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否认原始教会有共产主义存在的人，其反对的论证是很不稳固的。这些反对论证之要点，都被一个批评家所采取，他反驳我在我的“社会主义之前驱者”(Forerunners of Socialism）一书中所描述的原始基督教的画图。
这一个批评家是神学博士，名为A.K.，他把他的关于所谓“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So—called Primitive Christian Communism)一篇文章，刊于“新时代”(Die Neue Zeit）一杂志之内。①
这篇文章，开首指出“拉撒路的故事，其目的，并不在于经济的革命”。但是A.K．从哪里得获这种报告呢？“使徒行传”，在他看来，是不确实可靠的，在其中所描写的组织，其原始的时代，他是以为应在耶稣死后；而四本“福音书”呢，则其中有好些是比“使徒行传”更晚的，然而他却以为基督之演说词是有绝对地可靠的基础的！
在事实上看来，可以适用到四本“福音书”之真理，也可以适用到“使徒行传”去。我们在它们之中所晓得的，是那些著作这种书籍的人的性质，此外，他还包含有好些回忆，但是对于组织的回忆，必比对于演说词的回忆更不容易忘记，不容易加以曲解。而且，我们已经晓得，我们很能够确定，在与基督有关的演说词，含有一种性质，是很清楚地指示原始教会的共产主义的。
实在说来，在耶稣的教训中，我们没有清楚地晓得确定的束西，它自不能用来对于早代共产主义的假设的反对的论证。A.K．很努力地要我们相信，在耶路撒冷无产阶级之眼底下而逐渐发展的敬虔派的实际共产主义，对于当时的无产阶级实无势力。但希腊的哲学家及诗家之共产主义的理论，则在耶路撒冷之外的基督教会的无教育的无产阶级之间，有很深刻的影响，并且以共产主义的理想感染他们，他们又按当时的习惯，把这种理想之实现，放在古代去；换句话说，放在耶路撒冷之原始基督教的时代去。
换一句说，他告诉我们，是有教育的人，在较后的时间，才把共产主义传给无产阶级，而在其前的共产主义的实际观察，却并没有接触到他们。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求一种强有力的证据，否则它总是似是而非的。一切我们所获得的证据，无不在于反对方面。当基督教的教育分子的影响，愈为增进的时候，基督教便愈离开共产主义，我们从“马太福音书”中，可以见到这一点，后来在教会的演进的痕迹上，也会见着这一点。
A.K．对于敬虔派之观念是完全错误的。他对于耶路撒冷之共产主义的基督教会说道：
“这种单纯共产主义的实践而为犹太人团体所采用，是会令我们发生猜疑的。直到我们的纪元开始的时候，犹太人永未曾作过这样的社会实践；在这以前，也决没有犹太人共产主义这一种东西。但无论是理论的或实际的共产主义，对于希腊人，便不是新东西了。”
这一个批评家却没有指出他所找得的在基督时代希腊人之实践共产主义之根源。他说在犹太人中的共产主义，比希腊人为晚，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从直接的事实上，前者之共产主义，实比后者之共产主义古老得多。就是A.K．先生也决不能不承认敬虔派的发生，实在于基督之前一百五十年，但他却以为犹太共产主义之发生，最早也只在耶稣之时代而已！
而且他以为这些敬虔派，对于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之实行，毫无影响，但却不能不说，它产生为基督之后的第二世纪的“使徒行传”所接受的共产主义之传说。而实在敬虔派在耶路撒冷毁灭时，便已消灭了，其原因，则或者，由于犹太人团体的一般的消灭，从而它也不免于消灭。敬虔派早已把基督教会之原始的神话，渲染于希腊的无产者中间，而且令到他们采取一种过去的共产主义之观念。又在那一个时候，犹太教和耶稣教，正互相仇视，达到一个最尖锐的地步，然则当犹太的无产阶级在耶路撒冷建设组织，而必然地要和敬虔派运动，发生个别的及实际的接触的时候，敬虔派对于这一种组织，还会发生很小的影响吗？
