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失败

四

　　1849年10月中旬，国民议会复会。11月1日，波拿巴送给议会一个咨文，说巴罗—法卢内阁已经免职，新内阁已经组成，这使议会大为震惊。就是驱逐一个仆人也不会比波拿巴驱逐自己的内阁阁员那样更加蛮横无礼。预定要向国民议会踢去的一脚，先踢到巴罗和他的同僚身上了。
　　我们已经说过，巴罗内阁是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组成的。这是秩序党的内阁。波拿巴需要这个内阁，是为了要解散共和派的制宪议会，实现对罗马的远征，并摧毁民主派的力量。那时他好像躲到这个内阁背后，把政府权力让给了秩序党，戴上了路易-菲力浦时期报纸的责任发行人常戴的朴质的假面具，即homme　de　paille〔冒名顶替者〕通常戴的假面具。现在他把假面具丢掉了，因为这个面具已不是一个使他能够隐藏自己的面容的薄纱，而是已变成一个妨碍他显示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的铁制面具了。他任命巴罗内阁，是要借秩序党的名义驱散共和派的国民议会；他解散这个内阁，是宣布他自己的名字和这个秩序党的国民议会无关。
　　要解散巴罗内阁是不乏正当借口的。巴罗内阁在对待共和国总统这个和国民议会并存的权力时，甚至连必须遵守的礼节都忽视了。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波拿巴发表了致埃德加尔·奈的信，其中好像是指责教皇［注：即庇护九世。——编者注］的非自由主义行动，正像他曾撇开制宪议会发表了称赞乌迪诺进攻罗马共和国的信一样。当国民议会批准远征罗马的拨款时，表面的自由派维克多·雨果提起了这封信的问题。秩序党在表示轻蔑和怀疑的叫声下，根本埋葬了认为波拿巴的狂妄举动可能有什么政治意义的念头。内阁阁员没有一个人出来替波拿巴应战。又一次，巴罗以他特有的空洞的热情，在讲坛上愤愤不平地讲到据他说是在总统亲信人物中进行的“可憎的阴谋”。最后，内阁从国民议会中为奥尔良公爵夫人争得了寡妇抚恤金，坚决拒绝向国民议会提出增加总统薪俸的议案。在波拿巴身上，帝位追求者和破产冒险家的身分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认定自己负有使命恢复帝国，同时他又认定，法国人民负有使命替他偿清债务。
　　巴罗—法卢内阁是波拿巴所成立的第一个同时又是最后一个议会制内阁。所以，这个内阁的解散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随着这个内阁的解散，秩序党就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为维持议会制度所必需的支柱——对行政权力的领导。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力支配着五十万以上的官吏，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人；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重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小的生活表现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生活止；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非常的集权制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同时现实的社会机体却又是极无自动性、极其软弱、极不固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分明显，国民议会如果不简化国家管理，不尽可能缩减庞大的官员，不让市民社会和舆论界创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那末它一旦失掉分配阁员位置的权限，同时也就失掉任何实际影响了。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分不开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在不能把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根本割掉时，由于对它们猜疑而加以摧残和麻痹。这样，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议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相敌对的行政权力成为不可克制的权力。
　　新内阁叫做奥普尔内阁。这并不是说奥普尔将军得到了内阁总理的职位。自从巴罗免职时起，波拿巴甚至废除了这个职位，因为事实上这个职位使共和国总统成为在法律上毫不足道的立宪君主，这个立宪君主没有王位和王冠，没有王笏和宝剑，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没有世袭的最高国家权位，而最坏的是没有皇室费。奥普尔内阁里只有一个人拥有议员头衔，这就是高利贷者富尔德，他是金融贵族中恶名昭彰的一个。财政部长的位置就落到他手上。只要看看巴黎交易所的行市表，就可以看出，从1849年11月1日起，法国的证券是随着波拿巴的股票的涨跌而涨跌的。这样波拿巴既在交易所中找到了同盟者，同时又以任命卡尔利埃为巴黎警察局长而把警察抓到自己手里。
