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德〕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1887） 第三编 《乌托邦》 第一章 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莫尔 1．莫尔的社会主义根源莫尔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作为一个政治家，都是站在他同时代的人的前列的，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就远远超于他们之上了。他的政治的、宗教的、人文主义的著作现在只有很少数的历史家还在阅读。他倘使不曾著《乌托邦》一书，他的名字在今天或许不比和他同命运的朋友罗彻斯特的菲舍尔主教（Bishop Fisher of Rochester）更为人所知。他的社会主义使他永垂不朽。 这种社会主义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不像唯心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那样相信圣灵启示人心，并用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那些观念注入人心。我们宁愿从下面这样一个见解出发：即经济发展在社会中所造成的矛盾和对立使得有特殊天才和处境优越的人们致力于思想和钻研，以求理解眼前所进行的发展，并排除随着这种发展而来的种种苦难。照这样才发生了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这些思想越符合当时的实际状况，越和新兴阶级的利益一致，越为正确可靠，那么就越能影响当代人，或至少影响当时一定的阶级。因此，一定的观念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发生作用，而且在某个时期被人漠不关心甚至轻蔑鄙视的观念，过了几十年后，往往不经严密考察，又被认为是当然之理而被热情地接受了。唯心主义历史学家并不能够说明它的所以然，因此他们在技穷之余，便和所有唯心主义哲学家一样，不得不把可爱的上帝、把神秘主义当作避难所。决定一种观念在社会上是否能发生作用，乃是“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虽然也被自由思想家和无神论者所承认，但不过只是圣灵的改头换面罢了。 只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才能说明一定的观念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它决不否认每个时代都有决定它的特有的观念，而且这些观念形成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但是这种历史观并不停留在这里，它还要追究发动这个火车头的原动力，并且发现这种原动力就是物质关系。 显然，观念的形成必然是在对群众发生作用之前。人们往往抱怨群众追求新奇。实际上却与此完全相反，群众倒是特别恋旧不舍的。新的经济关系与延续下来的旧的经济关系以及和旧经济关系相适应的观念之间的对立必须达到很高程度之后，群众才能意识到。当好学深思的、眼光远大的思想家见到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的时候，一般人也只看到偶然的个人纷争。当研究家看到只能通过社会变革才能排除的社会灾祸的地方，平常人总是在希望：不良的年月只是短暂的，不久自会好转，而借此自行安慰。我们所指的还完全不是那些占没落阶级中大多数的、毫不愿正视现实的人，我们所指的乃是正视现实就与他们有利的新兴阶级，不过这些阶级在自己没有和新的经济关系接触之前是不能够看得清楚的。 因此，往往就有得天独厚的思想家，走在他们时代的前面，也就是走在他们同时代人的前面。但是，在那些与思想家的观念相适应的物质关系存在之前，他们也不可能去发展出一定的思想。他们的思想也是受新形成的物质关系的制约的，不过这些关系还没有明显到足以使新兴阶级对于那些观念心领神会。 但是立足于物质关系上的一个思想家可以超越他的时代整整一个时代，因为他不但比他大多数同时代人先认识到新兴起的生产方式和其社会后果，并且他根据这种认识，通过头脑中的辩证过程，已经预见到由这种新生产方式发展出来并成为其对立物的另一种生产方式。 莫尔就是能够作出这种大胆的思想飞跃的极少数人当中的一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在初露端倪的时期，他已洞见它的本质，以致他在头脑中所描绘出的和为了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损害而与之比较的那种对立的生产方式，已经包含着不少近代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他同时代人自然不能理解他的陈述的深远意义。即便莫尔本人也没有充分觉察到这一层，直到今天，我们才能充分评价：不管三百年来重大的经济和技术的改革如何，我们在《乌托邦》一书中却发现有许多倾向，在今天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作用。 如前所说，我们既然不属于那些认为思想是溯源于圣灵的历史学家的行列，那么在我们面临这样一种特殊现象的情况下，所发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说明这种特殊现象的原因。如果我们不想陷入唯灵论和通神术的地步，那么其中必然存在着与环境的一种特殊联系，使莫尔在当时孤独地倾向于社会主义学说。——闵采尔的社会主义是与莫尔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加考虑。 给莫尔作传的人们虽然都不曾从事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莫尔本人对于这一层也很少有所说明，可是我们相信，至少能够指出一些部分属于个人性质部分属于地方性质的和第一编所描写的一般情况有密切关联的原因，能够使我们了然，社会主义为什么比它的父亲资本主义先获得理论上的表现。 约而言之，就是莫尔个人的性格、他的哲学修养、他的经济方面的活动以及英国的经济状况。 莫尔个人的性格确实可以看作是他倾向社会主义的原因之一。伊拉斯谟曾经讲过，莫尔对贫民和被压迫者是怎样慈祥和蔼、乐于扶助以及深表同情的，他称莫尔是所有贫民的保障人。 在十六世纪，只有西欧北方各国的物质状况有利于像这样公正无私的品格的形成。