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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托派

劉平梅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托派》曾在香港《十月評論》雜誌1994年第5/6期、1995年第1、2、4、5/6期連續刊登，現在發表的是經過作者補充及作了一些修改的新版。
　　

· 第一章　中國托派出生於中國共產黨內
·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肅托運動
· 第三章　中國托派提出有條件的回歸共產黨，提出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反國民黨
· 第四章　中國托派中央機關多次受到國民黨的破壞。陳獨秀在法庭上的《辯訴狀》
· 第五章　中國共產黨在蘇區進行的肅反運動
· 第六章　陳獨秀再次向中國共產黨提出合作抗日。中國共產黨誹謗中國托派是漢奸特務
· 第七章　中共湖西地區的“托匪”案。延安王實味“托匪奸細”案
· 第八章　中共與托派在中國革命路線上的分歧。中國共產黨鎮壓中國托派
· 第九章　中國史學界對陳獨秀、托洛茨基、中國托派的評價　　




（一）中國托派出生於中國共產黨內


　　1923年列寧在病中，蘇共黨內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等問題，發生一系列爭論。列寧逝世後，又發生“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問題的爭論。1926—1927年，在國際問題上，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布哈林的英俄委員會的策略、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策略。托洛茨基早在1923年就反對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1925年再次提出中國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而且發出蔣介石反動傾向的警告。
　　1924年9月在莫斯科創辦的中山大學，吸收共產黨和國民黨派往蘇聯學習的學生，培養中國革命幹部。在莫斯科還有1922年創辦的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培養東方各國的革命幹部（包括中國的革命幹部）；此外，在列寧格勒有列寧學院，培養共產黨員幹部。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新建立的黨，黨的幹部對黨的組織工作、政治工作沒有經驗和理論修養，極需要在政治理論上得到教育。中國共產黨派出大批黨員，團員去蘇聯學習。
　　1925年前後，中國學生大批湧入蘇聯。中國革命失敗後，1927年和1928年派往蘇聯學習的中國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有七、八百人，大多數進入中山大學，其次是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少數進入列寧格勒的列寧學院。
　　中山大學於1924年11月舉行開學典禮。由托洛茨基主持開學典禮。首任校長是拉狄克，蘇共左派反對派成員。在校講課的教師有幾個是蘇共左派反對派。從1924年至1927年6月拉狄克任校長期間，中國學生受到了蘇共左派反對派思想的影響，傾向於托洛茨基。在蔣介石“四•一二”事件前夕，1927年4月3日，托洛茨基發表《中國革命中的階級關係》，指出中國革命分裂的危機不可避免，提出中國共產黨退出國民黨，“共產黨完全獨立”。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黨組織的積極分子會議上演講，批駁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分裂危機的警告，說蔣介石是"服從紀律的"，反對中國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斯大林的演講過了七天，就發生"四·一二"事件，蔣介石在上海屠殺工人，捕殺共產黨員，隨後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分共”。中國革命的失敗，引起留蘇的中國學生很大的震動，使中國學生看到正確的是托洛茨基並非斯大林。
　　1927年蘇共黨內鬥爭激化，特別是在中國革命問題上。中國政治形勢一再發展，一而再地證明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正確，斯大林，布哈林，共產國際的錯誤。斯大林只好用“開除黨籍”的手段來打擊反對派。
　　在蘇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前夕，10月蘇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通過決議，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12月舉行蘇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要採取措施迫使反對派成員從思想上拋棄托洛茨基主義，迫使反對派不是投降認錯，就是開除黨籍。
　　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於1927年7月被撤職，代替他的是斯大林主義的官僚米夫，托派學生有的已被蘇共開除出黨。莫斯科中山大學是蘇共左派反對派影響比較大的學校，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耶洛斯拉夫斯基親自到校召開黨員大會，在會上作報告，詆譭托洛茨基，說托洛茨基從來就是孟什維克，長期以來反對列寧，托洛茨基參加十月革命，只不過是投機。他的講話立即引起聽眾的憤怒，提出抗議，有的要上台講話為托洛茨基辯護。耶洛斯拉夫斯基的講話，想要達到肅清托洛茨基思想的影響，適得其反，反而推動了還不大清楚托洛茨基反對派的人去閱讀反對派的文件，去研究蘇共爭論的問題，因而推動了中國學生走向托洛茨基反對派。
　　按照共產國際的規定，中國共產黨員編入所在國——蘇聯共產黨組織，在蘇聯留學的中國共產黨員又是蘇共的黨員或團員（作為候補黨員） 。其中有不少人成為蘇共反對派成員，而大多數學生傾向於左派反對派。
　　1927年十月革命十周年紀念遊行，中國學生與群眾一道參加了遊行，有一部分中國學生中的反對派在紅場遊行示威，高呼“擁護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的口號。他們和蘇共反對派一起與擁護斯大林派的群眾發生衝突。
　　蘇共借紅場遊行示威事件，11月14日開除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黨籍。隨後，反對派的人被流放。
　　參加十月革命紀念遊行示威反對斯大林的中國學生：區芳、陳亦謀、史唐、宋逢春、梁幹喬、陸一淵、陳琪、文岳……等十餘人¸被中山大學開除¸遣送回國。在中山大學、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加入了托洛茨基反對派的中國學生還未暴露的都隱蔽起來。1928年秋，由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轉到中山大學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托洛茨基反對派。九、十月間，在莫斯科的中國學生托派人員在莫斯科郊外集會，正式建立組織。這是中國托派最早的組織。這個組織選舉出一個三人組成的“幹事會”，安福為書記，王文元為宣傳，范金標（范錦標）為組織，曾猛、卞福臨為幹事，候補李平、謝英。范金標是與蘇共反對派的聯系人，他從蘇共反對派那裡取得托洛茨基的《共產國際綱領草案批評》，其中第三部分是《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膽》，批評共產國際在中國執行的機會主義路線。共產國際、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失敗問題上推卸責任，諉過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中國學生看到這個文件，受到很大影響。到1928年冬，在中山大學的反對派和同情者合計已有一百四、五十人，佔全校學生的三分之一。到1929年，中國學生反對派被揭露時，全蘇各學校的中國學生反對派已達二百多人。
　　1929年五、六月間，有大批中國學生將被遣送回國。在回國前夕，反對派開了一次大會。決定：1。回國後留在黨內，不暴露自己立場，遵守紀律，服從多數。在討論時只有用曲折的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以糾正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所作出的錯誤決定；2。以中共黨內一派自居，不是組織新黨，另立門戶。（對此，當時只有劉仁靜一人反對。）王文元在回國之前，他在“幹事會”的宣傳幹事職務由趙言輕（趙彥卿）頂替。[1]1929年12月，蘇聯發動大清洗，各學校掀起肅清托洛茨基分子運動。蘇聯格別烏派入中國學生的洛果夫（俄名，渾名“老寡婦”，陝西人），打入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反對派內為坐探。他與中國學生反對派幹事會的宣傳幹事趙言輕“很要好”，他誘迫趙交出反對派二百餘人的名單。當夜，中國學生反對派全部被逮捕，隨後流放（當夜趙言輕懸樑自殺身亡） 。而已回國的人，蘇共通告中共，清除出黨。中山大學因此而停辦了。
　　回國後的中國學生反對派，先後建立了三個托派組織。一、1928年1月初，由史唐（施叔雲）、梁幹喬、陳亦謀等人建立了在中國第一個托派組織“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我們的話”派。二、留蘇中國學生托洛茨基反對派未暴露身份的，回國後，中共得到蘇共通知的名單，全部被開除出黨，或“自動脫黨” 。王文元、劉仁靜、吳季嚴、黎彩蓮就是其中的幾個。1930年1月，劉仁靜、王文元等建立“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同盟”──十月社。三、從莫斯科回國的趙濟、劉胤、王平一等七人，成立“戰鬥社“。
　　在國內，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陳獨秀、尹寬、彭述之、鄭超麟等人，看到了從莫斯科回國的學生王平一所帶來的托洛茨基文件，接受了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問題的意見，在中國共產黨內形成以陳獨秀為中心的反對派。那時，在中國共產黨內並沒有具體的組織，只是圍繞著陳獨秀周圍的一群人經常交談黨的政策問題而已。當陳獨秀等人要加入“我們的話派”遭到拒絕後，於1929年9月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出版《無產者》，被稱為“無產者社” 。
　　四個托派組織，在托洛茨基促進之下走向統一。1931年5月1，召開統一大會，四個托派組織的代表17人，列席代表4人。代表482名成員。在大會上陳獨秀作《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的政治報告。綱領分五個部分：（一）過渡時期反對派之總任務；（二）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三）過渡時期與我們的策略；（四）中國革命的前途；（五）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派及反對派目前的任務。綱領確定“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佔優勢的資本主義社會” 。由此而得出“中國革命性質是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中國還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下來完成。目前的任務是，在革命的徹底的民主口號之下，準備工人階級走向第三次革命（後來，提出以“召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爭取民主權利，來組織群眾、動員群眾走向革命），推翻國民黨獨裁政府。大會通過了“綱領草案”，大會選出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推選出五人組成書記處，陳獨秀為總書記，鄭超麟為宣傳部主任，陳亦謀為組織部主任，黨報主編王文元，秘書長宋逢春。大會通過中國托派組織名稱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什克列寧主義反對派”），表明是共產黨的一派。1933年托洛茨基放棄了在共產黨內進行改造共產黨的組織路線，1935年準備建立新的共產國際新的黨。中國托派1935年上海代表大會決定，中國托派組織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 。自此，中國托派再不把自己歸屬於共產黨的一派了，而是不同於共產黨的共產主義政黨。




（二）中國共產黨肅托運動


　　中國共產黨內陳獨秀反對派，以陳獨秀名義多次上書黨中央 ， 申述自己對共產黨中央所實行的政策和對中國革命問題的見解，遭到黨中央批評。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六屆二中全會（1929年6月25日至7月1日）作出決議，決議指出“最近黨內發現了國際托洛茨基反對派的小組織。這一反對派現在已成為帝國主義破壞蘇聯、反對世界革命的工具，無疑的在中國的反對派要同樣的成為中國統治階級反對革命破壞黨的工具，所以黨必須堅決的予以制裁，鞏固黨的組織”。[2]會議決定，把肅清黨內流傳的托洛茨基主義及托派小組的分裂活動作為黨內鬥爭的一項重要任務。中央發出《通告第四十號》，規定黨內反對托派鬥爭的方針是“理論上的指斥，組織上的制裁”，“肅清其領袖活動份子” 。1929年8月5日，《紅旗》出版專號“反托洛茨基主義專號”（第36號），登載有李立三的《反托洛茨基主義和中國的機會主義大綱》（是中央提供的反托指導性的文件），以及斯大林的《中國革命問題大綱》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脫離反對派的宣言》。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的“第四十四號通告”。通告指出，中央發現了反對派，“在黨內與黨外有他的秘密組織，有他的秘密出版物”。“中國黨除在思想上與反對派作堅決鬥爭外，並要從組織上遵照共產國際的決議，與無產階級最高原則，堅決地肅清反對派在黨內的任何活動，以鞏固黨的一致”。
　　192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指出“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對於目前革命的根本問題都走入了取消主義的觀點，最近陳獨秀同志致中央的信[3]就是一個很好的代表”，他這信的觀點“完全推翻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一貫的列寧主義路線，完全推翻六次大會與中央對於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極可恥的取消主義”！此信“公開的反共產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黨的路線”。因此，中央在組織上作出決定：“一、各級黨部如果發現了這樣的小組織必須馬上解散，對於參加的同志須予以組織上的制裁。二、經過討論以後，仍然固執他的取消主義的思想，不執行黨的策略，不服從決議的，應該毫不猶豫的開除出黨。三、陳獨秀同志必須立即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警告，在黨的路線下工作，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與活動” 。故此，陳獨秀在黨內的反對派，反對盲動主義的武裝暴動“就是不要革命，取消革命”，被中共稱為“托陳取消派” 。
　　中共各地方黨組織，執行中央政治局10月15日決議，對黨內反對派進行開除。1929年10月21日，江蘇省委作出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及作出《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決議，並請求中央開除陳獨秀。
　　10月26日，陳獨秀與彭述之聯名致函中共中央，指出黨中央的政策是“盲動主義”，“機會主義”的政策，宣告：“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勇敢的、對革命對黨負責的反對派，堅決的不和機會主義冒險主義威嚇手段腐敗官僚的領導機關同流合污”。
　　1929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指示“黨應當同陳獨秀的取消主義綱領進行無情的鬥爭，因為這綱領否定正在發展中的革命高潮，甚至否定革命高潮必然到來的客觀前提”，“必須繼續加緊揭露托洛茨基主義的反革命本質”，“黨應當把自己隊伍中的那些隱蔽的托洛茨基份子和取消主義份子清洗掉”。
　　中國共產黨接到共產國際的指示，更加加緊進行肅托反托運動。
　　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的決議案》。
　　此時期，肅托運動在做法上還沒有把托派作為反革命，雖然共產國際、王明、李立三有把托洛茨基派說是反革命。對黨內托洛茨基反對派還是採取爭取他們回到黨的立場上來。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和周恩來曾與陳獨秀談話，要陳獨秀去蘇俄，想用共產國際的力量壓服陳獨秀。談話毫無結果，陳獨秀拒絕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批評意見，也不去莫斯科。
　　周恩來找王文元談話，要他寫一聲明，放棄托派意見。王文元答應寫。第二天，王文元卻交出了一份聲明，表明自己的政治意見。幾天後（1930年5月14日）王文元被除開出黨[4]，其他許多黨內托派人員，都是經過組織的談話，要他們放棄托派意見，回到黨的路線上來。所以，那時反托鬥爭的方針是“理論上的指斥，組織上的制裁”。
　　1929年12月20日，中共江蘇委宣布，批准上海滬東、滬西、滬南、閘北各區委支部開除鄭超麟、劉伯莊、尹寬、李季、陳碧蘭、杜琳、薜農山等人的黨籍。
　　1929年12月，中共接到蘇共的通知，八月回國的同志多數被指有參加托洛茨基反對派活動的嫌疑。中共中央即向蘇共所提供的名單，分別發出通知，要他們表明自己對托派的政治態度，以及是否參加反對派活動。接到中共中央通知的人，有的人在《紅旗》上發表聲明，脫離托派（趙醒民），有的人聲明與托派毫無關係（鮑成美，濮德志等十四人） 。收到通知的大多數人不予理睬。有的被開除出黨，有的作為自動退黨。1930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第八十號》，決定開除劉仁靜、劉胤、趙濟、陸夢衣等人黨籍。1930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第123號》，向各級黨組織通知各地開除取消派份子名單：鄭超麟、陳碧蘭、高語罕、江常師、劉伯莊、杜琳、李季、尹寬、薜農山、謝莊、高衡、羅亞蘭、羅世璠、董鐵肩、范香谷等。
　　到1930年上半年，中共黨內的托洛茨基反對派人員大多數被開除出黨而轉到黨外的托派組織。有一些人被開除後或退黨後沒有參加黨外的托派組織，而是消沉了，退出了政治舞台。經過1928年至1930年，中共的肅托運動，已經肅清了中共黨內的托洛茨基反對派，照理中共黨內的肅托運動應該結束。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托派最大的分歧是在於革命形勢的估計，革命戰略與策略、革命路線的問題。
　　對革命形勢的估計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它決定鬥爭策略。正如列寧所說的，革命退潮時我們的鬥爭策略就不同於革命高潮時的鬥爭策略。1927年經過蔣介石的“四·一二”事變和汪精衛的武漢“分共”，隨後國民黨進行清共，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籠罩著城市與鄉村，革命是失敗了。革命是處於退潮時期了。因此，中國托派提出召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以便爭取民主，蓄積革命力量，組織群眾，動員群眾，過渡到革命高潮到來時，進行推翻國民黨獨裁政府，奪取政權。
　　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國革命形勢是“不斷高漲”（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1928年7月—9月），作出的決議，認為中國革命新高潮必然興起[5]。中國共產黨從“八七會議”以後，就執行了發動暴動，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的鬥爭策略。於是便有瞿秋白的盲動主義路線（從“八七會議”後到1928年底，在各地發動了一百多次起義，均告失敗），李立三的盲動冒險主義路線，要在全國準備發動起義，組織中心城市罷工、武漢起義。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批判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確立了王明為黨的領導。王明一方面批判李立三路線（其實王明是李立三路線的擁戴者，提出“武裝暴動、奪取政權”，“革命首先在主要數省甚至一省勝利”[6]）；另方面又實行了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強調全國的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勢即將到來，採取全國的進攻路線。中國共產黨經過瞿秋白的盲動路線，李立三的盲動冒險主義路線和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折騰，在各地發動罷工鬥爭、武裝起義以及部分地區的農民暴動，一個一個地失敗了。在國民黨的反動鎮壓之下，共產黨喪失了大批革命幹部（1927年底黨員從六萬人減少到一萬人），犧牲革命群眾不計其數。在國民黨統治的地區，特別是中心城市的共產黨組織受到嚴重的破壞。1933年1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也不得不從上海遷往江西蘇區。1935年當蔣介石重兵四面八方重重包圍江西蘇區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也不得不放棄江西蘇區，逃離江西。
　　革命高潮沒有如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所願望那樣到來。1927年革命失敗後，一直處於革命低潮。
　　無論瞿秋白路線、李立三路線和王明路線都是在共產國際、布哈林、斯大林和米夫指導之下制定的。當他們的路線走不通，屢遭失敗的時候，共產國際把失敗的責任推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身上，正如把1927年革命失敗的責任推到陳獨秀身上一樣。




