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相关链接：伯恩斯坦 第一次英国之行——忆马克思 （1918年） 编者注：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 1852—1932）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从改良主义立场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编者注
1880年11月底，我与我的党内同志和朋友奥古斯特·倍倍尔一道，首次来到伦敦，拜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这次旅行，倍倍尔已在生平回忆录第三卷中，以《伦敦的卡诺萨之行》为题作了描述，我也在什么地方写过几笔。因此，下面的回忆难免有所重复。 这次旅行的目的，是求得德国社会民主党两位精神之父的谅解。他们对于1879年夏创建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某些情况极为恼火，对我参加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苏黎世小组极不信任。两位老人对我尤为不满；在小组的成员中，我最有必要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搞好关系。我们的朋友卡尔·赫希柏格表示愿为我争取同伦敦人取得和解的这一新尝试担负费用，这使我特别感到高兴…… 到伦敦后，一个到车站来迎接的党内朋友带我们到索荷区的一家小客店，这里住着许多德国人。第二天早晨，我们动身去瑞琴特公园路122号恩格斯的住处。我随身带着一本旅游指南，还自学过一点英语，满以为有了这两样东西，不雇cab〔出租马车〕也可以应付一下了。但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我首先发现，英国人讲英语发音不准确。我是说，和我自学的不一样。我找警察问路，可是他们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懂。这里我可以自我辩解地指出：他们也许是按照伦敦下层居民cockney〔伦敦佬〕的方式讲话的，这当然给初学者增加了许多理解上的困难。幸而我对自己要去的方向至少还有把握，经过一番周折，我把倍倍尔带到了恩格斯家的门前。起初我打算先回去，因为被邀者不是我而是倍倍尔，我想等邀请我的时候再去。但是，当我正想和倍倍尔分手时，恩格斯从楼里出来了，于是我也立刻被一起拉上楼去。 到了楼上，谈话很快就涉及政治问题，而且有时还谈得很热烈。恩格斯热情奔放，内心蕴藏着真正高尚的情操和美德，这一切由于他那莱茵人的天生乐观态度，使我们都深深地感受到了。“喝吧，年轻人”，在我们的激烈争论中，他总是给我的杯子斟满他家里常备的波尔多酒。 那几天，恩格斯刚好度过60寿辰，他那旺盛的精力使我们惊叹不已。这位细高的人，穿过长长的伦敦街道时，甚至比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人走得还要快。我们一起走路时，要跟上他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过，要和他比酒量，我觉得更是困难。 我们争论的主题是：在两年前颁布的俾斯麦非常法的统治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1]的理论和政治立场。倍倍尔没有费很大力气就说服了恩格斯，使他相信，当时由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担任编辑的这份报纸，无论怎么说也比德国党的许多领导人立场坚定，更具有原则性，那些人的内心状态决不像别人对两位“老人”说的那么好。 我们争论大概已足有一个小时，这时恩格斯突然说：“现在该上马克思那儿去了。”我们穿上外套，随他离开了楼房。我想告辞，恩格斯对我大声说道：“别走，别走，跟我们一块儿到摩尔那儿去。”我说：“到摩尔那儿去？摩尔是谁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答话的口气就好像我们理应知道是谁似的。摩尔，这是马克思的孩子们给自己的父亲起的绰号，因为他头发乌黑（但当时已经变白了），皮肤又略带黄色。“摩尔”住处离恩格斯家很近，在梅特兰公园路，这是通往美丽的郊区汉普斯泰特的哈佛斯托克小山的一条支路。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一家独住一幢楼房，这是当时伦敦的标准住宅，现在仍然如此，只是建筑方式略有不同。当初，凡是每年付得起40多英镑房租的市民家庭，撇开真正的别墅不谈，都可住上一幢四至五层楼的住宅：地下室或半地下室〔basement〕，包括厨房、一个房间和储藏室等配间；一楼有门厅和两个房间（叫做前客厅和后客厅）；二楼有这幢楼里最大的房间，通常用做客厅，而恩格斯却用做书房和工作室，另外还有一个小套间；上面几层各有两三间卧室和存放杂物的小房间。 这些房子的高度要比宽度大得多，其中较便宜的都是些8幢、10幢或12幢为一群的高而窄的楼房，是一个建筑师按照同一个式样修建起来的。因而，这种建筑群中的房子，从外表上看往往毫无差别。高度近视的马克思，外出回来，总是拿不定是站在自己家门口还是邻居家门口，经常是钥匙打不开门，才发现自己走错了。当然，这种成群的建筑方式大大降低了费用。伦敦人所以能住上有大小8-10个房间和一个小花园的楼房，而交纳的房租又比大陆上的头等城市少得多，这也是原因之一。 凡是住过楼房的人，首先会发现，要从一间屋子到另一间屋子必须上下楼才行。这是非常麻烦的事，而英国人却把这看作天经地义。楼梯把房间隔开，除了明显的不便，也有一些好处。