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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托派党史
第十一章 共軍打敗國民黨軍。
托派中央對局勢估計錯誤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連續舉行十次會議，1月31日閉幕，通過：（一）《關於軍事問題協議》，（二）《關於憲章問題的決議》，（三）《和平建國綱領》，（四）《關於政治組織問題的協議》，（五）《關於國民大會問題協議》。會議規定，立即停止內戰，建立聯合政府，實行憲法，召開國民大會，共產黨軍隊改編為國民軍。
國民黨軍隊並沒有停火，而是繼續向共產黨佔領的地區發動大規模的進攻，撕毀了1月簽訂的停戰協定，及政協決議。7月，發動了全面的內戰，進攻華東解放區；進攻中原解放區，進攻普冀魯豫解放區，進攻東北解放區，進攻普綏解放區，進攻陝甘寧解放區。
1946年10月11日攻佔普察冀解放區首府、軍事重鎮張家口，國民黨一遍歡騰，蔣介石立即宣佈，於1946年11月15日召開國民大會。
托派對這個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發表聲明，抵制國民黨的國民大會，號召召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
1946年8月10日，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與馬赫爾將軍《聯合聲明》，宣佈「談判陷於疆局，調解困難」，軍調失敗。1947年1月29日美國退出執行停戰協定的軍事3人小組，撤出軍事調處美方人員。30日，國民政府宣佈解散軍事小組及北平軍調部。就是當國民黨在軍事上取得節節勝利，軍事局勢對國民黨有利的時候，以軍事調停來掩護國民黨軍的進攻，壓抑共軍的發展已無需要了。故此，美國退出軍調，拋棄了這個和平老人的偽裝。迫使共軍代表於2月21日撤離北平，退回延安。
1947年3月19日，國民黨軍攻佔了中共中央駐地延安，蔣介石揚言，在五個月內打垮共軍，一年內澈底消滅「共匪」。
當國民黨軍攻佔延安的時候，托派中央彭述之錯估了共軍的力量，認為共軍無能力佔領城市，佔領了城市也不能保持城市，沒有無產階級興起，無產階級領導農民軍隊，農民軍隊（共軍）不可能取得勝利的。彭述之只看到國民黨軍攻佔了一些解放區，佔領了幾十座城市，而沒有看到共軍在防禦戰中消滅國民黨軍的有生力量。從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共軍共殲滅國民黨112萬人，國民黨兵力從430萬人，減少到370萬，正規軍由200萬滅少到150萬。共軍用大量俘虜補充軍隊，還有大批農民參軍，共軍的兵力由120萬人增加到近200萬人，其中正規軍由50萬增加到100萬。167
1947年7月，共軍由防禦轉為進攻，由內線轉為外線作戰，共軍在南線北線轉入進攻，而國民黨軍則被迫由進攻轉為防禦。共軍劉伯承、鄧小平大軍渡黃河，在魯西南殲滅國民黨軍九個半旅，五萬六千餘人。8月27日進入大別山，開闢了大別山解放區。陳賡、謝富治兵團由山西南渡黃河，進入豫西向國民黨進攻。陳毅、粟裕的野戰軍，於8月自魯中地區進入魯西南向國民黨軍進攻。
正當共軍於1947年7月由防禦轉入反攻，由內線轉為外線作戰，渡過黃河，進入華北作戰，接連取得勝利的時候，1947年12月8日和1948年2月29日，托派中央常務委員會舉行兩次會議，討論國際和國內局勢。犀照、耀如、碧雲一致認為，中共不敢奪取政權，國民黨不能消滅它，有一個拖延二、三年的過程。在這二三年內，我們應加緊建黨。決定因素在於新黨能否在未來的浪潮中有力量影響它，領導它，走上革命的道路。認為中共要把中國變成東歐新民主主義國家，是不可能的。中共沒有一個社會主義政綱，所以它是沒有前途的。國民黨有美元支持，中共想在軍事上完全搉毀國民黨是絕不可能的。