（三）中國托派提出有條件的回歸共產黨，

提出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反國民黨


　　托洛茨基被開除出蘇共，而托洛茨基卻要求恢復黨籍，回到蘇共裡來。托洛茨基反對派是要在共產黨內改造黨。
　　中國托派認為，“中國共產黨雖然做過不少的錯誤，畢竟還是在群眾中有權威的，它不但是無產階級的黨，並且應該站在民族領導的地位”。[7]既然托派認為中國共產黨仍是無產階級的黨，所以托派幾次表示有條件的回歸共產黨；並提出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之後，1931年2月15日，中國左派反對派統一拹議委員會發表了《告全黨同志――立三路線與國際領導的破產》，抨擊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小組織在米夫的支持下，把李立三派和瞿秋白派打下台，把羅章龍開除黨籍，“這是共產國際分裂中國共產黨的陰謀” 。文章指出，“李立三路線”是遵照共產國際指示制定的，“立三路線的錯誤，根本就是共產國際的錯誤”。建議“規定日期召集全黨的代表大會，對於政策及黨制，加以根本改變――必須採取左派反對派的路線”，“我們應當選舉代表參加大會，並且在會上討論左派反對派恢復黨籍問題，我們得立刻回到黨內來”。[8]
　　托派回歸共產黨的條件是：中共必須接受托派的路線，改變政策及黨制。誠然，這樣的條件中國共產黨不會接受的，共產國際也不允許中國共產黨接受這樣的條件。
　　那時，中國托派仍然爭取有條件的回到共產黨裡來。雖然，大多數人是被開除出黨，但托派仍然作為共產黨外的一派，只有到1935年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之後，再沒有提出回歸共產黨。
　　中國托派在統一代表大會建立了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之後，於1931年8月6日在機關報《火花》創刊號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告民眾書》，聲討國民黨統治四年來的種種罪行。宣言：“中國人民不能再在國民黨資產階級統治下，受盡帝國主義軍閥的蹂躪了，國民黨資產階級，無論蔣介石或其他各派政客軍人的政權再沒有統治中國的能力與信用了”，號召“工人、農民及一切受壓迫的民眾們，依靠自己的組織力量、武裝力量，來實現全權的國民會議，來領導反帝國主義的鬥爭，解決土地問題，實現八小時工作制，各業工人自由組織工會，反對國民黨的軍閥戰爭！”[9]
　　“九一八”事件，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滿州（東三省），1931年9月24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立即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滿州告民眾書》，譴責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號召“民眾立刻自動的武裝起來”！“立刻自動的組織各地方國民會議預備會，領導反日鬥爭和準備普選的全國國民會議之召集“！“反對屠殺農民和對日採取不抵抗主義的國民政府”。[10]
　　從上面的兩個文件，可見中國托派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嚴正立場，提出召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來領導抗日戰爭，以代替不抵抗主義的國民政府；平均土地給農民，工人自由組織工會。
　　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三省，威脅華北，蔣介石政府採取“不抵抗主義”政策，喪權辱國，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要打倒國民黨政府。在“九一八”事件後，國民黨各派軍閥、政治派系也乘機反蔣。國民黨政府發生了政治危機。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被迫下野，蔣介石行政院長職務由汪精衛派系的陳銘樞代理行政院長。汪精衛的改組派政府並沒有改變國民黨政府的基本政策；對日本帝國主義退讓，對人民抗日要求進行鎮壓。於是，便有“一二·一七”南京“珍珠橋慘案”事件發生。從而更加激起人民反對國民黨的情緒，遂有各地群眾搗毀各地國民黨黨部的事件發生，開始了抗日愛國的學生運動，發展為資產階級商人、工人、知識份子參加的愛國抗日運動。群眾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喪權辱國的國民黨政府的浪潮，閃現了革命的先兆。
　　托派觀察到這樣的政治形勢是：“目前是國民黨資產階級的統治已由動搖而走向崩潰，民眾已經開始抬頭的時期”。“形成了無階級進攻的客觀環境，反日的民族鬥爭已造成了武裝民眾的特殊機會……我們一秒鐘也不能放鬆的抓住目前這一新階段的實際環境與機會，鼓動工人群眾起來為這些口號而鬥爭，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革命的形勢”。[11]
　　為了推動革命運動的發展，必須把所有一切革命力量結合起來，於是中國托派作出與共產黨合作的決定，不管中國共產黨連篇累牘的攻擊中國托派是取消革命的反革命派。
　　1932年元旦，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發表《告全黨同志書》，向中國共產黨提出共同合作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告全黨同志書》寫道，目前的學生運動，“已由反日走到反國民黨”，呼籲全黨同志起來“糾正黨領導機關之錯誤以改造整個黨”，“集中全力於城市職工運動，以推動工人群眾能夠很快的起來參加並領導反日反國民黨鬥爭”；“令蘇區的武裝力量盡可能的就近向有工人運動或反日運動的城市前進，和這些運動匯合起來”；“對於所有工會運動中，罷工鬥爭中，學生運動中，反日運動中，國民會議鬥爭中，反國民黨鬥爭中，以至組織蘇維埃運動中，一切共產主義者之聯合行動，不加任何形式的阻止與破壞，以便統一我們的力量，向階級敵人進攻。我們左派反對派在一切行動中，準備和全黨同志攜手前進”。[12]
　　1932年2月間，托派中央陳獨秀、彭述之、羅漢三人（當時托派中央領導機關就是他們三人）聯名《致中國共產黨中央信》（委托施卜君夫人轉交中共中央）。中國托派正式向中國共產黨提出“合作抗日”，“共同反蔣”。
　　中國共產黨對托派提出合作，共同進行反日反國民黨鬥爭的呼籲，保持沉默。直到1936年4月，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呼籲國民黨，中國托派等各黨各派共同“創立抗日的人民陣線”，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提出和中國托派合作抗日了。不過，過了幾個月，中國共產黨就攻擊中國托派是漢奸、國民黨特務，對中國托派的態度180度的大轉變。