英国下层市民非常喜欢地下室或半地下室的起居室，这间屋一般叫做早餐室（breakfastroom）。这间屋进出厨房方便，冬天好取暖，夏天也不太热，很多家庭整天都在这里用餐，晚间，全家在这里聚集一堂。这间屋子往往布置得非常舒适，因而，习惯于大陆居住条件的人，当住着陈设讲究的楼房的主人在地下室款待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奇特的印象。 马克思住的房子比恩格斯的小些，地下室的房间也相应地简单些。尽管如此，马克思家都在早餐室里进餐。恩格斯家虽然地下室面积相当宽敞，却是在一间客厅里进餐。在我们访问期间的某一天，我和倍倍尔在马克思家的地下室房间里，受到了满桌酒菜的款待。 马克思的工作室位于二楼的背面。第一天马克思就是在那里接待我们的。他非常热情地向倍倍尔问好，也像恩格斯那样，很快就向他表示了兄弟情谊。他对我也很友好，谈话没有接触我们争论的问题。因此，比在恩格斯那里轻松得多。马克思比恩格斯仅仅大两岁，而给人的印象却要老得多。他以一种长者的清晰而平静的语调讲话，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根据别人的说法（当然大多是敌人的说法），我本来以为会见到一个相当乖戾又非常易怒的老先生，但面前却是一位白发苍苍的人，他那深色的眼睛中流露出友好的微笑，言语中饱含着温暖的感情。几天以后，当我告诉恩格斯，我所看到的马克思和我想像的判若两人，这使我感到惊讶，恩格斯就说：“嗯，摩尔现在也还会大发雷霆的。”不久，我就真的领教了。为了不使人得出错误的结论，我要补充一句：使马克思发怒的是我们在谈到第三者的一本书时，我试图为它辩护。 倍倍尔和我前往伦敦的使命，从各方面看，都圆满地完成了。倍倍尔当时风华正茂，他那真诚坦率和就德国政治形势及党内状况所作的详尽阐述，使两位老人欣喜若狂。至于我本人，看来他们原以为我是个自命不凡的书斋社会主义者；看到我不是那样，而是全心全意投身于实际运动的人，在写作方面还有自知之明，他们似乎感到快慰。一天，我略带愧色地向恩格斯承认，虽然年已30，还没有写过一本书，这时，他险些扑上来拥抱我。他大声地说道：“什么，您还没有写过书，这可太好了！”他激烈地谴责当前德国有些人还没有学到任何正经的东西，就什么书都写。其实，一个人如果有用的话，24岁就可以写出一本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样划时代的书来，我控制自己，没有提醒这本书的作者回想一下这件事。 我们这次在伦敦逗留了一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是可以看到和观察到一些风土人情的。但是，我把全部身心都投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散步时全神贯注地倾听恩格斯的言谈，我的思想感情集中于接触到的范围较窄的一些人，因此，我对这个大城市本身和当地居民仅仅留下了淡薄的印象。无论看到什么东西，我几乎都感到生疏。但我一则没有时间，二则英语不行，无法去接触和研究某些事情和人物。恩格斯把倍倍尔当即作为客人留在家里住下，而我还住在索荷区的小客店里，这样我的许多时间就花费在跑路上了。因为花钱雇马车要超出我给自己规定的预算。 当然，我们去参观了英国博物馆。恩格斯指给我们看著名的罗塞达石，这块石头对辨认古埃及象形文字起了极大的作用。同时，为说明斐迪南·拉萨尔的妄自尊大，恩格斯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1862年，当马克思指给他看这块石头时，他脱口说道：“我来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刺激一下埃及学家，你看如何？”现在，我们从布鲁格施-帕沙的回忆录中得知，拉萨尔确实打算认真研究这门学问。 马克思周围的人对拉萨尔都没有好感，尤其是马克思家的女性成员，非常讨厌他在1862年夏访问时的那副花花公子的派头，马克思平时尖锐地批评他，但在夫人和女儿面前却一再为他辩解。 马克思夫人在我们访问期间已经重病缠身。尽管如此，她在我们应邀去吃午饭的那天，还是离开病榻，到席间对我们表示欢迎。她亲切地谈到我们的工作，对倍倍尔的功绩作了恰如其分的赞扬，并举杯祝倍倍尔和我身体健康。但在饭后，她不得不立刻回到病房。从她的举止看得出她是个极有教养的妇女，她谈吐和蔼热情，毫不浮夸。马克思的三个女儿都在座，但当时我只和最小的爱琳娜较为密切。后来，我和我的夫人都同她建立了诚挚友好的关系…… [1] 《社会民主党人报。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Der Social-Demokrat. Organ d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Vereins)——德国的一家报纸，1864年12月15日—1871年4月26日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1864年每周出版，1865年1月起每周出版三次，有时六次；1865年12月起副标题改为《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所有人和出版者为约·巴·施韦泽和约·巴·霍夫施泰滕，主编为施韦泽，1865年2月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撰稿人还有伯·贝克尔、约·菲·贝克尔、约·格·埃卡留斯、格·海尔维格、莫·赫斯、威·吕斯托夫和亨·武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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