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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 （1980年）
编者按：本文是法国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义和第四国际》一书的第六章（节译），这一章着重介绍了第四国际产生的背景、第四国际内部就一些问题的争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活动情况。文中历史材料较为丰富，可供有关研究人员参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4期，第31-37页。潘德礼摘译。 1938年9月3日在巴黎郊区召开了第四国际成立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十个国家支部（苏联、法国、德国、英国、波兰、意大利、希腊、匈牙利、比利时和美国；）的三十来名代表，还有拉丁美洲的一名代表。在这为期仅仅一天的会议进程中，会议宣告新的国际的成立，通过了《资本主义的没落和第四国际的任务》这一纲领，简要地讲述了《过渡纲领》并概述了它的副标题：围绕过渡要求动员群众，准备夺取政权[1]，还通过了一个《全世界劳动者宣言》，这个宣言“在对全世界群众具有最大危险的时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没落所引起的“一场新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恐怖”的前夜向全世界劳动者发出了“紧急号召”：这个资本主义世界“散发出法西斯主义和总体战争的毒素”。 过渡纲领是以如下两重性的论断为出发点的： 1．“世界政治局势大体上首先是以无产阶级领导集团的历史性危机为特征的”，也就是说，是以如下事实为特征的：“群众要求在共产主义基础上重建社会这种不自觉的愿望”，是与那些想要维持资产阶级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政策相抵触的。 2．“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前提长期以来就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人类生产力已经停止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在或长或短的周期内破坏庞大的生产力（军备经济、战时经济），只有使地球上越来越多的群众贫困化，只有求助于大量创造虚拟资本，总之，只有在威胁着人类生存本身的条件下，资本主义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由此便得出第四国际的既定任务： 3．“下一阶段——即革命前的动荡、宣传、组织阶段——的战略任务在于克服革命的客观形势已经成熟同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还不成熟（混乱、老一代的气馁、青年人的缺乏经验）之间的矛盾。应该在群众日常斗争的过程中帮助群众找到能够把他们的当前要求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联系起来的桥梁。这个桥梁应该包括一系列过渡要求，这些过渡要求是根据工人阶级广大阶层的实际状况和实际觉悟提出来的，并且必定会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从第四国际成立的笫一天起，就在是否有必要成立新的国际和成立新的国际的时机选择得是否合适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且这种争论一直是十分激烈的。 “持怀疑态度的人问道：创建新的国际的时机到来了吗？他们说道：‘人为地’创建一个国际是不可能的，只有重大事件才能使国际产生出来，等等”。以下就是达尼埃尔·盖兰、维克托·塞尔日和《先知者的后代》这本小册子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2]的论据： 塞尔日认为：“在国际工人运动遇到困难的时期，创建一个国际难道不是人为的吗？先前的几个国际都是围绕着一个深深扎根于群众的有活力的政党而建立的[3]（……）。第四国际仅仅集结了一些与逆流做斗争的极小的团体”。“当所有国际社会主义组织在反动浪潮冲击下垮下来并且得不到任何支持的时候，建立一个国际，这种想法本身，在我看来是荒谬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380页）。 多伊彻认为，在预定的时期内，“这个行动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在这里人们看到的是一种“意义空洞的行动”，一个老头的“神经病”，这个老头玩弄着过去的幽灵，他为了仿效列宁也想要有自己的小小的国际玩具，一个第三次重复的、小人国式的…… 《过渡纲领》用一个原则性的政治理由回答了这些批评： “第四国际就是在一些重大事件的背景下出现的：无产阶级遭到了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这些失败的原因，在于旧的领导的退化和背叛（……）。第四国际不需要宣布成立，它存在着、它正在战斗（……）。到现在为止，它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一些干部。然而，这些干部是未来的唯一保证（……）如果说我们的国际在人数上还是弱小的话，那么，在主义、纲领、传统以及干部的无与伦比的素质方面则是强大的。”
