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局势与建设第四国际的任务——第四国际国际执委会1981年5月会议通过

世界局势与建设第四国际的任务

——第四国际国际执委会1981年5月会议通过

· 一、世界局势的一般特点
· 二、殖民地革命的形势和前提
· 三、波兰工人阶级的兴起和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危机
· 四、帝国主义国家的危机
· 五、世界革命的统一性，第四国际的必需性及其纲领的现实性
· 六、建设第四国际的当前阶段
　

　　今日世界局势的特点，一方面是革命蠭起和继续有进展（中美洲、波兰、伊朗），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反攻在升级。自从群众在尼加拉瓜和伊朗分别胜利地打倒苏莫沙和王朝后，帝国主义已重组其力量，发动了一连串反攻。这个改变可见于以下的不同中：在尼加拉瓜事件中，美国帝国主义相对地瘫痪，而在萨尔瓦多的情形，美帝则显著地介入。帝国主义反攻，土耳其及其它半殖民地国家统治阶级的胜利，或西班牙形势的恶化，都未有在质方面改变国际平面的阶级力量对比，可是，它们却在劳动群众可能取得胜利的道路上设置了新的障碍，因而更加剧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

一、世界局势的一般特点

　　（1）在最近的时期，世界革命发展并不平衡。

　　今天，三个斗争构成无产阶级进展的最显著例子：社会主义革命在中美洲的上升，波兰工人斗争和自我组织的令人敬畏的动力，和伊朗群众动员的持续。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工人阶级日益扮演着中心的作用，无产阶级斗争形式日增：总罢工和起义式罢工蠭起，独立群众组织成立，委员会和民兵出现，等等。工人阶级，尤其是工业中组织得最好的部门，正确立它领导被压迫被剥削者的作用。

　　目前，革命过程正在中美洲扩展。在尼加拉瓜，桑定斯特民族解放阵线（桑解阵线）正在巩固其权力。它正在武装群众，预备与国内和国际的反革命摊牌。萨尔瓦多革命的进展，代表了对美帝国主义的严重挑战；美帝一开始便增加努力，以图阻止该国重演尼加拉瓜独裁政权被革命推翻的事件。在地球这个区域，正进行一个重大的力量考验。

　　波兰无产阶级的广泛斗争，「团结工会」的成立和生长，以及「团结农会」的成立，是国际官僚层自巩固以来遭受到的最严重打击。「团结工会」组织，正日益扮演与官僚层政权相对立的权力作用。政治革命已在波兰展开。它对于其它工人国家已有影响。

　　波兰工人动员及组织起来争取的目标，是在帝国主义国家赞成社会主义的最佳论据。它削弱了资产阶级重新发动冷战空气的企图——发动冷战是资产阶级达到全面重新武装和重新军事化政策时必需的。工人领导知识分子、农民、学生的领导作用，已清楚显示了。

　　伊朗王独裁政权被起义推翻，开启了第三次伊朗革命，相当严重地削弱了帝国主义在这个具有战略重要性区域的一个主要基地。经过了两年，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特别是库尔德族人）保卫成果的斗争升势还未被击退。伊朗革命正在继续，有利于整个区域工农的动员。

　　在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工人在74至75年普遍经济衰退之前所积累到的成果，令统治阶级不能成功地利用经济危机在质方面使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他们。当然，统治阶级的紧缩政策攻势，迫使工人运动采取守势，但后者主力的重要部份并未受影响。因此，尽管生活水平下降，失业大量增加和间中甚至工会化水平后退，一连串国家却仍在有可能性，将大规模防卫性斗争转变为工人阶级的反攻。

　　严重失业和剧烈通货膨胀这双重灾难，显示了任何纯粹部份的或个别部门对抗危机的行应，是难收实效的。英国工党左转过程中工会的工业力量日益的介入，以及密特朗被选为法国第五共和国总统所显示的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都指示了各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可以发展的情况。寻求危机和紧缩政策的解决方法，可以刺激传统组织内左倾流派的出现和重组。

　　（2）1975年越南革命胜利，标志了帝国主义遭遇的一个重大挫败。

　　1975年以后，因此发觉自己相对地瘫痪，因为它面对葡萄牙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它的国际战略系统中两个要塞被起义群众推翻：中东的伊朗独裁王朝和中美洲的苏莫沙政权。

　　由于这些事件有可能在这些地区重复上演，帝国主义于是转而采取反攻。它沿着这个反攻路线走的第一步，就是试图利用伊朗的美国「人质」事件和发动所谓「苏联军事优势」的蛊惑人心的宣传，来制造世界舆论。

　　列根就任美国总统，象征了美帝采取了更强硬路线和反攻的意愿。美帝有巨大的经济和军事资源来投入这计划，从77、78年卡达政府发动军事竞赛新升级时起，这些资源就开始被动员起来了。

　　美帝一直有系统地准备新的直接的大规模反革命干预的可能性。它支持南韩的横暴镇压；它成立了更快速的干预部队，可以随时在中东、加勒比海、中美洲和印度洋行动。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者被组织起来在非洲、中东和远东协助同样的路线。

　　列根政府正加快和扩大这个行动方向。具体的例子有：在中东增加干预；给与南韩全斗焕和智利皮诺锡更多援助；财政预算中的军事开支大增；尤其是对萨尔瓦多反革命干预和对尼加拉瓜革命及古巴的威胁。可是，这个反攻的进展，却必然激起美国统治阶级中心内的新矛盾。

　　国际资产阶级的紧缩政策攻势和它对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攻击（自80至81年新衰退以来更加剧），成为它试图使力量对比有利于己方的另一面。这个攻势扩展到攻击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西班牙的军事政变企图（它能够基于佛朗哥独裁政权遗留下来的架构）是统治阶级先进反攻的一个尖锐表现。

　　这个反攻表示帝国主义随时愿意作出更大冒险行动，所下的注码也增大了。但这些攻击已激发起群众新的反击和反抗。资本主义如果不能打击国际无产阶级的主要部份而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就无法解决它的社会经济危机。危机因此会是长久存在的。帝国主义反攻可以在某些国家取得一些成果，但它无法以任何方法稳定国际形势或是阻止新的斗争或爆炸浪潮。

　　（3）克里姆林宫官僚层的国际政策，重要地有助于帝国主义加强其基地的企图。

　　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苏联官僚层支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后两者的作用仍然是疏导和误导群众运动。它支持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的腐败、压迫性政权，例如印度的甘地夫人政权。它支撑一些血腥的军事独裁政权如阿根庭政府。它是承认玻利维亚军事独裁政权的最早一个政府。

　　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它维护符合它的外交利益的资产阶级政权，例如西班牙的王朝和法国戴斯坦政府，后者它一直支持到底。

　　它的独裁政权，严重地影响到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劳动群众。它在世界无产阶级重要部份的面前，使社会主义蒙污。它对波兰工人的反革命攻击，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反共宣传。这就更加给帝国主义的重新军事化和紧缩政策攻势带来思想上的支持。

　　它的国际政策，目的是维持现状，避免有可能最后影响它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控制权的革命危机。

　　对于波兰事件，在克里姆林宫的需要和帝国主义愿望之间，有着明显的共同点；前者要在长远来说打垮危害到官僚政权的运动和组织，而后者则要避免政治革命发生，怕它有利于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蠭起。

　　然而，斯大林主义者官僚层要维持国际现状，并不一定表示它完全静止不动。在面对阶级斗争兴起和帝国主义采取主动时，它也会干预以扩展其战略性地位和保卫其利益。这就可能导致它与帝国主义或亲帝国主义势力的有限度的、事态性的冲突，只要这些冲突不导致严重的对抗。

　　介入阿富汗事件，显示了这个政策的整个负面效果。介入阿富汗，目的是为了官僚层的特别利益，方法是克宫的传统介入手法，侵犯着人民自决的权利，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思想；它便利了反动势力在反对入侵的广泛自发抵抗运动中工作，分化了该国、该区及国际平面的反帝力量，给帝国主义者提供在全球进行反革命干预的掩护物，并为帝国主义增加军事准备措施制造了借口。

　　至于中国官僚层，它在反对苏联官僚层的斗争是首要的这个名义下，今日支持帝国主义政策及其最极端的代表（例如撒切尔），也支持最反动的政权和独裁者。它继续威胁着越南革命，在帝国主义经济封锁之上加上军事压力。

　　可是，波兰政治革命的开启，影响到大部份官僚化工人国家的严重社会经济困难，中国官僚层在企图稳定其政权时遇到了障碍等，都标志着官僚层支配系统新的加剧的危机。

　　（4）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有着世界性性质，不能仅视之为反帝斗争，因为它也包括了在帝国主义中心国家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在半殖民地国家进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战斗。

　　但是，任务以不同方法提出，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领导层的危机有着特别的性质。

　　在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牢固地组织在国家机器周围，拥有重要的资源；它们充分利用改良主义结构对工人阶级的控制来发展紧缩计划，它要基于这些改良主义领导层的公开合作或分化政策。工人对危机如果作出有效的反应，事实上就表示他们提出的要求和解决方法是向资本主义市场的规律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存在作出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工人的积累的力量和战斗性，并不构成作出全面反攻的足够条件。反资本主义战略和有能力实行这战略的前锋，成为日益急切重要的需要。

　　反官僚政治革命的斗争，是世界革命的一个完整部份。归根到底，这样的革命是唯一方法阻止官僚层破坏工人国家的基本根基。而且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令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觉醒得以成熟。在这个情况，质疑官僚层的管理和控制，质疑官僚的专横和浪费，将令迅速提出基于最大群众民主的民主计划的需要性。同样地，它会在议事日程上提出过渡社会经济的最复杂问题，以及政治革命兴起的国际影响这个问题。

　　在开始时，政治革命可以在民族范围内大规模地发展，可以利用该国官僚层的相对脆弱性——官僚层不像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一样在生产关系中有自己的基础。可是，这个蠭起要取得永久性的胜利，就必须有一个领导层，意识到成立民主化结构的工人权力所牵涉的问题及其国际意义——开始是需要在「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国内各无产阶级反对派力量之间建立联系，即使这些力量仍是胚胎式的。

　　在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统治阶级继续有极大的物质和政治弱点。他们缺乏任何坚固的社会基础，显示了崩离的迹象。

　　因此，在特定的条件下——其标志是苏莫沙独裁政权被孤立，资产阶级分化，帝国主义暂时麻痹——尼加拉瓜革命能够推翻独裁政权，采取走上在「桑解阵线」领导下成立了工人国家的道路；「桑解阵线」官僚层学习了古巴革命和拉美阶级斗争其它发展的教训。

　　这个经验证实：即使革命马克思党不存在，但在特别的情况下，在一国平面取得政治权力方面，无产阶级领导问题的危机可以被克服。不过，这些官僚层并没有结合国际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这就可能导致他们一方面在界定拉美革命战略时特殊经验错误地一般化，另一方面则对于世界革命三个部门的无产阶级斗争采取错误的政治立场。

　　然而，在越来越多的半殖民地国家，工业化和城市无产阶级及其战斗性的集中，是连系于镇压性机构的加强和统治阶级新的政治组织的成立（例如武装部队的特别作用）。因此，民主和反帝任务直接地与反资本主义任务连系起来，要求革命前锋有更深的组织和政治准备。

　　（5）世界革命兴起的目前阶段，特点是群众组织内分化日增，改良主义和民粹主义官僚层的控制受到周期性的质疑，与这些传统官僚层决裂的流派和组织开始出现。

　　古巴、尼加拉瓜、格林纳达和萨尔瓦多的领导层，坚强地抗拒了帝国主义加剧的攻势。无论这个流派的全面弱点是什么，它的方向反映了这些国家的前锋的政治坚持是进步的。这个流派拒绝投降于美帝的激烈进攻，推动中美洲发生社会主义突破，制造了条件令它的基层可以重新开展关于革命战略的讨论。我们能够在联合阵线的基础上支持它，就可以促进我们的前瞻的努力，保证世界革命面对这个流派能得以进展。

　　在波兰，群众斗争的上升，生产了一个真正的工人领袖层份。他们今日领导着「团结工会」的全国性、地区性和工厂平面的组织。这个领导层一方面激发工人的自我组织，另一方面在与官僚层冲突的过程中，本身经历着分化的过程，反映许多政治和思想倾向。这就制造了斯大林主义在二十年代巩固以来最佳的形势，让东欧国家成立工人阶级前卫，让这个力量内部进行政治澄清，让新的流派可被争取到革命的立场上。

　　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正寻求政治答案，解答他们面对的全面问题。他们寻求答案的方法，激发了工人运动左翼的重新组成。因此，建立阶级斗争左翼流派的条件正在出现。因此，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与工人阶级领导干部联系的新的可能性正在出现。

