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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二十卷 第三编 社会主义 一、历史我们在《引论》里［注：参看《哲学》第1章[190]。］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市民等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191]早先许下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192]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不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世纪的转换出现了。1802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虽然他的理论基础在1799年就已经奠定了，1800年1月1日，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的管理工作。[193] 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没有。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那末，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在当时才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既然这一点已经确定，我们就不再谈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去的这一方面了。让杜林之流的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 “一切人都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 他向他们高声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在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194]
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195]虽然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优越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时，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以及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平的唯一保障。[196]在1815年向法国人宣传要和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比起向德国的教授们宣布舌战，是需要有更多的勇气的。[197]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末，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但并不因此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就资产阶级所说的话，就他们在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和启蒙学者关于只为理性所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一切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约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辞句作对比；他指出，和最响亮的词句相适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述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取巧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气息。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98]但是傅立叶最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他指出： “这个文明制度使野蛮时期任何一种以简单的方式干出来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
文明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199]所以，譬如说， “在文明阶段，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200]
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201]，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地球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一样，傅立叶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时期。社会愈来愈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他们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当时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这时有一个二十九岁的厂主以改革家的身分出现了，这个人具有象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认为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其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到1829年间，他以股东兼经理的身分领导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他在这里按照同样的精神办事，但是在行动上有更大的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二千五百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关心成长中的一代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从两岁起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简直很难把他们领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十三至十四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只劳动十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四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都给企业主们带来大量的利润。 欧文并不对这一切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自由发挥其才能了。 “可是，这二千五百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六十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二千五百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六十万人所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百分之五的股息以外，还得到三十万英镑（六百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个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202]
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实践的性质。例如，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每年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203]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他从技术上规定了各种细节，而这一切都做得非常内行，以致他的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名望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造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受到了报刊的封锁，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三十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例如，由于他的五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女工和童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204]。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总工会。[205]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无论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在这里，劳动产品借助于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进行交换[206]；这种市场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充分预示了晚得多的蒲鲁东的交换银行[207]，而它和后者不同的就是它并没有被描写为医治一切社会病害的万应药方，而只是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 这些就是至高无上的杜林先生从他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高度以轻蔑的态度向下俯视着的人们，关于这种轻蔑的态度我们已经在引论中举出了几个例子。这种轻蔑态度从某一方面看来，也不是没有它的充分的理由：它本质上是来源于对三个空想主义者的著作的真正可惊的无知。例如关于圣西门，他说： “他的基本思想本质上是正确的，而且除去一些片面性以外，在今天还能给真实的创造以指导性的推动。”
但是，尽管杜林先生好象真有几部圣西门的著作在手边，我们在有关的二十七页中寻找圣西门的“基本思想”，却象以前寻找魁奈的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一样地徒劳无益，最后，我们不得不满足于下面的空话： “想象和博爱的热情……以及属于后者的幻想的夸张，支配着圣西门的全部思想！”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杜林先生只知道并且只注意那种描绘得象小说上那样细致的关于未来的幻想，为了确证杜林先生无限地胜过傅立叶，这比起研究傅立叶怎样“企图附带地批判现实状态”确实是“重要得多”。附带地！其实，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灾祸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这正象是说杜林先生仅仅“附带地”宣布杜林先生为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一样。至于论述罗伯特·欧文的十二页，那末杜林先生在这里应用的资料绝对没有别的，而只有庸人萨金特写的可怜的传记，这位先生同样不知道欧文的最重要的著作，即关于婚姻和共产主义制度的著作[208]。因此，杜林先生才能大胆地断言：在欧文那里“不能假定有任何坚决的共产主义”。无论如何，如果杜林先生手头即使仅仅有过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那末他在这本书里就不仅可以看到规定有平等的劳动义务和平等的取得产品的权利的最坚决的共产主义陈述（正如欧文经常补充说明的，平等是按年龄的大小规定的），而且还可以看到为未来共产主义公社作的带有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附图的详尽的房屋设计。但是，如果象杜林先生一样，把“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代表者的原著的直接研究”局限在只看标题或最多还看看少数著作中的提要上，那末确实只会作出这种愚蠢的和纯粹捏造的断语。欧文不仅宣传了“坚决的共产主义”，而且在五年之中（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还在汉普郡的协和[209]移民区实行了共产主义，那里的共产主义在坚决性方面可说是无与伦比的了。我自己就认识几个以前参加了这个共产主义典型试验的人。但是关于这一切，关于1836—1850年之间的欧文的活动，萨金特绝对地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杜林先生的“更加深刻的历史记述”也就陷入了无知的深沉黑暗之中。杜林先生把欧文称为“一个在各方面都过分博爱的真正怪物”。但是，当这位杜林先生向我们讲授他连标题和提要几乎都没有看过的那些书籍的内容时，我们千万可别说他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过分无知的真正怪物”，因为这出自我们之口就叫做“谩骂”。我们已经看到，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因为这些轮廓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之所以限于为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向理性求助，正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但是，如果说，在他们出现以后差不多八十年的今天，杜林先生登上舞台，要从他的至高无上的头脑中，从他的孕育着“最后真理”的理性中，构思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标准”体系，而不根据现有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材料，作为这些材料的必然结果来阐述这个体系，那末，到处去嗅模仿者的杜林先生本人只不过是空想主义者的模仿者，最新的空想主义者。他把伟大的空想主义者称为“社会炼金术士”。就算是这样吧，炼金术在当时还是必要的。但是从那时以来，大工业已经把潜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发展为强烈的对立，以致这种生产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溃可说是可以用手触摸到了；只有采用同生产力的现在这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力本身才能保存和往前发展；由以往的生产方式所造成并在日益尖锐的对立中不断再生产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遍于一切文明国家并且日益剧烈；而且人们也已经了解这种历史的联系，了解由于这种联系而成为必然的社会改造的条件，了解同样由这种联系所决定的这种改造的基本特征。如果说，杜林先生现在不是从现有的经济材料而是从自己的至高无上的脑袋中制造出一种新的空想的社会制度，那末，他就不仅仅是在从事简单的“社会炼金术”了。他的行为倒象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在现代化学的规律被发现和确立以后，还想恢复旧的炼金术，并且所以要利用原子量、分子式、原子价、结晶学、光谱分析，唯一的是为了要发现——哲人之石。 二、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210]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那末，现代社会主义的情况究竟怎样呢？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象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那末这种冲突表现在哪里呢？