越靠近意大利，这些条件就越不利，自私自利和对人猜忌的商人气氛就越笼罩了城市。在意大利的商人共和国中，正如在拉丁族各君主国的宫廷中一样，利己主义，即新生产方式的重大特征，占了统治地位；这种利己主义在那时候还正公然不讳无所顾忌地笼罩着一切，充满了革命的蔑视精神。那是一种崇高的利己主义，完全不同于现代的卑怯、撒谎、恬不知耻的利己主义，现代的利己主义是明知自己卑鄙，却以世俗的虚情假意来文饰其奸的。 一般说来，在德国和英国城市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状况完全不同于意大利城市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状况，也稍不同于法国和西班牙城市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状况。农业和马克公社，以及原始共产主义，还是城市生产方式的基础；城市和农村的划分在任何地方都还不曾十分显著。“直到1589年，巴威公爵还承认，慕尼黑的市民如果脱离公共牧场，便不能生存。这样看来，农业在当时一定还是市民的主要生计来源。”①十六世纪初期，原始农业共产主义还在英国存在着。这种共产主义一直是在封建主义的掩护下保存下来的，并且正是这时才开始让位于另外一个农业制度。和原始共产主义相适应的那些特征在当时还占着优势，尤其是在下层人民中间。从莫尔身上，我们还能看到这些特征，只不过用近代人文主义者和廷臣的装束以及受当时情况制约的向我检点略加掩饰罢了。从他的愉快爽朗、刚强不屈、急公好义的几个方面，我们还可以见到共产主义的“古时熙乐融和的英国”的全部特征。 ①毛列尔：《城市制度史》，第一卷，第273页。
但是只凭对贫民有怜悯心还不足以造成一个社会主义者。自然，一个人如果对无产阶级漠不关心，根本不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当他本人不是一个无产者的话。要想使社会主义的感情和观念从这种关怀中滋长出来，还需要一种独特的经济情况、一个劳动无产阶级作为经常的群众现象和一种深入的经济认识。 单是流氓无产阶级的存在只能引起慈悲施舍，却不能产生近代社会主义。没有经济认识，人们也只能发出悲天悯人的词句以及济世利物的善行（sozialen Schönheitspflästerchen），却不能达到社会主义。 在经济发展方面，莫尔时代的英国与德国相比，处于非常优越的地位。就经济发展认识的机会来说，莫尔在北方各国所处的地位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只有人文主义者学会了科学的、有条理的思维方法，学会了概括，因而也只有人文主义者能够想出一套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来。但是人文主义在北欧各国乃是一种异地花草，任何阶级对它都没有特殊的兴趣。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正忙于实际生活，因而就表现了他们时代和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倾向。至于德国的人文主义者，绝大多数都只是学究先生，他们根本不懂实际生活，不能从过去取得武器为当代而斗争，而是对这些斗争畏缩不前，躲在自己书斋中，缅怀远古罢了。 德国的发展情况并不曾有助于弥合科学和生活之间的裂缝。正相反，德国自从十六世纪以来，越来越陷于粗暴、野蛮、鄙陋不文的地步了，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叶，才又从衰敝凋残的地步复兴起来。在这种情形下，德国的科学只有在和现实生活完全隔绝的条件下才能够保持。 德国之所以这样衰落的基本原因，在于十五世纪末叶以后的贸易途径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但妨害了德国的经济发展，而且一度有把经济发展转变成经济倒退的趋势。 十五世纪后半叶葡萄牙人的地理发现开辟了通往印度的一条海道。同时，通过小亚细亚和埃及对东方的旧日交通联系也被土耳其人的侵略所中断了，至于由中亚细亚来的商队的道路，早在此以前已由于当地人民的革命而被封锁了。这样一来，不但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商业都瘫痪不振，而且德国位于几条大河沿岸的城市的商业也都遭受到严重影响：德国这些城市原来不但在意大利与北方之间起贸易媒介的作用，并且其中部分城市通过其他道路而与东方进行贸易——即通过达拉布松（Trapezunt）、黑海以及通过俄国的陆路，但是自从通商路线改道以后，德国各城市——尤其是波罗的海属于汉撒同盟的各城市和南德各城市，如纽伦堡、奥格斯堡等处——的动脉就都被切断了。位于莱茵河两岸和北海各河口的城市所受影响较小些，但是它们作为媒介的贸易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其方向也改变了。贸易的方向不是由东向西、由南往北，而是相反。十六世纪的安特卫普，正和先前十四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及以后十八世纪的伦敦一样，成了世界贸易的中心，成了由东方舶来珍宝的汇集点，此外还有来自美洲的财宝也来插足其间。这些财宝都从这个中心倾注到欧洲各部。 英国距离安特卫普不远。这一点必然对英国的贸易，尤其是伦敦的贸易，发生一种最有促进作用的影响。在莫尔时代，英国就已力图开拓独立的海外领地，不过一开始并没有多大成就。英国商业是随着德国商业的衰落而兴盛起来的。 工业资本的萌芽已经从商业资本中开始发展出来：英国人开始仿照弗兰德斯人的先例，在本国成立了毛织品手工制造场。在亨利八世时代就已有人因英国独立的毛织品手工业衰败而诉苦了。在理查三世时代，就曾有一道控诉居留在英国的意大利商人的国会法案（“有关意大利商人的一道法案”）：他们收购大宗羊毛，并雇织工加工制造。在这里应当顺便提出，菲利浦生（Philippson）教授在其《菲利二世、伊丽莎白和亨利四世时代的西欧》（柏林，1882年版，第49页）一书中，曾经对我们说：“在亨利八世治下，小手工业者被大工业所吸尽了，甚至可以说是被消灭了！”当时自然还没有任何一种大工业形式的迹象，所以人们可能是把凡被资本家利用来剥削的任何一种工业，哪怕是家庭工业，都叫做大工业了。 但是在莫尔时代的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却比这种工业资本的胚胎还要显著得多。英国最值得我们注意的特点之一就是：在英国资本主义在农业中比在工业中早发展起来。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我们已经提出过：它就在于英国羊毛质量的优良，使羊毛成为毛制品手工制造场争相求购的一种原料。