　　然而，在世界革命的各个部门，问题仍是不平衡发展的过程，到现在为止还未容许革命所需的客观条件的成熟性与主观因素的弱点之间的鸿沟能得以横越。

　　（6）国际阶级斗争发展，日益紧密地互相关联。现在的前景，是殖民地国家严重社会不稳定，会有挫折但也有真正的革命危机，而在一些工人国家官僚控制有着尖锐危机。在帝国主义国家，对紧缩政策的抗拒（紧缩政策可以生产强硬的、爆炸性的斗争）在世界力量对比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即使它在短期内不导致决定性的胜利。

　　革命保卫了一国或一区独立被推翻，削弱了帝国主义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但自从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反革命取得胜利后，没有一个革命能解决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危机。

　　要解决这个领导危机（争取工人政权的斗争的历史性结果依靠着它），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群众共产主义国际，其基础是一个世界纲领，能结合所有国家阶级斗争的最先进经验。朝向这个目标，是「第四国际」存在的理由。

二、殖民地革命的形势和前提

　　（7）由1968年开启的时期，社会主义革命看到了75年越南革命的胜利。今日，中美洲革命的兴起，加速了在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建立工人国家的进程，并导致萨尔瓦多「马地民族解放阵线」与取得帝国主义直接支持的军人政权之间的全国性军事和政治对抗。现时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动力，高潮在中美洲。它构成对美帝的重大挑战，而美帝自60年以来就不断企图阻碍新的古巴出现。

　　1979年7月由「桑解阵线」领导的尼加拉瓜人民起义的胜利，发生在力量对比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形势下。在另一方面，革命要在危地马拉扩展，就必须对抗帝国主义与中美洲独裁政权和政府（如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协议进行的大规模政治和军事干预。该区正描划出力量试验。古巴革命是这个力量试验的一个完整部份，它的领导层正为它作出准备，其中包括大规模地重新发动地区性民兵。

　　但是，中美洲如发生革命力量和国际反革命的直接对抗，将会激发拉美群众的一次巨大反帝情绪和政治激进化浪潮。一些拉美资产阶级主要就是惧怕这点，所以才表示不太赞成美国的「大棒子」政策。在这个原因之下，还可以加上一个因素（例如在墨西哥的情形），就是他们考虑到与中美洲的特别经济关系中的利益。在帝国主义本身的堡垒内，反对直接干预可以引起类似反越战运动的反响。显示了这点的，是反对干预萨尔瓦多的首批反应。

　　中美洲如果有一两个新的工人国家巩固起来，将会开始打破古巴革命经历了的二十多年的孤立，增加社会主义革命对拉美劳动群众的吸引力，并协助与卡斯特罗主义一致的力量的重组。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及其「助手」如果挫败萨尔瓦多革命，将会立刻加强反革命威胁和行动，打击尼加拉瓜和古巴革命。

　　玻利维亚1980年7月的政变，严重挫败了工农，明确地显示了在一些拉美国家进行「民主开放孔道」和「制度化」的努力是如何脆弱的。

　　尖锐的社会矛盾，因中美洲的深刻经济危机和革命蠭起而加剧，激发起拉群众斗争的重新涌现，即使它们是不平衡地发生的。资产阶级希望以「民主开放孔道」的有限度结构来控制群众斗争，但这只限于一定的程度。这点就是「制度化」、改变或加强镇压三者交替地或犹疑地采用的基本原因。帝国主义和统治阶级在一连串国家（智利、乌拉圭、阿根庭、玻利维亚）将群众挫败，这点继续大体上成为拉美阶级斗争的性质。但过去几年秘鲁的发展，尤其是巴西政权遇到的困难，都显示下一阶段有爆发重大危机的可能性。

　　（8）帝国主义在印支受到挫败，以及葡萄牙萨拉利政权倒台之后，安哥拉、莫三鼻给和畿内亚比绍/佛得角在多年武装斗争后赢取得独立。在安哥拉内战中，「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NLA和「争取安哥拉完全独立全国工会」UNITA取得的支持，以及南非的军队的直接干预，都失败了，这些要归功于古巴武装部队给予「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的支持。这事件大大地协助加强非洲南部的斗争。可是，帝国主义希望在安哥拉重新取回军事和经济领地的行动计划仍继续。

　　帝国主义力图找寻全面的政治解决方法，以维持它在非洲南部（首先是津巴布韦）的全球利益。79年12月在伦敦兰开斯特议院达成的新殖民主义协议，目的是在保卫帝国主义和富有白人殖民主义者的基本据点情形下，容许将「爱国阵线」代表结纳。

　　1980年2月莫加比和「津巴布韦非洲人全国联盟」（津非全盟）ZANU取得了选举胜利，表达了群众的战斗性，他们认同于解放战争的最强大和最不妥协的组织。在这个意义上，「津非全盟」的选举胜利，代表了帝国主义的政治失败，对整个非洲南部群众是一个鼓励。

　　然而，「津非全盟」领导层同意尊重伦敦协议的结构（该协议是帝国主义旨在维持其影响而强加的）。

　　在2月胜利后的时期，当社会危机日趋严重时，莫加比毫不犹疑地镇压围绕社会和经济要求而爆发的运动。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领导层退缩下来，不敢提出能够有效地切合工人、贫农和前解放战士的要求的社会/经济政纲。为了试图遏制破坏新殖民主义协议的任何爆发，他们便试图将这个动力引导为「津非全盟」与「津巴布韦非洲人人民同盟」（津非人盟）ZAPL之间的剧烈派系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激进的民族主义宣言被用来掩盖其真正目的。如果这些领导层对群众运动的支配仍维持，就会最后导致新殖民主义国家巩固起来，不管派系冲突的问题是什么或由此引起怎样不稳定的局势。

　　「莫三鼻给解放阵线」从1979年底80年初以来追随的路线，是推动走向新殖民主义进展的突出例子：开放给帝国主义资本，重新活跃私营部份，支持兰开斯特协议并保持在与南非经济联系的架构内，愿意接受洛美LOME协议，将群众运动解除动员和严格控制。目前经济危机造成的局势，和苏联官僚层与一些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建立的联系，令到这些国家滑向新殖民主义计划时，可能同时与「经互会」有关系，甚至与克宫的主要国际政策有某些结盟。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下的安哥拉政权，也倾向于走这条路，他们参考的是民族民主革命的「阶段论」思想。

　　在战略上，帝国主义展望在非洲南部建立新殖民主义政治解决方法，以斩断对它来说是危险的动力，即令群众激进化的游击运动和武装对抗。

　　可是，这样的选择要具体化，只能在保证不摇撼南非种族歧视政权的情况下才做到。而且，种族歧视主义的游击队，在与伦敦和华盛顿的关系上有其自主性，他们对安哥拉甚至莫三鼻给进行越来越多的军事攻势，并阻碍联合国目前提出的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协议，使其不得完成；现在他们更为放肆，因为他们指望会得到帝国主义更野心部份的支持。

　　南非政府这些主动，并不表示南非的重要资本部份在基本上不支持新殖民主义的政治解决方法。长远来说，这些解决方法最能保证南非出口货品有稳定的市场；南非出口不断增加输往一些非洲国家，后者期望帝国主义提供援助，因而与南非建立了经济联盟。可是，对南非政府来说，与兰开斯议院协议类似的协议，甚至是更不利于群众的协议，也只能在政治和军事力量关系足以保证协议能实现的情况下才能接受。为了巩固其地位，对「前线国家」和各解放运动增加压力，南非政府将会继续发动军事行动，打击解放战士（如「西南非人民组织」SWAPO）用作「后方」的国家。

　　为了对抗这个侵略，革命者必须表明自己坚决支持受到攻击的国家进行军事防卫（安哥拉、莫三鼻给），但同时不会对他们所反对的政府的新殖民主义路线保持缄默。

　　埃塞俄比亚王朝被推翻，是帝国主义在一个重要地区遭到的另一打击。埃塞俄比亚革命扫除了奴隶制和封建主义残余，在农村群众广大动员的影响下开始进行深刻的土地改革，革命仍未能耗竭其潜力。由于得到苏联和古巴的援助，达吉政权能够击退国内的反革命和部份由索马利发动的扰乱安定的企图。可是，达吉政权利用苏联和古巴的支持，试图粉碎厄立特里亚民族解放运动，严厉地镇压「民间左派」，管辖群众组织，并宣布职业军队在执行社会变革过程中处于优越地位。因此，在面对经济约制和地区性政治紧张时，它阻碍着社会变革过程的深化，而展望求助于帝国主义强国（欧洲共同市场）和苏丹等政权。

　　中期来说，非洲南部革命的新进展，引起整个非洲有反响，是与南非黑人群众动员的力量紧密连系的。重要工业部门和公共服务行业的罢工，学生的罢课，以及成为独立工会的普遍要求，表达了争取民主权利、民族解放和推翻种族歧视主义政权的斗争在每一平面加速上升，同时显示了它的社会动力。在这个帝国主义堡垒，由于一方面是白人资产阶级政权，另一方面是黑人工人阶级发展并自置于斗争领导地位，因此，出现有着完整革命方向、能够统一斗争来推翻种族主义政权的无产阶级领导，是必需的。它必须能够结合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和为群众取得民主权利、为无产阶级取得独立组织的任务。从一开始，它就应该发展一个国际主义革命政治路线，因为南非革命有其国际意义。这个领导将会在不断发展的斗争中锻练出来，它的力量将来自领导罢工、贫民区斗争和青年学生运动领袖。

　　在过去一段时期，欧洲和美帝国主义主义者在非洲加强了介入；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打击非洲的革命蠭起，即使他们要为这个反攻冒付出重大政治代价之险，因为种族歧视主义政权在帝国主义国家劳动群众中间的形象受到严重的破坏。

　　（9）伊朗王朝独裁政权被起义推翻，相当严重地削弱了帝国主义在一个重要战略地区的其中一个主要基地。两年来，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尤其是库尔德族）为保卫其成果的斗争并未被击退。

　　伊拉克巴斯特政权策动的侵略，未能达致其政治目的：推翻霍梅尼政权，以能击退革命，因为革命威胁着在伊拉克人民的重要层份，而且更普遍地在整个波斯湾地区得到日增的反响。

　　两伊战事的爆发，导致阶级冲突加剧，领导层内不同派系对抗和霍梅尼领导发生更普遍的危机。政府在军事和经济范围的无能，促使工人和部份群众希望自己接管事情，他们想利用早些时革命蠭起留下的手段（工人代表委员会、街坊委员会、人民民兵的经验、土地革命的扩展等）。

　　工人代表委员会已被扩展。在各种现存联盟的基础上，作出了主动，让工厂工人受军事训练。两伊战事爆发后，数百万农民开始动员，目的是结合反伊拉克入侵的保卫革命的行动和争取合理生活水平、争取土地、消灭大地主统治的斗争。自战事爆发后，农民已在数以千计的村落自我组织于代表会中。

　　阶级的两极分化，可以大致在事态上比较于伊斯兰共和国领导层内不同派系的分界。问题是把握到这些群众动员的真正社会内容和意义，超越对霍梅尼领导层或教士的「激进」派别的目前的指望。

　　「伊斯兰共和国」的原教旨主义者和党员，正增加其压力，以图控制国家机器的所以主管职位，确立其支配地位。他们正加强打击库尔德族的军事袭击行动，干预民主权利，并时常直接攻击工人、农民和进步团体及工人组织。

　　在争取严格地保卫民主权利的掩护下，统治集团的一些派别（班尼沙萨德尔）实际上领导着一场争取控制国家机构的战斗。他们想稳定局势，巩固资本主义控制的工具，以便制造条件重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群众活跃性的主要刺激，仍然是他们深刻的反帝情绪，证实这点的是他们乐意抗拒伊拉克的侵略，渴望满足他们自己的要求，这点推动他们反对私有财产制和资产阶级国家。战争将这两个要求进一步结合了。资本家囤积生产必需品，生产停顿，通货膨胀，裁员，政权无能援助一百万难民——群众视这些为践踏他们基本利益、客观上破坏抗战努力的行径。这解释了一方面是宗教统治集团和伊斯兰共和国的领导层，另一方面则是劳动人民越来越多的部份，两者之间日增的分化。但是，从不信任领导层派系（他们作出许多「全国团结」的呼吁）到无产阶级采取阶级独立的政治立场（独立于资产阶级或其间接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并非是自动地过渡的。

　　由此可见极为重要的，是在先进无产阶级层份领导一场战斗，加强政治思想自主成份，脱离现领导层各倾向流派。作为开始，是保卫革命的所有成果、群众提出的民主权利和要求、以及他们建立了的组织手段（如独立代表会）。