所以最可能的事情，就是敬虔派的神话及观点，实在便是早代基督教文献所包含的要素。然而更为可能的事情，就是在早代尚没有产生其教内之文献的基督教会之内，其组织已是在于敬虔派模式之影响下的。而这一种影响，其意义是只在于共产主义的实施，而不在于无实际的对于以住的共产主义之一种想象。
这种近代神学所创造的全部结构，为A.K．先生所采纳，他否认敬虔派在当时真有影响，而却把这种影响，归入于它事实上已经消灭的时代内。这样的结构，只能够指明近代神学家如何伶俐地把早期基督教从共产主义的“无上的声价”中放逐出去而已。
但以上所说的，还不是A.K．先生之主要的理由。他的“主要的理由”是：“基督徒的反对者，都用一切可能的证据攻击他们，说他们是罪人，但从古迄今，决没有说他们是共产主义者啊。但是这些反对者，若晓得了基督徒有少许的共产主义之基础，他们是必不肯干休，抛弃这一个机会，而不用这一个罪名，来攻击基督徒的。”在我呢，我很怕这个世界，将来还继续地不晓得这一个“主要的理由”。因为A.K．先生不能够否认基督教之共产主义的性质，在“使徒行传”和在四“福音书”之很多章段中，清楚地显现出来。他只能说，这些章段，其性质，不过是纯粹的神话而已。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它们确是存在于其中，而且表示原来的基督徒的倾向。假如反对基督教的人不注意于基督教的共产主义，这不能说他们因为这种罪名，找不着根据，便不注意。因为他们谴责基督教，都用别种理由，如残杀婴儿，亲族奸通及其它，而这些罪名，在基督教文献中，难道便有确证么？所以，我们很难相信，反对基督教的人，会在早期的基督教文献中，不能够找着了证据，因而便制止了这种谴责。
我们还可以在别处找出早期基督教共产主义的存在的理由。
真正理由是当日对于共产主义的态度，和今日对于共产主义的态度，大不相同。
从今日的时代观之，早代基督徒所谓的共产主义是“分散”的，这与今日生产的分配，社会的存在是矛盾的。今日，经济的要求，无条件地需要分散的反面，这就是，它们需要财富集中于某几点之上，或如今日（资本主义）之情形一样，在私人的手上，或如各种社会主义的方怯，在社会，国家，市政府，或合作组织之手上。
但在基督教的时代，其情形便大不相同了。除了矿业之外，其它一切产业，都是小规模的。在农业方面，确实其规模是很大的，但是这种役用奴隶的大规模营业，从技术方面看，并不比小规模的为高超，而且它还无情地破坏自愿，并以廉价工值的奴隶的帮助，才能够支持它这种制度。所以大规模的生产还未成为今日生产全部模式的基础。
由此，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其意义并不是别的，只是一种劳动生产力的增加，而且确不是一种生产过程的基础，也不是一种社会幸福的基础。
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并不是一种生产力量的发展，而只是这种消费品之集积，而这些物品是不能由个人所单独消费的，其结果，他便没有其它的办法，而只是和他人分有这些东西而已。
富人大规模地实行这一着，而其中一部分，还是决志这样做的。所以在罗马帝国领土中，以慷慨大量为一种最重要的德性。这是一种结交徒党和朋友的手段，而且是一种增加个人权力的手段。
“奴隶在其解放时，一般地都多少接受有赠品。据马塞尔（Martial）的举例，有一个，其赠物为一千万昔司脱塞（sesterces，古罗马货币之一种）。依赖者和当事人之家族，也接受感谢和保护。一个哥达·米沙连那司（Cotta Messalinus）的自由人，他是提庇留的一个朋友，在他的维阿·阿伯阿（Via Appia）的墓石中，颂扬着他的恩人，怎样时常给他以多数之赠物（四十万昔司脱塞），教导他的儿女，尽父职来教育他的儿子，赠给他的儿子高登那司（Cottanus）以一种军事的职权，最后，还偿还这墓石的用费。”①
此外还有很多这样的事例。但在民主主义流行的地方，则在一种立志把产业均分之外，还有一种无意的产业之均分。每一个人想得获一个官职的，便要以大量的赠物来收买人民之欢心。但是后来，他们有权力的时候，便征课富人以高额的租税，他们便生活于这种税收之上，而公民之参预公共之会集，或加入公共的职务时，便以国家之岁入为之补偿，或则在公共的大桌中，用公共之开销，享以茶点，或则从公共商店里，赠以食物。
