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卷 第九章 普鲁士宪法纠纷
四 资产阶级退出政治舞台1862年秋天，拉萨尔回到柏林的时候，普鲁士的宪法纠纷达到了顶点。10月13日，政府结束了邦议会的会议。事先，众议院根据宪法第九十九条宣布，政府结束了一项已被众议院的决议明确地、最终地否决了的经费，那就是违反宪法。贵族院否决了众议院建议的预算（它有权这样做），而通过了政府所提出的预算（这是公然违反宪法）。政府终于宣布，众议院根据宪法第九十九条得出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修改宪法的议院已经明确拒绝按照现在众议院所喜欢的精神解释这个条文。更确切些说，在讨论宪法时，明显地留下了一个问题，即如果任何预算案都得不到三个立法因素的一致同意，那么怎么办。因为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出现，所以政府无论如何必须推持现存的国家机构，也就必须确定被众议院否定的、用于事实上已经进行的军事改革的经费。 这时，俾斯麦毫不隐讳，他对这场纠纷一点也不感到高兴。作为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他清楚地知道，钱包的钥匙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全国都反对他，在他认为真正重要的问题上，连王室和容克也不支持他。他按照他的容克本性，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大胆行动。当时他也像后来任何时候一样不了解，由于这些挑战行为，他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他想克服的阻力。他也立即施展了他的波拿巴式的伎俩，同时向资产阶级摆出一副笑脸一副苦脸。这时人们终于对拉萨尔的《工人纲领》进行毫无意义的控诉了，说他公然煽动没有产业的阶级仇恨和蔑视有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中有些可疑人物散布普鲁士王国政府对工人阶级友好的奇淡怪论。可是俾斯麦并不隐讳，他宁可今天而不愿明天同资产阶级和好。他“抱怨”必须“掌管没有在宪法中奠定基础的国家经济”的状况。他不遗余力地同他称之为立宪制的灵魂的进步党求得妥协。他认为事实上宪法并不限制三个立法因素确定预算的权利。这三个立法因素依赖相互间的让步。只有当一个部分由于“偏狭的专制主义”拒绝任何和解时，掌握权力的部分才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前进，因为国家生活是一刻也不能停止不前的。 不管俾斯麦的立场遭到怎样的反对，可是他也有一件功劳，就是把争论的问题看做是一个现实的权力问题，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不管人们怎样为资产阶级反对派辩护，可是它总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把争论的问题看做是一个形式的法律问题，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进步党们仍为宪法大叫大嚷，好像宪法是一件受到空前的阴谋加害的圣物。它把普鲁士宪法描绘为一个还没有受官僚和容克凌辱的纯洁的处女，这种虚构需要一种比玛丽亚无垢受胎的教条更坚强的信仰。同时在反对政府的资产阶级中产生了一种认为俾斯麦的妥协论不无可爱之处的倾向。这种倾向在资产阶级的议会前卫中比在它的经济-政治势力集团，民族联盟和国民经济会议中弱一些。显然，在冲突尖锐化以后，就不能再通过妥协攫取一部分政权，但是关于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俾斯麦是会充分考虑的，这总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在某些情况下是很重要的，而对资产阶级中的一大部分人来说，这就是一切。 