　　如果工人和战士的大部份（他们在反伊朗王的斗争中站在前列，也领导了反伊拉克进攻的群众斗争和反资本主义破坏的战斗）不学习这个自主性，革命的成果就有被损害之虞。

　　事实上，革命两年了，群众的基本需要并未真正解决。反革命力量可以利用这个僵局、经济混乱和组织散漫状态，重组它的军队和国家机器的力量，发动反攻。外面的反革命，也等待最好时机尝试作出一击。美国帝国主义在该区已巩固其基地，将会用不同的策略慢慢重建在伊朗的地位。

　　（10）在殖民地革命的一些其它部份，挫败或过去的倒退继续重压在群众运动之上。

　　在不拥有大量油元的阿拉伯国家，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继续恶化。在埃及尤甚；沙达作出的经济转向和与美帝达成的协议，并未收到这个政策发动者预期的效果。群众最初被戴维营协议（它被描述是恢复和平的）弄得混乱，但已几次发动了围绕社会和经济要求的非常战斗性的运动。可是，这些运动没有普及化，因此未能成功地击退对他们已经低得可怜的生活水平的攻击，或争取到真正的民主成果。

　　巴勒斯坦运动仍未克服70年代遭受的失败的后果，但它在最近一段时期在以色列占领区有所增长，在这些地区，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影响的流派赢得了日增的影响力，因而加剧了与犹太复兴主义国（以色列）的矛盾。后者在日增的经济和社会困难重压下正在增加它在黎巴嫰的军事活动。它支持黎巴嫰的右翼势力，与进步的和巴勒斯坦的力作战。而且，以色列正试图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发动新的打击。

　　在非洲北部的阿拉伯国家，有工人斗争兴起，镇压也未能将它粉碎。突尼斯是特殊的例子。政权在78年1月26日试图进行镇压，粉碎运动，但只取得了短暂的结果。工人阶级没有消沉，经济和社会运动继续发展，工会已重新组织了。最后，政权作出了让步，释放被囚的工会领袖，放弃安置「傀儡」工会领导层的企图。

　　如果群众兴起和重要斗争所形成的局势未能带来革命危机或推翻现有政权，那么主要原因是传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层及受莫斯科影响（或被斯大林主义观念支配）的共产党的路线和方法。这些领导层表现了他们没有能力完成阿拉伯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甚至没有能力保证群众取得的成果。因此，它们日益失去影响力，被内部危机弄得四分五裂。它们的失败，导致了回教原教旨主义流派得以发展，这些流派的成份绝大部份是极为反动的。它们能够在群众的平民部份和受社会经济危机打击的小资产阶级层份中树立；不过，他们没有能力对群众的需求作出具体的反应，因而他们的影响是不稳定的。要与传统领导层和原教旨主义流派斗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口号和主张，要切合贫苦群众的需求，也要能在工会内和在政治上令无产阶级独立地组织起来。他们保卫纲领和民主要求的非宗教性。工会活动是他们工作的重要部份。

　　（11）由于经济和社会矛盾具有爆炸性，统治阶级又相对地弱，因此群众运动重新兴起和社会政治动荡在半殖民地国家中也是会经常地维持的。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延长的危机，严重地影响到大部份半殖民地国家，将群众已可怜的生活水平再度不可容忍地减低，因此，经济和社会矛盾更为加强了。

　　南韩1980年5月爆发的事件（几个城市被占领、民兵建立、等等），菲律宾和巴勒斯坦明显的危机症状，印度农村贫富之间无数的冲突对抗，各阿拉伯国家的工人斗争浪潮，都说明了这个现象。

　　但是，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危机，而另一方面是统治阶级较为强大这两者结合的情形，在较落后的中美洲、非洲或亚洲的国家，是非常不同于巴西、墨西哥、印度和南韩的。

　　上述两者结者的情形，决定了在一些特别落后的国家，即使缺少革命马克思主义群众党，也有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在另一方面，在半殖民地世界中较「强大」的国家，蠭起和对抗的连续周期性发展，在缺乏这类政党时就带来失败。

　　做成这些失败的客观和主观因素，可以描述如下：

　　（1）一系列的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过去几十年来进行了半工业化的过程。半工业化是基于战后长期的「繁荣」时期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中心地区相对地巩固，帝国主义工业结构性转变，和解放运动蠭起的社会政治「结果」。

　　资产阶级，尤其是工业资产阶级，是作为「附属合伙人」将半殖民地国家的帝国主义控制由直接转为间接的。它协助继续维持资产阶级秩序；作为报酬，它要求并部份地取得更多地参与对剩余价值的国际性分配和对本国工人阶级的剥削。它当然可以向帝国主义强国施加压力，但它也利用一些反帝宣传来阻止或延缓无产阶级争取阶级独立的过程。资产阶级对群众的支配和剥削，是连结于帝国主义间接管辖和剥削的延续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立，是在世界规模有限度地重新分配剩余价值的过程的最显著例子。

　　因此，许多依赖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比起旧的寡头统治集团有更多政治和镇压性后备和资源，能够向群众施以沉重的打击。

　　「不结盟」政府的组合，表现了一些新殖民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企图在面对帝国主义时乘机利用本国群众的激进化，他们也尝试将群众激进化引渡使之不会威胁到他们的权力。工人国家政府参加这些「不结盟」会议的动机并不相同。要衡量它的策略有用性，必须看它们保卫的是什么路线，和它们是否拒绝认可新殖民主义政权和血腥独裁者（他们不过是帝国主义在本国的代理人）。工人国家政府与资产阶级政府同共参与「不结盟」运动，不能代替一个真正的反帝联合阵线。

　　（2）工业化进展和资本渗入农村，同时令到城市和农村无产阶级在大部份这些国家作为社会力量出现。

　　从这时候开始，这个力量的统一和组织，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除非无产阶级争取到政治独立性，而基于这点有可能领导其同盟（平民群众，赤贫化的小资产阶级，学生和农民等），否则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严重挫败群众的能力不会受到挑战。无产阶级从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间接的小资产阶级代表，这情况造成革命胜利道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它宣判了革命蠭起的停滞然后失败。乌拉圭、玻利维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例子证实了这点；智利亦然；在智利，改良主义领导层将群众的自我组织和自我保卫的发展从属于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尊重。因此，争取无产阶级政治独立的战斗，必须用反帝、反独裁、民族民主任务来表达；这些任务在所有国家都保持其适用性，而在今天帝国主义采取攻势时，尤为重要。

　　在所有最发展的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的加强和无产阶级取得的中心地位，令到需要有更精细的战略，异于中国、越南、古巴或尼加拉瓜各革命中所使用的，也需要一开始便有一个基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的领导层。

　　（12）资本主义在一系列国家被推翻，而革命群众党并不存在，这个现象可用一些因素的特别组合来解释，这些因素是关系到统治阶级及国家的极度分解的。由于缺乏小资产阶级发展的基础，因此它的最好成份，尤其是知识分子，被推向寻求与无产阶级联盟或时常与无产阶级共同在一个组织的架构内团结。在这个情况下，无产阶级没有或只有有限度的组织或自我组织，本身并不构成在先进国家那样绝对的障碍。

　　但是，具有决定性的是有政治力量推动群众动员，领导它们，正面地对它们的压力作出反应。这些力量的行动基础，是他们的干部在斗争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他们在夺取政权的前景下教育的作用。在一个特定时刻，这点被转为最后阶段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决定。最后，其它工人国家已经存在，因此容许革命后新的国家在面对帝国主义威胁和封锁时能生存。

　　尼加拉瓜革命再次证实了这个既定事实。苏莫沙政权的高度解体，资产阶级的破裂，美帝的暂时性瘫痪，以及在革命蠭起时一个很小的工业无产阶级动员和组织过程所引起的次要作用，提供了客观的结构。最后，我们必须考虑到：尼加拉瓜革命具体地提及古巴经验（「古巴典型」），「桑解阵线」与卡斯特罗领导层有密切联系；「桑解阵线」统一，加强组织和重新组合，导致一个前景，其目标是保证在与「资产阶级的反对派」的联盟制度上取得明确的领导权，同时限制后者有效的实行；以及群众的不寻常的起义性动员，导致苏莫沙军队完全被摧毁。

　　尼加拉瓜革命过程反过来证实了不断革命论的第一个论题：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反帝和民族民主任务要得以完全实现，就必须摧毁资本家的国家，建立基于城乡平民群众和贫农的无产阶级专政。

　　尼加拉瓜革命的所有进展，尤其是现今中美洲的巨大冲突的局式，显示了以下各点：

　　□ 非常脆弱的资产阶级分子，曾被迫接受与「桑解阵线」临时合作，最后是一个一个走到反革命阵营；他们到最后仍抓住私有财产不放，并尝试将尼加拉瓜经济结合入世界市场内。

　　□ 群众试图改善状况的活动受到牵制，就只会损害到反帝和激进民主任务的完成；群众通过革命中的主动和争取到的力量，令资本主义财产和私营部门的权力受到挑战。

　　□ 要完成这些任务，包括激进的土地改革，就需要最后决定性地摧毁资产阶级国家，与世界市场决裂，深刻地改变社会关系，亦即进展到社会主义革命。

　　□ 与帝国主义政治和军事对抗，意味着资产阶级残余部份扮演「第五纵队」的客观作用，它们受到了充满反帝情绪的群众的激烈反对。

　　正是关系到这类问题，因此需要判断与「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某些部份进行联盟或暂时性结合的问题；因此，阶级政治独立的真正、有效内容，仍然是进行革命的必需条件。

　　在如尼加拉瓜那样受独裁政权统治的落后国家，如果说革命进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最后胜利的条件，这并不表示革命开始时就拒绝在资产阶级部份和无产阶级力量之间达成一些策略性协议（协议围绕具体的民主要求和实际行动）。之后，当资产阶级力量和无产阶级力量之间有利益的基本对立，表现为完全对立的战略时，那么，决定性的问题是要知道：

　　□ 是否在与一个资产阶级部份达成协议或暂时性结合的名义下，对群众动员和群众组织加以牵制？（在这个情形下，群众组织有「民权保卫委员会」，民兵，「农业工人联会」，「桑定尼斯达工人联盟」——「尼加拉瓜工会协调委员会」，「桑定尼斯达保卫委员会」，「桑定尼斯达人民民兵」……）

　　□ 是否以首先实现反帝目标的名义，放弃对工农全面利益的一贯保卫？

　　□ 群众对资本家的不信任，是否在每一具体情形都发展，并准备与资产阶级摊牌？

　　尽管有摇摆和有经常混淆的提法，「桑解阵线」对于这些关于群众取得阶级政治独立和革命必须前跃的问题，一般的反应是积极的。它已知道如何认识到群众的要求和压力，它已发展了群众的动员。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积极地、无保留地支持革命的所有具体进展。他们必须认识到革命领导（如「桑解阵线」和围绕着「马地民族解放阵线」的革命组织）的政治路线和发展实际内容。但同样地，有重大重要性的，是他们保卫自己的所有纲领性立场，不向混乱的理论或提法（如「工人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中间国家」或非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的「混合阵线」）让步，而这是有实际原因的。

　　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越工业化，整个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敌对就越直接和尖锐，也就更难有以下情况：资产阶级或其代表的一个派系达成临时的、策略性协议，并不自我限制将别的无产阶级要求或动员，或不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独立性的路途上设置路障。任何资产阶级，如果比尼加拉瓜资产阶级有更多储备资源、更广泛基础、更多历史经验而玩弄政治手段的能力也更广泛的话，就不会将自己的命运如此长时间与苏莫沙家族这样的独裁政权联系在一起，或者最低限度在形势急转直下无可挽救之前进行一些政治转变，因而不会被迫接受像尼加拉瓜资产阶级在1979年7月以来接受的妥协。

　　对于这些问题有任何混乱，将客观因素一个非常特别的组合形成的特别策略错误地一般化，都有给所有主要半殖民地国家革命斗争的进程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危险。

三、波兰工人阶级的兴起
和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危机

　　（13）在欧洲的官僚化工人国家，一方面的大量的工业化和劳动力的集中和渐增的熟练化，另方面有官僚的管理，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已经接近爆炸点。这个官僚的管理已日益被显示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物，它搞乱了生产和计划，只靠警察国家政权的镇压和压迫才能维持下去。

　　此外，武器竞赛的加速，使苏联官僚层经受了严厉的考验。虽然这个竞赛在武器方面缩短了苏联军队与帝国主义军队之间的差距，然而军事费用却占有了苏联的全部经济资源的极大的、极不成比例的部份。在经济发展继续放慢的情况下，武器竞赛的再度的加速则会成为苏联经济的极重负担，而且会迫使克里姆林宫及其幕僚更要停止逐渐改进群众的生活水平的政策——这个政策本来是抑制无产阶级重新独立活动、重新政治化的最好的减震器。

