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1847年，当威廉·李卜克内西决定放弃到美国去过一种不但有个人自由，甚至过得很满意的生活，而决定投身到反对欧洲的封建专制主义和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去的时候，他二十一岁。二十五年以后，他已能在资产阶级-容克的阶级法庭面前，毫无愧色地宣称：“请你们称我为革命士兵吧！”（见本书第27页）从这以后又过了二十五年，他已经是国际工人运动先锋队中的老前辈了；那时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写道：“国际同盟提出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社会民主党国际万岁！’在向我们胜利地欢笑。看，他们——全世界的无产者们，联合起来了！看，他们在向我们欢呼！”（见本书第350页）五十年来为反对压迫与剥削、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为社会主义的未来所进行的从不停息的忘我斗争至此终于结出了果实。
　　倘若有人问，是什么使威廉·李卜克内西的生活道路得以始终如一，是什么使他在政治发展上这样直线上升（尽管也有过一些暂时的错误和走过一些弯路），那么回答是，正当他在革命的烈火中开始汲取经验教训的时候，他及时地找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两位无与伦比的导师，及时地找到了科学共产主义作为他以后生活的指南。这里的一些回忆录能证明这一点，而读者也能印证这一点。
　　在他几乎已是七十老人的时候，他在回忆录里记述他在1849年夏天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写道，“可是在这里，第一次有一个使我必须对他肃然起敬的人。He was a man！〔他是一个男子汉！〕现在我才知道了我该何去何从……”（见本书第192页）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他在别处提到了卡尔·马克思。他写道：“使我这样一个毫无阅历、渴求知识的年轻人有缘认识马克思并承受他的影响和教诲，这样的好运，是我万分庆幸的。”^[1]
　　在这种教诲中，威廉·李卜克内西逐步掌握了社会主义的科学。他成为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活跃的盟员。在马克思的影响下，他克服了残存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形成了自己先前还不十分肯定的见解，而终于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要使整个社会从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从而也就解放了无产阶级自己；并且树立了这样的观点，即工人阶级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必需有一个革命的政党。
　　其实，在伦敦的艰苦的流亡时期，李卜克内西决不只是马克思的学生和思想上的同志，他还成了他们家庭的亲密朋友，成了几乎每天必到的客人，成了他们最可信赖的知己。即便在六十年代初他回到德国之后，他们之间的直接接触已经很少了，他还仍然是马克思的挚友。在这方面不仅李卜克内西几十年来与马克思的从不间断的书信往来（当然也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通信）可以证明，而且他和马克思的女儿——燕妮与劳拉，尤其是和最小的女儿爱琳娜的终生友谊，也能佐证。这里选辑有不少篇，就是叙述到这种友谊，从而展示出李卜克内西之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与共和战斗与共的。
　　这方面的情况，尤其可以从李卜克内西所写的如何在德国为建立一个独立的革命工人政党而进行艰苦奋斗的通讯报道中可以看出。
　　他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憎恨，使他很快就识破了一些先前的“激进分子”（如奥托·布拉斯）或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袖们（如费迪南德·拉萨尔、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勾结普鲁士容克和总理俾斯麦的内幕。李卜克内西不受他们的迷惑，坚持“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2]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卡尔·马克思在为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所写的临时章程中宣布的。李卜克内西当时作为这个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群众性组织的先驱战士，用他的演讲和文章在德国发挥作用。
　　他先在柏林，然后在莱比锡，把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聚集在自己周围，向他们传播《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思想，特别是要他们认识到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有科学纲领的政党。他在莱比锡找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内他的最重要的同志——镟工师傅和工人协会职员奥古斯特·倍倍尔。他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白拉克以及其他一些经过战斗考验的工人领袖们一起创立了爱森纳赫派（即1869年在爱森纳赫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骄傲地称它为“我们的党”^[3]）。1870年，他领导爱森纳赫派的社会民主工党，和其他一些思想一致的同志们一起，肩并肩地对普鲁士军国主义进行了斗争，反对普鲁士掠夺法国人民的战争。1871年，国际主义者威廉·李卜克内西以社会民主工党的名义，声援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1872年，他作为爱森纳赫派的发言人之一，以及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的主编，被牵连到法律诉讼中去，在莱比锡刑事陪审法庭受审，而法庭的被告席却成了他和倍倍尔一起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讲坛。
