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过渡纲领》另一译本
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通过的过渡纲领
（1938年9月3日）
（编者按：这个纲领是目前各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基本纲领，在托派文件中一般称之为“过渡纲领”）
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先决条件
整个世界政治形势的主要特点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发生了历史性的危机。
总的说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先决条件已经成熟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人类的生产力已陷于停滞。新的发明和改进已经不能提高物质财富的水平。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发生社会危机的情况下，时机性的危机使广大群众日益贫困和痛苦。日益扩大的失业反过来加深了国家的财政危机，损害了本已不稳定的货币制度。民主政权和法西斯政权都同样跌跌撞撞地从一个破产走向另一个破产。
资产阶级本身一无出路。在已经被迫把最后的赌注押在法西斯主义这张王牌上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现在正闭着眼睛冲向一场经济和军事的灾难。在历史上享有特权的国家，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资产阶级仍然经得起牺牲国民积累而推行民主政治的国家里，所有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处在几乎濒于意志瘫痪的窘困状态。“新政”尽管在初期貌似坚决，其实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治窘困，只有在一个资产阶级积累了无穷财富的国家里它才有可能出现。目前的危机虽然还远没有发展到最严重的阶段，却已经说明“新政”政治（如法国的人民阵线政治）并没有能开辟一条走出经济死胡同的新出路。
国际关系也同样不美妙。在资本主义分崩离析日益紧张的形势下，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一种无法解决的地步，到局势严重时个别的冲突和局部的血腥骚乱（如埃塞俄比亚、西班牙、远东和中欧发生的情况）势必就会汇合成为一场世界规模的燎原大火。资产阶级当然知道一场新战争会给它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但是，比起1914年的前夕来，这个阶级现在更没有能力避免战争了。
一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的说法，都是出于无知或有意识的欺骗。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先决条件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已经开始有些腐烂了。尤其是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人类的整个文化就有遭到浩劫的危险。现在，危机轮到了无产阶级——主要是它的革命先锋队头上。人类的历史危机已经化为革命领导的危机。
无产阶级及其领导
革命前的社会状态所特有的社会危机完全摧残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国家和政治，以及它的国际关系。在把革命前的状态改变为革命状态的道路上，主要障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机会主义性质：它在大资产阶级面前表现的小资产阶级懦弱性，以及甚至在大资产阶级垂死呻吟时还同它有不忠实的联系。
在所有国家中，无产阶级都由于严重的动荡不安而遭到破坏。亿万群众一再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每一次他们都受到了他们本身保守的官僚机器的阻挠。
1931年4月以后，西班牙的无产阶级曾经进行了一系列的英勇活动以图夺取政权和支配社会的命运。但是，它自己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斯大林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各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起了阻碍作用，从而为佛朗哥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在法国，特别是1936年6月静坐罢工的巨大浪潮说明无产阶级已经完全准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居于领导地位的组织（社会党、斯大林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在人民阵线的招牌下至少暂时将革命的潮流引导到了便于控制的方向，并且挡住了这股潮流。
在美国，史无前例的静坐罢工的浪潮和产业工会主义（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惊人的迅速发展，最无可辩驳地表现了美国工人为了胜任历史交给他们的任务所作的本能的努力。但是，在美国居于领导地位的政治组织（包括新建立的产联在内）也千方百计阻挡群众的革命压力，并且使这种压力归于无效。
由于共产国际明确地倒向资产阶级秩序的一边，由于它在全世界，尤其是西班牙、法国、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扮演的无耻的反革命角色，为世界无产阶级造成了特别的新困难。“人民阵线”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推行的妥协政治活动注定无产阶级必然要无能为力，从而为法西斯主义廓清道路。
一方面是“人民阵线”——另方面是法西斯主义；这是帝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最后的政治手段。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两个手段都只能权宜一时。在法国，在自由帽[1]者的标志下，正如在德国在卍字旗的标志下一样，资本主义在继续腐朽下去。唯有推翻资产阶级才能找到出路。
群众的前进方向首先决定于日趋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其次决定于旧工人组织的背叛的政治活动。在这些因素中，第一个因素当然是决定性的，历史发展规律比官僚机构要有力。不论社会主义的叛徒所用方法可能多么不同——从布鲁姆的“社会”立法到斯大林的审判阴谋——它们决不能摧毁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为倒转历史车轮所作的绝望挣扎会更清楚地使群众看到，只有第四国际才可能解决已成为人类文化危机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
最低纲领和过渡纲领
下一个阶段——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的革命前阶段——的战略任务是解决革命客观条件的成熟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不成熟（老一代混乱和失望，青年一代则缺乏经验）之间的矛盾。有必要帮助群众在日常斗争过程中找到沟通目前的要求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之间的桥梁。这座桥梁应该包括一整套过渡要求，这种要求是从今天的条件和工人阶级广大阶层今天的觉悟情况产生的，它无可改变地导向一个最后结果：无产阶级取得政权。
在一个进步的资本主义时代起作用的标准的社会民主主义把它的纲领分成两个互不相关的部分：只限于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进行改革的最低纲领，和预定在无法确定的将来由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是不存在桥梁的。事实上，社会民主主义并不需要这样一座桥梁，因为社会主义这个字眼只是被用来在节日发表堂皇的演说而已。在一个资本主义日趋腐朽的时代里，共产国际却开始走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可是在这个时代，一般说来根本谈不到进行系统的社会改造和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而无产阶级的每一项重大要求，甚至是小资产阶级的每一项重大要求势必都超出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
第四国际的战略任务不在于改革资本主义而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它的政治目的是无产阶级为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而夺取政权。但是，如果不最慎重地考虑所有问题，甚至是微小和局部性的战术问题，完成这一战略任务是不可想象的。革命运动应该吸收无产阶级的所有阶层、行业和集团参加。目前的时代所以突出，不在于它使革命政党能够摆脱日常工作，而是因为它使得这项工作可以同实际的革命任务不可分离地同时进行。
只要旧的“最低”要求至少还有一部分生命力，第四国际并不抛弃这种纲领。它不倦地捍卫工人的民主权利和取得的社会成就。但是它是在正确的实际前景——也就是革命的前景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日常工作。在群众的旧的、局部的“最低”要求与腐朽的资本主义毁灭和堕落的趋势发生矛盾——在每一步骤都发生这一情况——的范围以内，第四国际提出了一整套过渡要求，其实质在于：这些要求将日益公开和决定性地针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根本基础。旧的“最低纲领”被过渡纲领代替了，这一纲领的任务在于有计划地动员群众参加无产阶级革命。
工资和工时的活的计算法
在资本主义日趋瓦解的情况下，群众仍然过着被压迫者的贫困生活，现在更面临着被投入贫穷深渊的空前危险。如果他们不能增加或改善糊口的面包，至少必须保住它。这里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一一列举根据具体情况一再提出的那些个别的、局部的要求——全国、地方和工会的要求。但是，有两种根本的经济苦恼，即失业和物价高昂（它概括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日益不合理）要求有统一的口号和斗争方式。
第四国际毫不妥协地对资本家的这样一种政治活动宣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种政治活动与他们的代理人——改良主义者的政治活动一样，目的在于把军国主义、危机、货币制度的崩溃以及从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中产生的所有其他灾祸的全部负担加在劳动者身上。第四国际要求让所有的人就业和有一种过得去的生活条件。
不论是通货膨胀还是稳定都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口号，因为它们只不过是同一根棍棒子的两端。在随着战争的迫近，物价飞涨日益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只能在活的工资计算法的口号下战斗。这就是说，劳资双方的集体协议应该保证工资随着消费品价格的上涨而自动按比例增加。