这时，拉萨尔用他关于宪法问题的第二个报告：怎么办？来澄清这种混乱状态。他第一次在1862年11月，后来又在以后的几个月里陆续在柏林的许多市区协会做了这个报告。他可以有根据地说，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他第一个关于宪法问题的报告的理论是正确的，宪法纠纷表现为一个实际的权力问题。现在必须从正确的理论中得出保证人民胜利的正确手段，事实的确是这样。 首先必须正确地提出问题。如果有人问，怎样才能维护确定的普鲁士宪法，这就是错误地提出问题。对这个问题不能作答，就像对通电流能否使一个尸体复活这个问题不能作答一样。维护有着无数后门的普鲁士宪法对人民没有什么好处。宪法纠纷提出的正确问题还不如说是：怎样能使人民的绝对权利，即批准预算的权利发生效力？甚至这个宪法也承认这个权利，不管什么时候，在将来的所有宪法中也应该包括这个权利。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拉萨尔首先指出不能选择哪种手段，不管这些手段表面上怎样可取。他说，许多人考虑到拒绝纳税。但是这个手段只适用于已经掌握实际权力，已经坐在要塞里的人民，如英国人民，而对只有一个成文宪法，刚想占领要塞即实际权力手段的人民是完全不起作用的。1848年的柏林议会由于在这方面缺乏明确的理论，而归于灭亡。在刚想夺取实际的权力手段的人民中，拒绝纳税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是有意义的，那就是它被用来发动一个普通的起义，这在当时的条件下自然是办不到的。假如1848年，柏林议会继续坚决行动，发动全民起义，起义当然就会胜利，当时的拒绝纳税也就是聪明的举动。可是大家知道，由于翁鲁所发明的消极抵抗，这件事没有能够实现，这是一个痛苦的回忆。 如果这个手段不适用，那么议院仍然有一个不可抗拒的胜利手段，就是它说出真实情况，换句话说，就是摧毁假立宪，没有这种假立宪，专制政权就不能维持较长的时期。专制政权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的社会势力远远超过自己。它也清楚地知道，它不能坐在刺刀尖上过日子。不管它的态度怎样粗暴，它也决不满意同社会力量对比存在明显矛盾的不可靠的存在。因此，它需要假立宪尽量长期地延续自己的寿命。 拉萨尔用下面一段话来说明假立宪的本质：“专制政权颁布了一个宪法，在这个宪法里，它把人民及其代表的权利降低到极小的、没有任何实际保证的程度，通过这个宪法，它一开始就剥夺了人民代表对它采取独立地位的可能性和欲望。议员使人民反对政府的意志发挥作用的任何企图，专制政权都用议会制度这个名词加以谴责，就好像任何真正的立宪政权的实质不是确实存在于议会制度中，而且仅仅存在于议会制度中似的。一旦人民代表机关决定进行一个独立的、同政府的意志不符的表决，专制政权就在骨子里把这一表决看做是好像没有这回事，但始终不肯放弃立宪制形式的外部装饰。”不难看出，拉萨尔是根据普鲁士的情况对假立宪制作这番符合实际的叙述的。 假立宪不是人民的成就，相反地，是专制政权的成就，它大大延长了专制政权的寿命。专制政权用它不加隐蔽的旧形式不能长期经受同整个社会状态处于明显的、公认的对立的紧张状态。他用立宪制形式的空虚外表掩盖这种对立，使这种对立缓和、减弱、无声无臭。面对这种谎言及其权力，唯一有效的绝对的手段就是揭发这种谎言，强迫政府放弃掩盖物，在公众面前露出专制政府的本来面目。因此，根据政府继续动用被议院否决了的军事改革的经费这一情况，议院在开会以后应该立即决定，无限期地延长它的会期，也就是延长到政府证明被否决的经费已不再使用为止。 这样，政府就被打败了。如果它解散议院，新选出的议员也会提出同一口号，新议院会立即发表同一声明。长期没有议会，政府不能进行统治。看一看欧洲，就知道除去俄国以外（俄国的社会状况同其他国家确实大不相同），所有国家都实行立宪制。甚至波拿巴和哈布斯堡专制政权也不能缺少假立宪制。难道恰恰是有着强大的资产阶级的普鲁士可以没有立宪形式而存在吗？