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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状况
科伦3月6日。对英国人来说，从没有比他不知道怎样处理自己的金钱的时候更为不幸的了。这就是一切大投机买卖、一切盈利的企业的秘密所在，但同时也是一切破产倒闭、一切金融危机和商业停滞的秘密所在。
在1840年、1841年和随后的几年中，新的亚洲市场除了与欧洲大陆进行一般的贸易以外，对英国的输出提出了特别的需求。工厂主和出口商有充分理由在曼彻斯特的交易所中向亨利·璞鼎查爵士高呼“万岁”。可是好景不常。广州、孟买和加尔各答很快就为滞销的商品所充斥，而在这方面已经没有出路的资本为了扭转危局，重又在国内寻找用途。它涌入铁路建筑部门，从而为投机倒把开辟了活动场所，使投机活动很快就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根据保守的统计，新的投资总额估计有六亿，如果不是英格兰、爱尔兰和大陆某些地区的马铃薯歉收，棉花价格暴涨，和因这两种情况而造成的工业品销路缩减，以及铁路事业方面的狂热的投机倒把使英格兰银行于1845年10月16日把贴现率提高了50％，那末新的投资总额也许增加得更多。
在不列颠人对本国银行万能所具有的迷信的恐惧心理支配下，贴现率的这点点提高，或者换句话说，银行经理的这种不信任表示，立刻引起了相应的反应：精神普遍颓丧了，信贷受到了限制，继表面繁荣之后发生了大量的破产现象。结果，假若不是随即废除了谷物法[246]，从而意外地巩固了已经动摇的信用并重又激发起了企业主的事业心，那末马上就会爆发像1825年和1836年那样大规模的商业危机。
这一重大措施所产生的短时期的影响，使贸易界满怀奢望，因此它轻易地忘记了几乎降临的灾难。俄勒冈冲突[247]的消除预示当时仍然兴旺的对美贸易将继续下去，英国在旁遮普的胜利[248]保证了印度斯坦的安宁，这一切自然也使得人们又振作起来。虽然在1845年的歉收以后，1846年又遭到了同样的歉收，虽然各地都还不得不靠以前的积蓄来勉强为生，不得不支付经营企业所需贷款的12—15％的利息，但是郎卡郡和约克郡的所有的纺纱厂仍然不停地开工，仿佛歉收、铁路方面的投机倒把和市场上的商品充斥现在突然都变成了一瞬间就可以解决的纯粹的小事。
然而这一切好景很快就消逝了。其实，早在1847年9月，当包林博士在自由贸易论者布鲁塞尔会议上以令人捧腹的激动神色过高评价废除谷物法的神奇影响时[249]，伦敦就已有人指出，甚至“罗伯特·皮尔爵士的万能措施”也已经不能挽救国家免除人们早就怀着恐惧等待来临的灾难。不得不向命运屈服，而伦敦一些像里德·厄尔文公司那样在毛里求斯岛上拥有将近百万英镑地产的公司，由于这部分英国殖民地的悲惨状况，开始纷纷地倒闭和破产，同时又殃及东印度和西印度的许许多多较小的公司。
同时，工厂区的首脑们确信他们在估计废除谷物法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上犯了错误。商业活动在世界各地都停顿了，而恐怖也在这同一时刻笼罩了伦敦的西蒂［注：伦敦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译者注］、利物浦、曼彻斯特、里子等地的交易所。
于是，在1845年10月被各种事件挡住了的危机终于在1847年9月爆发了。信用扫地了。精力消耗尽了。英格兰银行不援助国内的银行；这些银行也停止了对商人和工厂主的信贷。银行家和出口商开始限制自己同大陆的交易，而大陆上的商人也开始对欠了他们债的工厂主施加压力；工厂主自然竭力想靠批发商来改善自己的境况，而批发商则压榨小店主。每个人都力求靠损害别人的利益来摆脱困境，而商业危机的灾难也就逐渐震撼了全世界，从伦敦西蒂的巨贾到最末一个德国小店主，无一幸免。
这是1848年2月24日以前的事！在1847年的最后四个月，英国经历了最不景气的日子。铁路业的投机商破产了；在殖民地商品的贸易方面，从8月10日到10月15日，伦敦有二十家第一流的商行相继倒闭，这二十家商行的资产总额为五百万，所生股息约占全伦敦的百分之五十；而在工厂区，11月15日曼彻斯特的一百七十五家纺纱厂中充分开工的只有七十八家，一万一千名工人被抛到街头，灾难达到了顶点。
1847年就这样结束了。1848年间大陆受到了英国这次危机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这一次自然更加显得严重，因为政治上的动荡也未能促使英国的这一非常事变的后果得到消除。
现在我们来谈谈现代经济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即革命对贸易活动的影响。
英国贸易出口统计表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说明，因为在英国支配着世界贸易的情况下，这些统计表的内容就正是用数字表明的政治和贸易状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用数字表明的各国的支付能力。
因此，如果我们看见，1848年4月的输出额缩减了1467117英镑，5月又缩减了1122009英镑，1847年的输出总额达到51005798英镑，而1848年总共只有46407939英镑，那末，由此就可以作出对革命非常不利的结论；并且，当我们看到1848年1月和2月即革命爆发前夕的输出额确实是比1847年多294763英镑的时候，就会更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但是，这种看法是绝对错误的。因为，第一，在1月和2月中，即正是在区分危机的顶点和革命的两个月中，输出额有所增加，这很容易解释，因为那时美国人用卖给英国大批粮食所得的钱购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英国工业品，这样就至少在短期内防止了可能出现的赤字。第二，在英国的贸易史上，我们可以找到特别显著的例证来说明，输出额的缩减不是紧接在危机之后，而只是在危机已扩展到大陆上以后才发生的。