（四）中國托派中央機關多次受到國民黨的破壞。

陳獨秀在法庭上的《辯訴狀》


　　國民黨一直把中國托派作為共產黨一類的政黨來看待。國民黨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同樣也大力搜捕中國托派。1931年托派遭受到國民黨的破壞。
　　托派統一代表大會建立了中國托派組織機關不久，5月23日，由於叛徒馬玉夫的告密，托派中央機關被國民黨政府破獲。中央委員鄭超麟、王文元、陳亦謀、何資深、宋逢春、樓國華、濮德志、江常師以及鄭超麟妻子托派劉靜貞、何資深妻子托派張以森，房主托派王芝槐和他的妻子、女兒等十三人被捕。馬玉夫不知道陳獨秀、彭述之的地址，彭述之事先得到消息立即離家出走，陳、彭幸免於難。
　　1931年11月間，法院宣判，鄭超麟15年徒刑，何資深9年，陳亦謀、江常師、樓國華、王文元、宋逢春各判6年徒刑，濮德志2年半。陳亦謀死於獄中。
　　陳獨秀於1931年7月間，吸收蔣振東，尹寬、宋敬修和原來的中委彭述之組成新的中央委員會。可是這個新的中央委員會剛組成不久，在8月間，尹寬、蔣振東、宋敬修（代表彭述之）參加托派上海滬西區委員會成立大會，與劉毅、金鴻圖、孫玉杰等人一起被捕。新組成的中央委員會再次遭受破壞。
　　此時，托派中央機關由陳獨秀、彭述之和羅漢三人組成。直到1932年5月，獄中發生流行病，在獄中服役的濮德志和宋逢春因病保外就醫，陳獨秀把他們二人拉在一起，組成五人的“中央委員會”。陳獨秀（書記），彭述之、羅世璠、濮德志、宋逢春。秘書謝少珊。
　　可是不久，這個新的常務委員會全體人員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了，中國托派中央機關遭受到第三次破壞。事件發生在1932年10月15日，常務委員會在謝少珊家開會，被國民黨警探會同法租界捕房破獲。彭述之、宋逢春、羅世璠、濮德志及謝少珊當場被捕。謝少珊被捕後，供出陳獨秀地址（陳獨秀因為胃病沒有出席會議）。是晚，陳獨秀在家被捕。
　　是晚又逮捕了廣西人梁有光（賀希）。16日逮捕了溫州人王子平（曾猛）湖南人何阿芳（何資深），山東人王鑒堂（王平一）。17日逮捕了郭競豪（彭道之）。
　　原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今為托派“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書記的陳獨秀被捕，轟動了全國。托派陳獨秀的公開受審更是引起全國的注目。1933年4月14日南京江蘇高等法院公開開庭審理時，法庭內是坐無虛席，站立於旁及室外之人甚多，人們都欲觀看這個五四運動的主將，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領袖、中國托派的領導人，曾經叱吒風雲一時的革命家在法庭上的表現。
　　陳獨秀在法庭面前，大義凜然，泰然自若，堅定、沉著、機智的回答法官所提出的種種問題。下面是幾個精彩問答。
　　第一次審訊（4月14日）。法官問：“當時（1927年）共產黨的活動，第三國際態度如何？你是否滿意？”
　　法官提出這樣的問題，顯然是挑起陳獨秀說出反對第三國際的內情，用陳獨秀的口來罵第三國際。可是，陳獨秀並不上圈套，而且答得很妙：“無所謂滿不滿意”。
　　法官問：“中國共產黨反對派即托派最終目的如何”？
　　陳獨秀就慷慨陳詞，直言答道：“世界革命。在中國需要解放群眾，提高勞動者生活，關於奪取政權，乃當然的目的”。
　　法官問：“被捕十人中，有幾個人認得”？
　　陳獨秀答道：“以政治犯資格，不能詳細報告作政府偵探，只能將個人情況報告”。[13]
　　法官問：“何以要打倒國民政府”？
　　陳獨秀立即把國民黨政府置於被告席上，控告國民黨政府。他答道：
　　“這是事實，不否認。至於理由，可分為三點，簡單說之：一、現在國民黨政府是刺刀政治，人民既無發言權，即黨員亦無發言權，不合民主政治原則。二、中國人民窮至極點，軍閥官僚只知集中金錢，存放於帝國主義銀行，人民則苦無飯吃，此為高麗亡國時的現象。三、全國人民主張抗日，政府則步步退讓,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濟。至所謂長期抵抗，只是長期抵抗四個字，始終是不抵抗。根據以上三點，人民即有反抗此違背民主主義與無民權實質政府之義務”。
　　經過三次庭訊托派人員之後，檢察官控告陳獨秀所寫的各種文章、文告、決議等等，其內容“均利用外交，攻擊國民政府，使國民政府威信掃地，不能領導群眾，應由其領導農民及無產階級，與以武裝暴動，組織農工軍，促（建）立蘇維埃政權，推翻國民政府，由無產階級專政，並欲打倒資本家，復（沒）收土地，分配給貧農，破壞政治經濟組織，故為危害民國，毫無疑義。綜合被告之主張，共有四個階段：一、組織團體；二、宣傳；三、武裝暴動；四，無產階級專政。但是，被告的行為，在第二階段中至第三階段，現在還辦不到。綜合所述，被告實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六條及第二條第三款”。[14]
　　陳獨秀對檢察官提出的控告進行抗辯。陳獨秀宣讀了自己擬定的《辯訴狀》，不僅為自己辯護，而且為中國共產黨、中國托派辯護，句句鏗鏘有力。陳獨秀利用公開審訊的法庭，宣揚共產主義，表白托派的政治主張；而對國民黨、國民政府進行鞭撻，把原告――國民黨政府變為被告，控告國民黨、國民政府禍國殃民的罪行。犯“危害民國”、“叛國”罪的是國民黨、國民政府，而不是托派陳獨秀。為了更好的了解中國托派的政治主張、共產主義戰士陳獨秀，我們在這裡較為詳細地介紹陳獨秀的傑作《辯訴狀》。
　　陳獨秀首先敘述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必要。他說：“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落後的中國，外困於國際資本主義、內困於軍閥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決非懦弱的、妥協的上層剝削階級全軀保妻子之徒，能實行以血購自由的大業。並且彼等畏憎其素所踐踏的下層民眾之奮起，甚於畏憎帝國主義與軍閥官僚。因此，彼等亦不欲成此大業。惟有最受壓迫、最革命的工、農勞苦人民與全世界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官僚的無產階級勢力，聯合一氣，以革命怒潮，對外排除帝國主義的宰制，對內掃蕩軍閥官僚之壓迫。然後中國的民族解放、國家獨立與統一，發展經濟，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農勞苦人民解放鬥爭與中國民族解放鬥爭，勢己合流並進，而不可分離。此即予於“五四”運動以後開始組織中國共產黨之原因也。“共產黨之終極目的，自然是實現無剝削、無階級、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會。此即是說，一切生產工具收歸社會公有，由社會公共機關，依民眾之需要計生產與消費之均衡，實行有計劃的生產與分配。使社會生產力較今日財產私有、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有高度發展，使社會的物質力量日漸達到足以各取所需的程度……”。
　　然後，陳獨秀闡述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目前的任務：
　　（一）“反抗帝國主義以完成中國的獨立。蓋以中國的海關、礦山、工廠、金融、交通等經濟命脈，都直接、間接宰制在帝國主義之手，非採革命行動，擊碎此等宰制吾人之枷鎖，中國民族之大業將無發展之可能。列強的海、陸軍威嚇著全國大都市，日本更以武力強佔了中國領土五分之一，此而不加抵抗，或空言抵抗，欺騙人民，均與賣國同科，此何‘民族主義’之足云”。
　　（二）“反抗軍閥官僚以實現國家統一。蓋以軍閥官僚自由發動他們的內部戰爭以破壞經濟；自由增加苛捐雜稅及發行公債以飽私囊；自由任用私人以黜抑人材，毀壞行政效率；甚至自由種植鴉片以毒害人民。軍閥官僚政治不徹底肅清，所謂國家統一、所謂民力伸張，一切都無從談起……“。
　　（三）“改善工、農生活。蓋以近代產業工人及其所領導之農民乃反抗帝國主義之主要力量。資本家、地主及其政府，在物質上、精神上壓抑工、農，即不啻為帝國主義挫折中國民族解放鬥爭之鋒刃。在農業的中國，農業之衰落，幾等於民族之危亡。倘不沒收地主之土地歸諸農民，農民終歲勤勞只以供地主之剝削，則不獨無以挽回農業之就衰及農村之破產……”。
　　（四）“實現徹底民主的國民立憲會議”。當今外患空前，“人民無組織即無力量，無政治自由，即無責任心。若不立即實現全國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完全自由，實現普選的、全權的國民立憲會議，以制裁賣國踐民的軍閥官僚，一切政權歸諸人民，集合全國人民的力量以解決全國危急問題，其何以立國於今日”！
　　這就是為中國民族利益，為大多數的勞苦人民利益而奮鬥的大綱。我“以前和現在都願意公告全中國，只以政府之禁阻，未能達到全國人民之前耳。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及一切被剝削、被壓迫人民的政黨。其成功也，必期諸多數人民之擁護，而不尚少數人的英雄主義，更非陰謀份子的集團。予前之所思所行，即此物此志，現在及將來之所思所行，亦此物此志。‘鞠躬盡瘁，死而彼已’！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見全國人民輾轉悲號於帝國主義及本國專制者兩重槍尖之下，而不為之挺身奮鬥也”。
　　隨後，陳獨秀嚴詞駁斥檢察官指控他犯了“危害民國”及“叛國”罪。他說，我“不但絕對不能承認，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與予所思所行相反”。外國人侵佔其國土稱之為亡國。“本國某一黨派推翻某一黨派的政權而代之，不得謂之‘亡國’”。“叛國”是指投靠外敵，出賣國家機密，才是犯了叛國罪。“若認為政府與國家無分，掌握政權者即國家……若認為在野黨反抗不忠於國家或侵害民權之政府黨，而主張推翻其政權，即屬‘叛國’，則古今中外的革命政黨，無不曾經‘叛國’，即國民黨亦曾‘叛國’矣。袁世凱曾稱孫、黃為‘國賊’，豈篤論乎？！……”。陳獨秀言至此，發生了一段有趣的插曲。
　　陳獨秀說到此，旁聽席上發出一陣笑聲，大家交頭接耳，唧唧稱讚陳獨秀的辯訴言之有理。審判長胡善稱怕陳獨秀的言辭有損於政府，他立即站起來說：“旁聽者不得喧嘩，被告陳獨秀不得有鼓動言辭”。還說甚麼“我們要萬眾一心，上下一致，精誠團結”等等的話。
　　陳獨秀說：“你不要我講話，我就不講了，何必要甚麼辯訴程序呢”？陳獨秀這樣的質問，使審判長胡善稱難住了。不讓陳獨秀辯訴不成，讓他這樣講下去，不知他下面的文章是怎麼樣諷刺挖苦國民黨政府的呢？他只好說：“不是不要你講話，是要你言辭檢點一點，你講吧”。
　　陳獨秀抓住胡善稱說的“團結”，譏諷地說：“剛才你說的團結，這是個好聽的名詞，不過我覺得騎馬者要和馬講團結，馬是不會贊成的，它會說，你壓在我身上，你相當舒適，我要被你鞭打還要跑，跑得滿身大汗，你還嫌慢。這種團結，我敬謝不敏”。陳獨秀這番挖苦的話，引起了哄堂大笑。陳獨秀使國民黨法庭審判長的威風“蕩然無存”了。
　　胡善稱只得說：“講你的辯訴，不要講騎馬不騎馬了，它與本案無關”。[15]
　　陳獨秀繼續駁斥所謂“危害民國”之罪。他說：“危害民國者何？共和國政府剝奪人民自由，剝奪人民之參政權，乃由共和制到帝制之先聲……人民無權利，無自由，大小無冕之王，擅作威褔，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官，則在議親議貴之例，是以共和其名而專制其實矣。倘遣實而存其名，彼軍閥之魁，民主之敵，亦得以‘三造共和’自詡，妄人亦或以‘共和勛臣’稱之。其實毀壞民權，罪即鄰於復辟，以其危害民主共和國之實質也。若認為力爭人民的集會、結社、出版、信仰等自由權利，力爭實現徹底民主的國民立憲會議以裁判軍閥官僚是‘危害民國’，則不知所謂民國者，應作何解釋”？
　　跟著，陳獨秀痛斥國民黨、國民政府，“危害民國”、“叛國”者都是國民黨、國民政府。陳獨秀的“辯訴詞”變成了控告國民黨、國民政府的“控告詞”。
　　“國民黨竭全國人民膏脂以養兵，擁全國軍隊以搜括人民，殺戮異己。對日本侵佔國土，始終節節退讓，抵抗徒托空言，且制止人民抵抗，摧毀人民之組織，鉗制人民之口舌，使之‘鎮靜’、使之‘沉著應付’。即使馴羊般在國民黨統一指揮下，向帝國主義屈服，寧至全國淪亡，亦不容人有異詞，家有異說。而予則主張由人民自己擴大其組織與武裝，對帝國主義進行民族解放鬥爭，以解決東北問題，以完成國家獨立，試問誰為‘叛國’？
　　“國民黨政府，以黨部代替議會；以訓政代理民權；以特別法（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軍法逮捕、審判、槍殺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權利。高居人民之上，視自己為諸葛亮與伊尹；斥人民為阿斗與太甲。日本帝國主義方挾‘武力征服’政策對待吾國，同時國民黨政府亦挾同樣態度以臨吾民。最近竟公然以‘背叛黨國’之罪槍決新聞記者聞矣。而予則力爭表現民主共和國實質的人民自由權利，力爭實現普選全權的國民立憲會議，力爭民主制擴大至其歷史的最高階段。予現在及將來都無篡奪民國為‘黨國’之企圖，試問誰為危害民國？故予曰政府之所控者，恰恰與予所思所行相反也。”
　　“若認為一為共產黨人即屬犯罪行為，則歐美民主國家，若法、若英、若瑞士等均無此事。各國中之共產黨人莫不有集會、出版、參與選舉之自由權利，與一般人民無異，若認為人民發言反對政府或政府中某一個人，即為有罪，則只遠在二千年前周厲王有監謗之巫，秦始皇有巷議之禁，偶語之刑；漢武帝更有腹誹之罰。彼時固無言論自由也，而二十世紀之民主共和國，似乎不應有此怪現象。若認為宣傳共產主義即‘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即為‘危害民國’（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六條），此乃歐洲中世紀專橫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異教徒、迫害科學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之故事，豈容復見於今日之民國！…”
　　“總之，予生平言論，無不光明磊落，無不可以告國人。予固無罪，罪在以擁護中國民族利益，擁護大多數勞苦人民之故，開罪於國民黨已耳……。今之國民黨所仇視者，非帝國主義，反而是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官僚，始終戮力於民族主義革命之共產黨。日本帝國主義方奪取山海關、急攻熱河，而國民黨軍隊卻向江西集中，其對待共產黨人也，殺之、囚之，猶以為未足，更師袁世凱之故智，威迫利誘，使之自首告密。此並不能消滅真正共產主義者，只以破滅廉恥導國人耳。彼等此時有權在手，迫害異己之事，固優為之。予唯有民族、為民眾忍受一切犧牲，以待天下後世之評判。若於強權之外，復假所謂法律以入人罪，誣予以‘叛國’及‘危害民國’，則予一分鐘呼吸未停，亦必高聲抗議。法院若不完全聽命於特殊勢力，若尚思對內對外維持若干司法獨立的顏面，即應毫不猶豫的宣告予之無罪，並判令政府賠償予在押期間之經濟上的、健康上的損失”！[16]
　　章士釗願當陳獨秀、彭述之的義務律師，出庭為陳獨秀、彭述之辯護。當他說到：總理（孫中山）有云：“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國民黨贊成三民主義，便不應該反對共產主義。“今孫先生之講義，全國弦誦，奉為寶典，而陳獨秀之雜誌，此物此志，乃竟大干刑辟，身幽囹圄。天下不平之事，孰過於斯”？陳獨秀自從被共產黨開除出黨後，“地位適與國民黨最前線之敵人為敵，不期而化為緩衝之集團。即以共產黨論，扥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紅軍少一人，如斯輾轉，相輔為用，謂托洛茨基派與國民黨取犄角之勢以清共也，要無不可，即以此論功罪，其謂托洛茨基派有功於國民黨也，且不暇給，罪胡為乎來哉？此義獨秀必不自承，而法院裁決是案，倘不注意及此，證據方法既有所未備，裁判意旨復不得為之公平……應請審判長依據法文，諭知無罪……”[17]
　　章士釗的《辯護狀》與陳獨秀的《辯訴狀》大相逕庭。陳獨秀、彭述之對章士釗的辯護極為不滿。章士釗把三民主義說成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是和陳獨秀對三民主義是反動的論斷恰恰相反。更重要的是，把托派、陳獨秀與共產黨在革命策略上的不同，說成為托派和國民黨已成為“犄角之勢以清共”，對國民黨的反共有利。欲以此來作為不該為陳獨秀、彭述之治罪之理由。這完全扭曲中國托派和陳獨秀的形象，掩蓋了托派、陳獨秀反對國民黨、反對國民政府“討共”，屠殺共產黨人、工人、農民和革命群眾的實質。中國托派是和中國共產黨站在同一戰線上反對國民黨的，所不同的是反對國民黨的路線、方針、策略上的不同，而不是和國民黨站在同一條戰線反對共產黨。
　　於是，陳獨秀、彭述之當庭發表聲明：“章律師辯護詞，全是其個人的意見，並未徵求本人同意，且亦無須徵求本人同意。至於本人的政治主張，不能以章律師之辯詞為根據，應以本人之文件為根據”。[18]
　　此時，旁聽席上有“革命家！”、“革命家！”的贊揚聲。稱讚陳獨秀、彭述之的立場堅定，革命家的風度，絕不拿與共產黨政見的不同來討好國民黨，以求得“無罪”。
　　陳獨秀的《辯訴狀》在當時是轟動全國，各大報都希望登載，但國民黨以“不許為共產黨張目”而禁止，只有天津《益世報》（教會辦的報紙）登載了全文，市上出現有單行本，亞東圖書館出版《陳案書狀會錄》收有陳獨秀的《辯訴狀》。因此，國人才看到陳獨秀的《辯訴狀》。上海滬江大學，蘇州東吳大學把陳獨秀的《辯訴狀》選為法學系的教材。
　　世上革命家在法庭上為革命，為自己革命行動而辯護，能與陳獨秀的辯護詞媲美的是法國1871年巴黎公社女革命英雄路易絲·米歇爾在法庭上的辯護詞。
　　陳獨秀被捕後，社會上各界著名人士，如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林語堂、潘光旦、胡適、柏文蔚、宋慶齡等設法進行營救陳獨秀，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師生發起營救陳獨秀。
　　國民黨對托派案件，對陳獨秀、彭述之等人的處理早就確定了的。不管陳獨秀、彭述之等人據理力爭，社會各界人士的營救活動，也改變不了國民黨既定的處理辦法。
　　1933年4月26日，江蘇高等法院宣判，“以文字為叛國宣傳”，判處陳獨秀、彭述之各有期徒刑13年，褫奪公權15年；王子平（曾猛）、何阿芳（何資深）、王武（宋逢春）、濮一凡（濮德治）、王兆祥（羅世璠），各判處有期徒刑5年，褫奪公權3年；梁有光（賀希）、王鑒堂（王平一）無罪釋放。
　　法庭宣判後，陳獨秀站起來高聲抗議：“我反對國民黨，不是叛國”！
　　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對宣判不服，提出上訴。1934年6月30日，最高法院改判陳獨秀、彭述之為有期徒刑8年。所有人褫奪公權部分均撤銷。“其他上訴駁回”。
　　原為中國共產黨首領，今為中國托派首領的陳獨秀被捕，國民黨對“擒獲共黨頭目”興高彩烈。蔣介石對一切營救陳獨秀的函電一概壓下，不作答覆。國民黨南京黨部致電全國，呈請中央“懲辦共犯陳獨秀等，不准保釋”。致電國民黨中央要求“嚴懲”、“處以極刑”、“迅予處決”的，還有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樹仁，湖南省清鄉司令何鍵，國民黨湖南省長沙市執委、湖南衡山縣、羅田縣、江西上高縣、山東鄒縣、廣東省國民黨部、廣東英德縣等國民黨黨部等單位。
　　中國共產黨在江西蘇區出版的《紅色中華》（蘇維埃政府機關報），對陳獨秀、彭述之等被捕的托派案作過多次的報導和評論。這些報導和評論都是歪曲事實、污蔑、誹謗和造謠。說甚麼“蔣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力網開一面許以不死……或者還會因禍得褔做幾天蔣家官僚呢”！（《紅色中華》第37期）。“陳獨秀要當蔣介石的反共參謀”（《紅色中華》第38期）。陳獨秀“投降到資產階級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鋒” （《紅色中華》第41期）“陳獨秀向法庭討饒。開庭審判時，陳彭等都服服貼貼”，“托陳取消派跪在國民黨法庭面前如此討饒，所以保住了性命，而且很快便可在國民黨的‘皇恩浩蕩”下獲得大赦，以至起用，大做其官咧“！（《紅色中華》第77期）[19]
　　陳獨秀的《辯訴狀》，法院對托派的控告詞，以及法院對托派案的判決，有力地粉碎中國共產黨對托派、對陳獨秀的種種污蔑、誹謗和造謠。陳獨秀的《辯訴狀》處處維護中國共產黨，抨擊“國民黨軍隊向江西集中，其對待共產黨人也，殺之、囚之”。托派曾向中國共產黨提出合作，反對日本侵略，反對國民黨；而中國共產黨卻污蔑托派陳獨秀“充當資產階級走狗，反共先鋒”。在審問中，陳獨秀、彭述之明確表示中國托派是要“推翻國民黨，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陳獨秀在法庭上抨擊國民黨的種種苛政，對日本不抵抗主義，喪權辱國，禍國殃民、犯了“危害民國”、“叛國”罪的是國民黨、國民政府，而不是托派陳獨秀。這是“服服貼貼跪在國民黨法庭面前討饒”嗎？
　　西安事變後，國民黨釋放共產黨的政治犯。1937年8月13日，日本攻佔上海、南京告危。日機轟炸南京，關禁陳獨秀的監獄落了八個炸彈，震塌了陳獨秀牢房的屋頂。陳仲凡、胡適、張伯齡等聯名保釋陳獨秀出獄。國民政府要陳獨秀寫“悔過書”。陳獨秀大怒，說：“我寧炸死獄中，實無過可悔”。他並拒絕人保釋，他要的是“無條件出獄”。[20]由於社會人士要求釋放陳獨秀，江精衛與蔣介石商量後，決定減刑釋放。8月22日宣布“陳獨秀減刑”釋放。“命令減刑”釋放的令文有說：陳獨秀入監三載“近以時局嚴重，愛國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將來……減為執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寬大”。23日，陳獨秀出獄。25日陳獨秀給上海《申報》一封聲明信：“鄙人辛苦獄中於今三載，茲讀政府明令，謂我愛國情殷，深自悔悟。愛國誠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無罪而科以刑是謂冤獄。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象；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鄙人今日故不暇要求冤獄之賠償，亦希望社會人士，尤其是新聞界勿加我以難堪之誣蔑也。以誣蔑手段摧毀他人人格與自身不顧人格，在客觀上均足以培養漢奸……”。[21]
　　我們從陳獨秀出獄後所寫的“聲明”看到，陳獨秀不是寫了“悔過書”獲減刑釋放的，不是向國民黨“討饒”而獲得釋放的。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堅貞不屈的革命家陳獨秀。
　　中國托派從建立統一組織之後就連接不斷地遭受到前前後後四面八方的攻擊與破壞。托派所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無法貫徹施行，組織更難於發展。托派的聲音受到國民黨方面的封鎖、禁閉，共產黨方面的抵制，也就難於達到群眾之中。群眾聽到的是國民黨、統治階級反共的叫囂，對托派的攻擊與污蔑；聽到的是共產黨對托派的誹謗、攻擊與污蔑。托派的聲音、托派的真面目，群眾聽不到、看不見。