除了羊毛以外，英国重要的农产物还有木材和木柴（由于城市的发展），以及供应弗兰德斯酿造啤酒用的大麦。随着手工业工场和交通工具的发达，对于羊毛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了。最初，英国羊毛的主要销售市场是尼德兰；到了十五世纪末叶，还运销于意大利和瑞典。我们单从亨利七世在1490年同丹麦和佛罗伦萨所缔结的两个通商条约就可以明白看出这一层来。① 城市越发达，英国商人和大地主便越努力扩大羊毛生产。达到这个目的的最简单的手段是：大地主把农民原来有权使用的公共牧场日益攫为己有。结果农民就越来越失去饲养牲畜的机会以及必需的厩肥，农民的全部经营，日益紊乱了，而迅速陷于财政破产的地步。但是大地主土地欲发展的速度比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速度更为迅速。所有可以利用的方法一概都采用了。不但个别农民，而且有时整个村落甚至小镇的居民都被驱逐出走，以便为名贵商品，即绵羊的生产，腾出地方。 ①克雷克：《不列颠商业史》，第1卷，第203、204页。
先前是地主自己经营自己的田产，后来又有一个短时期，把自己的一部分田产，租给佃户经营，并贷给他们以必需的经营材料、农具、耕畜等。在这种情形下，由于地主所拥有的经营材料有限，田产的扩充自然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果他没有方法同时增加他的经营材料，则扩充地产便毫无意义。但是当资本主义式的佃农崛起之后，他们用自己的资本雇用工人来经营自己所租佃的土地时，扩张土地的限制便自行瓦解，因而大地主的土地欲就漫无止境了。这个阶级是在十五世纪最后三十余年间在英国崛兴起来的。这个阶级在十六世纪又迅速扩大了，这是由于它在那时获得了空前的利润，而这种利润不但加速了他们资本的积累，并且还吸引了城市资本家。 利润的上升尤其应当认为是金银贬值的结果，金银贬值的起因又在于贵金属由美洲大量运往欧洲：首先是西班牙。各国国王铸造赝币，可能又促进了货币贬值的影响。① 在十六世纪的过程中，货币贬值的结果使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一倍半至二倍。反之，地租在一个较长时期中却完全没有增加，因为租佃契约期限都较长，地租增长的速度远跟不上农产品价值增长的程度，因此，地租在名义上虽然没有减低，可是事实上却已降低了。佃农的利润靠减低地租而增加了。这种情形不但增加了佃农的人数和其资本，而且成了促使大地主努力扩大其地产的一个新的刺激因素；他们意欲利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其损失。 ①据我想，罗哲士（《六个世纪……》，第345页以下》在这一方面对鼓铸赝币的影响意义估计得过大了。
其结果就是小农的迅速无产者化。另外，还要计入那些与此同时解散了的封建侍从队伍。关于这一层我们无需详加论述，因为在第一编中已经谈过，而且这种侍从在英国也并没有特点可引人注意。这些侍从不论如何，都注定是劳动人民的负担：他们被解散之前是纳税农民的累赘，农民不得不供养他们；他们被解散之后又成了工资劳动者的灾祸，因为他们使失业人数猛然增长了。 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是英国农民和工资工人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段时间以后，上述这两种人都突然陷入痛苦的深渊中。失业人数陡增到惊人程度。严格的处罚措施，自然不能减少失业者的人数，也不足以防止他们的犯罪行为，因为犯罪倒不一定准受到处罚；而不肯犯罪却准要受到惩罚：这就是饿死。 无财产的工人的处境比失业者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当时的无财产的工人已经开始在农业中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国会法律在前两个世纪所不能圆满达到目的的事情，到了十六世纪，由于失业后备军的沉重压力而毫不费力地达到了。实际工资降低了，工作时间延长了。生活材料的价值增长了百分之三百，而工资只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从莫尔时代起，英国城市和农村的工人地位一直在下降，他们的境况在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和十九世纪最初二十五年下降到最低的水平。自此以后，由于工人成立的坚强组织和他们从统治阶级方面所争取到的让步，工人的地位才有所改善，至少对于某些阶层说是这样的。英国工人从此以后再也不曾达到像他们的弟兄在十四和十五世纪所占有的那种优厚地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他们永远不能超出某种一定的限度。 工资和地租都降低了，利润却增长了，因而资本主义也增长了。当资本主义首先侵袭工业，随后再侵袭农业的时候，它在初期，表面上看上去它好像是人间福星。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使市场生产经常扩大，至于劳动力的增加是缓慢进行的。在初期阶段，像这样发展起来的工业经常抱怨的是劳动力的缺乏。资本家所出的工价必须高于手工业者和农民所出的工价，这样才能诱来日工和长工，于是工资陡涨了。 在许多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开始的。人们于是欢迎它，认为它是一种祥瑞。在英国，其情形却不如此。资本主义在英国是首先侵袭农业，而使农业发生革命，以便把极为粗放经营的形式即牧场经济加以扩大。与此同时，通过耕作方法的改良而造成劳动者过剩的局面。农业型的资本主义就意味着劳动者经常绝对的、直接的“解放”。在英国，这种“解放”过程是在最残酷的方式下进行的，并且还是正当工业发展迟缓，需要补充劳动力很少——尤其不需要无知识的劳动者——的时候进行的。在农村劳动者脱离其生产数据——土地——的同时，地产也就迅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阶级的不利倾向，在整个欧洲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英国那样明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英国工人阶级那样迫切地呼求援助。 面对这样一种经济状况，像莫尔这种性格的人当然要沉思，以求解救这种难以忍受的状况，这也是容易理解的。莫尔在当时并不是唯一寻找和提出方案的人。