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地区别总收入和纯收入是很重要的，因为一切赋税都必须从社会纯收入中支付。假定一个国家在一年中能够向市场提供的全部商品即全部谷物、原产品、工业品等等价值为2000万，为取得这个价值需要一定人数的劳动，而这些工人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要花费1000万。那我就会说，这个社会的总收入是2000万，纯收入是1000万。根据这一假定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工人得到的劳动报酬只能是1000万；他们可能得到1200万、1400万或1500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从纯收入中得到200万、400万或500万。余下的就会在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分配，但是全部纯收入不会超过1000万。假定这个社会纳税200万，它的纯收入就会减到800万。”（第512—513页）

　　“如果一个国家无论使用多少劳动量，它的纯地租和纯利润加在一起始终是那么多，那末，使用大量生产劳动对于该国又有什么好处呢？每一个国家的全部土地产品和劳动产品都要分成三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工资，一部分是利润，另一部分是地租。”

　　“赋税或积蓄只能出自后两部分；第一部分，如果它是适中的，就始终是必要的生产费用。”

　　“这种说法可能过分，因为在工资的名义下归工人所得的部分通常高于绝对必要的生产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得到国家纯产品的一部分，他可以把这一部分积蓄起来或者消费掉；或者可以捐献出来供国防之用。”｝
　　“对于一个拥有2万镑资本，每年获得利润2000镑的人来说，只要他的利润不低于2000镑，不管他的资本是雇100个工人还是雇1000个工人，不管生产的商品是卖1万镑还是卖2万镑，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这个国家的人口有1000万还是有1200万，都是无关紧要的。一国维持海陆军以及各种非生产劳动的能力必须同它的纯收入成比例，而不同它的总收入成比例。如果500万人能够生产1000万人所必需的食物和衣着，那末500万人的食物和衣着便是纯收入。假如生产同量的纯收入需要700万人，也就是说，要用700万人来生产足够1200万人用的食物和衣着，那对于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纯收入仍然是500万人的食物和衣着。使用更多的人既不能使我们的陆海军增加一名士兵，也不能使赋税多收一个基尼。”（第416—417页）

　　“谷物价格相对低廉总会带来好处，也就是说，根据这种价格，现有产品的分配更可能增加维持劳动的基金，因为在利润的名义下归生产阶级的部分将更多，而在地租的名义下归非生产阶级的部分将减少。”（第317页）

　　“地租是价值的创造，但不是财富的创造。如果谷物的价格由于一部分谷物生产困难而从每夸特4镑提高到5镑，那末100万夸特的价值就不是400万镑而是500万镑……整个社会将拥有更大的价值，从这种意义上说，地租是价值的创造。但是这种价值是名义上的，因为它丝毫不增加社会的财富，也就是说，不增加社会的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我们所拥有的商品量同以前一样，而不是更多，谷物也仍然和以前一样是100万夸特；但是每夸特价格从4镑提高到5镑的结果，却使谷物和商品的一部分价值从原来的所有者手里转到土地所有者手里。因此，地租是价值的创造，但不是财富的创造；它丝毫不增加国家的资源。”（第485—486页）

　　“但是人们也许会说，资本家的收入不会增加；从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中扣下来的100万将作为追加工资支付给工人。即使这样……社会状况也会得到改善，人们将能够比以前容易负担同样的税款。这只是证明了一件更合乎愿望的事，即由于新的分配而使状况得到改善的主要是另一个阶级，而且是社会上最重要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所能得到的900万[即由必要生存资料决定的工资]以外的全部数额，构成国家纯收入的一部分，要把它花费掉，就一定会增加国家的收入、福利或力量。所以这笔纯收入你可以任意分配。你可以给一个阶级多一些，给另一个阶级少一些，但是你不会因此减少纯收入的总额；现在用同量劳动仍将生产出更多的商品，虽然这些商品的货币价值总额将会减少。但是，国家的纯货币收入，即交纳赋税和取得享乐品的基金，将比以前能够更好地维持现有居民的生活，为他们提供奢侈品和享乐品，使他们能够负担任何一定数量的赋税。”（第515—516页）