这是决不可能的。政府同本国人民存在公开的、持久的矛盾，不在任何纠纷中被其他政府高傲地、令人难以忍受地踩几脚，它就不能执行外交政策。拉萨尔否认这是一种不爱国的议论。同自然科学家一样，政治活动家也应该考察一切情况，考虑一切实际力量。如果不是自古以来各政府之间的妒嫉和对立就是一个强迫它们在国内求进步的有效手段，世界还会处在什么样的野蛮状态，这是几乎完全不能想像的。而且德国人的生存也不具有这样不可靠的性质，以致他们政府的一次失败也包含着民族生存的真正危险。在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中，个别政府，如萨克森政府、巴伐利亚政府、普鲁士政府可能瓦解，但是德意志人民将会像一只长生鸟那样由灰复生。 同样，由于国内的假立宪制遭到破坏，政府也就瘫痪无力了。拉萨尔谈到赋税负担的急剧增长，然后作出结论说，一个必须制定这样一个预算的政府，一个经常把手伸到每个人口袋里的政府，也就必须至少造成得到每个人同意的假象。他把说出事情真相叫做最有力的政治手段，正如费希特已经证明的那样，老拿破仑利用这种手段取得了巨大成就。一切伟大的政治行动都在于说出事情真相并由此开始。一切政治上的浅薄都表现在隐瞒和掩盖事情真相。与此相联系，拉萨尔严厉批评了新纪元时期的盲目信任，在这些日子里，政府企图以实行立宪制欺骗“人民党的领袖”，但只是欺负了人民，给假立宪制开辟了道路，最后提出了军事方面的要求。 但是，拉萨尔就这样结束了过去的和平这个偏向。只是在现在的艰苦斗争中，必须更热心、更严格地注意不再让欺骗的政策夺去人民的权利。选民应当通过不断的宣传活动强迫议员采取这唯一可以胜利的策略。议院利用继续开会这个办法不能制服政府。如果议院的第一次无疑合乎宪法的否决被践踏了，那么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四次否决也就不可能有较好的命运。政府和人民将会只习惯于把议院的不受欢迎的决议看做是没有公布的。更坏的恐怕就是妥协。根据事态的发展，立宪的基本问题首先是：政府已经被迫停止使用议院所否决的经费了呢？在这种情况下，妥协不是一种和解，而是完全放弃公共权利。 拉萨尔最后能说，他的手段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没有坏处的。如果它不起作用，那么议院的延长会期就更不起作用，只会使政府能继续扮演假立宪的喜剧，使人民的思想发生混乱，并且像任何以谎言为基础的统治制度一样，破坏人民的道德。但是这个手段也是没有危险性的。要使用它，只需要明智和毅力，决不需要很大的勇气。对于罢工的议员，国家检察官和法庭都没有办法。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放案重要的官职。也许政府有一些时候仍然顽固，可是这对人民大有好处。如果后来政府不得不让步，它在人民的威严面前就更加恭顺，它就更加承认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是超过它的力量。“先生们！那时就没有调和的幻想了。现在你们积累了充分的经验，可以看到旧专制制度是什么东西。然后就不会同旧专制制度进行新的妥协，而是使它屈服！” 大家知道，拉萨尔建议的策略没有经过实际试验，所以对于这种策略议论纷纭。它所引起的反对意见，差不多有十分之九是由于批评者没有正确理解拉萨尔的思想所致。特别有才气的是最常提出的反驳：虽然发生了宪法纠纷，可是俾斯麦仍然胜利地进行了对丹麦和奥地利的战争。如果拉萨尔事先已经指出，同他的建议恰恰相反的策略不会削弱政府的力量，而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当然他就遭到了出色的反驳。这些批评家应该考虑一下，为什么俾斯麦在他全线胜利以后，在1866年7月8日整编好的军队摧毁了奥地利-萨克森的军队，普鲁士的选民打垮了议会的反对派以后，他不顾容克的强烈反对，提出追认没有预算的政府的问题，并且特别通过对外交政策的考虑来说明他的愿望。