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关于资产阶级怎样从十五世纪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三个阶段历史地实现了这种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篇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但是，正如马克思在那里所证明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纺纱机、机动织布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布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 但是，在以自发的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带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中世纪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农民把农产品卖给手工业者，而从他们那里买得手工业品。在这个个体生产者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渗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支配全社会的自发的无计划的分工中间，它确立了在个别工厂里组织起来的有计划的分工；在个体生产旁边出现了社会化的生产。两者的产品在同一市场上出卖，因而价格至少大体相等。但是，有计划的组织要比自发的分工有力；实行社会化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中遭到失败，社会化的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但是它的这种革命性质并没有为人所认识，结果它反而被用来当做提高和促进商品生产的手段。它的产生，是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定的已经存在的杠杆即商业资本、手工业、雇佣劳动直接联系着的。由于它本身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一种新形式出现的，所以商品生产的占有形式对它也保持着全部效力。 在中世纪得到发展的那种商品生产中，劳动产品应当属于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当时个体生产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或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这样的产品根本用不着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属于他的。因此，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即使利用过别人的帮助，这种帮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资以外还得到别的报酬：行会的学徒和帮工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和挣钱而劳动，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学成手艺当师傅而劳动。后来生产资料开始集中于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开始变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象从前一样被当做个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来处理。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是一种例外，而现在，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而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不是为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所占有，而是为资本家所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注：这里无需解释，虽然占有形式还是原来那样，可是占有的性质由于上述过程而经历的革命，并不亚于生产所经历的革命。我占有我自己的产品或者占有别人的产品，这自然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占有。顺便提一下：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使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愈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如上所述，最初的资本家就已经遇到了现成的雇佣劳动形式。但是，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行会制度规定今天的帮工明天可以成为师傅。但是，生产资料一旦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集中于资本家手中，情形就改变了。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变得愈来愈没有价值；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救急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此外，由于同时发生的封建制度的崩溃，由于封建主扈从人员被解散，农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等等，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了。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入了商品生产者即通过自己产品的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个体生产者的社会。但是，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权。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会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或者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规律在唯一保留下来的社会联系形式即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强制性的竞争规律作用于各个生产者。所以，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是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揭示出来。所以，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产品支配着生产者。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当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封建主缴纳实物租税以后还能生产更多的东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投入社会交换即拿去出卖的多余产品就成了商品。诚然，城市手工业者一开始就必然为交换而生产。但是他们也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他们有园圃和小块土地；他们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并且从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妇女纺麻，纺羊毛等等。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团结的；农村中有马尔克[211]，城市中有行会。 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愈来愈公开、愈来愈有力地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缚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愈来愈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杠杆结束了旧日的和平的稳定状态。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门被采用，就不容许任何旧的生产方法在那里和它并存。它控制了手工业，就把旧的手工业消灭掉。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地方性的斗争已经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商业战争[212]。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产业和产业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存问题都决定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清除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的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由于自己的起源而固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地进行着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诚然，傅立叶在他那个时代还不能看到：这种循环在逐渐缩小；运动宁可说是在按螺旋形进行，并且必然象行星的运动一样，由于和中心相碰撞而告终。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多数人日益变为无产者，而无产者群众又将最终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器无限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的强制性法令。但是，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推广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末，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形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待雇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我早在1845年就这样称呼他们［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10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69页。——译者注）］），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以随意使用，而由于必然随着这个时期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对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这样一来，机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213]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的正常条件的剥夺[214]；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需要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的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更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资本论》第671页）[215]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期待产品的另一种分配，那就等于希望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阴极放出氢。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机器的已经达到最高程度的改进的可能性，怎样由于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一种迫使各个工业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的强制性法令。对资本家来说，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法令。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阻力的、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阻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和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方面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 事实也是这样，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开化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了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去，生产和交换的运动逐渐恢复起来。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拚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从1825年以来，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经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 pléthorique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216] 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 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自己之旁并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家自己也由于资本的猛烈积聚而感觉到这一事实，这种积聚是在危机期间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构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待雇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显得过剩。