　　“假定……有一台机器在某一工业部门中使用，一年能做100个工人的工作，而且只能持续使用一年。再假定，这台机器值5000镑，每年支付给100个工人的工资也是5000镑。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购买机器还是雇用工人，对工厂主来说都一样。但是，假定劳动价值提高了，结果100个工人一年的工资为5500镑。显然，这时工厂主就不会再犹豫：用5000镑购买机器来为他完成同量工作对他是有利的。但是，机器的价格会不会也提高呢？它会不会由于劳动价值提高也值5500镑呢？如果制造机器时没有使用资本，也无须对机器制造业者支付利润，那末机器价格就会提高。例如，如果一台机器是工资均为50镑的100个工人劳动一年的产品，因而它的价格是5000镑，那末，在工资提高到55镑的情况下，机器价格就是5500镑。但这是不可能的。必须假定雇用的工人不到100人，否则机器就不可能卖5000镑，因为从这5000镑中必须给雇用工人的资本支付利润。因此，假定只雇用85个工人，每人工资50镑，即一年支出4250镑，机器售价中除支付工人工资以外的750镑，就是机器制造业者的资本的利润。当工资提高10％时，机器制造业者就不得不使用425镑追加资本，因此支出的资本就不是4250镑，而是4675镑；如果他仍然把机器卖5000镑，他用这笔资本就只能得到325镑利润。但是一切工厂主和资本家的情况都是一样：工资的提高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有影响。因此，如果机器制造业者由于工资提高而提高机器价格，那就会有异常大量的资本被用来制造这种机器，直到机器价格只能提供普通利润率为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价格并不会因工资提高而提高。
　　但是，那个在工资普遍提高时能够使用机器而又不增加自己商品的生产费用的工厂主，如果仍然可以按照过去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商品，他的情况就特别有利；不过我们已经看到，他将不得不降低自己商品的价格，否则资本就会流入他的生产部门，直到他的利润降到一般水平为止。因此，从采用机器中得到好处的是公众：生产这些不会说话的因素所花的劳动，总是比被它们排挤的劳动少得多，即使它们具有相同的货币价值。”（第38—40页）[135]

　　“同亚当·斯密的意见相反，萨伊先生在第四章中谈到了太阳、空气、气压等自然因素赋予商品的价值，这些自然因素有时代替人的劳动，有时在生产中给人以帮助。但是这些自然因素，尽管能够大大增加使用价值，却从来不会给商品增加萨伊先生所说的交换价值。只要我们借助于机器或自然科学知识使自然因素来完成以前由人完成的工作，这种工作的交换价值就会相应地降低。”（第335—336页）

　　“如果原先用十个人推动磨面机，后来发现借用风力或水力可以节省这十个人的劳动，那末面粉（一部分是磨面机的工作产品）的价值就会立即按节约的劳动量相应地下降；并且社会会由于这十个人的劳动所能生产的商品而变得富些，同时预定用于维持这十个人的生活的基金并无任何减少。”（第336页）

　　“认为财富就在于有丰富的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的亚·斯密，虽然会承认机器和自然因素能大大增加一国的财富，但是不会承认它们能给这种财富的价值增加什么东西。”

　　“我对这一问题｛即“机器对社会各不同阶级的利益的影响”问题｝的看法，在进一步思考后有了相当大的改变，所以我更加认为有责任加以说明。虽然我想不起在机器问题上我发表过什么须要收回的东西，但是我曾用其他方式｛作为议员？｝[137]支持过我现在认为是错误的学说，所以我认为有责任把我现在的看法及其理由提出来供读者研究。
　　自从我开始注意政治经济学问题以来，我一直认为，在任何生产部门内采用机器，只要能节省劳动，就对大家都有好处，而唯一的不方便，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于资本和劳动要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而引起的。”