在群众的心目中，以为富者生存于世界之内，他把他的产业，分给他人，这样的事情，是没有罪过的，而且也没有和一般的意见相矛盾。它反而是和一般意见充分谐和的一种观念。
群众也并不拒绝这种行动，而且还阿谀它。假如反对基督教的人，而借重于这一个论据，确是愚蠢的行为。读者只要注意于那些像约瑟福斯及菲罗等保守派的著作家，对于敬虔派的共产主义之重视便够了；他们觉得这种共产主义并不是可憎而可笑的，他们只觉得它是很崇高而已。
所以A.K．先生对于早期基督教共产主义的假设“主要的反对”，说他们的反对者不从这一种共产主义之实行来反对基督教，然而这种见解，只足以证明A.K．先生以近代资本主义之眼光来观察当日之情景，而不以现实之眼光来观察当日而已。
又在这些全无根据而只是想象的反对论之外，A.K．先生更发出很多的非难，非难那些与“使徒行传”有关的事实。最奇怪的，就是这一个批评家在早代基督教文献之中，对于那些长久情境之叙述，加以怀疑，而独接受一种简单事件，只有它的表面价值的事件的提述。这种情形，恰像他已经明白地宣示在“奥德赛”(Odyssey，荷马所作之史诗——译注）里找出的不是英雄时代之社会条件的叙述，同时他又承认普连非麦司（Polyphemus）及西尔司（Circe，两者都是史诗中之人物——译注），是历史上的人物，他们是实际地实行过史诗中所叙述的行为——一样。
但即使这些个别的事实也不能够有效地反抗早期基督教会的共产主义的假设。
第一，A.K．先生说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五千人，于是他便问道：人数既这样地多，而且又有他们的妻子，怎能够构成一个单独的家庭呢？
没有一个人曾说过，他们组织成一个单独的家庭，或他们是同桌而食的。而且也很困难，确证早代教会，真有五千个会友，像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节所说的一样。在古代的文献之中，统计法不是一个重要的观点，而在东方的文献，尤其如此；以夸张产生效果的手段，是很喜悦地采用的。
所以会众五千人，常常是指多数言之。就在四“福音书”中，也清楚朋白地说过，耶稣以五个饼，便食饱了五千人，“还不计妇孺于其内”（见“马太福音”第一四章，第二一节）。然则我们的批评家还要坚持这个数目的确实性么？
然而我们还有各种理由，相信早代教会教友五千人这一个数目，是多少有点夸张的。
在耶稣死后不久，据“使徒行传”所载，彼得演述一篇沉雄而兴奋的演说词，于是便马上有“三千人”受洗为基督徒（第二章，第四一节〕他作更进一步的宣传，便又有“很多人成为信仰者，”于是其数目便成为五千了（第四章，第四节）。然而在耶稣死后的教会，其实际的范围是怎样的呢？根据同书之第一章第一五节所言，在耶稣死后，教会会众齐集，其数目也只“约有一百二十名”而已。
在上述的记栽中，已指明最初的教会是很小的，无论耶稣及他的门徒的宣传如何勤勉。然而，我们能够相信在耶稣死后，教会会众，只有一百多人，而经过几次演说之后，便忽然会增加到五千人么？假如我们必要承认有一个明确的数目，则后者之数目，决不像前者之近于真实的。
而且五千人有组织的团体，在耶路撒冷，必是一种很引人往意的团体了，而约瑟福斯也必会加以相当的注意。但事实上，教会是非常不重要的团体，因而同时代之作家，没有一个人提过它。A.K．先生之反对论，在叙述了当时之教会之后，对于教会之共产主义，又作如下之叙述：
“当时有一个利未族人（Levite）而生于居比路（Cyprus）乡间的，名约瑟斯（Joses)，门徒则冠以巴拿巴（其意义为“安慰之子”）的姓氏，他有很多土地，他把土地尽卖了，而把卖得的钱，放在使徒足前。但又有另一个人，名阿拿尼阿，及其妻撒非喇，也卖了他的产业，但把其卖得之款项的一部分，收藏自用，而其妻也为之隐瞒，于是把其余的部分，也放在使徒之足前。”A.K．先生便告诉我们，这便是反对共产主义之证据，因为他以为倘若一切会友都尽把所有产业售卖，而把其卖得之代价，都放在使徒足前，则巴拿巴便不会单独在书中提及的。
