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德〕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1887） 第四章 人文主义 1．异教和天主教新的生产方式也要求新的思想形式，并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想内容。精神生活内容的变化比其形式的变化要快。这些形式在长时期内依然是和封建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教会的形式，至于思想则越来越受商品生产的影响，采取一种“世俗的”性质。 可是传统的教会形式毕竟不能再满足新的思想方式的要求。这个新的思想方式，由于现成存在一种俯拾即得的思想方式，就更加容易使它抛弃那些教会形式；这个所谓现成的思想方式，早先曾被用来表现一种思想内容，而那种思想内容在许多点上恰好与这个新的思想方式是一致的。这个思想方式就是古代异教时期的科学和艺术的思想方式。 代替封建生产方式的商品生产，前已反复指明，首先是在意大利发展出来的，在这个国家，古代罗马异教还留有无数灿烂遗迹，而且异教的传统也还不曾完全绝迹。同希腊之间兴隆的商业交通使意大利人认识了古代希腊文献，这个文献比起罗马文献来，能较好地适应新的思想方式。力求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摆脱封建禁锢的总大利商业共和国，在古代雅典商业共和国的文献中发现了在许多方面都与自己的思想方式相适应的一个思想方式时，不禁欣喜若狂（本来意大利的物质生活和希腊的物质生活也有很多类似之处），而且这个思想方式在各方面都有造诣，表现出尽美尽善的形式。一个新兴的生产方式本来必须经过一番辛苦，才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观、一种新的科学和艺术，可是十四世纪以来，在意大利迅速发展起来的这个生产方式的思想代表，却只需从中世纪堆积在古代遗产上面的垃圾堆中稍加发掘，就可垂手而得了。 人们开始研究古代，其目的是理解现在，并对晚近所遗的腐朽残余给予一种致命打击。在这种研究的影响下所澎湃起来的思潮，就称为文艺复兴（意为再生，即古代的再生）和人文主义（这是对于纯人间文化的一种追求，与专从事天上神事的经院神学对立）。文艺复兴这一名词表示艺术中的新流派的表现，人文主义这一名词特别表示文学中的新流派的表现。 假使观念切实创造了物质状况，而不是物质状况创造了观念，那么，随着古代观念的复活，古代的社会也应当复活过來。任何一种思想方式，或许再没有像古代思想方式被人文主义者那样手舞足蹈地信受膜拜的了。虽然如此，但他们所吸取的也仅限于那些与现实状况相符合的观念。如果必要的活，他们宁与逻辑抵触，也不肯与事实矛盾，这是因为一个与实际状况相适应的思想方式，容易不经严格证明就被人视为正确无误而接受。因而人文主义的世界观在许多点上便显得极其奇特了。 在古代也和在中世纪一样，商品生产和贸易是在城市共和国中发生的。但是古代社会发展的最高峰，到了中世纪末期却是一个新社会的出发点。上文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发端，就促使专制君主制和民族观念滋长起来。所以不管人文主义者对于德摩斯忒涅和西塞罗（Cicero）有多么神往，不管他们之中有多少人出身于城市共和国，他们都主张民族应当统一在一个君王之下，并成为这个主张的热烈的捍卫者。人文主义的始祖、佛罗伦萨人但丁（Dante，1265—1321）就曾自称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一心一意渴望着意大利的统一；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不得不向德意志皇帝呼吁，因为在当时教皇们只是法国的傀儡。当教皇们由阿维尼昂返回之后，势力陡增，大多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蜂拥在他们的周围，期待教廷来完成意大利的统一大业。 大多数人文主义者都主张，蒸蒸日上的近代国家需要一个伟大人物来做首领。但是，既然照他们说来国家的祸福兴替都系于君王的人品如何（这种见解可以用当时的状况证明是有理的），那么，这个君王究竟为人如何，就决不可以等闲视之了。