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1918年5月5日） “左派共产主义者”小集团的刊物《共产主义者》杂志的出版（1918年4月20日第1期）和他们的“提纲”的发表，有力地证实了我在论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那本小册子［注：见本卷第150—188页。——编者注］里所谈到的内容。那种有时隐藏在“左的”口号下面来为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辩护的全部幼稚性，在政治出版物中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明显的证明了。研究“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议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因为这些议论在当前是有代表性的；它们从反面非常清楚地指明了目前形势的“关键”；它们是有教育意义的，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些不了解形势的人中比较好的人，他们无论在知识方面或在忠诚方面，都远远超过那些犯有同样错误的平庸之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一“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以政治——或想起政治作用的——权威的资格，向我们提出了他们的“目前形势的提纲”。把自己的观点和策略的基本原则连贯地完整地阐述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好习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好习惯，有助于揭露我们的“左派”的错误，因为他们一着手进行论证而不是唱高调，就暴露出他们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字里行间以各种暗示的方式拐弯抹角地提起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是否正确这个老问题。“左派”不敢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只是滑稽可笑地东拉西扯，堆砌一个又一个论据，挖空心思编造各种理由，罗列种种“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信口开河，废话连篇，毫不理会他们是怎样地自相矛盾。“左派”对于在党代表大会上有12票反对和约这个数字津津乐道，尽管赞成和约的有28票，而对于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内的好几百票中他们得到的票数还不到十分之一这个事实，却讳莫如深。他们制造一种“理论”，说赞成和约的是些“疲惫的、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人”，而反对和约的“是经济上比较有生气和粮食比较有保证的南部地区的工人和农民……”这种说法怎能不令人发笑？他们对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赞成和约的表决情况一声不响，对过去反对和约的、俄国的典型小资产阶级的和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政治集团（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只字不提。用所谓“有科学根据”这种可笑的解释来掩盖自己的破产，来掩盖种种事实，那是一种十分幼稚的伎俩，只要综观一下这些事实，就可以看到，用小资产阶级革命空谈的口号来反对和约的，正是一些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党内知识分子“头面人物”和上层分子，而赞成和约的正是工人和被剥削农民群众。 尽管“左派”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提出了上述种种声明和狡辩，但是简单而明显的真理毕竟是掩盖不住的。提纲的作者们不得不承认：“和约的缔结暂时削弱了帝国主义者进行国际勾结的意图”（“左派”的这种说法不确切，不过在这里用不着来谈这些不确切的地方）。“和约的缔结，已经使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搏斗更加剧烈了。” 这就是事实。这就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反对缔结和约的人客观上成了帝国主义者手中的玩物，落入了他们的圈套。因为在包括几国的、力量大到足以战胜国际帝国主义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以前，已经在一个国家中（尤其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中）获得了胜利的社会主义者的直接使命，不是去同强大的帝国主义作战，而要竭力避免作战，要等待，让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搏斗进一步削弱他们自己，加速其他国家革命的到来。我们的“左派”在1月、2月和3月不懂得这个简单的真理，就是现在，他们还是害怕公开承认这个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却透过他们的种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诸如“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126]等等，而清楚地显示出来。 “左派”在自己的提纲中写道：“在即将到来的春季和夏季里，帝国主义体系必定开始崩溃，即令德帝国主义赢得当前战局的胜利，也只能使这个崩溃延缓一下，但那样就会崩溃得更惨。”
这种说法尽管看起来好象很有科学性，实际上是更加幼稚，更加不准确。只有小孩子才这样来“理解”科学：似乎科学能够断定在哪一年内，在春季和夏季或秋季和冬季里，“必定”“开始崩溃”。想要弄清无法弄清的事情，那是可笑的徒劳之举。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家决不会说一个“体系”的某种崩溃在什么时候“必定开始”（况且，事实上这个体系已经开始崩溃，问题是在各个国家在什么时候爆发）。但是，一个无可争辩的真理透过这种幼稚得可怜的说法日益清楚地显示出来了：在其他比较先进的国家里爆发革命一事，在和约签订以后开始的“喘息时机”已经过了一个月的今天，比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以前离我们更近了。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主张缔结和约的人是完全正确的，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们曾向那些崇尚浮夸的人指出：必须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不要在社会主义力量还薄弱、作战时机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时候同帝国主义者作战，便于他们反对社会主义，不要以此帮助帝国主义者。 但是，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也爱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因为在他们身上无产阶级的东西特别少，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特别多）却不善于考虑力量的对比，不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关键就在这里，而他们却看不见这个“关键”，只是“傲慢地”说一些空话，例如： “……萎靡不振的‘和平心理’在群众中深深地扎根，这是政治形势方面的客观事实……”