（五）中國共產黨在蘇區進行的肅反運動


　　王明回國後，本來不是中央委員的王明，列席中共六屆四中全會（1931年1月）。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支持下，補選為中央委員，二月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總書記向忠發於1931年6月被捕叛變，王明為代理書記。常務委員會由王明、盧福坦、周恩來、劉少奇（七月回國）、張聞天組成，實際決策者是王明。王明掌握了領導權，實行一條“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一方面，他批評李立三路線；另方面他提出，中國革命不平衡，會有一省或者幾省首先取得革命勝利，要發動武裝暴動。王明的中央指示在蘇區進行廣泛的肅反運動。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1932年10月18日，王明離開上海去蘇聯，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團長，由共產國際代表和王 明等指定：秦邦憲（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聲、康生、陳雲等組成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主要負責人是秦邦憲，仍舊執行王明的路線和肅反運動。而在蘇區的毛澤東更是嚴厲進行肅反的人。在蘇區1928年8月，毛澤東領導在湘贛邊畛進行“清黨”，打擊地富出身的知識份子。
　　六屆四中全會之前，中共中央就提出了反對取消派和廣泛展開肅反工作。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共中央進一步要求在蘇區內“以最大的決心”反對取消派、AB團。1931年2月23日，中央給第一方面軍總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黨部的指示信，強調“AB團、改組派、取消派、第三黨[22]，更是反革命最得力的工具”，“不肅清內部，不能戰勝敵人”。接著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贛蘇區等根據地開展了反AB團、第三黨、改組派、取消派和社會民主黨等的肅反運動。
　　王明說，國際指示我們，要“加緊去進行反對國民黨改組派、社會民主黨、第三黨（中華革命黨）、胡適民權派、托洛茨基陳獨秀取消派”，“在蘇維埃區裡，因為忽視肅清反革命的工作，以致在有些黨部、蘇維埃和一部分武裝隊伍中都曾發現改組派、AB團、取消派等反革命份子……”。反革命的派別有“江西AB團，福建社會民主黨，湘鄂西改組派，湘東南戀愛研究社，鄂豫皖改組派，社會民主黨，各地的托陳取消派及羅章龍派……等等”。[23]
　　1923年11月7日蘇維埃中央政府報告書，要徹底消滅反革命派：AB團、社會民主黨托陳取消派、第三黨、改組派。1933年3月15日，蘇維埃中央政府發出《訓令第21號》，指出反革命團體有：國民黨改組派、AB團、社會民主黨、托洛茨基派……等，要嚴厲鎮壓。
　　“托陳取消派”是肅反對象之一，肅反就與托派有關。故此就有必要敘述蘇區的肅反運動。我們在這裡只對中央蘇區的肅反運動作較詳細的敘述。其他蘇區的肅反大同小異，也就不詳述了。
　　中央蘇區早在１９３０年上半年就開始展開對所謂AB團、取消派的鬥爭，進行廣泛的肅反運動。１９３０年初，贛西南地區在中央指示下，開始打AB團。七、八月河西紅軍學校等地方抓了一些所謂AB團份子，殺了一些人。到１０月，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贛西南地方黨認為在贛西南地區從軍隊到地方，從黨組織、政府機關到民眾團體，到處都充滿了AB團。於是，從１１月起，先在紅一方面軍中打AB團，接著轉向地方，抓了該地區很有影響的人物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林，更進而派一方面軍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率領部隊到富田去抓了江西省行委、贛西南特委的大部分負責人，還抓了江西地方紅軍───紅二十軍的一些領導幹部，並嚴刑拷打，以逼供信來審查，“造成人心浮動，人人自危的局面”，卒致釀成富田事變。“贛西南地區大打AB團也波及到閩西。閩西把一些從江西紅軍中逃回來的同志抓起來，把他們作AB團來打。後來，又進一步擴大，一會兒說永定有改組派、社會民主黨，一會兒又認為上坑的第三黨份子很多，還有的說AB團在水潮方面有組織，有群眾，影響很大。1931年初在閩西新建的紅十二軍中抓了十多名所謂社會民主黨份子。三月間，閩西蘇維埃政府在虎岡地區開了一個審判大會，處決了一批所謂社會民主黨份子。從此，打社會民主黨運動逐步升級，枉打了以數千計的好同志”。“從我們所打的大批AB團和社會民主黨來看，也沒有找到一個有確實證據的AB團和社會民主黨份子”。有些人承認是AB團或社會民主黨，這完全是逼供信的結果。“請看看1932年江西省一、二、三、四月份工作報告中有關肅反工作的報告，那種刑訊迫逼供之慘，即使過了半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一嘆！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得不堪回首”。1930年10月，毛澤東率紅一方面軍攻佔吉安，旋即退出，引起部份紅軍指戰員不滿。毛澤東在一方面軍發動“快速整軍”，進行肅反，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發牢騷不滿份子，把這些人都打成AB團。把反對毛澤東的人，打成AB團取消派。紅一方面軍，僅1930年11月至12月不到一個月裡，在不到四萬人的軍隊，打了四千四百餘個AB團，殺了AB團總團長幾十個。“贛西南永新縣委接連把六屆縣委都打成AB團，有的地方接連把九屆縣委都打成AB團，江西地區知識份子幹部百分之九十五打成AB團”。“令人痛心的是一些黨的優秀領導人在這場運動中遭到殺害”。
　　1930年10月，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林在峽江會議和羅坊會議上，公開反對毛澤東的“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與毛澤東發生衝突。由此，毛澤東認為李文林是AB團首領。11月底逮捕了李文林。
　　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於1930年12月3日寫信給江西省行委曾山，認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等為AB團份子。“命令搜捕贛西南反革命線索，務必給予全部撲滅，省行委會同李韶九同志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
　　12月7日，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代表總前委，到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的所在地富田。李韶九向江西省蘇維埃主席曾山面交毛澤東的指示信。隨即將省行委和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省蘇維埃政府軍事部長）、周冕（省蘇維埃財政部長）、謝漢昌（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劉萬清、任心達、馬銘等人逮捕。隨後，又到紅二十軍抓人。
　　幾天時間，李韶九在富田共抓了一百二十多人，有的人先後被殺害。沒有被抓的，看到自己戰友慘遭殺害，從不滿、恐懼到反抗。“十二月十二日終於爆發了紅二十軍的一個營持槍集體行動，放出省委領導同志，抓了紅二十軍軍長劉鐵超等”。史稱“富田事變”。發生富田事變，“主要原因就是亂打亂殺AB團，引起矛盾激化。抓李文林，大失人心，又抓贛西南大部分領導人，更引起人們的不滿、懷疑，甚至人人自危，在這種情況下，矛盾一觸即發”。[24]
　　初時，打AB團，還提審取口供，被逼承認是AB團，後來連口供也不要了。總前委書記毛澤東在1930年12月3日給江西省行委的信中就說，對富農流氓動搖份子，“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AB團，就要把該地方的負責人都捉了訊辦”。及至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代表團到中央蘇區，打AB團造成“草木皆兵”。把地主、富農都作AB團看待，把錯誤路線的執行者作為AB團抓起來，“把一切犯各種錯誤的黨員和群眾也與AB團聯系起來”。連消極怠工份子也視為AB團，“甚至夜間說夢話，不挑禾草，不去開會，因家中有困難，不願意出席全蘇會的，都認為是AB團而被扣”，“打AB團最激烈的時候，兩人談話，都可以被疑為AB團”。亂咬亂打AB團，“江西蘇區在短短幾個月中就能打出成千上萬的AB團，是不奇怪的”。[25]
　　在中央蘇區的肅反運動中，沒有抓到一個“托陳取消派”。
　　鄂豫皖根據地，1933年3月在紅二十五軍大抓所謂“取消派”，但這個被屈打招的“取消派”，並非“托陳取消派”。
　　贛東北根據地的肅反運動，鄂豫皖根據地的肅反運動，湘鄂贛邊區的肅反運動、閩西蘇區的肅反運動，都是和中央蘇區一樣，憶想出肅反的對象，採用刑訊逼供，濫捕濫殺，以AB團、第三黨、社會民主黨、取消派的罪名進行捕殺。贛東北根據地1931年至1935年有數千革命幹部、革命群眾含冤死去，鄂豫皖根據地捕殺了四、五千人。閩西地區因社會民主黨而遇害的人達到6352人。
　　中國共產黨於1931年至1935年在蘇區──共產黨所統治的地區進行肅反，沒有挖出一個真正的“托陳取消派”。中共中央所發出的文件及給各級黨的指示，中共領導人的講話、文章，經常有“反托洛茨基主義”、“托派是反革命派”，這就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托派的態度，就不是1928年至1930年時那樣：“理論上駁斥”、“組織上制裁”，而是把托派作為“反革命”來對待。就是說，在共產黨政權統治的地方，就是要把托派的人殺掉。
　　1932年10月，中共中央派王明為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0月8日王明去莫斯科。此時，蘇聯正進行肅反運動。1933年6月王明跟隨蘇共的肅反運動，建立“肅反辦公室”。王明為辦公室主任，1933年6月去莫斯科的康生為副主任。他們在中國留學生中、在共產國際、少共國際的中共黨團中，在蘇聯工作的中國共產黨人中進行肅反──肅清托洛茨基反對派、叛徒、特務。王明對反對他的人，或為他們所不滿意的人，就給予打擊。蕭壽煌、歐陽新被捕，誣告武胡景是“叛徒、特務”，被捕、處死。1937年在王明、康生回國的前夕，向蘇聯保安機關誣告李立三是“托派”日本特務。1938年2月23日蘇內務部逮捕了李立三。1938年4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時接替王明為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長。任弼時重新審查了幸存而在押的中國同志。對李立三認為是誣告。寫了一份証明，証明李立三不是托派，不是日本特務的材料，送去蘇聯的內務部。1939年11月4日，蘇聯內務部宣告李立三無罪釋放。1945年8月李立三獲准回國工作。