一个君王统治一个国家同属必要，但据人文主义者看来，同样必要的是：他们自己就应当左右君主，并加以教育，加以领导。究竟各人能把这个观点的含义实现到什么程度，那是由各人的品格来决定的。人民的福利自然离不了一个君王，不过这个君王必须是一个有道君王，也就是采纳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君王。反对无道君王，对之加以废黜，甚至谋杀，以便有道君王得以继位治国，这并不与人文主义原则背道而驰；自然，能以其学说见诸行动、勇气十足的人文主义者，也是寥寥可数的。许多人文主义者都是些毫无气节的谄媚者。但是一般而论，他们多能贯彻主张，对君王尽其感化启迪的责任。由此看来，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所表达的只不过是我们已经陈述的那个阶级观点。 这个观点的显著结果，就是层出不穷的人文主义著述，那些著述都是旨在给君王呈进治国安民规范的。这类著作中最著名的就是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君主论》（Fürst）。 人文主义者所提出的要求，并非空虛的、毫无根据的。事实上，人文主义者已成为一股声势浩大的势力，君王们不但需要他们，也还乐于延揽他们。君王们不但需要资产阶级的物质资财，也还需要他们的思想家。所谓“舆论”，即城市中市民阶级的意见，已成为一种势力，而这种舆论在人文主义盛行的时代和国家里正是被人文主义所左右的。君王们正需要这些新派学者推行政事。当时，官僚制度尚未形成；除了法学家和高级教士以外，能给君主协理国政、出谋划策、出使他邦的只有人文主义者，而且人文主义者还比他们高明。 皇帝麦克西米良（Maximilian）曾经宣扬说，“学者的天职是治国行道，不应屈居于臣民之列，而且他们既然得天独厚，高出凡庶，人们就当对他们特別崇敬”。他说这话确符实情。当时除了某些经济落后国家的德意志君主（尤其是北德意志王侯）极不关心人文主义并极其冷遇人文主义者以外，个个君王对于人文主义者都竞相罗致，延入宫廷，对于众所景仰的学者，几乎以君王尊荣相待。当时学者在宫廷中所起的作用，与现在的迥然不同；他们不是被人勉强收留的有学问的食客，而是君王们所寤寐以求的上宾。亨利八世对莫尔之所以敬礼有加，其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人文主义者不但在其政治观方面陷于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而且在其宗教观方面也是如此。在政治方面，他们既向往古代的共和主义者，同时又拥护君主制；在宗教方面，他们的宗教观也是越来越呈现出异教的色彩，同时又是坚定不移的天主教徒。新的生产方式既与封建生产方式对立，新的世界观也就与封建的世界观对立起来。旧的生产方式越日益崩溃，人文主义者就日益大胆地排除一切传统的限制，而对中世纪的家庭组织和婚姻形式以及对其宗教都嘲笑备至。 所谓妇女的解放是指妇女摆脱其个体家务操作而言（至少是达到某种程度）。只有把繁重的家务操作改为社会劳动，妇女的解放才有可能。但也有另一个方法可以达到妇女解放的目的，那就是把个体家庭的家务劳动由主妇转到别人身上。通过后一种方法自然只有一部分妇女能够获得解放，这种解放是通过奴役他人来取得的。 第一种妇女解放是通过把她们的劳动转变为社会职业工作而取得的，这在本质上是将来的事情。与此相反，第二种妇女解放，已几次成为历史事实：一旦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剥削提高到某种程度，不但使这个阶级中的男子，而且使这个阶级的妇女也可以从劳动的必要中解放出来时，第二种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就具备了。 罗马帝政时代就提供了通过剥削而取得的这样一种妇女解放的实例；近代的资产阶级妇女解放也和人文主义的妇女解放一样，都属于这个范畴。 个体家庭，还有某种程度的个体婚制，这是手工业者和农民的一种经济上的必要条件。没有一个井井有条的家庭，就几乎不能维持农业经营或手工业经营，主持家政需要一个当家做主的主妇，正如经营实业需要一个擘画全局的厂主一样。 没有家庭，没有主妇，一个农民不能雇用长工，一个工匠不能招收徒弟，因为徒弟和长工都在家里过活，和家主在同桌上进餐，就住在他家。 商人的情形就两样了。他的营业并不靠家庭来支持，他有没有主妇，对其业务盈亏并不发生多大影响。