这真是奇谈妙论！经过三年最痛苦最反动的战争以后，由于有了苏维埃政权及其正确的不尚空谈的策略，人民得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很不巩固和很不充分的喘息时机。而“左派”知识分子却象自命不凡的纳尔苏修斯[127]那样神气活现、煞有介事地说：“萎靡不振的〈！！！？？？〉和平心理在群众中〈？？？〉深深地扎根〈！！！〉。”我在党代表大会上说过，“左派”的报纸或杂志的刊名不应该叫《共产主义者》，而应该叫《小贵族》［注：见本卷第19页。——编者注］，我这种说法难道不正确吗？一个稍微懂得被剥削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和心理的共产主义者，难道可以采取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充满小贵族情绪的、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说“和平心理”是“萎靡不振”，而挥舞纸剑倒是“奋发有为”吗？其实我们的“左派”正是在挥舞纸剑，他们回避人所共知的并且为乌克兰战争所再度证明了的事实：被三年残酷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人民，如果得不到喘息时机，就不能继续作战；如果无力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战争，战争所造成的往往就是小私有者的涣散心理，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我们在《共产主义者》杂志上到处都可以看出，我们的“左派”不懂得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以及如何培养这种纪律，他们浸透了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心理。 二但是，也许“左派”关于战争的空谈不过是一种幼稚的热情，而且事关过去，因此并没有丝毫政治意义吧？有些人这样为我们的“左派”辩护。但这是不对的。如果希望起政治领导作用，就要善于周密地考虑政治任务，而“左派”由于没有这种能力，就变成一些毫无定见的传播动摇情绪的人，这种动摇情绪在客观上只有一个意义：“左派”以自己的动摇帮助帝国主义者诱使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去投入对自己显然不利的战斗，帮助帝国主义者把我们拖下陷阱。请听吧： “……俄国工人革命如果离开世界革命的道路，一味地避免战斗，在国际资本的进攻面前退却，向‘本国资本’让步，它就不能‘保全自己’。
关于这里在国内政策方面所作的攻击，将另外再谈。现在就来看看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这种言词上的狂热（和实际行动中的畏怯）吧。目前每一个不愿意做帝国主义挑拨工具和不愿意落入陷阱的人，应该执行什么策略呢？每个政治家都应该明确地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党的回答是众所周知的：目前应该退却，避免作战。我们的“左派”不敢作相反的回答，却放空炮说：“采取坚决的、阶级的、国际的政策”！！从这个观点出发，必须采取坚决的、阶级的、国际的政策；既用言论又用实际行动来进行国际的革命宣传，必须同国际社会主义（而不是同国际资产阶级）加强有机联系……” 这是欺骗群众。如果想现在作战，就请直说吧。如果不愿意现在退却，就请直说吧。否则，就你们的客观作用来说，你们就是帝国主义挑拨的工具。而你们的主观“心理”就是发了狂的小资产者的心理，这种小资产者尽管硬充好汉，夸口吹牛，但心里很清楚：无产者实行退却并力求有组织地退却是正确的；无产者考虑到在没有力量的时候应该（在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面前）退却，甚至退到乌拉尔一带，这是正确的，因为在西欧的革命还在酝酿的时期，这是赢得时间的唯一希望，这个革命虽然不是“必定”（不象“左派”空谈的那样）在“春季或夏季”开始，但是它一月比一月更加临近，更加肯定。 “左派”没有“自己的”政策；他们不敢宣布现在退却是不必要的。他们拐弯抹角，闪烁其词，玩弄字眼，把目前避免作战的问题偷换成“一味”避免作战的问题。他们光是吹肥皂泡，说什么“用实际行动来进行国际的革命宣传”！！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只能意味着：或者是诺兹德列夫习气[128]，或者是发动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为目的的进攻战，二者必居其一。公开说出这种荒唐的话是不行的，所以“左派”共产主义者不能不用响亮的十足的空谈来作掩护，以逃避一切觉悟的无产者对他们的讥笑；他们以为，粗心的读者也许看不出“用实际行动来进行国际的革命宣传”这句话的真正意义。 空话连篇，夸夸其谈，这是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对于有这种“习性”的人，一定会给以惩罚，大概最轻也要加以嘲笑和撤销其一切负责职务。应该简单明了、直截了当地向群众讲明令人痛苦的真实情况：主战派在德国会再一次占上风（就是说很快就会向我们发动进攻），德国和日本将根据成文或不成文的协议来共同瓜分我们，扼杀我们，这是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听从空喊家的意见，我们的策略就应该是：等待，拖延，避免作战，退却。如果我们丢开空喊家，并且“振奋起来”，建立真正铁的、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共产主义的纪律，我们就很有希望赢得好几个月的时间，那时，就是退到了乌拉尔（在最坏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也能使我们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更加有可能来援助我们。更加有可能“跑完”（用体育用语来讲）从开始爆发革命行动到实行革命之间的距离。 这样的策略，也只有这样的策略，才能切实加强国际社会主义的一支暂时处于孤立的队伍同其余队伍间的联系；而你们呢，亲爱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老实说，你们只是在一个响亮词句同另一个响亮词句间“加强有机联系”。这可是一种很不好的“有机联系”啊！ 亲爱的朋友们，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会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这是因为你们对于革命口号背诵得多，死记得多，而思索得却很少。因此你们把“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这句话加上引号，想必是要表示你们的讥讽，但实际上这个引号正表示出你们的头脑糊涂。你们惯于把“护国主义”看作卑鄙龌龊的东西，你们记住了、背熟了这一点，你们热心地反复背诵这一点，以致你们中间有些人竟然荒谬到以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保卫祖国是不能容忍的（实际上，只是在资产阶级所进行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战争中，保卫祖国才是不能容忍的）。但是你们没有很好考虑：“护国主义”为什么是并且在什么时候才是卑鄙的。 承认保卫祖国，就是承认战争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从什么观点出发来看这种合理性和正义性呢？只有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及其争取自己解放的观点出发；其他的观点，我们是不承认的，如果是剥削者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而进行战争，这就是罪恶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采取“护国主义”就是卑鄙行为，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如果是已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而进行战争，那么这种战争就是合理的和“神圣的”。 1917年10月25日以后我们是护国派。我曾十分明确地一再讲过这一点，你们也不敢反驳这一点。正是为了同国际社会主义“加强联系”，就必须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谁要是对无产阶级已经获得胜利的国家的国防采取轻率的态度，他就是在破坏同国际社会主义的联系。当我们是被压迫阶级的代表时，我们不曾轻率地对待过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问题，我们从原则上否认了这种保卫。当我们已成为开始组织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的代表时，我们就要求一切人严肃地对待国防。