　　可是，内阁更迭的后果，只有在事变继续发展的进程中才能显露出来。波拿巴暂时只向前进了一步，好像是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自己被抛到后面去了。他送了一份粗卤的咨文以后，接着就极为卑屈地表示听命于国民议会。每当内阁阁员们敢于怯生生地试图把他个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制定成法案的时候，他们好像只是迫于本身地位勉强执行他们事先已确信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滑稽性的委托。每当波拿巴在内阁阁员们背后泄露出他的意图并玩弄他的《idées　napoléoniennes》^[69]的时候，他的内阁阁员就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表示不同意他的主张。看来好像他说出篡夺权位的欲望，只是为了使他的敌人们的幸灾乐祸的笑声不致沉寂下去。他扮演了一个不被赏识而被全世界当作傻瓜的天才角色。他从来还没有像这个时期这样遭到一切阶级的深刻的轻蔑。资产阶级从来还没有这样绝对地统治过，从来还没有这样高傲地夸示过自己的统治地位。
　　我的任务不是在这里叙述资产阶级立法活动的历史，它的立法活动在这个时期只限于制定两个法律：一个是恢复葡萄酒税的法律，另一个是废除无神思想的教育法。资产阶级虽使法国人在葡萄酒的消费上感到困难，同时却慷慨地用纯正生活的清水款待了他们。资产阶级以葡萄酒税宣布了旧时的可恨税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时又力图以教育法使人民群众保存他们能够容忍这一税制的旧时的心境。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奥尔良派，自由派资产者（这些伏尔泰主义和折衷派哲学的老信徒们）竟把指导法国人的精神的工作，委托给他们的世仇耶稣会派去担任。可是，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在王位追求者这个问题上虽然有分歧，但是他们双方都懂得，他们的共同统治要求把两个时期的压迫手段结合起来，七月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必须用复辟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来补充和加强。
　　农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们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苦于粮价低落，另一方面又苦于赋税和抵押债务日益加重，于是他们在各省开始骚动起来。他们所得到的答复是迫害学校教师，使他们服从于僧侣，迫害地方长官，使他们服从于行政官，最后是施行控制一切人的侦探制度。在巴黎和各大城市，反动派本身具有自己时代的特征，挑衅行为多于压制。在乡村中，反动派卑鄙龌龊，琐碎小气，可恶可厌，一句话，就是宪兵。显然，受过牧师制度熏染的三年宪兵制度，对愚昧的群众的腐蚀该是多么深。
　　虽然秩序党在国民议会讲坛上热情奔放，大发议论反对少数派，但是它的言词始终是单音节的，正如基督徒只应该说“是”和“否”一样！不论是讲坛上或报刊上的言论，都很单调，和预先知道答案的谜语一样平淡无味。不管是谈请愿权还是葡萄酒税，不管是谈出版自由还是贸易自由，不管是谈俱乐部还是市政机构，也不管是谈保障人身自由还是决定国家预算，发出的口号总是一样，题目总是一个，判词总是早已准备妥贴而且总是一成不变地说：“社会主义！”甚至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财政改革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在已有运河的地方建筑铁路也是社会主义，用木棍抵御刀剑的袭击也是社会主义。
　　这并不只是一句空话、一种时髦或一种党派斗争手腕。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了。在这种威胁和这种侵犯中，它正确地看出了社会主义的秘密，所以它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和趋势的评价，就比所谓的社会主义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更正确些，而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因此也就不能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对它一味表示反对——不管它是在为人类的痛苦感伤地哭泣，不管它是在宣扬基督的千年王国和博爱，也不管它是在用人道主义态度漫谈精神、教育和自由，或是在空泛地臆造一切阶级的协调和幸福的制度。资产阶级只是没有了解到一点：如果推论下去，那末它自己的议会制度，它的整个政治统治，现在也应该被普遍指责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了。当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还没有获得自己的纯粹的政治表现时，其他各个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它有所表现的地方，它也不能采取那种使一切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危险形式。既然资产阶级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生活表现都危害“安宁”，那末它又怎能希望在社会上层保持不安宁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个——照它的一位发言人的说法——生存在斗争中并且靠斗争生存的议会制度呢？靠辩论生存的议会制度怎能禁止辩论呢？既然这里每种利益、每种社会措施都变成一般的思想，并被当作一种思想来解释，那末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把某种利益、某种措施当作一种高出思维的东西而强使人们把它当作信条来接受呢？发言人在讲坛上的斗争，引起了报界的低级作家的斗争；议会中的辩论会必然要由沙龙和酒馆中的辩论会来补充；议员们经常诉诸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请愿书中表示自己的真正的意见。既然议会制度将一切事情交给大多数决定，那末议会以外的大多数又怎能不想也作决定呢？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顶峰上拉提琴，那末你们又怎能因为站在下面的人们跳舞而惊奇呢？