结婚和家庭对他说来已经不是经济上的必要，而成为一种奢侈了。他如果想节俭度日，简直可以不必结婚，如果娶妻的话，也不是要把她当作管家主妇，而是因为她继承了大批财产。但是家庭既然成了夸示豪富的场面，家政经营的好坏，最多只不过是商人开支的多少的问题，绝对不会影响到他的收入，那么商人在其商业利润优厚的时候，就雇人来主持家政了。当娶妻原只为了继承大批财产，而不是以主持家计为目的的时候，雇人照料家计，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这样一来，在十五和十六世纪时，由于商业利润无限增长，所以商人的妻子（城市的律师、医生、官吏等人如果家资富有，其妻子也是如此）就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当然也从一般劳动中解放出来，于是她们有了时间和兴趣，从事远在其原先活动范围以外的、“不属于女流”的活动了。但是在这种妇女解放的同时，在商人和人文主义的范围内，传统的婚姻形式越来越成了一种奢侈举动，因而自由的两性关系便风行起来，在人文主义的家乡意大利尤其如此。富有革命精神的大资产阶级，用一种年少气盛的姿态，打破了宗法制家庭的界限，打破了个体婚制的界限。但是，正像帝政时代罗马的情况一样，妇女的解放只不过是妇女由必要的劳动者转变为寄生的剥削者，这时，新的两性生活和活动中已混杂着几分没落阶级的放荡腐化。 这就是人文主义妇女解放所具有的特征因素。并且，这种解放比起近来的妇女解放来也限于小得多的社会范围。 拥护资产阶级妇女解放的近代战士们，往往企图用生理的和法律的根据来证明这种社会变革的必要，证明这是自然和正义的命令，而不是历史形成的一种特殊状况；与此相仿，人文主义者起初也曾援引宗教，虽然传统的教会学说是断然与男女平权相抵触的。例如，纽伦堡皮克罕（Pirckheimer）修道院女修士，纽伦堡圣克剌拉（St.Klara）修道院女院长卡雷塔（Charitas），一个热心的人文主义者，就曾大声疾呼： 男女两性都有同一位造物主，同一位救主，同一个圣灵，而且万有真宰决不会亏待女性。真主手持秘钥，降福人间，其福善祸淫，一秉圣断，不徇私情。
比如说无神论者，雷明尼（Rimini）的统治者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Sigisrnondo Mala-testa）的行事，就是特有的新的异教思想内容和旧的教会形式的互相混杂。他在1445年至1450年间给圣方济卡（Franziska）建了一所华美绝伦的教堂，而在这个教堂中却给—个莫名其妙的圣徒即他的情妇伊索塔（Isotta）立了一座纪念碑，因为他是想把他这个情妇当作圣女来崇奉的。在这个革命时期，许多人争先恐后利用两性自由，如教士兼教皇秘书波乔（Fancesco Poggio）（1380—1459），他遗留下来的、经其承认的儿女有十八个，其中竟有十四个是私生的。人文主义在宗教方面的大胆绝伦是和它在性生活方面的胆大妄为相应的、在起初，他们的异端思想还披着教会的外衣，可是这种异端思想却日益露骨，倘使其发展没有为宗教改革所中断，必将导致彻头彻尾的无神论（人文主义者的无神论，不是人民群众的无神论）。 在人文主义者当中，最肆无忌惮的自由思想家之一就是佛罗伦萨人吕济·普勒齐（Luigi Pulci，1432—1484）。他曾写了一部喜剧式的英雄诗《莫尔干塔》（Morgante）来嘲弄奚落基督教的骑士，他在诗中曾有一处把天主教的信条改成打油诗。“我固然不信蓝色，却也不信黑色，我倒是信仰阉鸡，煮食的和煎食的，有时信仰牛油，也信仰啤酒，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么我就信仰新酿葡萄酒，我宁信仰酸的，而不信仰甜的，但我特别信仰的是上品葡萄酒，而且我确信，凡信仰上品葡萄酒的人，都会蒙天降福。我信仰蛋糕和点心；蛋糕是圣母，点心是圣子。但真正祈祷文却是烤猪肝，它可能是三块、两块或一块。”这篇打油诗的作者是个高级官吏，也是美迪奇的洛伦佐（Lorenzos Von Medici）的朋友，因而既没有受检察官逮捕，也不曾被逐出教会。 2．异教和新教所有人文主义者，不论是温和的或鲁莽的，都一致坚决地攻击教会的违法乱纪，而僧侣尤其成了他们选中的讥评嘲弄的鹄的。 但是，不论这些攻击怎样锋利，当他们达到某一点以后就止步不前了。事物发展的逻辑迫使人文主义者的思想陷于不合逻辑的地步。 