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革命委员会极度紧张地乘胜前进着。

11月14日。

通告所有兵团、军、师、团委员会，所有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以及军民人等。

根据哥萨克兵、士官生、士兵、水兵和工人之间达成的协议，决定将亚历山大·费多洛维奇·克伦斯基交付人民法庭审判。我们要求逮捕克伦斯基，并以下列各团体的名义，命令他立即来彼得格勒出庭受审。

签名者：
乌苏里区哥萨克骑兵第一师；彼得格勒区士官生支队委员会；第五军代表。
人民委员：德宾科。

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市杜马以及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都引以为荣地把克伦斯基视为其成员。它们竭力抗议说，他只能对立宪会议负责。

11月16日的傍晚，我看见约有两千名赤卫队队员昂首阔步地沿着城郊大街前进，去欢迎他们那些保卫了“红色彼得格勒”的兄弟们凯旋归来。走在他们前面的军乐队高奏着《马赛曲》（它的音调同当时的情景是何等合拍呵）。他们穿着黑色的工人服装，高举着鲜红的旗帜。他们之中有男有女，背着安上刺刀的步枪，在暮色中顶着寒风迈步前进。他们穿过暗淡而泥泞的街道，两旁是一些沉默的资产阶级分子，用一种轻蔑但又惶恐的神情注视着池们。

所有那些企业家、投机商、食利者、地主、军官、政客、教员、大学生、自由职业者、小店主、职员、经纪人都反对他们。那些其他的社会主义政党，也都对布尔什维克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站在苏维埃方面的只有工人、水兵、所有那些还保持着旺盛士气的士兵、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以及少数（极少数）知识分子。……

在幅员辽阔的俄罗斯的每一个角落里，就像汹涌的浪潮一样，都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巷战。各地听到克伦斯基溃败的消息，都回响着无产阶级胜利的欢呼。在喀山、萨拉托夫、诺夫哥罗德、维尼察等城市，街道上都流满了鲜血；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已经把炮口转过来轰打那资产阶级所盘据着的最后堡垒——克里姆林宫。

“他们正在炮轰克里姆林宫呢！”这个消息在彼得格勒成为街谈巷议的材料，几乎带着一种恐怖的意味。那些从“圣洁的莫斯科母亲”那里来的旅客，带来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消息：被杀的人数以千计，特维尔大街和库兹涅斯基大街大部成为火海；圣瓦西利教堂已化为焦土；乌斯本斯基大教堂已经倒塌；克里姆林宫的斯巴斯基门楼已经被轰得摇摇欲坠；市杜马大厦已经被烧成一片瓦砾场[1]。

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能比布尔什维克这种对“神圣俄罗斯”心脏的亵渎行径更为可怕的了。那些虔诚的信徒，耳朵里似乎总是听到布尔什维克的炮弹正在轰打那神圣的东正教教堂，把俄罗斯民族的圣地化为灰烬。……

在11月15日那一天，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哭泣起来，他从会议室里奔了出来，喊道：“我受不了这种事！我不能忍受对艺术和传统的肆意破坏……”

当天下午，他的辞职书就登载在报纸上：

来自莫斯科的人们，刚刚告诉了我当地所发生的事情。

圣瓦西利大教堂和乌斯本斯基大教学都正在遭到大炮的轰击，目前彼得格勒方面和莫斯科方面最名贵的艺术珍品都集中在克里姆林宫，而克里姆林宫却处于炮火之下。牺牲者数以千计！

可怕的斗争已经达到野兽般的疯狂程度了。

还有什么剩下来呢？还能发生什么更坏的事情呢？

我受不了这种事情。我的克制已经到头了。我无法容忍这些恐怖行为。要在要在这种使我发疯的思虑的重压之下进行工作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退出人民委员会的原因。

我完全认识到我这一决定的严重性。然而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2]

