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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的自白 1910年夏天，我在德拉维依拉法格夫妇那里工作了几个星期。拉法格夫妇十分乐意地把马克思逝世后留下的文献和书信交给我使用。劳拉·拉法格还热情的腾出自己的办公室让我工作。办公室有很多优美的装饰品，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思的一幅画像。这幅画像如今在美国社会党人斯巴戈所炮制的一本粗制滥造的马克思传里被复制的非常糟糕。马克思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面带慈祥的笑容，微微地眯缝起眼睛，从墙上望着我们。既没有任何气宇轩昂的仪表，也没有任何庄严肃穆和令人起敬的仪态。这完全是另一个马克思，而不是一张众所周知的照片上所反映出的具有深刻思想家面容的那个马克思（据劳拉·拉法格说，这是许多照片中最好的一张。）可以认为，这位慈祥的老人完全掌握了“当外祖父”的艺术。这使我想起了李卜克内西向我们艺术地描绘的一幅生动情景：这位《资本论》的作者，肩上驮着心爱的外孙琼尼，在满屋子里来回乱跑。 我不记得一次我同劳拉究竟是由于什么而谈起了马克思，当时我表示遗憾地说，她父亲留下的纯粹关于个人的“自述”太少了。这时劳拉突然想起，有一次她和姐姐为了取乐向父亲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一份类似《自白》的东西。她把手稿上称之为《Confessions》（《自白》）的这份材料找了出来。于是，正是马克思的这份问答式的《自白》，现在我想介绍给俄国读者。我是根据劳拉·拉法格赠送给我的副本将其译成俄文的[1]。提问和问答都是用英文写的。
对这份《自白》，当然不能都a|a Lettre（按字面意义）来理解。这里我们毕竟看到了有开玩笑的色彩。但是由于这些回答是给予最亲近的人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玩笑里包含着许多真理。 先谈一下马克思做出这份《自白》的时间。在这一点上劳拉未能给我提供任何确切的说法。但是，马克思对他最喜爱的名字这一问题的回答表明，《自白》作于19世纪60年代前5年，当时他的第三个女儿艾琳娜还是个小孩子，还不能参与她的两位姐姐燕妮（马克思的夫人也叫这个名字）和劳拉对父亲的询问。 我们不去谈那些只能是被认为是语意双关带有开玩笑意味的俏皮话的回答和那些意义不甚重要的回答。例如，马克思在回答“你喜爱的菜”（英语dish）这个问题时，用的却是鱼（英语fish）这个词。诚然，作为医学博士和烹调专家的拉法格认为有必要指出，马克思是个不能“多吃的人”，甚至常常食欲不振。他认为这是脑力活动过于紧张造成的后果，使得马克思的食欲大减，便只好吃一些刺激性强的菜，包括鱼类罐头和酸辣菜。当然，嗜好成癖的唯物主义者——这种唯物主义者竟认为der Mensch ist，Was er isst[2]——可能会从马克思偏爱吃鱼这一嗜好中得出严肃的结论来，而某位心理学家则会认为这是马克思具有的一种种族特点，犹如马克思具有巨大的抽象思维能力这一特点那样。 如果不是开玩笑，那么，“从心理上”也可以解释为马克思对月桂（英语Daphne，这里又是劳拉[3]）的喜爱。同样清楚的是，像马克思这样一位“漂亮”的[4]人（英国人曾称他为‘红色博士’）只能喜爱红色。 善意的玩笑也表现在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中，这个回答可能会使任何一位妇权拥护者感到难堪。马克思把男人的刚强同女人的柔弱相对比。不过如果责备马克思的夫人和3个女儿柔弱的话，那是不公正的。马克思在其毕生所从事的斗争中，一直把妻子和女儿都看作自己忠实的同志。命运遭受到的残酷打击，4个[5]孩子的先后死去（他们是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家生活极其贫困的牺牲品）——马克思夫人是以真正“男人般的”坚强不屈经受住了这一切的。李卜克内西（对这位“革命战士”，很难责备他柔弱）谈到，如果说他在伦敦流亡期间没有“彻底垮下去”，那完全是由于马克思夫人为他们大家树立了榜样。当然马克思夫人也有过表现得“柔弱”的时刻。在马克思的私人通讯中我们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些迹象，而马克思本人却总避而不谈自己的“痛苦”与灾难。在这种情况下，他请收信人不要忘记：她毕竟是一位妇女和母亲。而处境有时简直是困难到了极点，这时就需要马克思的坚毅和刚强才不至于像他的夫人那样在写给亲近朋友们的信中流露出一种诉苦情绪来。 给马克思夫人以更为强烈的影响的是流亡生活中的内讧。尽管马克思把最坏的事情竭力向她隐瞒，她却总是知道得十分详细。福格特搞的那场运动对她的影响特别强烈。福格特在对马克思进行人身攻击方面，的确超过了马克思的所有对手。马克思夫人表现得太“柔弱”了，以至于未能经受住一次又一次的焦虑，于是她病得很厉害，大概到马克思作这个《自白》时，她才刚刚康复。 马克思最珍视的一般人的品德——纯朴，使他整个性格中的基本特征。再没有比装腔作势、矫揉造作、搔首弄姿更使马克思鄙视得了。李卜克内西说：“在我所认识的人物（他们有伟大的、渺小的和一般的）中，完全没有虚荣心的人为数不多，而马克思便是其中一个。在这一方面，他表现得太伟大、太强大，因而看来也太值得骄傲了。他从不故作姿态，始终保持本色。”