无产阶级面临着本身要瓦解的威胁，所以不能容许把越来越多的工人变成长期失业的贫民，在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里，落到靠残汤剩饭生活的地步。在一个建立在剥削之上的社会里，就业权是工人仍然还有的唯一重要权利，可是今天这种权利正逐渐被剥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与要求兴办公共事业的口号一道，针对失业——“结构性”和“临时性”的失业，提出活的工时计算法的口号了。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应该使工人和失业者在共同的责任下团结一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按照对工作周长短的规定，把现有的工作分配给目前所有的工人。每一个工人的平均工资仍然同旧工作周的时候一样。在一种有严格保障的最低限度工资制度下，工资会随物价的改变而改变。处于目前的灾难时期，不可能接受任何其他的纲领。有产者和他们的法学家会证明这些要求是“无法实现的”。此外，较小的资本家，特别是破产的资本家会提到他们的底帐。工人断然指责这种结论和借口。现在问题不是对立的物质利益之间的“正常”冲突，而是保护无产阶级，使它不衰退、败坏和灭亡。这是唯一有创造性的进步阶级的生死存亡问题，因此也就是人类前途的问题。如果资本主义无法满足它自己造成的灾难势必会产生的要求，它就只有毁灭。在这种已定情况下，“可以实现”还是“无法实现”是一个只能由斗争来决定的力量对比问题。通过这一斗争，不论其直接的实际成就如何，工人就会充分懂得消灭资本主义奴役制度的必要性。
过渡时期的工会
在为局部和过渡性要求进行的斗争中，工人现在空前需要群众组织，主要是工会。法国和美国的工会主义的强大发展最有力地驳倒了有些极左派的教条主义说教，驳倒了他们所宣扬的工会“已经没有用了”的论点。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一贯站在各种斗争的最前列，即使这些斗争只是牵涉到工人阶级非常有限的物质利益或民主权利。他积极地参加群众性的工会，以便加强它们并提高它们的战斗精神。他毫不妥协地反对想使工会从属于资产阶级国家以及想用“强制仲裁”和各种各样的警察监视——不仅是法西斯的、还有“民主的”监视来束缚无产阶级的任何企图。只有在工会内部进行的这种工作的基础上，才可能对改良主义者，包括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的改良主义者在内，进行胜利的斗争。建立或保存“革命性”小工会作为第二个党的宗派主义企图实际上意味着放弃争取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斗争。有必要确立这样一条坚定的规则：自动与群众性工会作投降主义性质的隔离等于背叛革命，这和第四国际的成员身份是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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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第四国际坚决反对和谴责同样是工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所特有的工会偶像主义。
（一）工会并不提出、而且根据它们的任务、组成和征收会员的方式也不能提出一个完全的革命纲领，因此，工会不能代替党。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建立作为第四国际的支部的全国性革命政党。
（二）即使是最强大的工会，会员最多也只占工人阶级的20%到25%，而且其中主要还是比较熟练和工资较高的阶层。只是在劳工运动特别高涨的时期，更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大多数才偶而被吸收到斗争中。在这样的时候，就有必要建立包括全体战斗群众的特别组织：罢工委员会、工厂委员会，最后则是苏维埃。
（三）作为代表无产阶级上层的组织，从过去的所有历史经验（包括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工会的新经验）可以看出，工会发展了一种同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妥协的强烈趋势。在进行尖锐阶级斗争的时期，工会的领导机构想要成为群众运动的主宰，以便使这个运动不造成危害。在举行简单罢工的时期，特别是在动摇了资产阶级所有权原则的群众性静坐罢工中，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战争或革命时期，当资产阶级处境特别困难的时候，工会领袖常常成为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
因此，第四国际各支部应该经常效力于不仅是补充工会的上层领导，在危急时期勇敢而坚决地提拔新的有斗志的领袖来代替一般的职员和野心家，而且尽一切可能建立更能胜任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群众性斗争这个任务的独立的有斗志的组织，如果必要的话，甚至在可能同工会的保守机构直接决裂的情况下也不退缩。如果说为了助长宗派主义的臆说而不去管群众组织是罪过的话，消极地听任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受公开反动或伪装的保守（即所谓“进步的”）官僚主义集团的控制也同样是罪过。工会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们只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的手段。
工厂委员会
在过渡时期，工人运动并不具有系统的和非常平衡的性质，而是狂热和爆炸性的。口号和组织形式应从属于运动所指的方向。领导应该像防范瘟疫一样，谨防对形势作老一套的处理，而应该敏感地对群众的主动性有所反应。
这种主动性的最近的表现——静坐罢工，超出了“正常的”资本主义程序的范围。对工厂的暂时的占有（这与罢工、工人的要求无关）打击了被人奉为偶像的资本主义的财产。每一次静坐罢工都实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工厂的主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
如果说静坐罢工只是偶然提出了这个问题，工厂委员会就是这个问题的有组织的体现。工厂委员会由全体工厂雇员选出，它立即形成了和工厂管理当局的意志相抗衡的力量。
改良主义者只批评像福特这类所谓“顽固的实业家”类型的老板，把他们和“善良的”“民主的”剥削者分开，对于这种批评，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作为对抗：以工厂委员会作为中心，来对第一种人和第二种人同时进行斗争。
工会的官僚主义分子总是会反对建立工厂委员会的，正如他们反对在动员群众的道路上采取的一切大胆步骤一样。
但是，运动的声势越是广泛，就越是容易压倒这种反抗。在“和平”时期已经实行封锁工厂制度的地方，委员会将正式相当于一般工会机构的地位，但是会补充新的工作人员和扩大它的职能。不过，委员会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成了工人阶级中工会通常没有能力动员的那一些阶层的战斗性机构。革命的最有牺牲精神的队伍正要从这些更受压迫的阶层产生。
从委员会出现的时候起，在工厂里就建立了事实上的双重权力。从委员会的本质来看，它代表着过渡时期状态，因为委员会中包括两种不可调和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制度。工厂委员会的根本意义正是在于它们打开了虽然不是通向直接的革命、却是通向革命前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权之间的时期——的大门。在几个国家中广泛展开的静坐罢工的浪潮充分证明，宣传建立工厂委员会的主张既不是为时过早的，也不是不自然的。在不久的将来，势必还会掀起这种新浪潮。有必要及时开展—个争取建立工厂委员会的运动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
“营业秘密”和工人对工业的监督
以竞争和自由贸易为基础的自由的资本主义已经完全成为过去。它的继承者垄断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减少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反而使市场具有了波动特大的性质。今天，几乎是所有当代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趋势──从法西斯分子到社会民主党人──都承认有必要“监督”经济，有必要由国家对工业进行“指导”和“策划”。对法西斯分子说来，这主要是——为了军事目的“有计划地”掠夺人民的问题。社会民主党人则准备用几调羹官僚主义“计划”来竭干无政府主义的汪洋大海。工程师和教授纷纷发表关于“技术统制”的文章。民主政府在“调节”方面进行的懦怯的试验遭到了大资本的难以抵御的破坏。
剥削者与民主的“监督人”之间的实际关系最突出地表现在这样的事实：文质彬彬的“改革者”仅止于毕恭毕敬地在托辣斯和他们的营业“秘密”的大门口发抖。在这里，“不干涉”企业的原则占支配地位。资本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帐目仍然是资本家的秘密：它们与社会无关。就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样，为保守营业“秘密”的原则提出的公开理由是为了自由“竞争”。实际上，托辣斯彼此之间是什么都公开的。当代的营业秘密是垄断资本主义危害社会利益的一贯阴谋的一部分，只要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者能够不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知道剥削、抢劫和欺骗的个人奥秘，种种限制“顽固的实业家”的方案将仍然是可怜的滑稽戏。取消“营业秘密”是实际监督工业的第一步。
工人与资本家一样有权力知道工厂、托辣斯、全工业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秘密”。首先应该把银行、重工业和集中的运输业放在观测镜下。
工人监督的直接任务应该是从各企业开始，弄清楚社会的借方和贷方从何而来；确定资本家个人和全体剥削者在国民收入中占去的比例；揭发银行和托辣斯的幕后交易和骗局；最后向所有社会成员揭露由于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赤裸裸地追求利润而不合理地浪费的人力。
资产阶级国家的公务人员，不论人们愿意赋予他们多大权力，都没有能力进行这项工作。全世界都看到罗斯福总统和布鲁姆总理对他们本国的“六十”或“二百”家族是多么束手无策。为了压倒剥削者的反抗，无产阶级必须施加集体的压力。只有工厂委员会才能建立对生产的真正管理——同时招请对人民特别忠诚的专门人材、会计员、统计员、工程师和科学家等等作为顾问而不是“技术统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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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要求广泛而大胆地组织公共事业就很难谈得上进行消灭失业的斗争。但是只有使公共事业成为需要进行相当年代的总的计划的一部分，它对失业者本身说来，正如对社会说来一样才有持续的进步意义。在这个计划的范围内，工人将要求作为公用事业，恢复由于危机而倒闭的私人企业中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监督将被工人的直接管理所代替。