　　可惜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回忆录只写到七十年代初的一些事件就中断了。1900年8月7日，威廉·李卜克内西逝世，他的回忆录也就无法继续写作。然而，他从事活动的最后三十年，却是他战斗生活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个时期。在这三十年中，他不仅与倍倍尔一起，并且从八十年代开始又与保尔·辛格尔一起，共同领导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时他还是一位公认的、受人尊敬的、革命的国际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因此在这里，将他最后三十年间的活动，概括地向读者作一介绍。
　　1872年6月中旬，李卜克内西到胡柏图斯堡受两年要塞监禁。他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学术研究与写作活动。在这段时间，除了发表一些文章之外，还完成了他的《人民外语词典》的第一稿。但是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李卜克内西在这段时间，通过他的妻子娜塔丽，从狱中给《人民国家报》出主意、写文章，对该报予以很大的支持。
　　获释以后，他就参与从事统一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1875年5月，在哥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工党和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合并。至此，德国工人阶级有了一个统一的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威廉·李卜克内西所作的贡献。当然，他也应对这次合并中的严重缺点，即在新的党纲中保留着错误的拉萨尔派的观点，负主要责任。李卜克内西在理论上的认识不足，使他不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草案中的大部分问题上对他所作的批评。但是由于“伦敦老人”及时地对他的态度进行有力的批评，他自己在以后的几年里却做了很多工作，使得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始终是由马克思主义这一派的势力决定政策，从而在革命实践中弥补了纲领中理论上的缺陷。也正因为如此，他作为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主编，才顶住了当时拉萨尔分子的顽固的反抗，在《前进报》上连载了恩格斯的―组论文《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变革》。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得到广泛传播，从而大大有助于在有阶级觉悟的德国工人中间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
　　1878年，随着非常法令的颁布，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自己的岗位上，经受住了这场严峻考验。虽然，由于法令禁止一切党报的发行，使他本来已有两个女儿、而他的续弦娜塔丽又给他生了五个儿子的众口之家，在物质上陷入了极其困苦的境地，他却从没有过片刻想到妥协的念头。他从帝国国会的讲坛上，揭发了俾斯麦警察国家的野蛮行径，并且预言，一切反对革命的工人运动的禁令和措施都是徒劳的。
　　他与倍倍尔一起，作为党的领导成员，参与建设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他帮助建立了地下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并代表党的领导机关对该报的编辑工作负责；同时通过他自己在报上发表文章，对报纸作出了重要贡献，使报纸成为党在反对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的斗争中和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最重要的堡垒之一。他的杰出贡献还在于使被禁止的党不久就懂得：在他们与剥削阶级的革命搏斗中，应当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把国会内的斗争与国会外的斗争结合起来。
　　李卜克内西对机会主义势力企图把党当作一种与统治阶级进行妥协的腐败的政治手段，并不总是立刻就能识破。可是，他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密切的书信往来，以及他与奥古斯特·倍倍尔牢固的友谊和合作，都始终能够帮助他在党内各种决定性的争论中，最终还是采取了革命的阶级立场。
　　当俾斯麦的警察统治于1881年也对莱比锡宣布小戒严时，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是第一批从他们的寓所被驱逐的人。李卜克内西暂寓在莱比锡附近的包斯多尔夫^[4]，以便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至少能在星期日来看望他。在那里，他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
　　但是，这些年的大部分时间，他是作为党的领导成员，在德国境内作宣传鼓动工作的旅行中，以及作为党的国会代表，在柏林和德累斯顿度过的。如果说，他从1867年至1871年就已进入北德意志帝国国会，那么他从1874年起直到逝世以前，就差不多一直担任着德意志帝国国会的议员（起初是由福格特兰工人，其后由奥芬巴赫和柏林的工人把他选进去的）。1879年至1885年，后来又从1889年至1892年，他都是萨克森邦议会的议员。他的坚定的阶级立场，他所受的广泛的教育，他的演说天才，以及他的革命热情，使他成为除了奥古斯特·倍倍尔以外，十九世纪最后三十余年德国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无产阶级国会议员。他深受工人们的信赖，却为容克与大工业家以及他们的仆从们所惧怕。
　　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内，威廉·李卜克内西也负责国际联系。他在几十年内所获得的国际威望，加上他的渊博的外语知识，使他特别适合担任这一工作。为了加强兄弟党之间的接触，为了在群众集会上介绍德国工人运动的经验，为了呼吁给正在进行非法斗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道义的声援，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出访法国和英国，经常到瑞士去，1886年还到过美国。他多年为法国、英国、波兰、丹麦、北美以及其他外国工人的报纸和杂志撰写文章。他协助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89年在巴黎建立了第二国际，并作为德国党的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所有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反对俾斯麦的非常法而进行十二年胜利斗争的英雄时代，也正是李卜克内西显露英雄本色的一个时期。在这时期里，党于1890年重新争得了合法地位，而“铁血宰相”则由于反对无产阶级遭到失败而下台，这些也可以说是威廉·李卜克内西个人的胜利。