　　“在我看来，土地所有者所得的货币地租如果不变，他们用这种地租购买的某些商品价格的下跌将会使他们得到好处，而价格的下跌必然是采用机器的结果。我认为，资本家最后也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得到好处。不错，发明机器或首先使用机器的人会由于暂时获得很大的利润而得到额外的好处；但是随着机器的普遍采用，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就会由于竞争而降到它的生产费用的水平，这时资本家所得到的货币利润就会和以前一样，他也只能[737]作为消费者分享一般的好处，因为他用同样的货币收入可以支配更多的舒适品和享乐品。我认为，工人阶级由于采用机器也会同样得到好处，因为工人用同样的货币工资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同时我认为，工资不会缩减，因为资本家所能提出的对劳动的需求以及所能使用的劳动量仍然和以前一样，虽然他也许不得不使用这个劳动量来生产某种新的商品，或者至少是生产别的商品。如果由于机器的改良，使用同量劳动生产的袜子可以增加到四倍，而对袜子的需求只增加一倍，织袜业中的一些工人就必然会被解雇；但是由于雇用这些工人的资本仍然存在，而且由于资本的所有者把资本用在生产上是有利的，我认为这种资本将被用于生产其他某种对社会有用而社会对它也肯定有需求的商品……因此，由于我认为对劳动的需求仍然和以前一样，而工资又不会降低，我认为工人阶级将由于使用机器后商品普遍跌价而和其他阶级同样受益。
　　这就是我原来的看法，涉及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的地方，我的看法依然不变；但我现在深信，用机器来代替人的劳动，对于工人阶级往往是非常有害的。”（第466—468页）

　　“我的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假定每当社会的纯收入增加时，其总收入也一定增加。但是现在我有一切理由确信，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从中取得收入的那种基金可能增加，同时另一种基金即工人阶级主要依靠的那种基金却可能减少。因此，如果我没有错的话，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使国家的纯收入增加的原因，同时也可能造成人口过剩，使工人状况恶化。”（第469页）

　　“假定有一个资本家使用一笔价值20000镑的资本，他是租地农场主，同时也是生产必需品的工厂主。再假定这笔资本中有7000镑投在固定资本上，即投在建筑物、劳动工具等等上，其余的13000镑作为流动资本用来维持劳动。再假定利润为10％，因而这个资本家的资本每年都能保持原有的效率，并提供2000镑的利润。
　　这个资本家每年开始营业时拥有价值13000镑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在一年内，他按照这个货币额把这些食品和必需品全部卖给自己的工人；在同一时期内，他又把同额货币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年终，工人补偿给他价值15000镑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其中2000镑他自己消费或由他按自己最喜欢和最乐意的方式处理。”

　　“就这些产品而言，这一年的总产品是15000镑，纯产品是2000镑。现在假定下一年资本家用一半工人制造机器，另一半照旧生产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在这一年内他会照常付出工资13000镑，并将同一金额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卖给他的工人。但是下一年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制造机器时，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产量只有平常的一半，它们的价值也仅仅等于以前的一半。机器值7500镑，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也值7500镑，所以这个资本家的资本还是和以前一样大；因为在这两个价值以外，他还有价值7000镑的固定资本，合计仍然是20000镑资本和2000镑利润。他把供他个人花费的后一金额扣除以后，剩下来继续经营业务的流动资本就只有5500镑了；所以他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就从13000镑减少到了5500镑，因此，以前用7500镑雇用的全部劳动现在就会过剩。”

　　“当然，资本家现在所能雇用的已经减少的劳动量，借助于机器，在扣除机器维修费以后，必然会生产出等于7500镑的价值，必然能补偿流动资本，并且带来全部资本的利润2000镑。但是，如果做到这一点，[743]如果纯收入不减少，那末对资本家来说，总收入的价值究竟是3000镑，10000镑，还是15000镑，难道不都是一样吗？”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纯产品的价值不会减少，虽然纯产品对商品的购买力可能大大增长，但是总产品的价值将由15000镑降为7500镑。因为维持人口和雇用劳动的能力总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总产品，而不是取决于它的纯产品

　　“亚当·斯密经常夸大一个国家从大量总收入中得到的利益，而不是从大量纯收入中得到的利益。”（同上，第415页）｝，
　　所以对劳动的需求就必然会减少，人口将会过剩，工人阶级的状况将会陷于穷困。”