第四国际成立几天后，托洛茨基断言：第四国际“从现在起，面临着群众运动的任务”，它的纲领将成为“千百万人的指南”。然而，十年后它的各国支部（1948年有二十个左右）也只聚集了几千名积极分子，比1938年多不了多少。明确的目标和取得的结果之间的鸿沟有没有加宽？第四国际的建立，是不是以一种错误的政冶预测为基础的？从1945年起，这些问题破坏着新的国际的队伍，战后的革命浪潮又一次低落下来。托洛茨基对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PSOP）的态度表明了他对创立第四国际的看法，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是1938年6月由马尔索·皮韦尔以及革命左派的积极分子们建立的，革命左派乃是由于反对“社会停顿”和神圣同盟而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开除出去的一个派别。1938年底，托洛茨基写信给皮韦尔，坚持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和国际工人党合并的意见，并强调“建立一支由几千人组成的真正的革命先锋队”的重要性，这支先锋队应该清楚地了解局势，完全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舆论（“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等等）的影响并且准备“走到底”。尽管遭到了皮韦尔的拒绝（皮韦尔揭露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宗派主义方法”：“他们破坏和损害战士们之间的革命团结（……），他们企图用一种在外部形成的殖民主义来迫使工人运动接受不是由高度的集体团结所产生的态度或反应”。）他还是劝告国际工人党里的托洛茨基主义战士作为个人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并详细地答复了皮韦尔的问题，与此同时还对所有这样一些人进行了批评，这些人认为：“国际是一个胜利的、豪华的大厦，一个殿堂。当豪华的大厦建成（谁建成的？怎样建成的？）的时候，他们就在它的拱顶下通过。而我们，我们看到的则是另外一种东西。对我们来说，国际乃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一种工具，就像无产阶级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一样。应该建立这种工具并且改进它、完善它。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不等待哪一个人为我们做这件事。我们鼓励所有的革命者都投身于这项工作，从现在起一分钟也不要耽误”。 简言之，必要的国际不可能来自事件和“客观条件”的发展，它不可能是一个过程的产物，而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的产物，这种有意识的决定是受这样一种必要性支配的：即在俄国革命所开辟的时代结束的时候，在过去二十年的遗产和正在开始的一个时代之间架设桥梁的必要性。政治遗产不可能是文字上的，它具有纲领的形式，而如果没有政党，纲领只不过是空谈。等待客观条件成熟，这是屈服于客观条件的盲目力量，这是去做阶级斗争的客体，而不是去做阶级斗争的主体，这就是接受人们力图推翻的旧世界的统治。[4]托洛茨基强调指出，“只有思想的连续性才能建立革命的传统，一个政党如果没有革命传统，就像风中的芦苇一样摇摆不定。” 但是，第四国际并不因此就是世界革命政党的决定性的、十全十美的框框。托洛茨基向皮韦尔提议：“立即着手研究和制定无产阶级的国际纲领，并且出版一种杂志，在国际上专门用于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提议把第四国际的纲领，（资本主义的没落和第四国际的任务）作为这种讨论的基础。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国际准备把另一个方案作为这种讨论的基础，如果这个方案提出来的话”。 同皮韦尔的讨论没有进行。而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在战争的第一次冲击下便崩溃了……[5] “为什么第四国际没有依据它的思想价值前进呢？”托洛茨基1939年4月提出的这个问题使积极分子们感到苦恼，并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个问题仍然使他们感到苦恼。在一次长时间的记者采访中，他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事实是最近十五年当中工人运动普遍衰退的一种表现。”世界工人运动一次又一次的失利，法西斯主义的扩张，“用欺骗劳动者的最巨大的机器”冒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反革命的蓬勃发展，共产国际的蜕化变质（千百万劳动者曾寄希望于共产国际，但社会民主主义却使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俄国左翼反对派的失败，托洛茨基主义的幼小以及它后来的毁灭，所有这些都使得革命者处在“逆流之中”。“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这些事实”比托洛茨基主义者们的活动“更有说服力”，这种历史环境使得托洛茨基主义者们或多或少地处在合法运动之外，而托洛茨基主义者们主要是从造反者和“局外人”中间招集而来的：第四国际的社会成分中工人成分不多，小资产阶级成分居多的原因正在于此。 “自1917年以来，我们遭到了一系列失败，我们就像是力图登上高山而总是遭到石落雪崩的人们一样。在亚洲和非洲的群众中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失望情绪（……）。这是劳动者中间占优势的情绪，这是我们自己力量薄弱的总原因（……）。在群众的阶级觉悟方面，在群众的反抗和情绪方面应该出现一个转折点，一个将给我们提供获得重大政治成就的可能性的转折点。”
