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无悒悒不乐”

　　我和马克思第一次作较长的谈话，是在上面提到的那次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1]组织的郊游时相见后的第二天^[2]。郊游的地方自然不便深谈，于是马克思邀我第二天到协会会员们相聚的小酒馆去，届时恩格斯也会到那里去。
　　我到得比约定的时间略早一些。马克思还没有到，但是我遇到好几个旧时的熟人。我们正在热烈谈论的时候，马克思拍拍我的肩膀，亲热地同我打招呼，并说恩格斯在楼下私人谈话室里，在那里我们可以谈得更随便一些。我不知道这个私人谈话室该是什么样子，只觉得我仿佛马上就要面临一次“大”的考试似的，不过我还是很镇静地跟着他去了。马克思给我的印象仍然像头一天那样的和蔼可亲。他有着一种能使人信赖的素质。他拉着我的手臂，把我引进那间私人谈话室。其实，那是一间酒馆老板（也许是位女老板？）的私人房间。恩格斯已经自个儿在那里倒好了满满一锡壶深褐色的黑啤酒。他立刻愉快地开着玩笑接待我。
　　不一会，艾米进来了（艾米〔Amy〕是酒馆里那位敏捷的女侍者，她的名字跟我们德国的Emma相近，所以流亡者们有时也就称她为Emma〔爱玛〕。不久我还进一步听说，她嫁给了我们贝克尔军团的一个同志）。我们要了一些喝的和吃的“东西”（在我们流亡者中间，解决肚皮问题一直占着重要的位置）。转眼工夫，啤酒便拿来了。我们坐下，我坐在桌子的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着我。坚实的桃花心木桌子，发亮的白锡啤酒壶，起着泡沫的黑啤酒，配有调料的地道的英国牛排，逗人发瘾的陶质长烟杆——一切是如此的安逸舒适，使我不由得感到好像置身在狄更斯所描写的英国生活之中。但是我面临的毕竟是一场考试！而且此刻已经开始。
　　谈话渐渐活跃起来。我不久就发现我的两位主考人事先已经了解过我。1848年夏天，我曾经给黑克尔在穆腾茨主编的《人民之友》报^[3]，写过一篇较长的关于六月战役的文章（1848年6月的悲剧成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读过我的那篇文章，并且对我开始加以注意。我是一年前在日内瓦才见到恩格斯的，在此之前，我同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有过私人的交往。马克思的著作我只读过他在巴黎《年鉴》上发表的那些文章和《哲学的贫困》一书。恩格斯的著作我只读过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1846年便是共产主义者的我，只是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之后，也就是在与恩格斯见面不久以前，才设法得到了《共产党宣言》，虽然我早已听说过这本书，并且早已知道它的内容。我很少能看到《新莱茵报》。在它出刊的十一个月中，我不是在国外就是在狱中，或者在志愿军的动乱的“狂飚突进”的生活中。
　　我的两位主考人本来怀疑我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情绪和“德国南方人的温情”。因此我对人对事的不少见解，都受到他们尖锐的批评。但是在有的事情上，我也成功地消除了他们对我的怀疑。比如我向他们讲了我在巴登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怎样给我带来了不幸的遭遇。那时正是第二次起事（即司徒卢威暴动）之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伦坦诺拒绝在刑事陪审法庭上为我进行辩护，尽管我们为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因为我不愿否认我的共产主义信仰，而在法庭上我是要被控犯有叛国罪以及其他各种罪名的。也正是这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伦坦诺，两个月后又把我送进了拉施塔特要塞的地牢（当时正值起义进行之际，有人向他告发说，我正在策划对他进行政治谋刺）。事后，他的朋友黑克尔还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责备，因为他没有把我交给军事法庭集体处决。
