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 第三部 拉萨尔的鼓动 第一章 拉萨尔和莱比锡中央委员会
一 1863年前后的德国无产阶级三月革命以后，德国工业发展迅速，在这种情况下，劳动阶级发生了巨大变化。 可是农村无产阶级的人数仍然远远超过工业无产阶级。普鲁士农业中的独立劳动者有三百五十万人，而大工业中的独立劳动者只有七十五万人。而且在工业人口中，手工业多于工厂工人；在普鲁士，手工业中的独立劳动者有一百万人以上。在德国的普鲁士、萨克森、黑森选帝侯国、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和巴登这几个邦中，手工业工人共有二百万人以上，而工厂工人还不足一百五十万人。同时我仍不可忽略，一般说来这些数字只是一个约数，具体来说，在所谓的手工业者中包括许多在经济现实中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家内劳动者。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德国绝大部分地方，手工业者超过工厂工人，而农业劳动者则超过它们两者的总和。只有一个德意志邦，即萨克森王国的情况与此相反。这个王国以飞快的步伐发展成为一个建筑面积广阔的大城市，只在边境上有较少的农田。普鲁士的杜塞尔多夫行政区的工业发展水平同它不相上下。此外，六十年代初期的统计虽然很不完全，也能给认为旧时代美好而留恋的人以安慰：德国要成为一个大工业国还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可是，假如有一位博学之士在耶拿会战之后硬说，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下的普鲁士根基稳固，因为那时还没有一个法国兵踏上易北河右岸，同这种说法相比，上面所说的安慰的意义实际上也不过如此。大局已定，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大工业迅速发展。成千上万人的牺牲开辟了大工业的胜利道路。从前有几十万手工纺纱工人，1849年剩下八万四千二百八十六人，到了1861年减为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七人。大工业在哪里站稳脚跟，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就在那里提高劳动强度，立刻发挥破坏作用。仅在普鲁士绵织业中，由于采用动力织机，从1846年到1861年，手织机由七万五千六百六十六台减为四千七百七十七台，工人由八万二千一百九十三人减为一万二千五百四十一人。这只是大工业战报中的几个数字。 在大工业走过的地方，引起死亡和毁灭，在它未到之处也产生了极大的恐怖，手工业吓得浑身身战抖。即使在还没有直接受到大工业威胁的地方，手工业也怀着忧郁的心情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到了，感到大工业通过改变一切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摧毁了它的基础。1858年至1866年，在普鲁士的一份官方报纸上发表的许多地方的报告中，充满了对于手工业不可遏止的衰亡的悲叹，甚至在像波森省这样暂时离开火线很远的地方也是如此。 破产是小资产阶级的常客。这个阶级不能离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地，而这个社会的突发的抽搐使它一刻也不能安静，小资产阶级执行的政策同它的社会地位一样充满矛盾。道道地地的小市民仍然迷恋于中世纪的幻想。1862年，他们在魏玛建立了一个有行会纲领的手工业者同盟，就在这个时候，经济发展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摧毁了巴登、维尔腾堡、萨克森的行会制度的最后残余，由于对普鲁士营业法规向坏的方面修改，普鲁士手工业受到的严重损害是十分明显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这一派的领导者是鞋匠师傅潘赛，它的庇护者是易北河东的反动派。容克兄弟无限温情地拥抱手工业兄弟，教士兄弟庄严地宣称，手工业者是一个受到神的恩惠的等级，它同上帝的关系特别亲切。胡贝尔耸耸肩膀用圣经上的一句话刻划了这种鬼怪活动：难道瞎子能给瞎子带路吗？ 胡贝尔本人也热烈赞成举办合作社，不附带任何政治企图，但也没有在舒尔采-德里奇的合作事业鼓动中存在的巨大幻想。六十年代初期，合作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小商业中，和在大工业一发展就在它的庇护下迅速成长而又迅速衰落的小资产者集团中很快发展起来。在个别例外情况下，舒尔采-德里奇建立的信贷合作社和原料合作社使得小生产者能够把他们的企业扩大成为工厂；这些合作社给这个阶级本身的帮助，只能是延长它垂死挣扎的时间。在这些合作社里，人们找不到一条改革性的社会原则。它们是纯资本主义的缓和剂，不顾舒尔采的一切警告，只要发展成熟，它们就落进资本主义投机的魔掌。它们的崩溃不止一次埋葬了整个小城的幸福。可是小资产阶级中有很多人仍然相信这张药方，对着在显著地位上写着这个药方的进步党的旗帜宣誓。 手工业帮工同手工业行东一样，也站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可是帮工们对经济自主所抱的希望越渺茫，他们就越靠近无产阶级。反动派给了他们许多宗教的安慰，以弥补他们失去的世俗的幸福。在具有伪善倾向的福音派的男女青年会（尽管它们比较起来为数甚多）中，牧师们只召集了象流砂一样变动无常的很少一部分人，可是从前的鞋匠帮工，传教师科尔平1849年创立的天主教帮工协会，已经较早地出现在社会上了。天主教帮工协会主要遍布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天主教会很聪明，它不对这些协会进行宗教宣传，年轻的副堂神父宁可同帮工们一起很好地娱乐、交谈，而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因而也有许多耶稣教的手工业帮工加入了天主教帮工协会，为的是在这死一般沉寂的时代满足他们对于精神交往的迫切需要。 对于社会上已经觉醒的人来说，这些协会当然只能是一只解渴的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使德国手工业工人得到荣誉的东西，在六十年代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他们了解到自己的阶级已经处于绝望状态，在堕入无产阶级之先就认识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强迫流动日益成为帮工们可以充分利用的高级学校，他们把比“工厂主权杖”现实得多的财富装在自己脑子里带回来，根据他们的进步党的有权力的恩主的好心保证，他们应该在自己的旅行包里带着这个“权杖”。 这种善意的许诺在工业无产阶级中所起的作用还要小得多，工业无产阶级非常集中，他们终于理解到该干什么。他们的苦难越来越不能忍受。英国工人在大工业的狂飙突进时代所经历的生活，没有一点不在六十年代的莱茵工业找到它的写照。