从当时许多著作和许多国会法案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所进行的经济革命起了怎样的作用，而地主和其佃农卑鄙无耻的行为又怎样受到一般人的谴责。 但是提出救济案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有较为远大的眼光，其中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确信：新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种种苦难只有过渡到较高的一个生产方式才能结束。他们里面除了莫尔以外没有一个是社会主义者。 如前所说，只有在人文主义的范围内，才能发生社会主义理论。莫尔因为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所以他学会了有条理地思考和概括。因为他是一个人义主义者，所以他的眼界超出了他的时代和他的国家的水平以外：他从古典作品中，认识到与当时社会情况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社会情况。柏拉图的贵族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必然曾给了他一个机缘，使他想出一种与当时社会状况相反的、不存在贫困现象的社会状况。柏拉图的权威必然鼓起了他的勇气，不能把这样一种社会当作单纯的幻想，而是要把这样的理想作为值得人类奋力以求的目标。 在这种范围内来说，人文主义是有利于莫尔的思想发展的。但是英国学术界的情况是和德国的很相似的：人文主义在英国也是输入的异地花草，在民族生活中没有根基，只不过是学究们研习的一种东西。如果莫尔是一个单纯的人文主义者，那么他大概也不会进到社会主义的地步。可是我们知道，莫尔的父亲很快就不让他研究，跟着送他到法律学校，不久之后又把他打发到实际生活中去了。这是伊拉斯谟和莫尔的其他人文主义朋友们深感遗憾的。我们知道，莫尔和伦敦商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密切，他是多么深得他们的信任，每逢重要场合就派他去代表他们的利益。莫尔所充任的许多职位，无形中也迫使他非研究经济问题不可。人们把这些职位委托于莫尔，足以证明他是公认的精通经济的一个人。 我们知道，莫尔是受人欢迎的辩护士，由于他深孚众望，所以1509年被任命为代理执行官；他在这个地位上有了充分的机会去洞察人民经济的底蕴。我们已经提到，为了进行商业谈判，他曾参加过几次使团。第一次是1515年出使卜鲁格。在同一年，国会委任他为运河委员之一，如塞邦所说，“这就表示承认，他朽谙练实际事务的才干”①。他的第二次出使是1571年，那一次是到卡莱去调停英、法商人之间的争执。1520年，我们又看到他出使卜鲁格，去调停英国商人和汉撒同盟之间的纠纷。随后他就担任了财政大臣，1523年又被任为下院议长，担任这两个职位的任务都必须以熟悉财政状况为前提。不久以后，他又被任命为兰卡斯特公爵领地的大法官，也就是一个王室领地的最高管理者。确实，假使有人有机会去认识他那时代的经济生活的话，那么就只有莫尔了。莫尔站在当时最新的观点上，站在已经有了世界商业眼界的英国商人的观点上，认识了这一层。在我们看来，对于莫尔和商业资本的这种密切联系，不论怎样强调，也不为过。莫尔的思想之所以有近代色彩，他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近代的社会主义，追根溯源，我们认为就在于此。 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揭露了莫尔社会主义最本质的根源：他那种与原始共产主义相适应的和蔼可亲的性格；把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不利后果特別尖锐地衬托出来的英国经济状况；古典哲学和实际经济活动的幸运结合——所有这些都结合在像莫尔那样聪明、果敢、爱好真理的人的心灵中，必然会产生预兆近代社会主义的理想来。 2．对《乌托邦》一书的经济批判莫尔不曾提出经济理论；他那个时代对于这一点还不成熟。但是他曾经极其敏锐地观察过他那个时代的经济状况，并且已经极其清楚地认识到构成近代社会主义基础之一的伟大原理，即人是他所生活的物质状况的一种产物，一个人类阶级只有通过经济状况相应的改变才能提高——这一点他在其《乌托邦》一书中已经加以证明，这部书的批判部分在许多点上即便在今天也还具有生趣盎然的现实性。 要想表明莫尔的经济慧眼、勇敢大胆以及和蔼可亲，莫过于我们让他自己来说话。 ①《牛津的改革家》，第2版，第337页。
《乌托邦》第一部中有一段，描写英国经济状况十分生动，现在我们拿它来作引证。这一段是与红衣主教莫登会晤场面中的一场穿插，我们在第二编第三章中已经引证了若干点，用以说明莫尔对教会的观点。 拉斐尔·希斯拉德对我们讲述他到英国访问红衣主教莫登时所经历的事情。“有一天，我参加他的宴会，在座的有个世俗法学家，精通贵国（对莫尔说）的法律，我不知为什么这个人忽然赞扬起英国当时针对窃贼所颁布的严刑峻法来了。他说，有时在一个绞首架上，同时绞死二十个窃贼，他觉得可惊奇的是，既然很少有人逃脱法网，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盗贼到处出没呢！
“我（拉斐尔）于是回答说：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于是我不揣冒昧当着红衣主教的面陈述自己的意见。因为这样惩处窃贼既然不合情理，对于社会也亳无裨益。因为对于偷窃行为说来，这样惩处过于残酷，而就戒之于未然来说则是于事无补的。单单犯了偷窃罪决不应受处重刑。如果认为只有死刑才能制止偷窃，那么当人们不想被饿死的时候，死刑是制止不了偷窃的。就这一点来说，不但贵国人士，而且人类的大部分，都与宁愿鞭打学生而不对学生勤加教诲的塾师相类似。对于窃贼不必处以极刑，最妥善的办法，莫过于采取预防措施，先让人们都能维持生计，不使他们走投无路，先行偷窃，继而遭死刑。 “他答复说：在这方面已有充分的安排了，他们如果不是决心作为废物的话，尽可从事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去维持生活。 “我回答说，这并不能逃脱我的问难。我所说的不是在战争中残废了肢体的人，如不久以前在平服康瓦尔（Cornwall）人民的战斗①中和先前对法国战争中残疾了的人。这些人曾为社会和国王效命疆场，现在体衰力弱，肢体残损，已经不能继续旧业，或因为年老，已无法改习新业。我不想涉及这些人，因为战争是偶然的现象。但是，我们要考虑的是日常发生的现象。 “首先是大批贵族，这些人游手好闲，好像雄蜂一样，专靠别人的劳动，即其隶农（colonis）的劳动为生，敲骨吸髄，并且竭力提高农民所负担的贡赋。