严肃地对待国防，这就是说要切实备战并精确地估计力量的对比。如果力量显然不够，那么最重要的防御手段就是向腹地退却（谁要是认为这只是临时拿来应急的公式，那么，他可以去读一读伟大的军事著作家之一老克劳塞维茨关于这一点的历史教训的总结）。可是“左派共产主义者”丝毫也不象是懂得力量对比问题的意义。 过去，我们从原则上反对护国主义，所以我们当时有理由讥笑那些好象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想“保护”自己祖国的人。现在我们已经获得做无产阶级护国派的权利，问题的整个提法就根本改变了。我们的责任就是慎重估计各种力量，仔细考虑我们的同盟者（国家无产资级）是否来得及援助我们。资本的利益，就是要在一切国家工人还没有联合起来（实际上联合起来，即开始革命）以前，把敌人（革命的无产资级）各个击破。我们的利益，就是要尽一切可能，利用甚至是最小的机会，使决战推迟到整个国际大军的各上个革命部队实现这种联合的时候（或者实现了这种联合“之后”）。 三现在我们来谈谈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国内政策方面的不幸。读一读他们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中的下列词句，实在令人不禁失笑： “……只有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才能有计划地利用现存的生产资料”……“不是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卒投降，而是要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和彻底粉碎怠工……”
可爱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坚决性那么多……而思考力却那么少！所谓“最坚决的社会化”，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国有化问题和没收问题上，可以有坚决的或者是不坚决的态度。关键却在于：要从国有化和没收过渡到社会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也是不够的。我们的“左派”的不幸，就在于他们天真地、幼稚地把“最坚决的……社会化”这些字眼联在一起，从而暴露了他们对问题的关键完全无知，对“目前”形势的关键完全无知。“左派”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目前形势”的实质，没有看到从没收（在实行没收时，政治家的主要品质就是坚决性）到社会化（要实行社会化，就要求革命家有另一种品质）的过渡的实质。 昨天，形势的关键在于尽量坚决地实行国有化，实行没收，打击和打倒资产阶级，粉碎怠工，今天，只有瞎子才看不到，我们已经国有化的，已经没收的，已经打倒的和粉粹的，比我们来得及加以计算的要多。可是社会化和简单的没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实行没收单有“坚决性”就可以了，用不着有正确计算和正确分配的才能，而实行社会化，没有这种才能就不行。 我们的历史功绩，就是昨天（明天也会如此）在实行没收方面，在打倒资产阶级和粉碎怠工方面，我们是坚决的。如果今天把这一点写入“目前形势的提纲”，就是面向过去而不懂得转向未来。 “……彻底粉碎怠工……”他们终于找到了一项任务！但是我们这里的怠工已经完全“粉碎”了。我们所缺乏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即进行计算，盘算一下应该把哪些怠工者安插到哪些地方去，怎样组织自己的力量去实施监督，譬如说，派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或监督者去监督一百个到我们这里来上班的怠工者，在这种情况下，侈谈“最坚决的社会化”、“完全打倒”、“彻底粉碎”，就是胡说八道。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点就是不知道打倒、粉碎等等对于社会主义是不够的，只有疯狂反对大私有者的小私有者才认为这样就够了，而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犯这种错误。 如果说我们上面所引的话使人不禁失笑，那么“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下述发现就简直使人捧腹大笑了，他们发现：苏维埃共和国在“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倾向”的影响之下有“演变到国家资本主义去”的危险，这可真要把人吓坏了！而且“左派共产主义者”又是多么卖力地在提纲中、在论文中，到处重复着这一骇人听闻的发现啊…… 但是他们从没有想过，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 我可以想象，“左派共产主义者”将怎样义愤填膺，怒斥这些话，他们将在工人面前给“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倾向”以何等“致命的批评”。怎么？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竟会是一个进步？……这岂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吗？ “左派共产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正是在这里。因此，正是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第一，“左派共产主义者”不了解，这个使我们有权利和有根据自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究竟是怎样的。 第二，他们暴露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就因为他们看不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 第三，他们拿出“国家资本主义”来吓人，这就暴露出他们不了解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与资产阶级国家迥然不同。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三点。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 （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3）私人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 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特点就在这里。 试问，占优势的是哪些成分呢？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在我国，投机商时此时彼地破坏国家资本主义的外壳（粮食垄断，受监督的企业主和商人，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而投机活动的主要对象是粮食。 主要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展开。如果用“国家资本主义”等这些经济范畴的术语来说，究竟是谁和谁进行这一斗争呢？按我刚才列举的次序，是第四种成分和第五种成分作斗争吗？当然不是。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小资产阶级抗拒任何的国家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事实，“左派共产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这一事实，投机商、奸商、垄断制破坏者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措施的敌人。如果说在125年以前，法国小资产者这些最热情、最真诚的革命家想通过处死个别几个“要犯”和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来战胜投机商的愿望在当时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现在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用纯粹的空谈来对待这个问题，就只能引起每个觉悟的革命者的憎恶或厌弃了。