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同资本成比例，而不是同所使用的劳动量成比例的工商业部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18页）

　　“海运业、同遥远的国家进行的对外贸易，以及需要昂贵机器装备的部门”。（第418页）

　　“他们断言，利润的均等是由利润的普遍提高造成的；而我却认为，特别有利的部门的利润会迅速下降到一般水平。”（第7章《论对外贸易》，第132—133页）

　　“我承认，由于地租的性质，除了最后耕种的土地以外，任何一块土地上用于农业的一定量资本所推动的劳动量，都比用于工业和商业的等量资本所推动的劳动量大。”（第419页）

　　“在同一经济部门不可能有两种利润率；所以，在产品价值对资本的比例不同时，不同的将是地租，而不是利润。”（第212—213页）（第12章《土地税》）

　　“一切商品，不论是工业品、矿产品还是土地产品，它们的交换价值始终不决定于在只是享有特殊生产便利的人才具备的最有利条件下足以把它们生产出来的较小量劳动，而决定于没有这样的便利，也就是在最不利条件下继续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须花在它们生产上的较大量劳动；这里说的最不利条件，是指为了把需要的产品量生产出来而必须继续进行生产的那种最不利的条件。”（第2章《论地租》，第60—61页）｝

　　“萨伊先生[在他所举的例子中]假定，‘一个土地所有者由于勤劳、节俭和经营本领而使自己的年收入增加5000法郎’。但是，土地所有者如果不是自己经营，他就不可能在他的土地上发挥他的勤劳、节俭和经营本领；如果土地所有者自己经营，他就是以资本家和租地农场主的身分，而不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分来进行改良。他不预先增加用于这一农场的资本量，单凭自己的特殊经营本领｛因而“经营本领”多少也只是一句空话｝，就能那样增加自己农场的产品，那是不可想象的。”（第209页）

　　“商品价格由于课税或生产困难而上涨的现象，无论如何最终是要发生的；但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经过多长时间才会趋于一致，必然取决于这种商品的性质和它的数量能够减少的容易程度。如果被课税的商品数量不能减少，如果比方说租地农场主或制帽厂主的资本不能抽到别的部门去，那末，即使他们的利润因课税而降低到一般水平之下，也不会引起什么后果。除非对他们的商品的需求增加，租地农场主和制帽厂主决不可能把谷物和帽子的市场价格提高到这些商品增加了的自然价格的水平。即使他们扬言要放弃这个行业，把自己的资本转到更有利的部门中去，也会被看作是虚张声势，决不会实现；所以这类商品的价格不会靠缩减生产来提高。但是，实际上一切商品的数量都是可以减少的，资本也可以由利润较小的部门转到利润较大的部门，不过速度有所不同而已。一种商品的供给越是易于缩减而又无损于生产者，在由于课税或任何其他原因而使生产困难增加之后，该商品的价格就越是迅速地上涨。”（第214—215页）
　　“一切商品的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的一致，总是取决于该商品的供给增减的容易程度。对于金、房屋、劳动以及其他许多物品来说，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可能很快达到这种结果的。但是，象帽子、鞋子、谷物和衣服这样一些逐年消费又逐年再生产的商品，情况就不同了。这些商品的供给在必要时可以减少，并且不需要很长时间就能使供给缩减到与增加了的生产费用相适应”。（第220—221页）

　　“地租不是财富的创造，只是财富的转移。”（第221页）

　　“……对地面上的原产品所课的税，会落在消费者身上，并且决不会影响地租，除非这种税通过削减维持劳动的基金而压低工资，缩减人口并减少对谷物的需求。”（第221页）

　　“对通称为奢侈品的那些商品所课的税，只会落在这些商品的消费者身上……但是，对必需品所课的税，落到消费者身上的负担，不是同他们的消费量成比例，而总是要高得多。”例如，谷物税[落到工厂主身上的负担，不仅要看他消费的谷物是多少，而且要看谷物涨价使工资提高了多少]。“这会改变资本的利润率。凡是使工资提高的一切东西，都会减少资本的利润；因此，对工人消费的任何一种商品所课的任何一种税，都有降低利润率的趋势。”（第231页）