这就是准备这样的一个转折点，对于这个转折点托洛茨基主义者应该有耐心、有毅力地进行准备工作。在第四国际的最强有力的支部——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内部，就“苏联的性质”问题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一直不断地震撼着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反对派，接着又不断地震撼着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斯大林官僚主义及其实践的日益歇斯底里、日益畸形发展的特点，按期地时断时续地促使一些积极分子对苏联是“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的定义提出质询。1939年8月21日苏德条约的签订，为早已发生的、后来在1937年年底中断了的讨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推动力。马克斯·沙赫特曼立即写道：应该“联系我们对苏维埃国家的评价、联系未来的观点”，来讨论“我们对斯大林-希特勒条约如何评价”，他的朋友詹姆斯·伯纳姆表明，不可能把苏联描绘为“任何意义上的”工人国家。1939年9月红军对东部波兰的入侵大大扩大了讨论的规模，对芬兰的入侵使得讨论达到了紧张的最高峰。 托洛茨基把自己很重要的一部分精力用于这场争论，这场争论的赌注同时押在分析现实的方法上和建党的方法上。 因此伯纳姆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整个少数派都认为，关于苏联性质的定义取决于它的领导集团的某种决定（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签订、入侵波兰或入侵芬兰）。托洛茨基回答道：关于苏联性质的定义不能依据官僚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派或者与法西斯主义结盟而定。存在着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官僚主义是社会机体上的一个暂时的肿瘤？或者说，这个肿瘤是否已经转化为合乎历史规律的必要器官？”简言之，“官僚主义是不是新的经济制度（这种新的经济制度是官僚主义所特有的，并且，没有官僚主义，这种新的经济制度便不可能存在）的‘担当者’？”不能从任何一个偶然的方面出发，不能从直接的、具体的和臆测的印象出发来回答这个问题，而要通过研究苏联的历史根源，它的形成、它的演变、它的阶级斗争进程和它的连续性进程，来回答这个问题[6]。 拒绝用这种方法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就会导致纯粹的经验主义，就会导致“具体事实”、“具体印象”（这种“具体印象”很快就延伸到党的建设问题上来）占居统治地位。纲领不再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经验的总和，而变成了一组暂时的口号。因此，少数派提议把社会主义工人党定义为“反战运动的党”，提议在党的周刊上公布那些可以向同情者公开的关于制定“党的新政策”的辩论。在这里，多次吞噬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怪兽”又重新出现了：广泛的和开放的党的思想在界限上模糊不清，党的开放和扩大似乎应该通过废除纲领的方式来进行，纲领被指责为使组织具有狭隘性、退缩的和宗派主义的性质，简言之，这就是用辩论俱乐部来代替战斗组织。 作为直到那时为止坚决主张最广泛交换意见的人，托洛茨基甚至劝告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不要害怕在苏联性质这个原则问题上成为少数派，他揭示了这种立场所孕育着的“致命的危险”。在这里，他看到了“整整一代革命者的命运，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组合，这—代革命者是在工人运动之外发展壮大的”。有一种补救办法：“应该背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向工人”。1940年4月，少数派同社会主义工人党关系破裂，拉走了它的三分之一的成员。 在这个时期，即八个月之后，战争使欧洲变成了废墟。5月，第四国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通过了托洛茨基拟定的条文。沙文主义的横行把资本的各种破坏力量之间的巨大对抗掩盖起来了，并将其局限于民族国家的令人不能容忍的范围内，在这种时候，托洛茨基的唯一清醒的分析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分析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实力对比的时候，他敏锐地指出事件的发展进程将证实人们所预料的主要帝国主义的演变；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冲突和阶级斗争出发，他揭示了被词句和宣传所掩盖着的实际而野蛮的现实。