他们只有对这些人刻薄吝啬，而在其他方面，他们却豪华成性，纵有倾家荡产沦为乞丐的危险，也难加约束。他们不但自己游手好闲，还供养大批无所事事的侍从（stipatorum），这些人因无一技之长，所以无从谋求生计。他们的主人一死，或者自己缠绵于疾病，于是他们便被逐出门外，因为贵族只愿供养懒汉，却不肯供养病人，已故主人的继承人也往往无力维持原先的大家庭，养活许多的闲人。因此他们流落街头，不是坐以待毙，就是起而偷盗。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他们因为长期踯躅街头，以致衣不蔽体、形容憔悴，因而豪门望族便不愿意收容他们了。农民也深知他们习于懒散、豪华，经常披剑挂甲，横行街头，傲慢不逊，俯视一切，又不屑与常人为伍，因此也不敢雇佣他们，因为这些人已经不能为得微末工薪荷锄执铲一心一意地给一个贫民服务了。 ①1497年，康瓦尔居民起来反抗亨利七世，并且进到伦敦，但是在卜兰克赫特（Blackheath）会战中，被击溃了。
“这位法学家回答道：这一等人正是我们所应当尊重的。因为一旦发生战争，他们正是我们军队的精锐。因为他们比工匠、农夫更有豪侠心肠①、尚武精神、丈夫气概。
“我回答说：若是这样，那么您可以说，为了准备战争，也该培养强盗了。因为只要有盗匪存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就可保证不缺少兵丁。事实上，盗匪往往是勇敢的兵士，兵士往往也是最凶恶的盗匪，这两种行业可说是相得益彰了。另外，这种豢养大批侍从的祸患并不只限于英国，几乎成了各国共通的了。法国也遭受着一种破坏力更大的灾祸。法国在和平时期（如果我们可以称这为和平的话），到处都充斥着兵士，而且法国人供养这些兵士也和贵族豢养闲散食客一样，都有同样借口。疯狂的政治家们（morosophi）认为，为了国家安全，需要拥有一支强大可靠经常严装戒备着的常备军，特别是由老练于行伍的兵士组成的常备军，因为新募兵员不甚可靠。因此，他们就借端发动战争以便求得作战老练兵士和手疾眼快的杀人犯，免得如沙鲁斯特（Sallust）所说的兵士因承平日久而手生心懒以致无用。但是法国人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已经知道，供养这样的野兽，是如何危险。至于罗马人、迦太基人、叙利亚人和其他许多民族的先例也可以使人有所警惕；这些人民的政府、乡村甚至城市都曾遭受过本国军队的突然袭击，而被抢劫一空。人们可以从法国雇佣兵看出，常备军是怎样无用，这些雇佣兵虽然自幼习武，可是与贵国（英国）未经教练的、仓促征集的战士相对抗的时候，往往不能取得胜利。关于这一层，我就不必继续陈述了，免得人们讥笑我是在奉承英国人。贵国城市中的手艺人和乡间的农民，若非肢体残疾和命运悲惨也并不畏惧你们贵族的侍从。因此，如果侍从们经过指导以从事手工业农业生产来维持生计，也不会变得文弱无用，以致不堪再战，关于这层，也可以不必担心。可是现在却仍让这一类精强力壮的人（因为贵族只愿选拔精壮者，来败坏他们）过着闲散糜烂致使神志消沉堕落的生活。无论如何，为了战争（其实如果你们不要战争，战争是不会发生的）而豢养无数在和平时期成为祸患的懒汉，对于社会是亳无益处的。你们对和平应当比对战争加千百倍地重视，不过这还不是盗窃的唯一原因。对于英国人士说来，还有另一个更特殊的原因。 ①在英文译本中，所谈的不是心肠Herz，而是胃口Magen，现实主义者的英国人，是想把心情和脾气溯源于胃口的。正如这里所谈的是“胃口坚强”，以及以后所谈的是“海量胃口”一样，圣经诗篇一〇一章五节的英译本，也是“态度傲慢，胃口高超的人”；而在路德所翻的圣经中，这一段则是“举止傲慢，心情高傲的人”。
“红衣主教问道：‘这个特殊原因是什么呢？’
“我回答说，那就是你们的绵羊，绵羊本来是驯顺温良的，可是据我听说，现在已变成贪婪的猛兽，竟然会吞食人类，致使大片田野、房屋和社会都被吃得精光而荒无人烟了。在产生精细珍贵羊毛的地区，贵族、爵士甚至某些教长已不能满意于其祖先每年从其土地上所得的进款，也不满意于只过闲散、安适的生活，这种生活于社会无益而不如说是负担：于是他们把田地圈起来改为牧场，把房屋和整个城镇拆平，只留下教堂，以便改为羊圈。固然，贵国猎场和公园所占田园还不算太多，但这些豪绅们却把一切居住地点和全部田野都转变为荒凉之区了。 “于是，①‘就有贪馋无厌的人，这个他故乡的真正的瘟疫，一下把几千英亩的土地，用栅垣圏起来；对于原先的所有者，用种种欺骗的不法手段，或用暴力，苦累他们，使他们不得不卖掉一切东西。这些可怜的愚鲁的穷困者，男的，女的，丈夫，妻子，孤儿，寡妇，乃至可怜的抱着乳儿的母亲，一律无赦地被迫离开。他们缺乏资料，但多的是人口，因为从事农业，必须有许多人。他们由自己惯熟的住宅被驱逐出来，安身无地，常彷徨于道中。他们所有的家具固然不值什么，但在别种情形下，也不难换出一点钱来。可是他们是仓促间被迫离开，自然只好白白把它们丟掉了。当他们一文莫名而彷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若为盗去，那就会在一切法律形式上，遭受纹刑，所以，除了当乞丐，就无路可走了。但一为乞丐，就要以不劳动而流浪的理由，被当作流浪人，投到监狱去。他们希望劳动，但谁也不肯让他们劳动。”他们所谙熟的是田间工作，而现在既不播种，就不再从事这种工作了。先前，耕种一片土地需要许多人，而现在不过一个牧人，就足以放牧大批羊群了。 “由于耕地面积缩小，许多地区的生活资料也就腾贵起来。不但如此，而且羊毛的价格也暴涨了，以至原以织布为业的贫民因无力购买原料而失业了。自从大片田地转变为牧场以后，大批羊群已因瘟疫而灭亡；羊群的遭疫正好像天主针对难填的欲壑作出的惩罚，不过这场瘟疫如果降落到羊的主人身上，那就更好些！绵羊繁殖不论怎样快，而羊毛价格始终不跌，因为卖主虽然不是“独占”（Monopol）（因为他们有若干人），却可算是“寡头”（Oligopol）。①所有羊群几乎都垄断在少数富人手里，这些人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才出售，而他们若非把价钱提到不能再高的地步，是不会高兴的。 ①这一段曾经由马克思译为德文（见《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930页）。
“由于羊群的增加，致使其他畜群缺乏了，因为农舍既被拆除，就没有人再喂养仔畜了。因为富人只乐于养羊。但是大的牲畜是由他们出便宜价格从外地买来的，等养肥以后，再以极高价格卖出。我想，关于这种状况的不利结果，人们现在还没有充分地理会到，因为直到现在，只有在英国人出卖自己牲畜的地方，人们才感觉到畜价过昂，但是你们从畜产地购买牲畜如果多于其新生仔畜，这些地区势必也要发生畜荒，而畜价也必暴涨。