但是，如果没有工人的监督，也就是说，工人的眼睛如果不看透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公开和隐秘的本源，从被剥削者，而不是剥削者的观点看来，就不可能制订那怕是最基本的经济计划。代表各企业的委员会应该举行会议来选举托辣斯，整个工业部门、经济地区以及最后整个国家工业的相应的委员会。因此，工人的监督成了训练掌握计划经济的学校。根据在监督中取得的经验，无产阶级将准备在时机到来的时候直接管理国有化的经济。
有些资本家——主要是中下层的资本家有时候自动表示愿意向工人公开帐目——常常是为了说明有必要降低工资，对于这些资本家，工人回答说，他们对于个别破产者或半破产者的簿记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所有剥削者的底帐。工人不能、也不愿意调整他们的生活水平来适应资本家个人的危机，这些资本家本人就是他们的制度的牺牲者。任务是要在更有尊严和可行的基础上改组整个生产和分配制度。如果说取消营业秘密是工人监督的必要条件，那么监督就是走向社会主义领导经济的第一步。
没收个别资本家集团的财产
社会主义的没收财产纲领，即在政治上推翻资产阶级并取消它的经济统治，在目前的过渡时期绝不应该妨碍我们在需要的时候要求没收一些对于国家生存至关紧要、或者是属于最有寄生性的资产阶级集团的关键性工业部门。
因此，为了回答那些正人君子似的民主主义者发出的有关美国“六十家族”和法国“二百家族”专制统治的可悲哀叹，我们要求没收这六十个或二百个封建性资本主义霸主的财产。
我们以完全同样的方式要求没收垄断战争工业、铁路和最重要的原料来源等等的公司的财产。
这些要求与糊涂的改良主义者提出有“国有化”口号之间的差别在于以下几点：（1）我们反对赔偿；（2）我们告诫群众注意人民阵线的哗众取宠，他们空谈国有化，其实仍然是资本家的代理人；（3）我们号召群众依靠他们自己的革命力量；（4）我们把没收财产问题与工农夺取政权问题联系起来。
我们有必要在日常鼓动的过程中局部提出没收财产的口号，而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宣传中比较全面地提出，这种必要性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不同的工业部门的发展水平不同，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不同地位并且经历着不同的阶级斗争阶段。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高涨，才能把完全没收资产阶级财产这个问题列入日程。过渡要求的任务是要使无产阶级准备好来解决这个问题。
没收私人银行和信贷体系国有化
帝国主义一词意味着金融资本的统治。银行与托辣斯和辛迪加一道（常常还凌驾于它们之上）实际上集中掌握了经济控制权。银行的结构以集中形式表现了现代资本的整个结构：银行把垄断的趋势与无政府状态的趋势结合了起来。它们造成了工艺学的奇迹、组织了大企业和强有力的托辣斯；可是高昂的物价、危机和失业也是它们造成的。如果银行的领导职位仍然由掠夺成性的资本家掌握，在对垄断资本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它们的破坏性是相辅相成的——进行的斗争中便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步骤。为了按照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利益的合理计划，建立起统一的投资和信贷体系，必须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机构。只有没收私人银行和把整个信贷体系集中在国家手里，国家才有实际的、即物质的力量而不仅是纸面上的和官僚政治的力量——来进行经济规划。
没收银行绝不意味着没收银行存款。相反地，统一的国家银行能为小存户创造比私人银行有利得多的条件。同样，只有国家银行能为农民零售商和小商人创造有利的信贷、即低息信贷的条件。但是，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情况：由统一的财政机构领导的整个经济——首先是大工业和运输业——符合工人和所有其他劳动者的切身利益。
但是，只有在国家权力本身完全从剥削者手中转到劳动者手中的时候，银行的国家化才会产生这些有利的结果。
纠察线—警卫—工人民兵队—武装无产阶级问题
静坐罢工不仅是工人对资产阶级、而且是对工人组织（包括第四国际在内）发出的严重警吿。在1919-1920年，意大利工人自动占领了工厂，从而向他们的“领袖们”通知了社会革命来到的消息。“领袖们”没有理会这个信号。结果是法西斯主义取得了胜利。
静坐罢工还不是意味着以意大利的方式占领工厂；但是静坐罢工是向着占领工厂前进的一个决定性步骤。目前的危机能够使阶级斗争极端尖锐化，使结局时刻更快到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革命形势会一下子就出现。实际上，它到来的标志是一系列不断的波动。波动之一就是静坐罢工浪潮。第四国际各支部的问题是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解我们时代的总的性质和发展速度，并且以越来越坚决和富有战斗性的组织措施及时使群众的斗争取得结果。
无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也意味着资本家反攻方式的日益厉害。新的静坐罢工浪潮可能而且无疑将引起资产阶级的坚决的反措施。大托辣斯的心腹已经在做准备工作。如果这一次再毫无准备，革命组织和无产阶级就要吃苦头了！
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都不会以官方的警察和军队为满足。在美国，甚至在“和平”时期，资产阶级也在工厂里豢养着武装的工贼队伍和私人武装起来的暴徒。除此以外，现在还必须加上各种美国纳粹分子集团。法国资产阶级在危险刚发生的时候，就动员半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法西斯分遣队，包括军队中的所有法西斯分子。英国工人的压力刚刚再一次变得比较强大，法西斯就两倍、三倍乃至十倍地增加，来对工人进行血腥的镇压。关于这样一个事实，资产阶级始终了解得十分正确：在目前这个时代，阶级斗争不可抗拒地倾向于变成内战。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例子给予大资本家和他们的仆从的教训要比给予无产阶级的正式领袖的多得多。
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政客以及工会的官僚们有意识地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的私家军，不然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同它那怕是保持二十四小时的联盟。改良主义者有计划地灌输给工人这样的概念：当资产阶级武装到牙齿而工人没有武装的时候，民主制度的神圣性才最有保证。
第四国际的责任是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奴隶政治。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包括社会民主党人、斯大林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实际上越是厚颜无耻地向法西斯主义投降，就越是大声叫嚷要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只有感到背后有千百万劳动者支持的工人武装分遣队才能战胜法西斯。反法西斯斗争不是在自由主义的编辑部而是在工厂里开始的——并且在大街上告终。工厂里的工贼和私人雇佣的歹徒是法西斯军队的基本核心。罢工纠察队是无产阶级大军的基本核心。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一切罢工和街道示威来说，必须宣传有建立工人自卫队的必要。必须把这一口号写入工会革命派的纲领。在凡属可能的地方，必须从青年人开始，组成自卫队来训练和使他们熟悉武器的使用。
群众运动的新高涨的作用不仅应该是增加这种单位的数目，而且应该按照区、城市和地区把它们联合起来。必须有组织地表现工人对于工贼以及流氓和法西斯匪帮的正当憎恨。有必要提出建立工人民兵队的口号，作为工人组织、集会和报纸的不可侵犯性的重大保障。
只有在始终以群众自己的经验为基础的、这种有计划的、一贯的、不倦的、勇敢的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帮助下，才可能根除群众意识中的屈从和逆来顺受的传统；训练出能够为所有劳动者树立榜样的英勇战士的队伍，使反革命的武装暴徒遭到一系列的战术上的失败，提高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自信心，损害法西斯主义在小资产阶级眼中的威信并且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铺平道路。
恩格斯为国家下的定义是“武装的人”[2]的集体。武装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的一个必然的附随物。当无产阶级有这种愿望的时候，它就会找到进行武装的道路和手段。在这方面，领导权自然也落在第四国际各支部身上。
工农联盟
工人在农村中的战友和与他同等身分的人是农业工人。他们是同一个阶级的两个部分。他们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产业工人的过渡性要求纲领在进行一些修改后，就同样是农业无产阶级的纲领。
小农（农民）代表另一个阶级：他们是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由各阶层组成的——从半无产阶级到剥削者。根据这种情况；工业无产阶级的任务应该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农村去。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他的盟友和敌人分开。
每一个国家的民族发展特点最古怪地表现在农民的、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说来还有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艺者和小店主）的地位上。这些阶级不论人数是多么多，基本上是资本主义以前生产形式的具有代表性的残余。第四国际各支部应该尽量具体地按照每一个国家的情况，制订出有关小农（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过渡性要求的纲领。先进的工人应该努力对他们未来的同盟军提出的问题作明确而具体的答复。
虽然农民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小生产者，他却需要低息信贷、农业机械和肥料（以他出得起的价钱购买）、有利的运输条件以及谨慎地为他的农产品组织市场。但是，银行、托辣斯和商人从四面八方掠夺农民。只有农民自己在工人的帮助下，才能制止这种掠夺行为。应该在全国成立由小农选举出来的委员会，会同工人委员会和银行雇员委员会控制与农业有关的运输、信贷和商业活动。大资产阶级虚伪地举出工人的“过分”要求，从而巧妙地把商品价格问题变成离间工人和农民以及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工具。小农、手工艺者、小商人不像产业工人、职员和文职雇员，不可能要求工资随物价上涨作相应增加。官方对管制高昂物价所作的斗争只不过是欺骗一下群众而已。但是农民、手工艺者和小商人以消费者身分，可以与工人一道并肩参加稳定物价的政治活动。
对于资本家对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经营费用的抱怨，消费者的回答是，“把你们的帐本给我们看；我们要求监督对物价的稳定。”监督机构应该是管制物价委员会，由工厂、工会、合作社、农民组织、城市“小人物”、家庭妇女等等的代表组成。工人通过这一手段就能够向农民证明，物价高昂的真正原因不是工资高，而是资本家的过高利润和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间接开销。