　　目前在东欧及在苏联因粮食缺乏及其它因素所引起的不满，能够产生严重的政治危机，特别是有了波兰工人的大规模迸发的经验。

　　（14）波兰工人动员起来，组织起独立于官僚的国家机构的工会，是个重大的里程碑，是政治革命的斗争中最先进的经验。波兰工人之所以采取这个行动基本因素是：无产阶级的社会影响力的加强，在交锋中积累的经验，极强的反对克里姆林宫的压迫政策的民族感情，以及经济危机的加深及其在官僚层中产生的后果。

　　除了苏联以外，波兰是自资本主义被推翻以后经历了最重要的、最一般化的工业化过程的官僚化工人国家。自从盖莱克为了企图平静人民群众在1970年罢工所表示出来的不满而不惜任何代价来进行经济扩张及发展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以来，上述的工业化过程在最近十年中更加快速地发展。因为这个缘故，波兰才迅速地培育了一个年青的、集中的具有反叛精神的工人阶级。

　　这个工人阶级还保持了1970年和1976年的斗争的回忆和传统，一部份还保持了1956年的斗争的回忆和传统。被官僚镇压，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战士的核心分子，就是从这个工人阶级中来的。在1980年夏天，这些战士大都是罢工委员会、厂际委员会和罢工组织骨干的联络网的发起者。波兰无产阶级自我组织的运动，从波罗的海的几个港口开始，在一种动力的推动下向全国各地蔓延。这个动力使一个异常的自发力量与工厂领导人结合起来；这些领导人中的一部份，与1976年罢工以来，所成立的半合法的反对派团体（如「社会自卫委员会」、《工人报》）有密切的关系。

　　最后一点是，由于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道德的危机的加深，才使群众运动的力量壮大到可以向官僚专政作直接的政治威胁。盖莱克政权的经济政策的破坏、粮食供应的危机、社会服务与房屋的危机、以及贪污与不公义的普遍性及严重性，使得官僚层及其所有派系的政治权威丧失殆尽。今天的波兰情况，与1956年和1970年的波兰情况，或者与1956年的匈牙利，或者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都大不相同，因为在官僚层之中根本产生不出一个「天命之主」能够体现波兰群众的期望。今天的波兰群众主要是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与创意力，才得到重大的胜利。

　　（15）从一开始，波兰无产阶级的动员就结合了经济和政治的要求。从1980年7、8月的罢工开始，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就包括明显的政治民主的要求：不受国家干涉的工会，罢工的权利，不受新闻检查的工会报纸，言论表达的自由，宗教自由，工会有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的自由，释放政治犯，调查1970年的血腥镇压……所有这些要求都是格但斯克协议（及什切青、卡托维斯协议）所争取到的，而且从此以后由于官僚层食言而导致工人要以新行动警觉地保卫着它们。

　　自从这些协议订立以来，工人提出了其它的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有：承认「团结农会」，承认独立的学生会，彻底削减镇压力量的权力和行动，以及控告和铲除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和各级政府机关中最腐化最无能的领导者。

　　自从1956年以来，天主教会被群众认为是唯一独立于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组织形式，因而教会集团就利用了它在群众眼中这个声望，来照顾1970年及1976年的镇压的受害人，以达到缓和和阻塞工人斗争浪潮的目的。虽然全国一切保守力量都在客观上联系起来，但是官僚层的权力与无产阶级的真正独立的组织的发展，还是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由于官僚化工人国家的现有的社会关系，由于生产手段的国有化以及中心化的计划经济，如果工人阶级要保卫它的眼前利益，则必然要向社会经济管理的选择和优先次序挑战，因而也就是向官僚层的选择和和优先次序挑战。独立于官僚国家的工会在地方的区域的基础上联系起来，这个事实本身已经包含了一个工人的反官僚层的权力中心的蓓蕾——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头团结工会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工会。今天，至少在地方及区域的基础上，团结工会的客观功能已经愈来愈像个双重政权的机关，换句话说，反官僚的政治革命，事实上已经在波兰开始了。

　　只要工人与小农之间的联盟继续巩固起来，整个力量关系是对工人有利，对官僚层不利的。波兰统一工人党被无产阶级的蠭起所冲击，内部出现了战斗性的，激进的反对派团体，所以是愈来愈不稳定了。这个党的组织，面临着好几条必定要选择的道路，继续处在分裂的状态中。官僚层因而不得不耍弄花招，为了要争取时间及挫败工人的斗志。它目前正在采取攻势。它企图分裂工人的运动，向团结工会中最激进的部份集中攻击，而且开始镇压；在另一方面，它又企图中立化团结工会的一部份领导机构。它已经拼命地指望经济的解体，消费品的供应的渐增的困难、对饥荒及对失业的恐惧，以及对克里姆林宫的军事干预的恐惧（这恐惧并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是这个官僚层自己本身却没有力量来阻挡波兰群众的令人可畏的战斗力和激进化的动力，因为在许多市镇与区域，波兰群众比他们的领导人走得更远；这些领导人的战略只是要改革官僚政权。交锋的双方并不只是波兰的官僚层和波兰的无产阶级及其盟友，另方面是苏联官僚层及其代理人。就是这个基本的冲突，才使双方要作力量的较量不可避免。

　　（16）如果波兰无产阶级的经验向苏联及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的官僚层显示它的例子有向他们的国家蔓延的真正危险时，上节末段所谈的力量的交锋更会是如此。基本上说来导致波兰危机的客观原因存在于所有的欧洲工人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的工人先锋分子还没有成熟，而且还缺乏与群众性的政治反对力量结合的机会。

　　虽然关于波兰事件的新闻经过了过滤与歪曲，但是能够通过的新闻一定会在长时期中引起一个与工人阶级联系的政治反对力量，和主张独立的工会组织的运动；所以克里姆林宫真是进退两难。如果让波兰官僚层独立玩花招的话，就有眼看着工人运动向外扩张而且在内部巩固的危险；如果决定出兵干涉的话，就有面对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的和民族主义的抵抗力量的危险。这个抵抗力量在工厂及农村都有很深的根基。这么一个史无前例的巨大的交锋，将会在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本身有着不可避免的反响。

　　这个冒险相等于其中的利害关系。假如苏联官僚相信：波兰党的危机太深，国家机器之内的分歧太大，使用国内的镇压力量太困难，波兰统一工人党重新控制群众运动的机会大为减少，那么，克里姆林宫的军事干涉就会是它的最后一招。

　　经过了东柏林、匈牙利及捷克的经验以后，波兰的经验证实了官僚层社会地位的极度脆弱，和它玩弄花招能力的极度有限。波兰的经验，说明了在官僚化工人国家提出民主的和民族的要求，是具有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内容的。它也证明，在群众动员的压倒性冲击之下，党的下层中迅速地产生反对派，而且党也有分裂的趋势。但是归根到底，党的权力还是由国家的镇压机器（必要时由华沙公约国家的镇压机器）所保证的。这些镇压机器是不能够民主化的或加以改革的。这些镇压机构必须要被推翻。

　　这个经验也特别显示了政治革命的任务的复杂，以及需要高度的自觉才能成功地实现这些任务。在政治革命的斗争中，必然会碰到以下的中心问题：过度的经济和民主计划、工人管制和自我管理、政治机构和社会主义民主、以及革命向国际扩张的必要性。政治革命的动力，事实上是与直接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相对立的；它必定要包括在国际性的战略之内。

　　（17）文化革命和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官僚层还不能团结在一个新的领导层的周围，也不能扼杀所有的群众运动的自发活动。邓小平领导班子对群众所作的经济和政治的让步，只能给中国官僚层短暂的喘息。只要新经济政策还是加深社会的不平等，使生活费用高涨，产生失业，以及产生官僚特权，在另方面却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人民的不满就会增加。

　　自7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官僚层在周恩来的压力之下修正了「工作投资」及「自力更生」的政策，积极地进行将中国经济重新纳入世界市场的计划，以便迅速地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完成中国的工业化。

　　这个政策开头有点成功，以后就碰到以下的矛盾：外债急速的增加，没办法有效地利用现代技术，工业与农业以及不同的工业部门之间的不平衡逐渐增加，预测的赤字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等等。所有这些矛盾的结果，就是彻底地修改所有宏大的计划，采取一个限制与紧缩的政策。这个政策在1980年底大力地进行，因此更增加群众的不满。

　　由于经济的困难，党及其所有派系在群众眼中失去声望，加上辩论和争执的增加等等，官僚层的内部更加分裂了，军队和党的一些中级干部继续抗拒非毛化。邓集团企图把所有的麻烦归罪于华国锋的过渡性的领导班子。党上层的新的派系的形成是极可能的。邓小平领导班子在群众的压力下所采取的以下的摇摆的态度，更会促成新的派系的形成：「四大自由」的承认和以后的废除，民主运动的容忍和以后的镇压，工人在工厂的权利的承认和以后党又要一切都管。

　　因此，民主的开端只延续了一个春天。但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和群众，并不像苏联的群众那样被支离分碎、被非政治化。他们经历了最近的动员（农民、学生、年青的失业者等的动员）的经验，还是非常积极，还是能够对官僚的权力发动更大的挑战。

　　在目前，虽然遭遇镇压，「民主运动」的发酵正在继续，而且向外扩张，这包括在工人阶级之内组织了地方的圈子和联络网，甚至于罢工运动。在1980年的下半年，一个民刊成立了全国民刊协会；这个反对力量的特征，就是对官僚层内的所有派系极不信任，而且向党的「领导角色」挑战——他们把党与官僚层同等看待。因此，官僚层已经逐渐加紧了对反对力量的镇压。

　　安定、官僚层内部的冲突、和群众活动的时期的拉长，提供了反官僚反对力量成熟的可能性。

　　（18）官僚化工人国家之间的紧张的关系，特别是中越之间的危机，已经到达了史无前例的强烈的程度。斯大林与狄托决裂以后，南斯拉夫不得不勇敢地面对苏联官僚层的极严厉的抵制运动。中苏破裂以后，莫斯科也向中国施行极强的军事压力，双方曾有过几次有限度的军事冲突及潜在的战争状态。这个结局，对于有关的国家，对于东南亚的革命运动，以及对于世界的工人运动，都是惨重的损害。

　　中国官僚层反对越南的理由，就跟苏联官僚层在50年代及60年代反对北京的理由一样：它要孤立一个新的工人国家，因为它不能够控制它的领导层。它的目的是要阻止那个区域的革命斗争向外扩张的动力，而且要保证政治上的独霸主义。官僚层如要毫无顾忌地实行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存」的外交政策，而且要阻止苏联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量的扩大，这种政治上的独霸主义是不可少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官僚层就用克里姆林宫对付中国的同样方法来对付越南：经济的故意破坏、外交的孤立、军事的压力、政治的排除、对少数民族的干涉……除此以外，中国官僚层还要玩弄印支革命的特殊的紧张关系，特别是罔视赤柬政权的罪恶的政策，巩固这个政权，而且供给它武器来反对越南，这个反革命政策还与保持美国帝国主义所设立的外交与经济的封锁和通过东盟各国特别是泰国来施加压力等政策结合起来。

　　胜利以后的五年，为了使国家随时应战，不但造成越南经济发展计划的失效，官僚化的恶化，而且使越南南方的一部份人民疏远中央政府。官僚的方法与领导层的选择，也造成了那种疏离。

　　在柬埔寨，群众的经济与社会情况在1980年改进了很多。在它的国内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反对驻军的力量。由于中国和美国的援助，赤柬军，自由高棉，及施汉诺派都想成立一个共同的军事阵线，但是这些派别现在还是与广大的群众脱离的。

　　韩桑林政权的组成分子，是参加反对法国殖民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的不同政治流派和军事力量。但是，由于这个政权的极弱的力量，其组成的条件和国家的现状主要还依赖越南及大量的越南军队来维持它的存在。这个局势很可能会在下一阶段使民族问题成为非常爆炸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张柬埔寨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越南军队撤退、和组成一个真正独立的政权。如果这几点不能做到的话，有效的自决权就不能得到保证，民族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在尊重每个民族——包括柬埔寨民族——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永久地保持三个印支革命的团结——在反革命的压力下和由于重建家园的任务的沉重，这个团结是必不可少的。

　　在老挝这个经济上最脆弱的工人国家，由于泰国在边界的封锁和北京与曼谷所支持的新游击队，使发展的机会受着很大的阻碍。

　　印支还是民族的与社会的矛盾、中苏两个官僚政权之间的冲突，以及革命和帝国主义与该地区的新殖民主义政权所支持的反革命之间的交锋的场所。华盛顿则通过泰国向该地区施加外交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压力。北京所扮演的角色，则是训练游击队，鼓励在这三个印支国家的军事活动取得协调，而且继续在其边界施行压力。群众目前的利益，需要实施一条坚定的国际主义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才会对整个地区反帝斗争有极大的帮助。群众目前的利益，也需要在帝国主义、该地区的新殖民主义政权，和中国官僚层的反革命行动的压力之下，进行国际主义的团结运动。

