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 第二章 拉萨尔的策略转变
三 拉萨尔同司法和警察的斗争普鲁士官厅对拉萨尔本人和他的宣传活动表示愤怒，拉萨尔本可以从这一事实推出，旧普鲁士国家是很难用计取胜的。俾斯麦并不庇护他；即使俾斯麦想这样做，他也很难办到。警察国家有自己的头脑；它本能地感觉到，想使群众脱离它的统治的一切尝试。粗野的警察想使无产阶级离开拉萨尔，走向舒尔采-德里奇，他们仍然执行着自己的任务。 可是拉萨尔同司法和警察斗争的方式，使他得到极高的荣誉。为一根稻草而极力活动，拿荣誉作赌注，这是他在这个斗争中的口号，他时常发表德国自由主义从没有理解的意见：只有每个人尽一切力量，打消一切顾虑把他所遭遇到的任何违法的暴力都充分公之于世，每次又重新诉诸国内公共的法律意识，那么警察国家才能变成一个法律国家。不管这个思想说得多么玄虚，它比那些因为不能对抗而适应任何警察专横的讲求实际的人的行动要实际得多。假如资产阶级反对派从来就赞成拉萨尔的原则，那么普鲁士的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早就会比宪法上的一纸具文要强一些。自由主义不这样做，却对警察企图用来镇压年轻的工人运动的一切阴谋诡计公开或不公开地报以掌声。更值得尊敬的是，拉萨尔心力交瘁地企图保护自由，哪怕因此引起别人对他的憎恨（作为个人长期下去他必然遭到失败）也在所不惜。 拉萨尔反对无法无天的专横行为的斗争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典范。虽然如此，详细研究这个斗争的细节是不可能的，或者正因为如此是不值得的。拉萨尔和他的拥护者所受到的警察迫害，今天还很普遍，无须详细叙述。谁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战斗过，谁就亲身体验过这种迫害。搜查住宅、逮捕、没收和撤销营业许可，解散和禁止，一切都根据已经给警察的胡作非为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天地的法令执行，可是在这些法令给警察规定了一定界限的地方也被它毫不犹豫地越过了。这些就是警察所使用的崇高手段，其目的是反对为了劳动阶级的利益实行普选权的和平、合法的宣传活动，执行它的维护社会和国家的任务。 警察的集中体现是司法。撇开只是警察国家的没有意志的工具的检察官不谈，法官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这个国家。他们从统治阶级中得到补充，受严厉的纪律法的统治，甚至他们之中较好的人也被普鲁士刑法典的弹性条文所迫，把他们的阶级偏见作为审判的基础。阶级司法无须用拉萨尔是个反动分子的鬼话来欺骗自己或别人。它乐意为他证实，他与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小人不同。在反革命通过一系列杀害无辜的可耻行为而得到巩固以后，它适应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缓慢速度，没有操纵被它收买的司法，越过一定的界限。在五十年代，根据刑法典的弹性条文提出公诉的情况较少，进行的惩罚也较少。由于侮辱，由于挑起仇恨和蔑视，由于诽谤国家机关等等而被判监禁，在当时就是一件大事，如果判处监禁，刑期也只以天数计，最多以几个星期计。当工人鼓动家拉萨尔出现在社会舞台的时候，这种情况一下子就改变了。检察官急忙对他起诉，这种控诉使人很难说出到底是起诉理由之幼稚，还是量刑之重，更使人惊奇。九个月监禁，两年监禁，三年惩役，一年之内刑期迅速增加，法官们并不十分缓慢地使司法成为受到威胁的阶级特权的复仇之剑。 拉萨尔受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审判，是由《工人纲领》引起的，据说这个著作挑拨没有产业的阶级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蔑视。拉萨尔先在市法院后在高等法院为自己进行辩护的发言，不仅是辩护发言中的杰作，而且也是他的社会政治鼓动的武库中的有价值、有效力的武器。同他1849年的辩护发言一样，他在发言之前就先付印。这些发言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丝毫勇于战斗的朝气，仔细的准备也没有损害令人惊奇的机智，他在审判的一切变动中依靠这种机智都能找到正确道路。在市法院进行的初审很是激烈。拉萨尔作为杰出的辩论家不顾庭长的一再打断，仍然坚持发言，这种方式同他对检察官谢林的惩罚同样是典型的，他引证了检察官的父亲，哲学家谢林的著作使检察官受到道义上的谴责。 