　　“不过因为积蓄一部分收入并把它转化为资本的能力必然取决于纯收入满足资本家需要的能力，所以采用机器使商品价格降低后，只要资本家的需要不变｛但他的需要会增加｝，他就可能增加自己的积蓄，从而使收入更容易转化为资本。”

　　“但是，每当资本增加，资本家雇用的工人也就增多

　　因此，原先失业的人中有一部分后来就可以就业；如果采用机器以后生产增加很多，以致以纯产品形式提供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数量和以前以总产品形式存在的数量相等，那就有可能象以前那样给全体人口提供工作，因而就不一定｛但是可能和也许！｝会有过剩的人口出现了。”（第469—472页）

　　“我想要证明的，只是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可能伴随着总产品的减少；每当这种情形出现时，工人阶级就要受损害，因为其中一部分人将会失业，人口同雇用他们的基金相比将会过剩。”（第472页）

　　“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末从中就应得出如下结论：
　　（1）机器的发明和有效使用总会增加一个国家的纯产品，虽然它可能不会而且在一个短时期后肯定不会增加这种纯产品的价值。”

　　“（2）一个国家的纯产品的增加和总产品的减少是可以并存的。采用机器虽然可能而且往往必然会减少总产品的数量与价值，但只要能增加纯产品，使用机器的动机就永远足以保证机器的使用。
　　（3）工人阶级认为使用机器往往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这种看法不是以成见和误解为根据，而是符合政治经济学的正确原则的。
　　（4）如果生产资料由于采用机器而得到改良，使一个国家的纯产品大大增加，以致总产品（这里我始终是指商品的数量，而不是指它们的价值）不会减少，那末所有阶级的状况便都会得到改善。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会得到好处，但不是由于地租和利润的增加，而是由于用同量的地租和利润可以购买价值大大下降的商品

　　同时工人阶级的状况也会有相当大的改善，第一，由于对家仆的需求增加

　　第二，由于如此丰富的纯产品刺激人们将收入储蓄起来；第三，由于工人用工资购买的一切消费品价格低廉｛这种低廉的价格会使他们的工资下降｝。”（同上，第474—475页）

　　“把用在购买奢侈品方面的收入尽量转用来维持家仆”。因为，不管我购买家具还是维持家仆，我都会对一定量[按价值来说]的商品提出需求，在一种场合推动的生产劳动和在另一种场合推动的差不多相等；但是在后一场合我在“原有对工人的需求”之外增加了新的需求，“而需求的这种增加，只是因为我选择了第二种花费我的收入的方式”。（第475—476页）

　　“不论它〈收入〉用什么方式来花费，生产上使用的劳动量总是相同的；因为生产士兵的食物和衣服同生产更奢侈的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是相同的。但在战时还需要更多的人去当兵，所以靠收入而不靠国家的资本来维持的战争有利于人口的增长。”（第477页）

　　“还有一种情况应当注意：当一个国家的纯收入乃至总收入的数量都增加时，对劳动的需求却可能减少，用马的劳动代替人的劳动时就是这样。如果我在自己的农场里本来雇用100个工人，后来发现，把原来用于50个人的食物用来养马，在支付买马资本的利息后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原产品，也就是说用马来代替人对我是有利的，那我也就会这样做。但这对工人将是不利的，除非我的收入增加到足以使我能同时使用人和马，否则人口显然就会过剩，工人的状况就会普遍恶化。很明显，在任何情况下工人都不能在农业中找到工作｛为什么不能？如果扩大耕地面积呢？｝；不过，如果土地的产品由于以马代替人而增加了，被解雇的工人也许能在工业中找到工作或者去当家仆。”（第477—478页）

　　“在前面我还指出过：机器改良的结果，以商品计算的纯收入总会增加，这种增加会导致新的积蓄和积累。我们必须记住，这种积蓄是逐年进行的，不久就会创造出一笔基金，其数额远远大于原来因发明机器而损失的总收入。这时对劳动的需求将和以前一样大，人民的生活状况也将由于积蓄的增加而得到进一步改善，增加了的纯收入又使他们有可能增加积蓄。”（第480页）