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拉丁各国的统治剥削阶级，尤其是意大利的统治剥削阶级，都极其乐于维持教廷的权力。拉丁各国新兴社会势力的思想家，都不得不表达这种尊崇教皇的意见，不论这种意见与他们的体系是否衔接配合。事实上，几乎所有人文主义者（其中翘楚人物也并不例外），都对教会制度不加攻击，而其所攻击的只是教士的为人和主使他们的精神。往昔相传的教会形式还应当加以保存，不过应当以新的内容充实其中。教会仍然应当是一个无所不管、无所不能的制度，人文主义者应当是主持这个教会的祭司（并拥有其肥缺），而教皇则应当是人文主义者的元首。这样的一个教皇应当委派人文主义者统率王侯公卿，治理各族人民，而使他们服务于人文主义的目的。 关于这一层，我们看来拉伯雷（Rabelais）所设想的德廉美人（Thelemiten）的理想修道院可以作为一个明显的例证。拉伯雷在其《巨人传》（Gargaptua）第59至57章中，描写了一个完全照人文主义精神建立起来的德廉美修道院。我们相信，这个修道院的描写同莫尔的《乌托邦》一样，同样都以严肃的倾向作为基础。这个描写向我们指点出，人文主义想照什么方式来改良教会。教会对群众的剥削，仍当继续下去——甚至德廉美修道院离了剥削，也是不能设想的——但是人文主义者应当代替僧侣，而且享受和科学的自由也应当代替清规戒律。上述《巨人传》的这几章足以说明人文主义和莫尔时代改良观念被人宣讲议论的方式。 诞生人文主义的意大利所处的这种特殊地位，促使人文主义对教皇表现出友好态度。这种态度不仅与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发生了矛盾，而且与人文主义所欲表达的拉丁各国以外社会力量的需要发生了矛盾。因此，当意大利占优势的地位一旦沉沦，人文主义就在这个矛盾的礁石上粉碎了。 在意大利，人文主义是符合现实利益的。在日耳曼各国，便不是这种情形了。在那里，人文主义始终是异乡花草，不能够扎根生芽。因此，德意志的人文主义就更加迫切需要和全部科学、艺术发源地的意大利保持紧密联系。只有继续保持这种联系，人文主义者才能希望战胜北方的蛮风，尤其是德意志所盛行的蛮风，这样才能博得权势阶级的赞同。一旦与罗马分裂，那就意味着自己意图的幻灭以及野蛮战胜文明。因此，他们就反对宗教改革，而始终奉行天主教，造成这样形势的主要原因，正在于他们所处的发展阶段高于拥有新科学和新艺术的新教徒所处的发展阶段。 不但北方的宗教改革家是这种情形，就是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企图也是发端于半村夫化的下层教士。我们可以举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为例。他在一篇布道辞中曾经这样说道：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完成的唯一功德只是他们举出许多例证来，使我们可能用以向异端邪说进行驳斥，但是他们和其他哲学家却仍待在地狱里。一个老太婆对于宗教信仰要比柏拉图高明得多。如果许多看来似乎有用的书籍都销毁了的话，那对于宗教信仰反而好些。如果没有那么许多书籍，如果没有那么多论证和辩难，那么，宗教信仰该比现在还要生长得快些。
读了这一段话，谁能不臆想到路德对“娼妓理性”（Hure Vernunft）的驳斥呢？虔诚的萨沃纳罗拉把薄伽丘的《十日谈》的数百份复本都焚毁了，结果教会竟停止了他的活动，而把他判为异端并加以处决。由此可见，使教廷的剥削受到威胁的，倒不是那些向文人雅士从事宣扬的不信仰者，而倒是那些启示群众的虔诚奉教的人，而他们也正因此才惨遭火刑。反之，不信仰者，如肆无忌惮地嘲弄教会和信仰的拉伯雷，则反而蒙受主教和教皇予以宽免，时加奖掖。由此可见，教廷的天主教狂热并不是对信仰的狂热，而是利欲熏心的狂热，不过穿上了教会的外衣而已。当德意志和英国的博学的思想家站在天主教这方面为挽救将遭不测的文明而作战的时候，却忘记了一件事情：这种大主教文化、意大利高度发展的科学和艺术、教廷的富丽堂皇等等，都是建立在使人民群众以及整个德意志都无知和遭受剥削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忘记了教廷要想培植奖掖意大利的科学和艺术，就不得不使德意志停滞在贫乏愚蠢的地步；他们忘记了，正是教皇们费心费力地在蓄意保持蛮风，因而才在宗教改革时代使天主教文化一蹶不振；他们忘记了，历史的情况正发展到如此地步，德意志蛮风如不战胜意大利文化，就不可能打开一条出路，以便德意志有可能从野蛮状态中获得解放，并使其经济的和精神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 人文主义者只看到北方各国的宗教改革给科学和艺术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暂时损害。