当然，无论是检察官或者是法官都不能攀登《工人纲领》的科学高峰。他们求助于胡言乱语，也就是拉萨尔在极为尖锐的辩护发言中谈到的，一句话吞下另一句话。像苍蝇粘在胶水上一样，他们粘在革命这个字眼上，他们只懂得把这个词用“干草叉[1]的意义”来解释，只懂得把它理解为杀害和击毙。他们根据普鲁士“法治国家”的精神毫不讳言，平常可以随便说的话，在工人面前不能说。他们据以进行可以说是合乎实际情况的攻击的唯一的一点，就是对间接税不成比例地压在劳动阶级身上这一事实的争论。当然拉萨尔后来在高等法院可以说：“恰恰为了这一点而受到惩罚是严酷的、令人愤慨的。三百年来，这个问题在科学上已经载在许多书中，甚至每本入门书中，所以受到惩罚，只是因为检察官和法官从没有看过国家经济学纲要。”由于这种无知，拉萨尔在检察官建议判九个月监禁以后，被判四个月监禁。拉萨尔请求法官为了历史将记下他们的姓名，而宣判他无罪，法官不答应，他们宁可把自己的名字——皮尔辛、科尔克和冯•符尔芬——写在不公正的法官的黑榜上。检察官谢林的道义上的破产由于官运亨通而得到安慰。他一直当到普鲁士的司法大臣和德国司法国务秘书。 拉萨尔给他的第一审的辩护发言冠上《科学和工人》这个标题。它的最精采的部分是这样一种主张：“对历史有比较深刻了解的人都知道，社会生活的一切状况处于普遍衰亡之中，只有两样东西是伟大的，只有两样东西在渗透欧洲生活的一切血管的私欲的慢性痨病中保持朝气并且继续生殖，这就是科学和人民，科学和工人！只有这两者的联合才能赋予欧洲状况的嫩芽以新的生命。科学和工人，社会的相对的两极，如果它们拥抱，就能用它们的铁臂粉碎一切文化障碍，它们的同盟就是我的目标，只要我活着，我就决定把我的生命献给这个目标。”在《公开的答复》发表前不久，拉萨尔为《工人纲领》辩护而发表的这一演说，是完全无愧于《工人纲领》的。这个发言中还有许多空洞的理论，其中恰恰有真正拉萨尔的东西，但是还没有令人忧郁的愤慨，它是一个战士的图象，在战场的尘土还没有扬起以前，明朗的阳光再一次照射在他闪亮的武器上。 在拉萨尔在高等法院为抗议市法院的判决而做的伟大发言中，已经沾有一点这种尘土了。这个发言谈到间接税和劳动阶级的状况，它证明，间接税是把捐税负担由有产阶级身上转到无产阶级身上的一种手段，他在过去和以后都没有像这次证明得这样彻底和不可反驳。这个发言在这一方面具有永恒的价值，仅仅是这个发言就足以驳斥，拉萨尔在经济学方面是外行的谬论。拉萨尔同样确切地反对错误对待“革命”一词。他再一次给革命下了定义，说它是代替现状的一种新的原则，不管它用不用暴力，同时他给这个有名的名词补充说：“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相信将来要发生革命。如果人们有头脑，决心适时地、自上而下地进行革命，革命就会完全合法地，带着和平的一切恩泽到来，不然革命就会在某个时期内，在暴力的一切振动下，穿着铁屐，披头散发地闯进来。无论如何，它将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到来，如果我远离日常的喧嚣，深入历史之中，我就听到它的脚步声。”拉萨尔用辛辣的讽刺，鞭笞阶级的司法，这种司法不判断所说的内容，只判断说这些话的人和地方。他可以引证，普鲁士统计局局长、枢密顾问思格尔与他发表《工人纲领》同时在合唱协会的资产阶级公众面前做过一个内容完全相似的报告，没有受到控告。他可以宣读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恩格尔勇敢地向他证实了这种一致性，并用容易理解的暗示补充说，在由专门学科引起的一切诉讼中，也像在由工商业引起的诉讼中那样，重点应该放在专家的鉴定上。因此，在拉萨尔的这个发言中，重要的和伟大的方面是主要的，可是在个别地方，人们感到这个发言是他在1863年春天，对进步党对他进行的诽谤保持着最初的新鲜印象的时侯写的。 尤其是他突出了这个非常正确的思想，即间接税的大量增加是资产阶级历史时期的有特征的标志——这个时期既包括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包括现代专制制度——，他把自由贸易派资产阶级同他在其法官面前进行辩护的国家处于对立地位。他对法官们说，他们不属于自由贸易派，不属于那些现代的野蛮人，这些野蛮人憎恨国家，不是憎恨这个或那个一定的国家形式，而是憎恨一般的国家，正如他们有时明确地承认的那样，他们很想废除一切国家，想把司法和警察包给索价最低的承包人，并利用股份公司来进行战争，使得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还有道德，从那里能对他们的用资本武装起来的剥削欲望进行反抗。