教党团，以中央党的名义进入了第一届德意志帝国议会。这个党并不是真正对俾斯麦已经怀有敌意，在普法战争以前不久，俾斯麦还恭维耶稣会士是值得尊重的盟友，并反对过一切过分的要求，即要求通过外交干涉来阻止在1870年的梵蒂冈教会会议上宣布教皇毫无舛错的信条。可是这个新党成了所有分立主义分子的汇集地，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莱茵河畔、西里西亚、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地区，一向对特殊的普鲁士主义非常反感。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稍后还有信仰天主教的阿尔萨斯人）也是这样。中央党的分立主义性质一开始就远远超过它的宗教的性质，以致信奉东正教和耶稣教的汉诺威王党分子也参加了这个党。所有由于拥护分立主义而反对新德意志帝国主权的人物，都集合在教皇全权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这是一群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各不相同的分子，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趋向——从小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到封建浪漫主义和狭隘的行会观点。曾任汉诺威大臣的文特霍尔斯特（他不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而是像俾斯麦那样的旧派外交家），成了这个五花八门的集团的领袖，这就可以说明这个党的特点。 对于一个无须有天才、而只对现代文化生活有一定理解的政治家来说，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使这个反对派失去活动能力。只要新帝国不再用普鲁士的班长棍而是像现代文明国家那样进行统治，这个反对派就必然分化为性质各不相同、但在历史上都是落后的一伙。可是在1870年以后，俾斯麦不再做他1866年以后在一定程度上做过的事情了。他不善于巧妙地利用现状，对“十九世纪的海格立斯”[2]的奉承，使他的眼光受到容克地主的旧水平的限制。每当他用普鲁士的班长棍痛打一切不愿立刻随着他的口哨跳舞的人的时候，他总以为自己走在时代的前头。谁不顺从他的脾气和禀性，谁就是“帝国的敌人”，谁就要受帝国的迫害。尤其是波兰人参加中央党，挑起了他对波兰人的盲目憎恨。中央党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把他推上正确的道路，因为中央党在1871年春天公布的纲领的两个要求中，把分立主义观点即各邦的独立和自决放在第一位，而把宗教观点即保护宗教团体不受世俗立法的干涉放在次要地位。由于对这种情况有悲喜剧性的错误认识，俾斯麦以为同天主教会交锋，就可以驾驭分立主义反对派。他给天主教会颁布了各种特别法令，用暴力干涉天主教会的内部事务，虽然他本人在青年时代曾经见过，罗马的传教师出色地严词申斥普鲁士的警察。他自己不用资产阶级自由的武器来进行斗争，而却迫使中央党使用这个武器，这就使得中央党能够在他的反动权术面前立于不败之地，尽管他曾经大言不惭地说，他是不会到卡诺沙去的。 当然，如果他的愚蠢还可以超过的话，那么自由资产阶级的愚蠢就超过了它，自由资产阶级也跟俾斯麦同甘共苦走向这条道路，虽然它是在封建观点支配下成长起来的，可是这种做法也不能使它得到宽恕。甚至像菲尔肯夫这样有学识的人，给这种羊人剧[3]取了“文化斗争”这样一个尊贵的名字，自己也不认为太坏。然而对于狡猾的滥设企业的创始人来说，这个“文化斗争”只是更便于掠夺群众财物的机会罢了。人们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认为，在议会里和报刊上“攻击罗马”最卖劲，最庄严地召唤可怜的乌尔利希·胡登的阴魂的人，在滥设企业的泥沼里也必然陷得最深。有几十个进行文化斗争的帝国议会议员，为了给自己的欺骗性的诺言镀金，把他们的议员头街印在创办滥设公司的缘起上，并为“爱国的金钱势力”效劳，尤其是为毁灭中等阶级的幸福的吸血鬼中的两个巨头——贴现公司和布莱希勒德家族的银行效劳。从前的共产主义者、现在的民族自由党领袖米凯尔，在贴现公司的议会代表中出类拔萃。他是贴现公司的经理之一，四年内，他的收入达到一百三十三万八千七百三十马克十分尼。如果某个好管闲事的“帝国敌人”认为，米凯尔可能在贴现公司的可怕的滥设企业中进行了同这笔收入相适应的活动，那末米凯尔便含着眼泪诉苦说，他是遭到诽谤的无辜者。米凯尔硬说，这笔可爱的收入，是他附带从事司法鉴定（每个穷陪审官都很乐意为每年几千马克的收入做这种工作）得来的。