因此，1848年头两个月的输出额有所增长这一点绝不应使我们产生错误的认识，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来看看输出额在全年内的普遍缩减。
我们已经指出，1848年的输出额比1847年的输出额下降了4597859英镑。这自然是颇大的缩减，这种缩减变成了那些在政治上宛如狂吠的恶犬、在贸易上宛如年迈的老太婆的反动分子反对革命的口实，遗憾的是，他们竟成功地利用了这个口实来同一切不熟悉经济问题的人们进行争辩。
然而，驳倒这帮人的谰言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因为只要翻阅一遍近三十年来的出口统计表，就可以看出，由于商业危机和革命的同时影响所造成的1848年输出额的缩减，同前几年输出额的下降没有丝毫联系。
1825年的输出总额是38870851英镑，在这一年的商业危机以后，1826年的输出额下降到了31536724英镑。因此输出额缩减了7334127英镑。1836年的输出额是53368572英镑，在这一年的危机以后，1837年的输出额下降到了42070744英镑。因此，输出额缩减了11297828英镑。再没有比这更能说明问题的了！
这两次商业危机固然都是完全由工业品的生产过剩引起的，但在规模上根本不能同刚刚结束的危机相比。在这两次商业危机以后，输出额的缩减总数比1848年的输出额下降的总数大一倍，而1848年是这样一个年头，在这一年以前，亚洲市场就已为货物所充斥，发生了两次歉收，投机活动的规模达到空前未有的地步，在这一年中，旧欧洲的每个角落都掀起了革命！
的确，1848年对于贸易还是很仁慈的！革命使得各地的贸易停滞了，出卖货物困难而危险，不少人在债务的重压下破了产。但是，去年路易-菲力浦当政时，也和今年共和国时期一样，在巴黎同样很难盘点出两万或三万法郎这样很少几个钱。在德国南部，在莱茵，在汉堡和柏林，无论发生革命与否，我们也一样地遭到破产，而意大利的贸易无论是在教皇庇护的统治时期或是在米兰、罗马和巴勒摩的英雄们的统治时期，都同样处在被压迫的境地。
因此，硬说贸易的重新活跃是反革命暂时胜利的结果，同样也是可笑的。法国人之所以在伦敦的拍卖中肯多付百分之二十五的价钱来收购羊毛，并不是因为路易-菲力浦的一些大臣重新掌了权，——不是的，他们之所以要付昂贵的价钱，是因为他们需要羊毛，而他们之所以需要大量羊毛，他们的需求之所以增加，正是因为在路易-菲力浦统治的最后几年中这种需求缩减得非常厉害的缘故。需求的这种波动在全部贸易史上都可以看到。
而英国人之所以又整天地在一切矿山中，在一切锻铁场中，在一切纺纱厂中，在自己的一切港口上工作，并不是因为某个文迪施格雷茨公爵根据战地法庭的判决处死了一些维也纳人，——不是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工作，是因为广州、纽约和圣彼得堡的市场需要用工业品去供应，是因为加利福尼亚开辟了一个似乎可以永无止境地进行投机买卖的新市场，是因为继1845年和1846年的歉收之后出现了1847年和1848年的两次丰收，是因为英国人消灭了铁路业方面的投机活动，是因为货币重又回到了自己往常的轨道上，而英国人将工作下去……直到爆发新的商业危机。
但是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决不是君主制国家最近几年中对英国的工业产品提出了主要的需求。那个几乎毫不间断地向英国产品提出了最大量需求的国家，那个现在还在吞食曼彻斯特、里子、哈里法克斯、诺定昂、罗契得尔等地市场上和现代工业的所有大通商港口上的一切货物并以自己的船舶来活跃海洋的国家，是一个共和制的国家，即北美合众国。正当现在世界上的一切君主制国家都摇摇欲坠的时候，这个国家却大大地昌盛起来了。
如果说德国的某些工业部门的状况在最近几年内有所好转的话，那末这也只应归功于英国的繁荣时期。但愿德国人能从全部经济史中知道，他们没有自己的经济史，他们必须为英国的危机付出代价，而在英国的过度生产时期，他们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好处。而他们的各个基督教德意志政府给他们的恩典只是加速破产而已。
写于1849年3月6日
载于1849年3月7日“新莱茵报”第23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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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246] 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是为大地主—土地贵族的利益而在英国实行的。因谷物法而引起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结果在1846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第386页。
[247] 争夺北美太平洋沿岸的俄勒冈州的斗争，以美英两国于1846年共同瓜分该州而告终。从此，美国就伸展到了太平洋沿岸。——第386页。
[248] 在1845—1849年间，英国在印度对锡克教徒国家进行了多次掠夺战争；这些战争的结果是整个旁遮普全被东印度公司吞并。——第386页。
[249]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包林这次发言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85—292、450、453页。——第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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