“这样一来，由于少数人的盲目贪求，贵国兴隆的特殊利源（养羊业）转变为使贵国沦亡的一个原因。此外，生活资料腾贵又迫使人们减少仆役、解散侍从。结果这些侍从除了去作乞丐，或者那些有贵族血液的人除了去抢劫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豪华奢侈的风尚又盛行一时，致使贫穷困苦更行加剧。不但贵族之家的侍从，甚至手工业者、农民以及各等级的人也都习于衣履阔绰、肴馔丰盛了。至于进珍馐、找淫妇、住青楼、酗酒以及从事种种消磨岁月的赌博游戏如掷骰、斗牌、下棋、打弹、玩球，凡涉身其中的，一旦金尽，不是都要流为盗窃么？ ①Oligos=少数（希腊文），Poleo=我经营，Monos=个別的、唯一的。
“应当消灭所有这些祸害，发布法令，勒令那些拆除住宅和村庄的人依旧恢复旧观，或者勒令把田产让给愿意重新修建的人。不能允许富人把全部土地购买一空、垄断市场。不准人们游手好闲，应当恢复农业和毛织业，使失业者能获得正当职业；这些人已因贫困流为窃贼、流氓或闲散侍从，并将很快地成为强盗。贵国对这类祸患如果不加防治任其滋长，即便用严刑峻法惩治盗贼，也将毫无效果；这样的司法不过徒有其表，既不合于正义，也无补于公益。既纵任人民习染恶习于幼年，却又处罚人民不改恶习于长大成人之后，试问贵国这种措施不就是先培养窃贼，随后再行纹死么？”
莫尔借书中角色拉斐尔·希斯拉德的口气，吐露了他对当时经济弊端的尖锐批评，然后他又进而研究最好的惩罚制度。一反当时可怖的血腥立法制度，他建议不用绞刑，甚至不用监狱，而以强制劳动来惩处盗窃。这在当时说来，已经是破天荒的宽大了。在这一段以后，跟着就是针对政治状况的批评，我们在第二编最后一章已经将这种批评引证了一大段。 那么怎样才可以补救这些苦难、这些弊端呢？
这给了我们一个出发点，以便转而叙述莫尔的理想社会。拉斐尔说：“亲爱的莫尔，我可以直言不讳地、毫不犹豫地说，在私有财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在金钱仍是一切事物尺度的地方，要想社会治理得公正，日趋繁荣，是难以办到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制度下，当一国财富都归属于坏人，人们还认为那就是公正，当天下珍宝都落到少数人手中，人们还认为那就是繁荣，可是这些少数人也并不因此而感觉自己幸福，因为其余的人都还过着一种极其悲惨的生活。 “与此相反。‘乌托邦人’的制度就高明优越得多了，他们只有不多几条法律，可是样样事情都治理得井井有条，有德行的人受到应有的尊敬，各个人虽不比别人多，但都过着丰裕的生活。我们可以拿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作个比较；其他国家不断制定新的法律，可是它们却永不具备良好的法律；那里人人都妄想将已获得的东西永远据为己有，可是层出不穷的无数法律条文，却不能给每个人保证确实得到他的财产，或者保守住他的财产，或者把他们的财产和别人的财产划分清楚，我们通过每日新发生的、永无完结的、不断的诉讼，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层。当我考虑到这些情况时，我就越发对柏拉图表示钦佩，并且关于为什么他对不实行共产的民族不代制定法律一层，也就不以为怪了。这位哲人认识到，使社会获致幸福的唯一康庄大道就在于大家的经济平等，而这一层在我看来，凡是把财物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地方就不可能。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借一定的口实和法律名义，尽其能力把财物攫为己有，那么全国财富就只归少数人所占有，而为其余大众所残留的只有困苦和贫乏了。因而这两类人的命运，几乎都是同样不应得的，因为富人一般都是贪婪、虚伪和懒惰无用的，而贫民却是勤俭、朴素的，而且他们的工作有益于社会的方面多于益己的方面。 “因此，我确信，私有财产如不废除，财产分配就不能公平合理，而且全体人民的幸福也不能求得保障。私有财产多保留一天，绝大多数良善人民所遭受贫苦命运的压迫也就多延长一天。我承认，除了共产以外，也可能有其他方法缓和这种情况，但是决不能排除这种情况。人们诚然可以制定法律，规定每个人的田产和金钱都不能超过一定限度，既不让国王权力过大，也不使人民狂妄自大，任命官职禁止徇私受贿，就任受职也不准豪华铺张：因为所有这些的结果，不是所浪费钱财仍由人民身上榨取，就是官职落到富人手中，而非贤能之手。通过上述法律措施，可能减轻国家和社会弊端，犹如身患不治之症的人，在细心看护下也能苟延残喘一样。但是只要人们还拥有财产，社会便不可能完全健康，精力充沛。通过这样的法律措施虽能治愈社会躯体一部分，另一部分却又溃疡更加恶化；治愈此一部分，又损伤另一部分。因为力所能及的只就限于对此一部分有所取，才能对别一部分有所予。” 莫尔答道：“我的意见与此相反。（这里的莫尔是指《乌托邦》中的莫尔而言，因为托马斯·莫尔本人的真正观点是由拉斐尔来表达的。）我相信，在公有财产制度下，人们永远不会生活舒适。人人如果逃避工作，财货如何能够丰裕呢？因为人们既然不能指望报酬，那就失去了刺激作用，因而可能养成总想把工作推给别人作的懒惰习惯。如发生匮乏现象，归他们所有的物资又得不到法律保障，那么，他们不是会暴乱频繁、杀人流血吗？对于官衙人们也不能再有敬畏之心，而且我毕竟也不能设想，既然人人都平等，官厅还有什么作用。” 拉斐尔答道，“我对这种意见，并不奇怪，因为你对那样一个社会组织，不是不能设想，就是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如果你偕同我到过乌托邦，见识到那里的道德和法律，那么你一定会承认，你不曾见过一个更为完善的社会了。我在那里前后待了一共五年，如果不是要把这个新发现传达给这里的人们，我永远也不会离开那里。” 3．英国宗教改革的经济倾向在我们还没有跟着我们的共产主义者进到他的乌托邦以前，我们还必须研究另外一个问题，若不解答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探讨就不能圆满：即莫尔对于任何一种剥削既然都是深恶痛绝，而却又捍卫天主教，捍卫修道院和教皇的剥削，那又如何自圆其说呢？ 这个问题可以简单答复如下：天主教对英国人民的剥削，到了莫尔时代已经微不足道了。至于天主教防止人民群众无产化的那一面却显现出来了。莫尔因为反对这种无产化，所以就拥护天主教，何况还有如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的促使他坚持这种主张的那些政治的和人文主义的动机呢？ 英国原来是遭受教廷剥削最早又最厉害的一个国家，但是自从十四世纪以后，英国对教廷的依附关系越来越小了（我们在第二编第四章中已经陈述过的），因而罗马教廷对英国的剥削也大为减轻。这种剥削的限度完全以国王的意愿为转移。教皇只有通过和国王分赃的办法才能从英国获取金钱。