在布莱希勒德的议会代表中超群拔俗的西里西亚容克和自由保守党领袖冯·卡尔多夫，也同样巧妙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滥设许多最血腥的投机企业，只是为了致力于议会活动，并给祖国保持他作为立法者的不可替换的力量，而又不遭受财产损失。 自由资产阶级的政论界先锋战士同这个阶级的议会活动的先锋战士是互相适应的。这时鲍尔·林道和他的《现代》代替了古斯塔夫·弗赖塔克和他的《边境使者》，林道是一个末流作家，他甚至不懂得把第二帝国的文学输入德国，而是把这种文学的渣滓输入德国。1866年以后投靠了俾斯麦的卢格，现在丢掉了一切的梦想写道：“布伦奇里和雷特维茨被宣布为主要作家。难道这就是‘现代’吗？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吗？……林道让所有著名人士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空论，而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派，历史似乎是纯粹的空论。”不错，历史是纯粹的空论。古伊多·魏斯在《天平》上做了打起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旗帜的最后尝试，可是，不管这个小小的周刊在风格上、精神上和知识上比林道的《现代》高出多少，仍然没有熬过几年的慢性病。 一群没有操守的记者像一具死尸上的蛆一样，聚集在资产阶级的日报里。至于交易所报纸和商业报纸就更不用提了，只有傻瓜才会期望这种报纸不是这个样子，甚至连自命“伟大”而“高尚”的政治报刊也受到了腐蚀。在虔诚的《十字报》上也刊登交易所的广告，民族自由党的《国民报》和进步党的《福斯报》的商业编辑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来欺负公众，凡是受法兰克福交易所支配的滥设公司，都成了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的股东。这个报纸的商业编辑贝恩哈特·道克托尔写信给《泰晤士报》说：“假如我们不是有一种煽动工人反对他们的老板，并用决不可能实现的希望逗引他们的荒唐蛊惑家的挑衅精神，社会各阶层就会太平无事，国家就会享受迄今从未有过的幸福。”为此马克思对他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可是马克思尽管目光敏锐，也没有预见到，不到五年，整个官方德国——从天才政治家俾斯麦到同样天才的反对派预袖欧根·李希特尔，都会唱出那暧昧的交易所经纪人首先唱出的同一调子。 二 农业社会主义和讲坛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滥设企业极盛时期，出现了两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按其实质来说，这两种社会主义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各具有特殊的形式，它们企图利用这种形式来影响当代的阶级斗争。 农业社会主义是在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信贷困难”中产生的，他们的地产有的由于经营不当，有的由于产权变动、出让或分配遗产，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大量抵押出去。这个阶级的经营方法虽然落后，但在大工业的发展中也有它的一份，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价格也上涨了，可是资本利润比地租增加得更快，因此容克地主的地产的价值就随着降低。土地本身没有独立的交换价值，因为它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它的表面的交换价值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在社会交往中，一块土地所产生的地租被看做是资本的利息，是按照当时的利率资本化了的东西。一块能收四千马克地租的土地的交换价值，在利率为四厘的时期，为十万马克。现在利率是按照资本利润加以调整的；如果资本利润比地租增长得快，那么土地的交换价值就要降低。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如果地租由四千马克增加到四千五百马克，而利率由四厘增长到五厘，这块土地便只值九万马克。