但是，这种“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傅立叶），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具有资本属性的必然性，象幽灵一样站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妨碍生产资料发挥作用，妨碍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把大量生产资料推向如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例如铁路，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注：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如果说，比利时政府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自己的主要铁路，如果说，俾斯麦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必要，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在战时更好地适应和利用，为了把铁路职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主要铁路收归国有，那末，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217]、皇家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末，大的生产机构和交换机构向股份公司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拿红利、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象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那里，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现在，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性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并且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随着社会对生产力的占有，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象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象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象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时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还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218]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 但是，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精神的破产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未必是一种秘密了，而他们的经济破产则有规律地每十年重复一次。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属于它自己而又不能为它自己所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注：有几个数字可以大体表明现代生产资料即使在资本主义压制下也有巨大的扩张力。根据吉芬的最新的计算[219]，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约计如下： 1814年……22亿英镑＝440亿马克 1865年……61亿英镑＝1220亿马克 1875年……85亿英镑＝1700亿马克 至于在危机中生产资料和产品被破坏的情况，根据1878年2月21日在柏林举行的德国工业家第二次代表大会[220]所作的计算，在最近一次崩溃中，单是德国铁工业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就达45500万马克。］。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三、生产看了上述的一切以后，读者要是得知上一章中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论述根本不合杜林先生的胃口，就不会感到奇怪了。相反地，杜林先生一定把它投入堆着他所摈弃的一切东西的深谷中，那里还堆着“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荒谬的观念”、“混乱的模糊观念”等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根本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更不是粗糙物质的、单纯为了喂饱肚子的现代经济条件的产物。他的提法更加好得多。他的社会主义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它是“社会的自然体系”，它置根于“普遍的公平原则”之上，
如果他不得不顾及到以前的罪恶历史所造成的现存状况，以便加以改善，那末这宁可看做是纯粹的公平原则的不幸。杜林先生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正如创造其他一切一样，是通过他的著名的两个男人进行的。这两个傀儡不是象过去那样扮演主人和奴隶的角色，这次为了变换花样，这两个傀儡上演了一出平等戏，——于是杜林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就奠定了。因此，自然而然地，在杜林先生看来，周期性的工业危机，绝不具有象我们认为它们应该具有的那样的历史意义。 在他看来，危机不过是对“常态”的偶然偏离，最多不过是为“更有规则的秩序的发展”提供一个动力。用生产过剩解释危机的“通常的方法”，绝不能满足他对问题的“更确切的理解”。诚然，对“特别领域中的特殊危机”来说，这样的解释方法“也许是可行”的。例如，“适于大量销售的著作，突然宣布可以自由翻印，于是它们就充斥于书籍市场”。
诚然，杜林先生尽可以躺在床上愉快地意识到：他的不朽的著作是永远不会引起这样的世界不幸的。 但是，对巨大的危机来说，“储存和销售之间的鸿沟最后之所以大得如此严重”，并不是因为生产过剩，而是“因为人民消费的落后……因为人为地造成的消费水平低……因为人民需要〈！〉在它的自然增长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而他还为他的这种危机理论幸运地找到了一个信徒呢。但是，遗憾的是：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他们的消费仅仅限于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东西，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自从有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以来，这种现象就存在着。就是在群众的状况特别好的历史时期，例如在十五世纪的英国，群众的消费水平仍然是低的。他们远没有拿过自己每年的全部产品来消费。因此，如果说，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由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爆发于危机中的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最近五十年来才变得明显，那末只有杜林先生的庸俗经济学的全部浅薄见解才不用新的生产过剩现象，而用旧的存在了几千年的消费水平低的现象来解释新的冲突。这就象在数学上不从变数可变这一事实，而从常数始终不变这一事实去解释一个常数和一个变数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一样。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因此，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 杜林先生关于世界市场的观念是非常奇特的。我们已经看到，他怎样以真正德国著作家的身分力图用想象的莱比锡书籍市场上的危机来说明真正的工业上的特殊危机，用杯中水的风暴来说明海洋上的风暴。他进一步地想象， 目前的企业生产不得不“主要地在有产阶级自身的圈子里寻找它的销路”，
这并不妨碍他在仅仅十六页后就按我们熟知的方式把制铁工业和纺织工业描写为决定性的现代工业，而正是这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只有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为有产阶级所消费，而绝大部分是供给群众消费的。我们在他那里所看到的，只不过是空洞的矛盾百出的胡说。就从纺织工业中举个例子来说吧。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奥尔丹——分布在曼彻斯特周围、经营纺织工业、拥有五至十万人口的十几个城市中的一个，仅在这一个城市里，从1872到1875年的四年当中，单单纺三十二支纱的纱锭，就从二百五十万增加到五百万，就是说，在英国一个中等城市纺一种纱的纱锭数达到了整个德国（包括亚尔萨斯）的纺织工业所拥有的纱锭总数。如果注意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纺织工业的其他部门和地区也发生差不多同样的扩张，那末只有极其厚颜无耻的人才会用英国群众的消费水平低，而不用英国纺织工业产品的生产过剩，来解释目前棉纱和棉布的普遍滞销［注：用消费水平低来解释危机，起源于西斯蒙第，在他那里，这种解释还有一定的意义。洛贝尔图斯从西斯蒙第那里借用了这种解释，而杜林先生又以他惯有的肤浅方式从洛贝尔图斯那里把它抄袭过来。］。够了。同那些对经济学无知到竟把莱比锡的书籍市场当做现代工业意义上的市场的人，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所以我们只要指出，关于危机，杜林先生在以后的论述中仅仅能够告诉我们：这只不过是 “过度紧张和松弛之间的寻常游戏”，过度的投机“不仅仅是由于私人企业的无计划的增加而引起的”，而且“个别企业家的急躁和个人考虑不周，也应该算作供给过剩的产生原因”。
那末急躁和个人考虑不周的“产生原因”又是什么呢？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无计划性，这种无计划性表现在私人企业的无计划的增加上。把经济事实说成道德非难，并把这种作法误认为新的原因的发现，这也正是过度的“急躁”。关于危机的问题，我们就此结束。在上一章中，我们指出了危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它作为这一生产方式本身的危机、作为社会变革的强制手段的意义，在这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再多说一句话来批驳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浅薄之见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积极的创造，看看他的“社会的自然体系”。 这一建立在“普遍的公平原则”之上、因而对讨厌的物质事实没有任何顾虑的体系，是由经济公社的联邦组成的，在各个公社之间存在着 “根据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规范实行的迁徙自由和接受新社员的必要性”。
经济公社本身首先是 “具有人类历史意义的广泛的模式”，远远地超越于例如一个叫做马克思的人的“陷入迷途的不彻底性”。它是“人们的共同体，这些人由支配一个区域的土地和一批生产企业的公共权利相互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共同分配收入”。公共权利是“对自然界和生产设备的纯粹公共的关系这种意义上的……对物的权利”。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让未来的经济公社的法学家去伤脑筋吧，我们在这方面不打算作任何的尝试。我们只是得知， 这种公有权和“工人社团的集体所有制”绝不是一回事，后者似乎不排除相互竞争，甚至不排除雇佣劳动剥削。
然后他顺便说道， “公共财产”的观念，象在马克思那里所看到的，“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疑的，因为这个关于将来的观念，总是具有这样的外貌，好象它是指工人团体的集体所有制”。
这是杜林先生所惯用的许多有意歪曲的“卑鄙手法”中的又一种，“对于这些手法的庸俗的特性〈象他自己所说的〉只有无耻这个庸俗的词才完全适合”；这是凭空捏造的假话，正和杜林先生的另一个虚构一样，这个虚构是：“公共财产”，在马克思看来，是“个人的同时又是社会的财产”。无论如何有一点看来是清楚的：一个经济公社对自己的劳动资料的公共权利，至少对任何其他经济公社，以至于对社会和国家来说，是独占的财产权。 但是，这一权利不应该使自己“和外界……相隔绝，因为在各个经济公社之间存在着根据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规范实行的迁徙自由和接受新社员的必要性……就好象……现在加入某一政治组织和参加村镇的经济事务那样”。
因此，将出现富裕的和贫穷的经济公社，它们之间的平衡是通过居民脱离贫穷的公社而挤入富裕的公社的方法来实行的。因此，杜林先生虽然想通过全国性的商业组织来消除各个公社之间在产品上的竞争，但是他却听任在生产者上的竞争安然存在下去。物被置于竞争之外，而人仍旧要服从于竞争。但是我们由此还远不清楚什么是“公共权利”。两页之后，杜林先生向我们宣布： 商业公社扩展得“首先象政治—社会领域一样地广大；这个领域的成员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权利主体，并且由于这种身分而支配着整个土地、住宅和生产设备”。
这样，具有支配权的终究不是个别公社，而是整个民族。“公共权利”、“对物的权利”、“对自然界的公共的关系”等等，不仅“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疑的”，而且简直就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权利实际上——至少当每一单个经济公社是权利主体的时候——是“个人的同时又是社会的财产”，因此这后一个“模糊的杂种”，又只有在杜林先生本人那里才会遇到。无论如何，经济公社总是为了生产来支配自己的劳动资料的。这种生产是怎样进行的呢？根据我们在杜林先生那里所看到的一切来判断，这种生产是完全依照从前的样式进行的，只是公社代替了资本家而已。顶多我们还看到，只是现在每个人才能自由地选择职业并具有同等的劳动义务。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个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杜林的“共同社会”是怎样看待分工的呢？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照杜林先生的说法，这个对抗“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以为农业和工业之间的鸿沟……是不可能填平的，这倒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它们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连续过渡，这种连续过渡在将来还可望大大增长”。现在侵入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已经有两种工业：“第一、酿酒业，第二、甜菜制糖业……酒精生产具有这样大的意义，以致容易被人估计过低，而不会被人估计过高”。如果由于“某些发现而能形成更大的工业的范围，使生产管理必须在农村中实行地方化，并且直接依靠于原料的生产”，那末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就可以因此减弱，而“文明发展的最广泛的基础就可以获得”。但是，“同样的事情还可以由别种方法产生。除技术上的必需外，社会需要的问题将愈来愈多地被提出，当社会需要成为人类活动的分类的标准时，就不能再忽视农村中的职业和技术加工工作之间的有系统的紧密联系所产生的好处了”。
而在经济公社中正好存在着社会需要的问题，这样，公社会不急于充分利用上述的农业和工业联合的好处吗？关于经济公社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杜林先生不会不用他所喜爱的冗长文字把他的“更确切的理解”告诉我们吧？如果读者相信他会这样做，那就要受骗。上面那些贫乏的、吞吞吐吐的、又是在施行普鲁士邦法的酿酒区和制糖区内流传的老生常谈，就是杜林先生关于现在和将来的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让我们来详细地谈谈分工吧。在这里，杜林先生已经多少“确切些”了。他谈到 “应该专门投身于一种职业的人”。如果说到建立一个新的生产部门，“那末问题只是在于：能否以某种方法造成致力于生产某一种物品的一定数量的人，以及为他们所需要的消费〈！〉”。在共同社会中，任何一个生产部门，都“不需要许多居民”。在共同社会中，也会有“根据生活方式而区分的”人的“经济变种”。
这样，在生产的范围内，一切都差不多是照旧不变的。的确，在到目前为止的社会中，总是“错误的分工”占支配地位；但是，这种错误的分工表现在哪里，它在经济公社中将被什么所代替，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只听到下面的话： “至于分工本身的问题，我们已经在上面说过，只要注意到各种不同的自然状况和个人能力，它就可以说是解决了。”
除能力外，还有个人的爱好在起作用： “促使人们去从事那种需要有更多能力和事先训练的活动的刺激，将完全基于对有关行业的爱好，以及对从事于恰恰这一种事物而不是别种事物〈从事于一种事物！〉的乐趣。”
但是，这样一来在共同社会中就将引起一种竞争心，而且 “生产本身获得了兴趣，而把生产仅仅看做获利手段的愚蠢的经营，将不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占支配地位的特性”。