就在同一天，那些盘据在克里姆林宫的白卫队和士官生投降了。他们被允许不加伤害地撤出来。双方的和平协定如下：

（1）解散社会保安委员会；

（2）白卫队缴械并解散。军官们得保留其刀剑和规定随身佩带的武器。军事学校里只能保留一些为教练所必需的武器，其余的一律由士官生缴出。军事革命委员会保证这些人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

（3）由所有参加和谈的团体派代表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本协定第二项中所规定的解除武装的问题。

（4）从和平协定签订之时起，双方应立即下令停火，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双方应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此项命令能得到切实的执行。

（5）本协定一经签字，双方应立即释放俘虏。……

这时，布尔什维克掌握莫斯科的局势已经有两天了。那些惊魂未定的市民正从地下室里爬出来，去寻觅他们的死者；人们正在拆去街道上的街垒。然而，关于莫斯科惨遭浩劫的传说却愈传愈盛。……就是由于听到那些骇人听闻的报道，我们才决定到莫斯科去的。

尽管二百年来彼得格勒一直是俄国政府的所在地，但它毕竟还是个人为的都市。莫斯科才是真正的俄国，它代表着俄国的过去，也显示着俄国的未来：在莫斯科，我们将体会到俄国人民对于这次革命的真情实感：在那里，生活更为紧张热烈。

在过去的一周中，彼得格勒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受到铁路员工群众的支持，已经取得了尼古拉铁道线的管理权，并且不断地开出一列列满载着水兵和赤卫队的火车，向东南方进发。……我们从斯莫尔尼方面领到了通行证，如果没有这种通行证，任何人均不得离开首都。……列车刚刚进站，就有一大群衣衫褴褛、背着大包食品的士兵冲开了车门，砸碎了车窗，涌进所有的卧车，站满了车厢的过道，甚至还有人爬到车顶上去。我们三个人好不容易才钻进一间卧铺室，但几乎立刻就有约二十名士兵挤了进来。……那间卧铺室只能容纳四个人；我们进行争论和说理，那位乘务员也帮着我们讲话，然而士兵们只是哈哈大笑。难道他们还要照顾几个资产阶级分子的舒适吗？及至我们掏出斯莫尔尼方面发给的通行证，那些士兵马上就改变了态度。

其中有一个士兵大声说道：“同志们，我们走吧！这几位是美国的同志，他们跑了三万俄里的路程来考察我们的革命。他们当然是劳累了。……”

于是，那些士兵用客气而友好的口吻连声道歉，陆续离开了。片刻之后，我们听见他们砸开邻近的一间卧铺室。那间卧铺室原先是被两个矮矮胖胖、衣冠楚楚的俄国人所占有，他们曾经贿赂了乘务员，把房门反锁着。……

大约在晚上七点钟的光景，我们的列车开出了车站。这是一列长长的、负载过重的列车。由一辆烧木柴的马力很小的小火车头拖着，慢吞吞地行驶，沿途常常停车。那些坐在车顶上的士兵用脚后跟踢着车皮，唱着悲凉的农民歌谣；车厢的过道里挤满了人，简直无法通过；通宵达旦，人们都在那里热烈地争论着政治上的问题。偶尔，乘务员也照例走过来查票。然而除了我们三个人以外，几乎谁也没有买票。那位乘务员吵吵嚷嚷地查了半小时。但毫无结果，最后他失望地摊开双手，退出去了。车厢里的空气是窒息的，充满了烟雾和恶臭；如果不是那些玻璃窗都已经被砸破的活，我们很可能在夜间就闷死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醒得很迟，只见外面是一片银白世界。天气非常冷。在中午的光景，有一个农妇提着一筐子小面包和一大壶温热的咖啡代用品上车来兜售。从那时直到夜晚，就什么也没有了。这一列挤得水泄不通的列车颠颠簸簸地前进，时走时停。有时到了站头，一大群饥肠辘辘的人就马上涌到那些设备简陋的小食堂里去，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得精光。……有一次在停车的时候，我遇着诺根和李可夫，他们都是声明退出人民委员会的人民委员，正在回到莫斯科去向他们自己的苏维埃陈述苦衷[A]；隔几步远就是布哈林，他身材短小，留着棕色的胡子，眼光狂热。人们说他“比列宁还左”。……