在制定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时，最根本的应该是排除没收小农财产和强迫他们集体化的可能性。只要小农认为有可能或者有必要，他就仍然会是他那一块土地的主人。为了恢复社会主义纲领在农民眼中的威信，有必要毫不容情地揭发斯大林主义的集体化方法，这种方法不是根据农民或者工人的利益，而是根据官僚机构的利益决定的。
剥夺剥夺者同样并不意味着强制没收手工艺者和小店主的财产。相反地，工人对银行和托辣斯的监督──甚至还有这些机构的国有化，可能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创造比在垄断资本畅所欲为的控制下要有利得多的信贷、购买和销售条件。对私人资本的依靠将被对国家的依靠所代替。劳动者本身越是把国家牢牢地掌握在手里，国家就越是注意它的小同事和代理人的需要。
受剥削的农民实际参加对经济各方面的监督以后，就可以自己决定把土地改变为集体耕作以后是否有利——并且决定在什么时候和以多大规模改变。产业工人应该认为自己有责任在农民走这条道路的时候，给予他们充分合作——通过工会、工厂委员会以及最重要的是通过工农政府。
无产阶级提出建立的反对所有剥削者（包括“中产阶级”剥削者）的联盟──不是向整个“中产阶级”提出而是向城乡小资产阶级中受剥削阶层提出的──不能以强制、而只能以自愿为基础，这个联盟应该以一个特别的“合同”巩固下来。这个“合同”就是双方自愿接受的过渡要求的纲领。
反帝和反战斗争
整个世界前途，因此也就是各国的内在政治生活都被世界战争的威胁笼罩着。迫在眉睫的浩劫已经使非常广泛的人们感到深切的忧虑。
第二国际更有把握地重复了它在1914年从事的那种不名誉的政治活动，因为今天在沙文主义方面领头的是共产国际。战争危险刚具有具体轮廓，斯大林主义者就大叫大嚷地要求加强所谓“国防”，在这方面，他们做得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还要过火得多。因此，反对战争的革命斗争责任就完全落在了第四国际的肩上。
第四国际书记处的纲领（《战争和第四国际》，1934年）制定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政策今天还保持着它原来的力量。在下一个阶段，革命政党要取得胜利将主要依靠它在战争问题上的政策。正确的政策包括两个因素：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采取的毫不妥协的态度以及将纲领建立在群众经验之上的能力。
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在战争问题上，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多地利用抽象概念、空泛的俗套语和拙劣的辞令来欺骗人民，比如：“中立”、“集体安全”、“为保卫和平而武装”、“国防”和“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等等。所有这种空谈最后都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战争问题，也就是人民的命运，是被帝国主义者、他们的统治人员、他们的外交家、他们的将军掌握着，而这些人是对人民怀有种种阴谋的。
第四国际厌恶地反对所有在民主阵营和法西斯阵营起了同样作用的抽象概念：“荣誉”、“鲜血”、“种族”。但是单单厌恶是不够的，必须帮助群众用鉴别真伪的标准、口号和要求来辨认这些欺骗性抽象概念的实际本质。
“解除武装吗？”——但是整个问题在于谁解除谁的武装。唯一能够避免或结束战争的解除武装是工人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但是要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工人必须先武装自己。
“中立吗？”——在日本与中国的战争中，或者在德国与苏联的战争中，无产阶级一点也不会中立。“那么是不是指保卫中国和苏联呢？”当然！但是并不是由会扼杀中国和苏联的帝国主义者来保卫。
“保卫祖国吗？”——但是资产阶级提出这一抽象概念意思是保卫它的利润和掠夺。如果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的（资本家的）手脚绑起来，使他们不能进攻外国人的祖国；如果我们国家的工人和农民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如果国家的财富由少数人的手里转到人民的手里；如果军队成为被剥削者而不是剥削者的武器，我们就准备保卫祖国不受外国资本家侵略。
有必要按照事态发展和群众思想的方向，把这些根本概念划分成为更局部和具体的概念，来解释它们。此外，有必要严格地区别外交家、教授、新闻记者与木匠、农业工人和女帮工的和平主义。前面的一种和平主义是帝国主义的烟幕；后面的一种和平主义是不信任帝国主义的混乱表示。当小农或工人谈到保卫祖国的时候，他是指保卫他的故乡、家庭和其他类似家庭不遭受侵略，不受炸弹和毒气的危害。资本家及其新闻记者所谓的保卫祖国是指占领殖民地和市场，掠夺性地增加在世界收入中所占的“民族”部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和爱国主义充满了欺骗。在被压迫者的和平主义、甚至是爱国主义中，有一些因素一方面反映了对毁灭性战争的憎恨，另一方面紧紧抓住他们认为是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为了得出必要的结论，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利用这些因素。
第四国际利用这些考虑作为出发点，来支持一切要求（即使是不充分的要求），只要这种要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活动、唤起他们的批评并且加强他们对于资产阶级阴谋的监督。
从这个观点出发，比如说我们的美国支部就有批判地接受就宣战问题进行公民投票的建议。人们都知道，任何民主改革本身都不能防止统治者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挑起战争。有必要就此提出坦率的警吿。但是尽管人民群众对于打算进行的公民投票存在幻想，他们对公民投票的支持反映了工人和农民对于资产阶级政府和国会的不信任。在不支持和不散布幻想的情况下，必须以最大力量支持被剥削者对剥削者逐渐产生的不信任。要求举行公民投票的运动越是广泛，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离开这个运动就越快，给予共产国际的背叛者的损害就越彻底；对帝国主义的不信任就越深。
从这个观点出发，有必要要求给予十八岁以上的男女以选举权。那些奉召在明天为祖国牺牲的人应该在今天有投票权。反对战争的斗争必须首先以对青年的革命动员开始。
必须从各个角度，从群众在一定时期将会碰到的那一方面来说明战争问题。
战争是一桩大买卖，对军事工业说来尤其如此。因此，“六十家族”是第一线的爱国者和主要的战争煽动者。工人对军事工业的监督是对战争“制造商”进行的斗争的第一步。
对于改良主义者提出的口号：对战争利润征税，我们提出这样的反口号：没收战争利润和剥夺战争工业中的掮客。在把战争工业“收归国有”的地方，如法国，工人监督的口号保持着它的充分力量。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政府正如对于资本家个人一样没有信心。
不给资产阶级政府一个人，一分钱！
不要军备纲领，而要兴建有用的公共事业的纲领！
工人组织完全脱离宪兵的控制而独立！
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剥夺背着人民玩弄阴谋的贪得无厌和残酷无情的帝国主义集团支配人民命运的权力。
根据这一点，我们要求：
完全废除秘密外交；让所有的工人和农民知道所有的条约和协定；
给予工人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直接管理的工人和农民以军事训练和武装；
成立训练由工人组织推选出来的劳动者指挥官的军事学校；
以与工厂、矿山、农场等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民兵队来代替常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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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战争是资产阶级掠夺性政治的延续和尖锐化。无产阶级的反战斗争是它的阶级斗争的延续和尖锐化。战争的开始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形势并且部分改变了斗争的手段，但是并不能改变它的目标和基本路线。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统治着世界。因此，日益迫近的战争就其基本性质说来将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因此，国际无产阶级政治的根本内容将是一场反帝和反战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基本原则是：“主要敌人在你自己的国内”，或者“打倒你本国的（帝国主义的）政府是较轻的危害”。
但是，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恰恰相反，大多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牺牲品。一些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国家毫无疑问将设法利用战争来摆脱奴役的束缚。他们的战争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是解放战争。国际无产阶级的责任是帮助被压迫国家来进行反对压迫者的战争。对于帮助苏联或者是在战争以前或战争期间可能出现的任何其他的工人政府来说，也都有这样的责任。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在同工人国家或者一个殖民地国家的斗争中的失败是较轻的危害。
但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不可能通过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来帮助一个反帝国家，不论在一定的时间内，这两个国家的外交和军事关系可能如何。如果政府之间有一个暂时的并且从问题的本质来看，必然也是不可靠的联盟，那么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将继续与它本国的政府形成阶级对立，并且用它自己的方法，支持非帝国主义的“盟友”，即用国际阶级斗争的方法（不仅进行反对它们的背信弃义的盟友的鼓动，而且进行赞成在殖民地国家建立工人国家的鼓动，有的时候进行抵制、罢工，有的时候拒绝抵制和罢工，等等）。
无产阶级在战争中支持殖民地国家或者苏联，丝毫也不等于支持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或者是苏联的官僚机构。相反地，它对两者都保持着完全的政治独立。由于在一场正义而进步的战争中提供援助，革命的无产阶级得到了殖民地和苏联工人的同情，加强了第四国际在那里的威信和影响，并且加强了它的帮助推翻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和苏联的反动官僚机构的能力。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第四国际各支部势必会觉得自已陷于孤立：每一场战争都使全国群众猝不及防，并且迫使他们站在政府机构一边。国际主义者不得不逆流而行。但是，新的战争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在头几个月就会远远超过1914至1918年的血腥恐怖）会迅速证明有使人头脑清新的作用。群众的不满和他们的反抗会迅速增加。人们会发现第四国际各支部领导着革命的潮流。过渡要求的纲领会具有迫切的现实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问题会完全显现出来。