另一种反对意见的才气也不很小，这种意见认为：即使众议院根据拉萨尔的意见行事，政府还掌握着一个装备很好的机器，可以通过解散、竞选以及各种行政压力终于使反对派屈服，经常保持假立宪的形式。拉萨尔在自己的报告中的许多地方已经强调指出，政府利用这些手段还可以使自己的投降推迟一些时候，同时拉萨尔也正确地把这种情况看做是一个好机会。他所主张的只是像当时的进步党那样说大话的，的确也得到全国支持的反对派不应该“屈服”。如果进步党人不是像拉萨尔所认为的那样严肃认真的人，那么就更坏了！于是就更有必要建立一个工人党。四十年来工人党就指出，一个真正的反对党能够经受同当时俾斯麦用来对付进步党的微不足道的诡计大不相同的东西，而不“屈服”。 不管人们如何公正地无视这些目光短浅的反对意见，但是还有一个对拉萨尔当时的策略的评价值得考虑，这个评论的正确或错误使人对拉萨尔同进步党之同的关系有迥然不同的理解。社会主义方面有人说，如果尽快地引起一次革命，拉萨尔的行动就是正确的，同时拉萨尔也就被确定为一个革命者。但是，如果进步党从它还不想或者根本不想进行革命的立场出发，拒绝拉萨尔的建议，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进步党不对。在直接的后备军中没有革命，自愿放弃议会讲坛并不比有名的消极抵抗更有意义。因为拉萨尔从相同的推论出发，反对拒绝纳税的临时计划，所以他在自己的建议里就不可能有这样一种隐意。还不如说，他的真正看法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发生革命。他同进步党之间在这一点上，也同在拒绝纳税问题上一样没有意见分歧。过了一些时候，当约翰·雅科比提到这种想法时，进步党最有威望的领袖瓦尔德克完全根据拉萨尔的精神宣称，为了能够有效地拒绝纳税，人们必须有像约翰·汉普敦当时的机构，尤其是要有在法庭上反对强制征税的可能性。 拉萨尔的建议仍然停留在资产阶级可能性的基础上。它是完全适合资产阶级的内在本质的。拉萨尔是善于从历史中学习的少有的人中的一个。他的要求并不高于四十年代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能够以差强人意的成就和态度做到的事情。要求特维斯腾和瓦尔德克在六十年代有利得多的条件下做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在四十年代做过的事情，这并非过分。把拉萨尔的策略用一句明确而通俗的话总括起来，他不过是要求资产阶级堵塞专制政权的财源，使它就范。自古以来，原形毕露的普鲁士专制主义在欧洲的货币市场上的信用小得可怜。两三年以后，恩格斯写道：“这些先生们”——指欧洲的金融巨头——“只贴现有三个签名的支票，如果除了政府以外只有贵族院没有众议员签字，或者只有一个做摆饰的众议院，他们就把这看做是使用空头支票，不做这笔生意。”[1]这正是拉萨尔的建议的真正核心，资产阶级按照拉萨尔所提的办法，可以十分可靠地逼迫专制政权投降。 即使没有这种可靠性，拉萨尔说他的计划还是比相反的策略符合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利益，这也是对的。关于这一点，最好是从反面来证明。拉萨尔所预言的议院延长会期的不良后果字字应验了。众议院妄想通过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否决打垮政府对第一次否决的反抗，这就使得议会批准预算的权利完全成为幻想。像拉萨尔所预言的那样，人们只惯于把议院的不受欢迎的决议看做是没有公布的。亨·伯·奥本海姆——从1848年起他就是卢格的追随者，宪法纠纷时期他是进步党承认是它可谓“科学的”机关刊物的《德国年鉴》的主编——关于这一点写道：“讨论预算不久就成为一项空洞的、几乎可笑的工作，因为政府在军事费用以外的其他方面也不考虑第二议院的否决（比如在秘密基金方面），贵族院当然否决了修改的预算案，公然违反宪法，恢复了政府的提案。这种情况甚至对于会议的严肃性也有不良影响。国家生活的最现实的职能被贬低为一种空洞的示威。人们从这一点出发，越走越远，以为自己是在执行议会的职能，比如人们毫不犹豫地不断向受到鄙视的大臣递交请愿书，请他了解、考虑甚至解决他们的疾苦，向大臣说明自己的愿望和希求。”