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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和反革命
一
科伦12月9日。我们从不隐瞒这一点。我们的基础不是法制的基础，而是革命的基础。现在，政府方面抛弃了法制的伪善面目。它站到了革命的基础上，因为现在反革命的基础也是革命的基础。
1848年4月6日颁布的法律的第六节规定：
“颁布一切法律时的表决权，以及确定国家预算和批准税收权，无论如何都应属于未来的人民代表。”
1848年4月8日颁布的法律的第十三节规定：
“根据本法律召开的议会，其使命是通过同国王协商的办法制定未来的宪法；议会在其存在期间享有原先各个国家等级的权利，特别是批准税收的权利。”
现在，政府驱散了协商议会[97]，擅自强迫国家接受soi-disant〔所谓〕宪法[98]，并且自己给自己批准人民代表拒绝给它批准的捐税。
普鲁士政府用沉重的一击消灭了康普豪森之歌，一种庄严的法制的约卜西之歌[99]。为了复仇，这部史诗的创造者——伟大的康普豪森，以这个普鲁士政府的使者的资格继续安闲地留在法兰克福，并且为了这个普鲁士政府的利益继续同巴塞尔曼之流进行阴谋活动。发明了协商论的康普豪森，为了拯救法制基础，即为了首先用欺骗手段使革命失去其应享的荣誉，同时还发明了以后必然要把法制基础连同协商论一起炸毁的地雷。
这个人推行了间接选举制，而这种选举制产生了这样一个议会，当这个议会突然发怒的时候，政府就可以声色俱厉地对它说：Trop tard！〔太晚了！〕这个人召回了反革命的首领普鲁士亲王，并且不惜用官方的欺骗手腕把亲王的逃跑说成是增长见识的旅行[100]。他使旧普鲁士关于政治罪行的立法和旧普鲁士法院继续有效。在康普豪森执政时期，旧官僚机构和旧军队赢得了喘息和重整旗鼓的时间。旧制度的一切主要活动家仍然盘踞着原来的位置，凛然不可侵犯。在康普豪森执政时期，权奸们在波兹南进行了战争，而他本人则在丹麦进行了战争。对丹麦的战争无非是分散德国青年们的“过分的爱国激情”[101]的避雷针，此外，这些青年在回国以后还受到了警察的应有的感化；这场战争应当给弗兰格尔将军和他那臭名远扬的近卫军团带来某种声望，而且一般地还应当恢复普鲁士军阀的名誉。这个目的刚一达到，就不惜任何代价，即通过可耻的停战来结束这场装模作样的战争，这种停战是同一个康普豪森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的同意下实行的。对丹麦战争的结果是：任命了“两个马尔克的总司令”[102]，3月间从柏林被赶出去的近卫军团又回到了柏林。
而波茨坦的权奸在康普豪森的庇护下进行的波兹南战争怎样呢！
波兹南战争是一个比反对普鲁士革命的战争更大的事件。这是维也纳的陷落、意大利的失败、六月英雄们的失败。这是俄国沙皇对欧洲革命的第一次决定性胜利。而这一切都是在有思考力的历史之友[103]、大辩论的骑士、协商主义的英雄、伟大的康普豪森的庇护下发生的。
因此，在康普豪森执政时期，在他的帮助下，反革命占领了一切有决定意义的阵地；在协商派议会进行辩论的时候，反革命为自己组织了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军队；在行动大臣汉泽曼-品托[104]执政时期，旧警察领到了新的制服，进行了资产阶级反对人民的既残酷又小气的斗争。在勃兰登堡执政时期，根据这些前提作出了结论。为此，只需要一种东西——胡子和军刀，而不是脑袋。
当康普豪森辞职的时候，我们说过：
“他根据资产阶级的精神播下了反动的种子，将根据贵族和专制制度的精神收获反动的果实。”[105]
我们并不怀疑：普鲁士大使康普豪森阁下现在已把自己列入封建主之中，他将心平气和地容忍对他所产生的“误会”。
可是不应当产生错觉；不应当把世界历史的首创精神加在某一个康普豪森、某一个汉泽曼身上，这是一些平庸的人物。他们只不过是阶级的传声筒。他们的言论，他们的行动，只不过是把他们推向前台的那个阶级的官方回声。他们只不过是在前台上代表了大资产阶级。
这个阶级的代表在那已经安然长眠、只是由于康普豪森才暂时苏醒过来的联合议会[106]中形成了自由主义反对派。
有人责难这个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先生们，说他们在三月革命以后背叛了自己的原则。这是一种误会。
联合议会所唯一代表的大地主和大资本家，一句话，那些有钱的人，都发了财，并成了比较有学识的人。一方面，随着普鲁士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即随着工业、商业和农业的发展，旧的等级差别失去了自己的物质基础。
贵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他们抛弃了信义、爱情和信仰，大都开始贩卖甜菜、烧酒和羊毛。羊毛市场成了他们的主要竞争场所。另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专制国家的旧社会基础已经消失，它已成了束缚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改变了的生产方式和改变了的需求的桎梏。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物质利益出发，必然要提出参与政权的要求。只有它自己才能利用各项法律来满足它的商业和工业的要求。它必然要从既不学无术而又妄自尊大的腐朽的官僚手中把照管它的这些“最神圣的利益”的权力夺取过来。它必然要要求监督国家财政的权利，因为它认为自己是财富的创造者。资产阶级在剥夺了官僚对所谓教育的垄断权以后，在意识到它在真正理解资产阶级社会要求方面优越于官僚以后，它也想获得同它的社会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就必然要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观点以及政府的行动的可能。它把这叫做“出版自由权”。它必然要取得毫无阻碍地结成社团的可能。它把这叫做“结社自由权”。同样，它必然要取得信仰自由等等，而这是自由竞争的必然后果。普鲁士资产阶级在1848年3月前夕曾走上了实现自己全部愿望的正确道路。
普鲁士国家遇到了财政困难。它的信贷已经枯竭。这就是召开“联合议会”的秘密。诚然，政府曾对自己的命运进行过反抗，无情地解散了“联合议会”，但是，缺少金钱和信贷归根到底必然要把它推入资产阶级的怀抱。正像封建贵族一样，天赋国王们也早已把他们的特权兑换成了硬币。在基督教德意志的各个邦中，解放农奴是这种历史交易的头一桩大生意，君主立宪则是这种历史交易的第二桩大生意。《L’argent n’a pas de maître〔金钱没有主人〕，但是，只要démonétisés〔失去了金钱〕，maîtres〔主人〕就不再是maîtres了。
由此可见，“联合议会”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只不过是一种反对不再适合资产阶级利益和需求的那种政体的资产阶级反对派。为了反对宫廷，它就必须要讨好［注：双关语：《Hof》——“宫廷”，《den Hof machen》——“讨好”。——编者注］人民。
也许，自由主义反对派真的以为，它是为了人民而当反对派的。
因此很自然，只有在为人民争取权利和自由的幌子下，它才能从政府手中为自己争得权利和自由。