工厂主的正式代表机构，亚琛商会干脆说亚琛行政区工人的状况是悲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证明，在爱北斐特的纱厂中，面色苍白、骨瘦如柴的工人在狭小、不通风、响声很大的屋子里每天劳动十五小时，连吃饭的一点点休息时间也没有，而是在脖子上挂着一个洋铁罐，利用出现断纱的那几秒钟用匙子从洋铁罐里拨一点食物吞下去。女工和童工大量增加。莱茵商会的报告恬不知耻地公然对义务教育提出它们的“有理由的”申诉，因为义务教育妨碍它们剥削正在成长的一代。 1853年的工厂法规定给在工厂劳动的儿童每天上三小时课，事实上这条规定也只是一纸具文，甚至这张纸也被最高法院的判决戳了好些窟窿。比如，普鲁士最高法院就曾费尽心机找出一条理由说，佐林根的蒸气研磨业是所谓的手工业，不受工厂法的约束。为了节省安全装置的费用，这些工厂里的姑娘不得不脱下她们的飘动的长衣，穿上男孩的服装劳动，这就造成令人最不愉快的状态。当工厂视察员提出轻微的抗议时，地方长官和全部资产者对这种落后的情感表示十分愤慨，经过好几年的斗争以后，这种弊端才得清除。此外，俾斯麦内阁还给资产阶级剥削扫除一切障碍。它的社会改革活动和救国活动是以消除在它的前任执政时期还存在的、国家对工厂的监督的轻微痕迹开始的。 尽管所受的苦难相同，可是六十年代的德国无产阶级有一点还不如四十年代的英国无产阶级，那就是它几乎没有任何自由活动的可能性。不仅政治方面的强制法令束缚着它，在经济方面，封建行会组织的残余也处处阻碍它。德国的经济立法比德国地图上的色彩还要杂乱。一大片上地上充满瓦砾堆，几乎到处都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石块，阻挡着工人阶级走向独立斗争，只有很少地方铲成平地，无产阶级可以在那上面同资产阶级进行大规模战斗。虽然工业无产阶级开始成立自己的队伍，可是在这个队伍内部，阶级觉悟的程度却大不相同。甚至全德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虽然这个先锋队的先进分子已经在决战场上展开，可是他们的群众才以不同的速度十分费力地从封建行会的窄路中走出来。 甚至在莱茵无产阶级内部也有十分明显的差别。在亚琛行政区，工人们恭恭敬敬地站在用饥制服他们的工厂主先生面前，和用地狱制服他们的神父先生面前。这些无产者是逐渐地、缓慢地、没有急剧的变化，在迷信的压力下形成的；他们对现时代没有任何了解；他们受到骄横的企业主的折磨，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就砸烂他们的压迫者的窗子或者砸坏厂主的机器，然后又陷入旧日的昏睡之中。1857年的商业危机和1859年的严重的蚕病使克雷费尔特的织工从宗法的行东迷梦中惊醒；他们被信贷机构这条沉重的“金錬子”捆住，接受了老板的一切要求，用政府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处在与前几个世纪的农奴制相同的从属状态。可是他们依然不能理解，他们是家庭工业的雇佣劳动者，仍然是没有组织的群众，不能进行任何顽强的反抗。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最高，三月革命的传统在那里也最有力量。这里1849年五月起义的许多领袖在工人中活动，比如爱北斐特的胡果·希尔曼，他流亡国外十一年，回来后开了一家酒馆，再如伊塞隆的卡尔·威廉·特耳克，他在三月革命以前是法院的一个小职员，参加过伊塞隆的街垒战，陪审法庭宣判他无罪，可是一个博学的法庭却判处他罚金并剥夺他佩带国徽的权利，借口是在审前羁押期间发现他经管的一笔款子有所谓的“亏空”。现在他作为一个令人害怕的“小讼师”（还不如说是群众的真正辩护人），同恶毒的官厅进行既有趣又有效的小战。 在东德，白色恐怖统治扼杀了一切革命传统。最多在个别大工商业地区燃着几股小火。在汉堡，工人组织的轻微迹象在无害的教育组织或合作社的掩护下继续存在着；雅科布·奥多尔夫在这里忠心耿耿地紧握着旧日的旗帜，进行争取生存的最艰苦的斗争，并以同样的精神教育他的几个儿子。正如奥多尔夫从前是通过魏特林皈依共产主义的那样，莱比锡的工人和手工业帮工也从魏特林的著作中汲取营养。比如烟草工人弗里德·威廉·弗里茨舍、鞋匠尤利乌斯·瓦尔特希和其他人就是这样。不过人数还是不多。汉堡和莱比锡的工人群众的思想同其他地方的工人同样模糊。 加之，对三月革命的回忆不能、魏特林的共产主义更不能在完全改变了的情况下成为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口号。为了把工人推入政治运动，需要其他的动力，而资产阶级提供了这种动力。 二 进步党的工人政策资产阶级经常训练工人进行政治斗争，在这个斗争中，资产阶级最终必然被工人挫败。没有群众的帮助，资产阶级不能战胜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至于它在多长的时间里把无产阶级看做与自己并立的同盟者，或者经过多么短暂的时间，它又把无产阶级看做与自己对立的敌人，这要看它聪明还是不聪明。 六十年代初期，情况对德国资产阶级是非常有利的。在德国有这么多的陈年垃圾需要清除，因而它本可以长期保持同工人的可靠的同盟。普鲁士宪法纠纷的坚决勇敢的斗争，对普选权、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的真诚拥护，总之毫不顾忌地建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来可以使德国资产阶级不会这样快就被恶梦中的某个“未来国家”的阴影所吓倒。推动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策略的，纯粹是封建专制反动派，因为在普鲁士宪法纠纷的最初阶段，它就已经开始向工人献媚了。这里似乎不存在什么工人会被这种温柔的媚眼迷住的危险，而且恰恰相反，因为工人丝毫也不想在同反动派的斗争中抛弃资产阶级，所以进步党应该下定决心，在较大程度上履行自己的历史义务，同时为了取得对反动派的胜利，而且暂时同无产阶级结成同盟，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可是进步党不愿付出这个代价，它向工人提出的要求，不是推迟而是加快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分离过程。民族联盟怀着猜疑之心，注意保持一个清一色的资产阶级组织。它不允许分期缴纳每年的盟费，用这种侮辱人的方式把工人排挤出去；卞尼格先和他的同伙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外交活动受到无数多数派的干扰，如果采用按月缴纳盟费的办法，在代表大会中就可能形成许多多数派。相反地，民族联盟以工人的好心的施恩者自居，正因为它是好心的施恩者，必然很快就使正直的无产者受到侮辱。 在经济方面，资产阶级根据舒尔采的观点，颂扬合作社是医治无产阶级一切苦难的万灵良药。它宣扬私人意义上的自助，说每个工人都应该通过节约，自己克服困难，可是它又皱起眉头反对政治意义上的自助，即工人阶级必须自力更生，它污蔑这是一条不幸的迷途。对于这种理论的经受考验性的任何实际试验，必然使工人深信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尽管资产阶级为它的万灵良药大肆宣扬，舒尔采的合作社并没有得到工人的特殊赞赏。空空如也的口袋自动禁止工人参加信贷合作社和原料合作社，主要为工人组织的消费合作社始终远远落后于其他那些合作社。1863年，舒尔采本人知道有五百个信贷合作社，二百个原料合作社，而消费合作社还不到一百个。