（六）陳獨秀再次向中國共產黨提出合作抗日。

中國共產黨誹謗中國托派是漢奸特務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政治局面。中國共產黨宣稱，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共產黨取得合法地位一一只能說取得十分之一的合法地位，實際上國民黨並不與共產黨合作。1939年4月國民黨秘密訂立《防制異黨活動辦法》。1939年6月國民黨又秘密訂立《共產黨問題處置辦法》，不容許共產黨在各地“有任何公開或秘密組織”；“否則，一經發現，即以戰時非常活動論罪”。故此，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地區不能公開活動，只能是秘密的“地下黨”。禁止共產黨所有的機關報及雜誌出版。國民黨不是把槍口對著日本敵人，而是包圍共產黨的部隊。以“不服從軍令”為口實，包圍殲滅了共產黨的新四軍的“皖南事變”。共產黨員、共產黨部隊的指揮員被國民黨逮捕了不少，不少被國民黨槍殺了。
　　國民黨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和《共產黨問題處置辦法》，同樣施用於中國托派。中國托派所領導的外圍抗日團體，因不服從國民黨的領導，而被武力解散，並追捕領導人。曾任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華南區臨委的王樹本及妻子黎潔霜，在重慶被捕，關押於息烽監獄，後轉到重慶中美合作所白公館。1949年11月27日，國民黨屠殺中美合作所關押的人，王樹本、黎潔霜和二個男孩，一家四口人被砍死。
　　上面已經提及，在1932年元旦，中國托派向中國共產黨呼籲共同合作抗日、反國民黨。1932年2月，陳獨秀、彭述之、羅漢三人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提出合作，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一直沒有答覆。
　　1931年“九一八”事件，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東北三省之後，一步一步地蠶食中國領土。1932年進攻上海，企圖佔領上海而不成。1933年]月1日，日軍攻佔山海關，把魔爪伸入華北。3月佔領熱河。5月31日蔣介石和日本簽訂賣國的《塘沽協定》，承認日本佔領東三省及熱河的“合法性”。
　　日本步步入侵，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節節退讓，喪失了大片國土，中國國難深重。
　　1935年7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討論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於1935年8月1日，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致抗日（“反蔣抗日”）。這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還不算得是“廣泛的”統一戰線。於是中國共產黨遵照共產國際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統一陣線的號召，於1936年4月25日，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向中國國民黨、中國國家主義青年黨、中國托洛斯基主義者同盟、全國青幫、紅幫、哥老會等各黨各派，各人民團體、各業全體同胞提議：“創立抗日的人民陣線”，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討逆”。
　　中國共產黨這次號召建立的“抗日人民陣線”與《八一宣言》號召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陣線”有所不同：一、不提“反蔣”，只是含糊的“討逆”，而提“停止一切內戰”；二、建立廣泛的抗日人民陣線，把國民黨和托派也包括在內。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托派的態度有很大的改變。
　　號召中國托派與中國共產黨、國民黨等建立抗日人民陣線，也可以說得是中國共產黨對托派1932年1月及2月向中國共產黨提出合作抗日反蔣的答覆吧。不過，不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托派兩個黨的合作抗日，而是包括所有各黨各派的聯合抗日。
　　中國托派是反對建立“人民陣線”這樣的組織形式的，故此，中國托派沒有作出反應。
　　原是中國共產黨員，後為中國托派的羅漢，1937年8月間在南京以個人身份拜訪八路軍辦事處的葉劍英，要求：一、中共幫助在國民黨釋放政治犯時也把陳獨秀以及其他在獄中的托派政治犯釋放；二、1932年2月托派中央曾向中共中央建議合作抗日，中共一直沒有答覆，未知中共是否同意這個建議。葉劍英對第一點“欣然允諾”。關於第二點合作之事，要電告中央。並請羅漢親赴延安。9月初，羅漢到了西安，與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負責人林伯渠聯繫去延安問題。因山洪暴發，公路被毀，汽車不通，沒有去延安，決定用電報協商。
　　陳獨秀的出獄是與中國共產黨的幫助無關。陳獨秀出獄後，於9月間曾和中國共產黨八路軍辦事處的博古（秦邦憲）談過話。9月到武漢後，先後曾和董必武、葉劍英、博古談過話，陳獨秀一再提出與共產黨合作抗日問題。陳獨秀表示“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只是覺得共產黨在未轉變前的路線未免太左，既轉變後的路線又未免太右一點。[26]陳獨秀不是提出回歸共產黨。
　　中共中央就陳獨秀的要求，以毛澤東、張聞天署名的電報作出答覆。答覆交給羅漢。中共提出三個條件：一、公開表示放棄和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參加托派之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羅漢表示不能代表陳獨秀接受條件，願代為轉達。[27]
　　1937年10月16日，羅漢偕同董必武拜訪陳獨秀，沒有把答覆的電報交給他，只是口頭轉達中共中央“三項條件”。陳獨秀立即表示：“我不知道過從何來，奚有悔？”陳獨秀不接受這樣的條件。
　　托派聞得羅漢在南京、西安與中共洽談合作抗日的事，立即發表聲明：指出中共的“聯合陣線”政策是“階級合作”，“是民族解放戰爭的制動機”。聲明，托派與中共無“妥協”之可能。羅漢早已脫離托派組織關係，無代表托派“資格”，“其行動與本同盟無關係。”[28]
　　羅漢應托派組織要求，致函彭述之，聲明“五年以來自己事實上與組織脫離關係。”此次赴京及西安之行，與中共洽談“純本朋友之誼，援助老戰士出獄及武裝抗日之事，是與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無關。
　　1937年11月20日，延安《解放》登載《陳獨秀先生向何處去》一文，希望陳獨秀“虛心地檢討自己的政治錯誤，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列裡來”，把陳獨秀稱為“老戰士”，並沒有把陳獨秀看作漢奸。公開誣告托派、陳獨秀是“漢奸、特務”是從王明、康生開始的。
　　正當陳獨秀與中共接觸洽談合作抗日的時候，就是王明和康生回國工作的時候（他們是在1937年11月14日乘蘇聯飛機回國，29日抵達延安）。王明得知中共中央正與陳獨秀商談合作抗日的事後，在1937年 12月7日至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表示堅決反對。他說：“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並說，陳獨秀每月領取日本特務機關三百元津貼，充當日本間諜。會上有人說，陳獨秀與托洛茨基不同類，說陳獨秀是日本間諜不是事實。王明立即拿出史達林這張“王牌”出來，反駁說：“史達林在雷厲風行地反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他蠻橫地說："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29]同時，王明指張國燾部屬的前第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和秘書長黃超都是托派。又說，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也是托派，這次路過新疆捕審他們，直供不諱，被處決了。
　　王明一回到中國，就寫污蔑托派的文章，1937年12月4日出版的《解放》（第26期）登載王明的《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人民鬥爭的新時期》，寫道：在抗戰開始的條件下，“日寇偵探機關，必然更加設法安插自己的偵探、奸細、破壞者、暗殺兇手和暗害者等到共產黨的隊伍中來，他們首先從暗藏的托洛茨基──陳獨秀──羅章龍匪徒份子當中，吸收作這種卑劣險毒工作的幹部。”他說，托匪份子按日寇偵探機關的指令，在上海、南京、西安及其他地方進行破壞和偵探工作。還說，薛農山、任卓宣和鄭學稼是托派。黃平、徐繼烈、屠慶祺（杜畏之）等每月從日寇“華北特務機關”“領取五萬元的津貼。”
　　康生於1938年1月28日在《解放》週刊發表《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長文。文章寫道：“日寇每月津貼托洛茨基匪徒張慕陶五萬元，要他組織所謂‘新黨’，來對付共產黨，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廣西“托匪徒黃（王）公度、李血淚等”叛賣祖國、破壞抗戰。“托匪的政治綱領是‘不妨礙日本侵略中國’”。“托洛茨基匪首給他在中國的徒子徒孫們的指令是，幫助日本侵略中國”。“1931年‘九一八’事變，……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的介紹與由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共同合作的談判。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偵探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托匪組織。談判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貼，待有成效後再增加之。”“日本津貼由陳獨秀托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取了。”[30]
　　所謂“托匪的政治綱領是：不妨礙日本侵略中國”，是康生從蘇聯1937年1月“托洛茨基反蘇平行中心案”，控告托洛茨基指示平行中心“絕對不去阻礙日本侵略中國”借用來污蔑中國托派的。“托洛茨基反蘇平行中心案”是編造出來的假案，指控托洛茨基的各種罪行都是捏造的。
　　康生這篇文章一發表，社會輿論嘩然。傅汝霖、段錫朋、高一涵、陶希聖、王星拱、周佛海、梁寒操等人，就致函報社，“為陳獨秀辨誣”。聲辨函寫道，共產黨的《群眾》、《解放》及《新華日報》“誣及陳獨秀先生為漢奸匪徒、曾經接受日本津貼而執行間諜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獨秀先生平生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言論行動，亦全國所周知，漢奸匪徒之銜頭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此風斷不可長，鄙人等現居武漢，與陳獨秀先生時有往還，見聞親切，對於彼蒙此莫須有之誣蔑，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特此代為表白。”[31]
　　陳獨秀在入獄之前和在獄中，就曾寫過不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文章，在托派刊物上發表，出獄後，又寫了《抗戰大綱（七條）》（曾由羅漢交給中共）。在武漢各間大學的演講及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抗日的文章。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情。而康生不顧事實，誣稱托派、陳獨秀是漢奸，他編造出來的根據是：“明明為日寇的偵探機關效勞，而他們都假借反日招牌，這種漢奸是不易識破的。而托洛茨基匪徒，在日寇所稱贊的‘高明’技術掩蓋之下，使成為這種暗藏的日寇偵探最出色的工具。”[32]
　　康生誣告人的手法的確是“高明”的。用這樣的解數就可以把托派、陳獨秀所有的抗日救國言論及抗日活動一筆抹煞了。不過這個手法並不是康生發明的，而是從史達林那裡學來的。史達林稱反對派是“兩面派”。於是康生就用這個“兩面派”結合中國的“實際”加在托派身上，蠱惑人心；不明真相的人，都被蒙閉了。
　　在此期間《新華日報》發表一些文章、短評，說陳獨秀接受日本津貼，充當間諜，這就激起陳獨秀極大的憤怒。於是，他於1938年3月17日寫《給〈新華日報〉的信》，表明自己對中共所提出的“三項條件”的態度。他寫道：我自出獄後，曾與葉劍英、博古談過話，“從來未議及我是否漢奸問題，並且按羅漢說，他們還有希望我回黨的意思”。你們說我接受日本津貼當間諜，由短評可以看出，"你們所關心的，並非陳獨秀是否漢奸問題，而是陳獨秀能否參加反對托派運動的問題。你們對我的要求是：‘他如果不甘與漢奸匪徒為伍，他應該公開坦白地宣言，他脫離托派漢奸組織，並在實際上反對托派漢奸行為’。我坦白告訴你們：我如果發現了托派有做漢奸的真憑實據，我頭一個要出來反對；否則，含沙射影、含血噴人地跟著你們做啦啦隊，我一生不會幹這樣昧良心的勾當。““我在南京和劍英談話時，曾聲明：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你們企圖捏造漢奸的罪名，來壓迫我‘脫離托派’，好跟著你們做啦啦隊，真是想入非非。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跟著你們牽著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這樣嗎？”[33]
　　陳獨秀給《新華日報》的信中，要中國共產黨拿出“托派中央接受日本特務機關津貼”的證據。但是中國共產黨沒有把證據拿出來，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沒有掌握到證據呢？還是掌握到的證據有毛病，會把真情“露餡”，而不能把證據拿出來嗎？托派中央接受日本津貼的事情說是發生在1932年陳獨秀、彭述之、羅漢三人的托派中央。在1936年4月，中國共產黨要把中國托派聯合於“人民抗日統一戰線”之中，把中國托派作為抗日政黨；那麼中國共產黨在1936年之前還未偵知托派接受日本津貼的事情嗎？還是已偵知此事，那就為甚麼還把托派作為抗日的政黨而聯合於“人民抗日統一戰線”之中呢？還是捏造者是在 1936年4月以後才製造出托派中央接受日本津貼的事情，又把事情推前到1932年春發生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捏造者就沒有把事情做得“天衣無縫”，其中一個很大的破綻是，介紹人國民黨的外交次長唐有壬於1935年被蔣介石刺殺身亡。不管把事情推前到1932年，而在1936年4月以後才發生的事情，證據就拿不出來了嗎？還是根本就沒有證據？
　　針對陳獨秀給《新華日報》的信，3月20日，《新華日報》發表了《葉劍英、博古、董必武給〈新華日報〉的信》。信寫道：“九月初，陳獨秀出獄後托羅漢來談，陳願回到黨的領導工作”，我們與陳獨秀見面時，曾告知托派已成漢奸（既然陳獨秀的托派中央接受日本津貼，陳獨秀還不知道托派已成漢奸，而需要中共告知陳獨秀？──筆者）如不公開反對托派，一切均談不上。“我們提出三個條件（上述三個條件），然而陳氏始終不願公開表示反對托派漢奸之理論及行動，及坦白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按照1932年2月，陳獨秀、彭述之、羅漢三人的托派中央署名給中共中央的信，是代表中國托派向中共建議托派與共產黨合作抗日，並非陳獨秀、羅漢要求回歸共產黨。羅漢1937年8月在南京向中共葉劍英重提1932年2月給中共中央的信，也就是重提托派與中共合作抗日，並不是陳獨秀個人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的問題，更不是陳獨秀要求回歸共產黨的問題。
　　陳獨秀在給《新華日報》的信中有說，“我不知道是否還有托派組織存在”，“我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不願意為任何黨派所拘束”，“一直未參加任何黨派”。似乎陳獨秀已脫離托派的組織，不是托派的人了。其實，他說這些話不過是“掩人耳目”而已。托派是地下政黨，不便說出托派的存在。陳獨秀有過被托派中央開除黨籍的事情。1935年2月間托派由劉家良（書記）、斯朝生、胡文華三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於1935年2月4日，因聯合陣線問題的不同意見，通過決議，開除陳其昌、尹寬及陳獨秀等人。1935年3月，劉家良、斯朝生、劉仁靜等人被國民黨逮捕後，被開除黨籍的陳其昌、尹寬等人回到托派組織。參加了托派中央工作。陳獨秀並沒有因劉家良的托派中央開除陳獨秀的黨籍而把自己不再作為托派的人。他在獄中經常寫信給監外的托派中央提出各種意見，出獄後因與彭述之意見不合，沒有去上海參加托派中央工作，而去武漢後，就沒有再過托派組織生活，但還是念念不忘托派。“要重整旗鼓，另起爐灶，復興托派事業”。[34]後來去了重慶，居住在江津的時候，還經常與托派的人寫信；對托派提意見、提建議，並且還與托洛茨基通信，述說自己對中國托派的意見。所以，陳獨秀出獄後，他仍然把自己作為托派的人。
　　我們從陳獨秀出獄後與中共接觸的這件事情看到，約在1937年底，中國共產黨開始公開的宣稱中國托派是接受日本津貼的漢奸組織，於是在中國共產黨出版的報刊及其他宣傳物，就經常出現“托派漢奸、特務、帝國主義走狗”等等誹謗中國托派的詞句。固然這是中國共產黨受蘇共的影響，受莫斯科審判案指控托洛茨基是“法西斯走狗、奸細、間諜、暗殺犯”的影響，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執行共產國際在全世界進行反托運動的指示。
　　托洛茨基在1937年11月2日寫的《現在就是全世界向史達林總攻擊的時候了！一一給全世界工人團體的一封公開信》，揭露史達林在全世界發動反托運動。其中寫道：1937年“4月21日，共產國際在巴黎召集了一個緊急中全會，參加的是17個重要支部的最親信的代表。會議保有異常秘密的性質，全世界報紙僅登出一個簡單的電報，稱該全會所考慮者為舉行一個反托洛茨基主義的國際鬥爭。一切指示是由莫斯科而且直接由史達林那裡來的。既沒有甚麼討論，也沒有甚麼決議公佈出來。顯然的，根據我們所得的報告，以及根據一切連續而來的事變看來，這個神秘的全會，實際上就是格柏烏國際上最重要的代理機關的一個大會，它的目的是準備一個栽誣、非難、綁架和暗殺的運動，以反對全世界工人運動中史達林主義的反對者。”[35]
　　中國共產黨對托洛茨基、對中國托派的污蔑、誹謗，對中國托派有很不利的影響。托派是一個地下黨，托派的刊物是秘密出版發行，能看到的人很少。即使公開發行的一些書籍，如揭露莫斯科審判案是迫使犯人編造口供誣告托洛茨基的《蘇聯黨獄真相》、《杜威委員會對托洛茨基的審查報告》及《蘇共黨爭文獻》等，能看到的人也不多。人們很難看到托派的真面目；對莫斯科審判案被告托洛茨基的指控，更不知道是史達林格柏烏所編造出來的假案。捏造罪名者做得很巧妙，犯人言之鑿鑿。人們被迷惑了，相信了這些捏造。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張聞天等人相信了，而中國共產黨下層幹部及廣大黨員也是深信不疑。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把史達林審編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作為廣大黨員、幹部必讀書，對廣大黨員影響很深。解放後，《毛澤東選集》風行全國，廣大黨員、幹部、學生及人民群眾從書中認識到的“托洛茨基派”是法西斯的走狗，在蘇聯搞資本主義復辟，中國托派是漢奸、特務。
　　陳獨秀在武漢時，想爭取一支武裝力量，準備派人去宋哲元屬下的陸軍179師去對士兵進行抗日宣傳和教育，並在適當時候在軍隊駐地展開土地改革而使軍隊革命化。國民黨偵知此事，陳獨秀爭取到的179師師長何基澧被免職了。陳獨秀爭取武裝力量的計劃落空了。
　　陳獨秀在武漢時，又曾計劃與民主黨派共同組成一個聯合戰線，既不擁護國民黨，也不阿附共產黨，以爭取民主和自由為共同目標。陳獨秀曾和第三黨、救國會及一部份民主人士接觸過，而且準備召開“四派會議”。正在這時，共產黨為了阻遏托派的政治影響，一方面“授意他的‘民主派’盟友們立即割斷與我們的來往。”[36]另方面，《新華日報》、《解放》週刊，污蔑，誹謗陳獨秀、托派的叫喊滾滾而來。陳獨秀聯合各民主黨派愛國人士組建“聯合戰線”，在中國共產黨反托運動中告吹了。
　　中共中央於1938年2月17日發出密令《共產黨幹部派對托派清算舊帳之帳單》，對“反托匪漢奸運動”有詳細指示。這是王明、康生回到延安後，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史達林新訓令，而作出“反托運動”。在“帳單”上列出“托匪漢奷”的人是張慕陶、葉青、柳寧（朱其華）、王公度，李血淚、陳獨秀、嚴靈峰、李一新。[37]
　　王明、康生所指為托派漢奸、特務的人，在1937年時，沒有一個是托派（陳獨秀除外），也不是漢奸。王明、康生把那些早已脫離了托派、做了國民黨特務的人，也說成是托派。把那些被共產黨開除出黨或做了叛徒的人、做了國民黨特務的人也說他們是托派；把反對王明的人，也說是托派。
　　托派早期參加組織的人，情況是複雜的，絕大多數人是從中國共產黨轉入托派。有些人參加托派的動機不純，“有的為了在（共產）黨內不易得志，企圖到新方面去找出路；有的，在白色恐怖的倡狂中害怕革命，把反對派看作向後退卻的一塊墊腳石；又有些人，祇想利用反對派更左的名義，藉以掩飾自己的脫黨（共產黨）能心安理得。。。但是最大多數反對派份子，都是由於真純的革命動機，即由於真誠相信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比之史達林們所定的路線更符合於中國革命的利益”，自此，他們“都願全心全力地為反對派鬥爭。”[38]此種良莠不齊，同時存在於四個托派組織之中。當這些莠草在托派中得不到地位，或者看到在托派裡找不到個人的出路，或者由於托派接連遭到國民黨的破壞而悲觀失望，甚至恐懼；或者被國民黨逮捕經不起生與死的考驗，投降國民黨，於是有些人退出托派，另找出路；有些人投奔到國民黨，充當國民黨的特務，成為托派的叛徒。退出托派後或被捕後充當國民黨特務的人有：梁幹喬、馬玉夫、王平一、徐乃達、解叔達、來燕堂、謝少珊（謝德盤）、嚴靈峰、陸夢衣、劉胤（李建華、李青青）等人。
　　每個團體、政黨都會有這種情況。共產黨就有多人退出共產黨後，或被捕後叛黨，充當國民黨特務。我們絕不能把那些已經退出共產黨，或投奔國民黨為特務，或被捕後叛黨的叛徒再作為共產黨員；同樣，也不能把那些退出托派或投奔國民黨為特務，或被捕後背叛托派的叛徒作為托派，是一樣道理的。可是中國共產黨王明、康生等人並不是如此，連這一點普通的政治常識也不懂（或者懂得，只是用於自己黨而對別的黨就不用了），亂咬亂吠，甚至把那些與托派毫無關係的人也作為托派的人，荒唐到極！
　　我們這裡舉幾個中共刊物上經常提到“托匪漢奷、特務”的人，讓大家看看他們究竟是怎麼樣的人。
　　葉青。被說是“托匪特務”，葉青原名任卓宣，原是中國共產黨員。1926年8月，是中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宣傳部長，1927年7月，中共湖南省委員會書記、宣傳部長。1927年冬被國民黨逮捕，表現堅強，遂被國民黨拉去集體槍殺。葉青不死，為農民所救。不久，在醫院醫槍傷，第二次被捕，立即表示悔過，並且當了國民黨的特務，寫反共文章，攻擊共產黨。他從來不是托派。而是中國共產黨的叛徒。當共產黨說他是托派時，他於1937年在刊物上發表聲明，否認是托派。但康生仍硬說他是托派。
　　梁幹喬。是最早托派組織“我們的話派”的主要骨幹。由於不接受我們的話派的批評，退出托派，投奔國民黨，充當國民黨特務，當上南京憲兵司令部政訓處長。及後，是藍衣社十三太保之一。
　　張慕陶。原名張金刃，原是中國共產黨員。1925年是陝西省共產主義青年團省委書記。1928年夏，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陝西省代表團全體人員被捕，臨時決定由張金刃為陝西省代表出席“六大”。“六大”後，他留在莫斯科出席少共國際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次代表大會，並被選為少共國際委員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1929年初，被選為中共順直省委員、省委組織部長。1931年初，他和羅章龍一起反對中共六屆四中全會。1931年2月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開除張金刀的黨籍，認為他和羅章龍一起在黨內搞第二黨，建立非常委員會。張金刃被開除出黨後，改名張慕陶，和馮玉祥一起在張家口組織反帝同盟軍，任政治部長。後來，閻錫山引用他，為閻錫山的幕僚。西安事變時，閻錫山派他到西安去調解。他反對釋放蔣介石，反對和平解決。他受到隱閉身份在閻錫山那裡工作的中共黨員的排擠而離開山西。張慕陶於1938年2月被國民黨逮捕。他在共產黨內時，對那些反對他意見的人，就說他是“史達林派”。故此，有人就說他是托派了。張慕陶被捕後，有記者問他是不是托派。他回答說，他反對史達林派，而非托派，他與托派的主張不同。
　　王公度。國民黨員，曾被國民黨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後投奔李宗仁，為李宗仁的智囊人物。廣西省許多改革措施都是出於他的建議。如土地改革、保甲制度，建立幹訓班訓練黨政軍、文教幹部，建立學生軍，培養軍事人材及軍隊骨幹。王公度很為李宗仁所器重，得到重用。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廣西三巨頭，要把廣西變成獨立王國，以廣西為基地聯合廣東陳濟棠反蔣，奪取政權。1936年6月1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正式宣佈北上抗日，聯合反對蔣介石，是為“兩廣事變”。蔣介石早有準備，於福建、江西、湖南、貴州、雲南等省進行軍事佈署。9月反蔣失敗，陳濟棠下野。李宗仁、白崇禧也屈服於蔣介石了。蔣介石在解決廣西問題時，蔣介石要李宗仁殺王公度。那是因為王公度曾受命於李宗仁、白崇禧與日本、德國特務通信，是為了反蔣，以便偵知蔣介石的特務組織藍衣社在廣西的破壞活動。藍衣社得知此事，告之蔣介石，所以蔣介石要李宗仁非殺王公度不可。以甚麼罪名殺王公度，一時難於定奪。李宗仁的機要秘書徐梗生對程思遠說及此事。他說，所謂王公度是托派完全是假的，當要殺王公度時，以甚麼罪名殺他，李宗仁一籌莫展，徐梗生向李宗仁建議：“何不給王公度扣上托派的帽子。”李宗仁接受這個建議，遂定王公度為“托派漢奸”。[39]王公度就成為李宗仁與蔣介石爭權的犧牲品，死於其主子的屠刀下。所謂王公度是“托派漢奸”，就是這樣來的。康生不問根由，如獲至寶，就用來誹謗托派。約在1938年，托派華南支部機關報《戰鬥》就曾登出聲明：王公度是李宗仁的幕僚，並非托派。
　　薛農山。原是中國共產黨員，1929年轉向托派，加入“無產者社”。1932年陳獨秀被捕後，退出托派，投靠孔祥熙。1933年在《時事新報》任編輯。抗戰時任主筆。後投靠政學系張群，曾任海外部長。
　　陸沉。原名盧斌，早年任共青團安源地委書記，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中共湖北區委農民部長。參加中央“五大”，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任江西省委書記。曾參加“八七會議”。在陳獨秀《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上簽名，隨後退出共產黨，沒有參加“無產者社”及托派。1933年投降國民黨，是中統組織的骨幹人物。
　　嚴靈峰。曾在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加入托派，回國後，曾任大學教授，托派中央宣傳幹事。1932年10月曾為托派中央臨委。福建陳銘樞、十九路軍等反蔣抗日，成立人民政府。嚴靈峰參加福建人民政府工作。蔣介石軍隊攻入福州，嚴靈峰被捕，投降國民黨。後曾任福州市長，解放前去了台灣，在大學任教。
　　杜畏之。原名屠慶祺，又名杜滄白。1926年在莫斯科參加中國共產黨，1925年到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及工作，1928年回國後，先後在河南共產主義青年團省委宣傳部、上海共青團中央宣傳部工作。1930年春，因批評李立三盲動主義路線，6月被開除出黨，隨後，他參加了托派“無產者社”。在托派中央機關連遭破壞之後，約於1932年退出托派。以後，在大學教書及翻譯馬列著作。解放後被中國共產黨逮捕，但他不是以“托派案”被捕。
　　俞秀松、董亦湘、周達文三人都是中國共產黨員。俞秀松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創建人，首任青年團臨時中央局書記（1920年）。他們三人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列寧主義學院學習及工作。在莫斯科中國共產黨旅莫支部，他們就與王明不合，反對王明。王明捏造俞秀松、董亦湘、周達文等人組織“江浙同鄉會”，搞小組織活動，反對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王明告到第三國際監察委員會。經過審查，結論是“江浙同鄉會”並不存在。但王明仍對俞秀松等懷恨在心。俞秀松等對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取得中央領導及實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極為不滿，並加以抵制。王明更是把俞秀松看成眼中釘。王明對反對他的人，便給戴上反革命、托派的帽子，這樣的人不計其數。
　　俞秀松於1935年被蘇聯共產黨派往新疆（化名王壽成），擔任反帝總會秘書長，做盛世才的統戰工作。1937年11月，王明、康生準備從蘇聯回國，行前去會見史達林，請示史達林對中國工作的意見。王明告訴史達林：俞秀松、周達文是壞人，並指責列寧學院的凱撒諾娃包庇他們，（凱撒諾娃與米夫不合）。不久凱撒諾娃被撤職。王明、康生回國途中，11月路過新疆，見到盛世才。盛世才拿出一張被蘇聯共產黨派往新疆工作的二十五人的照片，其中有俞秀松、趙雲容、鄭一俊、王一、毛澤民、張義吾、陳英、滿蘇爾、張逸凡等人，問王明認識不認識這些人。王明說，這些人都是托派。於是俞秀松、趙雲容、鄭一俊、毛澤民、滿蘇爾、張逸凡等人先後被盛世才逮捕。其他人不久被釋放了，而俞秀松和張逸凡（化名：萬獻廷）二人，於，1938年6月25日被押送去蘇聯入監。張逸凡被判處流放十年，俞秀松受到刑訊，於 1938年夏，在酷刑的折磨下死於蘇聯獄中。[40]俞秀松、董亦湘、周達文，從來就不是托派。
　　蔣經國。1925年10月，蔣介石派蔣經國隨同黃埔軍校一批學生去蘇聯學習。蔣經國入中山大學。1925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四‧一二”事變，中山大學學生舉行集會，聲討蔣介石。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發表聲明，譴責蔣介石走向反革命，“現在他是我的敵人了。”由於史達林對蔣介石的錯誤估計，史達林布哈林在中山大學學生心目中一落千丈，而傾向托洛茨基。蔣經國受到影響，在學生集會上演講，支持托洛茨基的立場。蔣經國在此時期參加了在中山大學的托派反對派，後來在肅托運動中，他表示悔改，脫離了托派。[41]
　　黃平。原是中國共產黨員，曾任中共廣東區執委會工人部長，香港特別支部書記（1926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1927年9月），六屆三中全會被選為中央委員，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2年夏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1932年冬被捕，寫了《自首書》後釋放。他從來不是托派。
　　羅章龍。原是中國共產黨員。中國共產黨“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代表。“四大”、“六大”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長期在工會任職。曾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副主任，中共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中共中央行動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六大”召開時，在莫斯科從中國托派的人中看到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文件，讀後認為托派的意見值得考慮，並沒有表示贊同托派意見。回國後仍在黨內工作，而且還曾批判“托陳取消派”。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黨的領導地位，王明在批判“立三路線”的名義下打擊以瞿秋白為首的所謂“調和主義路線”。在反右傾的名義下打擊何孟雄、林育南和李求實。六屆四中全會，米夫包辦一切，從出席全會的代表名單、補選中央委員的名單、新中央委員會委員的名單（名義上是米夫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共同擬定，實際上是米夫的意見為主），到全會的各種問題的決議案，都是米夫事先擬定了的，更不用說，米夫作的《政冶報告》了。而且米夫限定全會，只開 15小時，各種問題並沒有作甚麼討論，全會就匆匆結束了。何孟雄、羅章龍和王克全（凱豐）對六屆四中全會極為不滿。羅章龍提出了《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報告大綱》，指出“立三路線是完全破產了，調和路線更使黨的危機加深，革命受到更大的損害，這證明中央無領導革命的能力，並缺乏對階級的忠誠……中央威信是喪失得乾乾淨淨，中央的領導在政治組織上早已完全破產。”要求“組織臨時中央機關，召集黨的緊急會議，從根本的解決政治上組織上諸問題。”《大綱》的矛頭直接指向王明和米夫。指出王明“是完全同意立三路線的總策略的”。中全會“完全表現是絲毫沒有民主化的包辦式的會議”；“米夫站在派別觀念上故意製造派別，造成黨的糾紛”，因此，我們要立即推翻四中全會的全部決議，“向共產國際建議立即撤換負四中全會主要錯誤責任的米夫。”同時，羅章龍在黨內建立“非常委員會”，與王明的中央對立。
　　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羅章龍進行反黨、反國際，反六次大會，進行右派小組織活動。政治局決定，開除羅章龍的中央委員，並永遠開除羅章龍的黨籍。隨後，又把“反黨反國際”的五十名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委員開除出黨。
　　由於羅章龍反王明、反米夫，就被王明扣上托派的帽子。