在生产自发地发展起来的一切社会中（今天的社会也属于这样的社会），不是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种新的生产杠杆都必然地转变为生产资料奴役生产者的新手段。这首先是大工业建立以前的最强有力的生产杠杆——分工的特点。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如果说，农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艺，那末，土地就同样地占有农民，手艺同样地占有手工业者。由于劳动被分成几部分，人自己也随着被分成几部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人的这种畸形发展和分工齐头并进，分工在工场手工业中达到了最高的发展。工场手工业把一种手艺分成各种精细的工序，把每种工序分给个别工人，作为终生的职业，从而使他一生束缚于一定的操作和一定的工具之上。“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全面的生产志趣和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马克思）[221]，这种自动工具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通过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真正的畸形发展才达到完善的程度。大工业的机器使工人从机器下降为机器的单纯附属品。“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从小就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马克思）[222]，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近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甚至当这种专门技能纯粹是无所事事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空想主义者已经充分地了解到分工所造成的结果，了解一方面是工人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是劳动活动本身的畸形发展，这种劳动活动局限于单调地机械地终身重复同一的动作。欧文和傅立叶都要求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作为消灭整个旧的分工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他们两人都主张人口应该分成一千六百人到三千人的集团，分布于全国；每个集团居住在他们那个地区中央的一个巨大的宫殿中，共同管理家务。虽然傅立叶在有些地方也提到城市，但是这些城市本身又只是由四个到五个这种相互毗连的宫殿组成的。根据这两个空想主义者的意见，每个社会成员都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工业；在傅立叶看来，手艺和工场手工业在工业中起着最主要的作用，相反地，在欧文看来，大工业已经起着最主要的作用，而且认为在家务劳动中也应该应用蒸汽力和机器。但是他们两人都要求每个人在农业上和工业上也尽可能多地调换工种，并且相应地训练青年从事尽可能全面的技术活动。在他们两人看来，人应当通过全面的实践活动获得全面的发展；劳动应当重新获得它由于分工而丧失的那种吸引人的力量，这首先是通过经常调换工种和相应地使劳动的每一“会期”（用傅立叶的话说）[223]不过长的办法来实现。他们两人都远远地超出了杜林先生所承袭的剥削阶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它拘泥于这样的狭隘的观念，似乎一定数量的“人”无论如何必然被命定生产某一种物品；它要使根据生活方式而区分的人的“经济变种”永世长存，这些人，对从事于恰恰这一种事物而不是别种事物感到乐趣，就是说，他们落到了竟然乐于自身被奴役和片面发展的地步。即使和“白痴”傅立叶的最狂勇的幻想所包含的基本思想相比较，即使和“粗糙、无力而贫乏”的欧文的最贫乏的观念相比较，自身还完全被分工所奴役的杜林先生也还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侏儒。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自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现在，这些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阻挠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使劳动时间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 同样，消灭旧的分工，也不是只有损害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的一种要求。相反地，它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本身的条件。“机器生产不需要象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些职能，从而把按不同机器分配一批一批工人的情况固定下来。由于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把一种特殊工人专门培养成机器工人。”[224]但是，资本主义的应用机器的方式不得不继续实行旧的分工及其僵化的专门化，虽然这些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多余的了，于是机器本身就起来反对这种时代的错误。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制的浪费以及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末，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的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调动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随时可以利用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马克思《资本论》）[225] 大工业告诉我们，为了技术上的目的，把或多或少地到处都可以制造出来的分子运动转变为质量运动，这样大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使工业生产摆脱地方的局限性。水力是受地方局限的，蒸汽力却是自由的。如果说水力必然地带有乡村的性质，那末蒸汽力绝不是必然地带有城市的性质。只有它的资本主义的应用才使它主要地集中于城市，并把工厂乡村转变为工厂城市。但是，这样一来它就同时破坏了它自己的活动的条件。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因此，虽然向城市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但是每个工业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迁移到农村地区去经营。对于郎卡郡和约克郡的纺织工业地区的这一过程，可以详细地研究一下；在那些地方，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因而不断地造成新的大城市。在金属加工工业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形，在那里，一部分另外的原因造成同样的结果。 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 因此，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正如它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一样。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 资本主义的工业已经使自己相对地摆脱了本身所需原料的产地的地方局限性。纺织工业所加工的原料大部分是进口的。西班牙的铁矿石在英国和德国加工；西班牙和南美的铜矿石在英国加工。每个煤矿区都把燃料供给远在国外的逐年扩大的工业地区。在欧洲的全部沿海地方，蒸汽机都用英国的、有的地方用德国和比利时的煤来发动。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框框的社会可以在这方面更大大地向前迈进。这个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其中每一个人都从头到尾地实际阅历过整整一系列生产部门，所以这样的社会将创造新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绰绰有余地超出那种从比较远的地方运输原料或燃料所花费的劳动。 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也不是什么空想。的确，文明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努力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可能遭受怎样的命运，俾斯麦总可以高傲地进入坟墓了，因为他的宿愿——大城市的毁灭，肯定是会实现的。[226] 现在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的下述的幼稚观念：无需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方式，首先是无需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能力”，就一切都解决了。而与此同时整批的人却依旧为生产某一种物品所奴役，整批的“居民”依旧被要求就业于一个生产部门，而人类却依旧和从前一样，分成一定数目的不同的畸形发展的“经济变种”，就象现在的“推小车者”和“建筑师”一样。社会应该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从而让每一个人依旧做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奴隶，而仅仅有选择哪一种生产资料的权利。同样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怎样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看做“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只能在酿酒业和甜菜制糖业这两个按其结合来说是纯粹普鲁士的生产部门中发现一点小小的缓和剂；他怎样使工业在全国的分布取决于将来的某些发现以及生产必需直接依靠原料的开采——这些原料，现在已被用于离开原产地愈来愈远的地方了！——他在结束时又怎样力图用下面的保证来遮掩尾巴：社会的需要终究要使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即使这违反经济上的考虑，就是说，似乎这样做会造成经济上的牺牲！ 诚然，要看到那些将要消灭旧的分工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并且将使全部生产发生变革的革命因素已经在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条件中处于萌芽状态，要看到这些因素在自己的发展中受到现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阻碍，必须具有比施行普鲁士邦法的地区稍为广阔一些的眼界，在那里，烧酒和甜菜糖是主要的工业产品，而商业危机可以根据书籍市场上的状况来研究。为此，必须从大工业的历史发展中，从它目前的现实状况中，特别是从那个成为大工业发源地并唯一地使大工业获得标准发展的国家中，去了解真正的大工业；这样就不会想到把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庸俗化，并使它堕落为杜林先生的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 四、分配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注：见本卷第203页。——编者注］，杜林的经济学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一定得消失。现在我们看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不过是这一命题在幻想中的实现。事实表明：杜林先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就其本身来说）几乎根本没有提出任何指责，他要保持旧的分工的一切基本方面，所以对他的经济公社内部的生产，也差不多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的确，生产是同确凿事实打交道的一个领域，所以在这个领域内，“合理的幻想”只能给自己的自由心灵以极小的飞翔空间，因为出丑的危险太大了。分配就不同了，据杜林先生的意见，分配是和生产根本没有联系的，在他看来，分配不是由生产来决定，而是由纯粹的意志行为来决定的——分配是他的“社会炼金术”的注定的场地。 在经济公社和包括许多经济公社的商业公社里，平等的消费权利是和平等的生产义务相适应的。在这里，“一种劳动……按照平等估价的原则和别种劳动相交换……贡献和报酬在这里是真正相等的劳动量。”而且，这种“人力的平衡，不管个别人所生产的物品是多些还是少些，或者甚至偶然丝毫没有生产”，都是有效的；因为任何行动，只要它花费时间和力量，都可以看做劳动的支出，——因此，玩九柱戏和散步也在此列。但是，因为集体是一切生产资料从而也是一切产品的所有者，所以这种交换不发生在个别人之间，而是一方面发生在每个经济公社和它的各个社员之间，另一方面发生在各个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之间。“特别是个别的经济公社，将在它本身的范围内，用完全有计划的贩卖去代替小商业。”批发商业也同样被组织起来：“所以，自由经济社会的体系……仍旧是一个巨大的交换组织，它的活动，是通过贵金属提供的货币基础进行的。我们的模式和那一切模糊的观念——甚至现在流行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最合理的形式也还没有脱离这种模糊观念——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对这个基本特性的绝对必要性的认识。”
著名的“绝对价值”终于实现了。为了进行这种交换，经济公社作为社会产品的最先占有者，必须根据平均生产费用“给每类物品规定一个统一的价格”。“现在所谓生产成本……对价值和价格的意义，〈在共同社会里〉将由……对所需劳动量的估计来实现。根据每个人在经济上也具有平等权利的原则，这种估计最终可以归结为考虑到参加劳动的人数，这种估计将产生既跟生产的自然关系又跟社会的价值增殖权利相适应的价格比例。贵金属的生产，仍然象现在一样，是规定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由此可见，在经过变更的社会制度中，价值的决定原则和尺度以及产品借以进行交换的比例的决定原则和尺度，不但没有丧失，而且第一次恰如其份地得到了。” 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一定也会使各个人有能力向公社购买已经生产出来的物品，因为它每日、每周或每月付给每个社员以一定数目的货币，作为他的工作报酬——这个数目对于一切人来说都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从共同社会的观点看来，说工资应该消灭或者说工资是经济收入的唯一形式，这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但是，同等的工资和同等的价格，“即使不造成质量上的消费平等，也造成数量上的消费平等”，这样一来，“普遍的公平原则”就在经济上实现了。
至于这种未来工资的高度如何规定，杜林先生仅仅告诉我们： 在这里也和在其他一切情况下一样，“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做了六小时工，就应该得到同样体现六个工作小时的货币量。
但是，决不能把“普遍的公平原则”和那种粗陋的平均主义混淆起来，后者激起资产者这样愤怒地反对一切共产主义、特别是反对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这一公平原则远不是象外表看起来那样不能通融。 “经济权利的原则上的平等并不排除对公平所要求的东西，再自愿地附加上特别的赞许和尊敬的表示……当社会通过适当地增添消费来表彰比较好的工作时，社会只是表示对自己的尊敬。”
当杜林先生把鸽子的纯洁和蛇的智慧[227]融合起来，而这样令人感动地惦念将来杜林的消费的适当增添时，杜林先生也是在表示对自己的尊敬。这样，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就最终地被消灭了。因为 “即使假定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要是真正拥有私人资料的剩余，那末他也不能为这些剩余找到任何资本式的应用。一个人或一群人为了生产要向他取得这些剩余，那他们只会用交换或购买的方法向他取得，但是绝不会向他支付利息或利润。”所以，“和平等原则相适应的遗产”是可以允许的。它是不能避免的，因为“某种遗产总是家庭原则的必然的同伴”。遗产继承权也“不能引起巨大财富的积累，因为在这里贮藏财产……再也不能以创造生产资料和完全过食利生活为目的了”。