“先生们，不管使你们和我分开的分歧有多么大，面对着这种瓦解一切道德的行为，我们手搀手地站着。我同你们一道保卫一切文明的古老的灶火——国家，反对那些现代的野蛮人！”这是一个危险的论证，它很容易被反动的蛊惑所利用，而且也确实被利用了。那是在十五年后，那时高等法院所服务的那个国家把一种间接税的可怕的新负担压到被它用暴力钳制着的工人阶级肩上，只有“现代的野蛮人”（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反对这种压榨群众的行为。拉萨尔本人通过高等法院的判决马上就知道，这个国家是多么不算一个国家。高级法院虽然同低级法院一样害怕暴露自己，因此把惩罚减为一百塔勒的罚金，但是它没有推翻第一次判决这个司法怪物，而且也给《工人纲领》判了死刑。 检察官谢林进行报复，他根据拉萨尔第一审的辩护发言而控告拉萨尔犯了诽谤罪（这个案件以判处拉萨尔一个月监禁而结束），并且控告《告柏林工人书》为叛国。拉萨尔非常冷静地应付这个控告。他给达姆尔写信说：“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事件，它的根源只在于检察官谢林个人的报复心”。这个案件于1864年4月12日在国事法庭审理，拉萨尔被控为旨在用暴力改变普鲁士国家制度的活动做了准备工作，事实上这个案件以拉萨尔被宣判无罪而结束。可是由于诽谤国家机关和侮辱内阁而对他进行的、另外两个与此有关的控告，由特别法庭转到正式法庭，同时又根据某些弹性条文对拉萨尔的辩护发言再提出一次新的控告。因此事情就停留在这个漂亮的原则上：由每个毁灭性的控告中，生出两个或三个新的控告。拉萨尔在叛国案中所做的辩护发言的第一部分毫不费力地驳斥了检察长阿德隆的司法谬论，第二部分则考察了控告的政治方面，同时发表了根据拉萨尔的见解，可以促使国王和俾斯麦通过实行普选权、强行改变普鲁士国家制度的意见。 关于这一方面所要说的，和关于拉萨尔同俾斯麦的会谈所要说的相同。拉萨尔在这个发言中对进步党攻击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厉害。他称进步党是一个想用王室用恩宠给它做成的项圈勒杀王室的集团。无论如何不可忽视，这种看法本身是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性的，拉萨尔经常持这种见解，其所以经常遭到非议，是因为拉萨尔恰恰在这个时候以这种形式发表了这一见解。自由派政论家亨•伯•奥本海姆比较委婉地说过同样的话，他写道：“普鲁士宪法不是全副武装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它的革命根源的标志早被磨灭了，这个宪法得到王室的雄厚力量承认的印记在反动年代已经在它身上打上了。”由于进步党使自己的所谓争取自由和人民权利的斗争，限制在这个宪法的畸形儿身上，它同拉萨尔之间的分歧就产生了。拉萨尔在国事法庭的发言中也一再强凋：我是推动者，政府里的那些人是被推动者；假如他们不做他所要求的事情，他就毫不客气地谈论他们的“无能”。布赫尔曾经请求他对表达方式要慎重一些，他拒绝了这个靖求，现在他也冷冷地回答：布赫尔请求他，在法院讨论期间离开，以便假如他们被判处检察长所建议的三年惩役，就可以逃走，这是不适当的。 第三个重大案件是由拉萨尔的在杜塞尔多夫被没收的阅兵演说所引起的。因为这次审判是在自由主义的莱茵区的一个法庭上进行的，而检察官则用进步党报刊上的材料来充实自己的长篇发言，所以特别值得提一提。除此而外，无论在控告和判决的不公正方面，还是在建议和判处的刑罚之重方面，这个审判同拉萨尔在易北河东的法庭上所受的审判没有什么差别。这个案件比其他案件几乎给拉萨尔带来更大的麻烦。第一审的缺席以判处拉萨尔一年监禁而结束，由于他在上诉时自己进行辩护，使刑期减为半年，可是在这里也不缺乏加演节目：根据辩护发言提出新的控告。在对付拉萨尔方面，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司法确实都是“反动的一帮”。 拉萨尔的死使一大堆可怜的案卷成为废抵。可是在他的死的部分已经逃出阶级司法之手以后，它还不倦地追究他的不朽的部分。因此1865年2月15日，柏林市法院根据挑拨仇恨和蔑视的条文判决消灭关于科学和工人的演说。司法和警察仍然用长枪和棍棒攻击拉萨尔的精神；而诗人的话在他和它们身上都已经实现了： 然后他将作为一个崇高的人 从法警中间穿过。 五 拉萨尔和工人在1863年和1864年之交的这个冬天，拉萨尔需要完成许多艰巨的工作，而他最大的负担是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关怀。