我们非常明白，投机活动的经济基础，就是在俄国人数特别众多的小私有者阶层，以及以每一个小资产者作为自己代理人的私人资本主义。我们知道，这种小资产阶级九头蛇的千百万触角，时此时彼地缠住了工人中的个别阶层，投机活动正在取代国家垄断而渗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毛孔。 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恰恰由于盲目无知而暴露出自己做了小资产阶级偏见的俘虏。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在口头上是（当然，他们也深信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敌人，而在实际上却正好是帮助小资产阶级，正好是为小资产阶级效劳，正好是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因为他们要——在1918年4月！！——反对……“国家资本主义”！真是胡闹！ 小资产者手头拥有在战时用“正当”办法，特别是用不正当办法积攒起来的几千几千的小款项。这就是作为投机活动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基础的典型经济形式。货币是取得社会财富的凭证，千百万小私有者紧紧地握住这种凭证，把它瞒过“国家”的耳目，不相信任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心想“躲过”无产阶级的风暴。或者是我们使这些小资产者服从我们的监督和计算（只有把贫民即多数居民或者说半无产者组织在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是这些小资产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推翻我们的工人政权，就象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者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拿破仑们和卡芬雅克们推翻了革命一样。问题就是如此。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由于一味空谈所谓“劳动”农民而看不到这个简单而明显的真理，但是有谁会认真地对待这些沉溺于空谈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呢？ 存有几千小款项的小资产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敌人，他们希望一定要为自己使用这几千小款项，反对贫民，反对任何的国家监督，而这几千几千的小款项加起来就是好多个亿，它们成为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投机活动的基础。假定说，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几天内创造出为数1000的价值。又假定说，由于小投机活动，由于各种盗窃行为，由于小私有者“逃避”苏维埃的法令和条例，这个总数中的200消失了。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说：假如我从这1000中拿出300来就能建立起更好的秩序和组织，那我乐意拿出300，而不是200，因为在苏维埃政权下，既然秩序和组织会整顿好，既然小私有者对国家各种垄断的破坏会被彻底粉碎，那么以后减少这种“贡赋”，比如说减到100或50，就会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个用简单数字来表示的例子（为了使说明通俗起见，我故意把它尽量简化）说明了当前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工人掌握着国家政权，他们在法律上有最充分的可能把1000统统“拿到手”，就是说，不让一个戈比落在非社会主义用途上。这种由于政权实际已转到工人手中而产生的法律上的可能性，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 但小私有者的和私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却通过很多渠道来破坏法律上的规定，暗中投机，破坏苏维埃法令的执行。国家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哪怕（我故意用这样的数字作例子，是为了更明显地说明这点）我们付出的代价要比现在大，因为“为了学习”是值得付出代价的，因为这对工人有好处，因为消除无秩序、经济破坏和松懈现象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让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就是最大、最严重的危险，它无疑会葬送我们（如果我们不战胜它的话），而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赋，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一经学会了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一经学会了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整顿好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恕我如此来形容），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 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 第二，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因为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和贫民的权力得到保障的国家。“左派共产主义者”不懂得这些无可争辩的真理，没有一点政治经济学头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也永远不会懂得这些真理，但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得不承认这些真理。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值得争论，只要指出他们是空谈家的“可憎的样板”就够了；而和“左派共产主义者”却应该争论，因为这里是马克思主义者犯了错误，而分析他们的错误，可以帮助工人阶级找到正确的道路。 四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首先来举一个最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就是德国。那里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如果把这些黑体字删掉，不要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同样用国家，然而是另一种社会类型、另一种阶级内容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那你们就会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部条件。 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这么说的，而对那些甚至连这点都不了解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至少半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不值得多费唇舌的。 同时，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这也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历史（除了孟什维克这类头号蠢人，没有人期待历史会顺利、平静、轻易、简单地产生出“完整的”社会主义来）发展得如此奇特，到1918年竟产生出分成了两半的社会主义，两者紧挨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只未来的鸡雏。