“圣父”和“圣教护法者”之间的利益争执正好像波兰犹太人因分配出售赎罪符而获得的利润和教皇讨价还价的情况一样。在出卖免罪符时——这是宗教改革的推动力之一——教皇曾向亨利八世提议，如果他答应在英国出卖免罪符，将把免罪符所卖金钱提取四分之一给他。但是亨利答复说，如少于三分之一，他将不能满意。因此，免罪符成了国王的一个收入来源，成了教皇代国王们征收的一种新税。这些国王为了分润一部分利益，宁愿把剥削的全部罪名都担在自己身上。教皇对英国说来成了国王的收税吏。 不但世俗政权，就是教士也几乎完全脱离了教皇而独立，不肯把教会税解往罗马，如果这事不合他们的意或不合国王的意的话。曾向亨利八世缴纳过六次什一税的教士们，竟然拒绝向教皇缴纳一次什一税（在1515年，即《乌托邦》一书发表的前一年）。甚至当教皇把自己的要求降低到一半时，他还是不能贯彻其号令。 因此，在英国和在德国并不一样，脱离教廷独立并不是停止罗马剥削的唯一方法。我们必须依照英国的状况来判断莫尔对德国宗教改革的立场，而不能依照德国的状况。莫尔预见到，宗教改革不是专限于德国境内的一种运动，并且路德新教不久就在英国风行起来。但是路德新教在英国所追逐的主要目标，不在于与教廷脱离关系，而在于没收修道院和慈善基金，而后者也是许多传单所要求的。事实上，后来这也成了亨利进行教会改革的最主要经济动机。亨利之所以被驱使采取这种措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政治的原因，一个是经济的原因；在政治上他为了控制教皇曾与西班牙进行斗争，遭到失败，在经济上他也日益缺乏资金，而当提高赋税已不可能并有危险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攫取教会的财产了。他的四周环境也鼓励他釆取这种措施：大地主和土地投机家都眼巴巴地等待着教会地产被交给“自由竞争”即委于土地强盗的那一天。 英国教会的地产是很多的。有许多证据证明教会的地产占英国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这与德国、法国的情形一样（参见第一篇，第3章）。瓦德（Wade）在其所著《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史》（伦敦，1835年，第38页及以下）曾作了最高的估计，他报告说，英国教会地产占全国地产的十分之七，这是一个数字庞大的估计，可惜举不出任何证明的痕迹來。我们不知道，瓦德从哪里得来这种与其他估计大相悬殊的数字，或许这个报告纯系出于误会。 传统的生产方式在这片广大的地产上比在英国其他田产上保持的时间都长。封建主义是修道院的权力和威望所依据的经济基础。修道院尽可能地抓住这个基础不放。自然，修道院对于新兴生产方式不得不有所让步，但不是甘心情愿的。封建主义的传统在这些组织严密的教会团体中所保存的要比接替玫瑰战争中灭亡的老贵族的新兴贵族有生气得多。当新兴贵族盲目投身于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潮流而以追逐利润贪欲作为他们主导感情的时候，修道院却仍认为他们权力的基础不但在于支配土地，而且还在于支配居住在土地上的人们。他们仍然和在中世纪一样，继续用多数半封建性的劳动力来自己经营他们的一部分土地。他们力求利用良好待遇把隶农束缚于自己的支配之下，而当他们不能再阻止他们转变为佃农时，他们就订立期限很长的租佃契约，借以求得保障。因而修道院对于农民的无产者化起的促进作用不大，他们的地产上农民十分密集。 我们不难想象，当这些地产一旦都委诸资本主义剥削时，会产生什么结果。不但修道院中的多数住民，就是它们的大部分佃农和隶农也都被投到无产阶级行列中。失业的无产者一定陡然增加到非常高的程度。中世纪庞大的济贫组织也随着修道院一同瓦解了。在第一编中，我们已经讨论过教会的这种作用。英国在这一方面并无特殊之点，我们也无须详细申论。总而言之，没收修道院就无异于增加贫民的人数，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最后的栖身之所。 莫尔清楚地看到，德国宗教改革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王侯和贵族把教会财产攫为己有；他看到，英国的路德派也是同样激烈地在嚷着没收教会财产。正因为他反对农民的无产者化和被剥削，所以他由于英国的特殊经济情况也就必然反对宗教改革。 路德派的要求还不止于接收修道院。他们还要求没收行会的财产。多半由捐助而来的行会资金大部分投于地产，其目的在于维持医院、学校、济贫院，以及接济贫穷的行会会员，如备办妆奁、救济孀妇和孤儿等等。不难设想，这些慈善团体对于手工业者的无产者化是一种怎样有力的保障。这些捐款一部分带有教会性质，这是与其成立的时代精神相契合的；这些团体总离不开某些规定，例如诵念追思弥撒和设立小礼拜堂等。英国路德派就抓住这些条款，用宗教的外观掩饰他们没收行会财产的贪求，而美其名曰压制行会的“迷信习惯”。 拥护没收教会和行会财产的人，不曾以经济的动机，而只以宗教的动机来辩明他们的要求。而反对没收财产的人，也没有以经济动机，而是以宗教的动机来说明其反驳的理由。莫尔也跟着他的对手进到这个范围以内，借保护追思弥撒来保护教会财产和慈善团体（见他所著《灵魂的祷祝》，1529年）。 关于教会财产的斗争，一直等到这位最为出力、最为能干的拥护者在绞首架上丧命之后，才算得出一个结局。在莫尔殉教一年以后，小修道院就被没收了，1540年，大修道院和礼拜堂也被没收了。由于亨利八世挥霍无度，以及他的幸臣的无耻欺骗，所以屡次没收也不能制止国库的减少，甚至拼命鼓铸赝币，也无济于事，于是当局就又大胆妄为地进而毁灭行会，充公其财产。在亨利八世逝世的前一年，就已发布了以此为宗旨的一条法律，但是一直到亨利的儿子爱德华六世即位的时候，这条法律才发生效力。就在此时，人们还是不敢触动伦敦的强大行会。这些行会仍然秋毫未伤。① 亨利八世时代的英国宗教改革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并使国王的少数宠臣发财致富的无耻措施之一。因此，英国的宗教改革在人民中间并没有打下根基，反而越来越加强了人民的憎恶心理。当莫尔所预见的和所反对的都变成了明显的事实，而人民也感到抢劫行为的全部压力时，使莫尔殉身的那些正义倾向就胜利地爆发出来了：1549年，亨利的儿子爱德华六世在位时，人民发动了惊天动地的起义，来反对新教的朋党（Kamarilla）。这次起义虽然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在爱德华死后（1553年），人民群众就把奉天主教的玛丽娅——亨利的第一个王后即西班牙的迦特琳所生的女儿——拥上了王位。 ①参照索罗勒德·罗哲士：《六个世纪……》，第110、346页以下。