如果这个联合会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就达到了主要目标，其他目标是否达到就是次要问题了。如果没有这样发展，按照拉萨尔的看法，他就丧失他投入几乎超人的精力的巨大押注。在他看来，他在开始进行鼓动时所抱的希望没有实现。 事实上，联合会的发展规模是很可观的。1863年秋天仅有一千会员，差不多过了一年就增加了四倍。可是联合会仍未脱离拉萨尔所嫌恶的儿戏状态。加之这种发展又是这样艰难痛苦，以致拉萨尔在郁闷的时刻就变得“十分厌倦，很是厌倦”。事实上，事态的外貌同拉萨尔在纸上所描绘的完全两样。一夜之间从地底下“涌出一支团结一致的工人队伍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拉萨尔的鼓动是由个人的功名欲引起的，是错误的；那么，说拉萨尔只从历史-科学上关怀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至少是夸大。现在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证明，他对工人阶级具有深厚的同情，他同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感受和感情。可是他基本上生疏的，是工人阶级作为群众的内在生活，同贫困和灾难、同日常琐事的艰苦斗争（通过这个斗争，工人阶级必然努力上升到它的现代阶级意识的可靠基础），以及同这种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徒劳的袭击和痛苦的重蹈覆辙。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在任何时侯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像拉帕斯•雅典娜[1]那样从一个大胆的思想家脑袋里产生出来，拉萨尔对于“它的最初尝试的不彻底性、艰苦性和弱点”没有正确的了解，至少没有马克思和思格斯那样清楚的了解。 德国无产阶级开始觉醒，随着在它身上也就产生了必然鼓舞它的解放斗争的自觉的纪律和团结的精神。拉萨尔的火热的辩才善于在突击中夺取这种精神，可是在迅速地沸腾起泡之后，紧接着就是同样迅速地撇去浮泡。在屏息静气地谛听拉萨尔讲话的几千人之中，最多只有几百人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名簿上登记，而这几百人之中，几乎只有几十人履行他们入会后的义务。因此，拉萨尔感到十分失望，而事实上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就其后果而言是有益的过程。现代工人阶级为了永远有力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自己锻造自己的命运；现代工人阶级必然要经过，而不能跳过它最初的有力的奋起同组成能征善战的持久队伍之间的过渡阶段。 因此，拉萨尔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自己的鼓动的作用。他所散布的火星落在湿木头上，因为不能马上成为熊熊烈火，他便认为这些火星已经熄灭，这是很不对的。他交给群众的东西，所起的作用决不止一小时、一天乃至一年。主要工作他已经完成了：他为一支强大的工人队伍创造了坚固的骨架。像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样一支核心部队是不会被打倒的，在最凶恶的风暴中也没有被打倒。差不多同时，仅仅两三个月以后，当拉萨尔抱怨“深刻而痛苦的失望”和工人群众的冷淡和迟钝所引起的“内心的强烈愤怒”的时候，当他咒骂使他气得要死的métier de dupe〔愚蠢的行业〕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不能发泄这种怒气，而必须在内心把它掐死，往往还必须坚持相反的主张的时候，阿尔伯特•朗格这样一个聪明而公正的观察家写道，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培养工人阶级领导人物的非常有效的学校”，他补充说，真正同工人交往的人很容易看出，这个联合会的影响比它的会员名册大得多；在莱茵区的工人中，舒尔采的拥护者已经寥寥无几了。 当然在这里的工人中，联合会的会员也比其他地方都多。在1864年秋天的四千六百十名会员中，有一半以上在莱茵区，在这一半之中又有一半以上是在爱北斐特-巴门和以符佩尔塔耳为老家的、由于技术进步和世界市场的繁荣而不断革新的纺织工业的农村前哨，尤其是在容斯多夫和韦默耳斯基尔兴。