到了1864年，只有九十六个消费合作社，其中有三十八个给舒尔采写过报告。这三十八个合作社共有七千七百零九个社员，即平均每社有二百零二个社员。因为并不是消费合作社的所有社员都是工人，可见舒尔采的合作社比较起来在当时的无产阶级中很不普及。工人们对于工厂主办的消费合作社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而合作事业的“有教养的”领袖对于工人组织的消费合作社则又不屑一顾。 1860年前后民族联盟组织的工人教育协会在无产阶级中扎的根子比消费合作社要深得多。从数字上看，1863年工人教育协会才有一百零四个，而反动派所掌握的福音派青年会还有三百六十八个，天主教帮工协会还有一百八十八个。可是工人教育协会相当迅速地在德国扩展开来，尽管资产阶级在这些协会中胡闹，它们还是得到比较活跃的工人阶层的喜爱。为了确实证明它们是资本主义的嫡子，给它们安上了“为获得和增加会员的精神资本的团体”这个名称。有一种由专家为了这些协会的统计工作而拟定的一种表格，提出了一切可能提出的问题：这些协会教不教课，它们有没有图书馆，它们举行不举行家庭会议、远足、音乐会、戏剧演出、圣涎节赠礼，但是没有一个问题接触到同工人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有关的事情。这些协会的资产阶级恩主所赐与的“教育”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正因为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达到一定水平的德国国民学校，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受到反动派的破坏，所以说用关于乌兰德德和德国浪漫主义，关于莎士比亚和莱辛，甚至“关于塞缪尔·约翰逊和他的传记作者马考莱”的肤浅的废话“教育”工人正确运用普选权，这对工人完全是一种讽刺。最后甚至有一个工厂主在民族联盟的周刊上反对这种做法。他说，工人们就是因为博学连亲爹都不认识了，甚至连自己也不认识了；他们的记忆力已经完全丧失了，因而他们越来越笨，对于最普通的事情，一句话也不会说或者净说些荒唐的话。 这个激烈的论断在两方面作了夸大。资产阶级在工人教育协会中虽然想使工人对于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愚昧无知，可是它并不、或者毕竟不完全使工人什么也不懂，如果它想这样做，工人也决不会使自己成为傻瓜。 资产阶级需要——与想喝孩子血的工厂主无关，他们当然憎恨一切学校教育－——许多有文化的工人骨干，在正统教会的统治下的国民学校不能给它提供这种骨干。因此它想把对工人有好处而且确实有过好处的专业学校和补习学校尽可能同工人教育协会结合起来。如果资产阶级能用这种办法把自己的精神灌输到工人中的优秀人物中去，而这些资产阶级的部下又把这种精神带到工人群众中去，那么这对资产阶级就有双倍好处，这个目的肯定也起作用。莱比锡的市长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曾经说过老实话，他说工人教育协会的目的是培养工人贵族，这个著名的海港城市的市政当局每年以大量津贴支持那里的工人教育协会，直到它以感激心情放弃一切“贵族的”性质为止。可是也有不少资产阶级思想家不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或者误认为通过教育工人可以消除阶级对立，因此他们努力工作，使工人教育协会保持一定的水平，不使它蜕化成单纯的玩物或者更坏的东西。 尤其是有才干的自然科学家为这些协会建立了值得赞扬的功绩，这些人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泰奥多尔·缪勒，达姆斯塔特的路德维希·毕希纳，莱比锡的罗斯梅斯勒。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是民主主义的政治活动家，可是对于事物的片面的、自然科学的见解妨碍他们对社会状况有清楚的认识。罗斯梅斯勒常常对工人说：教育协会使你们能对自然有深刻的认藏，因此你们全都可以成为发明家，然后就可以过富裕的生活。这些人之中只有一个人把基本的自然科学教育同基本的社会科学教育结合起来，这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朗格出生于威斯特伐利亚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以坚韧顽强的精神由一个农奴和马车夫熬成东正教的神父和神学教授。他在苏黎世大学教过一个时期书。阿尔伯特·朗格在瑞士得到他青年时代的重要印象。当他在莱茵区城市——科伦、波思、杜伊斯堡，有时在文科中学，有时在大学执教时，他用自由的、公正的眼光观察德国的生活。他是一个耿直的年轻人，表露出诚实和坦白，他有那种真正的好意，并不是把一切给所有的人，而是把每个人所应得的给每个人。他是一个天生的教育家，有充沛的精神力量，同时又擅长各种体育活动，一个博学的研究工作者，但决不是一个不喜外出的书呆子，在科学理论和实际活动方面，他是全面的。他是一个均衡发展的人的形象，能够解决生活给他提出的一切任务。 他勇敢地解决了这一切任务。当他由于不服从米勒大臣的不体面的选举令，科布伦茨教育厅的官僚分子要对他进行“最严厉的斥责”时，他把杜伊斯堡中学教师的职位扔到这些官僚分子脚下。当他看到资产阶级把促进自己的物质利益高高放在争取人民权利的政治斗争之上的时候，他也毫无顾忌地同资产阶级决裂。他毫不畏惧地拥护工人的事业，当时这种坦率的表白给一个资产阶级分子还会带来重大的牺牲。但是阿尔伯特·朗格没有完全摆脱刻在罗马的最后一个德国教皇的纪念碑上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的厄运：任何时代都有优秀人物倒下，这件事多么严重！ 他那和谐的性格缺乏在必须作出倒向一边的决断时所有的那种严格的单面性。朗格在他的《唯物主义史》中尖规地批判了五十年代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他只承认它是“自然研究的可用的原则”，而斥责它是“假哲学”。但是他没有向历史唯物主义前进，却回到康德，一切认识在他那里都化为一种“最高的、最后的怀疑”。虽然他做过许多思想丰富的研究，但是他的主要著作并没有达到最终目标。哲学家朗格保留着最后的怀疑，社会政治活动家朗格也是这样。他对拉萨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用比德国学术界的任何其他代表了解得都早；他多次非常仔细仔细认真地评论了他们的著作，结果又令人难以理解地误解了他们的著作。朗格完全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私偏见，可是福音派牧师家的唯心主义教育，始终使他的思想受到一些束缚。他决不是一个一般类型的懒惰的调停人，但是他在一定程度上承受了这些调停人的很快被人忘却的命运，因为当历史的伟大转折要求直截了当地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时候，他还为怀疑而花费精力。 罗斯梅斯勒、朗格和与他们类似的一些人所以在工人教育协会工作，是因为他们受了资产阶级精神信念的推动，对于进步党来说，这种信念本身就带有嫌疑的嫌疑。这两部分人之间决不存在友好的关系。进步党给工人提供的领导人也完全是另一种类型。尽管它对工人教育协会在某种意义上是真正关怀的，可是它不能进一步克服资产者的自负，以致它认为它的优秀分子有足够的能力教育工人。