　　总的说来，考试进行得不算太坏。话题渐渐转到其他事情上去了。不多一会儿我们便谈论起自然科学来。马克思嘲笑欧洲得胜的反动势力，它们幻想革命已被窒息，而没有想到自然科学正在准备一次新的革命。蒸汽大王在前一个世纪中曾扭转乾坤，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末日，将被另外一种更大得无比的革命力量——新兴的电力取而代之。这时，马克思异常兴奋地告诉我说，几天以前在瑞琴特街上展出了一部牵引列车的电力机车的模型。他说：“现在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但是这件事的后果却是难以预料的。经济上的革命出现以后，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一场政治上的革命。政治革命只是经济革命的一种表现而已。”马克思在谈到科学、特别是力学的这种进步时，他的世界观，即以后人们所称的唯物史观，表达得如此清楚明白，如果说我在这以前还保留有某些疑虑的话，那末此时此刻它们就像积雪取样在春天的阳光下融化消失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回家。我们谈着，笑着，喝着酒，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当我上床睡觉时，太阳已高高悬在天空。可是我没有躺很久，因为我怎么也睡不着，头脑里回想着我所听到的一切，那汹涌起伏的思潮终于驱使我走到街上去。我急急忙忙跑向瑞琴特街，想要看一看那个模型，那个当代的特洛伊木马^[4]。资产阶级社会在自寻死亡的眩惑中很高兴地，像从前的特洛伊人那样，把它引进到自己的依利翁城，结果是木马给它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毁灭。Essetai hemar^[5]——使神圣的依利翁城毁灭的日子将必定会到来。
　　在陈列模型的玻璃橱窗前簇拥着密密麻麻的人群。我挤进人群，亲眼看到了机车牵引着列车正在欢快地绕着圈子奔跑。
　　那时是1850年7月初，而今已是1896年4月初。四十五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可是还没有出现由电动机车驱动的火车。虽然一些小小的有轨电车和其他的一些机器是借助于电的发明才得以产生，但总的说来，影响不大。划时代的发明纵已出现，但是人们完全能驾驭电力并用它来操作人的艰苦劳动和取代蒸汽大王的宝座，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切革命都不是易如反掌地就能完成的。只有在那些诳人的政治戏言中才把革命说成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而且也只有那些盲从得出奇的轻信者们才会去相信。谁要是认为自己能预报革命，那末他往往弄错日期……
　　当我在这里叙述了我是如何认识马克思之后，我也想马上追叙一下，我曾是怎样没有认识马克思的，也就是说，当革命的铁扫帚把我扫到他的身旁时，我曾怎样错过了认识马克思的机会的。
　　也许只差一点儿，我本来就可以在1848年2月，亦即二月暴动之后遇见到马克思的。我事先真没有料想到，我们当时只相隔百步之远。那是在我得到巴黎街头爆发斗争的消息之后，我从瑞士，确切地说是从苏黎世，匆忙赶到巴黎的时候。尤利乌斯·弗吕贝尔把我介绍给海尔维格，我也立刻找到了海尔维格。这位“铁云雀”正忙于装备德国志愿军团。当时有一种想法，要把共和政体从法国移植到德国。这种想法对我这个还不满22岁的靑年人的头脑来说，是最美妙不过的，于是我就轻率地参加了这种冒失行动。
　　当我正在走向这种泥潭的时候，却有一个更为睿智的人在暗中看得很清楚，并且竭力要防止这种愚蠢的事情发生，因为他十分明白，这种组织“外国人军团”从而想把革命输向外国的计划，完全是出自法国共和派的资产阶级之手。而法国资产阶级人为地掀起这一“运动”，则是出于双重的目的，即一方面他们可以把那些不安分的分子除掉，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中把构成竞争威胁的外国工人排挤走。识破这个机关的人便是马克思。可惜我当时正处在兴奋激动的漩涡中，不知道他的存在。如果我当时知道这些背景的话，那末海尔维格在招募志愿兵的时候，也不会把我再招进去了，话又说回来，当时我是没有遇到马克思，如果我遇到了他，那末毫无疑问，他会把我拉到他当时的活动中去。这样，我就不是到德国南方去，而是到普鲁士的莱茵河流域去了，也许还会参加到《新莱茵报》的编辑部去呢。当然，这一切也只是现在说说而已，在当时都没有成为现实。事实是我们在那以后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初次见面的。