爱北斐特的全权代表胡果•希尔曼不倦地走遍整个地区，他是一个天生的鼓动家，在流亡伦敦期间，曾无缘无故地被人认为是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其实决不是这样，可是个人在经济情况不佳时，在选择补救手段方面决不是严格的，因此常常受人攻击。拉萨尔气愤地回答联合会司库对希尔曼的怨言说，他同希尔曼就像拿破仑一世同达乌的关系一样，假如他有两个这样的人他就要枪毙他们之中的一个，可是，因为他只有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需要他。 除去爱北斐特-巴门以外，有五百会员的佐林根是莱茵区运动的中心。这里的卡尔•克林格斯和爱德华•维尔姆斯是拉萨尔的热心的拥护者。佐林根的工人教育协会完全合并于全德工人联合会，佐林根的消费合作社公开声称，成立一年半以来，它始终反对“简直可笑的和夸大的观点”，即认为通过消费合作社可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它始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证社员不受零售店的暴利和越来越普遍的粮食掺假的影响。佐林根的研磨工和剪刀工人，磨剑工和造剑工几十年来受到资本的沉重鞭答，因而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理解得容易而迅速。在雷姆夏特、哈根、伊塞隆，手工业的观念还给宣传造成严重障碍，莱茵河左岸的克雷费尔特的情况也差不多。相反地，在工业人口很多的杜伊斯堡，运功的进展却很顺利，杜塞尔多夫也是这样，因为人们对拉萨尔在莱茵河畔的生活的回忆在那里起着作用；这两个城市各有会员二百五十人左右。科伦的进展较慢，因为莱茵资产阶级在那里的反抗最为强烈。1863年12月，莫泽斯•赫斯回巴黎去了，接替他担任全权代表的人不能利用个人的才能弥补地区的不利。 莱茵区以下，联合会的主要堡垒就是汉堡和它附近的哈尔堡。两个城市共有会员约七百人。德国大商业的这个典型城市给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提供的有利条件同德国大工业的典型城市提供的差不多。汉堡工人教育协会还是1848年成立的，它在反动年代的灰烬中保存了继续发光的革命火星，此外，五十年代在汉堡成立了德国最大的两个消费合作社。当民族联盟这股潮流涌入教育协会时，在它之中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领袖是教育协会的总干事于尔根•吕德尔斯，主要发言人是奥古斯特•佩尔，他原来的职业是律师的司书，后来有一个消费合作社任用他管帐。由于他是反对派，所以被开除出教育协会，于尔根•吕德尔斯被撤销总干事的职务，随后他就开设了一个小旅馆，佩尔和他的拥护者在这里见面。1862年11月，年轻的雅科布•奥多尔夫加入了他们这个集团，他是一个钳工，在虎钳旁边和铁工厂里度过了五年艰苦的学徒生活，后来又在德国、瑞士、巴黎、伦敦流浪了五年，有过很多经历。他有着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血液，他比佩尔接近群众，虽然佩尔并不是一个没有才能的人，后来甚至成了博士，当了律师，可是因此也就脱离了工人运动。联合会驻哈尔堡的全权代表是泰奥多尔•约克，他是一个勇敢、顽强的无产者，当保证工人运动的独立性成为必要日，他对于别人指责他倔强顽固是不放在心上的。一个年轻的木器工人古斯达夫•德克维茨把运动从汉堡带到不来梅，可是市议会把他吓倒了，市议会把不来梅没有结社法这个事实解释为在不来梅不允许成立政治社团。于是德克推茨就限于进行一种秘密的鼓动，只争取了二三十个会员。 萨克森王国的会员人数同这个王国的工业地位不相称。它总共只有汉堡和哈尔堡那样多的会员。其中有一半是在莱比锡及其工业郊区孔纳维茨、施忒特里茨和童贝克。在1863年秋天瓦尔特希移居柏林以前，他在格罗森哈因、格罗斯布克、诺伊格斯多夫、罗斯瓦因进行了鼓动，起初效果不小，可是很快就逐渐消失了。来自诺伊斯多夫的一份报告关于这件事是这样说的：“会员不敢公开拥护拉萨尔，因为害怕受到迫害。很久以来一个织工每天最多只挣到三个银格罗申六分尼。瓦尔特希先生受到欢迎的原因就在于此。一般工人都认为，为了改善状况必须开始斗争。”没有什么比一个工人的这几句朴实的话，对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家庭工业的可怕影响，描述得更为明确了。不足推持生活的低得可怕的工资使得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的精神生活在奴隶的恐怖和野蛮的报复之间摇摆不定。 