除了全盘接受了社会问题的舒尔采-德里奇，还有对大柏林手工业者协会的教育事业有贡献的弗兰茨·敦克尔以外，进步党的领袖都把同工人交往看做是有失体面的事。它把这部分政策交给第三流或第四流的鼓动者去执行，而这伙人是非常复杂的。 宗纳曼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做国民教育工作，他是一个银行家和一家报纸的老板，这家报纸尤其在南德有很大的而且不断增长的影响。麦克斯·威尔特也在那里用内容贫乏的自由贸易论欺骗工人，他是巴师夏的一个应声虫，他赞扬冒险家的血腥侵略是特别艰苦的，因此也是特别有利的工作，这样，他就用他自己的方式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波拿巴化做了准备。自由教区传教师乌利希在马格德堡教育工人，他的品格值得尊敬，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个糊涂虫，辅助他的是出身于一个大粮食店的年轻人麦克斯·希尔施，一个好人和坏音乐家，对于无产阶级并非没有一种微弱的关怀，因此经常给资产阶级指出一些轻微的缺点，可是他太好虚荣，不肯加入工人阶级的队伍，远远不够自觉，进步党一皱眉头他就害怕得要死。甚至拉萨尔在那里做过《工人纲领》这一报告的柏林郊区手工业老协会的主席弗里德里希·施特方尼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在学术界失意后，向工人献了几年媚，后来又为资本家的报刊服务，骂工人运动骂了几十年。 不管进步党对工人教育协会居心多么好或者多么坏，这些协会毕竟给工人提供了了解自己的利益的第一批活动场所。德意志邦联的反动立法也同几乎所有各邦的反动立法一样，特别阻碍工人成立政治组织，使他们的工会组织等于不能存在。因此工人们就在进步党给他们开辟的操练场上练习。工人教育协会的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对他们同样有启发作用。专业课程引起了现代无产者身上潜在的求知欲，而他们由于认识不断提高，很快就对在工人教育协会里常常听到的一些空话感到厌恶。他们的阶级意识援慢地，但不可遏止地觉醒了，它在模糊的冲动中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工人们从进步党的赠品中接受适合自己的东西，而不适合他们的东西使他们对好心的施舍者更加猜疑。进步党在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支政治上有力量而没有意志的增援部队这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上栽了斤斗。虽然孵出鸭子的母鸡只愿领着鸭子在岸边散步，可是鸭子总是要下水。 三 无产阶级的独立活动1862年，几个主要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促使德国工人开展一个独立的运动。 民族联盟曾经派十二名工人去参观伦敦世界博览会，它只拿出一笔很少的经费——一千二百塔勒，但是却为此大做广告，还要这些工人回国后向自己的同事报告他们的见闻。后来在魏玛举行的行会会员代表大会引起觉悟较高的工人的反抗，因为这个大会在反动的经济要求中翻斤斗，尤其是要求恢复行会规章，在德国绝大部分地区至少这种行会规章的最露骨的形式已经被取消了。在行会规章还以中世纪的光辉形式存在的巴伐利亚，11月1日在纽伦堡召开工人大会，对行会会员大会表示抗议。 8月25日，柏林工人第一次集会，听取被派往伦敦世界博党会的工人们的报告。在这次集会中已经有人提出召开全德工人大会的要求。在柏林各个市区举行的一系列的工人集会都赞成这个主张，在10月7日的结束会议上成立了一个由二十五人组成的委员会，为工人大会做准备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油漆匠艾希勒，他在由自由主义者翁鲁所领导的铁路器材股份公司做工，他的专门任务是在铁路车辆的门上写号码。10月7日，艾希勒以委员会的名义请求萨克森内阁准许他们11月在莱比锡召开代表大会，10月28日接到批准的通知，不过附带一个明确的前提条件，就是按照萨克森结社法的规定，代表大会应由萨克森国民召开。 在这个批示公布以前，柏林的委员会已于10月22日在柏林《人民报》上发表宣言，定于11月18日在莱比锡召开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准备共开六天。列在大会议程上的问题有：全德国的经营自由和迁徙自由，全体工人的合作社和残废者互助会，在柏林举行一次世界博览会，最后还有参加伦敦世界博览会的工人关于工业方面的报道。在这个宣言里，这些报道和魏玛的行会会员大会被说成是召开这个代表大会的动机；此外只是说，国民的各个阶级在新生活的温暖阳光照耀下觉醒过来，采取新的行动，新生活的太阳必然也唤醒意识模糊的工人，工人的事情已经有了妥善的安排，就是工人们要想干预同他们最有利害关系的问题，也不起什么作用。宣言没有任何反对资产阶级的话；相反地，它规定参加代表大会的单位向柏林自由派报纸的编辑部报名。在报名期间，人们宣布代表大会在莱比锡召开，只有合法的代表可以到那里去，但是对于这种合法性，对于代表的选举并没有作任何规定。 虽然这个宣言根本不会触怒资产阶级反对派，但是《人民报》只把它登在广告栏内，而在同一期报纸的编辑栏里发表了施特雷克富斯写的反对工人代表大会的论文。施特雷克富斯说，在争取普鲁士宪法的思想斗争中，工人运动完全失败了；它虽然不是自觉地，但却是不自觉地为反动派服务，因为它给反动派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使反动派能够用红色共和国这个鬼怪吓唬忠于宪法的党中的动摇分子，使他们走进它——反动派的圈套。利用这种完全不合时宜的运动，究竟要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载在筹备中的工人代表大会的纲领上的这些问题，受到国民经济代表大会和德国各邦众译院中的科学和实践的最重要人士的拥护；这些人受到人民的支持，他们一定能够得到胜利，但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工人代表大会”对此不能有所帮助。可以理解，这篇论文在柏林和莱比锡的工人中是不受欢迎的。 这时在莱比锡也产生了一个独立的工人运动。1861年2月，这里建立了一个工人教育协会，它以“产业教育协会”的名称从属于由独立的工业经营者组成的工业技术协会。这个协会的资产阶级创始人拿1854年反对工人社团的反动的邦联法令为采取这种形式的理由或借口，可是他们立刻引起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的有力抗议。虽然这种抗议起初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是他对与会的工人发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给年轻的车工倍倍尔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民众大会。 倍倍尔是一个普鲁士士兵的儿子。他的父亲随军由奥斯特罗沃来到邦联的要塞美因兹，在这里当了下士，娶了一个生在韦次拉尔的姑娘。后来他调到科伦，奥古斯特·倍倍尔就生在那里，两年以后，他的父亲就死了。