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儿子

　　由于我反对俾斯麦把年轻的社会主义运动用来当作他达到专制独裁和容克贵族目的的马前卒的企图，我被逐出了普鲁士，这样我在1865年年中就不得不为自己选择一个新的居住地、新的活动场所和新的据点。
　　我想到三个城市，汉堡、（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和莱比锡。愉快的青年时代的回忆把我引向莱比锡。那里的工人相当活跃，全德工人联合会就是依靠他们建立起来的。我希望具有自由思想的莱比锡分会不会拒绝我在那里逗留，并让我能在整个萨克森地区进行广泛的社会活动。但在我作出最后抉择之前，我想还是先去看一遍。
　　我是九月到莱比锡的，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以致我在刚到的第一天就下决心留在那里，而且以后也从未后悔过。没有比那个地区更有利的了。顶多除了汉堡之外，在德国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莱比锡那样受到社会主义学说如此大的影响。工人教育协会还存在，它主要是从事工人的思想教育工作。协会名义上是按照舒尔采-德里奇^[1]提倡的互助合作、鼓励储蓄等福利原则建立起来的，而实际上成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分会中的拉萨尔的反对派。那里思想活动非常活跃，正准备转变到社会主义立场。我到莱比锡的第二天，就立刻和协会的主要领导人倍倍尔会面。开始的时候，他们对我还有几分不信任，总以为在互不了解的情况下避免轻信要好一点似的。虽然他们并不怀疑我早已和施韦泽先生、贝克尔主席以及其他的拉萨尔派的领导人决裂了，但是他们还是认为我是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宗旨与目的来进行活动的。好在这种不信任的时间并不长。
　　那时候，倍倍尔作为一个“小小的镟工”还充分保持着他的“独立”性。不久，我和倍倍尔完全取得了一致，而且我在工人教育协会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会员中也找到了许多朋友。其中首先是克里斯提安·哈德里希，一位忠诚的战士和同志。我在他身上第一次遇到这样一种德国人的典型（我以后在萨克森的厄尔茨山脉和福克特兰特常常遇见这种类型的人），他们生动有神的褐色眼睛显示出明智和心地善良；由于祖祖辈辈的饥饿和营养不良，他们大都体质日益衰退而显得孱弱；他们脸部的表情呈现出痛苦的沉思和深刻的忧虑，仿佛经过亲身的体验和从受苦的人身上深深懂得了人世的艰辛。
　　他是哪一年到莱比锡的，我不知道。但是从一些偶然的谈活中可以看出，他是在1848和1849年间到那里，至少是路过那里，并且参加了当时“共产主义”色彩很浓的工人协会，或者至少与工人协会有了来往。我到莱比锡的时候，他已经是1861年成立的工人教育协会最能干的理事之一。当时工人教育协会设在“巴伐利亚饭店”，但在同年冬天搬到了骑士街。此后不久，哈德里希掌管了协会的总务。哈德里希的头衔是“管家”，但实际上正如别人开玩笑称呼他的那样，他是“协会的老大”。他成了协会的灵魂，一切思想行动都围着他转。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他是我的新交中第一个坦率表示赞成社会主义的人。
　　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当时还处在莱比锡资产阶级的襁褓之中。那时，莱比锡的资产阶级还能严格地奉行自由主义。不仅许多有名望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该协会的施主，而且莱比锡的市政当局也给予资助。
　　但是也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资产阶级曾像莱比锡的资产阶级那样，在精神上衰退得如此明显、如此迅速、如此彻底，而终于背弃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各种理想。1865年，当少数几个精明的人看到俾斯麦“革命”的阴影的时候，莱比锡资产阶级中还是民主精神占上风。这种民主精神是与1849年的五月革命^[2]一脉相承的；他们还沉浸在对五月革命依依不舍的回忆之中。在昔日的萨克森，对“犯人”施行一种“仁慈”的判决，不是用军事法庭立即执行的子弹去处死犯人，而是判处无期徒刑，使他们经过若干年的折磨之后，最终得到“赦免”。这种“犯人”在资产阶级社会圈子中很受人尊敬，他们是受人庆贺的蒙难者。而每一个来到莱比锡的外乡人，都照例由饭馆主人引到那“有可靠根据的”“犯人坐过的桌子”旁去入座就餐。我们就常常是上午和晚上都在那种桌子旁喝着冒泡沫的巴伐利亚啤酒，收集近百年来与“瓦尔德海姆”^[3]有关的史料。