在萨克森王国不像在莱茵河畔那样破产的资本主义激进派，在比较发展的工人阶层中仍然有很大影响。人们不能一下子就把密布在易北河左岸的萨克森地区的工人教育协会之网扯碎。在德累斯顿，联合会会员人数几乎不到一打，其中铜匠弗尔斯特林主要是由于热心而不是由于有才能而显得突出。在莱比锡，乌特克仍然忠于联合会，给会员做关于法国社会主义的报告。据报道，他没有受到很大欢迎，原因是他的表达能力没有达到他的学识所达到的高度。莱比锡的全权代表是达姆尔，他是一个有三百塔勒收入的青年学者，有一个人口迅速增多的家庭，受到个人争取生存的斗争的严重压迫；囚此鼓动工作主要落到弗里茨舍的强有力的手中，他是德累斯顿五月战士的老前卫之一。 在西里西亚织工区，事态的进展比萨克森织工区顺利，不过在拉萨尔死后才是这样。拉萨尔在波希米亚的阿什[2]争取到为数不多的会员，这件事使他感到许多浪有充分理由的愉快和吃了许多没有真正成果的辛苦。拥护他的是大约一百个织袜工人和织布工人，他们是被机器抛到街头的勇敢而正直的人，他们把“饿死”看做是眼前的“这种世界喜剧的结局”。可是只是就他们的虔诚的意向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革命意向来说，他们可能是（正如拉萨尔所说）“老胡斯教徒的后裔”。被拉萨尔任命为阿什的全权代表的织袜工人马丁写道：“不论贵贱必须按照圣经行事，这正是拉萨尔主席先生和他的头脑清楚的拥护者的意图”。这种十分模糊的看法充分表明，阿什的会员不是运动的真正的树根，而是一个野生的幼苗，当然拉萨尔为了保护那里的会员不受官厅和工厂主压迫而做的种种努力，并没有因此而每下愈况。 在南德，运动所占的地盘很小，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运功起源于普鲁士，一方面南德的小资产阶级还占很大优势。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海曼和泰奥多尔•缪勒虽然对联合会的事业表示同情，但是没有接受联合会的任何职务。法兰克福的工人教育协会也继续存在，因为穆勒要想首先开展对工人的教育工作，而拉萨尔由于考虑到缪勒对他有过不少贡献，因此尊重他的这一愿望。由于宗纳曼在苏黎世工人大会上进行阴谋活动，拉萨尔想让人把他从协会中开除出去，可是由于两票之差，没有成功。一开始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法兰克福有六十七名会员，这个数字虽然增长很慢但却不断增长。其中有一半是裁缝，此外是别的手工业工人，如制黄铜器工人弗里茨•埃尔纳尔和纸架工人维尔凯尔，也有个别文人，如伯恩哈特•贝克尔和年轻的亨利希•奥贝文德尔。可是拉萨尔并没有利用施韦泽来贯彻自己的意志，后来施韦泽经他介绍成了莱比锡的会员。在法兰克福最初的全权代表，零茄烟商人施特劳斯表现出不可靠以后，伯恩哈待•贝克尔接替了他的职位。美因兹的情况比法兰克福坏得多，那里的钟表工人谢普勒很快又回到进步党的怀抱中去了。美因兹的事态过程是现代工人运动初期常有的朝盛暮衰现象的一个特别确切的证明。拉萨尔的辩才似乎一下子就掌握了美因兹的工人，然后就发生了一个彻底的倒退，到拉萨尔逝世为止的一年半时间内才又有了十至十二个会员；可是当拉萨尔的遗体经过美因兹时，该城工人像对一个国王那样，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 在小市民的典型地区莱茵普法尔茨、巴登、维尔腾堡，运动没有能够站稳脚跟。相反地，斯图加特、埃斯林根、乌尔姆、海耳布朗、哥平根、罗伊特林根、格明德、康斯塔特等地的维尔腾堡工人教育协会，在1863年6月组成一个特殊的邦的联合议会，一年之后在哥平根举行了第一次全邦的大会。在这些协会的理事中，有工厂主、教授、教员、药剂师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可是工人却极少。巴伐利亚的情况有一点不同。巴伐利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邦，在工业立法方面非常落后，可是在奥格斯堡、慕尼黑和纽伦堡有几个金属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中心，有几千个产业工人。尤其是奥格斯堡的大规模的纺织厂、织布厂和棉布印花厂吸收了大批工人。奥格斯堡的工人受到的训练并不坏，因为纺织巨头在建厂初期为了培养本地工人，从阿尔萨斯和瑞士招来一批外国工人；而且在奥格斯堡也有许多工人参加过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还具有深刻的反抗精神。可是巴伐利亚的资产阶级为了把工人群众投入政治生活，在这里花的力气也最多。