除了这个理由以外，还有另一个理由使他们对天主教恋恋不舍：宗教改革家已诉诸人民群众、诉诸整个民族。在实行宗教改革的各国的全体人民，已成了一个阶级与教廷对抗，他们成了一个被剥削的阶级。实行宗教改革的各国（英国是个例外，英国宗教改革一般地说是具有其特点的），恰好就是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那里的专制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像拉丁各国那样强大的地步，而且那里的农民和骑士还有相当重要的力量和高傲自大的心理。虽然宗教改革的结果，最后也是让王公财阀从中捞取最大的利益，可是宗教改革在起初却是一个人民运动，它是全体人民反对教皇剥削的一次万众一心的起义，这次起义自然不曾随着教皇统治的被推翻而立即风平浪静下来，并且还引起了各阶级之间的流血斗争，终于使他们精疲力竭，而为君主专制的胜利铺平道路。 人民运动在人文主义者看来是件可怕的事。不由君王统御的其他任何政府，不由君王影响的其他任何教化，在人文主义者看来都是完全荒谬的。人文主义者一般不理解人民的需要和憧憬。他们大多数人对此也不感兴趣。他们对于引起内战的一切惨剧的人民运动是深恶痛绝的。 在这些情形下，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在许多日耳曼族国家，人文主义者由于偏袒天主教而和全体人民对立起来，宗教改革家为什么辱骂他们为叛徒，他们为什么威信扫地，终致绝迹民间，不留踪影。 宗教改革也给了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以一种致命伤。那时绕道南非通往印度的航路已经被发现，在苏伊士运河凿通以前，连接印度和欧洲的新的贸易路线已经通航；贸易由地中海沿岸各国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各国。与此同时，日耳曼各国也都风起云涌地反抗教廷。往昔年复一年通过阿尔卑斯山输往罗马的源源不断的财富也停止进贡了。意大利的富源已告枯竭，意大利精神上的伟大也随之失色了。贸易和剥削原是人文主义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一旦崩溃，人文主义也就随之而消失了。 但是也并不是无影无踪。人文主义的倾向又在耶稣会中起死回生了。耶稣会教义就是人文主义，只是其思想水平较低，精神上失掉独立，组织严格，是专为教会服务的。耶稣会之于人文主义，正如帝政时代的基督教之于新柏拉图主义一样。耶稣会教义正是天主教教会吸取人文主义并且时代化了的一种形式，它抛弃了向来的封建基础，而立足于从十六世纪起直至十八世纪支配社会的那个立场上。耶稣会是经过改革以后的天主教教会的一个不可侮的力量，因为它是和新的经济情况、政治情况相适应的。 耶稣会之发生作用，和人文主义之发生作用一样，都凭借了同样的本领：他们的古典教育高人一等，他们能够左右王侯，拉拢金融势力。耶稣会教士和人文主义者一样，也拥戴专制权力，不过只有为他们服务的王侯，他们才加以拥戴。他们和人文主义者一样，当一个君王不符合他们的期望时，他们就力图废黜，认为这并非和他们的君主思想背道而驰。 但说到金钱，耶稣会教士比人文主义者更进一步。他们不但代表新生产方式的利益，并且还利用新生产方式为自己服务。耶稣会教士组成了欧洲最大的贸易公司，其代办处遍布于世界各处。他们最先认识到，传教士是扮演旅行客商的最好角色；他们也是最先在海外各地建立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如制糖厂）的人。 说到这里，人们或许会想起巴拉圭的耶稣教国家来，这是反社会主义的狡黠之徒常用以作反对社会主义宣传的一个吓鸟草人。人们所以举巴拉圭的耶稣会国家来，意在指出，社会主义的流弊会达到什么地步，而事实上，它却预示，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的话，我们将面临的一个社会状态。