如前所说，当二月风暴袭来的时候，这个反对派曾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二
科伦12月11日。当三月革命的洪水——en miniature〔缩小规模的〕洪水——泛滥过去后，在柏林地面上留下的不是什么庞然大物，不是什么革命巨人，而是一些旧型生物，一些低矮的资产阶级人物——“联合议会”的自由派，觉悟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的代表。资产阶级最发达的省份，即莱茵省和西里西亚，提出了新内阁的基本人选。尾随其后的有莱茵省的大群律师。随着资产阶级被封建主排挤到次要地位，莱茵省和西里西亚在内阁里也向旧普鲁士各省让位了。勃兰登堡内阁只是通过一个爱北斐特的托利党人，才与莱茵省保持了一点联系。汉泽曼和海特男爵！在普鲁士资产阶级看来，这两个名字体现着1848年三月和十二月之间的全部差别！
普鲁士资产阶级被抛上了国家政权的高峰，但并不是像它所希望的那样，是由于同王权成立和平协定的结果，而是由于发生了革命的结果。它应该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去反对王权，即反对自己，因为人民运动替它扫清了道路。但是在它看来，王权只是它用来掩盖自身的尘世利益的一种神明屏障。它自身的利益和与这些利益相适应的政治形态的不可侵犯性，译成宪法的语言应该是王权的不可侵犯性。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特别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就朝夕盼望君主立宪政体。所以，虽然二月革命及其在德国的回声是对普鲁士资产阶级有利的，因为这个革命使普鲁士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的政柄，但同时这个革命也打碎了它的如意算盘，因为此时它的统治已受到它所不愿意并且也不能履行的那些条件的束缚了。
资产阶级只是袖手旁观，让人民为它作战。因此，转交给它的权力，也就不是一个统帅在战胜自己的敌人后掌握的权力，而是一个受胜利了的人民委托来保护人民利益的安全委员会掌握的权力。
康普豪森还感觉到了这种情况的种种不便，并且他的内阁的全部软弱性都是从这种感觉和引起这种感觉的那些情况中产生的。因此，他的政府的那些最无耻的行径好像还带有几分羞愧的色彩。汉泽曼的特权却就是肆无忌惮的无耻和横蛮了。色调上的差别就是这两个艺术家之间的唯一差别。
普鲁士的三月革命既不应该和1648年的英国革命混为一谈，也不应该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混为一谈。
在164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了同盟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封建贵族和反对占统治的教会。
在1789年，资产阶级和人民结成了同盟反对君主制度、贵族和占统治地位的教会。
1789年的革命只有1648年的革命来做它的原型（至少就欧洲来说），而1648年的革命则只有尼德兰人反对西班牙的起义来做它的原型。这两次革命中的每一次革命都比自己的原型前进了一个世纪；不仅在时间上是如此，而且在内容上也是如此。
在这两次革命中，资产阶级都是实际上领导运动的阶级。无产阶级和那些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阶层，不是还没有与资产阶级不同的任何单独的利益，就是还没有组成为一些独立发展的阶级或一个阶级的几个部分。因此，在它们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地方，例如1793年和1794年在法国，它们只不过是为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虽然它们采用的是非资产阶级的方式。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
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财产分配制对长子继承制的胜利，土地所有者支配土地制对土地所有者隶属于土地制的胜利，教育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族的胜利，进取精神对游侠怠惰风气的胜利，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1648年的革命是十七世纪对十六世纪的革命，1789年的革命是十八世纪对十七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
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却完全不是这样。
二月革命在事实上消灭了君主立宪政体，在思想上消灭了资产阶级政权。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却要在思想上建立起君主立宪政体，在事实上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三月革命决不是欧洲的革命，它不过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它不仅没有超过自己的世纪，反而比自己的世纪落后了半世纪以上。它一开始就是一种继发性的现象，大家都知道，继发性病症比原发性疾病更难医治，并且对机体更加有害。当时的问题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是要在柏林复活那种早已在巴黎死亡了的社会。普鲁士的三月革命甚至不是民族范围的、德意志范围的革命，它一开始就是普鲁士地方性的革命。维也纳起义、加塞尔起义、慕尼黑起义——总之任何省区发生的起义，都是同它并驾齐驱的，都同它争夺首位。
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因其完成了创造工作而充满了无限的自豪感；1848年的柏林革命却以它落后于时代而自夸。这次革命的光芒好像遥远星球的光芒一样，在发出这种光芒的那个星球消逝了十万年以后，才达到我们地球上居民的眼中。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对于欧洲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星球，不过是缩小了规模的表现——一般说来，它在一切方面的表现都是缩小了规模的。它的光芒是一个早已腐朽了的社会所发出的光芒。