　　（19）由于中美洲和波兰的革命的兴起在共产党之内所产生的影响，由于渐进主义思想的没有出路，由于极端尖锐的经济危机，由于中苏分歧的恶化与它在东亚和东南亚所发生的后果，半殖民国家的斯大林主义的危机更加深化了。

　　当革命的发展和桑解阵线与卡斯特罗领导层所扮演的角色在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之间引起了对革命战略的争论时，中越冲突之猛烈以及北京对东盟各国的反动政府的态度的改变，虽然还没有使该地区从前曾是毛派的共产党脱离毛思想的影响，但是使他们对中共目前的政策保持距离。

　　采取这个立场最明显的，就泰国和菲律宾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本来属于毛派，而且有长期的革命斗争传统。在国际的平面上，他们在某一程度上保持独立于中国官僚层的反帝路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党员之中就开始了关于前途的争端。这个争端又可以与目前在全国的和在地区的规模上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问题的争论结合起来。特别是如果国际工人运动以及它的先锋分子能够与他们团结一致的话，这个讨论就能对这些运动重定其政治方向及重整其行动纲领有很大的贡献。

四、帝国主义国家的危机

　　（20）从1968年开始的这个时期的特质，就是在资本主义欧洲的几个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抓起了革命前夕的危机。在1974至75年的经济衰退以前，欧洲的多数国家经历了相对的充分就业。在这些国家里，产生了以下几个因素的汇合：工人斗争在质方面提高不少，而且有作为一般化的趋势；一般性的及工厂中的工人组织的力量增强很多；一个先进工人层份的出现。这不但增援工人阶级的力量以及在斗争中改变他们自己，而且在实际生活中要求改良主义领导改变方向；被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所带动的社会层份（大中学青年、新的受薪阶层、妇女解放运动）向反对资本主义的方向动员。这样一个所有社会关系的危机，正影响到资产阶级社会。

　　但是，即使无产阶级有了最强的动员，也不能够超越某一界限。其原因很多，以下是几个主要的：官僚机构的政策与影响；缺乏一个在群众的主要部门有权威的革命领导层；资产阶级利用所积累起来的后备力量玩弄花招的能力。因此，最强大的工人阶级的蠭起，却不能够产生一个能够很快地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成熟的，在质上增强革命的党的，以及准备与资产阶级国家作决定性的交锋的真正双重政权的局势。

　　葡萄牙革命的经验，说明了这点。它的国家机器已动摇得很厉害，群众的自我组织的运动在1975年已经有很大的进展，虽然这个运动的中心还没有建立起来。经过长期的独裁统治以后，因为群众还缺乏一个比较长期的集中的自我组织的经验，以及缺乏一个组织阶级独立的政府的远景，所以民主的反革命才能凭借社会民主党的努力保卫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以这议会制度对群众的吸引力而建立起来。葡萄牙共产党的政策，就是支持军队运动，挤满国家机构，分裂群众运动，和赞同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反攻。

　　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即使是「穷」的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所指望保卫其政权的资源。如果在前一段长的时期之内没有锻造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层，就不能扫开这种障碍物。

　　（21）1976至77年以后，资本主义欧洲和日本的阶级斗争的危急的情势开始改变了。美国的情势有点不同，因为在前段时期，美国并没有工人斗争或工人运动的蠭起。

　　资本主义已经利用了改良主义者的阶级合作政策所创造的没有出路的局势。在政治的平面上，资产阶级已经得到一连串的利益。它利用这些利益来打击工人阶级的经济力量。

　　资产阶级的政治收获可以总结成以下几点：葡萄牙的革命运动于1975年11月停止，接着是民主联盟的选举的胜利；虽然有工人阶级的斗争及政权的尖锐的危机，意识的基督教民主党还保持政权；西班牙新成立的议会的君主制度能够指望佛朗哥主义所遗留下的强迫机构继续下去，这情况的实际意义可以在1981年2月的没有成功的政变上看出；由于法国共产党没有动员群众，以及由于法共和法国社会党在1977年所造成的分裂，这就保证吉斯卡政府延续到1981年；美国保守党于1979年重掌政权。

　　在这些情况之下，由于1974至75年的一般化的经济萧条，失业的严重化，就有助于紧缩政策的发动，这些政策或者是直接由改良主义领导层（英国、西德、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比利时）所执行的，或者是经过资产阶级的默契（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而被接受的，或者事实上是改良主义者拒绝采取动员的政策（法国和葡萄牙）以后而被接受的，前段时期攻势的热劲已被中断，工人阶级正在角落里作防御性的斗争。

　　这个政策改变的原因并不是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在结构上有什么弱点，也不是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斗志大大降低。这个政策的改变，这些是由社会党的，共产党的和工会的官僚机构的政策所引起的。由于这些官僚的一般的政治观点一直保持不变，所以很难在短期之内对资本主义政府的危机提出政治上的解决办法。

　　三十年来，改良主义的领导层接受了资产阶级的神话，认为资本主义可以保证充分就业和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当资本主义的长期性的危机爆炸出来的时候，这个改良主义领导层的轻信，也使工人阶级迷失方向。经济预测的改变，使有效的群众动员的方式受到限制。在前一段时期，这种动员的方式可以使工人阶级对通货膨胀及对资本主义的劳工组织进行反击。

　　（22）但是，在多数的国家，工人阶级组织的程度，以及工人阶级的斗志和在过去一段时期中所夺取的斗争经验，促使无产阶级的主要部份强烈地反对紧缩政策的第一道浪潮。一般说来，工人阶级的主要部份的购买力只受到些许的影响。紧缩政策主攻击的目标是就业情况，这主要是影响到青年、女工和移民。在结构上有危机的工业部门（如纺织和钢铁），正遭受就业人数的激烈的降低。但是，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这个紧缩政策的第一道浪潮并没有达到所希望的结果。

　　第二道进攻的浪潮，是与1980年的经济萧条同时开始的。工业结构的重新改组以及就业问题上的痛苦解决方法，被扩大到工业无产阶级的大多数的主要基地了：汽车、化学、石油化学、重工程、及电机工程。老板们在使生产力合理化和提高投资方面，使工作的机会消失，而且还企图修改劳动力的训练和组织（判工、雇用零工、临时工和修改工人的法定地位等等），这些攻击特别影响到女工：限制妇女领失业金的权利；在雇用政策上对女性歧视；限制堕胎的女工领社会福利的权利；和对堕胎法作限制性的解释。

　　总括说来，政府和资本家的政策的后果，创造了大量的长期失业。老板们企图利用这个政策来开始粉碎工厂中的工人的自卫机构，来减弱工会组织的势力，及攻击工人已得的利益。

　　工人阶级在紧缩政策的第一个阶段所面临的不利条件还存在在目前的阶段：官僚机构不去动员的、不去团结的政策；能够发动先进工人中主要部份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官僚的潜力，而且能够提出另一条政治道路的政治力量还是很微弱。

　　但是工人阶级在1968年至76年间期所积聚的力量，以及工人阶级的工会的和政治的经验，表示总的抵抗能力还是很大，虽然这还是不平衡的，因国家而不同。这些经验和反映这些经验的争论，如果和工人运动的斗争的进程结合起来，就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化和阶级意识的提高。在工会运动内较富于战斗性的一翼的推动下所实行的行动，能够阻挡资本家的压力。

　　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的层份，已经意识到目前存在着抵抗和还击的可能性，而且也意识到主要的问题在于这个还击的组织和方向。工人阶级的这种意识，以它自己的方式，表现了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力量关系的本质。这就是资产阶级政治领导层的危机久久得不到解决的主要原因。这个领导层的危机，因国家而不同，其主要的表现在于资产阶级的选举立场和议会立场的不稳定，资产阶级政党的内部的及各政党之间的冲突，和国家的某些政治人物在群众面前失去信誉。

　　在爱尔兰北部的六郡，虽然有英国军队的占领，但在过去几个月中，却发生了群众运动的再度崛起和群众运动的政治化。

　　在西班牙，因为工会运动不能够在经济危机发生以前充份地巩固起来，它的力量大大地被减弱了。西班牙资产阶级击退了1981年2月的政变以后，通过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共谋，开始了向工人运动攻击的时期。所以工人运动正受到国家的严重的威胁。

　　只有在土耳其，资产阶级得到了帝国主义的实力的支持，才能够使工人阶级遭到严重的失败（大规模的镇压，工人组织之被解散）——工人阶级的力量和组织比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和组织细小很多。

　　里根之当选美国总统，主要表示资产阶级的保守一派能够趁机利用大多数人民见到失业与通货膨胀严重而对卡特的民主党政府的不满。工人的社会力量和主要的工会组织的保持——虽然这么多年以来工会组织开始腐烂——还是整个局势中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在中期来说，对工人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水平重新的攻击，很可能会引起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传统的两党制的较深刻危机。由于美国尚缺乏一个非资产阶级的群众党，通货膨胀在目前对于里根还是一个好处，但是里根的目前的好处可能是不稳定的。工会官僚和社会民主派（这个流派的力量正在扩大）还是认为在民主党内工作是比其它的工作都重要。如果民主党的领导还明显地主张紧缩的话，工会官僚和社会民主派主张在民主党内工作的方向，就会受到反对。因此，美国工人运动认识到需要在政治上采取阶级独立，并形成一个工人党，就会向前进了一步。

　　1968年所开启的时期到现在尚未结束的主要原因，是无产阶级的抵抗的能力和资产阶级的领导的危机。资本的攻势没有在任何国家产生危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在今后若干年，许多猛烈的工人斗争会发生。在这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队伍中会积累爆炸的潜力。不同的经济、社会及政治事件，可能会引起局部的急剧转变。防御性的斗争的波潮可能会启发工人阶级的反击。工人阶级就会很快地感觉到有进行反对老板及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总罢工和推动全部的运动的需要。

　　（23）米特朗当选第五共和国的总统，纲领地改变了法国的政治局面，而且在欧洲的大部份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会有反响。然而工人组织在选举方面得到进展之前或者之中，都没有群众斗争的巨大的浪潮。

　　但是，这次选举却使工人阶级成功地反对了传统机构的分裂技俩。由这次选举所产生的强大的要求团结的动力，不但提高了工人阶级对他们自己的力量的信心，而且使工人阶级更有决心地及更有效地反对关闭工厂及失业。它把为三十五小时工作周而斗争这个紧急的要求提上议事日程，这个要求实在是反对紧缩政策的一个一般化的利器。资产阶级在货币政策上搞得一塌糊涂以后，正要重整其力量以及破坏米特朗的经验，因为在纲领的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之间加紧竞争的时期中，即使是比较轻微的改革，也与资本的要极力恢复原有的利润率之间不能调和。

　　这个已变化的政治局势，即使在初期会对社会党有利，也会加强工人运动的重新组合，大大地鼓励工会化的浪潮，以及扩大新工人干部的队伍。社会党领导的政府所追循的极端改良主义的阶级合作路线，只能逐渐使工人疏远，包括那些因米特朗的经验在新近所组织起来的工人层份。

　　（24）战略上的危机，已不同的程度影响到改良主义的政党。他们被夹在以下的矛盾之中：一方面资产阶级所要求的而且所强加的紧缩政策，已经变得非常的紧要和非常的野蛮；另方面工人阶级中所产生的先进的工人层份，则意识到他们有反击的必要和可能性。

　　在许多工人眼中，资产阶级积极推行紧缩政策，表示改良主义者的思想与行动的不一致以及缺乏具体的前景。工人的最重要的收获（工作方面，工资按生活指数的增加而增加，及社会保险）正受到挑战；某些主要的工业部门（汽车工业、石油化学工业、电机工程）正在大量地解雇工人；改良主义的政党组织能在资产阶级组织机构之内或者在其经营的国营部门之中增强他们力量的机会是愈来愈少（例如国营企业之恢复私营，国家预测的缩减而影响到市政及地区的结构等等）。大多数工会领导放弃了为减低每周的工作时间而斗争，为的是屈服于资本家的增加生产的命令。但是这种屈服不但导致了失业人数的增加，而且也使工作条件恶化。

　　「接受牺牲」的结果，不但是在朝向恢复资本主义的利润率的通路上走了一步，而且在政治上也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几年的「社会契约」或者与资产阶级成立「协议」，已经更清楚地证明不可能从紧缩政策的协商中得到问题的解答。工人组织为了这么一条政治路线，也在选举方面，付出很大的代价。