事實證明，中央常務委員會的局勢分析與各種估計是錯誤的。初期，的確是共產黨並不打算用軍事力量來奪取政權，而是想以和平方式來實現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後來，和平談判無結果，國民黨軍不斷地向共軍進攻，共軍被迫反抗。當共軍在防禦作戰中軍力逐漸增強，在反攻中取得一個一個的勝利時，共產黨就下決心打敗國民黨，奪取政權。1947年10月10日，《人民解放軍宣言》：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組織聯合政府，懲辦以蔣介石為首的戰爭罪犯。當中常委討論時局時的1947年12月，正是中共在軍事上的轉折點，也就是中共下決心在軍事上打敗國民黨的時候。
從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共軍共殲滅國民黨軍152萬餘人，收復和佔領重要都會和縣城164座，人口3700萬。國民黨軍總數減少至365萬，共軍增至280萬。168
1948年下半年共軍發動了濟南、遼瀋、准海、平津四大戰役，這是共軍與國民黨軍決定勝敗的戰鬥。結果共軍取得勝利。共殲滅國民黨軍160餘萬人169。國民黨各地守軍紛紛起義。如：山東駐軍吳化文部二萬人起義，長春守軍曾澤生起義，鄭洞國投城，徐州地區守軍何基澧、張光俠起義，北平守軍傅作義投誠，北平和平解放。
在共軍取得重大勝利的時候，托派中央政治委員會於1948年11月11日通於了《最近國際國內局勢的新發展與我們的工作方向》的決議。決議指出：最近共軍的空前勝利國民黨慘敗，對內戰雙方應加以重新估計。我們過去對中共及其武裝的特質和階級基礎的全部分析，仍然保持全部的效力，但修正我們過去的某部分的見解。在這次共軍軍事勝利中，除了暴露國民黨政制的腐爛深度之外，值得注意的：（一）中共得到蘇聯移交的大批日軍武器及蘇聯給予的新武器、重武器，使中共能攻佔城市；（二）中共盡可能保存國民黨舊政制的一切現成機構和統治層，這就成為國民黨舊軍閥、官僚政客、土豪劣紳的避難所。
這樣就把中共軍事勝利，貶降為純粹的軍事和政治投機，連改良主義的氣味也喪失了。這種投機對中共未來的發展有如下的影響：一、中共的社會基礎擴大到城市中去，就包含農村和城市的全部矛盾了。二、中共對城市資產階級的遷就，就逐漸脫離農民的基礎而澈底屈服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變為國民黨第二，而他的武裝就變成為保護資產階級私有財產的工具；三、中共及其軍事機構只簡單地逐漸承受了國民黨的全部社會矛盾，沒有加以決定的變革，這就保證他在不久的將來迅速重蹈國民黨的腐化、反動和終於瓦解的過程；四、中共愈被中國民族的諸矛盾所束縛，它將愈難忍受克里姆林宮的反覆無常的指揮棒，中共被迫走南斯拉夫的道路；五、今後任何的重大歷史事變一旦引起中國社會階級矛盾的新緊張，必然招致中共內部的分解。在革命的條件下工農分子勢必與上層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上層領導分子發生分裂。在戰爭的條件下，所有在中共內部的資產階級軍閥政客將必然成為美帝進攻蘇聯的第五縱隊，在戰場上使中共陷於崩解或整個投降。
中國內戰假如得不到世界革命或中國第三次革命的及時干涉，便被命定要拖到第三次大戰中來解決。世界革命還沒有耗竭他的偉大潛力，我們今天更應加緊進行革命的準備工作。
托派在中共統治區繼續活動可能的條件：（一）中共無法解決矛有將造成不斷的不滿和分化；（二）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招牌給我們一付天然盾牌，可以進行托派活動。
由於工業南遷，未來政治經濟重心必然南移，華南的黨基礎顯然增加其特別重要性，華南組織同志應加緊進行鞏固和擴大黨的工作。
在這次中央會議上，尹寛批評彭述之對中共能夠打敗國民黨估計錯誤。我們應該支持共軍打敗國民黨軍，歡迎解放軍進城。尹寛的意見受到會上所有的人指責，說他投降共產黨。
以上的決議，可見，托派中央當共軍已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候，仍沒有作出正確的分析與估計，相信會劃江而治，南方偏安，更為嚴重錯誤的是：認為托派在中共統治之下能夠進行托派活動。