　　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迫使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同其他阶级一样低下，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的福利；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而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的剑一样地悬在它自己的头上。
　　在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方面，国民议会表现得非常无能，例如1850年冬季开始的关于修筑巴黎—阿维尼翁铁路问题的讨论，直到1851年12月2日还没有结果。只要国民议会不从事压迫，不进行反动活动，它就患了不可救药的不妊之症。
　　当波拿巴的内阁一部分倡议制定符合秩序党精神的法律，一部分又在加强实施这些法律时的苛刻性的时候，波拿巴本人却企图以一些幼稚荒唐的提案来博得声望，强调自己对于国民议会的敌意，并暗示有某种神秘的宝藏，只是由于环境的阻碍暂时还不能把财宝显示给法国人民。这类提案中包括了给下级军官每天增加四个苏的津贴的建议，以及为工人创设“荣誉贷款银行”的法案。金钱的馈赠和金钱的借贷，这就是他希图用以诱惑群众的远景。馈赠和贷款，这就是显贵的和卑贱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全部财政艺术。波拿巴所善于运用的妙诀只此而已。从来还没有一个王位追求者像他这样庸俗地利用群众的庸俗习气来进行投机勾当。
　　国民议会眼看着波拿巴这样明明白白地企图靠损害它的利益来博取声望，眼看着这个被债主鞭挞而又毫无值得珍惜的声誉的冒险家愈来愈可能干出某种极冒险的勾当，曾不止一次地表示狂怒。秩序党和总统之间的分歧已经带有危险性质，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又迫使总统怀着忏悔的心情重新投入秩序党的怀抱。我们指的是1850年3月10日的补缺选举。这次选举是为了填补6月13日事变后被监禁或驱逐出国的议员所空下来的席位的。巴黎只选了社会民主派的候选人，并且绝大部分选票都投给了参加过1848年六月起义的德弗洛特。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巴黎小资产阶级，就这样报复了1849年6月13日的失败。看来，小资产阶级在危急关头离开战场，只是为了要在顺利的情况下以更大的战斗力量和更勇敢的战斗口号重新进入战场。看来有一种情况更加重了这次选举胜利的危险性。巴黎的军队投票选举了六月起义的一个参加者来对抗波拿巴的内阁阁员拉伊特，而在各省，大部分人都投了山岳党人的票，山岳党人在这里（虽然不如在巴黎那样绝对地）也比敌人占了优势。
　　波拿巴突然看到自己又面对着革命了。和1849年1月29日及1849年6月13日一样，1850年3月10日他又躲到秩序党背后去了。他屈服了，他怯懦地请罪，表示决心遵照议会多数人的意旨来组织任何一个内阁，他甚至恳求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首领们（梯也尔、贝利耶、布洛利和摩莱），一句话，就是恳求所谓的城官们^[70]亲自掌握政权。秩序党未能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不但没有大胆地握取这个政权，甚至也没有强迫波拿巴恢复他在11月1日所解散的内阁；它满足于用自己的宽恕羞辱了波拿巴，并使巴罗什先生加入了奥普尔内阁。这个巴罗什作布尔日最高法院的检察官时，曾疯狂地攻击过5月15日事件中的革命者和6月13日事件中的民主派，两次都指控他们危害国民议会。以后，波拿巴的任何一个内阁阁员，都没有比巴罗什更多地侮辱过国民议会，而在1851年12月2日以后，他又得到了参议院副议长这个官高禄厚的职位。他把痰吐在革命者的汤中，为的是让波拿巴能够把它喝掉。
　　社会民主派似乎只是在寻找借口再度使自己的胜利成为问题，并削弱这一胜利的意义。巴黎新选出的议员之一维达尔，同时在斯特拉斯堡也当选了。他被说服放弃巴黎的委任状而接受了斯特拉斯堡的委任状。这样，民主派就没有把自己在选举中的胜利变成最终的胜利，从而激起秩序党立刻在议会中进行斗争，它没有迫使敌人在人民热情高昂和军队情绪良好的时机出来斗争，反而在3月和4月间用新的竞选运动把巴黎弄得疲惫不堪，使人民的激昂的感情在这一新的临时竞选把戏中消耗掉，使革命的精力满足于宪制的成就，把革命精力浪费于细小的攻讦、空洞的宣言和运动的表面，让资产阶级有时间恢复知觉和采取措施，最后以4月补缺选举的感伤主义的注释（欧仁·苏当选）减弱了3月选举的意义。一句话，社会民主派和3月10日开了一个愚人节的玩笑。
　　议会中的多数了解自己对方的弱点。秩序党的十七个城官（因为波拿巴让秩序党领导和负责攻击）制定了新选举法，法案的报告人是要求这种荣誉的福适先生。5月8日，福适提出了一个法案，其内容是要废除普选权，并规定选举人必须在他们所在的选区内居住三年，工人在选区的居住年限应由他们的雇主作证来加以确定。
