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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灵的工厂委员会运动
（1920年7月葛兰西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一名刚刚回国的意大利访俄代表团成员，同都灵的工人们举行了碰头会。他告诉工人们，在彼得格勒的克朗施塔得要塞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俄国同志特别提到了都灵，“都灵四月总罢工万岁！”的横幅标语就挂在仪式现场。代表团成员的一番话让大家兴奋得不行，又觉得好笑。因为，访俄代表团的大部分人（社会党和工会的高层头头）恰好是反对都灵四月罢工的。罢工期间，领导们一直强调说，工人这么作是因为胡思乱想的太厉害了，不知天高地厚。
四月的罢工
四月罢工不仅是国内工人的大事，也可说是欧洲工人的大事。对我们来说，工人为了控制企业的生产而斗争，还是头一遭。他们能迈出这一步，是饥饿和失业逼出来的。参加罢工的不再只是少数先进工人，而是都灵几乎所有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他们表现出极大的韧性，和为了更大目标忍受困苦的决心。领头罢工的五金工人坚持了一个月，最后十天里终于得到其它行业、全省各地工厂以至于农业工人的回应，在四百万人的地区促成了五十万人总罢工。
资本家们为了平息动乱，是软硬兼施、红的白的多管齐下，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他们的政府更是全力支持老板们采取的一切手段。而工人呢，却是孤立无援的。他们的领导——社会党和总工会，也使了全力：全力压制国内其它地区的群众，因为许多人想帮助都灵无产阶级，甚至跟着一起造反。面对前后夹击的形势，都灵人没有消沉下去，他们不仅在一个月内顶住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全部压力，更重要的，是在罢工失败后，也保持了团结和纪律，和对共产主义与世界革命的信念。
作为工业中心的都灵
党内和工会的主要领导背后下刀子，出卖了都灵罢工，但是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流派，并没有能够在工人中扩大影响。相反，罢工群众现在的斗志可以说更旺盛了，他们准备在两线作战，既反对暂时取胜的资产阶级，也反对背叛了无产阶级利益的党领导们。这种令人吃惊的觉悟是与当地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分不开的。都灵是个典型的工业中心，五十万人口中有四分之三是工人；小资产阶级的数量微不足道。此外，专家和职员和工人集中在一个工会里，基本上所有的大型罢工他们都与工人站在一起。所以，职员，或至少大部分职员在思想上是真正觉醒了的无产者，准备为革命和共产主义而战。
都灵的工业十分集中和单一，占首位的是拥有五万工人和一万职员的金属加工业，仅在“菲亚特”一家企业就有三万五千工人和职员，“菲亚特”最大的工厂拥有一万六千工人，以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和设备生产着各类汽车零件。汽车生产是都灵金属加工业的主要部分，这一行业中的大多数从业者是技术工人和专家，更难得的是，他们同时又没有沾染其它国家——比如说英国——技术工人那种小资产阶级习气。在都灵与汽车工业相关并存的，是木材加工和橡胶业。
金属工人是都灵无产阶级的先锋力量，由于汽车生产的特点，任何金属工人的斗争都立刻扩散到全城各个工厂，并飞快地变成政治斗争，即使是那些本来属于工会日常框架内的经济要求也不例外。全城只有一个主要工会，拥有九万会员。工会群众坚决支持社会党在市里的组织。社会党成员有一千五百人，还有二十八个党外小组，参加的活跃分子在一万一千人左右，另外还有为数两千人的二十三个青年小组。这些组织的绝大多数是共产主义工人[1]。每个企业都有革命工人小组在活动，几个小组联合为区组织，后者受社会党市党部指挥。市党部是整个运动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和指挥部。