这样，经济公社似乎是顺利地建成了。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种公社是怎样经营的。我们假定，杜林先生的一切假设都完全实现了；因而我们假定，经济公社因每个社员每天做六小时工，而付给他们以同样体现六个工作小时的货币量，譬如说十二马克。同样，我们假定，价格确切地与价值相符合，就是说，根据我们的前提，它仅仅包含原料费、机器耗损、劳动资料的消耗和所付的工资。一个拥有一百个工作社员的经济公社，每天生产价值为一千二百马克的商品，一年以三百个工作日计算，生产三十六万马克的商品，公社以同样的数目付给社员，每个社员每日就获得十二马克，或每年获得三千六百马克，他们随意处置自己的所得。在一年之末，甚至在一百年之末，这个公社并没有比开始时富裕一些。如果公社不愿动用它的生产资料的基金，那末，在这个时期内，它就根本无法适当地增添杜林先生的消费。积累完全被遗忘了。更坏的是：因为积累是社会的必需，而货币的保存是积累的适当的形式，所以经济公社的组织就直接要求社员去进行私人的积累，因而就导致它自身的崩溃。 怎样避免经济公社的本性的这一矛盾呢？公社只能求助于杜林先生所得意的“课税”，提高价格，把它的年产品卖四十八万马克，而不是卖三十六万马克。但是，因为其他一切经济公社也处在同样的情况下，所以都不得不采取同样的做法，这样，每一公社在和别的公社进行交换时都不得不偿付和自己额外所得相等的“赋税”，结果“贡税”还是完全落在它自己的社员身上。 或者，公社把这件事情处理得更简单：每个社员劳动六小时，公社付给每人以少于六小时劳动（譬如说四个工作小时）的产品，就是说，每天不是付十二马克，而只付八马克，但是商品的价格照旧。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直接地公开地做了它在前一情况下隐蔽地转弯抹角地企图做的事情：它按纯粹资本主义的方式付给社员以低于社员所生产的物品的价值，而社员只能从公社买得的那些商品却要按照全部价值来计算，这样它就造成每年总计十二万马克的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所以经济公社要能获得后备基金，就只有暴露自己是最广阔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高贵的”实物工资制［注：实物工资制（truck system）是英国人所称呼的、在德国也很有名的工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工厂主自己开设店铺，强迫工人在这些店铺中购买商品。］。 这样，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经济公社以“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积累基金来维持和扩大生产的，就不是公社，而是私人。或者是它要造成这种基金，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能以“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 经济公社中的交换的内容就是这样。交换的形式怎么样呢？交换是通过金属货币进行的，杜林先生颇以这种改良所具有的“人类历史意义”自傲。但是在公社和它的社员之间的交易中，这种货币绝不是货币，绝不执行货币的职能。它成为纯粹的劳动券，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只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在这一职能上，它也“同戏票一样，不是‘货币’”。[228]因此，它可以为任何证件所代替，例如魏特林就以“交易簿”来代替，在这个帐簿中，在一面记下工作小时，在另一面记下作为劳动代价的享受资料[229]。一句话，在经济公社和它的社员之间的交易中，货币只是起欧文的“工时货币”的作用，这是杜林先生非常傲慢地蔑视的“狂想”，但是他自己又不得不把它应用于自己的未来经济之中。标明所完成的“生产义务”和从而获得的“消费权利”的尺度的证件，无论是一张废纸、一种筹码，或者是一块硬币，这对这个目的来说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对其他目的来说就不然了，这一点以后就会看到。 这样，如果说，在经济公社和它的社员之间的交易中，金属货币已经不执行货币的职能，而是执行化了装的劳动券的职能，那末在各个经济公社之间的交换中，它就更不执行货币的职能了。在这里，在杜林先生的前提下，金属货币完全是多余的。实际上，这里只要有会计就足够了，在实现等量劳动的产品同等量劳动的产品的交换时，如果会计以自然的劳动尺度——时间，即以工作小时为单位来计算，这就比他预先把工作小时转换为货币简单得多。实际上，交换是纯粹实物的交换；一切过分的要求都可以容易地和简单地用转移到其他公社的办法协调起来。但是，如果某一公社真的对其他公社有了亏损，那末所有“宇宙间的黄金”，无论它们怎样“天然就是货币”，总不能不使这个公社（如果它不愿欠其他公社的债的话）用增加自己的劳动的方法来补偿自己的亏损。此外，请读者经常记住，我们在这里绝不是设计未来的大厦。我们只是采用杜林先生的假设，并且从中作出不可避免的结论。 因此，无论是在经济公社和它的社员之间的交换中，还是在各个公社之间的交换中，“天然就是货币”的黄金都不能实现它的这种天性。尽管如此，杜林先生却硬叫它在“共同社会”中也执行货币的职能。因此，我们不得不为这种货币职能寻找别的活动舞台。而这样的舞台是存在着的。虽然杜林先生给每个人以“等量消费”的权利，但是他不能强迫任何人这样做。相反地，他感到骄傲的是，在他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金钱。因此，他无法阻止下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些人积蓄起一小部分钱财，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他甚至使这种事情成为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明确地承认家庭的共同财产的继承权，从而就进一步产生父母养育儿女的义务。但是这样一来，等量消费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裂缝。独身者用他每天八马克或十二马克的工资可以过得舒适而愉快，可是家有八个未成年小孩的鳏夫用这么多工资却只能勉强度日。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不加任何考虑地接受金钱的支付，于是就提供一种可能，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得这些金钱。没有臭味[230]。公社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这样就造成了一切的条件，使以前只起劳动券作用的金属货币开始执行真正的货币职能了。现在，出现了一方面贮藏货币而另一方面产生债务的机会和动机。货币需要者向货币贮藏者借债。借得的货币被公社用来支付生活资料，从而又成为目前社会中那样的货币，即人的劳动的社会体现、劳动的真实尺度、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对它都无能为力，就象对乘法表或水的化学组成无能为力一样。因为货币贮藏者能够迫使货币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贷也和这种执行货币职能的金属货币一起恢复起来了。 直到现在，我们只是观察了在杜林的经济公社所管辖的领域内保存金属货币这件事的影响。但是在这一领域以外，其余的罪恶世界当时还是一切都照老样子进行。在世界市场上，金银仍然是世界货币、一般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财富的绝对的社会体现。和贵金属的这种特性一起，在个别的经济公社社员面前，出现了贮藏货币、发财致富和放高利贷的新的动机，即对公社和在公社范围以外自由而独立行动并在世界市场上变卖个人所积累的财富的动机。高利贷者变成借助流通手段来做生意的商人，变成银行家，变成流通手段和世界货币的支配者，因而变成生产的支配者和生产资料的支配者，虽然这些生产资料在许多年内名义上还是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的财产。因此，变成了银行家的货币贮藏者和高利贷者也就是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本身的主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实际上是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模糊观念”根本不同的。它除了重新产生金融巨头以外，再没有其他目的；如果它真的成立起来并支持下去，那末它将在金融巨头的控制下，并且为他们的钱袋勇敢地竭尽全力地工作。它的唯一的出路，也许就在于货币贮藏者借助他们的世界货币尽快地……从公社溜之大吉。 在德国人对旧的社会主义普遍无知的情况下，一个天真烂漫的青年，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例如欧文的劳动券是否也会引起类似的滥用呢？虽然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阐述这种劳动券的意义，但是，为了把杜林的“包罗万象的模式论”和欧文的“粗糙、无力和贫乏的观念”作一比较，我们还是可以指出下面几点：第一，假使要滥用欧文的劳动券，就需要预先把它变成真正的货币，而杜林先生以真正的货币为前提，但是却想禁止它执行简单劳动券以外的其他职能。在欧文那里，如果发生了真正的滥用，在杜林这里，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货币本性就为自己开辟了道路：货币对抗着杜林先生由于自己不懂货币的本性而要强加给它的那种滥用，去实现它本身所特有的正确的应用。第二，在欧文看来，劳动券只是社会资源的完全公有和自由运用的过渡形式，此外，顶多还是一种使共产主义易于为英国公众接受的手段。所以，如果某种滥用，迫使欧文的社会废除劳动券，那末这个社会正是向它所追求的目的进了一步，正是进入了一个比较完全的发展阶段。相反地，杜林的经济公社一废除货币，它就立刻消灭了自己的“人类历史意义”，消除了自己的最特出的美妙，不再成其为杜林的经济公社，而下降为模糊观念，而杜林先生为了把它从这种模糊观念中摆脱出来，花费了多少艰苦的合理幻想的劳动呵。［注：附带说一下，杜林先生完全不明白劳动券在欧文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他是从萨金特的书上知道这种劳动券的，在那里它们只是出现在自然是失败的劳动交换市场[231]里，这种交换市场试图以直接交换劳动的办法从现存的社会转到共产主义社会。］ 杜林的经济公社遭遇到的所有这些奇怪的迷误和混乱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不过是从存在于杜林先生头脑中的对价值和货币的概念的模糊观念中产生的，这种模糊观念最后竟驱使他企图去发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因为杜林先生决没有在德国垄断这种模糊观念，相反地，他还有许多竞争者，所以我们“愿意暂时耐着性子来清理”他在这里造成的“乱线球”。 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什么是商品？这是一个或多或少互相分离的私人生产者的社会中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说，首先是私人产品。但是，只有这些私人产品不是为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他人的消费，即为社会的消费而生产时，它们才成为商品；它们通过交换进入社会的消费。这样，私人生产者就相互处于社会联系之中，组成一个社会。因此，他们的产品虽然是每个个别人的私人产品，同时（但并非有意地和好象是违反意志地）也是社会的产品。那这些私人产品的社会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两种特性上：第一，它们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不仅对生产者自己，而且也对别人具有使用价值；第二，它们虽然是各种极不相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但同时也是人的劳动的产品，是一般人的劳动的产品。因为它们对别人也有使用价值，所以它们都可以进入交换；因为在它们里面都包含着一般人的劳动、人的劳动力的简单耗费，所以它们可以在交换中按照各自所包含的这种劳动的量相互比较，被认为相等或不相等。在相同的社会条件下，两个相同的私人产品可能包含不等量的私人劳动，但总是只包含着等量的一般人的劳动。一个不熟练的铁匠打五个马掌所用的时间，另一个熟练的铁匠却能打十个。但是，社会并不把一个人的偶然的不熟练性变为价值，它只承认当时具有正常的平均熟练程度的劳动为一般人的劳动。因此，第一个铁匠的五个马掌中的一个，在交换中并不比第二个铁匠在相等的劳动时间内所打的十个马掌中的一个具有更多的价值。私人劳动，只有在它是社会必要劳动的时候，才包含着一般人的劳动。 这样，当我说某一商品具有一定的价值的时候，那我就是说：（1）它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产品；（2）它是由私人为了私人的打算生产出来的；（3）它虽然是私人劳动的产品，但同时好象不为生产者所知和所愿地又是社会劳动的产品，而且是以社会方法即通过交换来确定数量的一定的社会劳动的产品；（4）我表现这个数量，不是用劳动本身，也不是用若干工作小时，而是用另外一个商品。因此，如果我说，这只表和这块布价值相等，这两件物品中每一件的价值都等于五十马克，那末我就是说：在这只表、这块布和这些货币中，包含着等量的社会劳动。因此，我确定，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劳动时间在社会上已被计量出来，而且被发现是相等的。但是这种计量，不象在其他情况下用工作小时或工作日等等来计量劳动时间那样，是直接的、绝对的，而是迂回地、相对地、通过交换来进行的。因此，即使这一确定数量的劳动时间，我也不能用工作小时表现出来，因为我始终不知道工作小时的数目，而同样只能迂回地、相对地通过另外一个代表等量的社会劳动时间的商品把它表现出来。一只表的价值和一块布的价值相等。 但是，当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迫使建筑在它们之上的社会采取这种迂回途径的时候，它们同时也迫使这个社会尽可能地缩短这条途径。它们从一般的平常商品中选出一种权威性的商品，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可以永久由这种商品来表现，这种商品被当做社会劳动的直接体现，所以能够直接地无条件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换，这种商品就是货币。货币已经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价值概念中，它只是发展了的价值。但是，当商品价值和商品本身相区别而在货币中得到独立的存在时，在生产商品和交换商品的社会中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一个具有新的社会职能和社会影响的因素。我们暂且只陈述这一事实，而不作详细的探讨。 商品生产的经济学，决不是考察我们仅仅相对地知道的因素的唯一的科学。在物理学上，我们也不知道，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之下，一定体积的气体包含着多少个气体分子。但是我们知道，在波义耳定律正确的范围内，在相同的压力和温度下，一定体积的一种气体和同一体积的任何他种气体包含着同样多的分子。所以，我们可以把不同的气体的各个不同的体积在不同的压力和温度的条件下的分子容量，拿来比较；如果我们以摄氏零度和七百六十毫米压力下的一公升气体为单位，那末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单位去测量上述的分子容量。——在化学上，我们也不知道各个元素的绝对原子量。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们的相互的比例，所以我们可以相对地知道它们的原子量。商品生产和研究它的经济学根据各个商品的相对劳动量来比较各个商品，因而为它所不知道的、包含于各个商品中的劳动量获得一个相对表现，同样，化学根据各个元素的原子量来比较各个元素，把一个元素的原子量表现为另一个元素（硫、氧、氢）的原子量的倍数或分数，因而给它所不知道的原子量的大小造成一个相对表现。商品生产把黄金提升为绝对商品，提升为其他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提升为一切价值的尺度，同样，化学把氢的原子量当作一，并把其他一切元素的原子量简化为氢，使之表现为氢原子量的倍数，因而把氢提升为化学上的货币商品。 但是，商品生产决不是社会生产的唯一形式。在古代印度的公社里，在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里，产品都没有转变为商品。公社成员直接为生产而结合成社会，劳动是按照习惯和需要来分配的，产品只要是供给消费的，也是如此。直接的社会生产以及直接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换，因而也排除产品向商品的转化（至少在公社内部）和随之而来的产品向价值的转化。 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一百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一百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工作小时。