共軍已抵達長江北岸，威脅到國民黨政府所在地南京。共軍已處於絕對優勢，國民黨軍處於劣勢。在這樣的不利於國民黨形勢之下，蔣介石為了緩和局勢，於1949年發表了向共產黨求和的新年《文告》。中共對國民黨提出的和談，毛澤東於1月14日，發表聲明，提出和平八項條件來回答。第一條就是「懲辦戰爭罪犯」。早在1948年12月23日，新華社發表了的第一批以蔣介石為首的戰爭罪犯名單43人。只這一條，國民黨就無法接受的。在這樣有利於共產黨的形勢之下，共軍已能夠打敗國民黨勝利在握的形勢之下，共產黨是不用進行和談的。故此，提出國民黨難於接受的和談條件。
求和不成，蔣介石於1月21日，被迫宣告「引退」，由李宗仁為代總統。
中國革命共產黨中央政治委員會1949年3月20日通過的《我們對於國共準備重新和談的態度和主張》，認為內戰的局面「開始轉向公開的和談局面」。但是，國共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往後的破裂和重起戰爭仍是不可避免的。最後，中國將被迫拖進美蘇第三次大戰的浩劫中。」
托派中央仍然沒有看到中共即將取得全面勝利的形勢，內戰不會拖到美蘇第三次大戰中去解決；沒有看到中共接受國民黨提出的「和談」，因為需要休整軍隊，佈置渡江南下的兵力，一時未便發動進攻，於是，進行和談的。
托派中央要在國民黨統治地區，提出「打倒國民政府」；在中共統治地區，「進行有系統的托派宣傳鼓動。」托派仍未能在過去中共的反托、肅托事件中吸取經驗教訓，以為在中共統治之下，托派能夠進行活動。過了兩個月——1949年6月，托派中央改正了這個決定，指示在國內的托派組織停止托派活動。170
外界盛傳，共軍難於渡過長江天險，會劃江（長江）而治，共產黨為江北，江南為國民黨統治。這是低估了共產黨取得全面勝利的決心，低估了共軍的作戰能力。
2月5日，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遷往廣州。
一、共軍南下，托派應變
共軍很可能在短期內佔領上海，托派中央機關於1949年1月間遷往廣州。
中央南遷，上海成立江浙地區臨時委員會，管轄上海、江蘇、浙江三個地區的托派組織。江浙地區臨委錢川（書記）、劉毅、丁毅、楊博、籍雲龍（他不參加會議，單線聯繫），熊安東。後來，增加王國龍。黨團合併。出版內部刋物《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和共軍總司令朱德發布大進軍命令，共軍在江陰至九江以東分三路渡江南下，勢如劈竹。於4月23日解放南京，5月27日解放上海。武漢三鎮於5月16日和17日解放。4月24日共軍攻佔太原，5月初佔領大同、新鄉、安陽等地，解放了整個華北地區。山東省青島國民黨軍棄城南逃，山東全省解放。各地國民黨軍是兵敗如山倒，大勢已去，國民黨軍將領紛紛起義，投城共軍。
自1948年7月至1949年6月，共軍總共殲滅國民黨軍304萬人，攻佔了特別市、省會及縣城共482座。共軍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1949年9月25日，駐守新疆的國民黨軍陶嶹嶽部隊通電投城，新疆和平解放。綏遠省西部國民黨董其武部8萬餘人，於9月19日宣佈起義，華北地區全部解放。9月下旬，共軍進入廣東境內，國民黨軍逃往廣西及政府機關紛紛遷去台灣。10月14日廣州解放。
在廣州的托派中央機構於1949年3月間遷往香港。托派中央1949年6月定出應變措施：1.支持共軍追擊國民黨軍；2.解放後支持共產黨的一切進步措施；批評其錯誤的措施；3.省委以上的人員去香港，過去公開活動的人員去香港；4.停止托派對外活動；5.停止吸收新成員；6.組織成員採取單線聯繫，不發生橫的關係；7.黨團合併。
1949年10月1日，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於北京成立。
留在國內的托派組織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生活。
二、在共產黨統治下的托派