　　当时我在巴黎还错过机会认识另一个人，而且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虽然我当时知道他在巴黎，但是我并没有去结交。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我欣赏他的诗，但是有两件事使我下不了决心去拜访这个“反动派的佣兵”，一件事是他领受路易-菲利普的恩俸，另一件事是他为奥格斯堡的《总汇报》^[6]撰写文章。这两件事当时在我眼里看来（当然这是透过资产阶级的革命浪漫派的有色眼镜看的）简直是犯了滔天大罪。可是事后我真是后悔莫及！我竟失去了这样一个时不再来的机缘。而命运总是这样嘲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在以后也成了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记者……
　　再说说我们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的郊游吧！倘若我能活到一千岁，我也不会忘记那些情景。汉普斯泰特荒阜是在樱草山的那一边。不住在伦敦的人也都从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的人物那里熟悉了那个地方。它的大部分今天仍然是一片荒地，没有房舍，到处是幽谷山岗，丘陵地上遍生着金雀花和小树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信步遨游，而不必担心遭到神圣的财产守护者的阻拦，不会因为“非法侵入”（"trespassing"）而罚款，也就是说，不会由于未经许可而闯入别人领地而受到处罚。直到今天汉普斯泰特荒阜仍然是伦敦人远足最爱去的地方。每逢天气晴朗的星期日，到处是穿着黑色礼服的男人和衣着鲜艳的妇女，他们特别喜爱试试出租的驴子和马匹的耐性，其实那些驴子和马匹本来就够耐性的了。四十年以前，汉普斯泰特荒阜比今天要大得多，也天然原始得多。在汉普斯泰特荒阜上欢度一个星期日，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快乐和享受。孩子们在事前一星期就经常谈论它了。我们成年人——年纪大的和年纪轻的^[7]——也一样高兴。
　　甚至到那里去的行路过程中，我们也像过节似地愉快。姑娘们都善于走路，她们走起路来就像猫儿那样的轻快和不知疲倦。从马克思所住的第恩街（离我所寄居的教堂街只隔几步远）出发到那里去，差不多要用一个钟头零一刻钟。一般我们在上午近十一点钟时就起程了。但常常要比这个时间更晚一些，因为在伦敦，人们不习惯早起；等到一切准备就绪——把孩子们打扮好，把篮子里的食物整理好——不少时间也就过去了。
　　说到那个篮子，它又好像出现在我眼前一般。它在我“想象的眼睛”面前显得如此生动，如此真切，如此诱人，如此地使人垂涎，使我觉得跟昨天看到时一样，还挂在琳蘅的手臂上似的。
　　这个篮子就是我们的食品仓库。当一个人有一个强健的胃而衣袋里又没有一些必需的零钱时（大笔的钱在当时更是谈不上了），他就全指望这个篮子里的食物了。好心肠的琳蘅非常清楚这一点。她的胸中有着―颗同情的心，同情那些经常挨饿而总觉得吃不饱的客人。在汉普斯泰特荒阜度星期日的传统食物中，主要是很大一块烤牛肉。琳蘅从特利尔城带来的那只手提篮子，在伦敦人看来大得不同寻常，简直成了一个圣品的珍藏所，有时甚至成了一个神龛。篮子里除了牛肉之外，还盛有茶叶和砂糖，偶尔也有一些水果。面包和奶酪是在汉普斯泰特荒皁现买的。那里有一些像柏林那样的公园小吃店，可以从店里借到餐具，买到热水、牛奶、面包、奶酪、黄油和啤酒，还可以买到当地盛产的小虾小蟹（长臂海虾或海蛛蟹）、凉菜和牡蛎。这当然要看各人的需要和财力如何了。然而在一个短时期里小吃店内却买不到啤酒。因为那些在家里和俱乐部里堆满了世界上各种美酒、天天欢度节日的伪善的贵族阶层，想通过星期日禁卖啤酒来提高平民百姓的伦理道德。但是当伦敦人一旦肚子受到亏待，便不能容忍这种恶作剧了。这个法案实行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成千上万的人走向海德公园，向着那些坐着马车和骑着马匹悠闲漫游的虔诚的贵族老爷和太太小姐们雷鸣般地呼喊，讥讽说：“Go to church！"〔“做你们的礼拜去吧！”〕从而使那些道貌岸然的老爷太太们惊恐万状。下一个星期日，二十五万人变成了五十万人，“做你们的礼拜去吧！”的喊声更激愤了。第三个星期日法案便废除了。