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证人——这个人既不是马克思的朋友，也不是马克思的仇人，而是我们敬爱的社会学家马·马·克瓦列夫斯基[6]，“据吕克勒说，马克思在接待国际工人协会委员、包括接待他吕克勒本人时，并没有从他的客厅深处走出来，也没有站在用来装饰这间客厅的宙斯神半身像的旁边，以表明自己是属于人类的伟人之列的。那样一种故作姿态是同关于一个充分了解自身价值从而认为无需用外表方式来强调自身意义的人的观念完全不协调的。”在克瓦列夫斯基的记忆中，马克思是一位“纯朴的、甚至是心地善良的交谈着，谈起话来滔滔不绝，富于幽默，喜欢自嘲”。 记得我们这位年高望重的社会学家，当时与马克思相比，还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后生小辈：他们在年龄上相差30多岁。尤其使人感兴趣的是克瓦列夫斯基的如下一段自述，他说：在我同《资本论》作者过从甚密的两年中，我不记得有任何近似长辈对晚辈的那种轻视，而这种情况是我在同契切林和列夫·托尔斯泰的邂逅中都经受过的。卡尔·马克思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位欧洲人，虽然可能他并不太重视自己在学术上的朋友（Scientific friends），而更看重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同志。但同时他却是那样的彬彬有礼，以至于在他的行动中看不出这种个人的偏爱来。” 与马克思的这种纯朴和真诚有密切联系的是他根本不会对自己进行“伪装”，不仅李卜克内西指出了这一点，连那个同马克思决裂后撰写《回忆录》的波尔恩也指出了这一点。把巨大的智力优势同孩子气和心地善良独特地结合起来（我们看到，另一位天才的经济学家李嘉图也进行了这种结合），这使马克思的所有熟人都为之惊讶。马克思的夫人经常称他为“大孩子”，而他也最乐意同孩子们一起来度过休息时间。任何装假行为和玩弄“外交手腕”都是他所深恶痛绝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很不愿意去访问“社团”，因为在那里，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都不得不遵守“常规”。我们在他的书信里也常看到他对自己在这方面的无能发出一种可笑的抱怨，虽然他不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经常如此。在这方面，马克思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马克思夫人同样也具有纯朴的特点。克瓦列夫斯基说：他很少见到一位妇女像马克思夫人那样，在简朴的情况下那么盛情的招待客人，并且在非常纯朴的情况下依旧保持着法国人称之为une grande dame（“高贵夫人”）的那种仪态和举止。 马克思在妻子逝世两周后，给大女儿写信说： “我从各地和各种民族、各种职业等等的人们那里收到的吊唁信，都赞扬妈咪，都充满了非常真诚的心情，非常深厚的同情，这是罕见的，而通过这不过是奉行故事而已。我认为这是因为她一切都自然而真实，朴素而不做作；因此她给人的印象是富有朝气和乐观愉快。 ”[7]
我们现在才懂得，马克思为什么把甘泪卿称作自己喜爱的女英雄。如果这也是开玩笑的话，那么在这个玩笑里包含着很大部分的真理。德国文学在体现自然、真诚和纯朴方面，没有比这个典型更艺术的了。 “目标始终如一”一语并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出马克思对于什么是他的最大特点这一问题的答复。这个译文中强调的更多的是一种客观色彩。英语Singleness of purpose，更确切的意思是：把一切思想和意向集中于一个目标。 马克思说的这句话不是一句空话。很难找到一个人的一生能像马克思在其一生中那样，把志向始终如一这一点贯彻得如此典型。他确实是“只受一种精神支配，只炽烈地燃烧着一种热情”。他在一封信中为自己确立了他要全力以赴的目标，这就是“事业”。他年复一年地、不分昼夜的工作，一步也不离开这个目标，以便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建立牢固的基础。他一专一石地建造自己的创作大厦，建造这个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取之不尽的武器库。马克思在迈着坚定不移的步伐、循着确定不移的逻辑和向着始终如一的目标前进的一生中，没有丝毫精神上的迷惘和道路上的彷徨！无论是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目标，或者是他的为人和他的创作——都是浑然一体的！ 马克思在回答女儿的问题时，认为斗争就是幸福，屈服就是不幸，这里包含着深刻的真理。马克思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是一位战士。他通过同既成的法规和传统的斗争找到了自己道理意义上的真理和正义意义上的真理。而且他又是通过斗争和实践实现了这一真理。无论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还是在国际里，他都坚持不懈地号召各国无产者为反对屈服和各种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蜕化、政治依附）而斗争。尽管他对一切假装的热情是格格不入的，他却总能找到一些惊人有力的语句为这一斗争的牺牲者编制桂冠，或者是把暂时战胜他们的人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无论是在私人生活中，或者是在政治上，再没有比奴颜婢膝、蛮横无理和阿谀奉承更使马克思厌恶的了。