《德国年鉴》不过是说，议院可以“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受到不体面的和可笑的咒骂”，因为它利用一种“天真的形式主义”，利用“作为法律假定的、在有次序的议会活动中的坚持”，“摆脱”一种存在的内在矛盾，人们对于这些矛盾的基本条件不断发生剧烈争论；但是不久事实证明，拉萨尔由于这种“天真的形式主义”（他虽然比较不客气，但比较正确地称它为实际情况的“歪曲”)，有理由担心民族精神的混乱和民族道德的堕落。 还不到一年功夫，资产阶级反对派内部态度比较严肃，思想比较深刻的人就对进步党的行为感到愤慨，进步党在它软弱无力的抗议和决议中表现为一个能够像折断草茎似的折断普鲁士刺刀的巨人。不仅是像布赫尔、雅科比、洛贝尔图斯、齐格勒这些对1848年事件有些了解的政治活动家相当强烈地反对进步党的政策，而且较年轻的人物也是这样，比如阿尔伯特·朗格不久就看到，进步党在冲突的真正要点面前，在同王室的斗争面前吓得后退，再比如亨利希·冯·特赖奇克在进步党议员的狮皮下面发现了性情最温和的正直人，这些人明天可能成立一个社会拯救委员会，可是后天他们就会以贤人的平静心情过隐退生活，缴纳捐税并在猎兵面前脱帽。还不到两年，进步党的比较激进的报纸，如《莱茵报》和《柏林改革报》一本正经地宣称：“现在我们对于庄严的抗议已经厌倦了。发表演说和做决议在全德国连一片枯叶也动不了”，甚至最流行的自由主义的报纸，如《爱北斐特报》和《布勒斯劳报》也嘲笑“通常，当他们橐橐地走上可爱的讲台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的空谈家”。对进步党进行批判的决不是拉萨尔一个人，他十分尖锐地看穿了欺诈行为，他只做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所要求的事情，同时使工人阶级不再追随这个有趣的资产阶级政党。其他批评家做必要的事情不是迟缓就是拖延（如雅科比和朗格），或者终于陷入进步党的泥淖里（如齐格勒），或者投靠至少准备送给他们一小块统一的俾斯麦（如布赫尔、洛贝尔图斯和特赖奇克）。 拉萨尔的建议很明确，至少可以使柏林的选民，甚至进步党的议会党团大吃一惊。这一次不能再缄默不言了。l月10日，《人民报》对拉萨尔进行了攻击，虽然没有指名，可是它那毫无事实根据的攻击更为可恶，同时显然是害怕这一回有人听拉萨尔的话。1863年1月13日，邦议会开会的时候，东普鲁士议员马丁尼真地把拉萨尔的建议作为提案在进步党党团中提出来，至少有一个时期，意见似乎是不一致的。下述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改革报》和《福斯报》于1月13日和16日刊登了拉萨尔对《人民报》的攻击的尖锐反驳，并且以对拉萨尔颇有好感的精神报道了1月16日由于《工人纲领》而对拉萨尔提起的轰动一时的控诉。可是后来进步党议会党团除了马丁尼一人以外，其他人一致否决了他的提案，马丁尼在发表了一个相当有根据的声明以后放弃了自己的议席。1月27日，施韦林伯爵公开曲解俾斯麦的发言，在众议院声称，在普鲁士哪一次都是法律胜过权力，而不是权力胜过法律，这时进步党用无休止的欢呼来欢迎在伯爵嘴里三倍没有意义的长篇发言，这一欢呼，暴露出它准备大踏步地走向毁灭的心愿。 促使进步党否决拉萨尔建议的原因很多，但是大体上可以总括为三个方面。首先是议会迷这种病症全力反抗。拉萨尔知道他在跟谁打交道，他在自己的建议中对进步党议员说，在实行他的策略时，不必有性命之忧，这种策略要求他们作出的唯一牺牲——暂时放弃官职，并不怎么困难。可是对充斥于进步党之中的真正的庸人来说，官职就是一切，他们决不让“拉萨尔先生”碰一碰这个宝贝。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得到头发理得很好的被进步党报纸称为“民主派的盔上羽毛”的瓦尔德克的有力支持。瓦尔德克自从1849年被控叛国以后，成了对于拉萨尔的建议最感兴趣的比较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集团的最有名望的人物。