接着，钟鸣三下，我们又冲上列车，在那挤满了人的和嘈杂不堪的过道上钻了过去。……这真是一群天性善良的人呵，他们用一种富有幽默感的耐性，忍受着旅途中的艰苦。他们滔滔不绝地争论着各色各样的问题，从彼得格勒的局势一直谈到英国的工会制度，并且大声地同车上少数几个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争论。在我们到达莫斯科以前，几乎每一节车厢里都已经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购买并分配食物。这些委员会也分成政党，在一些基本原则上争论不休。……

莫斯科的火车站上是静悄悄的。我们跑到特派员的办公室里去办理回程车票的手续。那位特派员是个面带愁容的青年，带着尉官的肩章；当我们把那些从斯莫尔尼方面领来的证件给他看的时候，他大发脾气，声明他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而是代表社会保安委员会的。……这倒很足以说明当时莫斯科的特点：在接管莫斯科之际，情形非常混乱，胜利者竟忘记接收这座重要的火车站了。……

车站附近找不到一辆车子。然而，我们走过几个街口，就看见一个装束得奇形怪状的马车夫直挺挺地躺在他那小雪橇中睡觉。我们叫醒了他，问道：“到市中心去要多少钱？”

他搔搔脑袋，说道：“大人们，您们在任何旅馆也不会找到房间。不过，给我一百个卢布，我带您们到各处去碰碰看。”在革命以前，雇这种小雪橇只要花两个卢布！我们不同意他所要的价钱，然而他只是耸耸肩膀，继续说道：“在这年头，赶雪橇可要有很大的勇气呢。”说来说去，我们还是不能把他的价钱压到五十个卢布以下。……当我们坐着雪橇掠过那寂静的、蒙着白雪的、灯光暗淡的街道时，那马车夫一路上叙述着他在六天战斗中的冒险经历。他说：“正在赶马前进的当儿，或正停在街头巷尾等客人付钱的当儿，突然间轰隆一声，一颗炮弹落在这里爆炸了；轰隆一声，一颗炮弹落在那里爆炸了；哒—哒—哒—哒！一阵机关枪扫射过来。……我快马加鞭地飞跑，那些恶鬼却从四而八方开枪射击。我躲到一条静僻的街道上停下来，打一会儿瞌睡，但轰隆一声，又是一颗炮弹落在附近了，哒—哒—哒—哒！……那些恶鬼！恶鬼！恶鬼！嘟－尔！”

在市中心区，那些堆积着白雪的街道上，显出秩序恢复时的平静。街上只点着几盏弧光灯，只有几个步行的人急急忙忙地在人行道上走着。一阵凛冽的寒风从那辽阔的原野上刮过来，冰冷彻骨。我们走进头一家旅馆的账房，那边点着两支蜡烛。

“是的，我们这里有几间非常舒适的客房，不过所有的玻璃窗都被枪弹打碎了。如果您先生不在乎一点新鲜空气的话。……”

走到特维尔大街，只见有许多商店的橱窗都已经被打碎了，街道上有炮弹的窟窿，铺路的石块也被翻转了过来。我们跑了一家旅馆又一家旅馆，家家都是客满；或者，旅馆主人还是那样地惊魂未定，以致他们总是说：“没有，没有，没有房间，没有房间！”布尔什维克的大炮曾经不分青红皂白地轰击了大银行和人商店集中的几条大街。正如有一位苏维埃的官员所告诉我的那样：“每当我们不知道那些士官生和白卫队究竟藏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轰打他们的钱袋子。……”[3]