它的生产价值增长了百分之十二强，而它的交换价值却降低了百分之十。事实上，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利率由四厘增加到五厘，而地租只是相应地缓慢增长，以致耕地的价值降低了将近五分之一。因此又给从老弗里茨时代以来一直依靠受之有愧的或者受之无愧的国家援助来维持的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阶级提出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给有产阶级的这个阶层，而不是像容克地主喜欢断言的那样，给农业生产本身提出来的。并不是因为农业生产涸竭了，容克地主才趋于没落，而是因为农业生产被掌握在一个封建闭塞的、负债累累的阶级手中，农业生产才好像涸竭了。它渴望资力雄厚的双手，能使它同现代大规模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并由此达到空前的高涨。这种发展肯定是由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条件中产生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是无药可医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要试验或建议的药方，就具有违反历史必然性的一切行动的命运：它们本想减轻压力，结果却增加了压力。许多抵押银行企图用把抵押券变成流通证券和世界市场证券的办法，帮助容克地主渡过“信贷难关”，正如洛贝尔图斯所说，它们为了把马变成鸟，白白浪费了许多力气。即使人造翅膀能够帮助骏马暂时飞腾上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匹马立刻就会摔下来，跌得粉身碎骨。可是洛贝尔图斯推荐的药方也不高明。他以真正的空想主义者的方式，想用不可收回的地租证券代替可以收回的抵押资本；商品应该作为商品生产，而不应作为商品交换，洛贝尔图斯企图利用中世纪的地租证券，封建生产方式的负债形式来保护总的说来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的地租，使其不受在资产阶级世界中可能遭到的一切讨厌的冒险的不良影响。如果这种意图正如它有很多理由不能实现那样，也有许多理由可以实现，那么它就会使容克地主完全陷入因境，因为他们依靠不可收回的地租证券，只会在比依靠可以收回的抵押券更为不利的条件下，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资本。 所有这一切同无产阶级没有直接关系。工人没有任何理由为许多世纪以来赶走小农，而现在自己也被现代大资产者赶走的旧普鲁士的“世家”掉眼泪。由宗法式的农业向大工业的农业的转变，虽然没有使农村无产阶级脱离苦海，但却减轻了它的苦难。虽然如此，却有一种见解认为，容克地主同无产者之间具有共同的利益。容克地主的“信贷困难”是由于资本利润比地租增长得快而产生的。如果通过提高工资在国家产品中的份额，降低资本在国家产品中的份额，结果增加工人对面包和肉类的消费量，同时也就提高了地租，那岂不是很好呜？农业社会主义就是以这种思想为基础的，它的先驱者是洛贝尔图斯和鲁道夫·迈耶尔。 鲁道夫·迈耶尔比洛贝尔图斯足足小三十岁。他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使他进入易北河东的农业利益集团，而他明显的自命不凡和他在历史和经济学方面所获得的丰富知识，能够使他不致走上封建浪漫主义的歧途或者甚至成为容克阶级的雇佣文人。他是瓦盖纳的小同乡，在瓦盖纳的顺导下，在一家保守党的报纸中崭露头角。可是无论是瓦盖纳还是洛贝尔图斯都不能决定他的一切。鲁道夫·迈耶尔已经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开始占统治地位的新时代的儿子。对于洛贝尔图斯的空想，他并不感到实际兴趣，而只从学术的角度表示钦佩。相反地，他对洛贝尔图斯始终不了解的东西，却有了深刻的理解。鲁道夫·迈耶尔具有真正的战斗性，他对“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具有一种亲近性的感觉，他用勤劳而熟练的手，先在《柏林评论》，后来也在一本内容渊博的著作中收集了这一斗争的证据。在他同自由派的自由贸易主义者进行占优势的战斗的时期，他喜欢出席社会民主党的会议，虽然他有自己的特殊立场，但毕竟是一个正直的人，工人们把他看做是值得欢迎的客人。他不进行社会蛊惑，并不是因为他为人正直，而是因为他很聪明。