　　“我们在本书前面一个部分，已考察过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或者更确切地说，划分为耐久资本和非耐久资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我们曾经指出，两个工厂主使用的资本额可能完全相等，由此获得的利润额可能完全相等，但他们的商品的售价，将根据他们所用资本的消费和再生产的快慢而极不相同。其中一个工厂主的商品可能卖4000镑，而另一个工厂主的商品可能卖10000镑，虽然他们每人使用的资本都是10000镑，得到的利润都是20％即2000镑。一个工厂主的资本，比如说，可能由必须再生产的流动资本2000镑以及建筑物、机器等固定资本8000镑所构成；相反，另一个工厂主可能有流动资本8000镑，机器、建筑物等固定资本却只有2000镑。如果现在这两个资本家每人的收入都课税10％即200镑，那末，一个工厂主为了获得一般利润率，必须把自己的商品价格从10000镑提高到10200镑；另一个工厂主也必须把自己的商品价格从4000镑提高到4200镑。在课税前，一个工厂主出卖的商品比另一个工厂主的商品贵1．5倍；课税以后，则贵1．42倍。一种商品的价格提高2％，另一种商品则提高5％。因此，如果货币价值保持不变，所得税将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和价值。”（第234—235页）

　　“如果一个国家不收税，而货币价值又下降，那末货币的充裕在每一个市场上｛这里李嘉图有一个可笑的想法：好象随着货币价值下降，每一个市场上都必然会出现货币的充裕｝[644]会对每一种商品产生同样的影响。如果肉价上涨20％，那末，面包、啤酒、鞋子、劳动以及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也会上涨20％。只有这样才能使所有生产部门的利润率相等。但是，如果这些商品中有一种被课税，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这时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按货币价值下降的比例上涨，那末利润就会不相等；对于被课税的商品来说，利润就会高于一般水平，在利润恢复平衡以前，资本就会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但利润只有在相对价格发生变动之后才能恢复平衡。”（第236—237页）

　　“布坎南先生认为，谷物和原产品是按垄断价格出卖的，因为它们提供地租。他假定，一切提供地租的商品都必须按垄断价格出卖；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对原产品所课的一切税都会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而不会落在消费者身上。布坎南说：‘因为总是提供地租的谷物的价格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受它的生产费用的影响，所以这种费用必须从地租中支付；因此，当这种费用有所增减时，结果不是价格的涨落，而是地租的增减。从这个观点来看，对农业工人、马匹或农具所课的一切税，实际上都是土地税，这种税的负担在整个租佃期内都落在租地农场主身上，而在租约重订时，则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同样，使租地农场主能够缩减生产费用的一切改良农具，例如脱粒机和收割机，以及便于租地农场主把产品运到市场的一切设施，例如良好的道路、运河和桥梁，虽然会减少谷物的实际生产费用，但不会降低谷物的市场价格。因此，由于这类改良而节省下来的一切，都作为地租的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所得。’
　　很明显，〈李嘉图说〉如果我们承认布坎南先生立论的根据，即谷物价格总是提供地租，那末，当然就会由此得出他所主张的一切结论。”（第292—293页）

　　“我希望我已经充分说明，在一个国家的土地尚未全部投入耕种，并且耕种尚未达到最高程度以前，总有一部分投在土地上的资本是不提供地租的，并且〈！〉正是这部分资本调节谷物的价格，这部分资本的产品，正象在工业中一样，分为利润和工资。因为不提供地租的谷物价格，受谷物生产费用的影响，所以这种生产费用不可能从地租中支付。因此，生产费用增加的结果，将是价格上涨，而不是地租降低。”（同上，第293页）