　　我们流亡者尽力支持这个在“做你们的礼拜去吧！”的呼声下进行的革命。马克思在这种大声疾呼的场合显得太兴奋激动了，险些被一个警察抓住而送到警察局去。幸亏我们那些竭力鼓吹啤酒益处的热烈谈话感化了那位勇敢的法律维护者。
　　如上所述，伪善者们的恶作剧并没有持续很久。除了极短暂的停售酒时期外，每逢星期日我们沿着毫无遮荫的大路去汉普斯泰特荒阜郊游时，一想到在那里可以喝到清凉的啤酒，就欣然自慰了。
　　出游路上行走的次序通常是这样的：我和两个小女孩走在前面当先锋。我们一会儿讲故事，一会儿做自由体操，一会儿采野花，那时野花并不像现在这样稀少，我们后面是其他几个朋友，接着就是我们这支队伍的中军——马克思夫妇和某一位需要更多照应的星期日来客。在他们后面便是琳蘅和最感饥饿而帮着她提篮子的某些人；如果出去的人较多，他们便分敢在队伍的各个部分。当然这一列队伍行军的次序可以根据各人的情绪和需要进行变换，这是我毋需多说的。
　　到达汉普斯泰特荒阜以后，我们首先要找一个适于落脚的地点，并且要尽可能考虑到那个地点便于得到茶水和啤酒。
　　但是在吃喝完毕之后，旅伴们无论男的或女的，就各自去寻找最舒适的地方躺一下或坐一会。如果不想小睡，每个人都从衣袋里把来时路上买的星期日报纸拿出来，等孩子们很快地找到了玩伴，在金雀花树丛后面捉迷藏的时候，我们便开始读报和谈论政治了。
　　为了使这种恬静的生活起点变化，于是就掺杂进赛跑、摔跤、投石头和其他的运动。有一个星期日，我们在附近发现了一棵果实已热的毛栗树。“让我们看谁打得最多！”有一个人叫道。于是一声欢呼便干了起来。摩尔发狂似地打着，可惜从树上打毛栗子他实在不是能手。不过他也像我们大家一样毫不倦怠。直到最后一颗毛栗子在胜利叫喊声中到手之后，我们才停止了炮击。后来马克思有八天的时间右臂痛得不能动，而我的情况也并不比他稍稍好些。
　　最开心的事是骑驴子。大家发疯似地笑呀，喊呀！一派滑稽有趣的情景！马克思很会逗趣。他的骑术很糟糕，却又大肆夸口说他对骑术很有造诣，这就使我们更乐了。他所谓的造诣就是指他在学生时代曾上过几次骑术课（恩格斯说，他总共只上过三次）；还有就是他在曼彻斯特的时候，曾经和恩格斯一起，千载难逢地骑着马出去过一次。那是骑着可敬的罗辛纳提^[8]、那匹马也许就是老弗里茨^[9]有一次送给可敬的格勒特的那匹驯羊般的温和的老母马的曾孙。
　　我们在从汉普斯泰特荒阜回家的路上总是很愉快的，虽然一般说来，回家路上的欢快之情不及来的时候。我们用黄连树下操琴的幽默来驱散心头的忧郁。尽管我们有很多闷闷不乐的理由，但是流亡者的惆怅与烦恼对我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人开始抱怨，我们就立刻郑重其事地提醒他，要他记住自己的社会职责。
　　回家路上的行军次序与出来时不同。孩子们跑了一天疲倦了，便与琳蘅在一起作殿军。篮子空了，琳蘅走起来也轻快些，便能够照顾她们了。我们总是爱唱歌，不过政治性的歌很少唱，大多唱的是民歌；尤其是感情洋溢的歌和关于“祖国”的“爱国”歌（这并不是瞎说），例如“噢，斯特拉斯堡！噢，斯特拉斯堡！你这个无比美丽的城呵！”这首歌我们特别喜欢唱。或者孩子们给我们唱黑人歌，甚至配上黑人的舞蹈——如果她们疲倦的腿已歇过来一些的话。一路上不许谈政治，也不许谈流亡者的困苦。相反，我们对文学艺术却谈得很多，这时马克思就有机会显示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了。他会成段地背诵《神曲》，而且几乎能把它全都背出来。还一场一场地背诵莎士比亚的剧词，这时，对莎士比亚素有研究的夫人就常常替代他。如果马克思兴致特别高，他就给我们模仿赛德尔曼^[10]如何演《浮士德》中的靡非斯托。马克思非常欣赏赛德尔曼，当他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在柏林看过赛德尔曼的演出，并听到过他的事迹。《浮士德》是马克思最喜欢的德国诗剧。我认为他朗诵得并不很好，有些过分夸张。不过他总能抓住中心意思，而把它始终正确地表达出来。总而言之，他表演得很成功。他能一口气念出那些稀奇古怪的诙谐的台词而又充分进入角色，深刻地掌握魔鬼这个角色的精神境界。