他坦率地对工人们说，他们的道路同他的道路最后是要远远分开的，但是他想同他们共同走的一段路程，并不是离开正道通向泥沼，而是确实在他们的道路上一直通往标淮工作日的里程碑。 鲁道夫·迈耶尔在工人那里得到了同他对他们的有条件的友谊相适应的有条件的赞同。可是他想无条件地进行帮助的容克地主，却无条件地不赞成他的意见。如果说容克地主已对经常玩弄手腕给自己的丸药裹上糖衣然后再给他们服用的洛贝尔图斯发生怀疑的话，那么他们就对鲁道夫·迈耶尔的“保守的街垒风格”越来越感到恐惧。洛贝尔图斯抱怨说：“这些乡下佬太愚蠢了”。农业社会主义肯定也不能长期对容克地主有所帮助，但是它可以保证容克地主在完成了日益失去历史礼仪的任何概念的日常工作以后，在历史上有一个体面的归宿。这些勇士为了利用更残酷地压榨和压迫群众的办法，换取苟延残喘的时间，宁可利用他们的惯技，去抓“立法的门把”。只要地租还在增长，他们就感到刀子还没有真正搁到他们的脖子上。 在滥设企业和文化斗争时期，他们在政治上分为三个集团。自由保守党人从大地主那里吸收自己的成员，这些大地主同时也是大资本家，并且已经用经营工业的方式经营农业。他们同资产阶级进行可爱的竞争，拼命滥设公司。正如卡尔多夫是布莱希勒德的议会代言人那样，乌耶斯特公爵和腊提博尔公爵成了资本主义冒险家施特鲁斯堡的凯旋车的挽马。这一派的容克地主在变成资产阶级的成员以后，甚至毫不客气地利用了原来同等级的人的“信贷困难”。他们为了换取不多的报酬，成立了臭名昭彰的中央土地信贷公司的装门面的管理委员会。这个公司是由六家大滥设公司，即路特希尔德、奥本海姆、富尔德、弗雷米、布莱希勒德和汉泽曼-米凯尔创办的，政府赋予这个公司以非常的、甚至有一部分在法律上成问题的特权，据说是为了拯救地产，实际上是为了把它交给资本的暴力。相反，新保守党是由那些根本没有地产或者只有很少的地产因而完全依靠政府推持过活的容克组成的，也就是由跟着政府的指挥棒转的“邦联议会合唱队”组成的。最后，老保守党是始终不理解世上发生了什么事的顽固容克的真正战斗部队。他们以为通过祈祷和诅咒就能够回到宗法时代；正如鲁道夫·迈耶尔所讽刺的那样，他们把轮子的响声和蒸气机的吼叫当作纺车的优雅低吟和牧笛的奏鸣，他们想用“惩罚”使工人“变好”，以便消灭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在学院的温室里成长起来的讲坛社会主义的举动比洛贝尔图斯和鲁道夫·迈耶尔这样一些人的农业社会主义更为怯懦和可疑。就其根源而论，讲坛社会主义是学者们对由于美妙地无所不包而终于跌倒的自由贸易论的反抗。自由贸易论鼓吹资本的任何利润和利息都是人类的重大成就，在英国和法国几乎引不起人们同情的最无聊的花言巧语，以“国民经济科学”的名义流传于德国的市场和街巷。过去拉萨尔曾经用夸张的批评口吻说，德国的自由贸易论者最喜欢废除一切国家，把司法包给索价最低的人，而现在诙谐家布朗却严肃而激愤地宣称，如果国家管理司法，国家就扮演市民社会的，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没有生意的营业主任的角色，判决案件是那个社会所信任的法律技术员的事情，国家应该干脆执行他们的判决。可是，班贝尔格尔赞扬交易所是一个巨大的劳动工场；他认为，现有的社会存在形式以外的其他存在形式，都是人类所不可想像的，正如世界以外的存在不可想像一样。自由贸易论者甚至宣布，利用统计研究现社会也是白费脑筋的，因为国民经济是受永恒的自然规律支配的。 于是有许多研究过历史和统计学的、大多数比较年轻的学者起来反对这种鬼话。统计学使他们对自由贸易派的永恒的自然规律产生了异端的怀疑，他们从历史上知道还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的人类生存形式。为了向各邦政府告发他们的这种罪行，为了在小市民面前中伤他们，愤怒的自由贸易主义者把他们叫做讲坛社会主义者，这些被激怒的人之中的一个甚至从他那庸俗的商人意识中挤出一句美丽的诗：他们没有勇气去找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其实讲坛社会主义者同科学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都毫无关系。他们根本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学派。他们的大概可以以赫尔德为代表的右翼，“对原则具有原则性的厌恶”，同比较明白事理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大同小异。他们的大概可以以阿道夫·瓦格纳为代表的左翼，有时极笨拙地模仿了拉萨尔的论战方式，或者也向洛贝尔图斯献媚，然后又心甘情愿地担任教会或国家中的一切反动派的帮凶的角色。 