　　在这种情况之下，眼前的要求与整个政治问题之间的联系是更密切了。因此，紧缩政策和「重新军事化」同时进行了。那表示全面的反应是非常必要的，那就是说把反对军事费用的口号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失业的口号结合在一起。从开头先进工人和党的及工会的斗士的问题和批判的思想，就已经成为一般的政治方向的问题。表现这些批评意见的场所，可以是工会，或者是党，或者是两者的同时发生。这个分化的过程有两个特点：第一，反对力量不但发生在工人组织的周围，而且发生在工业工人的内部，甚至于影响到党与工会的组织；第二，所提出的批评和问题，不但与眼前要求的方式有关——这可以是一个出发点——而且与斗争的方式和总的政治方向的定义都有关。

　　这些分化还是在初步的阶段。其发展的范围及速度，要看以下几个因素：向外散布的不满经过长时期的积累，这个不满反映在大部份工人干部的活动上；工人先进分子的份量和政治成熟的程度。这个先进层份不但领导斗争，而且领导工会中的反对派的活动；工会组织中的小派别与工会和党的中央领导层之间的矛盾；革命者在政治及工会的平面上发动斗争的能力。

　　不论这些批评的形式是怎样，这些批评的逐渐成熟，使一些工人向他们自己提出一个中心的问题：需要哪一种政治工具策略实现不同的政治的前景呢？革命组织目前的微弱以及缺乏可信性，不但使工人先进分子踌躇不前，而且常常推使他们在改良主义政党之中寻找另一条道路。因此这些党的危机正在开始。这个过程将会是长期的、复杂的。这个过程若与斗争结合起来，就是使工人中的先进层份的政治意识成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社会民主党中群众分化的过程达到最先进的程度，就是英国工党之中本恩所领导的倾向（伴随着这个发展的是工党极右派如詹肯思及威彝士之流分裂出来另成一新的社会民主党）。这事件有两个现象。英国工人之团聚在本恩及其纲领的周围的目的，一方面是寻找另一条反对现任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攻势的道路，另方面是表示对工党卡里汉的领导不信任，因为卡里汉已作为紧缩政策的保证人。本恩不仅得到工党地方支部的支持，而且在工会中也有很大的支持。

　　在各共产党的内部，改良主义的危机的一般形态与斯大林主义的危机的特殊形态混合在一起。

　　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则看到他们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受到挑战。这个挑战大都发生在工会的内部，而且能够有不同的形式：他们领导的工会中所产生的反对派或者是来自与社会党有关的工党的竞争——（法国民主劳工联盟与总劳工联盟之间的竞争，西班牙总工会与工人委员会之间的竞争）。在选举中，这个挑战也发生，不过比较有限。共产党在选举方面没有起色，反过来，却促使了总的政治前景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与以下两的困难中的一种有关系的：第一种困难是在于那个已经商谈好的但不能履行其诺言的紧缩政策；第二种困难是在于那条分裂的，和欺诈的行动主义的政治路线，由于这条政治路线，所以在政治上产生不出良好的结果。

　　欧洲共产主义被宣布以后已经有好几年了，这个思想在目前已经是毫无出路了。事实上，紧缩政策以及工人运动所受的打击，已经很快地使欧洲共产主义失去了人民的信心。这个主义只不过是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缓进思想和议会政治的翻版。离心的力量，已经逐渐在这些党中形成——特别是工人基础施加极强压力的地方。

　　在意大利，意共的领导层正在进行许多策略上的转变和左右摇摆，因为它被挤在两种力量的中间：一方面是由党内以及受党的影响的机构之内，先进分子所鼓励的工人抵抗的力量；另方面则是所谓「历史性的妥协」战略所产生的贫乏的结果。

　　在其它的情况（如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联合社会主义党中的一派，和法共），着重点又被放在苏联及其政治上。这表示有必要来堵住被社会党的竞赛所扩大的裂痕。欧洲共产主义的主题，不足以解答下层的不安，也不足以反映社会党的竞争。因此，为了保证党的内聚力和党的特性，他们又提出两个主题：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领导的和唯一的党，共产党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

　　这个做法注定要失败，一方面是因为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制度的动摇，使任何以苏联官僚层为中心的联合非常的不稳定和具有爆炸性。另方面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党员之间的反对官僚主义的动力，和前几年的关于「现存的社会主义」的争论，使许多斗士向他们的领导层的阶级合作路线以及苏联官僚层的国际的路线与国内的政策挑战。

　　当然，一部份不受这三个党的领导集团的特殊利益所影响的工人阶级，对于由这些领导层的阶级合作的政策所引起的不快，能够在「社会主义阵营」这个传统的观念中得到满足。意共及西共领导层对帝国主义所采取的调和主义的立场，也助长了这个反应。还没有走到革命道路的战士，也以这个方法间接地表示他们对领导层政策的不满。归根到底，加泰隆尼亚联合社会主义党的工人阶级党员排除西共领导人加里洛的路线，可以从这种批评中得到解释。

　　但是，这些党的另一部份，由于其基础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而且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很少，所以提议以加重社会民主化的过程来解决目前的困难。

　　共产党的领导层继续中断及改变他们的路线。这个做法使他们内部的离心倾向变得更坏，在另方面也证明危机已经深入到共产党的工会基础，而且它的效果正在开始。

　　波兰工人不但动摇了华沙官僚层及其它东欧国家的官僚层，而且使资本主义欧洲的共产党的处境非常困难。

　　波兰工人蠭起的本质，及其在帝国主义阵营中所引起的忧虑，已经使一些共产党的官僚分子，无法重新使克里姆林宫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作为他们的中心课题。

　　波兰的政治革命，开始在许多战士的心中，产生了两种心理的汇合：一种是对共产党领导层的阶级合作政策的批评；另一种是对工人国家的官僚层的自我改良的可能性发生怀疑——意共及法共曾经自吹这种可能性，而且死命地替它辩护。因此，从革命的反资与反官僚层的角度看来，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正在成熟。

　　（25）1968年以后，群众组织中的「左的倾向」的出现，显现群众运动的半自发性以及一些引导这个运动的企图。阶级斗争的形成的改变，已经显出改良主义组织中或者中派主义的组织中的这些倾向的内在弱点。

　　长期的经济危机很快地明显出以下的弱点：当经济动员的要求，即使是激进的要求，只集中于工厂之内的劳工关系改组的时候，经济动就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些要求也不稳定；半自发的斗争的一般化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障碍，需要一个总的前景来集中这些斗争；有必要把所有的要求连系起来，工人的组织要在阶级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左的倾向」及中派主义的组织，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面对着资本的攻势，所有的中派主义组织都不能够针对官僚层的政策提出一条有连贯性的战略方针。他们不是提出团结，就是提出分裂运动来达到与官僚层合作的目的。他们不能够提出一个联合阵线的权及阶级独立的战略，使官僚机构付些许代价就使他们投降了。要不然，他们就自动解散了。

　　「左的倾向」之向改良主义领导层的政治适应和中派主义组织的严重的弱点，对群众党内的分化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从各种反对派的形成这个现象上，我们今天看到两种力量还合在一起：一种定要对紧缩政策采取一个比较富于战斗性的反应的工人，另一种是要激进地改变改良主义组织的战略和任务的一群战士。这两种力量之要与中派主义的或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政治的，特别是在工会的平面上，采取联合行动，显示出他们的政治进化的程度。它表示在群众党之内未来的中派主义倾向有向左移动的可能性。

　　因此，在目前正在发展的分化过程之内，我们不要把在改良主义组织中的底层战士和中层干部的政治阶级意识的成熟，与能够成为这些流派的领导层的计划与政纲混在一起（在本恩派底层与领导层之间的关系，在加泰隆尼亚统一社会主义党中，在意大利的左翼的工会反对派之中，在比利时等等）。

五、世界革命的统一性，
第四国际的必需性及其纲领的现实性

　　（26）不同的国家，因其关系结构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其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目的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而且直接地行使政权。

　　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性，就是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本质而来的。

　　生产力和资本的加速国际化，表示阶级斗争本身也愈来愈国际化，这斗争包括提出立即的要求，以反对跨国的剥削者（即跨国公司的老板们）。

　　虽然革命一连串的获得了部份的胜利，但只要资本主义还在主要的工业国家保持权力，只要它的平均劳动生产力比工人国家高，它还是主宰着国际的劳动分工和世界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甚至于在无产阶级得到重要胜利（如中国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还能够重新稳定它的权力，而且还能够发展。这也说明了，只要帝国主义还没有在西欧、美国、或日本这些主要的基地被推翻，它就不会蒙受决定性的失败。如果政治革命在苏联或在中国得到胜利，那就大大地有助于无产阶级在这些帝国主义的要塞里得到胜利。

　　还有，国际资产阶级决不会甘心让世界的一部份永远不能成为它的市场或资本投资的地域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共存，只是力量关系所迫使的暂时休战。一到适当时机，这个暂时的休战一定会破裂的。资本主义之在帝国主义国家及在正在工业化的半殖民地国家继续存在，便不断地给工人国家施加压力。这同时也加强了官僚化过程的基础。

　　最后生产力的国际化，愈来愈和国家的维持发生尖锐的矛盾。它向人类提出了与他的前途有决定性关系的问题。如：防止核子战争，解决饥饿和营养不良，反对污染的斗争或阻止沙漠扩大。这些问题已不再能够在国家的范围内或在一个洲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只有全世界的资源在计划经济的指导下重新加以组织和分配，才能合宜地解决这些巨大的问题。

　　（27）世界规模上的基本矛盾，并不在于国与国之间或两个「阵营」之内。最后分析起来，这矛盾在于两个基本的阶级之间。在所有国家之内无产阶级应该在政治上独立，而且毫无妥协地保卫它自己的利益，这样才能够在实际上促使国际工人的团结，来推翻资产阶级和官僚专政的统治。

　　自从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认为组织一个（无产阶级）国际是其政纲的逻辑，并将之在组织上具体化以来，到现在已经一个多世纪了。第二国际在第一次大战时最后破产了；而第三国际，这个世界革命党被斯大林主义在政治上破坏了以后，也终于在1943年由斯大林正式把它解散了。在今天，只有第四国际才是一贯地保护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和在所有国家中坚持动员的一个组织。

　　它的纲领有机地结合了全世界工人运动全部历史的战略和策略上的教训。像任何科学理论一样，它也被所有新的重要阶级斗争的发展和革命经验所丰富。巴黎公社、俄国革命，德国的几次革命，西班牙、南斯拉夫，中国和古巴的革命以及官僚化工人阶级工人的蠭起，都丰富了这个纲领。

　　最近几年来，一连串有广大基础的社会运动的兴起，也丰富了这个纲领——这些社会运动提出了有关于人类的解放与人类的前途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妇女解放运动，其它如反核子战争、保护生态及青年运动等。

　　但是在这许多新的运动中，没有一个会使我们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的下列的基本观念提出疑问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它的帝国主义阶段、和衰落阶段的分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现实性，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不断革命论；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和团结的必要性；过渡要求的战略、统一工人斗争的工人联合阵线与领导工人斗争以提出政权问题的策略；工人国家的本质和官僚化工人国家政治革命的必要性；官僚层的本质和在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中反对官僚层的方法；一个先锋党和民主集中的国际组织的必要性。

　　（28）除了长期的逆流斗争以外，第四国际的活力不应单被仅仅缩小为只是顽强地保护这个纲领。它的活力也被实践所证验，被它对世界革命事件的任务，特别是对新的胜利的革命态度所证明。它不必对革命的领导层作出让步，不必寻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祖国」，就可以知道怎样去支持南斯拉夫革命、中国革命、古巴革命和越南革命。它更了解尼加拉瓜革命过程的重要性，要发动一个国际革命，动员它的所有力量来保护这个革命。对于中美洲和波兰的斗争，它也做着同样的工作。

　　这个态度就使它和团聚在「平权委员会」（「国际委员会」）中的一些倾向大有分别，后者对改良主义的或民族主义人民主义的领导机构采取机会主义态度，同时对革命运动（特别是像尼加拉瓜革命这样的真正的革命）采取教派主义立场。1979年在第四国际中所造成的分裂，他们拒绝承认桑解阵线正在领导尼加拉瓜的革命，反映了这个教派主义的立场。

　　（29）斯大林主义依然是解决构成主观因素危机路程上最难克服的障碍。

　　社会民主党的官僚，要负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同时亦要相当大地分担阻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革命可能发展的责任。它要直接地负起自1975年夏天以后恢复葡萄牙资产阶级秩序的责任。它已经作为在整个欧洲北部，保证资产阶级秩序相对稳定的主要政治工具。

　　但是社会民主党之能够继续影响无产阶级且又可能够周期性地复苏过来，可说大部份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攻势。如果没有斯大林主义的力量的加强，30和40年代的革命危机一定会产生出群众的革命党。

　　斯大林主义要直接负起以下几次无产阶级的重大失败的责任，特别是在1933年的德国，1936-1937年的西班牙，1944年的希腊，1945年及1953年的伊朗，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和1973年的智利。