德国资产阶级发展得如此萎靡、畏缩、缓慢，以致当它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峙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同无产阶级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阶层相对峙的了。它不仅看见，在它后面有一个阶级对它采取敌视态度，而且看见，在它前面整个欧洲都对它采取敌视态度。与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代表整个现代社会反对代表旧社会的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降到了一种等级的水平，既脱离国王又远离人民，对国王和人民双方都采取敌对态度，但是对于每一方的态度都犹豫不决，因为它总是在自己前面或后面看见这两个敌人；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因为它本身已是属于旧社会的了；它不是代表新社会的利益去反对旧社会，而是代表已经陈腐的社会内部更新了的利益；它操纵革命的舵轮，并不是因为它有人民为其后盾，而是因为人民在后面推着它走；它居于领导地位并不是因为它代表新社会时代的首创精神，而只是因为它反映旧社会时代的不满情绪；它是旧国家的一个底层，这个底层并没有为自己打通道路，而是被地震的力量抛到了新国家的表层上；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大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大风暴来谋私利；毫无毅力，到处剽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踏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衰颓不堪，——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政柄时的形象。
三
科伦12月15日。获得了政权即建立了康豪森内阁的资产阶级，立即把协商论宣布为普鲁士的contrat social〔社会契约〕的“最广泛的”基础，这种理论绝不是空洞的理论，相反地，它是在“黄金”生活之树上生长出来的。
三月革命绝没有使天赋君主屈服于人民的主权。这次革命只是迫使王权，迫使专制国家同资产阶级进行勾结，同自己的老对手进行协商。
王权为了资产阶级而牺牲贵族，资产阶级为了王权而牺牲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制将变成资产阶级的君主制，而资产阶级将变成君主制的资产阶级。
在三月以后，只存在两种力量。它们彼此互为防备革命的避雷针。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进行的。
这就是协商论的秘密。
组成三月革命后第一届内阁的那些经营油类和羊毛生意的商人[107]，喜欢扮演用自己的平民服的衣襟去掩盖赤裸裸的王权的角色。当他们一想到下面这些事情就感到莫大的欣慰：他们将有可能进入宫廷，他们将本着自己的纯洁宽大精神，忍心抛弃自己那副严峻的罗马姿态——联合议会的罗马姿态，为了填平威胁要吞没王权的深渊而牺牲自己以往的声誉。康普豪森大臣俨然以充当宪制国王的产婆而自诩！这位好汉显然已深为他本身和他自己的宽大精神所感动。国王及其党羽硬着头皮忍受这种屈辱性的保护，bonne mine à mauvais jeu〔强颜欢笑〕，等待好日子的到来。
半瓦解的军队、担心失去职位和薪俸的官僚、驯服了的封建等级（它的首领作了一次增长见识的宪政旅行），只用几句甜言蜜语和几个屈膝礼就轻而易举地愚弄了bourgeois gentilhomme〔醉心贵族的小市民〕。
普鲁士资产阶级徒有其名地执掌了政权；它丝毫也不怀疑：旧国家的各种力量都已毫无二心地情愿受它支配了，所有这些力量统统都死心踏地地迷信资产阶级本身的万能了。
资产阶级不仅在内阁中，而且在整个君主国范围内，都为上面这种痴心妄想所陶醉。
三月以后，普鲁士资产阶级的唯一英雄功绩就是让市民自卫团进攻手无寸铁的无产阶级，而且往往是血腥地进攻；这种功绩难道没有在军队、官僚以至封建主中间找到自愿而忠实的帮凶吗？资产阶级的地方代表、市镇委员会（它们的那种讨厌而卑劣的奴才本性后来受到了文迪施格雷茨之流、耶拉契奇之流和韦尔登之流的皮靴的践踏，这可以说是罪有应得）所能作到的唯一努力，这些市镇委员会在三月革命以后所立下的唯一英雄功绩，就是它们对人民提出的宗法式严厉警告；难道它们没有使那些默不作声的行政区长官们和沉思不语的师长们惊叹佩服吗？在这以后，普鲁士资产阶级能够怀疑军队、官僚和封建主的旧恨已经溶化在它们对资产阶级——这个抑制自己和无政府状态的宽宏大量的胜利者——所表示的必恭必敬的忠诚中了吗？
事情是很明显的。现在摆在普鲁士资产阶级面前的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好好安排一下自己的统治，消灭碍事的无政府主义者，重新恢复“安宁和秩序”，重新征收在三月风暴时期没有征收的捐税。此外还应该做的只有一点，这就是把资产阶级政权和决定这个政权的三月革命的生产费用缩减到最低限度。普鲁士资产阶级在其反对封建社会和王权的斗争中，被迫以人民的名义为自己要求了一种武器——结社权、出版自由等等，现在，当受骗的人民已不再利用这种武器去拥护资产阶级而流露出要利用它去反对资产阶级这种危险意图的时候，难道不应当把人民手中的这种武器摧毁吗？
资产阶级确信：在它同王权进行协商的道路上，在它同屈从自己命运的旧国家成立协定的道路上，显然只有一个障碍，一个唯一的障碍，这就是人民——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 [108]，就像霍布斯所说的那样。人民和革命！
革命是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人民根据革命提出自己的强烈要求。革命是人民转在资产阶级名下的一张期票。资产阶级由于革命而取得了政权。在它取得政权的那一天，这张期票的支付期限就满了。资产阶级必然要拒付这张期票。
革命——它在人民的口里的意思是：你们资产阶级在组织Comité du salut public，公安委员会，我们把权力交给这个委员会并不是为了让你们为自己的利益而去同王权达成协议，而是为了要你们违背王权的意志来捍卫我们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革命是人民对资产阶级同王权达成协议的抗议。因此，同王权达成协议的资产阶级必然要抗议革命。
这就是在伟大的康普豪森执政时期发生的事情。三月革命没有得到承认。柏林国民代议机关否决了关于承认三月革命的提案，从而确认自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代议机关，是协商派议会。
这个议会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宣布为没有发生。它在普鲁士人民面前大声宣布：人民并不是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实行革命去反对王权，人民实行革命是为了使王权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去反对人民自己！这样，革命人民的权利的法律根据便被消灭，而为保守的资产阶级找到了法制基础。
法制基础！