在精疲力尽或使人类浸沉在血泊里以前，资本主义以民族和种族仇恨的毒气毒化了世界气氛。今天，反犹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垂死呻吟中更恶性的痉挛之一。
毫不妥协地揭露种族歧视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偏见和沙文主义（特别是反犹主义）的根源应该成为第四国际各支部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把它看作是反帝和反战斗争的最重要部分。我们的基本口号仍然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工农政府
“工农政府”这个公式最初出现于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鼓动中，在十月革命以后被明确接受。最初它只不过是已经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名称。这个名称的意义主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它强调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的思想，而苏维埃政权就是以这种联盟为基础的。
当后来的共产国际想要复活被“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历史埋葬掉的公式的时候，它给予“工农政府”这个公式以完全不同的、纯民主的、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内容，与无产阶级专政相抗衡。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工农政府”的口号。他们在当时和现在都确认，当无产阶级政党拒绝走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时，它与农民的联盟便完全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支持，1917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1925—27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现在西班牙、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阵线”的情况就是这样。
从1917年4月到9月，布尔什维克要求社会革命党人及孟什维克和自由资产阶级决裂而自己掌握政权。在这一条件下，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予作为工人和农民的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革命的援助以反对资产阶级，但是断然拒绝参加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政府或者为它负政治责任。如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真正与立宪民主党（自由主义派）和外国帝国主义决裂，那么，他们所建立的工农政府就只能加速和有利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才用最大力量来反对建立它自己的政府。俄国的经验证明，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再一次证实，即使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斯大林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工农政府的，即不依靠资产阶级的政府。
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提出的要求“与资产阶级决裂，自己掌握政权！”对群众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在七月危机中很戏剧性地暴露出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顽固反对掌握政权，这肯定地在群众舆论面前注定了他们的命运，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第四国际的中心任务在于使无产阶级摆脱旧的领导，它的保守主义是同正在瓦解的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崩溃完全矛盾的，它是历史进展的主要障碍。第四国际对无产阶级的传统组织提出的主要指责是它们不愿意同资产阶级的半政治僵尸脱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计划地向旧领导提出的要求“与资产阶级决裂，夺取政权！”成了揭发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各政党和组织的背叛性的极为重要的武器。因此，“工农政府”的口号只是在它于1917年作为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时所具有的意义上才可以为我们接受，即作为一种反资产阶级和反资本主义的口号，但是我们绝不接受后来一代人所赋予它的“民主”意义──它把这个口号从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桥梁变成这条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我们要求所有依靠工农和代表他们说话的政党和组织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决裂，并且走上为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答应充分支持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同时，围绕着我们认为应该形成“工农政府”纲领的那些过渡要求，我们进行不倦的鼓动。
传统的工人组织可能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吗？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过去的经验说明，至少这也是非常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不能事先就断然否认这样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在非常特别的环境的影响下（如战争、战败、财政崩溃、群众性的革命压力等等），包括斯大林主义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在与资产阶级决裂的道路上可能走得比他们希望的更远。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无可怀疑的：即令在某时某地这种非常不可能实现的变化因素成了现实，而真正建立了上述意义的工农政府，那也只不过是无产阶级建立实际专政的道路上的一段短短的插曲。
但是，没有必要一味进行猜测。围绕着工农政府的口号进行的鼓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巨大的教育意义。而且这不是偶然的。这个概括性的口号完全沿着我们时代的政治发展路线发展（旧资产阶级政党的破产和瓦解，民主制度的垮台，法西斯主义的滋长，工人加速向更积极和进攻性的政治前进）。因此，每一个过渡要求都应该导致同样的政治结论：工人必须同资产阶级的所有传统政党决裂，以便与农民联合起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权。
不可能事先预见对群众革命动员的具体阶段。第四国际各支部应该在每一个新阶段有批判地确定自已的方向，提出口号来帮助工人争取独立政治，加深这种政治的阶级性质，消灭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幻想，加强先锋队与群众的联系，并且准备进行革命来夺取政权。
苏维埃
如已经指出的，工厂委员会是工厂内双重权力的因素。因此，只有在群众压力日益加大的情况下，它们才可能存在。为进行反战斗争而建立的特别群众组织，物价管制委员会以及运动的所有其他新的中心，情况也同样是如此，这些事物的出现这件事本身就证明，阶级斗争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无产阶级组织的范围。
不过，这些新的机构和中心很快就会开始感到它们缺乏团结和力量不足。在保留资产阶级政权的情况下，没有一个过渡要求可以得到充分满足。同时，社会危机的加深不仅会增加群众的痛苦，而且会使他们更加无可容忍，更加不屈不挠和增加压力。越来越多的被压迫阶层将抬起头来提出他们的要求。改良主义者的领袖从来没有加以考虑的千百万劳苦的“小人物”将开始坚决地敲击工人组织的大门。失业者将加入运动。农业工人、破产和半破产的农民、城市的被压迫者、女工、家庭妇女和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的阶层──所有这些人都将寻求团结和领导。
即使只是在一个城市内，如何调和不同的要求和斗争形式呢？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通过苏维埃。苏维埃会把战斗组织的代表联合起来。还没有人为这个目的提出一个不同的组织形式；事实上也几乎不可能想出一个更好的组织形式来。苏维埃不仅限于一个既定的党的纲领。它们向所有被剥削者敞开大门。各阶层的代表通过这些大门投身到斗争的总潮流中。随着运动而扩大的组织在成长中一再得到补充。无产阶级的所有政治流派都可以在最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为担任苏维埃的领导而斗争。因此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在过渡要求的纲领中最为重要。
只有在群众运动进入公开革命阶段的时候，苏维埃才能建立。苏维埃从一成立的时候起就是千百万劳动者对剥削者进行联合斗争的中心，因此它先成了地方当局，然后又成了中央政府的竞争者和敌手。如果说工厂委员会在工厂内建立了双重权力，那么苏维埃就是在国内开始了一个双重权力的时期。双重权力则又是过渡时期的最高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种制度是不可调和地相对立的。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社会的命运取决于冲突的结果。如果革命失败了，随之而来的将是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独裁。如果胜利了，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将建立起来。
落后国家和过渡要求的纲领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就其本质说来是落后国家。但是落后国家是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它们的发展具有综合性质：最原始的经济形式同最新的资本主义技术及文化结合了起来。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内容与此相同：争取实现最基本的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与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结合了起来。在这个斗争中，民主口号、过渡要求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没有分成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是彼此互为因果的。中国无产阶级刚开始组织工会就不得不动手组织苏维埃。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纲领完全适用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至少适用于无产阶级已经能够进行独立政治活动的国家。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土地革命（即消灭封建残余）和民族独立（即摆脱帝国主义束缚）。这两项任务彼此密切相关。