　　两个小女孩^[11]中，较大的一个就是小燕妮（杜西，即现在的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夫人当时还未出世）。小燕妮和她父亲长得一模一样，尤其是她的黑眼睛和前额。有时候她会处于预言家似的神秘的激奋状态，像神巫召来了“神灵”一样，眼睛炯炯发光，口中念念有词，而所说的常常是最离奇的幻想。有一次，我们在从汉普斯泰特荒阜回家的途中，小燕妮又开始念念有词起来。她讲的是各种星球上的生活，并且把它们编成了一首诗。已经失去了几个孩子的马克思夫人对这感到忧虑不安，认为孩子这样早熟是一种病态。库尔说她是在胡思乱想，而我则把已从预言的梦幻中清醒过来并且在身旁嬉笑雀跃的“小神巫”指给她看——小姑娘是十分健康的。
　　随着两个小姑娘的逐渐成长，这种星期日远足的性质也有所改变。不过为了照顾小辈们的兴趣，每次郊游总有年轻人喜爱的项目。
　　总而言之，我们在那流亡生活最凄楚的日子里，常常是非常开心，而并无悒悒不乐。这当然首先得侥幸没有饿死才行。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往往用得上英国设菲尔德的工人们常说的一句俗话：A short Life and a merry one.〔活的日子不多，也要活得快乐。〕谁去想到死呢？Never say die！〔千万莫说死的话！〕死是没有价值的。因而我们常常纵情欢乐，景况越坏越洒脱。医治无情的苦难的唯一良药是欢笑！谁要是为苦难而惆怅，那他就可以说是被苦难制服和吞噬了。可是苦难一遇到轻松愉快的欢笑声，就会像魔鬼听到鸡啼一样地跑掉。
　　这是我向大家推荐的一个良方，只要世界存在一天，它就始终是一副灵丹妙药。我们从来没有像那个处境最困难的时候那样笑得那么多。
　　而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并不都是苦中作乐！
　　有时候甚至会重新干出那种大学生的恶作剧来。有一天傍晚，埃德加尔·鲍威尔（他在柏林时就和马克思认识，后来虽然马克思写了《神圣家族》一书批评他，他还没有同马克思翻脸）从他在海格特的幽静住地“进城”来，请马克思和我一起去进行一次“喝啤酒漫游”。问题是：在牛津街和汉普斯泰特路之间，有着数不尽的小酒馆，要是遇到每个酒馆都进去喝“一点”，哪怕是极有限的“一点”，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然而我们还是无所畏惧地出发了，而且顺利地到达了托登汉姆大院路的尽头。那里有一个酒馆传出了响亮的歌声。我们走了进去，才知道原来是共济会（一个遍布英国的资助病人和免费办理丧葬事宜的慈善团体）的会员们正在举行宴会。我们遇见几个“及时行乐”的人，他们立即以英国人的殷勤好客态度把我们这些外国人邀请到一个房间里去。我们兴致勃勃地跟着进去。谈话的内容自然是涉及政治方面的，因此他们立刻发现我们是德国流亡者。这些英国人纯粹是些善良的小市民，为了博得我们的欢心，竟把大肆漫骂德国的侯爵和俄国的容克视为他们应尽的义务。“俄国”的容克其实应该是普鲁士的容克。在英国，经常把Russia〔俄罗斯〕和Prussia〔普鲁士〕相混淆，这不仅仅是由于这两个词相似的缘故。开始时一切都好。我们不得不频频举杯，时而接受别人的祝酒，时而回敬别人，一干而尽。
　　可是突然发生了一件料想不到的事。
　　“爱国主义”有时简直是一种毛病。即便一个理智的人，一旦到了外国，也可能传染上这种毛病。在国内，由于到处看到各种卑鄙庸俗的事物，所以每一个尚未变得头脑麻木和脊椎弯曲的人还都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来抵御那种叫做沙文主义或侵略主义^[12]的政治眩晕病。可是一旦染上了那种病的人，他们往往嘴上借用上帝的名义，眼睛射出虔诚的光芒，那真是危险之极了。