　　民主派在宪制选举斗争时期曾满怀着革命的激情，当现在应该拿起武器来证明自己的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他们却以宪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扬庄严的宁静（calme　majestueux）和合法行为，也就是盲目地服从自封为法律的反革命势力的意志。在辩论的时候，山岳党力图羞辱秩序党，以一个遵守法制的正直庸人的冷漠态度来对抗它的革命热情，严厉责备它的革命行为从而把它置于死地。甚至新当选的议员们也极力想以自己的谨慎而有礼的举动来向大家证明：责骂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把他们的当选解释成革命的胜利，是多么地不公正。5月31日，新选举法通过了。山岳党把抗议书塞进总统的衣袋里就心满意足了。继选举法之后又通过了一个彻底消灭革命报刊的新出版法^[71]。革命报刊遭到这种厄运是应该的。在这一摧残以后，革命最前缘的边哨就只剩下“国民报”和“新闻报”^[72]这两个资产阶级的报纸了。
　　我们已经看到，民主派的领袖们在3月和4月间曾竭力把巴黎人民拖入虚构的斗争，正如他们在5月8日以后竭力阻止巴黎人民进行实际的斗争一样。此外，还不应当忘记，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可是1850年5月31日的选举法根本剥夺了无产阶级参政的权利，甚至断绝了他们接近战场的机会。这个法律使工人回复到他们在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毫无权利的地位。在这些事变的时刻，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民主派的领袖去掌握，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他们放弃了作为致胜力量的光荣，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并且表明，1848年6月的失败使他们长期丧失了战斗能力，最近的历史进程也要撇开他们而向前发展。至于在6月13日曾大嚷大叫“只要他们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现在他们却自慰说：反革命给他们的打击根本不是打击，而5月31日的法律也根本不是法律。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每个法国人都将一手拿着选票，一手拿着利剑来到投票站。他们用这样的预言来安慰自己。最后，军队为了1850年3月和4月的选举而受到上级的处罚，正如他们曾经为了1849年5月28日的选举而受到处罚一样。可是这次军队坚决地对自己说：“第三次我们再不会上革命的当了！”
　　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是资产阶级的coup　d’état〔政变〕。资产阶级过去所有各次对革命的胜利，都只具有临时的性质。只要现届国民议会一退出舞台，这些胜利就成为问题了。这些胜利是以新的普选中的偶然情况为转移的，而自从1848年以来，选举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资产阶级的实际权力愈强大，它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统治权力就愈弱。普选权在3月10日断然表明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就以取消普选权进行了报复。所以，5月31日的法律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必然表现。另一方面，按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的当选至少要有二百万票才算有效。如果总统候选人中没有一个人获得这个最低限度的票数，国民议会就有权从得票最多的三个候选人中选出一个来当总统。当制宪议会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选民册中共有一千万选民。所以，按照这个法律，只要取得占选民总数五分之一的票数，总统当选就算有效了。5月31日的法律至少从选民册中勾销了三百万个选民，这样就把选民人数减低到七百万人，但是当选总统需要获得二百万选票的法定最低限额却依然保留着。这样一来，法定的最低限额就从总选票的五分之一几乎提高到三分之一。换句话说，这个法律用尽一切办法把总统选举从人民手里暗中转到国民议会手里。总之，秩序党就好像是加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权力，因为它已经用5月31日的选举法把国民议会议员的选举和共和国总统的选举转交给社会的保守部分了。

注释：

^[69] 暗指1839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拿破仑观念”（Napoléon-Louis　Bonaparte．《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Paris，1839）一书。——第164页。

^[70] 加入立法议会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的十七个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首领，由于他们贪图权力和抱有反动意图而被称之为城官。这个绰号是从维克多·雨果根据中世纪德国的生活而写的同名的历史剧中借用的。在德国，城官是被皇帝指派的城和区的统治者。——第168页。

^[71] 按照1850年7月立法议会通过的出版法的规定，报纸出版者应当交付的保证金数额大大增加，并且开始征收印花税，小册子也在征收范围之内。这个新的法律是在法国实际上取缔出版自由的一些反动措施的继续。——第170页。

^[72] “新闻报”（《La　Presse》）是从1836年起在巴黎出版的资产阶级日报；在1848—1849年，它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后来又是波拿巴主义者的机关报。——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