　　“资本和人口每有增加，食品价格一般总会上涨，因为生产这些东西更加困难了。”（第478—479页）

　　“食品价格上涨会使工资提高，而工资的每次提高都会有一种趋势，就是把积蓄起来的资本比以前更多地用于使用机器方面。机器同劳动处于不断的竞争中，机器往往只是在劳动价格上涨时才能被应用。”（第479页）

　　“为了说明原理，我曾假定改良的机器是突然发明出来并得到广泛应用的。但实际上这种发明是逐渐完成的，其作用与其说是使资本从现在的用途上转移，倒不如说是决定被积蓄和积累的资本的用途。”（第478页）

　　“在人们容易取得食物的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里，使用机器的诱惑力远远不象在英国那样大｛除了美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那样大规模地使用机器，甚至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也使用机器｝，在英国，食品价格很高，生产食品要耗费很多劳动。”

　　“人是制造机器的动物……如果把美国人当作人类的代表，那末这个定义……是无可非议的。能用机器做的事就不用手去做，这已成为美国人的一个主要观点。从摇摇篮到做棺材，从挤牛奶到伐木，从缝钮扣到选举总统的投票，他们几乎全都用机器。他们发明了一种机器，可用来节省咀嚼食物的劳动……劳动力的异常缺乏和由此而来的很高的劳动价值｛虽然食品的价值很低｝，以及某种天生的灵敏激发了他们的发明精神……美国生产的机器一般说比英国造的价格便宜……总的来说，机器与其说是能做以前不能做的事的一种发明，不如说是节省劳动的装置。｛那末汽船呢？｝……在博览会的美国馆中展出有埃默里的轧棉机。从美国开始植棉以来很多年内，棉花的收获量并不太大，这不仅仅是因为对棉花的需求不大，而且是因为手工清棉的困难使种植棉花变得无利可图。但是当伊莱·维特尼发明了清棉的锯齿[747]轧棉机时，植棉面积立即增加，而且至今几乎还在按算术级数增加。的确，说维特尼创造了商业性的植棉业，这并不夸大。维特尼轧棉机经过或多或少重大而有效的改进一直还在使用，原始的维特尼轧棉机在现在的这些改进和补充发明以前，丝毫不逊于大多数妄图把它排挤出去的机器。现在带有沃耳巴尼（纽约州）埃默里商标的机器，无疑完全取代了为它奠定基础的维特尼机。这种机器同样简单，生产效率却更高；它轧出的棉花不仅更干净，而且一层层象铺好的棉絮一样，因此这一层层的棉花从机器出来后立即可以压紧打包……在博览会的美国馆中几乎全是机器……挤奶机……从一个滑轮到另一滑轮的传动皮带装置……大麻梳纺机，一下子就把包扎成捆的大麻直接打成麻绳……纸袋机，它可以裁纸、粘叠，一分钟做300个纸袋……霍斯的洗衣挤干机，它用两个橡皮滚筒把衣服上的水挤出，衣服就差不多干了，用这种机器节省时间，而且不损伤织物……装订机……制鞋机。大家都知道，在英国早已用机器制作鞋面，可是这里展出的还有绱鞋的机器，切鞋底的机器，还有做鞋后跟的机器……功率强大的碎石机，结构很灵巧，无疑会广泛使用于铺路和捣碎矿石……奥本（纽约州）的华德先生的航海信号系统……收割机和割草机是美国的发明，它们越来越获得英国方面的好评。麦考密克的机器是最好的……汉斯布劳先生的压力泵，曾荣获加利福尼亚奖章，它的结构简单和生产效率之高在博览会上是最突出的……与世界上任何水泵相比，它能以同样的力量抽更多的水……缝纫机……”｝
　　“使劳动价值提高的原因并不会提高机器的价值，所以资本每有增加，就会有越来越大的部分用在机器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将随着资本的增加而继续增加，但不会按同一比例增加，其增加率一定是递减的。”（第479页）