可是正是这场官司使普鲁士王国民主主义者瓦尔德克受到了永远不会完全痊愈的创伤，起初他还怀疑进步党政策的正确性，可是这个创伤的剧烈疼痛很快打消了他的怀疑。如果说瓦尔德克在1848年就把议会议席变成了大祭司的职位，那么现在他就以妒嫉、怀疑的心情保护党团，反对一切外来影响，比如他相反地要求，议员在议院以外不要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瓦尔德克比任何人都坚决地声称：“我们继续讨论而不考虑后果，我们让上帝和人民来决定后果。”先同人民一刀两斯，然后又把人民尊为对人民代表的一切愚蠢行为应该负责的最高裁决者，毫无疑问这是议会迷的顶峰。可是瓦尔德克到底是个老实人，后来他克制了高傲自负甚至痛心地承认，进步党把“拉萨尔先生”看做一个愚蠢的青年，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使进步党对拉萨尔的建议充耳不闻的第二个，也是比较深刻的原因是它的妥协性。它把“从贝克尔到施韦林”的一切反对派分子都团结在一个“密集的方阵”之内，这是它引以自豪的一件事。只可惜，从前的共产主义者贝克尔和顽固的君主主义者施韦林在上面并肩前进的道路是不存在的。拉萨尔说得对，他的策略虽然不要求特殊的勇气，但却要求毅力和明智，而进步党丝毫也没有这两种特性。正如阿尔伯特·朗格所说，进步党的著名的“团结”在于，它的优秀分子互相拆台。进步党的报纸狡猾地声称，拉萨尔宣传无所作为，而进步党的大人物则想采取实际行动。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丝毫也不能改变下述事实，即进步党这个混杂的组织不可能采取拉萨尔要求它采取的实际行动，而它永远也不停止的演说才是无所作为。为了使整个集团始终不致背离自己的旗帜，进步党在每个紧要关头都降下这面旗帜，它“不屈不挠地”离开正路越来越远，在泥沼里越陷越深。进步党的领袖们说，他们能够做出最英勇的行动，但是人民还不够“成熟”，不能对这种英勇行为作出正确估价。在他们仓皇退却的情况下，这种说法听来就更加可笑了。 进步党反对拉萨尔的第三个，一也是最深刻的原因（虽然它懂得一点也不强调这个原因）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横亘于四十年代的资产阶级同六十年代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开端。从资产阶级立场来看，拉萨尔的建议是不可攻击的，他提出普鲁士宪法问题并论及它的根源，他不仅要求归还资产阶级被夺去的权利，也要求归还无产阶级被夺去的权利。可是进步党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把封建专制反革命诈取去的工人的权利归还工人。正是由于这些权利被人巧取豪夺，因此工人仍然喜欢普鲁士宪法。拉萨尔在谈到这面“残破旗帜”时所用的轻蔑方式，他的公开声明——同专制主义的跳舞必须从头再跳一回——使所有资产者的心中充满不可克服的厌恶。 对拉萨尔进行真正猛烈反击的是翁鲁。1862年12月22日，即拉萨尔发表他的演说的同时，翁鲁率领一个代表团向柏林进步党议员递交了一份有四万人签名的感谢信。翁鲁说：“但愿敌人们不想忘记或隐讳，我们现在的选举法是1849年5月制定的，也就是在1848年的国民议会被解散的时候制定的！1849年1月由普选权产生的第二议院在同年4月就被解散了。当时反动派取得了普遍的胜利。选举法不是由议院的决议产生的，而是解散上述两个人民代议机关的曼托伊费尔内阁根据国王的命令颁布的。三分之二的选举人由纳税最多的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选出，而这两个等级总共只占总选民人数的十分之一。由富豪构成的这个少数派对选举起决定作用。如果由这种选举产生的众议院不仅得到有产阶级，而且也得到不太富裕的人们，甚至也得到居民中靠双手劳动的人们的支持，那么这就充分证明在全体人民中产生了一种罕有的一致。”扯得真远，说得真好。