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就此提供一个哪怕是简短的评论[7]。我们只援引他的出发点和他的一个基本结论： “当前的战争——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不是由某个独裁者的意愿造成的。（……）它不可避免地产生于国际资产阶级利益所孕育着的矛盾。与官方为麻醉人们而制造的谎言相反，战争的基本原因，就像其他一切社会弊病——失业、生活费用的上涨、法西斯主义、殖民压迫一样，也是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国家（……）。长时期内，社会的主要生产力还要受托拉斯支配，也就是说，还要受资本家集团支配，而为市场、为原料来源、为统治世界而进行的争夺也不可避兔地会具有越来越大的破坏性（……）。”
从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以来，欧洲托洛茨基主义的一部分重要成员——经常是那些最有经验的成员脱了党。镇压从各个方面无情地落到了剩下的人的身上。比利时支部的前后两任书记（莱昂·莱索瓦尔和亚伯拉罕·莱昂）、德国国防军中的地下托洛茨基主义支部的组织者（马塞尔·维德兰）、希腊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马克利斯、亚纳科斯、希腊共产党前总书记潘泰利斯·波利乌普洛斯、法国国际工人党总书记（马塞尔·伊卡：）、国际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委员（让·梅什勒尔、亨利·苏赞、H·科科阿尔德）都被纳粹分子枪杀了或在集中营里迫害致死，马尔卡·布里斯和彼埃尔·格让在夏托布利昂被枪毙，这些人后来被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们恬不知耻地追加到他们的“爱国”烈士的名单之中（今天仍然留在这个“名单”里）。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杀害了意大利共产党前任副总书记皮埃特罗·特雷索，克格勃杀害了托洛茨基的秘书瓦尔特·海尔德，铁托杀害了贝尔格莱德的托洛茨基分子；战争爆发后不久，捷克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在保尔·埃卢阿尔德的公开赞同下，绞死了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超现实主义诗人扎文斯·卡伦德拉（扎文斯·卡伦德拉是保尔·埃卢阿尔德的朋友），保加利亚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则死在共产党的监狱中……“我们向工人们说明，他们的利益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利益不可调和地对立着；我们动员被剥削者反对帝国主义；我们为联合交战国和中立国的所有工人而工作；我们号召德国的工人和士兵同敌方国家的土兵亲善往来。” 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被克格勃的代理人所暗杀，这给了第四国际年轻的积极分子们沉重的一击，他们被迫转入地下，忍受镇压，他们的一些兄弟离弃了他们。然而，从被占领的最初几个月起，在法国有两个托洛茨基主义小团体复活了：一个是第四国际委员会，它于1940年8月（当时，共产党领导人哀求巴黎的纳粹军事管制总部同意《人道报》恢复出版）出版了《真理报》第1期，这一期的头版大标题是：“既不要贝当，也不要希特勒，要工农政府”，第四国际委员会于1943年1月改称国际工人党；另一个小团体是国际共产主义委员会。后者把自己的活动重点放在深入工厂的工作上，并于1941年4月以此身份提出了建立革命工人小组的观点，这种革命工人小组多少有些像苏维埃的雏型，这种小组尤其是要取代被贝当摧毁了的工会，而且许多积极分子都相信能够渡过战争和占领所造成的艰难局势。国际工人党提议成立“民族解放委员会”，它打算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吸收到这个委员会中来，同时它忘记了法国的资产阶级——因为法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投靠贝当[8]（贝当解散了工会，并且禁止罢工），置身于纳粹占领者的庇护下——仍然是一个剥削阶级，尽管它对纳粹分子越来越多地提取自己所攫取的剩余价值表示不满……从1942年开始，国际工人党致力于介入工厂工作和在德国军队中开展工作。在德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比利时支部前领导人、巴黎的德国小组领导人维德兰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些支部，这些支部发行一份报纸《工人与士兵》和一种杂志《我们的口号》。盖世太保成功地使一名代理人打入一个组织中去，这个组织后来于1943年9、10月份被盖世太保摧毁：它逮捕和枪毙了三十多名托洛茨基主义的德国士兵和水兵，并把包括马塞尔·伊卡在内的五十多名法国积极分子投入集中营。 这对国际工人党和第四国际来说都是十分沉重的打击。在纳粹的令人震惊的打击下，战斗松懈、甚至中断了国际（这个国际的国际书记处于1940年定居于纽约）各支部的联系。迫于形势，国际看到了活动有限，以致主要同社会主义工人党进行合作进行一些“文字”活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十八名积极分子在1941年曾因宣传反战的革命思想而被判处监禁。