他生来就不能容忍一些人、甚至是像马志尼或拉萨尔这样的大人物在自己的崇拜者中有意维护对个人的迷信。任何谄媚，即使是以小心谨慎和彬彬有礼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都会使他立即警觉起来，使他产生不信任感。把某些很有名望的人（他们之所以出名，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同马克思进行了论战）写给马克思的信公布出来，现在还不到时候。但是如果读一读这些信件，就会了解到，为什么马克思对他们的阿谀谄媚是那么的卑视。 马克思对于向最高当局表现出的任何巴结逢迎行为尤其不留情面。他在严厉地批判金克尔的著名辩护词时鞭笞了这种巴结逢迎行为。他在揭露施韦泽向俾斯麦献媚方面对这种巴结逢迎行为，也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正因为如此，他对于卢梭规劝人们不要同最高当局妥协的那种纯朴的道德行为倍加赞扬。正因为如此，他对于在向所谓社会舆论让步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奴颜卑膝和阿谀奉承行为，或者是对于向统治阶级表现出那种更为卑鄙的低三下四的行为和诽谤中伤行为，都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而且这种诽谤中伤者越是有才华，马克思对他就越是毫不留情。而对于“公众”的掌声和赞扬，对于声望，马克思在主观上总是毫不在意的。 在马克思看来，马丁·塔波尔是一个及其庸俗卑劣的人。此人曾享有巨大的声望，赢得了很多桂冠，后来就被人遗忘而消失了。马丁·塔波尔这位如今已完全被人遗忘的诗人，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曾是英国一位最有声望的诗人。他的作品发行了几百万册之多。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在英国文学史家们看来，至今还是一个谜。“毫无才华，对诗才的绝对对立与否定，这都是与惊人的幼稚有关的……塔波尔在诗歌方面是个瞎子，在韵律方面是个聋子；他既无灵感的火花，也无思想和批判力。”他的哲学同奥斯特罗夫斯基作品中那个女商人的哲学，处在相同的水平上。那个女商人感兴趣的问题是：是等待好呢还是不等待好？或者是拥有好呢还是丧失好？马丁·塔波尔用响亮的诗句来回答这个问题：“极端的悲痛和极致的欢乐都会在期待的长河中缓和减弱，就像恼怒和慰籍都会在忍耐的水流中稀释变淡一样。”[8]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马丁·塔波尔在诗人中的地位就像边沁[9]在哲学家中的地位一样，这种情况只有在德国还是……英国，也都产生了这样的诗人。但是只有在英国塔波尔才能够享有这样的声望，因为在那里，人们对“舆论”卑躬屈膝的风气至今还很严重。 马克思喜爱的诗人是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和歌德，这从他的全部著作中可以看得出来。拉法格也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他说：“马克思非常重视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认为他们是人类产生的两位最伟大的戏剧天才。他对莎士比亚无限崇拜。莎士比亚是马克思经常研究的对象。他对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所有任务，甚至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人物，都很熟悉。马克思一家对莎士比亚怀着一种真诚的敬仰。他的三个女儿都能背诵莎士比亚的作品。”[10] 马克思对埃斯库罗斯这位伟大的诗人是崇拜的，因为他第一个用古代关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创造了一个为人类幸福、向人间和天上的诸神勇敢挑战的战士的伟大形象。马克思最早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序言里就把普罗米修斯称为“哲学日历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并引用了他向宙斯派来的使者所说的如下一段话：“你好好听着，我绝不会用自己的痛苦去换取奴隶的服役；我宁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11] 在马克思青年时代写的诗作中也表现出普罗米修斯的这种豪情壮志。早在40年代的一幅插图中，就已被缚在崖石上的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向我们描绘了作为《莱茵报》编辑的马克思。 马克思对谁使他喜爱的散文家这个问题的回答，有点出乎意外。甚至拉法格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没提到狄德罗的名字。但是马克思不仅崇拜这位伟大的法国百科全书派，他也崇拜莱辛、席勒和歌德这三位德国最伟大的诗人。这种看法就是在现代法国文学史家中也日益占优势。狄德罗不仅作为思想家，而且作为作家，比起18世纪任何一位启蒙者来，他更经受住了时代的批判。