我们终于在那宏大的国民饭店里找到了房间：因为我们是外国人，而军事革命委员会曾经答应要保护外国人的寓所。……在最高的一层楼上，那位经理指给我们看一个地方，那里有儿扇窗子被榴弹炮打碎了。他挥动着拳头，好象他面前就站着许多布尔什维克似的，说道：“那些畜生！不过等着瞧吧！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在几天之内，他们那个滑稽可笑的政府就要垮台，那时候我们倒要使他们尝尝苦头哩！”

我们在一家素菜馆里吃晚饭。那家馆子有一个诱人的名字，叫做“我不吃荤”，墙壁上赫然挂着托尔斯泰[B]的肖像。饭后我们就闯到街上去蹓跶。

莫斯科苏维埃的总部就设在从前的总督府里，那是一座巍峨壮丽的洁白大厦，正对着斯可别列夫广场。门口有赤卫队队员在站岗。登上那宽阔而匀称的台阶，就看见墙上到处都贴着各种委员会会议的通告和各党各派的宣言。我们穿过一排宏大的接待室，那里挂有许多披着红绸子、镶着金框子的画像；而后走进，一间富丽堂皇的大客厅，那里挂着光彩夺目的枝形吊灯，雕饰着金碧辉煌的花檐。大客厅里充满着一种深沉的喃喃细语声，还夹有一二十架缝纫机呼呼转动的声音。在桌面和拼花地板上，蜿蜒地摊着大幅的红布和黑布。约有五六十名妇女，正在桌子旁边为革命烈士的葬礼剪裁并缝制旗帜和长幅。这些妇女被极端困苦的生活打上了很深的烙印，显得面色憔悴。她们此刻在严肃地工作着，其中有许多人的眼睛都已经哭肿了。……红军的牺牲确实很重呵。

罗哥夫坐在大厅角落的一张写字台旁。他是一个精明干练的人，留着胡子，戴着眼镜，穿着一件黑色的工人罩衫。他邀请我们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一道参加明天早上的葬礼。……

他愤慨地说道：“那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简直是不可以理喻！他们已经妥协成性了。想想看！他们竟提议要我们和那些士官生在一起举行联合葬礼！”

从大厅对面走过来一个人，他穿着一件褴褛的军服，戴着羊皮帽，面孔很熟。我认出他是麦尔尼昌斯基。在美孚石油公司大罢工期间我就认识他了，那时他住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巴容城，是一个钟表匠，名叫乔治·梅尔彻。他告诉我：目前他是莫斯科五金工人工会的书记，而在战斗中则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特派员。……

麦尔尼昌斯基指着他身上那一套破破烂烂的衣服，大声说道：“您瞧我这副样子！当那些士官生最初发动进攻的时候，我正和弟兄们驻扎在克里姆林宫。那些士官生把我囚禁在地下室里，把我的外套、钱、表、甚至连手上的戒指都抢光了。这套破衣服便是我的全部家当了！”

从麦尔尼昌斯基那里，我了解到把莫斯科分裂为两大阵营的那六天血战中的许多详细情形。同彼得格勒的情况不一样，莫斯科的市杜马曾经指挥过士官生和白卫队。市长鲁德涅夫和市杜马的主席米诺尔就曾经指挥过社会保安委员会和军队的活动。莫斯科的卫戍司令里亚勃采夫是一个有民主倾向的人，他在反抗军事革命委员会这一点上还有些犹像不定；然而市杜马却逼着他那样做。……策动占领克里姆林宫的就是那个市长，他说道：“他们决不敢对你们开火。”

卫戍部队中有一个团，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无所事事，弄得士气低落，而交战双方都来拉拢它。这个团举行了一次大会来决定何去何从。结果议决这个团仍然保持中立，并继续进行其目前的活动——其中包括贩卖胶鞋和葵花籽！