但是A.K．先生却忘记了这里所举之巴拿巴，是用来和阿拿尼阿对比之一般行动的一个典型而已；自然它不能够更明确地表示共产主义的要求。“使徒行传”又何必不惮烦劳，把各个教徒售卖他的产业的事情，都一一提及呢？我们固然不晓得为什么单提巴拿巴售产一事，然若以为他之所以提及，便等于“只有他”才实际地履行共产主义，这就未免把“使徒行传”作者之智慧，评价太低了。提及巴拿巴为例，便可以直接联系到一切把自己的产业售去的人们的事实。至于巴拿巴之所以单独被提示者，其理由或者他是“使徒行传”作者之好友，因为在“使徒行传”之中，会再三再四提及巴拿巴。此外，还有其它的一个理由，便是要把他的名称和阿拿尼阿的名字，同传于从世。又或者，早代教会之中，只有他们两人，才拥有有价值而可以售卖的东西，而其它则全为无产阶级的缘故。
第三件事实则为如下所援引；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以下，读出这样的记载：
“那时，门徒增多，有人向希伯来人，发生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于是A.K．先生根据这一段记载，便加以质问道：“倘若共产主义是直接地实行的，这种事情，会发生么？”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在实行共产主义的时候，是不会遇着困难的，然则，它能够不会遇着这种困难么？而且就根据上面所举的文献，其后来的记载，并没有说这样便把共产主义加以丢弃，而只说其改良的组织方法，引用分工之制度。于是使徒之职责，只从事宣传，又另外选出一个七人的委员会，专事教会中之经济上的工作。
所以整个故事和共产主义实施的假设，并无矛盾，但如果我们接纳这个批评家从荷尔茨曼（Holtzmann）所借得之意见，以为基督徒之所以和其它犹太人相分别者，不在于他们的社会组织，而只在于他们信仰那个“最近被杀的拿撒勒人（Nazarene，即指耶稣——译注）”,这便滑稽可笑了。
除非有一种已经凭借的分配之外，还应该对于这种分配模式，有别的反对么？
A.K．先生更进一步，说：“在（“使徒行传”）第一二章中，我们又找出对于共产主义存在有一种直接的矛盾，就是有一个人，名叫马利亚（Maria），她是一个会友，但住在她自己的家中。”
这是真的，但A.K．先生怎样晓得马利亚能够有权卖去这所房子呢？或者她的丈夫，仍然生存，但却不是基督教的会友啊？而且即使她有权把这所房子卖去，而教会也不会必然地要求她把它卖去的。因为这所房子可能是教会会众之叙集的地方；马利亚是听凭教会处分这所房子的。法律上它属于马利亚，而事实上，却为教会所应用。”实际上，教会也需要会集的地方，又当时之教会还未成为一个法人，有管理这所房子之资格，于是其所有权之形式，仍要归属于个人名义，而这样，是决不和共产主义之假设相矛盾的。我们实在没有权力来假设早期基督教共产主义是这样地愚蠢，要把它自己应用的房屋，规定地命令它们的会员尽行变售，而把其所得，加以分派。
他还有最后的反对论证，他以为共产主义事实之报告，似乎只限于耶路撒冷的教会中，而在其它的教会范围内，却没有提及。我们将来在追溯基督教之较后期的历史上总有机会以证明这一点。在那时我们尽可以指出当时共产主义的成功地施行是怎样的性质，达到某一个程度，和时间的长短；但这已是别一个问题了。然而我们上面曾经指出了在大城市中所遇着的困难，像敬虔派的举例，而这种困难，在农业社会中，是不存在的。这样对于A.K．先生所举出之末项的反对论证，已能够为充分地答辩了。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基督教之原始共产主义的各种倾向。我们没有极微小的理由来怀疑这些倾向的存在。我们在“新约”中已有极好的证据，我们可以见出教会中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及为敬虔派所清楚地表示在耶路撒冷毁灭前的两个世纪之犹太人的强有力共产主义倾向和无产阶级的部分。
一切反对基督教共产主义倾向之论证，都是根据误解、遁辞和巧妙的诡辩之上，其间并无多少实质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