（七）中共湖西地區的“托匪”案。

延安王實味“托匪奸細”案


　　在1930年下半年至1935年蘇區進行肅反，沒有挖出一個“托派取消派”。而在1939年下半年，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蘇魯豫邊區（湖西地區）卻發生了轟動一時的“托匪案”。而且在其他地區也發現了“托匪”。
　　1939年6月，湖西地區的湖邊地委在魚台縣大田家村開辦一所幹部學校，非黨員教員魏定遠負責學校的日常工作。8月，學員畢業等待分配時，有一部份學員希望回自己家鄉工作，不願意留在湖邊工作。同時，在學校中發現有組織“同鄉會”的企圖。湖邊地委懷疑是“托匪”在裡面進行破壞活動。湖邊地委組織部長王須仁經過所謂調查，向地委匯報：“幹校發現有托匪活動”，散佈謠言，煽動學員不服從分配，並到沛縣某地去參加新的共產黨。並斷言，魏定遠是幕後操縱者。8月底，地委決定逮捕魏定遠。
　　王須仁大搞逼供信。開始時魏定遠矢口否認自己是“托匪”。王須仁就對魏定遠施加鞭打，坐老虎凳、灌水、過電等酷刑。魏定遠受不住酷刑，被逼承認自己是“托匪”，並供出托派組織及其下屬機構，供出郝曉光等人是“托匪”。於是又把郝曉光、曹廣善逮捕。對曹廣善反覆用刑逼供，把曹廣善活活打死。根據曹廣善口供，又逮捕“托匪”王天章、宋新民等人。通過“集體會審”，蘇魯豫邊區黨委及湖邊地區領導人都認為湖邊地委真的發現了“托匪”組織。
　　蘇魯豫邊區區黨委書記白子明相信了王須仁的“肅托”報告及“托匪”材料，指示地委在湖邊繼續肅托。從此，湖邊地委在魚台、區黨委在單縣，同時展開“肅托”。完全採用王須仁的刑訊逼供的做法，逮捕一批人，經過逼供信，又逮捕一批人，就這樣滾雪球那樣，雪球越滾越大，“托匪”就就越捕越多。
　　“肅托”也就從黨內發展到黨外，由下層發展到上層。湖邊地委婦女部長常俊亭、地委幹部史謙（史維先）、地委宣傳部長袁汝哲、軍事部長尹夷僧、人民抗日義勇二總隊參謀李發等，被稱為“托匪"。王須仁製造謠言，說有人要組織暴動，暗殺首長，說湖邊司令部及所屬一大隊掌握在“托匪”手裡。9月15日，在蘇支四大隊隊部的院子裡，召開軍隊排以上幹部和地委、縣委、縣政府機關幹部會議，協同王須仁“肅托”的軍政委員會主任、蘇支四大隊政委王鳳鳴在會上聲稱：“托匪鑽到我們隊伍裡來了。誰是托匪要站出來交待。”無人吭聲。王須仁就掏出一張名單，念到誰，就把誰綁起來。後來，王須仁乾脆拋開名單，隨意點名捕人。一大隊副大隊長秦建奎以下七八十人當作“托匪”逮捕了。當夜王鳳鳴、王須仁把袁汝哲、尹夷僧等三、四十人槍殺了。再後，又殺害了金鄉縣人民抗日武裝的創始人、黨的領導人翟子超、王鑒覽、張賓如等十餘人。
　　此時，王須仁、王鳳鳴又說，地委、區委幾乎是整個掌握在“托匪”手中，地委、縣委除少數負責人外，一律是“托匪”。9月10日，逮捕了區黨委宣傳科長朱華、教育科長張基隆、《團結報》負責人魏欽公，吳筱礫等人。通過刑訊逼供，槍殺魏欽公（中彈末死，為人所救）、吳筱礫、李從文、梁自籌等人。又逮捕了“托匪”“組織暴動的領導人”區委宣傳部長馬霄鵬、參謀長李發、一營營長孟憲琛、二營營長康文彬等十餘人。馬霄鵬受嚴刑拷打始終不承認是“托匪”，在半死時被活埋了。朱華、張基隆、孟憲琛、康文彬等47人被槍殺。9月18日後，又逮捕了區軍事部長張如、區黨委統戰部長王文林（蘇魯豫邊區黨創始人之一）、青年部長孫衷文、社會部長趙萬慶。通過公審，把王文彬、張如殺了。不久，又逮捕了區黨委組織部長、區黨委委員兼湖邊地委書記李毅等人。
　　9月下旬，王鳳鳴進行第四次捕殺，對象主要是區黨委所屬各縣和各主力部隊。王鳳鳴、王須仁以開訓練班為名，命令區委委員以上的幹部及其所領導的部隊都到谷亭鎮集合受訓，接到命令到來的人約有三百人，全部被關禁閉，把其中一些人殺了。
　　此時，王須仁又製造所謂“托匪”利用女人破壞首長威信案，把婦女幹部郭仙雲、豐單碭邊區婦聯主任孔真和副主任金采凡等人，經過嚴刑逼供，又供出了“托派蘇魯豫省委”的一個“特務組織”，逮捕了陳籌等人。經過刑訊逼供，又供出了“托匪第三次暴動計劃”，逮捕了蘇魯豫邊區黨的武裝創建人李貞乾，蘇支四大隊長梁興祚、參謀長嚴世榮、政治處主任任景有等人。
　　蘇支支隊長彭明治得知梁興祚等人被捕消息，立即電告八路軍第115師政治委員羅榮桓。羅榮桓接到電報後，便和中共山東分局書記郭洪濤、八路軍山東縱隊指揮張經武等趕到湖西，緊急制止了王須仁、王鳳鳴的亂捕亂殺行為，釋放了冤枉的人。逮捕了王須仁。
　　濫捕濫殺是制止住了；但是，對那些蒙冤受屈的人沒有得到平反。經過多次的調查，仍認為湖西邊區的確存在“真托匪”。在多次平反中，仍視魏定遠、曹廣善、朱華、朱新民、王天章、單于英、朱藉庵7人是“真托匪”。直到1983年12月中共組織部同意山東省的“湖西‘肅托事件’處理意見”的報告：湖西“肅托事件是一起冤案，應徹底平反；原定單子英、朱藉庵、朱華、朱新民、王天章、曹廣善、魏定遠7人為‘真托派’是毫無根據的，完全錯誤的，應予平反昭雪。”[42]
　　就這樣，經過長達44年之後，才最後徹底否定了湖西地區的“肅托事件”，使真相大白於天下。這是後話了。
　　從這樣“肅托”事件中，受迫害者達千多人，被殺者有幾百人。
　　1939年，在江西省特委管轄下的廣東三水、四會縣，江西省特委進行了“肅托運動”，抓了一批“托匪”，在刑訊逼供之下，他們都承認是托派。後來經過覆查，這些被害者都不是托派。經過四十多年後，廣東肇慶、中共地方委員會糾正了此項“肅托事件”，對受害者平反昭雪。
　　另外，還有新四軍第四師等部隊的“托匪”案件。1984年作出了平反。
　　所有這些“托匪”案件都是假案，沒有一個真正的托派。
　　我們看到以上中共蘇區所進行的驚心動魄的肅反運動，覺得是“似曾相識”，不是和蘇聯30年代所進行的肅反運動多麼相似嗎？特別是肅反的做法上是一模一樣的，只有些微的不同，就是蘇共做得比較中共沒有那樣“粗野”。為甚麼會這樣濫捕濫殺呢？根本的根由是由於沒有民主和法制。民主更為重要，沒有民主，即使有法制，也不能會有人民監督司法機關依法辦事。難道眾多中共黨員對這種濫捕濫殺沒有意見嗎？沒有懷疑嗎？有的，正如那些經歷過蘇區肅反運動的中共黨員所說的那樣，不能表示懷疑，更不能提出反對意見。否則，就會有殺身之禍。為甚麼那些長期對敵鬥爭，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有著光輝革命歷史的幹部也會被打成“托匪”、“反動派”呢？那是因為康生不是說嘛：“托匪是兩面派”，所以，即使是有著光輝革命歷史的幹部也無法解脫康生所說的“兩面派”。於是就有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被捕被殺了。
　　成千上萬的人含冤死去，死去的人不能復生。蘇區肅反的歷史是慘痛的！
　　湖西地區“肅托運動”停止了不久，1942年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發生了“王實味托匪奸細、特務案”。
　　1942年2月，延安整風開始，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中共黨員王實味於2月17日寫了《政治家、藝術家》雜文後，又寫了《野百合花》一組雜文，揭露和批評延安的一些陰暗面以及不平等的待遇。3月23日，王實味在《矢與的》牆報上發表了《我對羅邁（李維漢）同志在整風檢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說羅邁的發言有家長作風，壓制了群眾反三風的鬥爭熱情和積極性。中央研究院從5月27日開始，連續十多天召開全院座談會，對王實味展開批評。會議是由中共中央社會部長、情報部長、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兼中央直屬機關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的康生領導下進行的。座談會開成了鬥爭會，思想問題變成政治問題。有人揭發王實味說過贊成托派及其理論的話，說過攻擊和反對蘇聯、共產國際乃至史達林的話。說他參加了托派，是托派份子。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黨委作出決定，開除王實味的黨籍。決定說，王實味自從1929年參加托派以來，一直沒有停止過托派活動，是一個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份子。王實味不同意這個決定。第二天他向中央組織部哭訴自己沒有參加過托派。他說1936年在上海期間曾和北京大學的同學托派王文元和陳清晨有過來往，並翻譯過《托洛茨基自傳》的一些章節。來到延安後，於1940年就向組織交代過了。中央組織部沒有接受他的申訴。1942年底，康生下令將王實味逮捕、關押。
　　康生還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發動揭發“五人反黨集團案”，王實味是五人中之一，只因為他們五人經常有來往而已。於是王實味的罪名是：“托匪反革命奸細、特務、反黨集團”。
　　王實味在關押期間，在逼供信的審訊下，他承認參加了托派；不久，他又推翻了。反反覆覆的好幾次。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機關撤離延安，中央社會部奉命將王實味押往晉綏根據地。4月 16日到達興縣，被關押在晉綏公安總局看守所。由於飛機轟炸，看守所要轉移。晉綏公安局向中央社會部請示，如何處置王實味。中共中央社會部批覆，將王實味就地處死。7月1日夜，王實味被砍死。王實味戴著“托匪奸細、特務、反黨集團”的帽子死去的。
　　過了四十四年，1991年2月，中央公安局對王貫味托派問題覆查的結果作出決定：查王實味沒有參加托派組織；因此，1942年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份子”的結論予以糾正，給予平反昭雪。
　　曾經哄動一時的“《野百合花》托匪案”，直到四十四年後，才得到真相大白。