麦尔尼昌斯基说道：“不过顶糟糕的是：我们一方面正在打仗，一方面却必须做组织工作。对方知道他们所缺少的是什么；而这边的士兵和工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苏维埃。……究竟由谁来担任总司令，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有几个团讨论了几天几夜，才最后决定采取什么行动；而当那些军官们突然从我们这里弃职潜逃的时候，我们竞没有战斗指挥员来发号施令……”

他还向我描述了战斗中一些非常生动的插曲。有一天，天气很冷，彤云密布，他站在尼基金大街的拐角上，一阵阵的机关枪子弹扫射了过来。有一群男孩聚集在那里——他们都是些街上的流浪儿，经常是做报童的。他们呼啸着，兴奋得好象是在做一种新的游戏。他们只要等到机关枪的火力稍微弱下去的时候，就试图穿过街心。……有许多孩子就这样被杀死了，然而其余的孩子还是跑来跑去，互相间开着玩笑，比谁的胆量大。……

晚上很迟的时候，我来到“贵族俱乐部”。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将在这里开会，来审查诺根、李可夫以及其他退出人民委员会的人的报告，

会场是一座剧院。在旧政权之下，这里曾经由业余剧团上演过最新的法国喜剧，给军官们以及那些装饰得珠光宝气的贵妇们观看。

起初，会场上坐满了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住在靠近市中心区的。诺根发言，大部分的听众显然都很同情他。时间已经很晚，工人们还没有来，因为他们住在市郊，而当时电车又停驶了。然而，大约在半夜的光景，他们开始一二十个人一批，成群结队地涌上楼梯。他们都是些魁梧、粗鲁的人，穿着粗布衣服，刚刚从火线上撤下来的。他们曾经象魔鬼一样地在火线上打了一星期的恶仗，亲眼看见他们的许多战友在身边阵亡了。

会议刚刚正式开始，诺根就遭到一阵暴风雨般的讥嘲和怒骂。他竭力进行争辩，人们根本不要听他那一套。诺根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他在作战方酣之际做了可耻的逃兵。至于资产阶级的报纸，在莫斯科已经再也看不到它们了，甚至连市杜马都已经被解散掉[4]。布哈林站起来发言，他的讲话气势汹汹而有逻辑性。声音沉重，很能打动人心。……全场的人都目光炯炯，听他说下去。结果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拥护人民委员会的措施。就这样，莫斯科人民表达了自己的意志。……

在深夜时分，我们走过那些空寂无人的街道，穿过伊伯利安拱门，来到克里姆林宫前面那伟大的红场。在朦胧夜色中，圣瓦西利大教堂显得巍峨奇谲，它那色彩鲜艳、盘曲而上、雕着花纹的圆顶依稀可见，没有半点损坏的痕迹。……在红场的那一边，矗立着黑黝黝的克里姆林宫的钟楼和宫墙。在高高的宫墙上，有些被遮住了的火光闪烁着橘红色的光芒。从宽阔的广场对面传来了人声，以及铁镐和铁锹的声音。于是我们走了过去。

靠近墙脚下，高高地堆积着山丘一样的泥土和岩石。爬上那些土堆，我们看见下面挖了两个大坑，深约十至十五英尺，长约五十码。在几堆巨大篝火的光焰下，有几百名士兵和工人正在那里掘土。

有一个青年大学生用德语和我们交谈。他解释道：“这是兄弟冢，明天早上我们就要把五百名为革命而牺牲的无产者安葬在这里。”