巴伐利亚的资产阶级开始感到自己的存在，并同教皇全权主义，即同用这种名义活动的容克阶级和僧侣阶级发生了关系。它尤其希望打破工商业立法和关税立法的限制，因为这些限制给它参加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增加了困难。奥格斯堡的纺织业大王，今天是保护关税论者，当时却是积极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他们答应被他们剥削的工人享受自由贸易的千年王国的一切天堂之乐。有时他们可以用这一点来欺骗无产阶级，可是在最进步的工人中也不是没有产生比较正确的见解。当一个在汉堡参加拉萨尔的运动的奥格斯堡工人，机器匠弗里德里希•迪尔回到他出生的城市的时候，争取到几十个会员。可是事情进展得不很顺利，因为缺少演说人材，而且已自由派报对拉萨尔的中伤在工人中还有很大影响。 总的说来，在拉萨尔逝世的时侯，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德国散布到五十多个地方，其中有三分之一多一些，只是空有其名，在另一个三分之一的地方，有一百多个会员。在国外，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表示愿意参加，可是拉萨尔对待它却很慎重，因为他认为伦敦的情况是最困难、最复杂的。很可能他想避免同马克思发生可能的冲突。在瑞士，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表示拥护拉萨尔，可是却抱怨得不到成果，因为手工业工人还完全耽于舒尔采的幻想，每个人都把自己看做是一个赚钱的合作社的未来成员。 联合会分布的地区范围远远落后于拉萨尔的期望，而它的内部发展也是这样，或者更为不妙。拉萨尔刚在这里播完种，就想在这里收获。由于全权代表的报告不定期，会员缴纳会费不按时，并且往往完全停交，由于年轻的联合会的生活中颇不缺乏的“进步党”式的摩擦、琐事、阴谋、争论”，拉萨尔感到非常焦急。“联合会儿戏”逼得他咒骂了无数次。尽管他不知疲倦地用请求、提醒，在最严重的场合甚至用威胁推动全权代表，但是他没有看到他所创立的组织发挥正常的功能。联合会的金库一开始就有很大亏空，而且不断增加，由于拉萨尔的捐款、他的鼓动著作的稿费、几个富裕的会员的自愿贷款、司库的预支以及其他财政措施，亏空有所减少，但是没有完全补足。甚至爱北斐特的希尔曼、汉堡的佩尔和莱比锡的达姆尔都不能按期结算帐目和提出报告，那么怎么能够期待那些只有很少会员的全权代表，作为普通的工人在每天的艰苦劳动以后，进行宣传活动，还要算账或者写字呢？像他们这些人是不习惯同笔杆儿打交道的。 为了提高联合会的内在生活能力，拉萨尔采取了一些旨在扩大会员的独立性的措施。首先他指示在爱北斐特、巴门和容斯多夫各设一个由当地会员选举产生的特别的财务管理机构。它由两个司库和两个检查员组成；此外还有两个监督员，他们的任务是到到期未交会费的会员那里去催交会费。可是只有全权代表有权处理当地的开支，其标准是，不经主席特别批准，开支不得超过每月收入的一半。过了一些时候，拉萨尔又为那三个地方以及杜塞尔多夫、佐林根和韦默耳斯基尔兴规定，当地的会员选举三个全权代表候选人，由主席最后由决定由谁担任全权代表。一开始就规定这两项制度将在整个联合会中推行，这是对民主原则的让步。不过它们似乎没有促成很大的改进，因为缺点主要在于，组织本身还很幼稚，而不在于它的弱点已经显露出来。 虽然有这许多幼稚病，但是联合会仍然表明，它是一个很健康的孩子。会员对拉萨尔表示忠诚和赞同的许多事例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一再缓和了他的焦躁心情，可以使他得到很大满足，自觉自愿地承认他是自己的领袖的，是德国无产阶级的精锐部队。同时事实早就表明，联合会并不是一个对大师唯命是从的宗派，而是一个很快就开始接受独裁领导的发展迅速的党。有人说，拉萨尔要求他在柏林的拥护者答应，在秉承天命的王室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支持工室，反对资产阶级，结果遭到这些拥护者的强烈反对，这种说法是不足置信的。这个要求同拉萨尔的一切可信的言论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它（加之又是经过第三手流传下来的）应该被流放到童话的国度里去。可是遗憾的是，在另一种情况下，拉萨尔却醉心于对莱茵工人的革命意向提出很不合理的要求。两个叫莫尔的佐林根研磨工人和一个叫洛茨的爱北斐特的工人，在1864年春天被判四个月监禁，因为据说他们用刀子刺伤了两三个拉萨尔在佐林根发表阅兵演说时捣乱的进步党人。