勃律盖曼以及以他为代表的“科伦日报”曾为“法制基础”不知费了多少唇舌，进行了多少捏造，作了多少诉苦和埋怨，多少次失去了它，又把它重新找到，破坏了它，又把它修补好，把它从柏林迁到法兰克福，又把它从法兰克福迁到柏林，把它缩小，又把它扩大，并把它从普通的基础变为镶木地板，又从镶木地板变为双层底（大家知道，这是游艺场上魔术家的主要工具），再从双层底变为无底陷阱，以致对于我们的读者来说，法制基础归根到底合法地变成了“科伦日报”的基础。读者们可能把普鲁士资产阶级的箴言同约瑟夫·杜蒙先生的箴言混为一谈，可能把普鲁士世界历史的必然观念同“科伦日报”的专横的固执观念混为一谈，并且可能把法制基础仅仅看作是“科伦日报”所赖以成长的基础。
法制基础，而且是普鲁士的法制基础！
但是三月以后，大辩论的骑士康普豪森、联合议会的被复活了的幽灵以及协商派议会所赖以立足的法制基础究竟是什么呢？是1815年的宪法呢，还是1820年的省议会法？或者是1847年的敕令？抑或是1848年4月8日的选举法和协商法？[109]
都不是。
“法制基础”只不过意味着：革命并没有获得自己的基础，旧社会也没有失去自己的基础，三月革命只不过是“推动”在旧普鲁士国家内部早就在酝酿的王权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勾结”的一个“事故”，国王本人在以往颁布的敕令中早就承认了这种勾结的需要，只是认为这种勾结在三月以前并不是“刻不容缓”的。总之，“法制基础”意味着：资产阶级在三月以后，仍然企图像在三月以前那样的基础上同国王进行谈判，就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革命，好象联合议会未经革命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法制基础”意味着：人民权利的合法根据——革命，在政府和资产阶级之间所缔结的contrat social〔社会契约〕中并不存在。资产阶级从旧普鲁士的立法中引伸出自己的要求，为的是不让人民从新普鲁士的革命中引伸出任何要求。
不言而喻，资产阶级的思想白痴们，资产阶级报纸的下流作家及其同流们，把资产阶级利益的这种点缀物冒充为资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并以此自欺欺人。在勃律盖曼这种人的头脑中，关于法制基础的词句已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实体。
康普豪森内阁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即中介和过渡的任务。它是踩在人民的肩上爬上去了的资产阶级和已经不再需要人民支持的资产阶级之间的中介人；它是貌似保卫人民反对王权的资产阶级和真正保卫王权反对人民的资产阶级之间的中介人；它是已脱离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已形成为反革命核心的资产阶级之间的中介人。
按照其作用来说，康普豪森内阁由于它那种少女般的羞怯心理的缘故，而仅限于消极反抗革命。
诚然，它在理论上否认了革命，但在实践上它只是反抗了革命的要求，只是对旧国家政权的恢复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决定：它已经到了应当由消极反抗变为积极进攻的转折关头。康普豪森内阁的辞职并不是因为它犯了这种或那种错误，而仅仅因为它是三月革命后的第一届内阁，因为它是三月革命的内阁，由于它的来历的关系，它还必须用人民独裁者的假面具来遮盖它的资产阶级代表的真面目。它的这种二重来历和暧昧性质还使得它有义务对自主的人民保持一定的客气、拘谨和慎重的态度，而这一套已成了资产阶级的累赘，由协商派议会直接产生的第二届内阁就不需要考虑这一套了。
因此，康普豪森内阁的辞职对于下流政客们来说是一个谜。继之而来的是行动内阁，即汉泽曼内阁，因为资产阶级打算从消极地把人民出卖给国王的时期，过渡到积极地使人民屈服于通过同国王协商而实现的资产阶级政权的时期。行动内阁是三月革命以后的第二届内阁。这就是它的全部秘密。
四
科伦12月29日。
“ 先生们！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 [110]
任何一届普鲁士内阁中都没有过这样多的资产者的名字！汉泽曼、米尔德、梅尔克尔、屈韦特尔、吉尔克！甚至这个内阁的宫廷标记冯·奥尔斯瓦特也属于自由派的，即迎合资产阶级的科尼斯堡反对派的贵族。只有罗特·冯·施莱根施坦在这帮可鄙的家伙中间代表旧的、官僚化的普鲁士封建贵族。好一个罗特·冯·施莱根施坦呵！这是已经仙逝的希尔德布兰特所写的一部已被遗忘的盗侠小说的早已过时的书名！[111]可是，罗特·冯·施莱根施坦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这块钻石上所镶的一副封建框子。资产阶级内阁中的罗特·冯·施莱根施坦，就像是用大字写下的题词：“普鲁士封建贵族、军队、官僚追随于普鲁士资产阶级这颗刚刚升起的明星之后。”这些强大的力量让普鲁士资产阶级来支配自己，资产阶级便把它们安置在自己的宝座前面，正像旧纹章上面在君主的宝座前安置一只狗熊一样。罗特·冯·施莱根施坦正就是资产阶级内阁的这样一只狗熊。
6月26日，汉泽曼内阁向国民议会作了自我介绍。从七月起它才开始真正存在。六月革命是行动内阁的背景，就像二月革命是中介内阁的背景一样。
普鲁士资产阶级利用巴黎资产阶级对巴黎无产阶级的血腥胜利来反对人民，而普鲁士国王则利用克罗地亚人在维也纳的血腥胜利来反对资产阶级。普鲁士资产阶级为奥地利的十一月而悲痛，是普鲁士人民为法国的六月而悲痛的报应。德国庸人们没有远见，目光短浅，竟把自己同法国的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他们没有摧毁任何宝座，他们没有消灭封建社会，更不要说肃清封建社会的残余了；他们无须保存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在六月以后，就像在二月以后一样，就像在十六世纪初一样，也就像在十八世纪一样，他们按照自己固有的那种老奸巨滑和投机取巧的习惯，打算从别人的劳动中攫取四分之三的收益。他们没有意料到：在法国的六月后面，有奥地利的十一月在窥伺着他们，而在奥地利的十一月后面，又有普鲁士的十二月在窥伺着他们。他们也没有意料到：在法国，推翻了王位的资产阶级看到自己面前只有一个敌人——无产阶级，而同王权斗争的普鲁士资产阶级却只有一个唯一的同盟者——人民。这并不是说他们二者之间没有对立的敌对利益，而是因为共同的利益，即反对同时压迫他们二者的第三种势力的需要，还把他们二者结合在一起。
汉泽曼内阁把自己看作是六月革命的内阁。在普鲁士的每一个城市里，庸人们为了对抗“红色强盗”，都把自己装扮成“正直的共和党人”，——然而，他们仍然是真诚的保皇党人，并且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所谓“红色强盗”却带着黑白色[112]的帽徽。
汉泽曼在其6月26日的就职演说中，轻易地摆脱了康普豪森的那种神秘而模糊的“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君主制”。
“在两院制基础上的君主立宪以及由两院和国王共同行使立法权”——他把自己的有鼓舞力的前辈的神秘莫测的口号变为这样一个冷酷的公式。
“改革同新的国家宪法相抵触的最必要的关系，解除在君主国大部分地区阻碍有利地利用财产的束缚，改革诉讼程序，改革税务立法，特别是取消免税权等等”，并且首先要“加强国家权力，这是为了保卫所争得的〈公民所争得的〉自由不受反动派的侵害〈即利用自由为封建主服务〉和不受无政府状态的侵害〈即利用自由为人民服务〉所必需的，是恢复被破坏了的信任所必需的”，——