　　莱辛曾经说过：“我在萨克森赞美普鲁士，我在普鲁士赞美萨克森。”这是一种最常见的人们的“爱国主义”心理。这种爱国主义试图在国外通过某些美化祖国的事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虚假的）来弥补祖国的缺陷。我很早以前就因为实践莱辛的这句话，而受到我青年时代唯一的一次殴打，也就是在国外因为爱国主义而遭到的袭击。那是在瑞士，有一次在苏黎世的“海弗莱”酒馆里，当有人把德国骂得不成样子的时候，我忽然跳起来对那些先生们说，“你们别再骂德国了。你们应该为德国的深重灾难感到高兴，因为瑞士的存在应该归功于德国的深重灾难。一旦德国清算起旧帐，那边的意大利和法国也清算起旧帐，那末瑞士就不复存在了。瑞士的德国部分将归并到德国，瑞士的法国部分将归并到法国，意大利部分也将归并到意大利去。”我当时阐述的是一种相当唐突的未来的政策。但那是由于“疯狂”的一年把我的爱国主义激发起来了。我的言论没有博得什么同情，这一点我从听众们的阴郁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我遭到激烈的反驳。这时候谈话也就渐渐地停息下来。而且天色已晚，我便动身回家。在我住宅附近的“船埠”处，突然有几个人向我走来，转瞬之间伸过一条腿把我绊倒。当我摔倒在地还没有重新站起来时，狠狠的拳头已落在我的身上。随后，这些袭击者扬长而去。我一直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毫不怀疑，一定是由于我在“海弗莱”酒馆里的那一番爱国主义的言论，才招来了这一帮匿名人士的一顿痛殴。
　　而此刻在伦敦，在憨厚的共济会会员身旁，我和我的两位“失去祖国”的同伴又陷入一种与当时完全相似的情景。埃德加尔·鲍威尔由于听到一句不顺耳的话，便立即调转矛头，嘲讽起那些英国的势利鬼^[13]来。马克思也发表了一通热情赞扬德国科学和音乐的演说。他说，没有一个别的国家能够产生像贝多芬、莫扎特、韩德尔、海顿这样的音乐家。而英国人呢，他们未曾有过什么音乐。他们一向是完全倚仗着德国人的。只不过到了今天，德国人由于政治和经济上落后不堪的状况，才受到大大的阻碍而没有取得实际的进展。然而尽管如此，德国人仍然走在所有其他民族的前列。我还从未听到过他英语说得如此流利。至于我自己，也用激烈的言词发表了一通见解（有些所谓的见解和看法其实也是极为荒谬的）。我说，英国的政治状况并不比德国好一丁点儿，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德国人知道我们国家的状况是miserable〔悲惨的〕，而英国人却不知道从何处看到光明。我们在政治知识方面实在要比英国人强得多。
　　我们好客的朋友们的脸色阴沉下来了，情形很像当年在“海弗莱”酒馆里一样。当埃德加尔·鲍威尔还想用更尖刻的言辞针对英国人的cant〔巧言令色〕加以讽刺的时候，人群中已发出轻轻的咒骂声：Damned foreigners！〔该死的外国佬！〕紧接着骂声愈来愈响。有人怒气冲冲说着威胁的话，有人在空中挥舞着拳头。我们也非常知趣，不再硬充好汉，而随机应变，下决心撤退；虽觉有点尴尬，但也只好忍耐。
　　这会儿，我们对于“喝啤酒漫游”已经厌倦了，为了发泄一下纵情欢乐的欲望，我们开始长距离竞走，一直到埃德加尔·鲍威尔在一堆铺马路的碎石子上打了一个趔趄。“乌拉，这可是个好主意！”他回想起了大学生时代的疯狂的恶作剧，便拾起一块石子，只听得“砰！”的一声，煤气路灯霎时发出玎玲铛锒的声响，玻璃碎片四溅。完全是一场瞎胡闹。马克思和我也不甘落后，我们打碎了四盏或五盏煤气路灯。这时候约莫是凌晨两点钟光景，街道上空荡荡。但是这种玎玲铛锒的声响引起了一个警察的注意，他果断迅速地发出一个信号给他所辖地区的其他警察。立刻从四处传来回答的信号。情况非常危急。我们观察了一下周围地形，幸亏这地区是热悉的。我们在前面奔跑，三四个警察在后面遥遥紧追。我先前从未想到过马克思竟是如此敏捷机警。这样拼命地追赶了几分钟之后，我们拐进路旁的一条小巷，再穿过那里的一条“林荫道”，其实也就是两条马路之间的一个“庭院”。我们从那里奔跑着绕到了警察的后面，让他们看不到我们的影踪才算脱了险。他们没有记下我们的相貌特征，而我们也不再闹下去，各人回到了自己的家。
　　我在马尔堡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次类似的险遇，可是对我和我的同伴们来说，结局都没有像这一次这样顺利。那一次我虽然没有被当场抓获，但事后却吃了不少亏。
　　可是这一次在伦敦，人们对德国大学生的恶作剧根本不了解，因此事情也就不像在马尔堡、柏林或者在波恩那样地被严肃对待。我必须承认，当我第二天早晨（不，那已经是中午）醒来时，我真高兴极了，因为我还在自己原来的房间里，而不是跟“神圣家族”的成员埃德加尔·鲍威尔和未来的《资本论》作者马克思一起蹲在伦敦的警察局里。此后每逢想起那次夜间的历险我们总要大笑起来。