后来母亲改嫁给她丈夫的当监狱看守的兄弟，第二个丈夫也死得很早，她就回到故乡韦次拉尔。倍倍尔在这个小城的贫民学校里读书，在他还不满十二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又死了，以后他就领孤儿基金的助学金。十四岁那年他到一个车工师傅那里去当学徒。他天资聪明，禀性活泼，力图继续求学，可是，即使他平均每周二十格罗申的工资，扣除了在师傅家的伙食费和宿费以外还允许他有什么特殊进展的话，在那个可悲的庸人窝里，他也没有任何继续深造的可能。 1858年2月到1860年3月，倍倍尔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以及瑞士的一部分地方做流动的手工业工人。他在布莱斯郜的弗赖堡、累根斯堡和萨尔斯堡工作的时间较长，在这些地方，天主教的帮工协会在精神上和社交上都给他以鼓舞。他的爱国心还没有减弱。当他逗留在萨尔斯堡时爆发了1859年的战争，他就报名参加蒂罗尔猎兵志愿军，可是因为他不是蒂罗尔生人，而遭到拒绝。普鲁士一开始动员，倍倍尔就急忙回到祖国，志愿报名参军，由于很快缔结和约，他的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第二年他该服兵役了，可是由于“体格全面虚弱”而被延期征集，他当兵的打算永远落了空。这时他就到莱比锡去找工作，结果找到了。 他的才能在产业教育协会很快得到发展。他从小得到的精神印象以及他那永无止境的求知欲可以说明，为什么他对协会的教育工作特别热心，却不参与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对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温和人物不断进行的鼓动工作。1862年春天，瓦尔特希在成立纪念大会上的演说使现有的对立公开爆发，在新选的理事会（这时倍倍尔已被选为理事）中，实力相等的两派对峙着。可是在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被多数派所击败，于是就建立前进协会，这个协会放弃了教育的目的，专门从事宣传工作，尤其也举行一般的工人集会，讨论当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后来同柏林的情况相仿，由这些集会中也产生了一个委员会，它的特殊任务是召开一次全体工人大会。 10月23日，即柏林委员会发表了请派代表参加工人代表大会的宣言后一天，艾希勒同这个委员会取得联系。他本人来到莱比锡，以便对那里的工人说明他奇异地发现的“原则”，他认为，刚刚执政的俾斯麦内阁是关心工人的，只要工人背离进步党，俾斯麦内阁就会立即为工人的事业尽力；俾斯麦准备先给机器制造工人一笔巨款，建立一个生产合作社。资产阶级的民族联盟的封建对称物普鲁士国民联盟同一时期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对这些奇特的言论作了说明。俾斯麦的两个亲密的朋友在这里讲了话，布兰肯堡说，工人运动将通过要求普选权使进步党经受一次严重的考验，瓦盖纳说，不可把钱袋看得比血税还重，为了建立一个按等级组成的真正的人民代议机关，必须实行普选权。 可是莱比锡的工人对艾希勒的“原则”决不满意，在他们通过10月30日的一个全体大会，加强了他们召开工人大会的意图以后，他们就派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到柏林去，阻止艾希勒的阴谋活动，认真地同资产阶级反对派协商。 这时资产阶级反对派已经从施特雷克富斯的粗野攻击对工人产生的影响中学到很多东西，如果它想拔掉工人运动的每一根刺（这是它一贯的目的），它就必须更慎重地对待工人运动。莱比锡工人通过揭露艾希勒实际证明，他们决不想在进步党同俾斯麦斗争的时候，从背后攻击进步党，这时资产阶级反对派在这一方面一定更加得到加强。的确，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发现进步党的领袖在翁鲁家举行的一次预备会议上还是沉默寡言，但是仍然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的方式是由11月2日举行的工人大会产生的。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宣称，他们将在反对封建专制反动派的斗争中支持资产阶级反对派。他们在这次集会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显得比柏林工人高出一头。柏林工人只要发言，不是对政治毫无所知，就是干脆想跟着进步党跑。相反地，舒尔采-德里奇认为任何民主都是空论，它不能提高工人生活的物质基础，使许许多多的工人能够以代表者的身份参加政治运动。当然他也提醒人们行动要慎重，同时他也像施特雷克富斯那样提到资产阶级内部的那些怯懦人物，这些人实际上对工人运动抱有一种虽然完全没有根据但暂时却不能克服的反感。不过舒尔采还提出反对任何卤莽的另一理由，达个理由工人一定也了解。显然柏林委员会对召开代表大会采取不关心的态度。舒尔采认为，如果几百个工人来开会，毫无准备地研究这样重大的问题，这就会成为以一片混乱而结束的奇事；工人代表大会需要充分的准备，工人们不必因为从有能力的人们那里接受教导而感到惭愧；他自己提出要给工人做关于资本和劳动的报告。11月2日的会议仍然决定举行代表大会，不过会期要推迟一个时期，代表大会根据柏林纲领进行，只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从这个纲领里勾去了在柏林举行世界博览会这一条，准备工作由莱比锡委员会进行，萨克森内阁的批示已经为此提供了可能性，而这样做又可以阻止柏林反动派制造新的障碍。 《人民报》用如下的叹息来结束关于这次会谈的报道：编辑部网罗工人的努力徒劳无功。反动派好像也有相同的看法，同它的失望可能有关的是，两天以后，即11月4日，在拉萨尔的《工人纲领》没收后四个月，对它正式提起控诉。俾斯麦和他那一伙人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工人们不愿再理睬他们的帮手了。虽然艾希勒还担任了11月2日的工人大会的主席，但是11月7日他就不得不发表一个闪烁其词的声明，反对对他的怀疑，责备“莱比锡的代表先生”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摘。甚至艾希勒引证了粗野的翁鲁把他赶出大门这一不必要的凶恶行为，也没有能够在工人中恢复自己的名誉。 九 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时候，拉萨尔赶到莱比锡去，1863年5月23日，在那里成立全德工人联合会。据说，拉萨尔曾经说过，假如他在法兰克福和美因兹得不到胜利，他就要退出自己的事业，人们只要稍具普通的机智就可以理解这一点。按照拉萨尔的性格，他不会这样快地让他曾经升起的旗帜落下来，同渗透他的整个本性的革命顽强性相比，在消耗精力的斗争的压力下，他可能或早或晚激动地谈到个别的推动的或反抗的感觉，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在他一生的决定性行动中，这些感觉并不支配他，而是伴随着他。即使没有法兰克福的胜利，他也会在已经走上的道路上前进，不管这个胜利对他有多大鼓励，他也不致因此而忽略还有巨大的困难在等待他。 联合会在万神庙举行成立大会。