这就是内阁的纲领，这就是成立了自己的内阁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的纲领，这个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汉泽曼。
在“联合议会”中，汉泽曼是一个最激烈和恬不知耻地反对信任的人，因为“在金钱问题上，先生们，是没有温情可言的！”但是在内阁中，汉泽曼却宣布“恢复被破坏了的信任”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因为——这一次他是向人民说话，正像过去是向王位说话一样：“先生们！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问题在于，过去指的是给钱的信任，而现在指的是造钱的信任；过去指的是封建的信任，是对上帝、国王和祖国的百依百顺的信任，而现在指的是资产阶级的信任，即对企业家的活动、对资本产生利润的能力以及对实业家的支付能力的信任，对商业的信任。这里说的不是信仰、爱情和希望，而是信用。
“恢复被破坏了的信任！”汉泽曼在这句话中表明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固执思想。
信用是建立在对下列事实的确信上的：资本将继续剥削雇佣劳动，资产阶级将继续剥削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将继续剥削小资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的任何政治运动，不管它的性质如何，即使它是直接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都在动摇着信任、信用。因此，“恢复被破坏了的信任”，在汉泽曼口中就意味着：
镇压无产阶级中和一切社会阶层中的一切政治运动，因为这一阶级和这些阶层的利益并不是直接同自认为掌握国家政权的那个阶级的利益相一致的。
因此，汉泽曼在主张“恢复被破坏了的信任”的同时，还提出要“加强国家权力”。不过他把这种“国家权力”的本质搞错了。他本来想要加强为信用服务即为资产阶级的信任服务的国家权力，而实际上他只是加强了由于不享有任何信用因而要求信任，并且在特别困难的场合下诉诸霰弹的国家权力。他本来想要节省资产阶级权力的生产费用，结果反而使资产阶级为普鲁士封建权力的复辟付出了亿万的沉重代价。
对于工人们，汉泽曼言简意赅地说，在他的口袋里有一种能包治他们百病的万应灵丹。但是，在他从口袋里掏出这种万应灵丹以前，首先要恢复“被破坏了的信任”。要恢复信任，工人阶级就应当放弃他们对政治的迷恋和对国家事务的干涉，回到自己习惯的旧生活方式中去。如果工人阶级听从这一劝告，使信任得到恢复，那末这种神秘的万应灵丹马上就会见效，其所以会见效，只是因为不再需要它了，不必应用它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疾病本身——破坏资产阶级的秩序的行为将被消除。什么病也没有了，还要药干什么呢？要是人民固执己见，——那有什么了不起，汉泽曼会“加强国家权力”即警察、军队、法院、官僚制度，他会唆使自己的熊去咬人民，因为“信任”会变成“金钱问题”，而
“在金钱问题上，先生们，是没有温情可言的！”
汉泽曼可能觉得这是可笑的——但是他的纲领却是一个真诚的、充满善意的纲领。
他想加强国家权力，不仅是为了反对无政府状态，即反对人民，而且还为了反对反动派，即反对王权和封建利益，因为后两者可能企图同资产阶级的钱袋以及资产阶级“最必需的”即最起码的政治要求对立起来。
行动内阁的组成情况本身就是对这个“反动派”的一个抗议。
行动内阁同普鲁士以往的一切内阁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真正首相是财政大臣。几百年来，普鲁士国家对下面这一事实讳莫如深：军事、对内对外政策、教会和学校，甚至宫廷事务部以及信仰、希望和爱情，都是受平凡的财政支配的。行动内阁把这个不愉快的资产阶级真理奉为金科玉律，让汉泽曼先生来当自己的首领，而汉泽曼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全部内阁纲领，正像他的在野时的纲领一样，可以概括为下面一句话：
“先生们！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
普鲁士的君主制变成了“金钱问题”。
现在，我们放下行动内阁的纲领，进而来谈谈它所采取的行动。
说什么要“加强国家权力”以反对“无政府状态”即反对工人阶级和所有不满意汉泽曼先生纲领的城市居民阶层，这种威胁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除去提高甜菜糖税和烧酒税不谈，行动内阁所采取的唯一重大的行动就是，实行反对所谓无政府状态即反对革命运动的反动政策。
根据普鲁士法，或者，在该法律不适用时根据Code pénal〔刑法典〕对报刊案件进行的无数审讯，根据同样“充分的理由”（这是奥尔斯瓦特的公式）所实行的无数逮捕，在柏林实行警察制度[113]，而且每两幢住宅就有一个警察监管，警察对结社自由的侵犯，唆使兵痞殴打不顺从的公民，唆使市民自卫团殴打不顺从的无产者，实行戒严以示恫吓，——汉泽曼时代的所有这些丰功伟绩至今记忆犹新。因此没有必要详细叙述它们了。
屈韦特尔把行动内阁这一方面的活动概括如下：
“一个真正想要自由的国家，必须有相当数量的警察人员作为执行权力”，
对于这件事，汉泽曼本人也嘟哝了一番他那一套固定不变的解释：
“这也将大大地促进信任的恢复，促使陷入瘫痪状态的商业活动活跃起来。”
因此，在行动内阁执政时期，旧普鲁士警察机构、检察机关、官僚制度、军队等都“加强了”——都是像汉泽曼所想像的那样，在资产阶级供养下，也就是说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情况下加强了。总之，它们都“加强了”。
与此相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情绪，可以由下面一件事情来说明。为了回击一些反动分子对沙洛顿堡的一些民主分子的殴打，人民在柏林冲击了首相官邸。行动内阁已经变得如此家喻户晓了。第二天，汉泽曼就提出了一项惩办暴徒和禁止露天集会的法律。他就是这样狡猾地阴谋策划反对反动派的。
因此，行动内阁的真正的、明显的和人所共知的活动具有纯粹的警察性质。在无产阶级和城市民主派看来，这个内阁和协商派议会（它的多数是由内阁代表的）以及普鲁士资产阶级（它的多数构成了协商议会的多数），无非是代表旧的、稍微刷新了的警察和官僚的国家而已。此外，还加上对资产阶级的愤慨，因为资产阶级已占统治地位，而且通过市民自卫团变成了警察的一个组成部分。
人民心目中的“三月的成果”就是如此。这些成果就在于自由派资产者老爷们也担负了警察的职能。这样一来便出现了双重警察！
不是在行动内阁的行动中，而只是在行动内阁所制定的构成法草案中，才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行动内阁仅仅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加强警察”这一旧国家的最完备的表现，并使之行动起来。