他的《拉摩的侄子》就是现在也还是法国散文的典范，马克思指的无疑就是这部作品。狄德罗比任何一位法国启蒙者都更不尚空谈。[12]狄德罗在同各阶层的“老百姓”直接交往中学来的那种生动活泼的语言，他那充满智慧的辩证法，他那善于明确地表达各种生活现象中最具有特征现象的天才，它通过寄生虫的嘴来抨击法国社会时所使用的尖刻而辛辣的讽刺——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充分地说明：为什么不仅马克思，而且恩格斯，都是那样的偏爱狄德罗。[13] 马克思称斯巴达克和刻卜勒是自己喜爱的英雄，显然是因为前者是事业方面的英雄，后者是思想方面的英雄。可能是在马克思刚刚读了一部传记之后，这两个名字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新鲜的印象。至少在他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我们看到如下一处谈到了斯巴达克： “晚上为了休息，我读了阿庇安关于罗马内战的希腊文原本。一部很有价值的书。作者祖籍是埃及。施洛塞尔说他‘没有灵魂’，大概是因为他努力要穷根究底探索这些内战的物质基础。他笔下的斯巴达克是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一位伟大的统帅（不像加里波第），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14]
俄国的读者们会记得，意大利的拉·乔万尼奥里在一本当时在俄国非常风行的小说中也把斯巴达克描绘成这样的英雄。当然，对斯巴达克也可以采取另一种态度。足以说明问题的只是：马克思在这位“辉煌的人物”身上所最珍视的究竟是什么？ 那么究竟又是什么使马克思对刻卜勒产生好感呢？是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李嘉图所具有的那种科学上的诚恳态度呢，还是刻不勒的那种“爽朗性格”（据刻卜勒的传记作者们说，他的这种“爽朗性格”使他轻而易举地摆脱了尘世的忧患与焦虑，并“升向追求崇高目标的科学思辨的纯净太空”）呢？ 刻不勒在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也是在同贫困作斗争中度过的。在原则方面他没有做过任何妥协。与吉霍－德－布莱格不同，他拒绝向“最高当局”做任何让步。任何压力、任何诱惑都未能使他离开他预先为自己确定的道路。为了发现天体运行的规律，多少年来他一直紧张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在远未完成自己的全部工作时，在贫困中死去。
马克思必定时常想起这首古老的四行诗，特别是在60年代初。那时北美战争使他失去了生活的主要来源，使他无法经常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进行工作，而折磨人的疾病又不止一次地威胁着他的生命；每当他想到他将难以完成他那部发现了资本主义世界发展规律的著作时，这种想法必定使他时常痛苦不堪。 马克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而引证的“怀疑一切”这句话，似乎是同他那无止境的求知欲，同他那对真理的始终向往相矛盾的。不，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他的怀疑不是平庸的怀疑主义意义上的怀疑。也不是为怀疑而怀疑意义上的怀疑。马克思的怀疑是针对向我们掩盖真相的假相（Schein）而言的。在马克思看来，对假相的怀疑（在自然界、政治、经济领域里）是进行任何批判性研究的起点。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揭露这个假相。科学以其分析的利刀割开现象的外壳，揭示其真正的实质，获取其真实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由、平等、争议，无非是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盲目崇拜者引入迷途的一种假相。马克思以其怀疑和批判为武器，第一个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秘密，这就是使世界全部财富的创造者——人在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沦为自身产品的奴隶的商品拜物教。 马克思说自己喜欢做的事是“啃书本”，这是他对自己的这种常常引起朋友们讥笑的嗜好的自嘲。恩格斯也是一位非常喜欢钻研书本的人，可是就连他也反对马克思的这个“毛病”。马克思每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在他的面前就打开了一扇新的文献之门，而他对这种新的文献如同对以前的文献一样，也掌握得那么牢固扎实。马克思开始学习俄语时，已经是50多岁了。至今还保留着一些他为了掌握俄文变格，特别是变位的奥秘而勤奋地进行大量练习的笔记本。应当看到，他是多么认真地研究俄国的统计资料和俄国的经济文献。[15] 当然，这种“啃书本”的癖好，对于他一贯尽力研究自己的专业书籍的那种“认真态度”来说，是其不好的一面。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证明，在他没有阅读罗杰斯的新作之前，他是不能出版几乎已经排印好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我们阅读这样一封信时不能不感到有点好笑。