（八）中共與托派在中國革命路線上的分歧。

中國共產黨鎮壓中國托派


　　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訂立的第一個綱領，是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這是最高綱領，沒有最低綱領。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認為中國封建勢力大部分存在，軍閥勢力統治中國，帝國主義控制了中國經濟；提出反封建軍閥、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成功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1927年底，中國革命失敗了。蔣介石推翻了北洋軍閥統治，奪得了政權，建立了資本主義政權，統一了中國，中國的政治局面改變了。
　　中國共產黨在“八七會議”後建立了以瞿秋自為首的新中央，確定中國國民革命還未完成，繼續進行資本主義民主革命，土地革命。“中國革命是由民權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無間斷的革命……中國只有一個革命。中國革命除非不勝利，要勝利便是工人階級領導農民武裝暴動獲得政權開闢社會主義道路的革命。”[43]
　　中國革命是“無間斷的革命”。“中國革命的進程，必然要澈底解決民權主義任務而急轉直下的進於社會主義的道路”。在現革命階段，建立蘇維埃──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民權獨裁制性質的政權，“建立工農兵手工工人城市貧民代表會議政府”。現在是“重新爆發鬥爭的高潮”；因此，目前黨的策略總路線是“組織政治罷工”“組織地方暴動”，“注意佈置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首先勝利”。[44]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作出的《政治決議案》，政治綱領基本上是和“八七會議”後中央所確定的綱領是一樣的。現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建立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蘇維埃的工農民主專政”。只是在革命進程上有所修改。《政治決議》寫道：“中國革命的動力，已經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無產階級領導革命，“這就可以開闢中國革命將來發展的道路，使它有非資本主義的前途，亦就是‘社會主義的前途’”。蘇聯能夠“幫助中國無產階級力爭革命底社會主義的前途，並保證勝利的可能。同時，以蘇維埃為國家形式的工農民主專政，就可以成為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出發點。只有鬥爭，只有力量，只有無產階級與貧農底團結力與組織力，只有階級力量底對比能夠決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階段要到甚麼時候完成，它將要怎樣快地經過那轉變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45]這就不同於“中國革命是‘無間斷的革命’”，“中國革命的進程，必然要徹底解決民權主義任務而急轉直下的進於社會主義的道路”的“一次革命”。而是把革命分為兩個階段。那時從資本主義民主階段轉變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階段，要以資產階級民主任務的完成，以及無產階級和貧農的團結力量和組織力量、階級力量對比來決定。
　　自此，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都依據這個綱領，這個革命路線，定出當前的革命任務和鬥爭策略。不管李立三的中央，還是王明、博古的中央都是如此。就是毛澤東的中央，也是遵照“六大”的綱領來制定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程──革命路線。毛澤東在1937年5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所作的總結，有說："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主張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將有幾個發展階段，都在民主共和國口號下面。從資產階級佔優勢到無產階級佔優勢，這是一個鬥爭的長過程，爭取領導權的過程，依靠著共產黨對無產階級覺悟程度、組織程度的提高，對農民、對城市小資產階級覺悟程度、組織程度的提高“。“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者。我們主張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到達於社會主義”。[46]只有到了1939年，對中國共產黨的綱領、革命路線，有重大的修改，作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路線。
　　1927年革命失敗後，革命者須要檢查革命失敗的原因，找出革命的教訓，以便確定今後中國革命的性質、革命的進程及革命的前途；而決定中國革命性質和革命進程、革命前途的是中國社會性質。1929年至1934年發生了“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參加論戰的人，主要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托派的人，還有非黨派的第三者（如陶希聖、胡秋原、金如海、孫倬章等）。無論參加論戰的中國共產黨人或中國托派的人，都不是以代表本黨而是以個人來參加論戰的，故此，不是每個人的意見都是相同的。我們在這裡只介紹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托派代表性的見解。
　　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國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的發展，而廣大地區仍處在封建經濟封建剝削之下，封建制度佔優勢。帝國主義經濟控制了中國市場，阻礙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中國政權是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故此，中國社會性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
　　中國托派認為：中國資本主義在歐戰時期有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已經從城市發展到農村，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已被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所破壞，資本主義經濟支配了農村經濟，資本主義佔優勢。農村只存在封建的殘餘。中國政權是資產階級政權；故此，中國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社會。
　　正是由於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斷不同，中國共產黨所採取的革命路線與中國托派所採取的革命路線就不相同了。
　　托派的革命路線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還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是在無產階級革命中附帶完成，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1939年12月，中國共產黨發表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隨後，1940年2月20日，出版了毛澤東演講的《新民主主義論》，作出一個完整的、有系統的新民主主義（新三民主義）革命路線。
　　毛澤東指出：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抗戰時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地主和大資產階級聯盟專政。因此，革命的對像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和本國地主階級。中國革命的動力是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中國革命的任務便是反帝反封建，推翻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非資產階級專政也非無產階級專政的幾個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政權 （人民民主專政），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新民主主義社會。“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而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地長”的一個歷史階段。故此，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
　　中國托派批評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是改良主義。
　　中國共產黨批評中國托派的革命路線是不顧中國實際的教條主義，“左”傾空談主義。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掌握有利時機，深入敵後，在國民黨權力達不到的地方，發展了“抗日根據地”，壯大了武裝力量。到抗戰結束的1945年，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已達到近百萬軍隊，佔據了近一億人口的地區。共產黨以軍事力量摧毀了國民黨的統治，把國民黨趕出大陸，中國共產黨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中國共產黨建立了四個階級一一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這個聯合政府就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說的 "新民主主義政權"，即1949年7月1日所宣稱的“人民民主專政”。
　　1955年開始社會主義改造，首先在農業方面進行合作化（集體化）運動，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隨後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公私合營）。在短短的一年時間裡完成了和平的“社會主義革命”。
　　1956年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一天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
　　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是有整個完整的系統，一環扣著一環。如果某一個環節改變了性質，就使整個系統瓦解。如今，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建立的不是非資產階級專政又非無產階級專政的新民主主義政權（人民民主專政），而是無產階級專政；那麼，這個革命能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嗎？解放後的社會能稱為“新民主主義社會”嗎？
　　《新民主主義論》說到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最少也有15年或者更長些。如今，只有5年時間就進行了和平的社會主義革命了，踏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的歷史階段，不要說只有5年時間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曾形態的歷史階段，就是15年或者20年也不能稱得上是獨立的社會形態的歷史階段。
　　那麼，四個階級的聯合政府的政權性質應該是甚麼？從1949年至1955年開始社會主義改造之前這個期間的社會是甚麼性質的社會？這些問題的探討已不屬於本文範圍之內了。
　　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嚴厲鎮壓反革命份子的指示》，開始了鎮反運動。
　　判定為反革命的，應該是那些站在統治階級方面來維護統治者的政權，維護統治階級的社會制度的人。相反的，那些反對統治階級並要推翻統治者政權，推翻統治階級的社會制度的是革命政黨、革命者。
　　中國托派是要推翻國民黨政權，推翻他們的社會制度，在這方面是和共產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在於托派要建立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社會；而共產黨所要建立的是非無產階級專政的新民主主義政權 （人民民主專政），非社會主義社會的新民主主義社會。
　　從中國托派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要推翻國民黨政權，推翻他們的社會制度來說，中國托派是革命政黨。
　　可是，中國共產黨卻把中國托派劃入反革命行列。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邏輯是：中國托派與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路線不同，就是反對共產黨──“反共”；托派反對史達林，就是反對蘇聯──“反蘇”。所以，中國托派“反共反蘇就是反革命”。中國共產黨就是以這樣的罪名來鎮壓中國托派。
　　從1950年夏天就開始逮捕托派的人。廣西、上海、溫州，中山、廣州的托派，斷斷續續的有人被捕。1952年12月22日，在全國進行大逮捕托派，一網打盡，徹底摧毀了中國托派的兩個組織：中國革命共產黨和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被捕的人除托派的黨員和青年團團員之外，過去曾參加過托派，而早已離開托派的人、托派的同情者都被逮捕了。廣西被捕的人最多，約有二百多人。在廣西正式參加托派組織的人很少，大多數是有托派思想就認為自己是托派黨員。據被捕的托派人估計，全國大約有五、六百人被捕。
　　托派的同情者、青年團的普通團員，經過學習、教育獲得釋放。被判刑最高的是無期徒刑，最低的是三年有期徒刑。他們都沒有經過法院公開審判（聽說只有一個人是經過法院審理的）。有的在判決一、二年後交給他判決書；大多數人在口頭宣判後即被送去勞改場所服刑。一小部分人留在監獄裡。1956年，有一批人提前釋放了。被判二十年徒刑及無期徒刑和未判決的共11人，於1972年10月及11月先後釋放，被安置於勞改單位嚴密管制。1979年6月5日這批托派的11人獲得完全的釋放，摘掉“反革命”的帽子，取得公民權。




（九）中國史學界對陳獨秀、托洛茨基、中國托派的評價


　　托派、陳獨秀、托洛茨基被視為“禁區”。就是說，不能作出超出中國共產黨評論之外的評論。有關托派的書籍、托洛茨基的著作更沒有在中國出版。甚至初期，在解放前出版的《獨秀文存》，在圖書館不能與讀者見面，直至1980年以後，才放回書架上。
　　到了1963年，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發生論戰。蘇聯共產黨說中國共產黨有托洛茨基主義。也許是為了使中國共產黨的幹部瞭解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義，1963年起翻譯出版了《托派第四國際資料》四輯，收錄了第四國際歷次世界代表大會的文件，該書為“內部發行”，又出版了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內部發行）。1965年出版了托洛茨基的《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內部發行）。1966年出版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內部發行）。1979年出版了作為“機會主義、修正主義選編”的《托洛茨基言論》（內部參考）。在以上書籍的出版，在每本書之前都有一篇“出版說明”之類的批判性文章，作為指導讀者的閱讀，進行“消毒”。
　　這些托洛茨基的著作和第四國際資料出版，廣大讀者是看不到的。中國共產黨的幹部及一部分民主黨派的高級幹部、專家、學者才有機會讀到，使他們從這些著作中瞭解到托派、第四國際的政策、主張及見解，總比不知道好，不管讀者的反應如何。
　　“文化大革命”後的1979年，出版界開始解凍，各種各類的政治書籍出版了。（大多數是“內部發行”）。陳獨秀的“禁區”才有些鬆動，開始對陳獨秀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所執行的政策進行評論。1979年在北京舉行首次“陳獨秀問題討論會”。值得注意的是向青的論文《陳獨秀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政策》，指出“陳獨秀的錯誤從一開始就不是‘違背了共產國際紀律’，相反的而是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把共產國際代表、蘇聯顧問在中國犯下的錯誤，列入‘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之中，無非是要把他們的錯誤算到中國共產黨的頭上，其用意是不言自明的”。[47]從而否定了共產國際以及中國史書所說的，“陳獨秀違背共產國際指示而實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至使中國革命失敗”的說法。
　　八十年代陸續出版了有關托洛茨基派的書籍，對陳獨秀評論的文章在黨史刊物、各大學學報上發表了不少。大多數評論都是為陳獨秀在執行政策上所犯錯誤進行辯護。特別是為陳獨秀“接受日本特務機關津貼”的事情進行批駁，否定王明、康生對陳獨秀（也是對中國托派）的誣告。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兩篇：唐寶林：《舊案新考一一關於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為“漢奸”的問題》（《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16期）。林青山：《康生外傳》中的一節（該書的第61頁至77頁），詳細分析了王明、康生對陳獨秀、托派誣告為漢奸的事情。
　　林青山分析道：唐有壬在1932年是蔣介石任命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那時，他未成為親日派，只是到了1933年8月，汪精衛為外交部長，唐有壬為外交次長，成為汪精衛的心腹之後，方成為親日派。而此時，陳獨秀已在國民黨監獄裡。康生說，唐有壬介紹陳獨秀等托派份子同日本特務機關“談判”之時（即1931年“九一八”之後），恰恰是唐有壬唱著“抗日”高調之時。後來1935年12月，唐有壬在蔣介石與汪精衛之間的矛盾中成為犧牲品，被刺身亡。康生把死人唐有壬請出來，讓他扮演“日本特務機關的代表”這個決定性的角色，無非是唐有壬不會站出來提出抗議了。
　　康生在《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裡有說，1935年1、2月，托洛茨基在給蘇聯“托洛茨基反蘇平行中心”的信中有“我們應將庫頁島之煤油讓與日本……同時也絕對不去阻礙日本去侵略中國”。林青山指出這是“移花接木”。既然托洛茨基是1935年“給他的俄國信徒們的指示，而中國托派陳獨秀並不是未卜先知者，他怎麼可能在托洛茨基發出指示之前四年即1931年就已執行托洛茨基的指示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呢？
　　林青山對王明、康生誣告陳獨秀的托派中央接受日本特務機關津貼的事情，引用了“一位頗有頭腦的中央高級領導人”的話：“純粹是栽贓！這不是瞪著眼睛說瞎話麼？太不實事求是了！”
　　“托派漢奸、特務”一直被廣泛的宣傅，而今史學界首先為陳獨秀托派洗脫了中國共產黨強加於中國托派頭上的這個罪名，是一個重大的突破。
　　開始時，對陳獨秀這個“禁區”有了鬆動，及後對托洛茨基這個“禁區”也鬆動了。
　　1981年出版了法國皮埃爾·弗朗克的《第四國際》。1983年出版了（蘇聯）米·伊·巴斯馬諾夫的《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義》，以批判托洛茨基為主，贊揚史達林。
　　1984年出版了（日本）對馬忠行《托洛茨基主義》、作者在俄國革命問題上，不斷革命論以及所有重大問題上都力圖為托洛茨基辯護，認為托洛茨基是正確的。
　　1984年出版了（美國）羅·傑·亞歷山大《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義》，介紹了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義、第四國際的活動情況。
　　1985年出版了閰志民《當代世界社會主義極左派一一托派第四國際》。作者以批判態度介紹了托派第四國際在各國的活動情況，批判托派第四國際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極“左”的機會主義派別。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托派第四國際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派別”，而不是把她作為“反蘇、反共、法西斯特務機關”。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1986年出版了李顯榮《托洛茨基評傳》。作者肯定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及國內戰爭時期所作的貢獻。但作者仍未跳出傳統的圈子。他批判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批判托洛茨基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等問題的錯誤，譴責托洛茨基組織第四國際是破壞共產國際。
　　歷史學家朱庭光在該書的《代緒言》中寫道，不應維護三十年代蘇方對托洛茨基的評價。他號召史學界要打開對托洛茨基的研究。
　　1956年，蘇共在“二十大”開始批判史達林。1980年，中國出版了《史達林問題》專輯（內部發行）。其中收有托洛茨基《史達林評傳》的第八、九、十、十一、十二章。《史達林問題》所收的文章都是以批判態度來分析“史達林現象”的產生原因及批判史達林的肅反運動。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一本歪曲歷史，污蔑誹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而吹捧史達林的偽史書，在中國作為幹部必讀書之一，使廣大黨員、青年團員、幹部及人民群眾沒有正確的認識蘇共黨史，其流毒廣且深。
　　1982年《書林》雜誌，約請國內12位蘇聯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專家學者對《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進行評論。所有專家的發言，從各方面一致否定《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從而促使人們跳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魔圈，去重新認識蘇共黨史，重新認識被史達林打倒的蘇共黨的領導人。
　　發表在1988年第1期《世界歷史》上的丁篤本：《重評蘇聯30年代的肅反運動》，丁篤本全盤否定30年代史達林所進行的肅反運動。他不同意中國共產黨所說的“肅反擴大化”。他說，蘇聯30年代的肅反並不是肅反“擴大化”問題，而是政治大清洗。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沒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應徹底否定肅反運動”。
　　“徹底否定肅反運動”，不言而喻，就是全盤推翻蘇聯30年代的幾個重大審判案（當然也包括所有的審判案），而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達可夫、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圖哈切夫斯基……等等徹底平反了。
　　1988年2月5日，蘇聯當局宣佈“托洛茨基反社會主義右傾集團”案的布哈林等20人平反，恢復名譽。
　　1988年8月4日，蘇聯最高法院決定對30年代4起重大錯案平反，四個案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聯盟”案、“莫斯科中心”案、“托洛茨基一季諾維也夫反蘇聯合中心”案、“托洛茨基反蘇平行中心”案。塔斯社電訊報導說，蘇聯最高法院最近對這4起案件重新審理時查明，所謂的4個組織都不存在，對他們的指控毫無根據。蘇聯法院決定取消原判，為4個案件涉及到的所有人恢復名譽。
　　上海《解放日報》1988年8月6日報導蘇聯為4個案件平反的消息，標題是 “蘇聯平反三十年代四大錯案”，副題是“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恢復名譽”。托洛茨基得到平反，恢復名譽，是從4個案件被推翻，“為4個案件涉及到所有人恢復名譽”，應有的理解。托洛茨基作為案件的主犯，整個案件被推翻了，"對他們的指控毫無根據"，亦即控告托洛茨基的罪名也就被推翻了，當然托洛茨基得到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了。
　　1988年出版，陳啟能主編的 《蘇聯大清洗內幕》，揭露史達林、格伯烏製造假案。陳啟能在《歷史終於邁出了這一步……》（代序）中提出，對托洛茨基應該平反。
　　蘇聯推翻30年代的審判案，對中國有重大影響。1991年6月，《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出版，對“托洛茨基”條目的注釋作了實質性的修改。第一版注釋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僱傭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沒有了。而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我門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漢奸、親日派、托洛茨基派”，加上注釋18，“托洛茨基派”條目："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第二版，第一卷，第270頁）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自動地推翻了由她加在中國托派頭上的“接受日本偵探機關津貼的漢奸、間諜、特務”的罪名，在這方面是寫中國托派平反了。
　　過去一直是對陳獨秀評論，沒有正面對托派評論。由於陳獨秀是中國托派的領導人，對陳獨秀的評論，在不少問題上是與托派有關的。 故此，對陳獨秀的評論也附帶著對中國托派的評論了。但是還沒有人正面的評論中國托派一一即越過中國共產黨對托派的評論。如今，《毛澤東選集》第二版，“托洛茨基派”條目作了實質性的改變，自然也就解開了人們對中國托派評論的束縛。
　　在此之前，首先突破性的評論，出現於唐寶林著《陳獨秀傳》下卷卷首的《幾句閑話》。唐寶林寫道：“20年代後期，由於主觀與客觀各種複雜的原因，陳獨秀犯了錯誤；不久，他又轉向托派，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反對派。從此，這顆‘明星’就暗淡下去了。但是，雖然他與共產黨的關係發展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而被開除出黨，然而他與黨的爭論仍是革命陣營內部在反帝國主義侵略與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路線和方法上的分歧……”。陳獨秀在末開除出黨之前已是黨內的托派反對派，被開除出黨後組建中國托派組織。無論在開除出黨之前或在開除出黨之後。“陳獨秀與黨的爭論”即是托派與中國共產黨的爭論，“仍是革命陣營內部”革命路線上的爭論。那就把中國托派歸屬於“革命陣營”之內了，也就是中國托派是與中國共產黨革命路線不相同的革命政黨，而不是反革命政黨。
　　靳樹鵬、李嶽山的《詩人陳獨秀和他的詩》一文，寫道：“……後來陳獨秀拋棄了史達林主義傾向托洛茨基主義，並組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反對派。但是，陳獨秀派與黨中央的矛盾，是革命陣營內部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與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路線方法上的分歧，他們並不是甚麼間諜、特務、反革命。”[48]
　　唐寶林和靳樹鵬、李岳山的文章，都是以評論陳獨秀派來婉轉地評論中國托派。把中國托派評定為革命派，也就推翻了中國共產黨評定中國托派的“反革命派”。
　　唐寶林《簡論中國托派》是正面評論托派的文章。認為中國托派在解放後由原來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極左派小集團變成了反對共產黨的反革命組織，由革命陣營內部的路線分歧轉化為敵我矛盾。
　　唐寶林是根據所謂多數派（中國革命共產黨）上海地方組織的地下刊物《叛逆者》，第1期（1949年11月15日出版的油印刊物）登載的一篇題為《內戰問題的總結》的文章，作者提出對中共與國民黨進行的內戰，由於內戰性質的轉變，“我們的態度也轉變，不再保護內戰，應採取失敗主義的態度。不過應該注意在中共方面實行失敗主義並不是促進國民黨勝利”[49]對中共採取失敗主義，唐寶林認為托派就成為反革命。中共在解放後就取締中國托派，鎮壓中國托派了。
　　中國托派對中共與國民黨進行的內戰，從來沒有提出過“失敗主義”，完全與托派中央《內戰決議案》相反的。
　　托派多數派於1947年2月13日中常委通過的《關於中國內戰決議案》：“我們在內戰中把同情放在史大林黨所領導的農民隊伍方面”，反對國民黨軍隊向共產黨領導的農民軍隊進攻。在解放區的托派堅決站在共軍方面扺抗國民黨反動的進攻。
　　可見，托派是站在共產黨方面反對國民黨的，並非對共黨採取失敗主義。多數派從來沒有改變這個態度。
　　當見到唐寶林《中國托派史》中影印件《叛逆者》，唐寶林說是“中共佔領大陸後革共（中國革命共產黨，即多數派）潛伏組織辦的刊物”。於是，立即進行調查。多數派在上海解放前夕成立“江浙委員會”代替過去中央的領導。說是“多數派的地下刊物”，就是上海地區組織出版的刊物。於是，詢問現在還活著的1949年10月以後上海地區多數派領導人，在國內的，在香港的，在國外的人：1.有沒有出版過《叛逆者》這個刊物。2.有沒有見過這個刊物。3.有沒有聽說過這個刊物。所得到回來的所有答覆：1.沒有出版過這個刊物。2.沒有見過這個刊物。3.沒有聽說過這個刊物。
　　可見，唐寶林說《叛逆者》是多數派所出版的刊物，是唐寶林想像出來的。
　　1949年6月托派多數派（中國革命共產黨）中央指示留在國內的組織：“停止托派對外活動，支持中共一切進步的措施”。故此，留在國內的地方組織，在解放前，參加中共號召的“護廠運動”，解放後，支持中共發動的“三支運動”（支前（線）、追剿國民黨殘餘部隊及剿滅土匪、支持收繳槍械運動）；支持抗美援朝運動；支持土地改革運動（保留土地國有意見）；支持三反五反運動；支持鎮壓反革命運動（反對鎮壓托派）。
　　中國托派不是反革命，中國托派案應重新審理，予以平反。