在汉泽曼内阁所提出的市政条例、陪审法庭和市民自卫团法的各种草案中，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财产，始终是那些依法享有权利的人和那些不享有权利的人之间的分界线。诚然，所有这些法案都向王权作了极其奴颜婢膝的让步，因为资产阶级内阁指望王权成为无害的同盟者，可是这样一来，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就更加残酷无情了。
由协商议会批准的市民自卫团法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并且必然为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提供法律根据。诚然，资产阶级以为这个法律只有在市政条例公布和宪法颁布以后，即在它的统治巩固以后才会生效。普鲁士资产阶级从市民自卫团法所获得的经验，应当使它学会一些东西；它应当懂得：直到现在它所做的自以为是反对人民的一切，完全是反对它自己的。
这样，在人民看来，汉泽曼内阁的实质在实践上是实行旧普鲁士的警察专权，而在理论上则是按比利时的样式[114]来对资产者和非资产者进行侮辱性的区分。
现在我们来谈谈内阁纲领的另一个方面，即反对反动派的斗争。
在这方面，内阁所表现出的善良愿望多于行动。
属于资产阶级善良愿望的有：把封建主的私有领地分成小块卖给私有者，使银行机关服从自由竞争的原则，把Seehandlung[115]变成私人机构等等。
行动内阁的不幸在于：它在经济上对封建党派的一切攻击，都是在强制公债的庇护下进行的，而它的一般改良企图在人民看来，只是为了必须充实加强了的“国家权力”的国库而采取的纯财政措施。结果，汉泽曼招致了一派人的憎恨，同时又得不到另一派人的承认。实际上，不能否认，只是当对于财政大臣来说是最亲切的“金钱问题”，即财政部所理解的金钱问题要求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才敢于认真地攻击封建特权。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他向封建主说：
“先生们！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因此，甚至他的反对封建主的肯定的资产阶级意向，也像他的为“活跃商业活动”所采取的否定的措施一样，带有警察的色彩。要知道，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警察就是国库。汉泽曼向国民议会建议提高甜菜糖税和烧酒税，并通过了一项甜菜糖税和烧酒税的法律，这种做法，激怒了西里西亚、各个马尔克、萨克森以及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等地的大财主，即激怒了“上帝、国王和祖国”的拥护者们。这种措施不仅在旧普鲁士各省激起了同工业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的愤怒，而且也引起了莱茵省酿酒厂的资产阶级厂主们同样强烈的不满，因为他们看到，这样一来，同旧普鲁士各省比较起来，他们被置于更为不利的竞争条件之下。除此以外，这一措施也引起了旧普鲁士各省的工人阶级的反对，因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这一措施意味着，而且也只能意味着一种生活必需品的涨价。这样，实行这一措施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充实“加强了的国家权力”的国库！这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因为这是行动内阁所采取的反对封建主的唯一的一件真正见诸实行的行动，是这方面唯一的真正变成了法律的法案。
汉泽曼的关于取消等级税和土地税免纳权的“法案”[116]，正像他的所得税法案一样，引起了地主——“上帝、国王和祖国”的崇拜者的拚命叫嚣。他们骂他是共产主义者，而且直到今天，普鲁士的“十字骑士”一提到汉泽曼的名字还要给自己画三次十字。在十字骑士听来，这个名字就像弗拉·迪亚沃洛[117]的名字一样。取消土地税免纳权这个由普鲁士大臣在协商派议会的光辉时期所提出来的唯一重要措施，由于左派的原则局限性而遭到了失败。然而，正是汉泽曼先生本人使这种局限性成为正当的。难道在制订宪法和举行效忠宪法的宣誓以前，左派应当开辟新的财源来支持“加强了的国家权力”的内阁吗？
par excellence〔主要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内阁竟是这样不走运，以致连它的最激进的措施都受到协商派议会中的激进议员的阻挠。它竟是这样贫弱，以致它向封建制度举行的整个十字军征讨，仅表现为受到一切阶级同样憎恨的提高税收，而它的在深思熟虑之后制订出来的全部财政政策的不成熟的果实只是强制公债。这两种措施归根到底仅仅为反革命向资产阶级本身的进攻提供了补助金。但是，封建主已经肯定资产阶级内阁是“居心叵测”的。因此，甚至普鲁士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财政斗争也表明了，资产阶级由于威信扫地和软弱无力，甚至募集金钱也只有为了反对自己本身才能办到，而在金钱问题上，先生们，是没有温情可言的！
资产阶级内阁不仅使城市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封建主都来反对它，它还推开了受封建制度压迫的农民阶级，并使这一阶级对它采取敌视态度，在这方面，协商派议会热心地帮了它的忙。总之，不应当忘记，这一议会在其存在的一半时间内，把汉泽曼内阁看作它的真正代表；今天的资产阶级受难者曾是汉泽曼昨天的童仆。
在汉泽曼执政期间由帕托夫所提出的关于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参看我们过去对这个法案的批评[118]），是资产阶级想废除封建特权，废除这些“同新的国家宪法相抵触的关系”的极其软弱的意图的可怜果实，是资产阶级在任何一种财产遭到革命的侵害时所流露出的恐惧。可怜的、胆怯的和狭隘的利己主义使得普鲁士资产阶级瞎了眼睛，以致它竟抛开了自己必要的同盟者——农民。
6月3日，议员哈诺夫提出一个提案：
“一切正在进行的有关调整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及有关赎买义务等方面的谈判，在以正当原则为基础的有关这方面的新法律颁布以前，根据一方面的要求，立即予以停止。”
只是在9月底，也就是在四个月以后，在普富尔内阁时期，协商议会才通过了停止地主和农民之间的谈判的法案，而且否决了所有自由派的修正案，并决定：“原定的现行义务暂时仍然有效”和“有争执的付款和欠税予以征收”。
在8月间（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协商派议会认为南施蒂尔关于“立即废除徭役”的提案“并不是刻不容缓的”；既然如此，既然协商派议会要农民放弃他们在三月以后争得的那种实际地位而往后退，农民还能认为为这个议会而战是刻不容缓的吗？
法国资产阶级是靠解放农民起家的。它在农民的帮助下征服了欧洲。普鲁士资产阶级完全沉溺于它的最狭窄的眼前利益，甚至轻率地丢掉了农民这个同盟者，并把他变成了封建反革命手中的武器。