　　即使在一些帝国主义（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和半殖民地国家中，还没有直接造成流血的失败，斯大林主义也已经破坏和导致了许多本可获胜的群众动员走向失败。而且，它还在广大的群众中加深失望情绪、制造分裂，歪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念和运用，把它等同于为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辩护。经过几十年推行阶级合作政策和错误教育工人阶级，我们可以说，斯大林主义在很多国家里已挫伤和倒退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一点，就是斯大林主义首先是俄国革命的孤立和工人国家在社会经济落后状况下官僚化的产物，但是却变成这个堕落主要的动因。苏联和其它官僚化工人国家之所以有一个压迫工人，以至剥夺了他们本在资产阶级政权之下，都能争得到的政治与工会自由的政治制度，斯大林主义应该负责。

　　日常的压迫，群众缺乏真正的政治权力，对匈牙利和捷克政治革命进行军事干涉，威胁波兰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这些作风都在使世界极大部份的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深深怀疑，使社会主义在他们的眼中失去信誉。官僚层愈要想尽办法来称它的政权为「现存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那就愈有利于资产阶级发动思想的及政治的运动，来使工人阶级迷失方向，而且在工人的队伍中散布怀疑情绪。

　　（30）斯大林主义官僚层虽然在苏联兴起而且取得政权，但是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国际下的各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化以及各共产党之臣属于官僚层的利益的过程，并不是同时发生，而且程度也是不同的。

　　在统治阶层腐朽的例外情况下，中共、南斯拉夫共产党和越共都是由共产国际中斯大林主义兴起时所形成的队伍所领导的，而且具有经验主义和官僚的犬儒主义。但是这几个党都有夺取政权的意志。他们不顾斯大林的意志、计划和命令，领导革命直至推翻资本主义。

　　有些共产党接受克里姆林宫反革命政策代理人的任务，达到了要破产以至自杀的程度，倾向是中共、南共、越共这三个党却不同；他们在群众的压迫之下，知道怎样领导反对占领军和帝国主义，以及同时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看来，他们履行了革命的任务。

　　但是，由于他们的斯大林主义教育，对群众的专横态度，窒息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以及接受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些新的工人国家的功能和结构，从开始就已官僚化了。这个事实也大大地加速了官僚层的生长。

　　（31）古巴革命产生了西半球的第一个工人国家。这个革命的特点是它由非斯大林主义的队伍所领导的。

　　这个领导层并没有指望在一国之内建立社会主义。它反而要提出至少要在美洲大陆，推广革命的问题。它在1960年发展了一条可以用「社会主义革命或革命的讽刺画」这个公式来表示的路线。这可以说它在它的经验的基础上是走得最远了，因为这个路线和不断革命的方向非常接近。它与群众的关系与中共或越共领导层之对群众的官僚控制完全不同。

　　由于以下的因素，卡斯特罗领导的原先的特性已经开始变化而且继续在变化：在最强大的帝国主义武力直接威胁之下保卫古巴工人国家的必要性；对苏联官僚层的军事与经济的依靠；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起伏不定，及其对古巴群众的动员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最后一点是这个已经吸取了苏联官僚层观念的重要部份的领导层的思想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社会、国家和党已开始官僚化，但是这个官僚化尚没有产生政治的反革命和硬化的官僚层。因此古巴还是一个带有官僚畸型现象的工人国家。

　　由于世界革命正处在兴起的，而不是在衰落的时期，古巴领导层坚定地支持中美洲的革命斗争。在新的革命胜利影响之下，这个领导层还可能在不断的分化与破裂中继续演变。

　　从官僚特权巩固的程度，群众与领导层之间的关系，以及领导层与国际资产阶级的关系等角度上看来，并没有理由要在古巴号召政治革命。

　　政治革命问题只能在具体经验与阶级斗争的事件证明已经没有可能改良的情况下提出：像群众和领导之间已经有了不可弥补的间隙；官僚层为了保护其权力与特权，要以专政来粉碎群众；在国际上采取反革命的政策。

　　说没有理由要在古巴进行政治革命，即用暴力推翻政府，并不是说在对付卡斯特罗领导层时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放弃他们自己的纲领。

　　第四国际的纲领是不能分割的，这个纲领是一个整体，应该在这纲领的基础上在全世界建立第四国际。

　　（32）波兰政治革命的开始已经特别尖锐地证实中明世界革命的一致性。由于目前波兰无产阶级的战略地位基本戱上是与苏联官僚层对抗，因此政治革命无法在波兰境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波兰工人的革命运动不但需要在东欧和苏联得到支持与扩张，而且需要在资本主义欧洲及全世界得到支持与扩张。

　　在世界的保守势力——从西方的银行家到克里姆林宫，从梵蒂冈到国际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反对波兰无产阶级的大胆行动的情况下，波兰无产阶级自然的同盟军就是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使后者认识到，在这即将到来的较量中的利害关系，是一件迫急及必要的事。

　　波兰政治革命的胜利，会促进政治革命向其它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扩张以及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一连串资本主义国家重新兴起。相反地，如果克里姆林宫用野蛮的武力将这革命镇压下去，这就会对整个世界的工人运动施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对资本主义欧洲、北美洲及日本的工人运动。

　　当然，被1980年7、8月以来的波兰无产阶级的巨大的蠭起所激发出来的力量是如何此的广泛，所以它不会遭受到像1956年的匈牙利或1968年的捷克那样惨重的失败。从中期和长期看来，抵抗运动的继续和斯大林主义世界危机的加深，就会成为解决主观因素危机的动力。但是在短期内，克里姆林宫的干涉会在全世界引起恶劣的效果，这个可能性决不能被低估。

六、建设第四国际的当前阶段

　　（33）最后分析起来，人类的危机可归纳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导的危机。

　　以第四国际纲领为基础建立群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则是革命在世界规模上胜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它的原因是：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暴动和群众动员中，城市和农村无产阶级占有压倒性比重；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要击败的敌人不论在社会经济方面和在政治方面都比前几次成功革命中的敌人要强得多；在革命蠭起中所面临的任务是非常的巨大，也非常的复杂的。

　　建立有群众的第四国际，是开始解决这个历史任务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实践这点有很多困难，其原因是：阶级斗争的开展实际上发生在国家的或地区的范围之内，由十分不同的社会构成，而且还具有因此而来的无产阶级实践和意识方面的障碍与矛盾。

　　为了综合经验，逐渐使无产阶级队伍的意识能够一致，除非在世界革命的三个部份毫不妥协地保护每一个国家受剥削的人和受压迫的人的利益和斗争以外，没有其它的道路。这个保护无产阶级当前历史利益和直接参加三个部份的斗争的做法，就表示第四国际及其纲领体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利益。

　　在世界革命的三个部份之间，没有什么事先规定好的优先程序。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在每个部份中，革命前夜和革命中的危机，都依照其各个社会具体的特殊矛盾，经常地爆发出来。革命者必须支持所有的无产阶级动员。这个支持决不能从属于所谓全球的优先程度（譬如优先保护「社会主义阵营」，优先进行反帝斗争，或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应该首先斗争等。）

　　第四国际的发展是直接与群众的反对资本主义活动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意识的进步有关的；这附带地解释了第四国际发展缓慢的客观原因。这也可简括为世界无产阶级意识水平的平均减低。其基本原因，是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在1923年至1943年间长期引致世界革命受严重失败积下来的后果。这个后果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的蠭起，被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之叛卖政策所加强。自从1968年以来，建立第四国际的客观的和主观条件已经改变了。第一，无产阶级的比重和它的斗争方法已变得越来越（日益）占优势，而且反官僚的动力也变成工人动员中的一个经常存在的因素。其次，当工人阶级一般的阶级意识开始上升的时候，一个政治的和工会的战士层份，经过不同的孔道，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工人阶级和它的改革联盟者内部出现。一切斯大林主义、改良主义和民族民粹主义，在思想和政治上对这些战士们的控制已开始衰落了。

　　在政治平面上，上面的事实是由这些战士——团聚在一个政治组织之内或者偶然在群众组织之中——所采取的立场和第四国际立场的会合所表示出来。这两个互相关联的事实在目前阶段构成建立第四国际的架构。

　　（34）尽管在1976年至79年时期第四国际的建党工作进展得稍为缓慢，而且1979年的分裂也加重了这个停滞，但一般说来，这个建党工作，自从1968年便有了重要的进展。第四国际经历了有意义的地域扩张。好几个支部已经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相信大规模的组织机构和影响力，以致可以保证它们的政治发展并开始锻练成真正的全国性的领导层。

　　建立第四国际工作上的任何进展是与阶级斗争的发展，与它政治干涉的能力，和与它特殊重要的组织概况有密切关系的。

　　在建立支部的时候必需有确定的范围和坚实的结构，必需有一份定期出版的机关报和稳固的组织机构。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对先进的工人层份和其它的革命组织有真的吸引力，保证任何重新组合过程的可能性。

　　由于斗争的复杂和阶级意识的发展，革命的政党不能是一元化，革命的国际更是如何此。他们从成立开始，一定要能够保证丰富的内部讨论，接受不同意见的存在，同时依据多数决定的路线，实现行动上的统一。

　　因此，从成立开始，每个支部必须包括两个必不可少的因素。第一，明确地保护少数意见为他们立场辩护的权利，直至保护他们在行动纪律范围之内有组织倾向和派系的权利。第二，各级组织之中应当执行集体的活动——这就成为少数派权利的保证，而且也是反对永久的派系主义，小圈子主义和其它长期作宣传团体残余最有效的方法。从这点出发，领导应向任何使他们萎缩为派系间层份联盟的内部力量斗争。他们必须成为整个组织的领导。

　　国际的建立不能降格为各支部的总和。对国际政治基本特征的了解，对最重要的斗争组织国际性的团结运动，对支部的建立的援助，与对全国性新的革命流派的讨论及交锋——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不光是简单交换资料，而是一个真正有组织的国际。所以这个国际在下一时期的特别任务是：考虑国际及其支部的具体的发展阶段，重新加强国际中心，各国支部的领导不断增加参与这国际中心及国际间的活动，定期出版通用语言（如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等）的国际机关报，设立国际性的干部政治教育中心，以及使国际机构具有真正集体主义的功能。

　　（35）把支部转变为在无产阶级中具有真正群众基础和影响力的政党，主要地要靠以下两个因素。第一是，工人先锋队和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成熟。第二是，对工人在深刻经济危机和不稳定社会和政治局势中所面临的问题，他们能够有给以具体答复的能力。

　　因此我们极需要用全力使我们的支部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生根。领导层应该有系统地和集中地推动这个「转向」的政策，使支部的多数党员参加工业工人的队伍。这个政策应该使工人的客观要求和特别专心的事务成为领导层注意的焦点，其结果应该是支部工作重心的转变。这个政策应该使我们加强与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有机的连系，而且有利于我们在日常斗争中及在工会中采取联合的行动。这个政策应该有利于我们对党及对工会进行干预，使我们可能把联合行动、政治争论与纲领的比较等工作有效地结合起来。

　　我们的支部之能够在无产阶级之间播种，以及我们的支部之能够对先进工人提出的所有问题进行干涉，使我们有可能争取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斗争。这样，这个先锋队就能够充分地表现出向斯大林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民族的民粹主义者挑战的力量。

　　因为工人反对紧缩政策的斗争将会愈来愈大，左的倾向将继续在工会中发展，所以使我们植根在工厂的政策将会更重要。建立支部的成绩是否会有质的不同，是否会有巨大的进展，就要看发生斗争的工厂与工会之中是否有我们的力量，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够发动在改良主义政党中的工人和工会会员激进化的原动力。

　　（36）工人阶级的青年（年青工人、学徒、受技术训练的青年，年青失业者等等）在青年动员中扮演逐渐增大的角色。与60年代比较起来，即使学生还能发动广大的斗争，但他们已不再是年青人斗争的主要部份。

　　年青工人已经参加过不同主题的斗争：反对种族主义，争取工作机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事主义，妇女运动的要求（堕胎权）等。这些对不同主题的感受，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剥削和官僚层压迫的感受，反过来就促进了整个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的阶级意识的提高。

　　政党和工会的组织机构对这些层份的控制，不像对其他层份的控制那么强。在工人的蠭起中，一部份青年工人直接参加革命组织的可能性比其它层份大。这反映了阶级意识的形成与激进化的不同方式，而这点与年轻一代的兴起是有关连的。

　　历史上很多例子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从建党工作的各方面看来，都迫切地需要创立与加强革命青年的组织。这个组织在政治上支持支部的立场，但在组织上独立于支部。这个组织是吸收年青工人及教育工人作为党未来干部的最合宜的工具。