他从几乎读过的所有书中所做的大量摘录，证明他又是怎样读书的。凡是比较重要的书，他都做出摘记，即使他的书库中有这些书他也要这样做。如果说马克思未能把《资本论》加工完拿去出版（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只是在写完《资本论》全部4卷之后才着手付印第一卷的），那么这不仅是因为他患病，而且也是由于，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经受不住“在理论上使用”阐明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新材料的“诱惑”。 在马克思对“他最能原谅的缺点”这个问题的回答“轻信”（gullibility）中，也表现出一种善意的自嘲。马克思远不是一个并非此岸世界的人。他参加了很多实践活动。但是紧张的学术工作、纯粹书斋里的工作（这种工作必然产生一种所谓漫不经心的毛病，而马克思正是一个很不经心的人），由于没有时间不可能经常接触人从而获得“人的知识”，天生的轻信他人——所有这一切使他不止一次地成为一般骗子的牺牲品，而有时候则成为政治骗子的牺牲品。他很快就相信自己错了，并非别人一起嘲笑自己在各种各样“事情”上的无能为力。他经常撕下某个政治骗子的假面具，有时甚至撕下企图得到他信任的间谍的假面具。不过在这方面也可以说出一些马克思成为自己“轻信”的牺牲品的事例，如托尔斯泰、匈牙利的冒险主义者巴尼阿及其他一些人。当然，马克思也可以为自己辩护说，这些骗子对别人还骗得更厉害呢。但是马克思毕竟始终未能摆脱这个缺点，特别是在对待“事业上的人”方面。 “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马克思这样谦虚的回答自己的女儿。当然，她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的了解他的“弱点”。马克思也可以用这个回答来回敬他的所有敌人，要知道他的敌人们怀着碰好运气的心情，是多么尽心竭力地要在他的生活中，在他的书信里搜寻到这个或那个过错呀。一个人不管超出他周围的人多么高，他始终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使一个人彻底脱胎换骨，成为新人，是很困难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也不能避免这个命运。他无论是作为一个人，或者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也犯过错误，也有过缺点。 凡是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贝克尔、魏德曼的信的人，都不能不感到惊奇的是：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十分窘迫的条件下的马克思（他只是从1869年起才摆脱了贫困），怎么还能保持着使他的朋友们和熟人们无不为之惊讶的那种乐观精神和爽朗性格。命运遭受的沉重打击常常迫使马克思说出一些生硬的和刺耳的话来，有时候他甚至对于自己的亲人们也不够公道。但是每当他费尽心力，挣脱日常琐事的羁绊之后，他就怀着兴奋的心情，迈着急匆匆的步子，坚韧不拔地、豪情满怀地继续走自己的路，去从是他毕生的事业。 当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又想说服自己的朋友把《资本论》送去付印时，马克思回复他说（1865年7月31日）： “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都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他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复印。”[16]
对马克思的一生也可以这样说。不论他有什么缺点，但他的一生是一个罕有的美丽的艺术整体，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来源：《马克思的自白》[苏] 奇金 [苏] 梁赞诺夫 彭卓吾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03月第1版 [1] 遗憾的是，在我于1912年12月最后一次到德拉维依时，已经是在拉法格夫妇自杀之后，当我从继承人那里接收马克思的文献(现在这些文献已转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时，我既未能找到这份《自白》的原件，也未能找到马克恩的其他文献，因为别人已经对马克思的文献翻寻过了。 [2] 这是句德语成语，意为：人吃什么，他就是什么样；或可译为：吃什么东西的人，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成语出自费尔巴哈。 [3] 劳拉和月桂在传统上是互相关联的，劳拉是月桂的意思。希腊神话中仙女达芬妮（Daphon）为躲避太阳神阿波罗的追求化身为月桂树。 [4] 俄文“红色的”意思，又是“漂亮的”意思，这里是语义双关。 [5] 此处原文有误，因根据其他资料来看，马克思夫妇先后死去的是3个孩子，而不是4个孩子。 [6] 《我的科学和文学遨游》（《俄国思想》杂志，1895年1月号）和《两种生活》（《欧洲通报》杂志1909年7月号）。