资产阶级内阁倒台的官方历史是尽人皆知的。
在这个内阁的保护下，“国家权力”极度地“加强了”，人民的力量极度地瘫痪了，以致屈韦特尔—汉泽曼这一对孪生子在7月15日不得不向君主国的所有行政区长官呼吁，反对官僚们特别是地方官员们的反动阴谋；以致后来除了协商派议会以外，“贵族和大地主会议”[119]也在柏林开会以保护本身的特权；以致最后为了同所谓的柏林国民议会相对抗，于9月4日在上劳西茲［注：波兰称作：上鲁日伊察。——编者注］举行了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市镇代表会议，保护受威胁的地主所有权”。
政府和所谓国民议会在这些反革命抬头的日益明显的征兆面前表现出来的毅力，仅仅在一纸宣言中得到了应有的反映。资产阶级内阁拥有刺刀、枪弹、监狱和警察，仅仅是为了对付人民，“为了恢复被破坏了的信任和活跃商业活动”。
在施魏德尼茨，兵痞们叛变性地动用武器直接反对市民自卫团中的资产阶级，这一事件[120]终于使国民议会从冷漠的态度中苏醒过来。8月9日，国民议会决定采取英勇的行动，即采取施泰因—舒尔茨军令，作为激发普鲁士军官们的礼仪感的最后强制手段。[121]多好的强制手段呵！但是，难道保皇党的荣誉不是禁止军官们遵循资产阶级荣誉的要求吗？
9月7日，即在协商派议会通过了施泰因—舒尔茨军令一个月以后，议会再次决定：它的决议是有效的决议，应由大臣们付诸实施。汉泽曼先生回避了这件事，并于9月11日提出辞职，他事先任命自己为年俸六千塔勒的银行经理，因为——在金钱问题上，先生们，是没有温情可言的！最后，在9月25日，协商派议会怀着感激之情听到了普富尔用温和的措词承认施泰因—舒尔茨军令，然而由于弗兰格尔的平行的军令和军队向柏林的集结，施泰因—舒尔茨军令这时已成了笑柄。
只要对照一下上述日期和了解一下施泰因—舒尔茨军令的历史，就足以断定：这个军令并不是汉泽曼辞职的真正原因。不害怕承认革命的汉泽曼难道还害怕什么纸上宣言吗？过去汉泽曼每当公事包从他的手里掉了的时候，他总是重新把它捡起来，难道这一次汉泽曼由于庸人的刺激而把它放在大臣席位上让任何一个想拿的人去拿吗？不，我们的汉泽曼不是空想家！汉泽曼不过是受了骗，就像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受了骗一样。有人使他相信了一点：在任何条件下，王权都是不会让他下台的。有人强迫他丢掉了最后一点声望，好最终把他用作供容克地主们发泄怒火的牺牲品，并摆脱资产阶级的保护。此外，同俄国和奥地利商定的作战计划要求：内阁首脑应当由权奸撇开协商派议会而自行任命的将军担任。在资产阶级内阁时期，旧“国家权力”已经“加强”到足以采取这个coup〔坚决行动〕的地步了。
普富尔辜负了人们的期望。克罗地亚人在维也纳的胜利甚至使勃兰登堡这样的人也变成了有用的工具。
在勃兰登堡内阁时期，可耻的协商派议会被驱散了，它遭到了嘲笑、奚落、侮辱和迫害，而人民在决定性的时刻仍然漠不关心。议会的失败意味着普鲁士资产阶级、立宪主义者的失败，就是说，意味着民主派的胜利，不管后者为这种胜利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而钦定宪法呢？
好像过去曾经说过：在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绝不应有“一块纸片”[122]。现在换了一种说法：在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只能有一块纸片。普鲁士的真正宪法就是戒严。法国的钦定宪法只包含有一条废除了这个宪法本身的条文，即第十四条[123]。而普鲁士钦定宪法的每一条都仿佛是它的第十四条。
国王用这个宪法给自己钦定了新的特权。
他授权自己可以in indefinitum〔无限期地〕解散议会。他授权大臣们在议会休会期间颁布任何法律（包括关于所有权等等的法律）。他准许议员可以控告大臣们的这种行动，但是在戒严的情况下，控告者有成为“内部敌人”的危险。最后，他授权自己，如果春天反革命的势力扩大了，就用一种从中世纪等级差别中有机地产生出来的基督教德意志的Magna Charta[124]去代替这块悬在空中的“纸片”，或者干脆结束玩弄宪法的把戏。甚至在后一种场合下，资产阶级中的保守派也会无动于衷，而只是祷告：
“主给的，主又拿去了，主的圣名遐迩传扬！”
普鲁士资产阶级以及一般德国资产阶级从三月到十二月的历史证明：在德国不可能发生纯粹资产阶级的革命，也不可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产阶级政权，可能发生的不是封建专制的反革命，就是社会共和的革命。
可是，有生命力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必将从他们的淡漠态度中苏醒过来——首先，来年春天反革命将要提出来的会使这部分资产阶级感到惊愕的骇人听闻的账目，就是这方面的保证。要知道，汉泽曼说得有道理：
先生们！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
卡·马克思写于1848年12月9、11、15和29日
载于1848年12月10、15、16和31日“新莱茵报”第165、169、170和18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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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97]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1848年5月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称为“协商议会”（《Vereinbarungsversammlung》）；召开这个议会的目的是“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议会把这个公式作为自己行动的基础，从而就放弃了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第118页。
[98] 1848年12月5日在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同时，还颁布了钦定宪法。根据这个宪法，实行两院制，第一议院因年龄和财产资格的限制变成了享有特权的“贵族院”；根据1848年12月6日的选举法，只有所谓“独立的普鲁士人”才有资格参加选举第二议院议员的两极选举。按照宪法，国王享有广泛的权力，能够直接指示修改宪法条文，这就便利了反革命势力的进一步进攻。——第118页。
[99] 约卜西之歌——见注84。——第118页。
[100] 普鲁士亲王（人民切齿痛恨的反动宫廷权奸的头目）于1848年三月革命时逃往英国；但是在康普豪森内阁的支持下他在1848年6月4日又回到了柏林。康普毫森6月6日在普鲁士国民议会会议上，企图把这次胆怯的逃跑说成是增长见识的旅行。——第119页。
[101] 摘自海涅“夜巡逻来到巴黎”一诗。——第119页。
[102] 指1848年9月15日委任接近宫廷权奸的弗兰格尔将军为勃兰登堡军区（柏林属这个军区管辖）的总司令。勃兰登堡侯国是普鲁士最早的中心地区，在中世纪由康尔马尔克和涅马尔克两部分组成；马尔克（Mar-ken）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第119页。