1949年9月，國民黨政府機關和國民黨軍隊南下到廣州的部隊倉皇撤出廣州，轉去台灣，而未能去台灣的部隊一部份退去廣西一部份跑去海南島。
托派廣州支部，省級以上的人員撤去香港，一部份廣西人員撤回廣西，留在廣州的人員實行黨團合併。
廣州支部遵照托派中央指示的精神，支持「三支運動」（支援前線，追剿國民黨部隊，支持剿匪，支持收繳槍枝）。前線已在廣西，廣州支部發出指示信，給在廣西的姜君羊和在梧州的廖真茹執行。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佈「土地改革法」，廣東實行土改運動，廣州支部支持中共的「土改」，保留「土地國有」的意見，有四個托派的學生團員參加了土改工作。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6月30日托派在香港的中央機關，通過決議支持北朝鮮反抗南朝鮮及美軍。廣州支部遵照托派中央的決議，支持抗美援朝運動。托派人員沒有機會參加志願軍去朝鮮作戰，在廣州的托派人員參加了抗美援朝的宣傳活動。
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全國進行「鎮壓反革命運動」。各地公佈了「反動黨團登記」。廣西把托派列入反動黨要進行登記，廣州沒有把托派列入登記名單。廣州支部支持鎮壓反革命，反對鎮壓托派。托派人員檢舉了一些國民黨和三青團的骨幹分子。
早在1949年10月中旬，在上海的江浙臨時委員會，為共產黨所破獲，臨委書記錢川、臨委劉毅、丁毅、王國龍，以及沈雲芳、胡振東、趙養性和周履鏘等人被捕。經過與他們談話，要他們以後不要再進行托派活動。171第二天就把他們釋放，錢川、趙養性扣留10天左右釋放。自此，江浙臨時委員會就停止活動了。
上海共產黨潘漢年派人通知鄭超麟，要他停止托派活動，自此，國際主義工人黨停止了對外活動。在廣西，南寧、桂林一解放，就立即逮捕托派人員，把他們關押起來。
195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在城市展開「三反五反」運動，托派廣州支部支持中共的「三反五反」運動，廣州一位青年團員，登臺批鬥犯有「五毒」的父親。
1951年秋廣州支部委員劉朝，發覺有人跟蹤，組織決定他立即回去中山谿角鄉暫避。他回到鄉下不久，就被捕了。劉潮被判15年徒刑，他死於獄中。
中山縣支部，在1950年夏被中共破獲，鄭鐵冷、張卓文、吳冷楓、鄭民興被捕，鄭鐵冷死於勞改場。在中山紀念中學教書的高翬沒有被捕。方立維在中山解放後參軍，1952年12月在軍隊中被捕。
1950年秋，在梧州的托派小組廖真茹、曾ｘ培、ｘｘｘ被破獲，三人被捕入獄。
1951年初姜君羊於湛江被捕。
1952年12月22日至1953年1月8日，全國統一行動大逮捕托派「一綱打盡」，所有托派成員，久已退出托派的人、同情者、青年團員，以及在1950年回國的人，全部被捕，全國被捕者有五百多人，一部分年青的團員及同情者教育釋放，被判刑的從三年到無期徒刑。有少部分人始終沒有判決，但與判無期徒刑的一起坐牢。
1956年減刑釋放了一些人。
1950年10月尹寬在安徽桐城家中被捕，1964年春押解上海市監獄，未判決，與鄭超麟幾個未判決的托派在一個小組。尹寬患有心臟病，調往8號監（病人監倉），醫生估計他只能活兩年，政府不想他死在獄中，釋放他回家。1965年8月18日尹寬女兒尹桂秀、尹龍珠到監獄接他回家。尹寬於1967年7月11日中風死於家鄉。
1964年春，把判處無期徒刑的和未判決的集中在上海市監獄。1972年10月及11月全部釋放出獄，改為在勞改場嚴密管制。1979年6月5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裁定：未判決的「恢復公民權」，已判決的「給予公民權」。解除嚴密管制，釋放回家。
自從1952年12月全國大逮捕托派之後，在國內已不存在托派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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