在这两篇《回忆录》中，在谈及各种已为历史所充分证实的事件时，有很多事实上的错误。但是回忆录的主要意义正在于他们描述了马克思给予了解他本人的那些人所留下的印象。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242页。 [8] 克莱奈尔《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学》1909年莱比锡版第370页；奥丽芬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第1卷第234页。塔波尔的主要作品是《劝谕哲学》，已被译成德语。 [9] 边沁是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理论家和法学家，功利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 [10] 这不是夸大。1911年逝世的英国著名的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菲尔尼瓦是马克思一家的朋友。在马克思用英文写的一些文章里也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对莎士比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一些文章，按其风格来说真是杰作，使英国人为之惊叹。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0卷第190页。 [12] “一个人只有一个思想，要表达这个思想只需一句话；这句思想丰富、意义深刻的话读者会欣然接受。但是假如它充满了空话，那就会使人厌恶，令人讨嫌。”转引自莫尔来《狄德罗和百科全书派》第162页。 [13]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称《拉摩的侄子》是辩证法的杰作。马克思在《神圣的家族》和《资本论》这两部著作中，在说明储藏财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时，都引用了狄德罗的著作。 [14] 引自1861年2月27日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0卷第159页。——译者注 [15] 克瓦列夫斯基说：“尼古拉－逊和我尽可能把俄文材料寄给他，而他的夫人却非常关心全部《资本论》尽快完成，所以她开玩笑地威胁我说，如果我寄来的东西妨碍她丈夫完成期待已久的工作的话，她就不再请我吃羊肉饼（chop）了。”关于马克思夫人和恩格斯反对给马克思寄俄文书籍一事，拉法格夫妇也曾向我谈起过。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135页。 作者简介达·波·梁赞诺夫，1870年生于敖德萨。自学成才，被卢那察尔斯基称为“我们党内知识渊博的人和最有学问的人。”从17岁起，因从事革命活动受到警察追捕而两度流亡国外。在国外期间，他了解了欧洲社会民主运动；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掌握了欧洲三种主要语言：德语、英语和法语，使他能够直接研究原著，并与各国学者广泛交往。回国后，他向列宁和党中央提出了建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建议，得到了列宁和党中央的赞同与支持。他在担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第一任院长的10年中（1921－1931年），在翻译和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方面，收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材料方面，发展列宁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书斋里的学者，而是工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这一思想方面，以及在翻译和出版权威作家（如李嘉图、斯密、卢梭等）的著作等方面，成绩斐然，功勋卓著。1928年联共（布）中央通过决定，推举梁赞诺夫、布哈林、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等10人为院士候选人。1930年3月，梁赞诺夫60寿辰时，他收到了联共（布）中央、苏联人民委员会、各学术机关和许多学者、工人发来的贺词。蔡特金代表共产国际发来的贺信中说：“在苏维埃国家创造性科学工作的宏伟纪念碑的基座上，将以不可磨灭的特征刻上‘梁赞诺夫’这个名字。”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还通过决定：设立梁赞诺夫奖金，以鼓励对学术研究卓有贡献者（此奖项后来未实行）。但是，对于梁赞诺夫对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方法提出了批评，对制定五年计划中的失算之处进行了揭露，对“镇压”持否定态度，对当时政治问题发表了个人看法——这一切引起了斯大林的不满，于是遭到迫害，最后于1938年被枪毙，财产被没收。1958年3月，梁赞诺夫被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