[103]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以及在其他文章中讽刺康普豪森，称他为有思考力的历史之友，暗指当时一本名著的副标题：卡·罗泰克的“从历史认识的萌芽时期到现在的全部历史；供有思考力的历史之友参考”1813—1818年夫赖堡和君士坦士版（K．Rotteck．《Allgemeine Geschichte vom Anfang der historischen Kenntniß bis auf unsere Zeiten；für denkende Geschichtfreunde》．Freiburg und Konstanz，1813—1818）。——第120页。
[104] 见注39。——第120页。
[105] 见“康普豪森内阁的垮台”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12—113页）。——第120页。
[106] 第二届联合议会是在康普豪森内阁时期于1848年4月2日召开的。这一为了保持“法统”而召集的等级机关，通过了普鲁士国民议会选举条例，并同意政府发行在1847年遭到联合议会否决的公债。在此以后，议会于1848年4月10日被解散。——第120页。
[107] 指在青年时代经营过黄油和粮食生意的康普豪森和从做羊毛生意开始自己的商业活动的汉泽曼。——第128页。
[108] 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身强力壮但性情乖张的小伙子。见霍布斯“论公民”（《DeCive》）一书序言，该书第一版于1642年在巴黎匿名出版。——第130页。
[109] 马克思在这里引证普鲁士国王多次虚伪许下的在全国实施宪法和代议制的诺言。1815年5月22日的命令答应成立“人民代议机关”——在普鲁士成立省等级会议，组织全普鲁士的代议机关并实施宪法。根据1820年1月17日颁布的公债法，国家发行公债的决定在征得等级代表机关（省议会）同意之后方能生效。但这些在资产阶级反抗运动的压力下所许的诺言只是纸上空谈。结果根据1823年6月5日的法令成立了具有有限谘议权的省等级会议（省议会）。但是，财政困难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7年2月3日颁布了召开联合议会——由普鲁士各省议会代表组成的等级机关——的诏书。曾经否决政府公债的联合议会很快就被解散了。1848年4月8日的选举法（由于普鲁士三月革命的结果而颁布的）规定召开一个“同国王协商”以制定宪法的议会。这个选举法所规定的两级选举制，保证了资产阶级和普鲁士官吏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第131页。
[110] 摘自汉泽曼于1847年6月8日在第一届联合议会的会议上的演说。见“第一届普鲁士议会”1847年柏林版第7部分第55页（《Preußens Erster Reichstag》．Th．7，Berlin，1847，S．55）。——第134页。
[111] 指于1821年在克韦德林堡出版的希尔德布兰特的小说“库诺·冯·施莱根施坦，亦名预言家之梦”。——第134页。
[112] 黑和白——普鲁士国旗的颜色。——第135页。
[113] 关于特别警察见注40。——第138页。
[114] 由于1830年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通过的1831年比利时资产阶级贵族宪法，给选民规定了高额的财产资格限制，从而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选举权。——第140页。
[115] 海外贸易公司（Seehandlung）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经纪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为普鲁士的国家银行。——第141页。
[116] 关于取消贵族、军官、僧侣和教师过去享受的所谓等级税免纳权的法案，是汉泽曼于1848年7月12日向普鲁士国民议会提出的；关于取消土地税免纳权的法案，是于1848年7月21日提出的。——第142页。
[117] 弗拉·迪亚沃洛（魔鬼大哥）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意大利的著名强盗米凯尔·皮茨的绰号，是奥伯的同名歌剧中的人物。——第142页。
[118] 见“帕托夫赎买法案建议书”、“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和“关于现行赎买法案的辩论”三篇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23—125、325—331和360—366页）。——第143页。
[119] 指“保护财产和保障一切阶级的福利联盟”的领导人于1818年8月18日左柏林召开的容克代表大会，大会将这个联盟改名为“保障地主利益联盟”；这个代表大会获得了容克议会的称号。——第144页。
[120] 1848年7月31日在西里西亚地区的一个小城市施魏德尼茨（波兰称作：斯维德尼察），反对反革命军官压制市民自卫团的抗议游行被镇压了。施魏德尼茨事件在全德国引起了反应。——第144页。
[121] 1848年8月9日普鲁士国民议会通过了经议员舒尔茨修正过的议员施泰因的提案。该提案要求军务大臣发出指示，敦促对立宪制度怀有不满情绪的军官“履行荣誉的天职”，自动提出辞呈。陆军大臣施莱根施坦不顾议会决议，不肯发出这样的指示。因此，施泰因于9月7日在国民议会的会议上重新提出自己的提案，提案表决的结果，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被迫辞职；在继任的普富尔内阁期间，指示终于缓慢地发出了，但这个指示只是一纸空文。1848年9月17日弗兰格尔将军发布了一道军令，这道军令证明了普鲁士军阀公开进攻革命成果的意图。军令指示要保障“社会安宁”，威胁“反对法制的分子”，并且号召士兵团结在军官和国王的周围。——第144页。
[122] 这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7年4月11日联合议会开幕时发表的御前演说中的话。国王在这篇演说中声明，他绝不同意实施他称之为“写满字的纸片”的宪法。——第145页。
[123] 1814年钦定的路易十八立宪宪章第十四条宣称：“国王是国家的元首”。——第146页。
[124] “自由大宪章”（《Magna Charta Libertatum》）是受到骑士和市民支持的起义的大封建主向英王“无地约翰”提出的一个文件。大宪章于1215年6月15日签署，它主要是为了大封建主的利益而限制国王的权力，并对骑士阶层和城市居民作了一些让步；而对基本的居民群众即农奴，这个中世纪的等级宪章并未给予任何权利。——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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