因此，到那时，由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社会可以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动摇不定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而不是用它们的自然的、相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同样，化学一旦能够以相当的尺度，即以实际重量，以1012分之一或1024分之一克，来绝对地表现原子量，它也就不会想到再用迂回的途径，用氢原子来表现各种元素的原子量了。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生产一百平方米的布，譬如说需要一千工作小时，社会就不会用间接的和无意义的方法来表现这一简单的事实，说这一百平方米的布具有一千工作小时的价值。诚然，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注：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232]。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插手其间。 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表现。因此，在价值概念中，不仅包含了货币的萌芽，而且还包含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切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的萌芽。价值是私人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的表现，在这里已经存在着社会劳动和同一产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劳动二者之间的差别的可能性。这样，如果一个私人生产者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时候，仍用旧的方式进行生产，那末他会深切地感到这一差别。当某类商品的全体私人生产者生产的商品超过社会所需要的数量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来表现并且只有在和另一个商品交换时才能实现，在这里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或者是交换根本不能成立，或者是商品的真正价值不能实现。最后，如果在市场上出现了特殊的商品——劳动力，那末，劳动力的价值也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按照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企图用制造“真正的价值”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这等于企图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办法来消灭天主教，或者等于用彻底实现那种最完全地表现生产者被他们自己的产品所奴役的经济范畴的办法，来建立生产者最后支配自己的产品的社会。 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末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最初，正如在印度所看到的，货币使个人的耕种代替了公社的耕种；后来，货币以最后的分割取消了还实行定期重分的耕地公有制（例如在摩塞尔流域的农户公社[233]中，在俄国公社中也开始出现）；最后，货币促成了余留下来的公有森林和牧场的分配。无论促进这一过程的还有什么其他基于生产发展的原因，货币始终是其中影响公社的最有力的手段。如果杜林的经济公社能实现的话，货币也必将以同样的自然必然性，不顾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而使它解体。 我们在上面（《经济学》第6章）已经看到，谈论劳动的价值，这是自相矛盾。因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劳动不仅生产产品，而且也生产价值，而这种价值是由劳动来计量的，所以它不能有特殊的价值，正象重本身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热不能有特殊的温度一样。但是，胡乱思考“真正价值”的一切社会糊涂虫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们想象，在目前的社会中，工人没有获得他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而社会主义的使命就是要矫正这种情况。为此，首先就要探索什么是劳动的价值；这些人企图不用劳动的相当尺度即时间，而用劳动的产品来衡量劳动，这样就发现了劳动的价值。根据这种观点，工人应当获得“全部劳动所得”[234]。不仅劳动产品，而且劳动本身都应当可以直接和产品相交换，一个工作小时和另一个工作小时的产品相交换。但是，在这上面立即发生了一个非常“可疑的”困难。全部产品被分掉。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即积累被剥夺，并且被个人所掌握和支配。个人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所得”，社会在最好的情况下，穷富仍然是和以前一样。这样，过去积累的生产资料之所以集中于社会手中，只是要使将来积累的一切生产资料重新分散于个人的手中。这是给自己的前提一记耳光，是达到了纯粹荒唐的地步。 活的劳动，即能动的劳动力，应当和劳动产品相交换。于是它和与之交换的产品一样，也是商品。于是这种劳动力的价值就决不会根据它的产品来决定，而是根据它里面所体现的社会劳动，即根据目前的工资规律来决定。 但是，这正好是不应该有的情形。流通的劳动，即劳动力，是应当可以和它的全部产品相交换的。这就是说，它应当不和它的价值相交换，而和它的使用价值相交换；价值规律应当适用于其他一切商品，但是对于劳动力，它是应该被废除的。隐藏在“劳动价值”背后的，正是这种自己消灭自己的混乱观念。 “劳动和劳动根据平等估价的原则相交换”，这句话如果有意义的话，那末就是说，等量社会劳动的产品可以相互交换，就是说，价值规律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从而也就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在目前的社会中，它以经济规律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唯一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那种方式，即作为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不以生产者的愿望或努力为转移的、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杜林先生把这一规律提升为他的经济公社的基本规律，并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觉地实施这个规律，这样，他就使现存社会的基本规律成为他的幻想社会的基本规律。他要现存的社会，但不要它的弊病。他和蒲鲁东完全在同一个基地上进行活动。象蒲鲁东一样，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弊病，办法是利用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去反对这些弊病，而这些弊病正是由这一规律的作用产生的。象蒲鲁东一样，他想以幻想的结果来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 我们现代的唐·吉诃德，无论怎样傲慢地骑上他的高贵的洛西南特——“普遍的公平原则”，后面跟着他的威武的桑科·判扎——阿伯拉罕·恩斯，来作骑士的远征以夺取曼布里诺的头盔——“劳动价值”，我们还是担忧，非常担忧，他除了古时有名的理发用的铜盆以外，什么也拿不到家里去。[235] 五、国家，家庭，教育在前两章里，我们大体上概括了杜林先生的“新的共同社会结构”的全部经济内容。还要提一下的顶多是，“历史眼光的普遍远大”丝毫没有妨碍他去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至于我们已经知道的适当地增添消费就更不用说了。由于旧的分工继续存在于共同社会中，所以经济公社除了建筑师和推小车者以外，还必须考虑到职业作家，而且还发生了那时怎样处理著作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麻烦杜林先生。无论在什么地方，例如在提到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时候，著作权总是把读者缠住不放，以便最后，在《教程》的整整九页上作者不厌其详地讲述著作权，并用神秘的“劳动报酬”的形式（但没有说是否连带适当地增添消费）把它平安地引进共同社会的海港。这样，把跳蚤在社会的自然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写上一章，似乎是同样的恰当，并且无论如何会少乏味一些。 关于未来的国家制度，《哲学教程》做了详细的规定。在这方面，卢梭虽然是杜林先生的“唯一重要的先驱者”，但他奠定的基础不够深刻；他的更加深刻的后继者从根本上补救了这一点，因为他极端地冲淡了卢梭，并且加上由黑格尔法哲学的残余所同样调制的施给乞丐的稀汤[236]。“个人的主权”构成杜林的未来国家的基础；它在多数人的统治下不应当被压制，而应当在这里第一次达到全盛状态。这是怎样发生的呢？非常简单。 “如果假定人和人之间在一切方面都有协定，如果这些协定以相互帮助反对不正当的侵害为目的，那末这时维护权力的力量就只会加强，而仅仅从群众对个人或多数对少数的优势中就引伸不出任何权利。”
现实哲学戏法中的活的力量就这样轻易地越过了最不容易通过的障碍，而如果读者认为，他听了以后并没有比以前更聪明一些，那末杜林先生就这样回答他，不能这样轻易地对待这件事，因为 “在理解集体意志的作用时，最微小的错误都会毁灭个人的主权，而这种主权正是唯一能从中引伸出真正权利的东西”。
杜林先生在嘲弄他的读者时，正是以读者似乎理应受到的态度来对待读者。他甚至还能做得更无礼些；现实哲学的学生们确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个人的主权主要是在于 “单独的个人被迫绝对地服从国家”，但是这种强迫，只有在它“真正地为自然的正义服务”时才是正当的。为此目的，将有“立法和司法”，但是它们“必须在整个集体的掌握之中”；其次还要有防卫的联合，它表现于“军队里面或者保证内部安全的执行机关里面的共同行动”，
所以也将要有军队、警察、宪兵。杜林先生确实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是一个勇敢的普鲁士人；在这里，他证明自己和那些标准的普鲁士人出身相同，这些普鲁士人，用已故的罗霍夫大臣的话来说，“心中都要提防自己的宪兵”。但是这些未来的宪兵将不象现在的宪警那样危险。无论宪兵怎样侵犯有主权的个人，个人总是有一种安慰： “个人按自己的情况从自由社会方面遇到的公平或不公平，绝不会比自然状态所带来的更坏些！”
于是，杜林先生在再一次用他那无法避免的著作权绊住我们以后，向我们保证，在他的未来世界中将有一种“不言而喻地完全自由的和普遍的律师制”。“现在设想的自由社会”变得愈来愈混杂了。建筑师、推小车者、作家、宪兵，还有律师！这个“坚固的和批判的思想王国”和不同宗教的不同天国非常相象，在那里，信徒总是重新找到那种使他的人间生活变得甜蜜的神圣东西。杜林先生正是属于“人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升入天堂”[237]的国家。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什么，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在于，杜林先生需要什么。杜林先生不同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地方是，在杜林先生的未来国家中，决不是人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升入天堂的。在这个未来国家的宪法上写着： “在自由的社会里，不可能有任何膜拜；因为每个社会成员都克服了幼稚的原始的想象：以为在自然界背后或自然界之上有一种可以用牺牲或祈祷去感动的存在物。”“所以，正确理解的共同社会体系……必须除去宗教魔术的一切道具，因此也必须除去膜拜的一切基本组成部分。”
宗教被禁止了。但是，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根据比较神话学，这一最初的过程，至少就印欧民族来看，可以一直追溯到它的起源——印度的吠陀经，以后更在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中间，而且就材料所及的范围而言，也可以在克尔特人、立陶宛人和斯拉夫人中间得到详尽的证明。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注：神的形象后来具有的这种两重性，是比较神话学（它片面地以为神只是自然力量的反映）所忽略的、使神话学以后陷入混乱的原因之一。这样，在若干日耳曼部落里，战神，按古代斯堪的那维亚语，称为提尔，按古代高地德意志语，称为齐奥，这就相当于希腊语里的宙斯，拉丁语里的“丘必特”（替代“迪斯必特”）；在其他日耳曼部落里，埃尔、埃奥尔相当于希腊语的亚力司、拉丁语的玛尔斯。］。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教，从历史上说它是后期希腊庸俗哲学的最后产物，它的现成体现是犹太的独一无二的民族神雅赫维。在这个适宜的、方便的和普遍适用的形式中，宗教可以在人们还处在异己的自然和社会力量支配下的时候，作为人们对这种支配着他们的力量的关系的直接形式即有感情的形式而继续存在。但是，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就象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受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因此，宗教的反映过程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它一起继续存在。即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这种异己支配力量的因果关系有一定的理解，事情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资产阶级经济学既不能制止整个危机，又不能使各个资本家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或者使各个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现在还是这样：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己支配力量）。单纯的认识，即使它比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认识更进一步和更深刻，也不足以使社会力量服从于社会统治。为此首先需要有社会的行动。当这种行动完成的时候，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现在，人们正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役），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原因很简单，这就是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 可是杜林先生不能静待宗教这样自然地死掉。他干得更加彻底。他比俾斯麦本人有过之无不及；他颁布了严厉的五月法令[238]，不仅反对天主教，而且也反对一切宗教；他唆使他的未来的宪兵进攻宗教，以此帮助它殉教和延长生命期。无论我们向什么地方看，总是看到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 在杜林先生这样顺当地把宗教消灭以后， “只依靠自身和自然界的、成熟到认识自己的集体力量的人，就可以勇敢地踏上事物进程和他自己的本质为他开辟的一切道路”。
现在我们改变一下话题，看看那依靠自身的人在杜林先生的领导下，能够勇敢地踏上什么样的“事物进程”。人借以依靠自身的第一个事物进程就是他诞生的进程。以后， 在自然的未成年期，他始终处在“儿童的自然教养者”、即母亲的保护之下。“这个时期，正如古代罗马法所说的，可以延长到青春期，大约到十四岁。”只有当比较大的未受教育的少年不十分尊敬母亲的威严的时候，父亲的协助，特别是社会教育措施才来消除这种缺点。如果真有这样“无可争辩的真正的父权关系”，那末儿童在到达青春期后，就处在“父亲的自然监护”之下，否则，公社就指定监护人。
杜林先生以前曾设想，不必改造生产本身，就能以社会的生产方式去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样地，他在这里想象，不必改变家庭的全部形式，就能把现代的资产阶级家庭同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分隔开来。这个家庭形式，在他看来是这样的不可改变，使他甚至把“古代罗马法”（即使已略具“高贵的”外形）当做家庭永远奉行的标准，并且设想家庭是“继承遗产”的单位，即拥有财产的单位。在这个问题上，空想主义者比杜林先生高明得多。在空想主义者看来，随着人们自由结成社会和私人家务劳动转为公共事业，青年教育的社会化和家庭成员间真正自由的相互关系也就直接产生了。此外，马克思已经证明（《资本论》第515页及以下各页），“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239] 杜林先生说，“每一个社会改良幻想家，自然事先备有和他的新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教育论。”