有代表十一个城市的十二名代表参加：瓦尔特希、达姆尔和弗里茨舍代表莱比锡，奥多尔夫和佩尔代表汉堡，约克代表哈尔堡，勒维代表科伦和杜塞尔多夫，希尔曼代表爱北斐特、巴门和佐林根，伯恩哈特·贝克尔和海曼代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钟表匠谢普勒代表美因兹，在会议进行期间，德累斯顿的鞋匠勒济希终于来到，起初德累斯顿只有很少人拥护这一事业。此外还有二三百名莱比锡工人参加，人数比参加冬天在音乐堂举行的工人大会少得多。关于这一点，资产阶级报纸开了廉价的玩笑，它们把开会的地点叫做“群魔宫”，说地点选得不好。可是会议不是在晚上而是在下午举行的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莱比锡工人参加人数较少的原因。 会章的第一条说明了联合会的宗旨，即采取和平和合法的途径，尤其是争取社会舆论，为实行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而努力，这种普选权是能够充分代表德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利益和真正消除社会中的阶级对立的唯一手段。 规定会章的组织条例比说明原则碰到较大的困难。拉萨尔曾同齐格勒（他很尊重齐格勒的组织才能）商讨过工人保险总公司的计划，这个计划失败后，在组织政治-社会鼓动的联合会时，他仍然坚持齐格勒草拟的章程的基本思想。尤其是坚持不是一开始就把联合会束缚在太严格的条文之中，而是给它的领导尽量多的自由，至少保证主席有较长的任期和巩固的地位。不可否认，第一任主席具有尽可能独裁的全权（不管这种全权是否适合拉萨尔的个人喜好），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连对反动结社法的顾虑，在这里也不起主要作用。差不多在德国所有各邦都有反动的结社法，它们的共同之点在于，禁止各政治团体互相交往，因为不能组织分会，全体会员不管他们住在什么地方，都必须直属设在莱比锡的联合会，所以联合会就形成严格的集中。 撇开这一切不谈，那么问题不在于建立像从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那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宣传协会，而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党，这个党思想统一，行动统一，尽快地把工人群众作为团结一致的队伍投入政治斗争的战场。根据当时的情况，只有通过一个能够高瞻远嘱地认识和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人的独裁领导才能做到这一点。新运动所能指望的最好的新参加者还是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也就是多年以来习惯于最空洞的社团游戏、必须先学习行动和战斗的工人。拉萨尔不得不适应现状，这里主要问题也是，在特殊情况下同时适应事物的永久核心，即那种像呼吸必须有肺一样，适应任何无产阶级运动所必须有的民主精神。当拉萨尔组织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时侯，他给这个斗争以比较容易和迅速地粉碎暂时的形式的力量，起初他只能用这种形式进行组织。没有谁比拉萨尔更雄辩地唤醒潜藏在现代无产阶级中的自我训练的力量了。他的遗产主要是，德国工人阶级深深体会到必须要有一个巩固的组织，以及这个组织在最严重的时刻，没有外来的援助能够发挥作用。用过分盲目相信拉萨尔的会章的词句而引起的、暂时的，总之是转瞬即逝的混乱换取这样宝贵的遗产，肯定代价并不算太高。 这个会章作了如下的规定：每个工人只需简单地声明入会，就可以成为有完全平等表决权的会员，而且随时都可以退会。在发生怀疑时，由理事会决定某人是不是联合会所谓的工人；理事会也有权接受不是工人的人入会，或把恶劣的会员开除出会，除非这些会员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在入会时，每个会员交两个银格罗申的入会费，从那时起，每周交半个银格罗申的会费。理事会由一个主席和二十四个理事组成，其中有一个会计和一个拿四百塔勒薪金的书记。他们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席须获得绝对多数票，其任期为一年，但第一任主席任期为五年。理事会处理联合会事务，有过半数通过即可决定，主席可以立即发布紧急命令，不过在三个月内要得到理事会的追认。代表大会每年必须举行一次。时间和地点由主席决定，如果多数理事或六分之一的全体会员向主席提出书面建议，主席必须在六个星期内召集代表大会。同样，主席规定理事会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可是，如果多数理事提出要求，就必须在四个星期内召开理事会会议。主席对财务工作不进行任何监督，会计有责任按主席的指示支出一切费用。联合会的书记处理日常行政工作。各地方会员由理事会任命的全权代表领导。理事会有权在任何时候撤换全权代表，主席有权暂时停止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职权是，吸收会员，向金库缴纳入会费和会费，向书记报告工作，召开和领导当地会员的公共集会。联合会存在的期限规定为三十年，在联合会存在三年后才可以修改会章，并且必须由代表大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票决定。 很明显，这些规定赋予主席很大的全权。理事会其他二十四个成员对于他的权力可能有的限制不起多大作用。他们分散在全德各地，因此他们的行动力受到很大阻碍。所以不言而喻，一开始理事会就把任命全权代表这个重要职权交给了主席。可是值得一提的是，在制定会章的会议上，就已经有一个民主反对派起来反对主席的过分没有限制的权力。尤其是还不认识拉萨尔本人的汉堡和哈尔堡的代表，表示了这种意见。奥尔多夫提议第一任主席的任期不是五年而是三年，在这个议案遭到否决以后，约克投了未记名的一票，反对选举拉萨尔担任主席，并不是因为他本人不信任拉萨尔，而是因为伯恩哈特·贝克尔说，当然，拉萨尔应该当选为主席，这句不审慎的话引起约克的不满。 拉萨尔在下列两个条件下担任主席：第一，选举他当主席这一点，要在有代表参加成立大会的城市中，经过投票批淮；第二，他有权任命一个副主席以代替自己，副主席的任期和任命次数由他决定。勒维当选为司库，瓦尔特希当选为书记。除了他们以外，理事会的成员有莱比锡的达姆尔和尼德尔来，德累斯顿的勒济希，汉堡的佩尔和奥多尔夫，哈尔堡的约克，美因河畔的雪茄烟商施特劳斯，美因兹的谢普勒，杜塞尔多夫的排字工人，拉萨尔的老朋友基希尼亚维，爱北斐特的希尔曼，最后还有佐林根的两个制剑工人克林格斯和维尔姆斯，他们两个是一个工人教育协会和一个消费合作社的领导，曾推动这两个组织同拉萨尔的运动发生联系。下余的理事名额留给新参加的城市，理事会有权，只要有半数以上通过就可由这些城市补充理事名额至二十五人。这样，后来考克门的马丁尼律师和柏林的鞋匠帮工梅茨内也参加了理事会。 联合会成立以后，拉萨尔在柏林，瓦尔特希在莱比锡为联合会的发展进行积极活动。起初从表面上看成绩极小。瓦尔特希把《公开的答复》寄送到似乎提供了一线希望的所有地方，可是大把大把地撒出去的种子，几乎到处都落到龟裂的土地上。工人群众的不成熟性和企业主用来使他们疏远拉萨尔的鼓动的高压手段起了抑制无产阶级的重大作用。