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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李大钊

(1918.7.1)



  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一时泯棼之象,颇足致战国者之悲观。吾邦人士,亦多窃窃焉为之抱杞忧者。余尝考之。一世纪新文明之创造,新生命之诞生,其机运每肇基于艰难恐怖之中,征之历史,往往而是。方其艰难缔造之初,流俗惊焉,视此根本之颠覆,乃为非常之祸变,抑知人群演进之途辙,其最大之成功,固皆在最大牺牲、最大痛苦之后。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在法兰西当日之景象,何尝不起世人之恐怖、惊骇而为之深抱悲观。尔后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于此役。岂惟法人,十九世纪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会之组织等,罔不胚胎于法兰西革命血潮之中。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纪末叶之法兰西亦未可知。今之为俄国革命抱悲观者,得毋与在法国革命之当日为法国抱悲观者相类欤。

  或者谓法人当日之奔走呼号,所索者“自由”,俄人今日之涣汗绝叫,所索者“面包”。是法人当日之要求,在精神在理性之解放,俄人今日之要求,在物质在贪欲之满足。俄人革命之动机视法人为鄙,则俄人革命之结果,必视法人为恶。且在法国当日,有法兰西爱国的精神,足以维持法兰西之人心。而今日之俄国无之,故法人虽冒万险以革命,卒能外御强敌内安宗国,确立民主之基业,昌大自由之治化,将来俄人能否恢复秩序,重建组织,如当年法人之所为,殊为一大疑问。不知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法人当日,固有法兰西爱国的精神,足以维持其全国之人心;俄人今日,又何尝无俄罗斯人道的精神,内足以唤起其全国之自觉,外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倘无是者,则赤旗飘飘举国一致之革命不起。且其人道主义之精神,入人之深,世无伦比。数十年来,文豪辈出,各以其人道的社会的文学,与其专擅之宗教政治制度相搏战。迄今西伯利亚荒寒之域,累累者固皆为人道主义牺牲者之坟墓也。此而不谓之俄罗斯人之精神殆不可得。不过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此其所异者耳。

  由文明史观之,一国文明,有其畅盛之期,即有其衰歇之运。欧洲之国,若法若英,其文明均已臻于熟烂之期,越此而上之进步,已无此实力足以赴之。德之文明,今方如日中天,具支配世界之势力,言其运命,亦可谓已臻极盛,过此以往,则当入盛极而衰之运矣。俄罗斯虽与之数国者同为位于欧陆之国家,而以与上述之各国相较,则俄国文明之进步,殊为最迟,其迟约有三世纪之久。溯诸历史,其原因在蒙古铁骑之西侵,俄国受其蹂躏者三百余载,其渐即长育之文明,遂而中斩于斯时,因复反于蛮僿之境而毫无进步。职是之故,欧洲文艺复兴期前后之思想,独不与俄国以影响,俄国对于欧洲文明之关系遂全成孤立之势。正惟其孤立也,所以较欧洲各国之文明之进步为迟;亦正惟其文明进步较迟也,所以尚有向上发展之余力。

  由地理之位置言之,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交,故其文明之要素,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林士[1]论东西文明之关系,有曰:“……俄罗斯之精神,将表现于东西二文明之间,为二者之媒介而活动。果俄罗斯于同化中国之广域而能成功,则东洋主义,将有所受赐于一种强健之政治组织,而助之以显其德性于世界。二力间确实之接触,尚在未来,此种接触,必蓄一空前之结果,皆甚明显也。”[2]林氏之为此言,实在一九○○年顷。虽迩来沧桑变易,中国政治组织之变迁,转在俄国革命之前,所言未必一一符中,而俄罗斯之精神,实具有调和东西文明之资格,殆不为诬。原来亚洲人富有宗教的天才,欧洲人富有政治的天才。世界一切之宗教,除多路伊德教外,罔不起源于亚洲,故在亚洲实无政治之可言,有之皆基于宗教之精神而为专制主义之神权政治也。若彼欧洲及其支派之美洲,乃为近世国家及政治之渊源,现今施行自由政治之国,莫不宗为式范,流风遐被,且延及于亚洲矣。考俄国国民,有三大理想焉:“神”也,“独裁君主”也,“民”也,三者于其国民之精神,殆有同等之势力。所以然者,即由于俄人既受东洋文明之宗教的感化,复受西洋文明之政治的激动,“人道”、“自由”之思想,得以深中乎人心。故其文明,其生活,半为东洋的,半为西洋的,盖总未奏调和融会之功也。今俄人因革命之风云,冲决“神”与“独裁君主”之势力范围,而以人道、自由为基础,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

  历史者,普遍心理表现之纪录也。故有权威之历史,足以震荡亿兆人之心,而惟能写出亿兆人之心之历史,始有震荡亿兆人心之权威。盖人间之生活,莫不于此永远实在之大机轴中息息相关。一人之未来,与人间全体之未来相照应,一事之朕兆,与世界全局之朕兆有关联。法兰西之革命,非独法兰西人心变动之表征,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历史中常有无数惊秋之桐叶、知运之鹃声唤醒读者之心。此非历史家故为惊人之笔遂足以耸世听闻,为历史材料之事件本身实足以报此消息也。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

1918年7月1日
“言治”(季刊)第3册
署名:李大钊




 

[1] Paul S.Reinsch

[2] 见“World Politics,Chapter ,The Meeting of Orient and Occid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