　　“原产品没有垄断价格，因为大麦和小麦的市场价格，同呢绒和麻布的市场价格一样，是由它们的生产费用调节的。唯一的差别在于：谷物价格是由用于农业的资本的一部分，即不支付地租的那一部分调节的，而在工业品生产中，所用资本的每一部分都产生相同的结果；并且由于任何部分都不支付地租，所以每一部分都同样是价格的调节者。”（同上，第290—291页）

　　“商品的价值或这个商品所能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量，取决于生产这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的相对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一劳动的报酬多少。”

　　“亚当·斯密如此正确地规定了交换价值的真正源泉，要是前后一贯，他本来应该坚持一切物品价值的大小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劳动量的多少成比例的观点，可是他自己又提出了价值的另一个标准尺度，说一切物品价值的大小同它们所能交换的这种标准尺度的量的多少成比例……好象这是两种意思相同的说法；好象一个人由于他的劳动效率增加了一倍，因而能生产的商品量也增加一倍，他用它〈即他的劳动〉进行交换时所得到的量就必然会比以前增加一倍。如果这种说法确实是正确的，如果工人的报酬总是和他所生产的东西成比例，那末用于生产某种商品的劳动量和这种商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就会相等，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准确地衡量其他物品的价值的变动；但是，它们不是相等的。”（第5页）

　　“难道劳动的价值不……发生变动吗？它不仅象其他一切物品〈应读作商品〉一样，受始终随着社会状况的每一变动而变动的供求关系的影响，而且受用工资购买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变动的影响。”（第7页）

　　“如果把劳动看成一种商品，而把资本，劳动的产品，看成另一种商品，并且假定这两种商品的价值是由相同的劳动量来决定的，那末，在任何情况下，一定量的劳动就都会和同量劳动所生产的资本量相交换；过去的劳动就总会和同量的现在的劳动相交换。但是，劳动的价值同其他商品相比，至少在工资取决于[产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的情况下，不是由同量劳动决定，而是由供给和需求的比例决定。”（爱·吉·威克菲尔德给他在1835年伦敦出版的亚·斯密的《国富论》一书第1卷第230页所加的注）

　　“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花费在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建筑物上的劳动。”

　　“劳动正象其他一切可以买卖并且在数量上可以增加或减少的物品一样〈就是说，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有它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是使工人大体上说能够生存下去并且能够在人数上不增不减地〈应当说，按照生产的平均增长所需要的增长率〉延续其后代所必需的价格。工人养活自己以及养活为保持工人人数所必需的家庭的能力……取决于工人养活自己及其家庭所必需的食物、必需品和舒适品的价格。随着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上涨；随着这些东西的价格下降，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下降。”（第86页）
　　“不能认为劳动的自然价格是绝对固定不变的，即使用食物和必需品来计算也是一样。劳动的自然价格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会发生变动，而在不同的国家会有很大差别。它主要取决于人民的风俗习惯。”（第91页）

　　“资本是一国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由推动劳动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具、原料、机器等组成。”（第89页）“较少的资本，也就是较少的劳动。”（第73页）“劳动和资本，即积累劳动”。（第499页）

　　“李嘉图先生相当机智地避开了一个困难，这个困难乍看起来似乎会推翻他的关于价值取决于在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的学说。如果严格地坚持这个原则，就会得出结论说，劳动的价值取决于在劳动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这显然是荒谬的。因此，李嘉图先生用一个巧妙的手法，使劳动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工资所需要的劳动量；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劳动的价值应当由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量来估量，他这里指的是为生产付给工人的货币或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那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呢绒的价值不应当由生产呢绒所花费的劳动量来估量，而应当由生产呢绒所换得的银所花费的劳动量来估量。”（《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1825年伦敦版第50—51页）