从1942年开始，国际工人党工会委员会当时的领导人马塞尔·伊卡致力于恢复欧洲各支部之间的联系，并于1943年春成功地建立了第四国际的一个欧洲委员会，正是这一年的2月，纳粹在斯大林格勒遭到了失败，这标志着战争以及欧洲和世界社会政治局势的决定性转折。由于纳粹分子在战争中失败，希特勒不能把欧洲和世界置于他的魔爪之下。这种现实蠃得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和资产阶级政治界的一切领域里的人，他们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工作，并重新编写自己过去的经历），并给他们一种新的勇气。罢工频繁，那些拒绝到德国进义务劳动营（STO）的青年参加了游击队，而国际工人党和国际共产主义委员会对游击队则很少关心，它们首先注意的是工厂。 1944年2月到3月召开的第四国际欧洲书记处欧洲会议，促进了两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同一个名为十月的小组的联合，在3月产生了一个新的国际共产主义党。 国际共产主义党拒绝服从抵抗运动民族委员会的政治权力，抵抗运动民族委员会是一个联合组织，它把莫拉斯分子、戴高乐主义者、天主教民主党人、社会党人、法国共产党集中在一起，并由反动分子乔冶·比多所主持。在这样做的同时，国际共产主义党引起了抵抗运动委员会中所有势力和那些害怕纳粹分子的垮台会在法国引起爆发革命的人们的警惕和诋毁。这些人害怕和诋毁第四国际所有支部（在整个战争期间只有这些支部）对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的日益增加的无条件支持，而资产阶级民主殖民主义者和克里姆林宫则竭力制止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正是这样，第四国际于1942年接收了锡兰平等社会党——锡兰最强大的工人政党，并且发展了一个强有力的越南支部，这个越南支部，首先遭到法国人的追捕，接着被日本人摧毁，最后又被越盟消灭。 德国军队的失败和撤退，导致了尤其是在巴黎地区的企业中一些委员会的出现，这些委员会经常是由国际共产主义党的积极分子领导的，根据国际共产主义党1945年的推断： “革命的高涨不能停留在重建工会的阶段上，而要一下子就走向自治的组织：委员会、苏维埃，它们的吸引力将大大超过社会变节分子们为阻止群众运动而力图重建的那些官僚机器的吸引力。”
总之，这显示出一场唤起千百万劳动者的深刻运动，显示出法国共产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力图制止那种以各种各样的借口（美国军队的存在，但美国军队在1945年春天就已经解散了；经济建设的首要性，如同B·弗朗松所说：“首先是生产，然后是提要求”），不通过一些大规模的组织，尤其是不通过劳动者十年来所建立的工会，而重建资产阶级国家的企图……这种立场有助于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把托洛茨基主义者置之度外……[1] 列夫·托洛茨基起草的这个纲领，其主要部分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进行了讨论。 [2] 多伊彻——译者译为“德彻尔”。现改为通用译名。（上传者注） [3] 大家知道，这对第一国际来说是根本不符合实际情況的…… [4] 这完全是列宁1914年11月1日宣布成立第三国际的必要性时的方法，当时，客观条件完全成熟，当时，有恐怖主义情绪的群众正在他们的领导人的魔杖下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祝福之下自相残杀。 [5] 国际工人党的多数派拒绝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而少数派则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于2月底加入了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接着，多数派的成员们也随着少数派分散地加入了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托洛茨基分子们不愿意以相应的方式干预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由于十分强硬的和平主义派和其他流派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很快就分裂了。 [6] 托洛茨基写道：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小资产阶级反对派里面，“如果说伯纳姆是唯物主义者、辩证法家的话，他就会给自己提出如下三个问题：1．苏联的历史性器官是什么？ 2．这个国家在它存在期间经历了一些什么变化？ 3．这些变化是不是从量变阶段转入到质变阶段了？也就是说，这些变化是否建立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的合乎历史规律的必要统治？”（《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49页） [7] 《真理报》（La Vérité）1978年9月号曾就此转载了长篇摘录。 [8] 1940年6月孤居伦敦的戴高乐组成了一个后备同盟；人们从来就不知道……但是，在1940年，法国资产阶级就像贝当和赖伐尔一样，也把赌注押在德国的胜利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