这时拉萨尔建议，被判刑者应该向国王呈递一个有大批工人声明支持的请愿书，请求恩赦。可是这几个勇敢顽强的人坚决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们认为，即使被判四年监禁，向国王乞求恩典，也是违背他们的意志的，他们的同志也赞成他们的意见。拉萨尔的建议遭到坚决反对，不过他至少老实承认，能够领导这样一些人，使他感到自豪。当然他还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意见，因而提出不递请求赦免书而递交一份申诉书的第二个建议。 同佐林根工人的这一抗议相比，瓦尔特希反对拉萨尔就很没有理由了。1864年2月1日，瓦尔特希辞去了联合会书记的职务，因为他同拉萨尔合不来；同拉萨尔非常亲密的佐林根的爱德华•维尔姆斯接替了他的职位。瓦尔特希移居德累斯顿，担任那里的全权代表。这时他就致力于联合会的地方分权，同资产阶级的比较坚定的派别发生比较紧密的联系，同时竭力批评联合会名存实亡、主席的非常危险的欺骗，以及发表其他包含明显对拉萨尔进行人身攻击的意见。无论如何，瓦尔特希的这些做法是错误的；他自己曾经体验过，工人投靠进步党会得到什么结果。如果说联合会的中央集权不能实现的原因是，工人们还不适应一个政党组织，那么地方分权就是干脆给整个运动判处死刑。拉萨尔有理由不把这看做是结束的开始，而是看做结束本身，如果联合会真正必须解散的说，这就是解散联合会的一个巧妙的借口。假如瓦尔特希不相信得到成果，那么根据他过去的情况，他就应该脱离联合会而不是破坏联合会，拉萨尔对于瓦尔特希的反对越来越感到难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尽管如此，这种敌对也含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因。很久以来就有人对于拉萨尔给工人运动确定的组织提出许多不公平的，或者至少是严重夸大的责难；比如拉萨尔在他的命令中，开始把地方经组织简称为支部[3]。这种把一个冗长的名称按原意加以简化，被视成是宗教的宗派精神，其实这种简化不过是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对它的地方组织使用过的一个名称。不过在拉萨尔的中有形成宗派的危险，这是无可争辩的，因此在联合会内部很早就发生的对拉萨尔的反抗，是内部力量的一个标志，不管它起初像佐林根工人那样采取了正当的形式，或是像瓦尔特希那徉，采取了不正当的形式。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存在期门，这种对立从没有完全消除，只有当它所反对的危险，即同一切个人独裁结合在一起的危险消失时它才会消失。 拉萨尔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把权力和自由统一起来，把这看做是未来社会形式的典范，这是有很大意义的。毫无疑问，只要关键在于唤醒无产阶级的强烈的阶级意识，消除由进步党带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的群龙无首的散漫现象，个人独裁也是有益和有用的。然而在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个人独裁就由动力变成障碍，非被取消不可了。一个意识到自己的革命意志的、历史上上升的阶级，把权力和自由在本身统一起来，无须把自己的意志像一把锤子似的交到一个人手里。拉萨尔所执行的个人独裁的真正权利，在于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从这个意义上貌，像约克、瓦尔特希和佐林根研磨工这些进步的工人很早就发挥自己的意志，反对拉萨尔的独裁领导，这就证明了运动的独立的推动力量。 在个人独裁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以前，还要经过好几年，它的瓦解过程不止一次地导致激烈的震动。可是这里只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那个不显眼的过程，这个过程使敌人得到廉价胜利的值得欢迎的机会，直到事实表明，它是革命的不可遏止的胜利的一个条件为止。 [1] 希腊神话中司智慧、技艺、战争的女神，从最高的天神宙斯的头颅中诞生。——译者。 [2] 捷克斯洛伐克的城市，位于赫布西北。一一译者 [3] 德文是Gemeinde，原意是地方团体，也有教区、教会等意。——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