　　“在这两种情况下，纯收入是相同的，总收入也是相同的，但是纯收入实现在不同的商品上。”（第476页）

　　“对劳动的需求取决于流动资本的增加，而不是取决于固定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两种资本的比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家确实都是一样的话，那末由此的确可以得出结论说，就业工人的人数同国家的财富成比例。但是这种假定一点也不现实。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文明的传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相比越来越大。英国生产一匹凡而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至少等于印度生产同样一匹凡而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的一百倍，也许是一千倍。而[748]流动资本的份额则小到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在一定的情况下，一个勤劳的民族可能把一年的全部积蓄都加到固定资本上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积蓄也不会使对劳动的需求有任何增长。”（巴顿，同上第16—17页）

　　“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资本增加而对劳动的需求不随之增加是难于想象的。至多只能说，对劳动的需求的增加率将愈来愈小。在我看来，巴顿先生在上述著作中关于固定资本的扩大对工人阶级状况的某些影响所持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著作包含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固定资本一经形成，就不再引起对劳动的需求了｛这不对，因为固定资本必须再生产，虽然这种再生产只能经过一定的间隔时间，而且只能逐渐地进行｝，但是在固定资本形成的时候，它所使用的人手，和同额流动资本或收入所使用的人手一样多。”（第56页）

　　“对劳动的需求，完全取决于收入和流动资本的总额。”（第34—35页）

　　“一定时期的工资和劳动总产品之比决定资本用在这一方面〈固定资本〉还是那一方面〈流动资本〉。”（同上，第17页）
　　“如果工资在商品价格不变时下降，或者如果商品价格在工资不变时上涨，那末企业主的利润就会增加，这就会推动他雇用更多的人手。相反，如果同商品相比工资上涨了，工厂主就会尽量少用人手，力求用机器来做一切事情。”（同上，第17—18页）
　　“我们有可靠的材料证明，在工资逐渐上涨的上一世纪（即十八世纪）的上半叶比劳动的实际价格急遽下降的下半叶，人口的增长要缓慢得多。”（第25页）
　　“可见，工资上涨本身决不会使工人人口增加；工资下降却能使人口十分迅速地增加。例如，如果英格兰人的需要降到爱尔兰人的需要水平，那末工厂主就会根据他们生活费用减少的程度而使用更多的工人。”（第26页）
　　“寻找工作的困难比工资的低微对结婚的妨碍要大得多。”（第27页）
　　“必须承认，财富的任何增加都有造成对劳动的新的需求的趋势。但是因为和所有其他商品相比，劳动的生产所需要的时间最长

　　所以在一切商品中，[751]由于需求的增加，劳动的价格上涨得最多；并且因为工资一上涨，十分利润就会减少九分，所以很清楚，除非在这以前人口增长得使工资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资本的增加就只能对劳动的实际需求的增加产生缓慢的影响。”（第28页）

　　“下表说明了〈可是“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实际]工资上涨了，因为谷物价格在这个时期至少下跌了35％”〉最近70年农业工人的工资和谷物价格之比。

　　（巴顿，同上第25—26页）

　　“在上院[一个委员会]关于济贫法的报告中〈1816年？〉列有一表，载明从革命时期[1688年]以来议会各次会议所通过的有关圈地的法案的数目。从该表可以看出，在从1688年至1754年的66年中，这样的法案共通过了123件，而在1754年至1813年的69年［注：巴顿著作中如此。实际上从1754至1813年只有59年。——编者注］中却通过了3315件。谷物种植的发展速度后一时期几乎为前一时期的25倍。可是在前66年中，有越来越多的谷物不断生产出来用于出口，而在后69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原来用于出口的谷物都消费了，同时还进口越来越多的、最后达到很大数量的谷物供自己消费……所以，和后一时期相比，前一时期人口的增长，看来比谷物种植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还要慢。”（同上，第11—12页）
　　“根据格雷哥里·金按照住房数目确定的数字，168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为550万。根据马尔萨斯的计算，1780年的人口为770万。这就是说，在92年间人口增加了220万。在以后的30年内人口增加了270万以上。但是关于前一次人口的增长，很可能，主要是在1750年至1780年期间发生的。”（第13页）

　　“1750年居民人数为5946000人，这说明从革命时期[1688年]以来增加了446000人，或者说，每年增加7200人”。（第13—14页）
　　“可见，按照最低的估计，近几年来人口增长的速度为一百年前的10倍。但是资本的积累要增长到10倍是不可思议的。”（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