他领我们下到坑里去。人们用飞快的速度挥动着铁镐和铁锹，上面的土堆逐渐增高。大家都在默默无言地工作着。顶上是满天星斗，古老的克里姆林宫的宫墙高耸云霄。

那位大学生说道：“我们要把我们最敬爱的人安葬在这个神圣的地方，安葬在这全俄罗斯最神圣的地方。这里是历代沙皇的陵墓，但我们自己的沙皇（人民）将在此长眠。……”他有一只胳膊缠着绷带，那是因为在战斗中受了枪伤。他注视着他的伤口，说道：“你们外国人老是瞧不起我们俄国人，因为我们曾经如此长久地容忍着一种中世纪式的君主政体。但我们认为；沙皇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暴君；资本主义制度更为残暴，在世界各国，资本家都是太上皇。……俄国革命的策略是最好的策略。……”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些在墓穴里掘土的工人们已经精疲力竭了。尽管天气很冷，他们还是冒着汗珠，陆续疲乏不堪地从坑里爬上来。而从红场对面又有一大阵黑魆魆的人群跑过来。他们争先恐后地涌进坑内，拿起了掘土的工具，又开始一声不响地在挖掘着、挖掘着。……

就这样，通宵达旦，一大批一大批人民的义务劳动者轮流替换，始终保持着飞快的速度。当曙光照耀在那一片蒙着白雪的伟人的红场上时，那张着大口的土黄色的兄弟冢穴已经完全挖好了。

我们在日出之前就起身了，匆匆忙忙地经过那些幽暗的街道，走向斯可别列夫广场。在这宏伟的都市里，到处都看不见一个人影；然而隐隐约约地听到周围远近都有一种激动的声音，就象是大风就要刮过来的样子。在那微明的晨曦中，有一小群男子和妇女集合在苏维埃总部前面，扛着一大捆红旗，那上面写着金色的大字——莫斯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天渐渐亮了。那来自四面八方的闹哄哄的人声，由远而近，逐渐嘹亮起来，成为一片连续不断的无边无际的低音大合唱。莫斯科起来了。我们高举着迎风飘扬的红旗，沿着特维尔大街向前进发。途中只见那些街上的小教堂都已关闭，漆黑无光，连伊伯利安圣母教堂也是一样。在过去，每逢新的沙皇即位，他照例总要先到伊伯利安圣母教堂，然后再到克里姆林宫举行加冕礼。不管白天或黑夜，伊伯利安圣母教堂总是开着的，而且挤满了人。那里面燃着信徒们所献的蜡烛，灯火辉煌，把那用金银宝石镶嵌的圣像照耀得光彩夺目。但现在，据说是自从拿破仑侵入莫斯科以来，伊伯利安圣母教堂里的烛光第一次熄灭了。

莫斯科成了炮轰克里姆林宫的不敬上帝的毒蛇巢穴，因此神圣的东正教已经对之收回了赞助的光辉。所有的教堂都是黑洞洞的、冷冰冰的、鸦雀无声；神甫们都已经不见了。没有一个教区牧师来主持这红色的葬仪，没有人为死者举行圣礼，也没有人在这些亵渎神灵的人们的墓前做祷告。那位莫斯科的大主教吉洪，不久就把所有苏维埃都逐出教门了。……

商店也都关了门，资产阶级分子都躲在家里——但却另有别的原因。这是人民的节日，它要来临的消息，犹如惊涛骇浪，猛不可当。……

浩浩荡荡的人流已经在穿过伊伯利安拱门，宏伟的红场上星罗棋布地站着成千上万的人。我注意到：从前人们每当经过伊伯利安圣母教堂的时候总要在胸前画个十字；而此刻群众的队伍经过这里，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

克里姆林宫的墙脚附近挤满厂人，我们从那密集的人从中挤了过去，站在一座土堆上。那里已经站着几个人，其中有一位就是当选为莫斯科警备司令的军人穆拉诺夫——他身材魁梧，相貌纯朴，留着胡子，面容和善可亲。

人们就象潮水一样，从所有通向红场的街道上涌过来。他们成千上万，看上去都是些贫苦的人和劳动人民。有一个军乐队列队走过，高奏着《国际歌》。这歌声自然而然地吸住了群众的心灵，就象是风吹起海上的波浪，人家都跟着唱起来，缓慢而又庄严。有几幅巨大的标语从克里姆林宫的墙头上一直垂到地而，红底上而写着金色和白色的大字：“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烈上们永垂不朽！”“全世界工人的兄弟般的大团结万岁！”