意大利统一前，都灵是亚平宁半岛上众多小王国之一的首都，主要的行业是作坊生产和贸易。资产阶级革命后，在都灵迅速出现了大工业。如果说罗马是意大利的行政中心，米兰是金融中心，都灵就是当之无愧的工业中心，它的工业企业是在高水平技术设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来的小资产阶级和忠顺知识分子们跑去罗马报效国家，而迅猛发展的大工业把全国的优秀工人吸引到都灵来了。这座城市的成长历程，是意大利国家史和无产阶级革命中一个极为吸引人的现象。可以说，都灵工人阶级是全国工人的精神领袖，两者以家庭、传统、思想（几乎每个意大利工人都幻想来都灵打工）等纽带密不可分地连在了一起。
上面所讲的一切，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各地广大群众不顾党和工会上层的反对，用各种方式声援和帮助都灵罢工：对他们来说，都灵是心脏，意大利共产主义革命的心脏，是又一个彼得格勒。
世界大战中的两次武装起义
1914—1918年间，都灵发生过两次武装起义。第一次是在1915年5月，目的是阻止意大利资产阶级正式参战，但被市政警察镇压了。从参战日（1915年5月24日）起都灵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游行，工人们沉默着，一直到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沙皇倒台在都灵引起的亢奋情绪不是笔墨所能形容！1917年8月23号全城工人投入了总暴动，与军队拼杀了五天五夜。利用搞到的步枪、手榴弹和机枪，工人控制了几个区，并不断试图夺取市中心。起义期间，造反群众不但修筑了街垒，挖了战壕，还在不同街区之间成功地拉起了带电的铁丝网。然而，两年战争中的政治迫害相当程度上摧残了战前强大的工人组织，起义被打垮了。士兵没有象工人希望的那样转到起义者这边来，因为军官们成功地愚弄了士兵，宣传说起义是德国特工部门策划的。
镇压造成五百工人牺牲，两千多人受伤，一批优秀的工人被捕和被流放到各地去了。然而，都灵工人连短期的消沉都丝毫没流露出来，随后不久进行的合作社联合会管理委员会改选，证明了这一点。
合作社联合会管理委员会的改选经过
“都灵合作社联合会”是个庞大的企业，供应着全城四分之一人口的食品需求，它是以“铁路员工合作社”和“工人总社”两大支柱构成的。许多年里，它的管理委员会中社会党员占多数，但起义失败后问题成堆的当地社会党顾不上改选的事。“都灵合作社联合会”的资本，主要以股票的形式属于铁路职员和他们的家庭，因为企业运作十分成功，股值从50里拉逐渐涨到700里拉。在社会党的影响下，铁路股东也赞成“工人合作社的首要目的是贴补革命斗争，而不是个人发财”这一原则。多年来，股东们只象征性地抽取原始股值的3，5%做为红利。8月起义后，市警方和本地资产阶级传媒出头为“受气”的铁路员工作主，成立了亲资方的“铁路职工委员会”，想以此为契机搞垮社会党在管理委员会的势力。“铁职委”开动宣传机器，全力游说股东，它保证上台后立刻补偿多年来后者在红利上的巨额损失，外带更多的食品购买优惠。同时，警方对工人候选者明里暗里下绊子、搞破坏的“助选”活动也很卖力。选举结果让资方大跌眼镜：800名股东参加了投票，坚持原有利润分配方法的社会党侯选人得了700票。工人曾有过的担心被证明是不必要的，面对8月扑面而来的血腥气，都灵的职员们没有惊慌失措，他们和过去一样，与工人站在一条在线。
战后的形势发展
世界大战结束后，都灵的无产阶级政治运动，才着实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起来了。群众感觉到，大战开创了一个与战前截然不同的新时代，在所有的工人会议上，大伙都在讨论与革命有关的经济和政治事件，《L,ORDINE