人们也许应该期待翁鲁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无产阶级这样勇敢地维护资产阶级的被取消的批准预算权，那么资产阶级也应该同样勇敢地维护无产阶级的被取消的选举权。可是事与愿违！因为当时瓦盖纳和其他反动分子为了吓唬资产阶级而玩弄普选权思想，所以翁鲁继续说：“根据宣过誓的宪法第一百十五条的明确内容，1849年5月30日的选举法令——就是翁鲁本人认为非法的，根据三级选举制颁布的法令——成了宪法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对于以命令形式公布的选举法的任何修改不可否认都是违反宪法。我们不能认为政府在完全安静的、严格遵守法令的人民面前，会建议采取对普鲁士的法律意识和权力地位有这样严重后果的步骤，我们深信，国王陛下不会接受这种建议。”狡猾的政客和坚决的反对派领袖翁鲁在这里成了一个神秘主义者，同他的疯狂的幻想相比，整个反动的浪漫主义都黯然失色了。“国王陛下”的誓言颠倒了是非。普选权是正当的，它被三级选举制不合理地取消了。但是，因为“国王陛下”把不正当的三级选举说成是正当的，所以正当的普选权就不得不将就成为不正当的权利。假如翁鲁的演说不是全文登载在当时进步党的报纸上，透过几十年的灰尘还闪耀着听演说的议员流出的感动之泪的潮湿的光泽，人们就可能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恶毒的讽刺家对进步党当时的政策进行的一种讽刺。可是实际上它并不是什么讽刺，还不如说它是从资产阶级内心发出的叫喊。它同时指出，即使进步党是一个原则明确的、没有被议会迷这种病症感染的政党，也不会接受拉萨尔的建议。资产阶级只打算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把宪法纠纷进行到适合它单方面的阶级利益的程度，一步也不肯多走。它宁愿同“国王陛下”妥协，也不愿分给工人一份他们所期望的胜利果实。“用双手劳动”的阶级应该为有产阶级火中取栗，然后再走开，就像履行了义务的黑奴那样。 拉萨尔一直到最后一刻还为资产阶级把门开着。他在1月16日的辩护发言中还说：“我们资产阶级和工人都是人民的成员，在反对我们的压迫者方面是完全一致的。”进步党却不是这样。当它作出决定以后，它就力图利用“拉萨尔同俾斯麦志同道合，他要求先权力后法律”这个既恶毒又幼稚的谣言，破坏选民对拉萨尔的建议产生的好感。拉萨尔企图反驳这种不光彩的中伤，可是这时《柏林改革报》和《福斯报》也不肯登载他的文章了。“封住嘴巴，禁止发言，压迫一切不合进步党心意的人”——正如拉萨尔沉痛而又真实地所说，现在资产阶级及其机关报的策略又变成这样了。拉萨尔设法把那些报纸拒绝发表的抗议印成了独立的传单出版，传单的标题是：权力和法律。对他来说，要证明历史研究不是伦理学论文是很容易的。他说明，先权力后法律，以及为什么是这样，可是当他列举事实的时候，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同这个证明毫不相干的问题，根据他的主观意识应该是这样的，他在应该先法律后权力这一点上，例外地同施韦林伯爵和《人民报》意见一致，但是只有老民主派有权利谈论法律，因为老民主派从没有同权力妥协过。施韦林伯爵、翁鲁先生、《人民报》没有这种权利，因为他们参与或者粉饰或者事后认可一系列的破坏法律的行为。他们在这场买卖中得到一点权力，但是除了受践踏以外，从权力那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这是理所当然的。 任何叛卖政策都使自己的主谋者承担最严重的后果，这一次也不例外。如果进步党不愿把宪法纠纷当做一个历史的权力问题，而愿意当做一个形式的法律问题来处理，那么它就必须回到1848年4月的法案上去。这些法案只是资产阶级的法，是为了从无产阶级手里夺取三月革命的成果而拼凑起来的。马克思在1849年就从革命立场出发反对过它们，拉萨尔后来也只是为了说明进步党的不彻底性才提到它们的。但是从进步党的立场来看，它们是形式的法律，而且仅仅是这种东西。