讲坛社会主义的重心落在它的中间派身上并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派别身上，表现出当时德国仅存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资产阶级社会分裂为进行着你死我活斗争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采取的态度。施穆勒论德国小工业的著作和布伦坦诺论英国工会的著作是两个永久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它们包含着讲坛社会主义的内核，如果讲坛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是值得一提的现象的话。讲坛社会主义赞成工厂法和工会，但不是根据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不是把它们当作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个阶段，恰恰相反，是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精神，这种经济学企图在从逻辑上能够保持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保持资产阶级社会。这些讲坛社会主义者不是资产阶级的敌人，而是它的莫逆之交。他们的错误是，他们认为长期拯救资产阶级社会是可能的，但是只要这种拯救还有可能，当然只有采用布伦坦诺和施穆勒所建议的方式。他们的建议要是被及时采纳，德国的革命的工人运动，即使不致于窒息致死，也会显著缓慢。 即使讲坛社会主义者有了某种贡献，那也是个别人以个人的身份完成的。他们想组织起来，成立凌驾于正在斗争的阶级之上的机构的企图，一开始就毫无成果。他们没有共同的原则，只能把各种不同的脑袋放到“伦理的热情”这顶暖昧的帽子下面。因此给一切可能发生的混乱敞开了大门，这种混乱肯定会准时产生，以致几年以后，讲坛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就同国民经济代表大会结成了亲密的同盟。它对最近几十年的阶级斗争不发生任何影响。 资产阶级时在1873年春天实际表明了它对“伦理的热情”的了解。1866年以后又走进政界的瓦盖纳，为旧日的嗜好所迷惑，尝了尝滥设公司的骗局的味道。他不是比任何人都坏的罪人，他只参加了波美拉尼亚中央铁路公司，这个企业本身是有益的，建立这个企业比建立其他上百个企业，带来的不是更严重的犯法，而是比较轻微的违法行为。同卞尼格先创立的汉诺威-阿尔滕贝肯和吕纳一经能堡铁路公司相比，波美拉尼亚铁路公司差不多像用沐浴海绵洗过的婴儿那样干净。瓦盖纳应得的几千塔勒的滥设企业利润，在大发横财时期，也是一件小事，以致后来交易所讽刺说，瓦盖纳受到惩罚是应该的，因为他以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损害了事业。自由党人已经把瓦盖纳看做俾斯麦的凶恶的守护神，非常惧怕他，按照他的服务年限，不久将被任命为内阁首席顾问，一旦担任这个职务，他就可以向皇帝面奏。这个在此以前由贴现公司的一个心腹担任的要职，决不能落到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同时又是对资本主义有透彻了解的人的手中，于是拉斯克尔（在他的集团中，至少有三十六个加倍有罪的滥设公司）在普鲁士众议院中用“伦理的热情”攻击瓦盖纳，破口大骂他是一切滥设企业的腐败的典型。 这是一个无法形容的厚颜无耻的喜剧，可是这场戏演得很成功。俾斯麦为了“爱国的金钱势力”牺牲了他的老朋友，又是贴现公司的一个心腹担任了瓦盖纳没有到手的职位。人们还成立了一个王国调查委员会，在扫除滥设企业时期，这个委员会显然成了一把非常奇特的扫帚。容克地主对农业社会主义置之不理，资产阶级也对讲坛社会主义置若罔闻，对于他们这些太聪明的人来说，什么好建议都是不值钱的；他们宁可让他们的学费增加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对于他们已经开始被大破产扫除掉的大钱柜来说，也是难以支付的。 [1] 对俾斯麦的讽刺称呼，在本卷中反复出现。一一译者 [2] 指俾斯麦，海格立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古希腊勇士。——译者 [3] 古代希腊在演出悲剧后加演的一种轻松戏剧。因主角都是希腊神话里的小神“羊人”而得名。题材虽和同场演出的三联悲剧有一定的联系，但主要用以缓和剧场气氛，供人娱乐。——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