NUOVO》共产主义周报[2]的诞生，让先进工人中最优秀的一批同志联合在它的周围，承担了出版和传播的工作。这份报纸上讨论的方方面面都是群众关心的重大话题：群众性革命组织的建立和它对工会的争取；如何使通常局限于本位主义和改良的工会活动转移到政治斗争中去；工人控制生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工厂代表会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都灵过去就有一批不大的工厂委员会，并且得到老板们无奈之下的默认。某些工委会对工会的官僚运作、改良倾向和对合法地位的深刻依赖，是有不满情绪的；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毕竟离不开工会。以“工厂内部委员会”名义存在的这些工委会领导成员从来都由工会上层内定，被提拔上去的工人妥协性一般都很强，能不给老板添麻烦，就尽量不添。代表《L,ORDINE
NUOVO》的共产主义工人发起了要求改组“工厂内部委员会”的宣传，首先是要变工会提名侯选人的制度为群众直接推举。《L,ORDINE NUOVO》在宣传中认为，工厂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归结为监督生产、武装工人并组织军事训练，以及对工人的政治教育；工厂委员会决不能成为统治阶级在基层的看家狗，或是象工会那样牵制群众性政治斗争。
对共产主义者的宣传，都灵工厂里的反应很是热烈。半年内所有的金属加工企业都成立了工委会，《L,ORDINE NUOVO》派也得以控制市五金工会。更让我们振奋的是，“在工委会领导下工人监督生产”的主张引起普遍共鸣，最终导致了市工会大会的召开，把全力发展工委会作为斗争大方向的决议草案，受到出席的多数代表肯定和通过。
作为企业内直选基础上产生的工人机构，工委会成了无产阶级力量的化身。它与资本家压迫人的那一套规矩作不妥协的斗争，实现对生产的监督，时时刻刻以准备发动革命和创建工人国家的精神教育群众。它的组织原则是这样的：以每座工厂每个车间的每个班组为基层单位，选出一名不脱产代表，代表在重大问题上的投票意见，应由班组多数决定，代表无权更改[3]
。全厂代表大会就是工委会，通过选举产生脱产的执行委员会，各厂执委会的代表组成工委会联合代表会，负责制定工作计划、组织宣传、审议各个工厂的提案和建议，总的说来，联合代表会就是运动的最高指挥部[4]。
四月罢工中的工厂委员会
工厂委员会的部分职能，比如监督工程技术人员，驱逐出卖本阶级利益的个别工人、职员，为工人的权利和自由与厂方交涉、斗争，对厂区生产和财务的监督，带有纯粹的技术性甚至生产性。别看老板和工会上层对工委会竭尽谩骂、攻击之能事，它在群众心中的地位简直是不可动摇的。有这样坚如铁石的支持，工委会执委会与厂方的斗争短期内就取得了相当的进展：驱逐资方在厂内安插的线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事务员全面打通了关系，源源不断地获得本企业财务和生产信息，厂内日常事务管理大权集中到了工委会手中。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通常把工人分割开来，孤立为一个个互不相干的个体，工委会使他们在监督生产的过程中初步领会到什么是共同管理社会。罢工，自然是工委会的中心工作之一，它能在5分钟内让一万九千人的“菲亚特”工厂瘫痪。1919年12月3号的群众行动，也是工委会的得意之作。当天，民族主义分子妄图在中心街道和广场上举行反共集会。在社会党市党部的指示下，一小时内来自不同工厂的十二万工人就被动员起来；又过了一小时这支无产阶级大军就把败类们扫荡得干干净净。
资本家是怎么对付工委会的
工厂委员会的各级代表是由共产主义工人担任的，他们同时也是社会党员和工会会员；对工委会的事务有所参与的，还包括了无政府主义工人。谁反对工厂委员会呢？最起劲儿的反对派，是社会党和工会的国内高层，而他们的喉舌，恰恰也就是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前进》！党内和工会的领袖们玩了一个避实就虚的把戏，他们不直接说“工人斗争要不得”，而是高谈阔论什么“工委会和苏维埃的区别”，咬文嚼字，而且字里行间是存心把争论搞的越抽象越好。清谈的背后，掩盖的目的却再具体不过：阻挠群众性直接行动，保存工会对工人的控制。党中央成天编瞎话哄人，说是无论如何也要先制定一个全国性的行动计划，要“毕其功于一役”嘛！现在呢，对不住各位，万万不要乱说乱动！看来，这个伟大计划还要很长很长很长时间，才写得完。