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 如果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那它就能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击破任何帝国主义的蛋壳（可惜这种蛋壳是由最好的钢材制成的，因此不是任何……鸡雏的力量所能啄破的），就一定能不经过困难或只经过极小的困难而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当然这里是指全世界历史范围的“困难”，而不是指平常小范围的“困难”。 如果德国革命迟迟不“诞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要不惜采用独裁的方法加紧仿效，甚于当年的彼得，他曾不惜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对付野蛮，以促使野蛮的俄罗斯加紧仿效西欧文化。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人（我不由得想起了卡列林和格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竟象纳尔苏修斯那样地议论说，向德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那么我们只需这样回答：要是认真听信这帮人的意见，革命早就会遭到无可挽救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失败了。 在俄国目前占优势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从这种资本主义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同一条道路，都是经过同一个中间站，即我们所说的“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犯不可饶恕的经济错误，他们或者是不了解具体事实，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视现实，或者是只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不研究目前我国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和步骤。顺便说一下，这就是把《新生活报》和《前进报》营垒中的优秀人物弄糊涂的同一个理论错误。这个营垒中最差的和中等的人物，由于秉性愚钝，毫无气节，已被资产阶级吓倒，做了他们的尾巴；而其优秀人物也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导师们之所以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要有一整个过渡时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强调新社会诞生时的那种“长久的阵痛”也不是没有缘故的，并且这新社会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 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不能从俄国现时的经济情况前进，正因为如此，用“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演变”（《共产主义者》第1期第8页第1栏）来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在理论上是荒谬透顶的。这恰恰意味着在思想上“偏离了方向”，离开了“演变”的真正道路，不懂得这条道路；而在实践上，这等于是向小私有者的资本主义倒退。 我绝不只是现在，而是早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前，就对国家资本主义作过“高度的”评价；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一点，我想从我在1917年9月所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本小册子中摘引几段： “……试一试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请注意，这几段话是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写的，这里所谈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革命民主”国家。我们由这一政治阶梯往上登得愈高，我们在苏维埃内把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得愈充分，我们就应该愈不惧怕“国家资本主义”，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阶”，而不通过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前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第27页和第28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17、219页。——编者注］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问题，结论只有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对我们的威胁的论断，是一个极大的经济错误，它清楚地证明他们完全成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五下面这个情况也是极有教益的。 当我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布哈林同志争论时［注：见本卷第252—253页。——编者注］，他还谈到一个意见：在给专家以高额薪金的问题上，“我们〈显然，这个我们是指“左派共产主义者”〉比列宁要右一些”，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任何违背原则的地方，我们记得马克思说过，在一定条件下，对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是“用赎买摆脱这个匪帮”［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5页。——编者注］（指资本家匪帮，也就是说，从资产阶级手里赎买土地、工厂及其他生产资料）。 这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意见表明：第一，布哈林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高出一筹，他完全不是不可救药地堕入空谈，恰恰相反，他在极力思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痛苦而艰难的过渡——的具体困难。 第二，这个意见更加明显地暴露了布哈林的错误。 确实如此。让我们深入思考一下马克思的思想吧。 他指的是上一世纪70年代的英国，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的极盛时代，是当时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最少的国家，是当时最有可能“和平地”即通过工人向资产阶级“赎买”的办法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所以马克思说：在一定条件下，工人决不拒绝向资产阶级赎买。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 在苏维埃俄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剥削者的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被镇压下去以后，已经形成某些类似半世纪前在英国可以形成的条件（如果英国当时开始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话），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当时英国有下列种种情况可以保证资本家屈服于工人：（1）工人即无产者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因为已经没有农民（在70年代的英国已经有一些征象，可以指望社会主义在农业工人中非常迅速地得到成功）；（2）加入工会的无产阶级具有很高的组织程度（当时英国在这方面居世界第一位）；（3）在长期的政治自由发展中受到严格训练的无产阶级具有比较高的文明程度；（4）组织得极好的英国资本家——当时他们是世界各国中最有组织的资本家（现在这个领先地位已经转到德国）——长时期惯于用妥协的方法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就因为这些情况，当时才会产生有可能使英国资本家和平地屈服于英国工人的想法。 