　　激进主义倾向在那里达到无拘无束的程度。共和国被他们当作神来崇拜。他们眼中的魔鬼就是博伊斯特伯爵^[4]。实际上俾斯麦和他是一丘之貉。俾斯麦也是个正在得势而殚精竭力地偷偷挖着暗壕的魔鬼。博伊斯特和俾斯麦都想利用我们社会民主党。恰好拉萨尔又匆匆忙忙地表了态，于是他们两人都居然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好的“全权代表”。可是，1849年和其后“最黑暗的反动”年代中所发生的一切惨案，后来都归咎于博伊斯特。那时候，博伊斯特便被看成“反动的罪魁祸首”了。无穷无尽的愤怒和不满都倾泻到他身上，以致对普鲁士和奥地利政府这两个德国反动派的主要支柱，反倒觉得没有什么了。五月起义是由于普鲁士的帮助才被镇压下去的，没有普鲁士的帮助本来是不会失败的，这一点人们也似乎忘记了。而普鲁士的宣传机器却正好充分利用这种激进情绪，在普鲁士政府的默契下，通过萨克森的民族协会，尤其是通过比德尔曼教授，大肆鼓噪，致使自由资产阶级不久就把普鲁士看成是“德意志未来的国家”；而把奥地利连同它的妄想并吞普鲁士的博伊斯特一起，塞进了不孚众望的口袋。奥地利被当成了产生民族分裂和一切罪恶的根源。谁要是怀疑普鲁士的霸权意图，指责俾斯麦的活动，特别是他反对议会的行为，那末就会有人说：俾斯麦只是普鲁士太阳上的一个黑子，是暂时的现象，很快就会消失。这种观点甚至在工人中间也广为流传。从―开始我就不止一次地发现，那帮俾斯麦的卑鄙小人竟造谣说，我是受哈布斯堡皇室^[5]收买的。尽管这种谎言纯属无稽之谈，但一时却难以驳斥。
　　1866年终于出现了思想上的分水岭。在这之前，普鲁士派的头面人物比德尔曼教授，本来和大德意志派的民主主义者乌特克教授以及“四八年”的民主主义者罗斯梅斯勒教授一起，同时都在工人教育协会担任教员和讲课。但是一声炮响，俾斯麦的枪炮就把工人的合法权利和德意志同盟国会连同它的神圣的世界秩序统统化为乌有，从而也在“工人阶级的朋友们”中同引起了一场变革。到处响起了“不要普鲁士！”、“不要普鲁士的德国！”、“不要普鲁士，不要奥地利，要民主的德国！”的呼声。而资产阶级却越来越赞成俾斯麦（尽管他有容克的粗暴），把他视为金牛犊的偶像、未来的最高神父。在“兄弟之战”（普奥战争）期间，这种对普鲁士的同情表现得尤其突出，以致在尼古尔斯堡和约中，奥地利不得不接受一条著名的附带条软，保证对在奥地利犯有叛国罪的人实行大赦。
　　但是在工人和小人物中间却对俾斯麦的经济抱怨越来越多。这种抱怨从本质上讲有助于传播社会主义的原理。既不要普鲁士王朝，也不要奥地利王朝，盼望有一个“统一的和自由的德国”，这在劳动人民的健康头脑里无疑是十分清楚的。而资产阶级的犹豫动摇，正好直截了当地证明了，只有自下而上通过无产阶级的运动，才能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
　　事件接踵而来。普鲁士虽然打赢了这场事先早有准备的战争，但它必须顺从公众舆论，答应给予普选权和成立德意志帝国议会。这又使思想界热烈地活跃起来，产生了新的希望和趁热打铁的要求。我本人恰巧在这紧张的时刻被柏林警察当局逮捕了。指控我的罪名是违抗驱逐令，因为我是被驱逐后又回到柏林的，那是由于我轻信了新规定的北德意志同盟的共同国籍的缘故。最后，我被柏林的法官判处三个月监禁，这样就使我在1867年1月以前处于停止活动状态。不过在这期间，朋友们却没有停止活动。他们在所有萨克森有工人协会的选区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并且进行了极其活跃的鼓动工作。从监狱释放出来以后，我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沉痛的家庭不幸^[6]。为了设法忘却这—不幸，我就全身投入到这一斗争的漩涡中去……
　　动荡不安的、忙忙碌碌的几年过去了，我经历了与拉萨尔派的斗争和竞选活动，又在莱比锡工人协会担任过教学工作。在这几年间，工人协会统统纳入了社会主义的轨道。接着是更大的一次与法国的战争。看来这次战争要威胁到我们所花费的心血，使我们前功尽弃，可是实际上它却大大促进了我们的事业。这以后发生了莱比锡叛国案，最后是和拉萨尔派的合并。