在一个国家中，生产资料和生产品不是属于劳动者阶级，而是属于不劳动者——而且是外国资本家！劳动也不是由工人组织的，而是由不劳动者组织的；像这样一个国家所表明的总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了。 3．不信与迷信人文主义的趋向终于彻底否定了中世纪的世界观，走入纯粹怀疑主义。但是在人文主义发展的末期，作为其继承者代之而起的却是中世纪从来不曾有过那样猖獗一时的迷信狂，而且这种迷信狂不但发生于人文主义从未扎根生芽的那些国家，而且也发生于人文主义的故乡意大利。 迷信狂不只种因于意大利的经济衰落，也不只种因于通过从事剥削的意大利人与被剥削各民族之间的激烈斗争，这种斗争曾转变利欲狂为信仰狂，因为信仰原是用以进行剥削的一个招牌。在人文主义时代末期，宗教生活的加强乃是当时一般情势所造成的。宗教的一条根源在人文主义时期只是稍见萎败，而其第二条根源却在当时发出郁茂四布的嫩芽。 宗教的理智方面的根源，宗教感情和思想的原因（我们在这里不谈宗教组织），来自超人的、不可捉摸的力量的现实存在，人类对之束手无策，既不能掌握其神妙变化，也无法预测和理解。可是这些力量对于人类的祸福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人类就感觉有对这种力量进行分析研究的必要。 这些力量不是自然的就是社会的。 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力量不起任何作用。只要经济状况仍在依靠于社会协作：它就受人类的支配，而人类在这个原始阶段尤其要依赖于自然。但是人类觉得自己乃是自然的一部分，正和禽兽一样，就像人类还未脱掉自然的脐带，浑浑噩噩地度其生活。当时人们根本谈不到宗教。 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慢慢才发生了使自然屈就自己意志的需要，才挣脱开自然，自然才成了离人独立的对象，而研究这个对象才成了人类的任务。但是人类在这条道路上最先体验到的，就是他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必须先经过悠久的时间、绵长的历史发展，然后人类才开始理解了自然，认识了自然规律，并使自然力服务于自己的目的。 从人类开始对自然加以思考的刹那起直至自然科学兴起以前，宗教便成了人类的需要。 这种需要所产生的那些宗教，就是所谓自然神教。这些宗教和脑中产生它们的那些人一样，是怡然乐生、大度能容的；他们对自然现象多见其庄严神圣，而不觉其森严可怖、魍魉祸人。 随着商品生产的兴起，产生了人类不能控制的社会的力量，于是就产生了宗教的第二条根源。在古代和中古的狭小社会中，这个根源起初不起作用，那里的经济关系容易一目了然，而且人的祸福休戚也多半是个人行为善恶的后果，不借助超自然的力量，也可以说明其前因后果。当人类认识到社会力量的存在并意识到自己无力抵抗这种力量之前，以及当社会力量限制了人类的幻想和理智并对宗教的性质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之前，社会现象就必然成了群众性现象。 自然神教本质上是地方性的；至于代替自然神教的社会性的宗教，一开始就是群众性的宗教，是世界宗教。 罗马的世界帝国给那样一个宗教打好了基础。引起那样一个宗教的当时的社会现象是极为顺适的。群众的贫困、疾苦以及与之对照的少数豪富的聚敛和僭越、整个帝国的人口稀少、衰微不振等等，基督教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形成的。焦虑不安、悲观失望、同类相仇以及凶残嗜杀等等把持了整个人寰。异教时代愉快爽朗的神明一变而为阴森可怖的恶魔，造物主兼裁判者成了面目狰狞的无情者，小过微罪都要受到无穷尽的地狱苦楚和惩罚。整个世界成了地狱的前庭，其中充满了伺机噬人的魔鬼。 等到淳朴的日耳曼人源源不断地侵入之后，他们乐生愉快的精神灌注到基督教中。他们原来的神灵诚然被变为魔鬼，但是魔鬼已经不那么使人可怕；中世纪的魔鬼是一个和蔼可亲、滑稽幽默、于人无害的魔鬼，人们敢放胆对之取笑或加以嘲弄而不至导致不祥，那是一个善良昏庸的魔鬼。头戴荆棘冠、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已退到后面，而悲悯人世的救主和温良和善的牧人又成了教会和其艺术所喜爱的形象。