在我国，目前已有某些基本前提（10月的胜利和从10月到今年2月对资本家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的镇压）使这种屈服得到保证。在我国，工人即无产者没有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没有很高的组织程度，胜利的因素是最贫苦的、迅速破产的农民对无产者的支持。最后，在我国，既没有高度的文明，也没有妥协的习惯。如果考虑一下这些具体条件，那就很清楚，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继续以投机和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无情地加以惩治［注：这里也应该正视现实：我们还缺少为争取社会主义胜利所必要的无情，而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坚决性。我们的坚决性是很足的，而是我们没有本领相当迅速地捉到人数相当多的破坏苏维埃措施的投机商、奸商、资本家。因为只有组织计算和监督，才能获得这种“本领”！第二，我们的法庭不够强硬，对于受贿者，不判处死刑，而只判处半年监禁。我们这两种缺点有一个共同的社会根源：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它的软弱性。］；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练地组织真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人的大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 布哈林是一位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因此他想起马克思曾经十分正确地教导工人说：正是为了易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保存大生产的组织是很重要的；如果（作为一种例外，当时英国是一种例外）将来种种情况迫使资本家和平屈服，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给资本家付相当多的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 但是，布哈林错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俄国目前的具体特点。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象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工人们目前有必要对那些最文明、最有才干、最有组织能力、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并且诚心诚意地帮助搞好大的和最大的“国家”生产的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应该竭力避免两种都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白吗？一方面，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因而”就不应该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129]所谓的“套中人”[130]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也和在社会的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纵容那些空喊家和清谈家，显然也是错误的，这些人一味陶醉于“鲜明的”革命性，但要从事坚忍不拔、深思熟虑、周密审慎并考虑到各种十分困难的转变的革命工作，他们却无能为力。 幸而一些革命政党的发展史以及布尔什维主义与它们作斗争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各种鲜明的典型，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无政府主义者充分表现出自己是一种不大好的革命者典型。现在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嚣，上气不接下气，高喊反对“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妥协”。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深入地思考一下，过去那种“妥协”究竟坏在哪里，它为什么理所当然地受到历史和革命进程的谴责。 克伦斯基时代的妥协把政权交给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1917年10月和11月间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主张妥协或者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或者是想不仅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不可靠的同路人”，而且同切尔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敌人来平等地分掌政权，而这些敌人在驱散立宪会议、无情地消灭鲍加耶夫斯基之流、普遍实行苏维埃制度和进行每一次没收等基本问题上是必然会妨碍我们的。 现在政权已经由一个政党，由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到手，保持下来，巩固下来，甚至没有“不可靠的同路人”参加。现在已不存在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分掌政权和放弃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问题，这时候再说什么妥协，那就等于是鹦鹉学舌，只是简单重复一些背得烂熟但毫不了解其意义的词句。现在，当我们能够而且应该管理国家的时候，我们不吝惜金钱，竭力把那些受过资本主义训练的最文明的人吸引过来，利用他们来对付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如果把这说成是“妥协”，那就是根本不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任务。 所以，尽管布哈林同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因卡列林和格耶这类人为他“效劳”而马上“感到羞耻”这一点值得赞扬，对于“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一派人来说，指出他们政治上的战友是些什么人，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例如，1918年4月25日的那一号《劳动旗帜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自豪地宣称：“我党现时的立场与市尔什维主义中的另一派（布哈林、波克罗夫斯基等人）是一致的。”又如，同一天的孟什维克的《前进报》刊登了有点儿名气的孟什维克伊苏夫的“提纲”： “苏维埃政权的政策一开始就与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背道而驰，最近更日益公开地走上与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而带有明显的反工人的性质。在工业国有化的幌子下实行培植工业托拉斯的政策，在恢复国家生产力的幌子下企图取消八小时工作制，实行计件工资和泰罗制，搞黑名单和黑籍证。这个政策会使无产阶级丧失经济方面的基本成果，而变成资产阶级任意剥削的牺牲品。”