单单是反对民主的纲领是不可能的；群众必须在斗争中摆脱它。对于像中国或印度这样的国家，争取成立国民（或制宪）议会的口号仍然还具有充分的力量。这个口号必须不可分割地同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问题结合起来。作为第一步，工人必须以这个民主纲领武装起来。只有他们能够号召和团结农民。根据革命性的民主纲领，有必要以工人来同民族资产阶级对抗。于是，在建立革命的民主政体的口号下动员群众的某一个阶段，苏维埃能够而且应该建立起来。在每一个特定时期，他们的历史作用，特别是他们同国民议会的关系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水平、他们同农民的联系以及无产阶级政党政策的性质。苏维埃必然迟早会推翻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只有他们能够使民主革命结束，并且开辟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个别的民主和过渡要求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相对重要性、它们的共同联系和提出要求的次序，决定于每一个国家的特点和具体条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它的落后程度。尽管如此，在所有落后国家中，革命发展的总趋势可以在俄国的三次革命（1905年、1917年2月、1917年10月）所明确阐明的意义上，由不断革命的公式来决定。
共产国际已经为落后国家提供了一个标准范例，说明如何有可能断送一次强大的、有前途的革命。在1925—27年中国的暴风雨般的群众暴动中，共产国际没有能够提出建立国民议会的口号，同时又禁止建立苏维埃。（按照斯大林的计划，由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来代替国民议会和苏维埃。）在群众遭到国民党镇压后，共产国际在广州成立了一个不成样子的苏维埃。在广州起义不可避免地失败以后，共产国际走上了进行游击战和建立农民苏维埃的道路，而产业无产阶级则完全保持消极态度。共产国际像这样走进死胡同以后，就大笔一挥利用中日战争消灭了“中华苏维埃”，不仅使农民的“红军”而且使所谓“共产党”都从属于同一个国民党，即资产阶级。
共产国际为了“民主的”奴隶主的友谊而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不能不同时背叛争取殖民地人民解放的斗争，其无耻程度甚至超过它以前的第二国际。人民阵线和“国防”政治的任务之一是把亿万殖民地人民变成“民主的”帝国主义的炮灰。上面大书为解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即人类的足足一半）而斗争的旗帜肯定已经落到第四国际手里。
在法西斯国家里的过渡要求纲领
同共产国际的战略家宣布希特勒的胜利只不过是向台尔曼的胜利前进的一步的时候比较起来，今天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台尔曼被希特勒关进监狱到现在已经五年多了。墨索里尼使意大利处于法西斯束缚下已经有十六年以上。在这整个时期内，不仅是在进行群众运动方面，而且甚至是在认真建立一个非法组织（那怕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沙皇统治时期俄国各革命政党相比拟的组织）方面，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各政党都是无能为力的。
丝毫没有理由根据法西斯思想体系的力量来解释这些失败。（从本质上说来，墨索里尼始终没有提出任何思想体系。）希特勒的“思想体系”从来没有对工人有任何重大吸引力。人民中有一个时期陶醉于法西斯主义的那些阶层（主要是中产阶级），经过这一段时期以后已经完全清醒过来。只有新教和天主教会集团的反对力量比较明显，这并不是由于一半是胡说八道，一半是骗人的“种族”和“血统”的理论具有威力，而是由于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思想体系可怕地崩溃了。
在对巴黎公社进行大屠杀以后，黑暗的反动势力统治了将近八年。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以后，在一个几乎同样长的时期内，劳动人民茫然若失。但是，这两次的现象都是由力量对比关系决定的外表的失败。此外，在俄国，它所关系到的还是一个几乎是处子般的无产阶级。在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派成立甚至还不到三年。在德国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那里，领导来自强大的政党，其中一个党已经成立了七十年，另一个党也成立了差不多十五年。这两个有千百万选民支持的政党在战争以前，精神就已经瘫痪，还没有经过战斗就投降了。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灾难。德国无产阶级并不是在战斗中被敌人击溃的。它败于自己的政党的懦弱、卑鄙和不忠实。因此，难怪，它对于差不多九十年以来它一向相信的东西失去了信心。而希特勒的胜利又加强了墨索里尼。
西班牙或者德国的革命工作的长期失败完全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国际的罪恶政治活动造成的后果。非法的工作不仅需要群众的同情，而且还需要它的先进阶层的自觉热情。但是可以指望在历史上已经破产的组织有热情吗？以流亡领袖姿态出现的人大多数不是沮丧到了骨子里，就是克里姆林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代理人，要不然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前部长，他们梦想出现某种奇迹，工人会使他们官复原职。有可能（那怕只是一分钟）想象这些先生们能成为“反法西斯”革命的未来领袖吗？
世界舞台上的事件——奥地利工人被镇压下去、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苏维埃国家的堕落──不可能有助于意大利和德国的革命暴动。由于德国和意大利工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无线电广播获得政治新闻，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莫斯科电台成了使极权国家的工人士气沮丧最强有力的因素，莫斯科电台一方面散布热月党人式的谎话，又很愚蠢和傲慢。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斯大林完全成了戈培尔的助手。
同时，促成了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而且在法西斯主义下还继续起作用的阶级对立正在逐渐危害法西斯主义。群众感到空前不满。成百成千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工人不顾一切，正继续进行革命的一点一滴的准备工作。没有直接体验到旧的传统和巨大希望的粉碎的新的一代活跃起来。在极权主义的沉重墓碑下，无产阶级革命正在不可抗拒地进行着一点一滴的准备工作。但是，潜伏的势力要爆发成为公开的反叛就需要无产阶级寻求新的前途、新的纲领和新的、纯洁无疵的旗帜。
主要的障碍就在这里。法西斯国家的工人要选择一个新的纲领是极为困难的。纲领需要得到经验的证实。在极权主义的专制国家里所缺乏的正是群众运动的经验。要推动法西斯国家领土上的革命运动，非常可能需要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无产阶级取得真正的胜利，—次财政的或军事的大灾难也可能产生类似的作用。目前，必须进行主要是宣传性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只有到将来才会产生巨大结果。但是即使就这一点而言，也可以确定不移地指出一点：法西斯国家中的革命浪潮一旦突破，将立即具有巨大声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停止于使某种魏玛僵尸复活的实验。
第四国际与早就破产的旧政党正是从这一点上开始发生不可调和的分歧的。在一切可能建立的“人民阵线”中，流亡的“人民阵线”是最恶毒和最不忠实的。它基本上标志着无能为力地渴望与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自由资产阶级联合。如果它成功了，也只不过为无产阶级准备了一系列西班牙类型的新失败。因此，无情地揭发“人民阵线”的理论和实践是进行反法西斯革命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第四国际反对以民主口号作为动员群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手段。相反地，在一定的时候，这种口号能够起重大作用。但是，对我们说来，民主的公式（出版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等等）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独立运动中的偶然的，或者插曲性的口号，而不是资产阶级代理人套在无产阶级脖子上的民主套索（像西班牙那样！）一俟运动具有某种群众性，民主口号将与过渡性的口号交织起来；可以假定，在旧事务主义者从他们的办公室匆匆跑出来组织工会以前，就会出现工厂委员会，在新的制宪议会在魏玛开会以前，德国各地就会纷纷建立苏维埃，意大利以及其余的极权主义和半极权主义国家情形也一样。
法西斯主义使这些国家建立了野蛮的政治制度。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它们的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是掌握在金融资本手中、而不是封建地主手中的工具。革命纲领的基础应该是阶级斗争（法西斯国家也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的辩证法，而不是被吓坏了的破产者的心理。第四国际厌恶地驳斥政治假面具的种种状态，这种假面具迫使斯大林主义者——以前“第三时期”的英雄们，依次戴着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人、德国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种种面具出现，只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丑脸。第四国际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它自己的旗帜下出现的。它公开地向法西斯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提出自己的纲领。全世界的先进工人已经坚决地相信，只有在第四国标的领导下，才会推翻墨索里尼、希特勒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和模仿者。
苏联和过渡时期问题