　　在追求崇高目标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了比人们开头所敢于期望的还要多的成果。持续不断地奋斗，纵有坎坷不平，也要永远前进！这就是当时工人们心里产生的想法！有一次我对一位侨居在美国的德国同胞说，“如果德国工人不能恢复民族的荣誉，不能从这受人歧视的充满臣仆和走卒的国度中培养出社会革命和文化的先驱战士，那么我真羞于做一个德国人。”这番话居然激起了他的愤慨不平。
　　情况就是这样。
　　在我流亡回来之后，我的肺腑里充满了瑞士和英国的自由空气。当我看到所谓德国上流社会和有教养的人们中到处都是一片奴颜婢膝、卑鄙无耻的乌烟瘴气的时候，我真要被这些霉浊腐朽的空气窒息而死了。一辈子呼吸着污浊空气的人，自然不会觉得这种空气是如何有毒和如何散发着恶臭，必然会在其中渐渐地然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我又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呵！我一直在资产阶级的圈子中寻求支持，但是我找到的是麻木不仁、懦弱胆怯；要在他们身上积聚反对俾斯麦野蛮和腐败统治的战斗力是不可能的。这正好比在一根朽木上，不管我从哪里打进钉子，总是哪里都钉不牢。
　　工人们的情况就不是这样，那里是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像完好而坚实的木料，有着健康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来接受一切新事物，有坚强的实干能力，还有从不枯竭的精神力量！我们——倍倍尔和十几个最热心的协会会员，常常在晚上作完报告和结束讨论会之后，还要在哈德里希那里坐到深夜。我们畅谈一切，商讨和争论，自学到深夜，第二天晚上继续进行。要研究的问题层出不穷，常常是旧问题还没有谈完，新问题又提出来了，所以每天晚上都是接着头天晚上的内容。这往往使我回想起我的学生时代，那时候我们日日夜夜地讨论，有好几次一直讨论到第三天。我们讨论生与死的问题，讨论哲学、政治和社会问题。我的学生时代正是面临着一次巨大变革的四十年代中期，如今在莱比锡又重新出现了这种情况，只是眼前这次变革要比先前那次规模大得多。这不是少数人从事的工作，而是由许多人——照英国人的说法，也就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来从事的。

摘自《1896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 Neue Welt-Kalender für das Jahr 1899），1896年汉堡版，第68-69页。

^[1] 舒尔采-德里奇，即弗朗茨-海尔曼（Schulze-Delitzsch,Franz-Hermann,1808-1883），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任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德国合作事业的创始人，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反对拉萨尔派但仍站在资产阶级自由党立场的一员。他主张工人协会应以设立劳工银行，组织各种合作社等方式取得工人在经济上的独立为宗旨，对当时工人运动有一定影响；六十年代是进步党领导人之一。——中译者

^[2] 1849年5月3日，德累斯登的工人、大学生和民主的资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要求接受帝国宪法。他们把萨克森国王赶出城去，成立了革命的政权机关。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由于萨克森和普鲁士军队的绝对优势，起义于5月9日宣告失败。——出版者

^[3] 瓦尔德海姆（Waldheim）为萨克森监狱所在地。

^[4] 博伊斯特伯爵，反动政治家，历任萨克森和奥地利的内阁大臣，是工人运动的死敌。见本书人名索引。——中译者

^[5] 哈布斯堡皇室是日耳曼皇室一支，即奥地利皇室。——中译者

^[6] 1867年5月29日，李卜克内西的第一个妻子埃内斯蒂纳去世。——出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