　　“名义工资”是“一年内付给工人的镑数”，而“实际工资”是“为获得这些镑所必需的工作日数”。（李嘉图，同上第152页）

　　“商品价值的基础”，而“生产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是“确定商品相互交换时各自必须付出的相应商品量的尺度”。（李嘉图，同上第80页）

　　“工业中100万人的劳动总是生产出相同的价值，但并非总是生产出相同的财富。”（同上，第320页）

　　“它们〈工资和资本的利润〉加在一起总是具有同一价值”。（同上，第499页，第32章《马尔萨斯先生的地租观点》）

　　“工资和利润加在一起具有同一价值。”（第491页注）

　　“工资和利润加在一起将总是同一价值。”（第490—491页）
　　“工资应当按照它的实际价值计算，就是说，按照生产工资时使用的劳动和资本的量计算，不应按照它用衣服、帽子、货币或谷物来表示的名义价值计算。”（第1章《论价值》，第50页）

　　“工人只有在用他的工资能买到大量劳动的产品时，他的劳动才是得到真正高的价格。”（第322页）

　　“猎人一天劳动的产品鹿的价值恰好等于渔夫一天劳动的产品鱼的价值。不管产量多少，也不管普通工资或利润的高低，鱼和野味的比较价值完全由它们自身包含的劳动量决定。如果……渔夫……雇用10个人，他们的年劳动值100镑，他们劳动一天可捕得鲑鱼20条；如果……猎人也雇用10个人，他们的年劳动值100镑，他们一天为他捕鹿10只；那末，不论全部产品中归捕获者的份额是多少，一只鹿的自然价格是两条鲑鱼。用来支付工资的份额对利润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一眼就可以看出，利润的高低恰好同工资的高低成反比；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鱼和野味的相对价值，因为在这两个行业中，工资要高就会同时都高，要低就会同时都低。”（第1章《论价值》，第20—21页）

　　“工资的任何变动不可能引起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的变动，因为，假定工资提高，这两个行业中的任何一个并不因此就需要更大的劳动量，虽然对这一劳动将支付更高的价格……工资可能提高百分之二十，因此利润会以或大或小的幅度降低，但这决不会使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发生丝毫变动。”（同上，第23页）
　　“劳动的价值提高，利润就不能不降低。如果把谷物在租地农场主和工人之间分配，后者得到的份额越大，留给前者的就越小。同样，如果把呢绒和棉织品在工人和雇主之间分配，分给前者的份额越大，留给后者的就越小。”（同上，第31页）
　　[663]“亚当·斯密和一切追随他的著作家，据我所知，无一例外地都认为，劳动价格的上涨，必然会引起一切商品价格的上涨。我希望，我已成功地证明了这种意见是毫无根据的。”（同上，第45页）
　　“工资的提高，如果是由于工人得到比较优厚的报酬，或者由于那些用工资购买的必需品的生产发生困难，那末，除了某些情况以外，不会引起价格的提高，但对于利润降低却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工资的提高是由“货币价值的变动”引起的，那是另一回事。“在一种场合｛即上述的后一种场合｝，国家的年劳动中并没有花费更大的份额来维持工人生活，在另一种场合，却花费了更大的份额。”（同上，第48页）
　　[663]“随着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上涨；随着这些东西的价格下降，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下降。”（同上，第86页）
　　“现有人口的需要满足之后剩下来的剩余产品，必然同生产的容易程度成比例，也就是说，从事生产的人数越少，剩余产品就越多。”（第93页）
　　“不论是耕种调节价格的那一等级土地的租地农场主，还是生产工业品的工厂主，都没有牺牲自己产品的任何部分来支付地租。他们的商品的全部价值只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构成资本的利润，另一部分构成工资。”（第107页）
　　“假定丝绸、天鹅绒、家具以及其他任何不是工人需要的商品由于所费劳动增加而涨价，这会不会影响利润呢？当然不会。因为只有工资提高才能影响利润；丝绸和天鹅绒不为工人所消费，所以它们价格的上涨就不能提高工资。”（第118页）
　　“如果10个工人的劳动在一定质量的土地上可以获得小麦180夸特，每夸特价值4镑，共计720镑（第110页）……在任何情况下，这720镑都必定分成工资和利润……不论工资或利润是提高还是降低，这两者都必定由720镑这个总额中提供。一方面，利润决不能提高到从这720镑中取出那样大一部分，以致余数不足以给工人提供绝对必需品；另一方面，工资决不能提高到使这个总额不剩下一部分作为利润。”（第113页）
　　“利润取决于工资的高低，工资取决于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而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主要取决于食物的价格，因为其他一切必需品的数量是可以几乎无止境地增加的。”（第119页）
　　“虽然生产了一个较大的价值〈在土地变坏的情况下〉，但这一价值在支付地租以后剩下的部分中却有较大的份额是由生产者消费的｛李嘉图在这里把工人和生产者等同起来了｝，而这一点，并且只有这一点，却调节着利润的大小。”（第127页）
　　“改良的实质就是使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比以前减少；而这种减少不能不使商品的价格，或者说，相对价值下降。”（第70页）
　　“如果减少帽子的生产费用，尽管对帽子的需求增加一倍、两倍或者三倍，帽子的价格最后总要降到其新的自然价格的水平。如果降低维持人的生活的食物和衣服的自然价格，从而减少人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生产费用，尽管对工人的需求[664]可能大大增加，工资最后还是会降低。”（第460页）
　　“工资分得的份额越小，利润分得的份额就越大，反过来也是一样。”（第500页）
　　“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说明，必需品的实际价值每有降低，工资也就降低，而资本利润则提高；换句话说，在任何一定的年价值中，归工人阶级所得的份额会减少，而归用基金使用这个阶级的人所得的份额会增加。”