用这个观点来衡量，杜林先生是社会改良幻想家中的“真正的怪物”。他对未来学校的关注，至少不亚于他对著作权的关注，这可真了不起。他不但为整个“可以见到的未来”，而且还为过渡时期详尽地制定学校计划和大学计划。不过，现在让我们只考察一下，在最后的终极的共同社会中，将要向青年男女教导些什么东西。 一般的国民学校，把“凡是本身和在原则上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的东西”，从而特别是把“一切涉及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科学的基础和主要结论”教给学生。所以这种学校首先要教数学，而且要把一切原则概念和方法，从简单的计数和加法起直到积分止“全部教完”。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这种学校里要真正学习微积分。相反地，不如说在这种学校里，将教授综合数学的崭新的要素，这些要素包含普通的初等数学以及高等数学的萌芽。虽然杜林先生自己断定，这种未来学校的“教科书的内容”“在他心目中大致有了一个梗概”。但是可惜直到现在，他还不能发现这种“综合数学的要素”；而他不能做的事情，“实际上也应该有待于新社会制度的自由的和增长的力量来做”。 但是，如果未来数学的葡萄暂时还是非常酸的，那末，未来的天文学、力学和物理学，就会困难少一些，并将成为 “全部学校教育的核心”，至于“植物学和动物学，不管它们的理论如何，主要地总还是具有记述性质”，最多不过是“一种轻松的谈话资料”。
在《哲学教程》第417页上就是这样说的。杜林先生直到如今还只知道主要是记述式的植物学和动物学。包括有机界的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和古生物学在内的全部有机形态学，杜林先生甚至连名称都不知道。当生物学领域内崭新的科学几乎成打地在他背后兴起的时候，他的幼稚的感觉还总是从拉夫的《儿童自然史》中去取得“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并且把有机界的这部宪法也强加给整个“可以见到的未来”。在这里，正象他习惯做的那样，化学也被完全忘记了。至于美学方面的教育，杜林先生不得不一切重新做起。从前的诗对此都不适用。在一切宗教都被禁止的地方，学校里自然不能容忍从前的诗人惯用的“神话式的或其他宗教式的剪裁”。“例如歌德曾经极力保护的诗的神秘主义”，也是为人嫌弃的。这样，杜林先生自己不得不下定决心，向我们提供“同幻想（它和悟性协调一致）的更高要求相称的”并描述出“表明世界的完美性”的真正理想的诗的杰作。但愿他别踌躇。经济公社只有以那种和悟性协调一致的亚历山大时代的急进步伐前进，才能起征服世界的作用。 至于语文学，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大可不必为此伤脑筋。 “死的语言完全被摈弃……但是活的外国语将……仍然是次要的东西。”只有在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扩展成为人民群众本身的运动的地方，外国语才能按照需要，以容易的形式，为每一个人所接受。“真正有益的语言教育”，将从某种一般语法中找到，特别是从“本国语言的材料和形式”中找到。
在杜林先生看来，现代人的民族狭隘性还是过于世界化了。他还想消灭在目前的世界上至少有可能使人超越狭隘的民族观点的两种杠杆：古代语言的知识和现代语言的知识，前者至少给各民族中受过古典教育的人展现了一个共同的广阔的视野，后者可以使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并且熟悉本国以外所发生的事情。相反地，本国语言的语法应该读得烂熟。但是，要了解“本国语言的材料和形式”，就必须追溯本国语言的形成和它的逐步发展，如果一不顾它自身的已经死亡的形式，二不顾同类的活的和死的语言，那末这种了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再次进入了明确的禁区。杜林先生既把整个现代的历史的语法从他的教育计划上勾掉，那末在他的语言教学上就只剩下一种老式的、完全按照旧的古典语文学仿造的技术语法了，这种语法由于缺乏历史的基础而带有自己的全部的诡辩性和任意性。对旧的语文学的憎恨，使他把旧的语文学的最坏的产品奉为“真正有益的语言教育的中心”。显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位语言学者，从来没有听说过近六十年来这样有力地和这样成功地发展起来的全部历史语言学，所以他不是到博普、格林和狄茨那里，而是到已故的海泽和贝克尔那里去寻求语言教育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但是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还远不能由于这一切而“依靠自身”。为此又要奠定更深刻的基础，借助于对 “最后的哲学基础的领会”。但是自从杜林先生在这里扫清了道路以后，“这种深刻化……就不再是一项巨大的任务了”。其实，“如果从存在的一般模式论引以为荣的少量严密知识中清除掉错误的烦琐的装饰品，如果决定处处只承认〈杜林先生〉所证明的现实是有意义的”，那末初级哲学也将为未来的青年所完全了解。“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用来使无限性概念及其批判具有空前影响的那些极端简单的表现方式”，就“完全不能想象，为什么由于现代的深刻化和尖锐化而如此简单地形成的普遍时空观念的因素，不能最终地转入基本知识的行列……〈杜林先生的〉最根本的思想，在新社会的普遍教育体系中不应当起次要的作用。”相反地，物质的自我等同状态以及可以计算的无限数负有使命，“不仅使人站稳脚跟，而且还使他从自身了解到，他已经把所谓绝对的东西踩在他的脚下了”。
可见，未来的国民学校只不过是稍为“高贵”一些的普鲁士中等学校，在那种学校里，希腊文和拉丁文被更为纯粹些和实用些的数学，特别是被现实哲学的诸要素所代替，而德语教学又倒退到已故的贝克尔时代，就是说差不多退到四五年级的程度。事实上，“完全不能想象”，为什么杜林先生的“认识”（我们现在已经证实，这种认识在他所涉及的一切领域中都是十足小学生的认识），或者勿宁说是经过他事先彻底“清除”以后留下来的东西，不能全部“最终地转入基本知识的行列”，而它在现实中又从来没有脱离过这一行列。杜林先生自然也会略有所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因此，也就是这一点被他习惯地用于共同社会。但是，正象我们所看到的，旧的分工在杜林的未来的生产中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所以学校中的这种技术教育就被剥夺了以后的任何实际运用，被剥夺了对生产本身的任何意义；它只有一个教育目的：它应该代替体育，关于体育，我们这位根本的变革家是什么也不愿意知道的。因此，他也只能告诉我们几句话，例如： “青年人和老年人应该在工作这个词的最严格的意义下工作。”
这种空泛的无内容的清谈，同在《资本论》第508—515页上所说的一比，真是可怜到了极点，在那里马克思发挥了这样的见解：“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240]我们不再谈未来大学的问题了，在这种大学里，现实哲学将构成一切知识的核心，并且除医学院外，法学院也很发展；我们也不再谈“专科技术学校”了，关于这种学校我们仅仅知道，它们只开“两三门课程”。我们假定，年青的未来公民在读完了全部学校课程以后终于“依靠自身”，以致能够去物色妻子。在这里杜林先生给他开辟的是什么样的事物进程呢？ “鉴于繁殖对持续、淘汰、混和以至对质的新的创造性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人性或非人性的最后根源大部分必须在性的结合和选择之中去寻找，此外，还必须在对保证或防止一定生育结果的顾虑中去寻找。对在这个领域中盛行的粗野和愚昧的审判，实际上必须留给以后的时代去做。但是，即使在偏见的压力下，至少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必须弄明白：对人的谨慎的天性来说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生育质量，无疑比数量更重要得多。的确，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法律状态下，畸形人都被毁灭了；但是这个从正常人到不再象人的畸形人的梯子是有许多梯级的……如果劣等人的产生得到了预防，那末这件事实显然是有益的。”
在另一个地方也说： “未出生者有权要求尽可能好的构造，这对哲学的观察来说是不难理解的……怀孕，至少还有生育，提供一种机会，以便可以在这方面采用预防的或者在例外情况下采用选择的办法。”
再往下： “当人们负担起不太艺术的、从而对千百万人的命运远为重大的任务的时候，就是说，当完成有血有肉的人的创造的时候，用大理石把人理想化的希腊艺术，就再也不能保持它以前的历史意义了。这种艺术不是纯石头的艺术，它的美学和静观死的形式无关”等等。
我们的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从天而降。结婚不是同纯石头的艺术打交道，也不是静观死的形式，这些即使没有杜林先生，他也肯定是知道的；但是杜林先生曾经向他许诺过：他可以踏上事物进程和他自己的本质为他开辟的一切道路，以求得女人的同情心连同属于这颗心的肉体。现在“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对他厉声申斥道：绝不能。问题首先在于：抛弃在性的结合和选择这个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粗野和愚昧，并且考虑到新出生者要求尽可能好的构造的权利。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的年青公民要完成有血有肉的人的创造，成为一个所谓有血有肉的菲迪亚斯。从何下手呢？杜林先生的上面那些神秘的陈述，并没有在这方面给他任何指导，虽然杜林先生本人也说，这是一种“艺术”。也许杜林先生已经“在心目中大致”具有这种艺术的指南，大致就象目前在德国的书店中装订的种种流行本子一样？事实上，我们在这里已经不再处于共同社会中，倒不如说是处于《魔笛》[241]中，只是脑满肠肥的共济会牧师查拉斯特罗同我们的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家相比，简直算不上“二等教士”。这位牧师对他那一对老练的情人所做的试验，同杜林先生在未允许他的那两个有主权的个人进入“道德的自由的婚姻”状态之前强加给他们的可怕考验相比，简直是真正的儿戏。这样一来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虽然我们的“依靠自身”的未来的塔米诺两只脚都立在所谓的绝对物之上，可是他的一只脚离开正常的地位还有两三个梯级，于是嘴巴刻薄的人就说他是跛子。同时也会有这种可能：他最心爱的未来的帕米纳，由于右肩略略偏斜而不是完全直立在上述绝对物之上，于是好嫉妒的人就把这种偏斜称为小驼背。那怎么办呢？我们的更深刻的更严格的查拉斯特罗是禁止他们从事于有血有肉的人的创造的艺术呢，还是对他们采用怀孕时的“预防办法”或“生育”时的“选择的办法”呢？事情十之八九是另一种结局，即这对情人将撇开查拉斯特罗—杜林而去找婚姻登记员。住口！——杜林先生喊道。这不是我的意思。让我来说说。 在“有益的性结合方面具有更高的、真正人的动机时……性冲动——其强烈的表现是热恋——的人间高尚形式，正是双方结合的最好保证，这结合从结果上来说也是美满的……从本来就是和谐的关系中得出一种具有和谐特征的产物，这只是第二类的效果。从这里又得出结论：任何强迫都必定要发生有害的影响”等等。
这样一来，在共同社会中的这个最美好的共同社会里，一切都解决得尽善尽美。跛脚男人同驼背女人彼此热烈相爱，从而也为双方和谐的“第二类效果”提供最好的保证；这象小说中说的那样，他们恋爱，结为夫妇，而所有“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象往常一样，到头来是一堆和谐的胡说。杜林先生对女性究竟抱有什么样的高尚观念，可以从下面他对于目前社会的非难中看出： “在以人买卖人为基础的压迫社会里，卖淫被认为是有利于男子的对强迫婚姻的当然补充；类似的情况对妇女来说是不可能有的，这是最容易理解的，但也是最有意义的事实之一。”
妇女方面对杜林先生的这套恭维话所能表示的谢意，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领受的。此外，难道杜林先生完全不知道一种在目前不算很特别的收入——女人的倒贴？杜林先生自己曾经是见习官[242]，而且住在柏林，在那里，还是我在的那个时候，即三十六年前，别说尉官，就是见习官〔Referendarius〕也常常是和受倒贴者〔Schürzenstipendarius〕押韵的！※ ※ ※ 让我们同我们这个肯定常常是枯燥无味的和令人气闷的题目和和气气地、高高兴兴地告别吧。在我们不得不讨论各个争论之点的时候，我们的判断总是和客观的无可置疑的事实相联系的；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常常不免是尖锐的、甚至无情的。现在，当我们谈完哲学、经济学以及共同社会的时候，当我们不得不逐点地去批判的这位作者的总的形象已经呈现于我们眼前的时候，可以把从他的为人这方面的考虑提到首位来了；现在我们可以把他的许多本来无法理解的科学上的谬误和武断归结为个人的原因，而把我们对杜林先生的全部判断总括为一句话：无责任能力来自夸大狂。注释：[190]恩格斯指的是《引论》第一章的开头部分（见本卷第19—20页）。最初在《前进报》上《反杜林论》前十四章是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总标题发表的。从单行本第一版开始，头两章划为全书的总的《引论》，而后面十二章构成了第一编《哲学》。同时各章的序数没有改变，引论和第一编的各章仍用同一序数。说明引自《哲学》第一章的脚注，是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在报上发表时就加上的，并且在其生前出版的所有各版中都保留下来，没有更动。——第281页。 [191]恐怖时代是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时期（1793年6月—1794年7月），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伦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采用了革命的恐怖。 督政府（由五个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是法国执行权的领导机关，它是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1794年失败后所通过的1795年宪法建立的；它存在到1799年波拿巴政变；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第281页。 [192]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第282页。 [193]《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Lettres d’un habitant de Genève à ses contemporains》）是圣西门的第一部著作；1802年写于日内瓦，1803年匿名发表于巴黎，没有标明出版的地点和时间。恩格斯在写作《反杜林论》时所用的版本是：古·雨巴《圣西门。他的生平和著述。附有圣西门名著的摘录》1857年巴黎版（G．Hubbard．《Saint-Simon．Sa vie et ses travaux．Suivi de fragments des plus célèbres écrits de Saint-Simon》．Paris．1857）。在这个版本中圣西门的个别著作的日期有不确切的地方。 傅立叶的第一部巨著是《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写于十九世纪头几年，1808年在里昂匿名出版（可能是考虑到书报检查，在扉页上注明的出版地点是莱比锡）。 新拉纳克（New Lanark）是苏格兰拉纳克城附近的一个棉纺厂，创办于1784年，在工厂周围形成一个小镇。——第282页。 [194]恩格斯引证的是圣西门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这部著作中的第二封信。这些话在雨巴版本的第143页和第135页上。——第283页。 [195]恩格斯指《昂·圣西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第八封信）中的一段话。这些信载于昂·圣西门的论文集《实业，或为贡献出有用和独立的劳动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的议论》1817年巴黎版第2卷（H．Saint-Simon．《L’Industrie，ou Discussions politiques，morales et philosophiques．dans l’intérêt de tous les hommes livrés à des travaux utiles et indépendans》．T．Ⅱ，Paris，1817）。这些话在雨巴版本的第155—157页上。——第284页。 [196]恩格斯指的是圣西门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著的两本书《论欧洲社会的改组，或论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De la réorganisation de la société européenne，ou De la nécessité et des moyens de rassembler les peuples de l’Europe en un seul corps politique，en conser-vant à chacun son indépendance nationale》）和《关于应当用来对付1815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见》（《Opinion sur les mesures à prendre contre la coalition de 1815》）；这两本小册子都在巴黎出版，第一本在1814年10月，第二本在1815年。在雨巴的版本中，从第一本小册子作的摘录在第149—154页，而这两本小册子的内容则刊在第68—76页。 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参加国（俄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等国）的同盟国军于1814年3月31日进入巴黎。拿破仑帝国垮台了，而拿破仑本人在宣布退位以后被流放到埃尔巴岛。在法国发生了波旁王朝的第一次复辟。 百日是指拿破仑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从1815年3月20日他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时起，到同年6月22日他在滑铁卢失败后第二次退位时为止。——第284页。 [197]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被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击败。这次战役在1815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预先决定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西班牙等国）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 关于杜林和德国教授的“舌战”，见注10。——第284页。 [198]这个思想在傅立叶的第一本书《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中已经得到了发挥，书中包含着这样一个总的论点：“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秩序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的程度相适应的。”傅立叶在下述公式中概括了这个论点：“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195—196页）。——第285页。 [199]参看沙·傅立叶《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第1卷和第4卷；《傅立叶全集》1843年巴黎版第2卷第78—79页和1841年巴黎版第5卷第213—214页（Ch．Fourier．《Théorie de l’unité universelle》，vol．Ⅰ et Ⅳ），?uvres complèies，t．Ⅱ，Paris．1843，p．78-79，et t．Ⅴ，Paris，1841，p．213-214）。 关于文明制度在其中运动的“恶性循环”，见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27—46、390页（Ch．Fourier．《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ou Inven-tion du procédé d’industrie attrayante et naturelle distrbuée en séries passionnées》；?uvres complètes，t．Ⅵ，Paris．1845，p．27—46，390）。该书第一版于1829年在巴黎出版。并参看《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202页。——第285页。 [200]《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5页。——第285页。 [201]《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50页及以下各页。——第285页。 [202]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注，指出这一页引文系引自罗·欧文《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1849年伦敦版（R．Owen．《The Revolution in the Mind and Practice of the Human Race；or，the Coming Change from Irrationality to Rationality》．London，1849）。上一页所引用的欧文传记材料，出处相同。——第287页。 [203]罗·欧文《关于在都柏林举行的几次公众集会的报告……3月18日、4月12日和19日、5月3日》1823年都柏林版（R．Owen．《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at the several public meetings，held in Dublin……on the 18th March，12th April，19th April and 3rd May》．Dublin，1823）。——第288页。 [204]1815年1月，欧文在格拉斯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工厂的童工和成年工人的状况的措施。根据1815年6月欧文的倡议提出的法案到1819年7月才被议会通过，成为法律，而且还大大地打了折扣。调整棉纺厂劳动的法律禁止九岁以下的儿童作工，限定十八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日为十二小时，规定所有工人有两次工间休息作为早饭和午饭的时间，共一个半小时。——第288页。 [205]1833年10月，在欧文的主持下在伦敦举行了合作社和职工会的代表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产业部门大联盟；联盟的章程于1834年2月被通过。按照欧文的想法，这个联盟应当把生产管理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对社会的彻底改造。但是这个空想的计划遭到了失败。由于受到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强烈反对，该联盟于1834年8月宣告解散。——第288页。 [206]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 Bazaars）是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创办的；第一个这样的市场是罗伯特·欧文于1832年9月在伦敦创办的，存在到1834年年中。——第289页。 [207]蒲鲁东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做了组织交换银行的尝试。他的人民银行（Banque du Peuple）于1849年1月31日在巴黎成立。银行存在了两个月左右，而且只是在纸面上：它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以前就破产了，并于4月初宣告关闭。——第289页。 [208]威·鲁·萨金特《罗伯特·欧文和他的社会哲学》1860年伦敦版（W．L．Sargant．《Robert Owen，and his Social Philosophy》．London，1860）。 欧文关于婚姻和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著作有：《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1838年），《新道德世界书》（1836—1844年）和《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1849年）。——第290页。 [209]协和（Harmony Hall）是以罗伯特·欧文为首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839年底在领地金伍德（英国汉普郡）建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名称。移民区一直存在到1845年。——第290页。 [210]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第292页。 [211]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注，让读者参看他的著作《马尔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51—369页）。——第297页。 [212]指欧洲各大国之间为争夺同印度和美洲通商的霸权以及殖民地市场而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最初主要的竞争国家是英国和荷兰（1652—1654、1664—1667和1672—1674年的英荷战争是典型的商业战争），后来决定性的斗争是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展开的。所有这些战争的胜利者是英国，到十八世纪末，在它手中已经集中了几乎全部的世界贸易。——第298页。 [213]恩格斯在这里引证的是《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5节和第9节。——第299页。 [214]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8节ｂ。——第299页。 [215]见《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4节。——第300页。 [216]《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93—394页。——第301页。 [217]海外贸易公司（Seehandlung）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量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方面的经纪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第303页。 [218]“自由的人民国家”是七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对这个口号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第4节和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35页和第7—8页），并见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第1章第4节和第4章第3节（《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382—388页和第426—429页）。——第306页。 [219]这里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部财富的材料引自罗·吉芬的报告《近来联合王国的资本积累》。这个报告是1878年1月15日在统计学会宣读的，发表在1878年3月号伦敦《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上。——第308页。 [220]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78年2月21—22日在柏林举行。——第308页。 [221]见《资本论》第1卷第12章第5节。——第316页。 [222]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4节。——第317页。 [223]见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第2、5、6章。——第318页。 [224]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4节。——第319页。 [225]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9节。——第320页。 [226]恩格斯指俾斯麦于1852年3月20日在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的发言（从1849年起俾斯麦是第二议院议员）。俾斯麦反映了普鲁士容克地主对作为革命运动中心的大城市的仇恨，他发出号召，一旦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就把大城市夷为平地。——第321页。 [227]纯洁的鸽子和有智慧的蛇的形象取自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第16节）。——第325页。 [228]见《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1节。——第327页。 [229]“交易簿”（Kommerzbuch）是威·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2部分第10章（W．Weitling．《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Vivis，1842，S．153ff．）中所描述的。按照魏特林的空想计划，在未来社会中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每天都必须工作一定的小时，并因此而得到生活必需品。除这个时间之外，每个工作的人有权再做几个附加的“交易小时”并因此而得到奢侈品。这些附加的工作小时和因而得到的物品都记在“交易簿”中。——第327页。 [230]没有臭味（Non olet），即金钱没有臭味——这句话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 （69—79年）对他的儿子说的，因为他的儿子不同意他实施专门的厕所税。——第328页。 [231]关于萨金特的书，见注208。 Labour Exchange Bazaars，见注206。——第330页。 [232]恩格斯引用的是他发表在《德法年鉴》杂志上的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04—605页）。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335页。 [233]见注103。——第336页。 [234]见注125。——第336页。 [235]关于夺取曼布里诺的神奇头盔——一个理发用的普通铜盆的冒险，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第1部第21章中作了描述。 阿·恩斯是一本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作者，这本书是由于1877年1—2月《前进报》发表《反杜林论》前几章而写的（见本卷《书信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第338页。 [236]见注92。——第339页。 [237]这一用语引自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年7月22日对大臣勃兰德和教会法庭庭长赖辛巴赫关于新教普鲁士国家是否容许天主教学校存在的咨询所作的决定。——第341页。 [238]五月法令是普鲁士宗教大臣法耳克根据俾斯麦的创议于1873年5月11—14日通过国会实施的四项法令的名称，这四项法律就以此名而载入史册。这些法律确立了国家对天主教会活动的严格控制，它们是所谓“文化斗争”的顶点，是俾斯麦于1872—1875年所采取的一系列反对天主教僧侣的立法措施中最重要的一环。天主教僧侣是“中央”党——代表德国南部和西南部分裂派的利益的政党的主要支柱。警察迫害引起了天主教徒的激烈反抗并为他们创造了殉教的荣誉。在1880—1887年，俾斯麦政府为了联合一切反动势力来同工人运动作斗争，不得不起初是缓和而后来便取消了几乎所有反天主教的法令。——第343页。 [239]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9节。——第344页。 [240]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9节。——第348页。 [241]《魔笛》是莫扎特的最后一部歌剧（爱·施卡奈德尔作词）。它在1791年写成和上演；其中反映了共济会派的思想，歌词的作者和莫扎特本人都属于这一派。下文提到的查拉斯特罗、塔米诺和帕米纳都是这部歌剧中的主要人物。——第349页。 [242]见习官（申报官）是德国的低级官员，尤指作为见习人员在法院或国家机关试用的法官。见习官的职务通常是没有薪俸的。——第3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