十月革命后建成了工人国家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生产资料的国有提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工人国家的机构在同时发生了彻底的退化：它从工人阶级的武器变成了对工人阶级采取官僚主义的暴力手段的武器，并且日益成为破坏国家经济的武器。一个落后而孤立的国家的官僚主义化和官僚机构变成一个十分强大的特权阶级制度的现象最令人信服地驳斥──不仅是在理论上，而且这一次是在实践上──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因此，苏联是可怕的矛盾的体现。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退化的工人国家。对苏联的社会诊断就是这样。政治预测具有非此即彼的性质：要么是日益成为工人国家中世界资产阶级机构的官僚阶级推翻新的所有制形式而把国家拉回资本主义，要么是工人阶级粉碎官僚阶级而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第四国际各支部看来，莫斯科审讯不是意外，也不是克里姆林的独裁者个人疯狂的结果，而是热月政变的合法产物。审讯是从苏维埃官僚阶级内部的无法忍耐的冲突产生的，而这种冲突又反映了官僚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内部日益加深的对立。审讯的血腥的“异想天开的”性质说明了矛盾的激烈程度并且还预示结局的迫近。
拒绝回莫斯科的前克里姆林驻外代表的公开言论无可辩驳地以其独特方式证实官僚机构中间存在各式各样的政治思想；从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如伊格纳斯·里斯）到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如F.布登科）。在官僚机构内只占少数的革命者反映了（虽然是消极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利益。法西斯反革命分子人数不断增加，他们越来越一致地表现了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这些未来的买办不无理由地认为，只有以吸收“西方文明”（即资本主义）的名义，反对国有化、集体化和垄断对外贸易，新的统治阶层才能保障他们的特权地位。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中间、趋向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各式各样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自由主义的流派。
即使在所谓“无阶级”社会的下层群众内部，无疑也存在着与官僚机构内部所存在的完全一样的集团，只是表现得不那么鲜明而且人数不多，自觉的资本主义趋势主要是集体农庄的繁荣部分的特色，突出代表的只是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但是这个阶层为自己提供了发展积累个人财富而使人们普遍贫困的小资产阶级趋势的广泛基础，并且受到官僚机构的有意识的鼓励。
今天主要变成了斯大林的拿破仑主义集团的热月党人式寡头们依靠恐怖方法苟延残喘，他们居于这个对立日益加深的制度的顶端，越来越妨碍社会的平衡。最近的审判阴谋是为了打击左派。对于清扫右翼反对派的领袖说来，情况也是如此，因为从官僚机构的利益和趋势看来，老布尔什维克党的右翼集团是一种左的危险。拿破仑主义集团由于同样害怕它自已的布登科类型的右翼盟友，为了自我保存而被迫把老布尔什维克一代几乎全部处决，这个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革命传统在群众中间的活力以及群众的日益加深的不满。
西方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昨天刚鉴定莫斯科审讯是地道的真货色，今天就一再坚持说“苏联既没有托络茨基主义，也没有托洛茨基分子了”。但是，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所有清洗都是在恰好是同这种危险作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的。如果我们把“托洛茨基主义”当作一个完全的纲领（甚至更贴切一些，当作一个组织）来检验，那么毫无疑问，“托洛茨基主义”在苏联是极为羸弱的。但是，它的不可毁灭的力量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它不仅表现了俄国工人阶级革命传统，而且表现了今天俄国工人阶级的实际反抗力量。从克里姆林集团的观点看来，工人所蓄积的对官僚机构的社会仇恨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它完全有理由极为害怕工人的深刻而没有表示出来的愤怒与第四国际的组织之间的联系。
消灭旧布尔什维克一代以及中间一代和青年一代的革命代表起了破坏政治平衡的作用，使这种平衡更有利于资产阶级右翼、官僚机构和它在全国各地的盟友。我们可以预料他们，也就是右翼，在下一个阶段会作更坚决的努力来修正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使它更接近于法西斯形式的“西方文明”。
这种前景使“保卫苏联”问题具有了有推进作用的具体内容，如果明天资产阶级法西斯集团（比如布登科派）企图夺取政权，“里斯派”必然会在街垒对面排成阵势。虽然它会暂时成为斯大林的盟友，但是它保卫的不是拿破仑主义集团而是苏联的社会基础，即从资本家手中夺取来的财产变成国家的财产。如果事实证明“布登科派”是希特勒的盟友，那么“里斯派”就会在国内以及全世界保卫苏联不受军事干涉。任何其他做法都是背叛行为。
虽然因此不容许事先否认有可能在特定情况下，与官僚机构的热月党人一派建立“统一战线”，来对付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公开进攻，苏联的主要政治任务仍然是推翻同样的热月党人官僚机构。它多统治一天，将有助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基础，并且增加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正是在这一方面，共产国际作为斯大林集团的代理人和同谋者扼杀了西班牙革命和瓦解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士气。
正如法西斯国家的情况一样，官僚机构的主要力量不在它本身，而在于群众的失望，在于他们缺乏新的前途。正如法西斯国家的情况一样（除了野蛮统治更无节制这一点以外，斯大林的政治机构与这种国家并没有两样），今天在苏联只可能进行准备性的宣传工作。正如法西斯国家的情况一样，国外的事件可能成为推动苏联工人革命高潮的动力。全世界的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今天是反对斯大林独裁的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有许多迹象说明，共产国际由于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中没有直接的基础，将比拿破仑主义集团和整个热月党人的官僚机构先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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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苏联在为反对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迫而斗争的旗帜下开始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打倒官僚机构的特权！打倒斯达哈诺夫运动！打倒苏维埃贵族和它的等级！对各种形式的劳动给以更为平等的工资！
在争取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民主的斗争中，开展争取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自由，争取集会和出版自由的斗争。
官僚机构以希特勒—戈培尔式的普选权的鬼话代替了作为阶级机构的苏维埃。必须使苏维埃不仅恢复它的自由民主形式，而且恢复它的阶级内容。就如一度不容许资产阶级和富农参加苏维埃一样，现在必须从苏维埃中把官僚和新贵族清除出去。在苏维埃中，只容纳工人、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农民和红军军人的代表。
没有各苏维埃政党的合法化，苏维埃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工人和农民将通过他们自己的自由投票来表明他们承认哪些党派是苏维埃政党。
从头到尾修改经济计划以符合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必须恢复工厂委员会管理生产的权利。必须由一个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消费合作社来控制产品的质量和价格。
改组集体衣庄以符合农庄劳动者的意志和利益！
必须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策来代替官僚机构的反动的国际政策。公布克里姆林的全部外交文件。打倒秘密外交！
一切由热月党人的官僚机构进行的政治审判必须从全部公开、任人争论和公平正的角度来重加审查。只有被压迫群众的革命起义获得胜利才能恢复苏维埃政权，并且保证它向着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只有一个党能够领导苏联群众起来叛乱──那就是第四国际的党！
打倒该隐[3]般的斯大林官僚集团！
苏维埃民主万岁！
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反对机会主义和无原则的修正主义
法国里昂·布鲁姆的党的政治活动再一次证明，改良主义者甚至从最悲惨的历史教训中，也吸收不到任何东西。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生搬硬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结果走向同一下场。在不过几十年内，第二国际就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纠缠到了一起，成了它的一部分，并且正在同它一起腐烂下去。
在资本主义危机肯定使无产阶级革命列入日程的时候，第三国际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共产国际今天在西班牙和中国的政策──即奉承“民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证明，共产国际同样没有能力吸取任何进一步的教训或者是有所改革。在苏联成了一支反动力量的官僚机构不可能在世界上起革命作用。
一般说来，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经历了同样的发展。在法国，里昂·石乌的工团主义官僚机构早就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资产阶级代理机构。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脱下了它的革命外衣，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战车上的第五个车轮。