　　“假定某工厂生产的商品价值为1000镑，这一价值在老板和他的工人之间分配｛这句话又反映了资本的本质；资本家是老板，工人是他的工人｝，工人得800镑，老板得200镑；如果这些商品的价值降到900镑，同时由于必需品降价在工资上节省了100镑，那末，老板的纯收入丝毫不会减少。”（第511—512页）
　　“如果由于机器改良，生产供工人穿的鞋子和衣服所需要的劳动量只等于现在的四分之一，那末这些东西的价格也许会降低75％；但是，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因此就可以不再只消费一件上衣和一双鞋子，而可以经常消费四件上衣和四双鞋子了；由于竞争的影响和人口急剧增加的刺激，他的工资也许不久就会同用工资购买的各种必需品的新价值相适应。如果这种改良推广到工人的一切消费品，大概过了几年以后我们就会看到，虽然与任何其他商品相比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已经大大降低，虽然这些商品现在是已经大大减少了的劳动量的产品，但工人的消费量即使有所增加也是十分有限的。”（第8页）
　　“工资的增加，总是靠减少利润，工资降低时，利润总是提高。”（第491页注）
　　“在本书中，我始终力图证明：工资不降低，利润率就决不会提高；用工资购买的各种必需品不跌价，工资就不能持久降低。因此，如果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大或机器的改良，工人消费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能按较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利润就会提高。如果我们不自己种植谷物，不自己制造工人所用的衣服和其他必需品，而是发现一个新的市场，可以用较低廉的价格从那里取得这些商品，工资就会降低，利润就会提高；但是，如果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大或机器的改良而以较低廉的价格取得的商品仅仅是供富人消费的商品，利润率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动。葡萄酒、天鹅绒、丝绸及其他贵重商品的价格即使降低50％，工资率也不会受到影响，因而利润也会保持不变。
　　所以，对外贸易虽然对国家极为有利，因为它增加了用收入购买的物品的数量和种类，并且由于商品丰富和价格低廉而为节约和资本积累提供刺激｛为什么不是为浪费提供刺激？｝，但是，如果进口的商品不属于用工人工资购买的那一类商品，就根本没有提高资本利润的趋势。
　　以上关于对外贸易的看法同样适用于国内贸易。利润率决不会由于分工的改进、机器的发明、道路和运河的兴修或者在商品制造或运输上采用任何其他节约劳动的方法而提高。”