摘自威廉·李卜克内西：《纪念卡尔·马克思——生平与回忆》（Karl Marx zum Gedächtnis.Ein Lebensabriß und Erinnerungen），1896年纽伦堡版，第28-31；33-34；69-74以及81-85页。参阅《摩尔与海军——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Mohr und General. Erinnerungen an Marx und Engels），1964年柏林版，第48-52，54-56，110-117以及128-134页。

^[1] 指1840年由卡尔·沙佩尔、约瑟夫·莫尔等人在英国伦敦建立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1847-1850年以及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马克思对该协会起决定性的影响。——中译者

^[2] 指1850年5月中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组织的夏季郊游活动，在那次郊游中，李卜克内西第一次会见马克思。——出版者

^[3] 黑克尔（Hecker），见本书人名索引：穆腾茨（Muttenz），德国一地名；《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中译者

^[4] 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故事。传说希腊人围攻特洛伊城九年不下，乃将精兵伏于一匹大木马腹内，置城外营房内，佯作退兵。特洛伊人把木马移到城内。夜间伏兵跳出开城引入希腊兵，攻下该城。现常用来比喻从内部暗中进行的破坏活动，或引申为咎由自取。——中译者

^[5] Essetai hemar是荷马时代古希腊文的德语音译。hemar意谓“日子”；essetai意谓“将来到”。——中译者

^[6]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反动日报，创刊于1798年，从1810年到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饭。1842年以空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伪装出现。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文中曾揭露它的这种伪装。——中译者

^[7] 指马克思一家、德穆特（琳蘅）和李卜克内西。

^[8] 罗辛纳提是塞万提斯小说《唐·吉诃德》中主人公唐·吉诃德所骑的马。——中译者

^[9]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中译者

^[10] 卡尔·赛德尔曼是德国著名戏剧演员，见本书人名索引。——中译者

^[11] 两个小女孩是指马克思的两个女儿——燕妮和劳拉。当时爱琳娜（杜西）尚未出世。——中译者

^[12] 侵略主义（德文Jingoismus，源于英文jingoism）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于大英帝国的极端好战的沙文主义。——中译者

^[13] 势利鬼（snob）原是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一篇著名讽刺杂文里的人物，他装腔作势，故作骄矜，表现出一个“自由的堂堂的英国人”，但实际上却爬行在名利、地位与金钱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