一阵凛冽的寒风掠过红场，把旗帜刮得飘扬起来。这时各个工厂的工人抬着他们的死者，从本市边远的地区走来。可以望见他们的队伍正在穿过伊伯利安拱门，举着迎风飘扬的旗帜，扛着深红色的（红得象血一般的）棺柩。那些棺柩都是些粗糙的木匣子，是用没有刨光的木料制成的，涂上一层赭红的颜色。那些粗壮的男子把棺柩高高地扛在肩头上走过，泪水从他们的面颊上流淌着。后而跟着许多妇女，有的饮泣呜咽，有的尖声哭喊，有的就直挺挺地走着，面色惨白得象死尸一样。其中有些棺柩是敞开的，棺柩盖了跟在后面；另外又有些棺柩上蒙着绣金色或银色的罩布，或者顶上钉着一顶军帽。在行列中有很多用粗制的纸花所扎成的花圈。……

队伍穿过一条时开时闭的不规则的人巷，慢慢地朝我们这边走过来。这时有一条浩浩荡荡的旗帜的洪流在穿过伊伯利安拱门，那些旗帜都是深浅不一的红色，上而写着金色或银色的字，尖端挂着一束束的黑纱。但也有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黑底上面写着白字。乐队奏起《革命葬仪进行曲》，人山人海的群众脱帽肃立，发出宏大的歌声，而那些行进的队伍，也用嘶哑的嗓子跟着唱，他们的歌声屡屡被抽泣所打断。……

在工厂工人的队伍中间走来了士兵的队伍，他们也都扛着棺柩。还有一队队的骑兵，他们在马上致敬：一队队的炮兵，他们的大炮上缠着红黑两色的布——就象要永远如此似的。他们的旗帜上写着：“第三国际万岁！”或“我们要求达成公正的、普遍的、民主的和平！”

游行的人随着棺柩慢慢地来到墓穴的入口处，抬棺的人就抬着棺柩爬过土堆，然后下到墓穴里去。他们之中有许多是妇女——身强力壮的无产阶级的妇女。在死者后面跟着另一批妇女——有些是年轻而虚弱的妇女，有些是皱纹满面的老妇人。她们就象是受了伤的动物那样在嚎啕痛哭。她们抢着要跟她们的儿子和丈夫一道葬在兄弟冢里，而当那些同情者用手拦住她们的时候。她们就抢地呼天的号哭不已。贫苦的人是相亲相爱得这么深呵！

从早到晚，整天都有送葬的队伍在行进。他们从伊伯利安拱门进入红场，再由尼古拉大街走出去。参加葬礼的约有五万人，他们象一条滚滚奔流的大河，高举着红色的大旗，那上面的字表达了人类的美好希望。兄弟团结和伟大预言。全世界的工人们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将对此永志不忘。……

那五百副棺柩已经逐一安放在墓穴中。直到黄昏时分，还是有游行的队伍高举着迎风招展的旗帜走过来。乐队奏起《葬仪进行曲》，而成千上万的群众随声应和着。人们把花圈挂在墓前落了叶子的树枝上，看上去就象五颜六色的奇葩。有两百名男子开始铲土来填平墓穴。在群众的歌声中，只听得泥土象雨点一样落在棺柩上，沉重地发出扑通扑通的声音。……

路灯亮了起来。最后一批游行队伍走过去了，而最后一批呜咽着的妇女，当她们离开墓场时，还用一种极为伤心的神情频频回顾。无产阶级队伍的洪流慢慢地退出了伟大的红场。……

我猛然体会到：那些虔诚的俄国人民再也不需要什么神甫来替他们做祷告以便升入天国了。他们正在地球上建造一个比任何天国都更为光辉灿烂的天国，而为了这个目的，牺牲是一种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