说得太妙了，不是吗？为了履行那些许诺俄国资本家兼并别国领土的秘密条约而同克伦斯基一起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克伦斯基的朋友们，打算在6月11日解除工人武装的策列铁里[131]的同事们，用响亮的词句掩饰资产阶级统治的李伯尔唐恩之流，就是他们，就是这些人在指责苏维埃政权“与资产阶级妥协”，“培植托拉斯”（即培植“国家资本主义”！），采用泰罗制。 说实在的，布尔什维克应该授给伊苏夫一枚奖章，他的提纲作为资产阶级挑拨言论的一个标本应该拿到每一个工人俱乐部和工会去展览。现在，工人们已经认清了李伯尔唐恩之流、策列铁里之流和伊苏夫之流的真面目，已经处处根据实际经验认识了他们，而用心思索一下为什么资产阶级的这些走狗要挑拨工人们来反对采用泰罗制和“培植托拉斯”，这对于工人们是大有益处的。 觉悟的工人会把李伯尔唐恩先生们和策列铁里先生们的朋友伊苏夫的“提纲”，拿来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下述提纲作一番仔细的比较： “在生产中由于恢复资本家的领导地位，实行劳动纪律并不能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主动性、积极性和组织性。实行劳动纪律有使工人阶级受奴役的危险，它将不仅激起落后阶层，而且激起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不满。在无产者普遍仇视‘资本家怠工者’的情况下，为了推行这种制度，共产党就势必依靠小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工人，这就会把自己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毁掉。”（《共产主义者》杂志第1期第8页第2栏）
这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它表明“左派”落入了圈套，受了伊苏夫之流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奸细的挑拨。这对于工人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工人们知道，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主张实行劳动纪律，正是小资产阶级拼命破坏这个纪律。象上述的“左派”提纲这样的言论实在是一种奇耻大辱，事实上完全背弃了共产主义，完全转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了。“由于恢复资本家的领导地位”，“左派共产主义者”想用这样的话来“辩解”。这种辩解是没有用的，因为第一，苏维埃政权是在设有工人委员或工人委员会的情况下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的，这些工人委员或工人委员会监督领导人的每一步骤，学习他们的领导经验，不仅能够对他们的命令提出申诉，而且还能够通过苏维埃政权机关来撤换他们。第二，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是为了在工作时间内让他们履行职务，而他们的工作条件则是由苏维埃政权规定的，并且要由它来修改和取消。第三，苏维埃政权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并不是把他们当作资本家，而是把他们当作领取高额薪金的技术专家或组织者。而且工人们知道得很清楚：真正大型的企业、托拉斯或其他机构的组织者，也和第一流的技术专家一样，百分之九十九是属于资本家阶级的，——可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正应该任用他们为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的“领导人”，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有经验的、熟悉这方面实际工作的人。因为工人们在跨出可能被“左的”词句或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所迷惑的幼年时期以后，恰恰是要经过资本家对托拉斯的领导，经过大机器生产，经过年周转额达几百万的企业，就是说，只有经过这种生产和企业，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工人们不是小资产者。他们不害怕大规模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重视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认为这是他们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工具，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将利用这种工具来反对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和涣散现象。 只有那些没有固定阶级特性因而也是彻头彻尾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才不了解这一点。奥新斯基在“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中和在他们的杂志上的表现，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写道： “……组织和领导企业方面的全部主动权将属于‘托拉斯的组织者’，因为我们不是想教导他们，不是想把他们变成普通的工作人员，而是想向他们学习。”（《共产主义者》第1期第14页第2栏）
在这段话中所卖弄的讽刺，是针对我说的“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社会主义”这句话的。在奥新斯基看来，这句话是很可笑的。他想把托拉斯的组织者变成“普通的工作人员”。如果这种言论是出于诗人所描写的“年方十五，不会超过？”[132]……这种年龄的人的口中，那是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学习过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道理，竟讲出这种话，这就未免叫人有些奇怪了。这里已经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 不，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建立或实施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要靠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运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象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 如果不是抱着幼稚的目的要“教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社会主义，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教导他们的。对于他们，不是应该教导，而是应该剥夺（这一点在俄国做得相当“坚决”），他们的怠工应该粉碎，他们作为一个阶层或集团应该服从苏维埃政权。而我们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是年幼无知，就应该向他们学习，而且有东西可学，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办理为千百万人服务的大企业方面没有独立工作的经验。 俄国优秀的工人是懂得这层道理的。他们已经开始向资本家组织者，向工程师领导者，向技术专家学习了。他们已经开始坚定而谨慎地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学起，然后再逐渐学习最难的东西。在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中，这件工作进行得比较缓慢，那是因为它比较困难。