结果，都灵运动没有冲出它的地区性局限。造成这一后果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全国各地工会机关开足马力，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地造谣攻势。他们忙得脚不沾地、口不择言，对都灵发生的一切冷嘲热讽，歪曲捏造，说的一个比一个邪乎。资本家看在眼里，喜在心头，1920年3月在米兰举行了工业家联席会议，老板们在会议上起草并通过了打垮都灵工厂委员会的纲领性文件。大战在即，意大利左派和工会的领导人揣着明白装胡涂，一点应变措施也不采取，眼睁睁看着都灵人与整个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单打独斗。中央政府一步步调来了成千上万的警察；在全城所有的要害重地驻扎了炮兵和机枪部队，当镇压准备工作就绪后，资本家的老一套就开锣上演了。对工人的嚣张挑衅接二连三地发生，就等着抓到把柄后动手开打。一开头，工人们并没打算和老板硬碰硬，因为力量太过悬殊。但是，大家逐渐发现老板的决心已下，一场大镇压、大冲突已是不可避免。这时侯，工人们终于决心应战，因为不战而降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罢工的钟声响了。
五金工人坚持了一个月，其它行业工人坚持了十天，全省的工业生活停顿，交通瘫痪。这个关键时刻，为了帮助资本家，社会党中央使出了混身解数，真正做到了不给都灵无产阶级一文钱、一粒米、一张纸；《前进》报拒绝刊登社会党都灵市党部的宣言；罢工被说成是盲动，是无政府主义。社会党全国理事会[5]原定要在都灵开全体会议，总罢工吓跑了领导同志，他们临时决定把会改在米兰召开。
总罢工让传统左翼领袖彻底暴露了他们叶公好龙的本质。在都灵，工人勇猛地在为他们的第一个工人民主组织冲锋陷阵，因为知道，自己保卫的就是活生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在米兰，大人物们就着咖啡一本正经地讨论着“苏维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磋商着怎么在将来的意大利巩固将来的苏维埃，对资本家正在都灵试图消灭的那个工人政权，他们却是百分之百地看不见、听不到。
然而，意大利群众不是阿斗，轻易就能听人调遣的。四月间，比萨、利伏诺、佛罗伦萨的铁路工人拒绝运送去都灵的部队；虽说工会竭力反对，利伏诺和热那亚的码头工人和水手举行了声援罢工，类似的声援罢工也在许多其它城市相继出现。
尽管有党和工会上层叛徒的掣肘，四月罢工对全意大利的无产阶级起到了巨大的教育作用。它用实例证明了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是可能的，它揭示了与工会官僚机器——这个最强大的机会主义堡垒——作斗争的迫切必要。改良派的议员们和工会领袖对任何群众性革命运动的窒息，都是通过工会这个渠道来实现的，对这一点，四月罢工后已是路人皆知。
报告以俄、法、德三种语言首次刊登在1920年共产国际中央机关N14期，以意大利语首次刊登于《L,ORDINE NUOVO》日报上。
附注：
[1] 当时的意大利还没有独立的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处于社会党内反对派的立场，这是1919—1922年意大利革命失败的一个原因。
[2] 葛兰西是《L,ORDINE NUOVO》的创办人和主笔之一。
[3] 这就是革命工人运动中常说的“绝对命令式代表授权”，用意在于限制工人代表篡改基层意见的可能性。
[4] 在这篇文章里，联合代表会与党组织的关系没有被葛兰西详细描述过。我们可以发现他在两处分别称市党部和联合代表会为运动最高指挥部。此外，这里葛兰西谈的只是一个地区的运动，从原则上讲，各地的工委会联合代表会还应组成统一的全国中央代表会。
[5] 即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赤军译自1957年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葛兰西选集》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