　　在哈雷举行了党在德国重新取得合法地位以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李卜克内西从总结斗争经验中得出结论——迫切需要制订新的党纲。次年，即1891年，在爱尔福特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他为新党纲的制订作了讲演。由于恩格斯及时的不断的帮助，党必须采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新党纲中得到了反映。
　　1891年，李卜克内西一家迁居到柏林。李卜克内西在他的《青年时代》一文中提到，他离开莱比锡是多么依依不舍。“然而，服从党的利益是一个党员的最高准则。”（见本书第81页）在柏林，李卜克内西担任党的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领导，尽管这项工作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他却在党的工作的其他领域，即在口头宣传鼓动和新闻记者的工作中得到他自己精神上的寄托与最大的满足。
　　他忘记了岁月，年复一年地在德国所有地区的各种党的集会和群众集会上讲话。哪里需要在帝国国会里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揭露统治阶级的掠夺和侵略企图，那里就总是有他在场。没有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是李卜克内西不在会上发言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总是报告人之一，就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原则问题发言；他也常常就党在国际方面的任务发言。他始终为加强党的组织、维护党的团结作坚持不懈的努力，因而有时甚至低估了机会主义的危险，但是他的革命的基本立场则是坚定不移的。
　　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分钟，李卜克内西始终是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的激烈的反对者和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对妥协于剥削者的统治，或者任何一种使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国家一体化的主张，他都愤慨地加以驳斥。他已是七十高龄的老人，还被阶级的法律以所谓“渎君罪”判刑，而气宇轩昂地走向监狱。他最后一次于1900年7月28日在德累斯顿所作的伟大的讲演，如同以前无数次的讲演一样，是一次对德国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非人道政策的愤怒控诉。
　　威廉·李卜克内西非但是一个演说家，而且还是一个政论写作家。除了他的许多演讲被印成宣传社会主义的传单或载入刊物外，他还写了几百篇论著和文章，写了许多小册子，著作了好几本书。这些作品涉及到政治、历史和生活经历方面的各种题目，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学校与教育政策毫无疑问地受到他的重视，因为他毕竟终生是个教员！
　　他所写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传略，以及对其他一些科学共产主义创建人的回忆，诸如《什么是社会民主党和他们追求什么》、《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知识》、《纪念三月十八日》^[5]等，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方面，在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方面，在与阶级论敌进行论战方面，都起过极其卓越的作用。这些作品曾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好几种文字，特别是经常由布尔什维克译成俄文。我们知道，列宁曾称颂威廉·李卜克内西为社会主义群众领袖的典范，并对他的文章备加赞扬。
　　从重新发表在这里的几篇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出李卜克内西所有作品的特色，那就是具有一种极其生动的、绘声绘色的、富于形象的语言；这种语言能完全适合他作为宣传鼓动者的需要，深深地感染和激励读者。这些作品反映出李卜克内西对世界文学和世界历史（自然，也包括从丰富的战士生活中获得的重大的宝贵经验在内）有很深的造诣。他的文字里，冷嘲与热讽并见；既充满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革命激情，同时也有自我揶揄。
　　“Le style est l'homme même！”（风格即其人！）如果说，毕丰这句多次为人引用的话经常被用之不当，那末用于威廉·李卜克内西则是难得有的准确。他的作品，当然也包括他所写的回忆录，真实而确切地反映了一个为被剥削与被压迫的人民的权利、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热情战士的本质。他的作品向我们表明，威廉·李卜克内西确确实实终身是“一个革命士兵”。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

^[1] 参看《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6页。——中译者

^[2] 卡尔·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15页。——中译者

^[3] 参看《弗·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3月18日-28日，伦敦》，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卷，第3页。全句是“我们党经常地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中译者

^[4] 包斯多尔夫（Borsdorf）是莱比锡-德莱斯顿铁路线上的一个村庄。——中译者

^[5] 在世界历史上，1871年3月18日是巴黎公社成立之日；1849年3月18日是德国法兰克福议会通过帝国宪法之日；1848年3月18日是柏林人民起义之日。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都是威廉·李卜克内西亲身经历过的，并都与他的政治生涯有关，因而他撰文纪念3月18日，以此总结革命工人运动的经验。——中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