因为随着它而来的解散柏林议会、钦定宪法和三级选举制都是违反宪法的行为，这些行为不可能由于由三级选举产生的议院事后认可它们，而成为形式的法律。从形式的法律观点来看，普鲁士宪法（正如拉萨尔后来再三说过的那样）连一天也没有合法地存在过。 但是进步党不愿回到4月6日和4月8日的法案上去，虽然这些法案最确凿无疑地承认人民代议机关有批准预算的权利。因为这些法案也承认普遍的，虽然是间接的选举权，它们也承认无限制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进步党根本不想触及反革命对工人阶级施加的不正当的暴力行为。它的不幸是，当它为了欺骗无产阶级企图紧紧依靠法制基础的时候，它自己失去了脚下的可爱的法制基础。在普鲁士宪法里，从它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从它经过修改宪法的议院讨论，并得到国王承认的情况来看，确实存在那个“缺口”，俾斯麦用它来偿付宪法纠纷的理论费用。如果普鲁士宪法的精神和文字起决定作用，那么众议院的批准预算的权利就是可疑的，正如根据1848年4月6日的法案这种权利是不可侵犯的那样。修改宪法的议院曾经明确拒绝按照这个法案的精神解释宪法第九十九条。它们故意使这个问题成为悬案，因为三个立法因素不能对预算法案取得一致意见，就必然发生这种情况。俾斯麦根据普鲁士宪法有理由说，他的没有预算的政府虽然不符合宪法，但也不违背宪法。资产阶级企图用来欺骗无产阶级的“法”就是给专制政权的纯利。 于是普鲁士的，在历史上也可以说德国的资产阶级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退出了政治舞台。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它又避免同国王和容克进行决战。尽管它企图用这种豪言壮语使自己看不见它的政策的结果，可是这些结果并不因此而不一一显露出来。自从四十年代以来，德国资产阶级就放弃了争取政权的斗争。它满足于以无耻的自私维护本阶级的物质利益，也许从国王和容克手里窃取或骗取一点点政治统治权。如果资产阶级之中的一个人能够钻进内阁，他就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做国王的最忠实的臣仆，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甚至做容克阶级的最忠实的臣仆，比如从米凯尔的光辉范例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毫无疑问米凯尔还是德国资产阶级中政治上最明达的人物之一。 这种发展对拉萨尔肯定不是一种失望。因此他的政策也是正确的。只要能同资产阶级合作一天，他就坚定不移地执行这种政策。只有当资产阶级经常表现出不能同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进行清算的时候，当它因为想同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一起压迫工人阶级而不想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的时候，工人阶级才有理由采取独立的政策。事实本身在拉萨尔的政策上打上了印章。在资产阶级扯去了掩盖自己的内在本质的最后面纱的同时，工人阶级中发出了头几次呼声，宣告工人阶级准备而且能够履行本阶级的历史权利和历史义务。 在德国资产阶级退出政治舞台，放弃了人民的权利的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拿起人民的权利，宣布了自己对政权的要求。 [1]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党》，载德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史》第2卷第8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