因此，莫尔起来反对宗教改革的这种举动与被剥削人民的利益并不抵触。他之所以遭了噩运，乃是由于他看得比群众远，他预见到宗教改革的后果，而大部分人民则是后来才意识到这一层的，由于广大人民当时还不具备这种信念，他不得不为此信念付出他的生命。 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并不是反对剥削的一场斗争，它完全不符合人民的要求。一直到了继爱德华六世即位的血腥玛丽娅时代，英国人民和天主教之间的经济对立才展开，一直到了那个时候，专制时代的宗教改革才对各广大人民阶级发生了经济的意义，在这个时候新教才发展起来，而伊丽莎白——亨利八世与安娜·宝琳所生的女儿、玛丽娅的继承人——由于实行新教才深受人民拥戴。 使英国宗教改革得到广大人民阶层拥护的，不是英国与罗马的对立，而是英国和西班牙的对立。教皇对英国的剥削，如我们所知，远在亨利进行宗教改革以前就已微不足道，所以英国憎恨教皇并不像德国那样厉害。但是，英国作为商业国家的地位越重要，那么，它的利益和西班牙的利益就越发冲突，因为西班牙是十六世纪的巨大商业强国，并统治了地中海西部盆地，更力图掌握大西洋霸权。英国商业不论想在任何地方发展，它的道路都受到西班牙的封锁或限制。英国势力的增强是在与西班牙商业进行经常的斗争中实现的，为此，即便在和平时期双方也进行着激烈的游击战，英国势力增强的另一原因是它进行经常的海上劫掠。从比利牛斯半岛沿岸至波罗的海经常有英国的海盗船来回巡弋，等候西班牙由美洲开来的运银船，或等候由里斯本开往安特卫普的、满载印度各国珍宝的富饶商船。（在1580至1640年，葡萄牙是西班牙的一个省）除了奴隶贸易以外，海上劫掠也是英国商业繁荣的基础之一，两者都得到官方的鼓励。伊丽莎白本人都曾派出奴隶船，而且她的战舰也参加了海上劫掠。连那个奴隶贩子兼海盗，著名的环绕世界的航海家法兰西斯·德雷克（Frerncis Drake）都成为她的宠信。西班牙的异教裁判所（水上警察也隶属于其下）虽然把捕住的海盗一个一个尽行烧死，想把他们吓住，但是终归无效。英国方面也以同样残暴方法加以报复。最后，菲勒浦（Philipp）忍无可忍，才装备了庞大的无畏舰队，去消灭海盗的老巢。但是如众所知，这个舰队一败涂地。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每每爱惜这个机会，牺牲“宗教狂热”，把资产阶级的海盗行为说成是“自由思想”。 英国和西班牙为了争取海上霸权经常进行斗争，结果就发生深仇宿怨，势不两立了。 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纪成了英国的“世仇”，是不列颠人所深恶痛绝的典型。但是教皇是西班牙的工具。奉天主教就无异于偏袒西班牙，就无异于为世仇服务，无异于背叛祖国以及背叛袓国的商业利益。 由于这种对立才发生了使伊丽莎白深孚民望的新教。只有这样，宗教改革才成了一个全民族的事业，而这种事业在亨利八世时代，从经济的观点看来，只是一个犯罪的君王、一伙同样犯罪的浪子和贪心不足的投机家的纯粹的偷窃行为。 专制制度的宗教改革并不是英国唯一的宗教改革运动。早在这个运动以前，就有一个教派形成，它不但反对教会的剥削，也反对国王和世俗地主的剥削，因而它对于王室的新教和天主教是同样地敌视。这个教派在莫尔所代表的人民阶层，在农民、城市小手工业者和无产者中间都是根深蒂固的。这个教派就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洛勒哈尔德派，他们原来信奉维克里夫的教义，后来他们发现迦尔文教（Calvinism）是更适合于自己的一种教义，于是他们就转宗清教了。洛勒哈尔德派也发展了一种社会主义；不过这种社会主义和莫尔的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同的。莫尔的社会主义还完全充满封建的、原始天主教的精神和新兴资产阶级愉快爽朗、彬彬有礼的精神，洛勒哈尔德派的社会主义，则是备受压迫、困苦绝望的阶级的表现。这种社会主义是悲惨沉郁、隐遁避世、粗野不文的。 除了这种对立以外，再加上莫尔对于任何人民运动的嫌恶心理，我们就可以了然他和洛勒哈尔德派不能友好相处了。 但是他站在英国人的角度，也批判了德国的再浸礼派。他认为再浸礼派一半是路德派，一半是洛勒哈尔德派。他对该教派的批判不是健康的。他曾给科赫劳斯（Johann Cochläus）写信道：“德国现在每天所产生的妖怪比非洲一向所产生的还要多。还有比再浸礼派更荒谬的么？可是，这场疫疠不到几年居然到处蔓延开了。” 他在《驳丁达尔的答复》一文里（1532年）曾经这样写道： 这样你们就可以看到，丁达尔不但主张他先前教诲的、骇人听闻的邪说，而且还主张再浸礼派后来添枝接叶于其邪说之外的谬论。他宣布说，他的教会是真正的教会，而且主张他的说法是符合圣经和神言的，这种说法就是：儿童所受的浸礼是无效的；基督教不应当有任何神圣的或世俗的统治者；任何人都不应当有私有财物，而且依照神法，一切土地和一切财物都应当归一切人共有；全体女子都应当为全体男子共有，不论是至亲或是外人，任何男子都可以当任何女子的丈夫，任何女子都可以当任何男子的妻子；最后还有，我们神圣的救主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凡人，并不是神。
共产主义者莫尔这样诅咒共产主义为“骇人听闻的邪说”，似乎是一种令人莫名其妙的矛盾。可是这种诅咒并不是出于偶然的个人的现象，而是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本质中有其深厚的基础的。莫尔和闵采尔之间的对立就包含着那个贯穿社会主义全部历史并且直到《共产党宣言》发出以后才被克服的臣大对立的萌芽，即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对立的萌芽。理论家莫尔和鼓动家闵采尔之间的对立，本质上就和欧文主义与宪章派、法国的傅立叶主义与平等共产主义之间的对立一样。莫尔虽然极其渴望实现他的理想国家，可是他对于自下而上的消灭剥削的任何企图都畏缩不前。因此，从他的观点看来，共产主义并不能通过事实的逻辑在阶级斗争中发展出来的，共产主义必须先在人的头脑中成熟之后，人们才有可能设想给共产主义找到一个赫赫有势的人由上而下地把共产主义赐予人类。 这是一种幻想。但是莫尔的最大的胜利却正出于这种幻想，由于存在这种幻想，他才破天荒第一个企图描绘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立的一种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同时却保留了资本主义文明优越于先前发展阶段的那些成就，这种生产方式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立，却不是反动复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