　　“所有这些原因都影响商品价格，总是对消费者极为有利，因为它们使消费者能够用同样的劳动换得更多的在生产上实行了改良的商品；但是它们对于利润绝对没有任何影响。另一方面，[665]工人工资的任何降低都使利润提高，但是对于商品价格毫无影响。前一种情况对一切阶级都有利，因为一切阶级都是消费者”

　　“后一种情况只对生产者有利；他们会得到更多的利润，但一切物品的价格仍旧不变”

　　“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得到的数额同以前一样，但是用他们的所得来购买的一切物品〈这又错了；应该说除了必要生活资料以外的一切物品〉的交换价值减少了。”（第137—138页）

　　“如果我必须雇用一个工人劳动一星期，我不是付给他10先令而是付给他8先令，而货币的价值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动，这个工人现在用8先令买到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可能比以前用10先令买到的还多。但是，这不是象亚·斯密和最近马尔萨斯先生所说的那样，由于他的工资的实际价值提高了，而是由于工人用他的工资购买的那些物品的价值降低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但是，当我把这叫做工资的实际价值降低时，有人却说我使用了同这门科学的真正原理不相容的新奇说法。”（同上，第11—12页）
　　“要正确地判断利润率、地租率和工资率，我们不应当根据任何一个阶级所获得的产品的绝对量，而应当根据获得这一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由于机器和农业的改良，全部产品可能加倍；但是，如果工资、地租和利润也增加一倍，那末三者之间的比例仍然和以前一样，其中任何一项也不能说有了相对的变动。但是，如果工资没有如数增加，如果它不是增加一倍而只增加一半……那末，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说……工资已经降低而利润已经提高，那是对的；因为，如果我们有一个衡量产品价值的不变的标准，我们就会发现，现在归工人阶级……所得的价值比以前少了，而归资本家阶级所得的价值比以前多了。”（第49页）
　　“工资的这种降低，仍然是真正的降低，尽管它〈工资〉现在能够为工人提供廉价商品的量比他以前的工资所提供的还多。”（第51页）

　　李嘉图以前的经济学家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有人问他们究竟是什么决定一切商品的价值的时候，回答是：价值主要由工资决定。再问：究竟是什么决定工资？他们就会指出，工资必须同用它购买的商品的价值相适应；这个回答实际上就是说，工资由商品的价值决定。”（《三位法学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话，主要是关于李嘉图先生的〈原理〉》，[666]载于1824年《伦敦杂志》第9卷第560页）

　　“这两个公式决不能认为仅仅是同一规律的两个不同表现，李嘉图先生的规律（即关于A的价值和B的价值之比等于生产它们的劳动量之比的论点）用否定式来表达，最好是说：A的价值和Ｂ的价值之比不等于生产A的劳动的价值和生产B的劳动的价值之比。”[同上，第348页]

　　“如果产品的价格为10先令，那末工资和利润加在一起就不能超过10先令。但是，难道不是恰好相反，是工资加利润决定价格吗？不，那是陈旧的、过时的学说。”（托·德·昆西《政治经济学逻辑》1844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204页）
　　“新的政治经济学证明，任何商品的价格都由、并且仅仅由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的相对量决定。既然价格本身已经决定，价格也就决定那个无论工资还是利润都必须从中取得自己的特殊份额的基金。”（同上）“凡是可能破坏工资和利润之间的现有比例的变动，必定从工资中发生。”（同上，第205页）
　　“李嘉图给地租学说增添了新的东西：他把地租学说归结为地租是否真的取消了价值规律的问题。”（同上，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