而纺织工人、烟草工人和制革工人，不象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害怕“国家资本主义”，害怕“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这些工人在“制革工业总管理局”、“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这一类中央领导机关内同资本家坐在一起，向他们学习，办理托拉斯，办理“国家资本主义”。而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的胜利的条件。 俄国先进工人的这种工作是同他们实行劳动纪律方面的工作一起进行的，并且在继续进行，他们并不大吹大擂，到处宣扬（大吹大擂对某些“左派”却是必需的），而是非常谨慎，循序渐进，汲取实践中的教训。这项艰难的工作，这项实际学习建设大生产的工作，是我们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保证，是俄国的觉悟工人反对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和涣散现象、反对小资产阶级无纪律现象［注：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提纲作者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生活方面的作用一声不响。他们只讲“组织性”等等。但是，这一点，就是害怕经济关系上的工人专政的小资产者也会承认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决不能在这种时候“忘记”这个旨在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的保证，是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 六在结束本文时，要作两点说明。 1918年4月4日我们同“左派共产主义者”争论的时候（见《共产主义者》第1期第4页注释），我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请解释一下，你们对铁路法令中哪些东西不满意，请拿出你们的修正案来。这是你们这些无产阶级苏维埃领导人的义务，否则你们的言论就只是空谈。 1918年4月20日《共产主义者》第1期出版了，其中没有一个字讲到“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要如何更改或修正铁路法令。 “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这种沉默就是对自己的谴责。他们只限于用一些暗示性的攻击来反对铁路法令（第1期第8页和第16页），而对于“既然铁路法令不正确，那么应该怎样修正呢？”这个问题，却没有作任何明确的回答。 这不用评注就清楚了。对于铁路法令（这个法令是我们的路线即强硬的路线、专政的路线、无产阶级纪律的路线的榜样）所作的这种“批评”，觉悟的工人会把它叫作“伊苏夫式的”批评，或者叫作空谈。 另一点说明。在《共产主义者》第1期里刊载了布哈林同志称赞我的《国家与革命》这本小册子的书评。尽管布哈林这样的人的评论对我来说很有价值，但是老实说，这个书评的性质暴露了一个可悲的和值得注意的事实：布哈林考察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时是面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布哈林注意到了并着重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国家问题上可能有的共同看法。布哈林偏偏“没有注意到”无产阶级革命家区别于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地方。 布哈林注意到了并着重指出了：应该“打碎”、“炸毁”旧的国家机构，应该“扼杀”资产阶级等等。狂热的小资产者也会愿意这么干的。而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2月，我们的革命大体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可是我的小册子里还讲到了连最革命的小资产者都不会愿意做的、觉悟的无产者愿意做而我们革命还没有做到的事情。关于这个任务，明天的任务，布哈林却保持沉默。 而我对此不保持沉默就更有理由，因为：第一，共产主义者应该更加注意的是明天的任务，而不是昨天的任务；第二，我这本小册子是在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以前写成的，那时，人们还不能以庸俗的小市民的想法来非难布尔什维克，说什么“是啊，在夺得政权以后，当然要高谈纪律了……” “……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国家与革命》第77—78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78—79页。——编者注］。可见，在夺得政权以前就已讲到了“起码规则”） “……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那时“人们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同上，第84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85页。——编者注］，在夺得政权以前就已讲到了“行为守则”） “……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作品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很会无缘无故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同上，第91页）［注：同上，第93页。——编者注］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极严格的监督……”（同上）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同上，第95页）［注：同上，第97页。——编者注］因此，不仅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而且对那些“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同上，第96页）［注：同上。——编者注］，对“寄生虫、老爷、骗子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同上），都必须做好这种监督。 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没有着重指出这一点。
注释： [126] “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嘲笑自由派在政治上的无原则态度的讽刺性用语，见于他的作品《外省人旅京日记》和《葬礼》。——[266]。 [127] 纳尔苏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267]。 [128] 诺兹德列夫习气意为说大话和假话。诺兹德列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270]。 [129] 这里说的是俄国孟什维克的论点。列宁对这种论点的批判还可参看《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285]。 [130] “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285]。 [131] 1917年6月11日（24日），俄国临时政府部长、孟什维克伊·格·策列铁里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各党团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诬蔑布尔什维克准备在1917年6月10日举行的游行示威是企图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夺取政权的阴谋”。策列铁里声称要解除工人的武装，说什么“对于那些不善于恰当掌握手中武器的革命者，要从他们手中把武器夺走。必须解除布尔什维克的武装。不能让他们迄今拥有的过多的技术兵器留在他们手里。不能让机关枪和武器留在他们手里”。——[287]。 [132] 出自俄国诗人瓦·李·普希金（著名诗人亚·谢·普希金的伯父）的一首讽刺短诗。诗里嘲笑某些初学写诗的年轻人写出来的作品袭用陈词滥调、言之无物。——[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