6月19日，拉萨尔任命了十六名全权代表：有十一名是参加成立大会的城市中的，其中德累斯顿几乎还没有半打会员，美因兹已经开始退会了，新参加的城市有五个，那就是：阿尔腾纳、柏林、布勒斯劳、希尔德堡豪曾和纽伦堡。在阿尔腾纳和纽伦堡只有一个全权代表，可是没有会员，布勒斯劳也是这样，由长期要塞监禁获释的诺特荣克担任了那里的全权代表的职务。希尔德堡豪曾大约有十来个会员，在柏林差不多只有鞋匠表示了一点同情。理事会的理事梅茨内和柏林的全权代表阿伦特都是桂匠。 联合会的政论武器也是很不充实的。在垂死挣扎，要求支援的小报之中，汉堡的《北极星报》被选为联合会的临时机关报，拉萨尔捐了一笔钱增强了它的力量。在这以前，这个小小的周刊处在海因岑、金克尔、布林德和其他与社会主义为敌的流亡者的精神影响之下；这个刊物编得很坏，编辑布龙是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阴谋分子，曾被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出盟。转到全德工人联合会名下以后，《北极星报》也没有好转，资产阶级报刊的吵闹的乐队完全压倒了这管甚至没有按照正确的节拍吹奏的脆弱的短笛。 拉萨尔本人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争取尽量多的名人和有教养人士参加他的鼓动方面。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很小，毫无疑问，他在一定程度上过高估计了这些新参加者的作用。早在法兰克福大会以前，他就曾经企图用有点突发的方式为自己的目的给胡贝尔公开发表的论工人运动危机的信作解释；这样他就给了胡贝尔的判断以一种作用，当胡贝尔发表了一篇次击拉萨尔比攻击舒尔采要尖锐得多的、论工人及其顾问的短文的时候，这种作用就反过来反对他本人。而且胡贝尔对拉萨尔的攻击也是很肤浅的，有一部分是很轻率的，这种轻率的程度同胡贝尔以拉萨尔和舒尔采的公断人自居的高傲程度相仿。事实上，他应该受到不过分亚于可怜的瓦克纳格尔的惩罚，当时拉萨尔正为了一件新的嘲讽，用鞭子把瓦克纳格尔抽回家去。 可是拉萨尔写信给胡贝尔说，他本来应该“严厉地”回答，但是他决不能因为自己暂时受到不公平对待而严厉对待胡贝尔这样一个人，多年以来他就由于许多文章而敬爱胡贝尔，胡贝尔对工人充满热爱和真诚的好意，他是这样大公无私和富于牺性精神。拉萨尔企图同胡贝尔取得谅解，给他指出社会王国的幻想是一种理论上很漂亮、实际上不可能的东西。后来这些话被拉萨尔的一个老同学，俾斯麦的新闻署长哈恩所歪曲，他说拉萨尔是一个社会王国的空想家。可是胡贝尔的保守思想根深蒂固，拉萨尔的辩才也说服不了他，如果视胡贝尔的这种偏见就其方式来说，至少是正直的，那么胡贝尔在拉萨尔死后又做了一件别的事情，即献给“喜欢玩弄阴谋的人物”和“拜金主义的幸运儿”一个不漂亮的悼词。在私交上，拉萨尔始终同胡贝尔保持亲切而坦率的关系，这是完全有利的，可是在政治上要把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黑人洗白，却是白费力气。 从逻辑上说，拉萨尔是可以争取1848年的老民主主义者的。假如这些人的情况不是这样就好了：精华已去，糟粕犹存！加之，拉萨尔争取到的少数人也没有达到他的期望。他把马丁尼参加联合会看做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实”；他不仅把这位新皈依者选进理事会，还任命他为东普鲁士省的总全权代表。可是马丁尼始终是一个光杆司令。还有海尔维格也是这样，拉萨尔虽然没有把他选进理事会，也任命他为瑞士的总全权代表。经过半年的催逼，拉萨尔才费劲地从海尔维格那里弄到一个联合会会歌，即有名的《祈祷吧，工作吧》，这支歌并不是没有才华，可是过分模仿雪莱的一首著名的诗，因此有几节虽很动人，却从没有在德国工人中广泛流传。拉萨尔的一个朋友，未来的音乐家汉斯·聪·毕洛夫给海尔维格的诗作了曲，乐谱难唱可能也是不易普及的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拉萨尔吸收资产阶级有教养分子参加他的运动的努力仍然有其值得重视的一面。当莫泽斯·赫斯做了关于劳动权的报告，表示拥护新运动，并担任了科伦的全权代表的职务时，拉萨尔写道：“不是一切都由我一个人来说，这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否则，在蠢货们看来，运动就采取了单个人的形式。”虽然碰了很多壁，但是拉萨尔也找到了在他突然死后能够继承他的事业的人，也许比他本人继续这项事业要有利一些。这个人是美因河畔的一个律师，约翰·巴普斯提特，冯·施韦泽，还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施韦泽出生于法兰克福的一个古老的望族。他是在叔本华的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可是早在1861年就发表了关于时代精神和基督教的范围广泛的研究著作，在这本书里，他背离了叔本华的非历史的寂静主义，面向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虽然还没有社会主义精神，但却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那样的思想革命的精神。这本书是一个年轻人的著作，本身有其重要意义，它的目标还不明确，因此内容不免略有空洞之处，可是对许多问题的观察却很精确，证明作者才学兼备。同时，施韦泽也倾向民族联盟的鼓动，在1862年法兰克福射击大会时期，编辑官方的会刊，此外他担任科堡公爵的副官也很出色，当时科堡公爵正以宣传的姿态扮演未来的德国皇帝的滑稽角色。 施韦泽在进行这次活动时，就有人暗中造谣，说他贪污了大会的款子。这件事从没有得到证实，当资产阶级只要有一点可能，就不惜付出很大代价使施韦泽身败名裂的时候，甚至也没有人企图证实这件事。因此人们可以没想，那个谣言只是施韦泽很快就认识到民族联盟的内容空洞的活动的一个证明。法兰克福射击大会以后不久，他由于引诱一个青年做了一件猥亵行为而激起公愤，在曼海姆被判两个星期的监禁，这时他的名声受到更沉重的打击。大资产阶级社会把他赶出去，同时这种估计又得到证明，即施韦泽主要是因为他的民主思想而不是因为性的过失而受到处罚的；恰恰是大资产阶级社会只要犯罪人心地善良，通常就为这种过失准备了一个宽大的爱情的外衣。到这时为止施韦泽在民主主义的体育协会和国防协会中有很大影响，可是现在这些组织也出于更为空洞的理由，不愿理睬他了，因此，当施韦泽同拉萨尔发生联系并请求拉萨尔推荐他写的一部社会小说的时候，法兰克福的工人不欢迎他，是可以理解的。 拉萨尔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施韦泽，反对法兰克福的工人。他坦率地对施韦泽谈到后者的“令人遗憾的、为他的趣味所不理解的喜好”，他直截了当地向法兰克福工人承认，施韦泽的性的爱好是一种“违反自然的错误”，可是他认为这种错误同一个人的公正和对信念的忠诚，同他的政治品质毫无关系。古希腊对于男色丝毫也不反对，伟大的希腊思想家也知道什么叫做道德。拉萨尔认为法兰克福工人反对同施韦泽在政治上合作，是确切而又令人气愤地证明，德国人陷入伪善者的境地还很深，他们不懂得把政治同私人的事情分开。施韦泽把他的长篇小说《路金德或资本和劳动》献给拉萨尔，拉萨尔毫不犹像地接受了，当该书第一卷在1863年夏天出版时，他很高兴。一个公正的批评家当然不会同意他的热情的评论。