以伦敦局为中心的介于中间的中派组织只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国际的一个“左翼”附属物。他们表现得完全没有能力弄清政治形势的来龙去脉，并且从中得出革命的结论。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它们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它在革命条件下证明完全没有能力走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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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遭到的惨败注定官方组织要更为保守，同时驱使失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去追求“新方式”。在反动和衰退时期，总是四面八方出现各式各样的骗子，他们想要修正革命思想的整个路线。他们不从过去吸取教训，反而“抛弃”过去。有些人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相矛盾，有些人宣布布尔什维主义垮台。有些人要革命理论为背叛革命理论的人的错误和罪行负责；有些人怪药不好，因为药没有保证药到病除，立见奇效。更大胆的人说是一定能找到一种万灵药，而要人们在找到这种万灵药以前停止阶级斗争。许多“新道德”的预言家准备借助于伦理上的顺势疗法来复活劳工运动。这些宣传家大多数还没有到战场上就成了道德上的病人。因此，在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故纸堆中埋藏已久的旧药方在改头换面称作“新方式”后，向无产阶级提了出来。
第四国际宣布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阿姆斯特丹国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国际作毫不妥协的斗争；此外斗争的对象还有：它们的中间派的卫星，不改革的改良主义，与国家政治保卫局结成联盟的民主派，没有和平的和平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对革命十分恐惧的革命者。所有这些组织都不是未来的保证，而是过去的衰败的残余。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会把它们化为灰烬。
第四国际不追求、也不发明万灵药。它完全坚持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使人能够懂得现实，追究失败原因和有意识地为胜利作准备的唯一的革命理论。第四国际继承着最初告诉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第四国际清除了各式各样的骗子和不请自来的宣扬道德的老夫子。在一个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里，最高的道德是社会革命的道德。不论什么方法，只要能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加强对他们自己的力量的信任并且使他们更加愿意在斗争中作自我牺牲，都是好方法。不能容许的方法是：对被压迫者灌输对压迫者恐惧和顺从的情緖，破坏抗议和愤怒的精神，或者以领袖的意志来代替群众的意志，以强制来代替信仰以及以哗众取宠和阴谋陷害来代替对现实的分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出卖马克思主义以图利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正好相反的东西──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道德的死敌。
应该正视现实；不应该寻求进行最小抵抗的路线；实事求是；向群众说真话，不论情况可能多么糟糕；不要害怕障碍；对小事情就像对待大事情一样一丝不苟；以阶级斗争的逻辑作为纲领的基础，在行动的时刻到来时要勇敢——这些就是第四国际的章程。第四国际已经表明它可以逆流而行。临近的历史浪潮将把它推向高峰。
反对宗派主义
在无产阶级的历史组织背叛的影响下，在第四国际周围产生或者重又产生了某种宗派主义的情绪和各种集团。它们的基本态度是拒绝为今天所存在的那种局部和过渡性要求（即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和需要）斗争。对宗派主义分子说来，准备革命就意味着使他们自己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打算掉头不理“旧”工会，即千百万有组织的工人──仿佛群众能够设法生活在实际的阶级斗争条件以外似的！他们对于改良主义组织内部的内在斗争漠不关心——仿佛不过问群众的日常斗争就可以争取到群众似的！他们不肯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区别开来——仿佛群众可以用不着分辨出各方面的差别似的！
宗派主义分子只能区别两种颜色：红色和黑色。为了避免引诱，他们把现实简化了。他们不肯把西班牙的两个战斗阵营区别开来，因为两个阵营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基于同样原因，他们认为有必要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他们否认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有原则区别，由于苏联官僚机构的反动政策，他们反对保卫十月革命所创造的新的所有制形式不受帝国主义侵害。他们由于无法接近群众，因此就大事指责群众没有能力接受革命思想。
这些没有思想的政客一般不需要以过渡性要求作为桥梁，因为它们不打算经过这座桥梁达到彼岸。他们只是呆在某个地方混日子，满足于翻来复去作千篇一律的肤浅空想。对他们说来，政治事件是一个发表评论、而不是行动的机会。由于宗派主义者一般说来就如各种犯错误的人和盼望奇迹的人一样，每走一步都被现实所动摇，他们生活在一种永远恼怒的状态中，抱怨“政权”和“方法”，总是沉迷在琐屑的计谋中。在他们自己的圏子里，他们一贯推行独裁制度。宗派主义在政治上的衰弱像影子一样，和机会主义的衰弱是相辅而行的，它没有显示革命的前景。在实际政治中，每一次在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宗派主义者都是同机会主义者、特别是同中间派联合起来的。
大多数依靠第四国际的饭桌上偶而掉下的面包屑过日子的宗派主义团体和集团都以一种“独立的”组织形式存在，它们尽管抱负很大、成功的希望却十分渺茫。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听任这些团体自生自灭，不想为它们浪费时间。但是在我们自己队伍里也有宗派主义倾向，并且对于各支部的工作产生了极有危害的影响。此后哪怕是一天也不可能再同他们有任何妥协。奉行正确的工会政策是参加第四国际的基本条件。不去寻求和找到接近群众的道路的人不是战士而是对于党的沉重负担。制订纲领不是为了编辑部或者讨论俱乐部的领袖们，而是为了千百万人的革命行动。从第四国际的队伍中清除宗派主义和不可救药的宗派主义分子是革命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开辟通向女工的道路！
开辟通向青年的道路！
西班牙革命的“领袖们”策动的革命的失败、法国人民阵线的可耻的破产以及对莫斯科的审讯骗局的揭发——这三个事实共同给予了共产国际以无可弥补的打击，而且附带给了它的盟友——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严重创伤。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组织的成员立即就会投向第四国际。老的一代在遭到惨败以后会大批脱离运动。此外，第四国际肯定不会努力使自已变成一个革命伤兵、失望的官僚和野心家的避难所。相反地，为了防范目前在旧组织机构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小资产阶级人物大批参加我们的党，必须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对于并非工人的候补党员、特别是前官僚分子的候补党员，延长他的候补期；在头三年不让他们担任任何负责工作等等。在第四国际中，现在和将来都不容以往各国际的烂疮野心存身。只有那些愿意为运动生活而不是靠牺牲运动生活的人才能到我们这里来。革命工人应该感到自己是主人。我们的组织是向他们敞开着大门的。
当然，甚至在一度站到最前列的工人中间，也有不少精疲力尽和感到失望的人。至少在下一阶段，他们将仍然是旁观者。当一个纲领或者一个组织衰竭，负责其工作的一代人也随之衰竭。运动将被不对过去负责任的青年复活起来。第四国际特别注意无产阶级的青年一代。它的所有政策都是努力启发青年对他们自己的力量和未来的信心。只有青年的新的热情和进取精神能够保证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只有取得胜利才能使老一代人中的最优秀的人回到革命的道路上来。过去是这样，将来也将是这样。
机会主义组织由于它们的根本性质主要集中注意工人阶级的上层，因此忽视青年和女工。但是资本主义的衰退最严重地打击了作为工资工作者和家庭主妇的妇女。第四国际各支部应该到工人阶级中最受剥削的阶层里（因此也就是到女工中间）去寻求支持的基础。在这里他们将发现无限的热忱、无私和准备牺牲的精神。
打倒官僚机构和野心！开辟通向青年的道路！面向女工！这些口号是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上大书特书的。站到第四国际的旗帜下来！
站到第四国际的旗帜下来！
怀疑派问道：但是，建立第四国际的时候已经到了吗？他们说，不可能“人为地”建立一个国际，国际只能从大事件中产生云云。所有这些异议只不过说明，怀疑派对于建立新国际是没有用处的。他们简直就什么也干不了。
第四国际已经从大事件中产生了，那就是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最大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在于旧领导的堕落和背信弃义。阶级斗争是不容中断的。对革命说来，第三国际继第二国际之后已经死亡。第四国际万岁！
但是已经到了宣布第四国际成立的时候了吗？……怀疑派的言论还没有平静下来。我们回答说，第四国际没有必要“宣布成立”。它实际存在着而且在斗争着。它很弱吗？是的，它的队伍人数不多，因为它还很年轻。到现在为止，它们还主要是干部。但是这些干部是未来的保证。除了这些干部以外，在这个星球上不存在任何名副其实的革命潮流。如果说我们的国际人数还不多，它在理论、纲领、传统以及对它的干部的无可比拟的锻炼方面是很强的。谁要是在今天还看不见这一点，让他站到一旁去。明天，情况就会更明显。
第四国际今天已经理所当然地遭到斯大林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的憎恨。在任何人民阵线中它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存身的地方。它毫不妥协地与所有为资产阶级所左右的政治集团战斗。它的任务——取消资本主义的统治。它的目标——社会主义。它的方法——无产阶级革命。
没有内部民主就没有革命教育。没有纪律就没有革命行动。第四国际的内部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充分的讨论自由和行动的完全一致为基础的。
人类文化目前的危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在第四国际中团结起来的先进工人向他们指出了脱离危机的道路。他们提出了一个以无产阶级斗争中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斗争中的国际经验为基础的纲领。他们打起了一面纯洁无瑕的旗帜。
各国的男女工人们，站到第四国际的旗帜下面来。它是你们的就要来到的胜利的旗帜！
[1] 古罗马解放肩奴隶所戴圆锥帽，共和政体的标志。——译者
[2] 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旳起源》、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4页
[3] 源出圣经旧约创世纪第四章，错杀其弟亚伯。——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