　　1994年9月8日



　　註釋：
　　
[1]參見王凡西（王文元）：《雙山回憶錄》，第102頁，111頁。
　　
[2]政治決議案《現在革命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第256頁。
　　
[3]是指1929年8月5日陳獨秀寫給中共中央的一封信，抨擊“八七會議”、“六大”以來的路線是“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認為革命的失敗是資產階級的勝利。批評黨內沒有民主，要求擴大黨內民主，全黨展開對黨的路線的“爭辯”。
　　
[4]王凡西：《雙山回憶錄》，第141頁。
　　
[5]《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布哈林的報告”，第365頁，“瞿秋白在大會第三十一次會議上的發言”，第461頁。
　　
[6]王明：《目前軍閥戰爭與黨的任務》，《王明言論選輯》第84－88頁；第137頁，141頁。
　　
[7]托派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目前的局勢與我們的任務》（1932年2月10日），轉引自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第418頁。
　　
[8]轉引自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第３９８頁。
　　
[9]《伊斯克拉（ISKLA）》第一卷第一期。
　　
[10]《火花》第2期。
　　
[11]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常務委員會《對北方〔區〕問題的決議》（1932年1月7日），《校內生活》第2期
　　
[12]《火花》第７期，轉引自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第414－415頁。
　　
[13]陳獨秀後來得知謝少珊已供出中央常委的人，陳獨秀只好退一步說，中央常委三人：陳獨秀、彭述之、張九（張苟，香港工人，人在香港，捉他不到），把濮德志（濮一凡）和宋逢春說是候補委員，以此，減輕濮、宋的責任。
　　
[14]摘自記者：《陳獨秀開審記》，載《陳獨秀被捕資料匯編》，第173頁。
　　
[15]參見濮清泉（濮德治）：《我所知道的陳獨秀》，載《陳獨秀評論選編》下冊，第351－352頁。
　　
[16]《陳獨秀自撰辯訴狀》，載《陳獨秀被捕資料匯編》（附錄），第212－217頁。
　　
[17]《章士釗辯護狀》，載《陳獨秀被捕資料匯編》，第180頁，183頁，184頁。
　　
[18]參見《陳獨秀被捕資料匯編》，第186頁。
　　
[19]轉引自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第430頁，433頁，439頁；及王光遠：《陳獨秀年譜》。
　　
[20]陳鐘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未刊稿；轉引自唐寶林：《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第200頁。
　　
[21]《申報》沒有發表陳獨秀的《聲明》。原件存於上海檔案館。
　　
[22]AB團：1927年初，國民黨右派在江西國民黨省黨部中組織名為“AB”的黨團。據AB團頭目段錫朋1931年4月15日在國民黨江西省黨部紀念周上說：得到中央命令，組織忠實同志並與共產黨奮鬥，因而由程天放、周利生、王震寰、洪軌等同志及兄弟組織AB團，取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爾什維克）縮寫為AB，“AB團”就成為“反布爾什維克團”。AB團包辦了國民黨省部、省政府及民眾運動。1927年3月，國民黨中央決定開除AB團為首的段錫朋、周利生二人黨籍，改組國民黨江西省黨部，AB團瓦解了。1927年4月2日，共產黨與國民黨人共同發動“四·二”事件，搗毀了國民黨江西省黨部，逮捕了三十餘人。AB團在組織上被徹底摧毀了。以後AB團的組織再沒有恢復。AB團只存在三個月。

改組派，全稱“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成立於1928年底，奉汪精衛為領袖，陳公博、王樂平、顧孟余、王法勤等為主要負責人。以改組國民黨為主要任務，反蔣介石同時反共。

第三黨：1928年春，部分國民黨“左派”和脫離共產黨的人，以及一些愛國反蔣人士聚集在上海，主要的人有：譚平山、章伯鈞、朱蘊山、鄭太朴等。他們成立“中華革命黨”，反對蔣介石的獨裁政治，又反對共產黨的武裝暴動、建立農村根據地的政策。故被稱為“第三黨”。鄧演達反對汪精衛的武漢政府鎮壓工農，出走蘇聯。1927年11月1日，鄧演達和宋慶齡、陳友仁在莫斯科發表宣言，譴責蔣介石、汪精衛扼殺革命，並提出組織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要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1930年5月回到上海。8月9日，鄧演達與中華革命黨人、以及贊同鄧演達政治主張的人士、國民黨人在上海召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成立大會（即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為繼續孫中山的事業，實現三民主義的社會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蔣介石的專制政治。1931年8月17日，鄧演達被蔣介石逮捕，鄧不屈服。1930年11月29日在南京被蔣介石秘密處死。“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亦被稱為“第三黨”。中共所指的“第三黨”主要是指譚平山的“中華革命黨”。1935年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改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抗戰後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亦被稱為“第三黨”。

社會民主黨：早年留法學生孫倬章曾組織過社會民主黨，不久，就煙消雲散了。中國有過無政府主義者江亢虎的“社會黨”。1911年7月10日成立於上海。提出“三無主義”──無宗教、無國家、無家庭的社會主義，宣揚個人主義。1913年8月31日江亢虎宣布解散社會黨。1924年6月再次組織社會黨。1925年更名為新社會民主黨。1927年江亢虎解散新社會民主黨。1939年江亢虎又打起社會黨名義加入汪精衛的“中央政府”。1940年江亢虎出任汪精衛南京國民政府的國務委員，考試院副院長，抗戰後被蔣介石逮捕入獄。解放後移押於上海提藍橋監獄。1954年12月7日病死於獄中。

中共文件提到的“社會民主黨”、“社會黨”，都不是江亢虎的“社會黨”、“新社會民主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都沒有屬於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存在過。1985年，中共福建省委經過調查，得出結論：閩西根本沒有“社會民主黨”，“肅社會民主黨”是冤案。
　　
[23]王明：《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而鬥爭》，《王明言論選輯》，第157頁，第208頁。
　　
[24]《肖克同志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黨史研究資料》，合訂本，第4卷，第401－409頁。
　　
[25]參見田琦、東霞：《江西蘇區初期的肅反與富田事變》，載《黨史研究資料》，合訂本，第4卷413－441頁。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4冊，第634頁。
　　
[26]羅漢：《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轉引自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第481頁。
　　
[27]1937年9月10日，毛澤東出席中常會，對對待托派份子問題，毛同張聞天致電林伯渠，全文如下：“請告羅漢，我們對待托派份子的下列原則：（甲）我們不拒絕同過去犯過錯誤而現在真心悔悟，願意抗日的人聯合，而且竭誠歡迎他們的轉變。（乙）在陳獨秀等托派份子能夠實現下列三條件時，我們亦願與之聯合抗日（三個條件即文內所述的）；（丙）至於其他關係，則在上述三條件實現之後，可以再行考慮。（注１）

（註１）1937年8月下旬，陳獨秀出獄，羅漢在南京會見葉劍英，說陳獨秀願回到黨的領導下工作。經葉劍英介紹，羅漢到西安。9月5日，林伯渠致電張聞天，說羅漢、李俠公要見張聞天，要求恢復組織關係。9月8日，張聞天，毛澤東覆電林伯渠，同意羅漢、李俠公去延安一談。後因大雨受阻，羅漢未去延安，於9月9日致電中共中央，提出五點建議和要求。其中提到請中央勸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回黨工作。9月10日毛澤東即同張聞天發出此電，說明中共中央對待托派份子的原則。後來，陳獨秀始終拒絕回答中共中央提出的三項條件。（《毛澤東年譜》，中卷，第19-20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8]《鬥爭》第2巷第9期，1937年10月2日出版；轉引自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第483-484頁。
　　
[29]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422-4231頁，東方出版社。
　　
[30]《陳獨秀評論選編》下冊（附錄）第217，224頁。
　　
[31]《為陳獨秀辯誣。傅汝霖等九人致本報函》，《大公報》1938年3月16日，載《陳獨秀評論選編》下冊，（附錄），第234頁。
　　
[32]康生：《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載《陳獨秀評論選編》下冊（附錄），第217頁。
　　
[33]《血路》週刊，1938年第12期，轉引自《後期的陳獨秀及其文章選編》第112-113頁。
　　
[34]濮清泉（濮德治）：《我所知道的陳獨秀》，載《陳獨秀評論選編》下冊，第378頁。
　　
[35]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華南支部機關報《戰鬥》第2卷，第2、3合刊：轉引自鄭學稼：《陳獨秀傳》，第1041-1042頁。台灣版。
　　
[36]王凡西：《雙山回憶錄》，第243頁。
　　
[37]轉引自鄭學稼：《陳獨秀傳》，第1043、1045頁。《共產黨幹部派對於托派清算舊帳之帳單》。從文句用語來看，不會是共產黨密令的原文，而是國民黨調查局改寫的文句。
　　
[38]王凡西：《雙山回憶錄》，第147-148頁。
　　
[39]韋瑞霖：《我對王公度被殺案的見聞》，載《廣西文史資料》第20輯。
　　
[40]閱羅征敬：《恢復俞秀松同志在黨史、團史上的地位》，載《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1輯：安志潔（原名盛世同，盛世才妹，俞秀松妻子）：《憶秀松》，載《革命史資料》總第7期，1987年8月出版。
　　
[41]王凡西：《雙山回憶錄》，第54頁。
　　
[42]《湖西肅托事件》載《重大冤案實錄》，第561-570頁，檔案出版社出版。
　　
[43]瞿秋白：《中國革命是甚麼樣的革命》，《布爾寨維克》第1卷第5期，《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第119頁。
　　
[44]1927年11月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第127頁，131頁。
　　
[45]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第152頁。
　　
[46]《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一版），第一卷第266頁、267頁。
　　
[47]摘自《陳獨秀評論選編》下冊，第141-142頁。
　　
[48]《詩人陳獨秀和他的詩》，載《新文學史料》，1994年第1期。
　　
[49]轉引自唐寶林《簡論中國托派》，載《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