从美学观点来看，施韦泽的小说是一个不定形的怪物，是冒险的浪漫主义同工人问题的社会政治讨论、拉萨尔鼓动著作的大量摘录和法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叙述的奇异的混合物。其中最好的部分是对民族联盟的生活和活动的讽刺描写，这种描写首先得到拉萨尔的好评。根据活生生的手本描绘的一些图画十分成功，比如宗纳曼所接近的自由派银行家伊津格尔，可是作为诗的乐章，这部小说是失败的。 这时拉萨尔夏季旅行的日子快要到了。6月27日，他发出一个公告，任命达姆尔为副主席，在他离职期间担任联合会的领导工作。这个通告引起了敌人的嘲讽，在拉萨尔的拥护者之中也引起许多人摇头。不管怎么说，错误主要在于通告的形式（拉萨尔通知“工人们”，他“到瑞士的温泉地区去旅行”)，而不在旅行本身。几年以来，拉萨尔的身体就不太好，过去一年的繁重的工作和斗争使他的健康状况更为恶化，为了来年的更为繁重的工作和斗争，他需要彻底休养一下。此外拉萨尔并没有想到，在空闲时间什么也不干；在旅行中他带着舒尔采给柏林工人所做的、现在已经作为德国工人问答的一章、公开出版的报告，以便在对它们进行驳斥时，为他的鼓动工作写一本理论著作。 拉萨尔先到瑞士，那里有一个并非不严重的失败在等待着他。进步党执行了把始终忠实于它的工人教育协会更紧密地集中起来的计划；1863年6月，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成立了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参加这一工作的有倍倍尔、罗斯梅斯勒、欧根·李希特尔和海尔曼·贝克尔，贝克尔同毕尔格尔斯一样，由共产主义者变成了温和的自助者。这个工人大会表明，绝大多数的德国工人协会还跟着进步党跑；连倍倍尔和罗斯梅斯勒这样的人，也没有被选进新联合会的委员会。宗纳曼和麦克斯·希尔施在那里起领导作用，民族联盟从自己的金库里，给联合会拿出一年的经费。7月19日和20日，瑞士的三十六个德国工人协会将在苏黎世举行一个中央大会，在这个会上也要讨论德国工人运动的问题。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都接到邀请。被任命为瑞士的总全权代表的是海尔维格，因此他有责任代表联合会出席苏黎世中央大会，而且那时他又住在苏黎世。可是，无论是他自愿承担的义务，或是拉萨尔的恳切请求，都不能使这个懒散的人履行他的职责。他以某些偏狭的顾虑作借口，宁愿使事业受到严重损失，也不肯让自己的贵体经受也许很硬的过堂风。“整个工人事业，归结起来就是这些卑微的丑事，我们两个人不适合做这种事情”，他的朋友吕斯托夫这样高尚而爽朗地说。 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派到苏黎世去的宗纳曼却比较敏捷。他通过一个恶毒的报告，促使由已经完全变成木乃伊的格奥尔格·法因担任主席顺便举行的瑞士工人大会，发表了反对拉萨尔的经济理论的尖锐声明，后来这个声明又被德国资产阶级报纸恶毒地用来反对所谓的反动分子拉萨尔。苏黎世大会同法兰克福大会情况相似，瑞士工人对大工业的情况还很不了解，因而他们不能赞同拉萨尔的社会目标，可是他们对于拉萨尔在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死气沉沉极表同情。正直的目击者拉登多夫描述宗纳曼的举动是“十分可笑的”，苏黎世中央大会委员会在瑞士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在这个声明中，海尔维格的谴责——不能期待瑞士工人协会作出不偏不倚的判断——和这些协会同宗纳曼的所谓一致都遭到驳斥。声明说，协会只表示反对拉萨尔的经济观点，没有提出任何有利于进步党的议案，更不用说通过它了。拉萨尔的敌人决不会在他们对拉萨尔所犯罪行方面得到宽恕；他们空前傲慢地大声叫嚷把一切反对意见压下去，这只能消除那些对事业本身还有些犹豫的人们剩下的最后同情。可是这个声明没有在德国发表，因此在瑞士的德国工人不理拉萨尔的这个坏印象依然存在。他本人对这种不幸的肇祸人表示了他对朋友常有的那种宽容；他在一封诚恳的信中，还企图使海尔维格脱离耽于幻想，无所事事的状态，不过没有任何效果。 也许拉萨尔比较容易地摆脱了这个糟糕的事件，因为一切只决定于一个问题，即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否会在德国国内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他在离开德国以前就给瓦尔特希写信说：“我们只能通过广大群众前进。一个群众运动只有民族联盟那样多的成员是可笑的。我们必须有七倍于民族联盟盟员的会员。否则我们就会遭到可笑的失败。”当瓦尔特希告诉他，从外表来看，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他又从恩加丁写信给瓦尔特希说：“我觉得这里面有个限制，从内部来看一一关系到会员人数——事情进行不很顺利。这是最糟糕的事！……如果运动不能掌握群众，即工人阶级，那么不管怎么样它总要失败。如果我们至迟在一年之内不能吸收大量会员，那么不管我们能够取得多少精神上的胜利，也是完全没有力量的。”因为敌人还过高估计运动的成绩，说它有一万会员，所以瓦尔特希想命令各全权代表向外界肯定这个数字，对此，拉萨尔回答说：“如果工人像您所描述的那样，那么尽管我作了种种努力，我们也会丢脸。这是肯定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全权代表说假话。我们大概有一千会员，就不能说有一万会员。对这个问题可以保持沉默，而说谎对我们是不合适的。”可是在联合会成立以后三个月，即8月底，瓦尔特希十分气馁地给当时住在奥斯坦德的拉萨尔写了信；因为联合会只有约一千名会员，所以瓦尔特希建议解散联合会，或者把它放到别的基础上。 他说，如果就一个社会主义宣传协会而言，这么多的会员是非常可观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从没有这么多的盟员。可是对于一个政党来说，这个数字就太小了；不但没有超过民族联盟盟员人数的七倍，而且只达到它的盟员人数的二十分之一。8月29日，拉萨尔十分沉痛地回答说：“在我们整个联合会里约有一千会员！就目前来说，这是我们活动的成果！这是我写得手指发酸，说得声嘶力竭而取得的成果！亲爱的瓦尔特希，群众的这种冷淡造成了绝望，是吧！对这个完全是为了他们、完全是为了他们的利盆而存在的运动这样冷淡，对在精神方面不可度量的鼓动手段表示这样冷淡，而这些手段过去已经用过，在法国已经取得过巨大的成果！这个愚昧的民族什么时候才能终于摆脱麻木不仁的状态呢！”可是拉萨尔并没有气馁。“像您所说的那样，解散联合会吗？决不可能！它所经历的时间还太短，连冬天都还没有过去。如果这样做，对于我们的民族和党来说，就太不光彩了。人们必然深以为耻！而且这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也是一个莫大的错误！如果情况像现在这样，我就不扔掉手中的剑。诚然，人们可以说，只有一千会员，这柄剑是木头做的，可是，只要这把剑在剑鞘里，由于它的柄，看起来就像一把剑，人们用少数人就可以吓倒敌人。在来年春天或夏天以前，不管情况如何，我决不解散联合会。”然后拉萨尔考虑到扶助联合会的手段，尤其是亲自在莱茵地区进行鼓动，并用下面的话，击退了投降思想：“那时我还要拿出三倍的力量来工作。有勇气就行！” 使他本人能够勇往直前的，除了对运动的新手段的信赖以外，还有1863年夏天德国政治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