除了救主以外，还有圣洁的圣母，她成了德意志人用他们对女性所歆羡渴慕的温柔优雅的美德装饰起来的理想妇女了。 在这个“黑暗时代”，教会的教条已经不再发扬光大，但是教会的节日反而更热烈铺张。公元最初几世纪的基督徒，喜爱回味殉道者的惨死情况，他们的想象是一幅血流如注的图景；而现在呢，殉教者的每一个纪念日都成了欢乐狂喜的吉日良辰，都成了开筵狂饮的借口。 照我们的自由派历史家——如果他们是“自由思想家”——说来，宗教的发生只是缺乏“教化”的结果。他们不肯研究宗教的社会基础。他们的见解如果是正确的话，那么人文主义就当在人民中间，尤其是在德意志人中间，找到非常良好的土壤，而且人文主义的“教化”宣扬越广，群众所受的教化也该相应地越为普及。结果不是这样，我们却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人文主义越向自由思想方面发展，人民宗教就越失掉其先前的性质，并且更多地吸取了罗马帝政时代基督教的性质。只有当我们考虑到当时的经济改变时，这个现象才得以说明。 诚然，商品生产和贸易促进了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又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生产和贸易。与东方的交通不但给西方带来商品，而且也把这个古老的文化世界的学术带给西方。但是这一层，在当时来说，对宗教还影响很小。 人文主义主要是依赖雅典的和古典的文献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从这里没有很多东西可以汲取。至于由阿拉伯人传授给我们的那些主要科学门类，如解剖学、化学、天文学等，只有少数受了人文主义培养的学者加以注意，以便有计划地研究自然规律，而为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伟大的科学发现做好准备。至于当时研究自然科学的大多数人，其所以肯费心血，只不过是为了要适应新生产方式的性质，从其中谋求实际的、个人的利益，除此而外，别无远见。此外，在传统的知识穷于应付时，他们便用玄想假设加以弥补，而这些玄想假设并不需要用事实加以验证。只需引用古代著作家的片言只语，加以印证罢了。 人们并不致力研究人类和动物的躯体及其各种机能，只是努力寻觅延年祛病的验方妙药。解剖学发展迟缓，而江湖骗术、欺世庸医却进展神速。大城市人口的集中，奢侈和贫穷的天壤悬殊，对东方贸易的频繁等等，都成了传染病和其他疾病的滋长土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东方的鼠疫（十四世纪以后）、花柳病（十五世纪以后）和酒精中毒都传播到了欧洲。阿拉伯人早就酿造烧酒，十二世纪以后，法国人又把它当作药用品，但是在1493年时已有一首痛斥酒魔给人招致祸患的诗了。① 化学也和医学一样繁忙起来。在化学方面，已经通晓了把物体分为元素或用元素组成物体的技术，那么利用化学来制造当时人们所艳羡不置的黄金，不是最为自然不过的吗？于是化学便沦为炼金术了。 在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学者中间，天文学的知识迅速传播开来。天文学知识在航海学方面有显著的实际用途。没有这种知识，海外贸易便无法进行，因此人们就热心加以研究。当时广大群众所认识的唯一自然规律，只有人们从古代承袭下来的那些天文学规律，但是，这些规律马上也被用来为剥削和迷信服务，而不是为启蒙教育服务了。人们既然能够推算星球的轨道，就猜想它们可能影响地球，所以他们就设法根据星球轨道来预言人间吉凶祸福了。人类的前途越是渺茫难测，他们就越要孜孜不倦地加以探求。在那个革命时期，除了穹苍以外，似乎再无万古长存的东西，所以星星就成了他们的安慰，但是，即便穹苍最后也起了革命。 占星学，炼金术，江湖医术，就是从中世纪以来欧洲广大群众以及多数学者所认识的自然科学形式。这样一种“自然科学”是不能够排除对宗教的需要的。人文主义者之所以无信仰，实际上只是由于反对当时的信仰，或是由于对宗教的漠不关心，并不是由于他们对自然中的关系有了科学上的真知灼见。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只是用另外一种信仰来代替传统的信仰，他们的信仰往往也不外乎占星学和神秘的犹太哲学。 ① 参阅瓦黑斯穆特（Wachsmuth）所著《欧洲风俗史》，莱比锡版，1837年，第4卷，第280页。
这样，宗教的根源既几乎丝亳没有为自然科学所伤损，且它的另外一条根源又因经济发展而更加发荣滋长了。 下层人民群众的经济支柱消除了，尤其是曾使这些阶级挡住中世纪狂风大浪的马克公社一去不复返了。新的阶级斗争爆发起来，其残酷程度远甚于封建时代的阶级斗争。封建时代的阶级斗争所争执的问题只是权利和义务或多或少的问题，而现在却是新兴阶级和没落阶级之间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其无产阶级化有加无已，贫困和流离颠沛日益加甚。使被压制阶级俯首帖耳的那些绥靖措施日益血腥残酷，受钳制的人民挣脱枷锁的拼命挣扎也越显出血淋淋的可怕。憎恨、仇视、焦虑成了每天出现于茅舍和皇宫的客人。人人都对明天战栗发抖，对昨天怨恨叹息，对今天拼命搏斗。战斗成为职业，杀人成为手艺，被遣散的兵士由于生活所迫，在和平环境中仍然继续其战争旧业，而被其骚扰的人又不得不把他作虎豹豺狼来追杀。同时，瘟疫和花柳病的死神又在全部欧洲猖狂肆虐。到处都是人心惶惶、悲叹痛苦、害怕不可抗拒的社会势力；这些势力并不是只在马克公社的小范围中肆其淫威，而是以山崩海啸之势毁庐灭舍，给民族和国际造成灾难。 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就发生了宗教的需要，就发生了超脱苦海达到美满彼岸的渴望，就发生了一种承认唯一可以拔除普世苦难的全能上帝的冲动。但是同时，宗教也失掉了它的和善欢乐的特征，而发展其阴森可怖的一面。恶魔又在到处重新出现于人前，人的幻想又在极尽能事地渲染其狰狞面目。人们常爱活灵活现地幻想地狱中惨不忍睹的苦楚，并意想残酷地实现于尘世人寰。因此，用暴刑惩办乞丐和流浪者的同时，搜索女巫和焚烧女巫的荒诞举动也就风行起来了。 变革久已在群众心里酝酿着，到了宗教改革时期，才全部现出。宗教改革不但粉碎了还在继续残存着的民间宗教的古老传统，它还把一向在暗处闪烁着的种种阶级矛盾一下激发起来，并且解开了在上述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那些倾向的绳索。迷信、狂妄、凶残嗜杀达到疯狂程度。从农民战争起到维斯特法伦和约止（1525年至1648年），欧洲就像一所疯人院，院中疯人是完全无拘无束、随心所欲的。 我们今天所谓的宗教就发展在这个世纪里，那就是各种新教教派以及耶稣会派的天主教和特雷恩特派（tridentinische）的天主教。封建时代的旧天主教——我们指的是民间所奉的天主教，不是教皇宫廷中所奉的天主教——它已经消灭了，只有在僻处山区的天主教村庄中还可以偶尔看到日耳曼化的基督教原先融和熙乐的依稀痕迹。 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的人们，把新宗教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是横在他们和人民之间的障碍，又是阻隔他们和国王的最大的障碍。启蒙运动就在和宗教进行斗争中而煊赫壮大起来的。尾随启蒙哲学路线的历史学家，就把启蒙运动所攻击的这种宗教作为典型来描述多少世纪以来的全部宗教和基督教。他们对于中世纪日耳曼天主教的民间宗教的不正确认识之所以能够轻易发生，是因为初期基督教的性质和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的性质极其类似，而关于在这两个宗教阶段之间的中世纪的民间宗教——尤其是怡乐欢畅时期的民间宗教——又只有寥寥无几的文献。 人们如果坚持这种错误见解，就会对中世纪产生一种完全不正确的评价，尤其使人对托马斯·莫尔产生一种完全谬误的看法，也正因此我们才有进行研究分析的必要。伏尔泰就产生了这样谬误的看法。在他看来，莫尔那样坚信天主教，正是个愚笨而狂信的蛮人。 莫尔是为天主教殉道了。我们要想理解他就必须认识清楚他所皈依的是哪一种天主教。我们必须经常记住，古时的封建的民间天主教是和近代耶稣会教士的天主教有所不同的。如果莫尔确实是个天主教徒的话，他是前一种天主教末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是伪善招摇之徒，也不是蒙哄鬼祟之辈，而是一个极其正直纯良的人。 我们已经认识了影响莫尔一生的历史状况，现在让我们再来认识他本人以及他起作用的一些特殊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