　　这个组织也是在青年学生中介入学生运动及保护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特别工具。

　　这个组织可以使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参加反对压迫妇女的斗争，因为这个组织会把青年工人反对剥削的斗争和年青妇女反对压迫的斗争结合起来。因此，在不久的将来，由于青年组织中年青女工数目的增加和更加女工负起领导的任务，这就会有助于支部构成的改变。

　　青年组织样能够在工会工作方面与支部合作，因为工会是形成革命的工人战士的一个良好的场所。

　　为了能够接触广大的青年层，革命青年组织应该集中他们的力量在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上，且应该通过一份有生气的全国性报纸来发动这些运动。他们应该以这种方法来满足激进青年愿意采取行动的要求。

　　青年组织的建立，如果与工业转向的政策连在一起，就是形成革命领导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革命领导将会有领导斗争的经验，有策略的头脑，有察觉工人群众需要的触觉，而且有吸收运用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的能力。

　　（37）改良主义群众党和工会内部的分化和派系斗争，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反映了阶级斗争的白热化。虽然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但它们也反映了无产阶级中重要层份的激进化。这些重要层份的激进化是因为对官僚机构所提出的实际建议的前后不一致所引起的。

　　虽然这些分化还是很局部的、很有限的，但是一旦了解了这些分化的客观原因以后，我们就能同时掌握住这些分化所解放的动力和官僚机构中的较激进的派系的政治功能。这些较激进的派系，是靠着一部份群众的左倾运动而取得它的领导权的。这些派系的领导不能够与阶级斗争的新领导的萌芽等同起来。基本上说来，他们还是建立阶级斗争的新领导道路上的障碍物。

　　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遇到这种反对力量蠭起的时候，决不可以因为以上的结论而采取教派主义的谴责态度。其实，我们主要就是要了解，他们的产生是有利于动员，有利于在工会中发动群众，有利于政治辩护——因为这些都是帮助工人的意识进步的因素。

　　就是为了支部不要把这个社会的政策现象和已被大众所认知的领导（英国工党的本恩，加泰隆尼亚总罢工社会主义党的左翼，意大利的金属工人工会联会，比利时的社会党和比利时总工会）的规划和战略混淆起来，各国支部应该支持和鼓励工人运动寻找另一条政治出路。

　　在目前这个时期，这个区别在政治上和在实际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其理由有三点：第一点，是阶级矛盾的情势。当一个斗争的运动决定性地发展起来和动员起来时，即使是基于有限的要求，也会牵涉到反资本主义战略的问题。所以，许多工人马上看到一个矛盾的现象，就是这些领导支持立即的经济要求，但却拒绝组织和集中斗争，发展它的民主的自我组织，和提出政治的解答。第二点，在这些左派的中心，由于官僚机构和先进工人层份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我们发现许多战士正准备在战略和纲领的平面上，采取反对紧缩政策的斗争。第三点，由于我们的组织力量虽然有限但也不小，我们的实际建议，也有不少的听众，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些反对力量中争取政治的领导地位。这些左派的底层和中层干部，能够发展到比他们的领导更左的立场。

　　从政治和工会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和反对力量能够从工人阶级中吸收他们的力量这个事实之间的相互影响看来，支部在工会反对派组织中所争取到的地位，与他们促进团结的力量和行为，主要地决定了他们影响左派力量政治思想的程度。没有这种在工会内部的工作，我们就可能会变成这些反对力量的「宣传」顾问，而且会有采取教派主义或适应主义的危险。阶级斗争倾向的建立，会逐渐地与改良主义党内部的分化和政治的发酵联系起来。

　　因此，支部一方面应该具有干涉这些派系的能力，并在某些联合行动的具体建议基础上刺激他们的发展，另方面就不应该向他们适应，政治上被他们内部给「融化掉」。支部必须对领导这些派系的官僚分子所散布的混乱思想加以清晰的答复，提出适当的建议来发动他们，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和他们辩论战略的问题及建立革命党的必要性。

　　支部应该尽量掌握机会，与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党员，甚至于他们的干部进行对话，以及与这些党的各个部门及其青年部门采取较长久性的联合行动。这种对话和联合行动主要依靠支部在政治上采取主动的能力，以及他们的工人战士在工厂和工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定。

　　在改良主义党的各个部门中所展开的纲领和战略的辩论，有的时候也会触发中派主义组织的政治（有时候也是组织的）危机。从现阶段开始，朝向他们的任何攻势，发动任何的共同行动，一定要采取联合阵线的方法。中派主义组织的力量比我们的力量大得多。与中派组织统一的先决条件就是在主要的战略问题上，在民主集中制上，及在建立第四国际的必要性上，都要有一个极清晰的观念。

　　如果我们对这时期的战略任务有清晰的观念，与中派主义力量的融合和重新结合就能触发改良主义党和工会之内的分化。

　　在改良主义组织之中的长期的工作，只要基本的前景是建立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就能依照改良主义组织之内的政治发展，得到真正的成果。但是，为了有成功的希望，这个工作需要政治认识非常结实的干部，小心的领导和较强大的组织力量。

　　（38）苏联和中国官僚层的反革命路线，半殖民地国家的极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波兰的爆炸和官僚统治制度的分裂，以及世界革命的主要发展等等事实，都促使在实践上与改良主义、斯大林主义、和人民民族主义决裂的政治力量的兴起。他们的观点在很多地方是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相同的。

　　第四国际对于这些流派的政策，就是第四国际能否建设起来的量尺，也是第四国际能否与先锋分子的发展过程取得联系的考验。

　　使这些先锋分子的政治进步不会遇到障碍的必要条件，就是保护第四国际及其纲领。没有这个政治的斗争，某些接近我们的立场的战士及流派会参加托派中的教派主义的组织——这些教派主义以纲领的宣布代替与真正的革命过程联系——或者停止在中途，或者甚至于会迈向斯大林主义的立场。

　　（A）中美洲革命的发展，使孤立的古巴革命在拉丁美洲中打开一个缺口，而且开启了在这个区域的阶级斗争经验的新的一章。

　　所有的革命者在以下几点对桑解阵线和马地民族解放阵线的经验都会特别感到兴趣：

　　（1）政治组织，群众工作（特别是工会工作）与不同的武装斗争形式之间的联系。

　　（2）群众组织的任务及其结构，如国内防卫委员会或准备和发动暴动的民众委员会。

　　（3）就马地民族解放阵线而言，它之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和它在1979年10月之拒绝无条件地接受属于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和共产党所合作的改良主义运动，有密切的关系。

　　（4）革命组织在马地民族解放阵线——革命民主阵线这样一个阵线中能够建立起在政治、工会和军事方面的政治及实际事务上的统制权。

　　这些贡献以及他们在阶级斗争中所采取的组织形式，表示有自觉的先锋分子在思想上逐渐接近革命马克思主义。懂得如何去认识到这一点，如何与这些力量对话，以及无条件地支持他们的斗争，就是建立第四国际的一个条件。

　　像桑解阵线和马地民族解放阵线这样的组织，是一个首创经验的成果，这个首创经验是在二十年坚持不懈的斗争中积累出来的。所以在某方面，比古巴革命的经验更丰富，更先进。从古巴革命的经验中，他们也综合了越南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虽然他们主要地是受了卡斯特罗领导层的影响，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政治特性。

　　这些组织结合了主要是在革命中锻练出来的干部和战士。他们必然会遇到以下的问题：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及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而斗争；官僚层的本性和任务；对波兰工人斗争的态度；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的任务；过渡社会中的主要问题……他们的前途与许多强大的国家因素和国际因素有关。但是我们不要先验地对他们的发展和进化定一个极限。

　　从现在开始，中美洲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完全成为这些组织的战斗的一部份，必须完全成为建立先锋党的计划的一部份，而在这先锋党之内为他们的立场而辩护。因此他们应该能够干涉这些派别的发展和方向。

　　（B）革命之在中美洲扩张，它与帝国主义矛盾的尖锐性，以及这些组织的具体经验的有利条件，反过来都可以在卡斯特罗领导层内部产生一个新的国际主义的突然兴起或重新组合。

　　卡斯特罗领导层之站在支持中美洲革命的前列，提高了它之作为反帝战士的声望与权威，同时也增高了它对于无数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革命先锋分子的吸引力。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支持这个承担的义务。他们从这些经验中学习。但是这个态度并不意味与古巴国家目前的外交立场站在一条线上，也不意味，当卡斯特罗领导层采取一个违反群众利益的错误立场时，要保持静默。

　　如果不支持古巴在安哥拉反对南非联邦的军事干涉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在非洲建立革命的组织，但是如果不挑战卡斯特罗领导层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埃塞俄比亚的军人执政领导层和政权的态度，我们也不可能在非洲建立革命的组织。如果在许多拉美国家中不反对古巴支持资产阶级政党——像墨西哥的制度革命党——的政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革命；更明确的是，如果不批评古巴的支持苏联干涉捷克及其对波兰事件的态度，我们也不可能在东欧建立革命的力量和与先锋分子联合。

　　古巴领导层领导古巴的革命过程和支持革命向某些国家（如中美洲）扩展，在这方面看来，这个领导层是革命的。但是从整个世界革命的观点看来，古巴领导层一方面支持革命的扩展，另方面却与苏联的国际政策某些主要的立场站在一条线上，所以在这方面，古巴领导层却不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了。这就使它采取了违反工人阶级基本利益的立场——这可由它对波兰工人的重大斗争或对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国家某些政治发展的态度上得到证明。

　　在某些平面上，我们需要与这个派别采取联合行动和合作。同时，为保卫工人阶级的总利益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政治斗争，是保证第四国际生长作为群众的革命国际的唯一方法。

　　（C）关于一个正在展开的革命，如伊朗的革命，第四国际要区别阶级力量的动力和群众所认同的思想。而且，当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吸引中心还没有存在的时候，第四国际了解传统的民族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所产生的效果，所以它要尽量地解决先锋分子之中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不平衡性。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与中派主义和激进的反帝派中有明显政治思想的力量、工厂委员会中的先锋分子和被压迫少数民族运动中最激进的派别对话。

　　（D）在所有「人民民主共和国」和苏联阵营，波兰目前具有能够比较大规模地使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复兴的最有利条件。

　　革命社会主义派的形成，必将牵涉到以下的斗争：保护马克思主义，保护明确的反帝立场，坚决地巩固团结工会，保证团结工会的民主，以及为波兰工人的斗争澄清战略的目的。

　　在组织团结工会展开的斗争与巨大努力中，领导人、先锋分子的核心和波共产党员都会出现向马克思主义认同的。他们在实践中会很快地学到许多东西。

　　革命马克思主义战士应该和他们在一起，共同地建立群众组织和所有反对官僚层的统一斗争组织。同时，保护第四国际的国际立场，保护政治革命的纲领，以及保护在这个基础上的先锋分子的组织，是准备必然到来的新发展和力量较量必不可少的因素。

　　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崛起，亦代表了最近几年里在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中最重要的政治发展之一。

　　在文化革命时红卫兵的经验和群众几次三翻的动员被断绝以后，被一直存在而且常常是严厉的镇压所锻练起来的民主运动，已经把自己强加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它的活动及它的思想还是很多样化的。但这个运动中明显的马克思主义一翼，常常在发动民主运动上及其间加深的政治辩论上，扮演着主动的角色。与这个流派联系及参加这些纲领的辩论，是中国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再生的条件。

　　（39）国际及其支部必须将它们的力量致力于三个重要的运动上。第一是支持中美洲的革命蠭起，第二是给波兰工人可敬的反官僚斗争最大的支持，第三是反对资本主义国际性的紧缩和再军事化的攻势。

　　（A）自从对越南的反革命干涉以来，帝国主义已经在中美洲和在加勒比海地区发动了最重要的反攻。它直接地支持独裁者和反动的政权。它的目的就是阻止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工人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以及阻止革命向中美洲（首先向萨尔瓦多）扩展。

　　保护尼加拉瓜、格林纳达和萨尔瓦多的革命，支持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解放战士，和保卫古巴工人国家，是国际及其支部的中心任务。

　　这些运动必须加强帝国主义国家工人的行动与反帝的意识。

　　这些运动也提高了学习这些革命经验，和进行与站在反帝反资斗争前列的力量对话的机会。

　　（B）苏联和波兰官僚层一刻也不会放弃阻止工人把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名言，即「工人的解放将是工人自己的任务」，变成现实。

　　共产党希望官僚的秩序会被挽救过来。

　　帝国主义已经宣要波兰「稳定」，而且同时正在准备利用苏联的干涉来证明它的反革命国际行动的正当。

　　社会民主党基本上采取同样的立场。他们了解波兰工人阶级的行动在实际上与它们在帝国主义国家抑制工人斗争的政策有抵触。

　　对于团结工会、它的要求，以及工人所发动的行动，第四国际必须更要扩大现有的国际团结运动。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坚持不懈地支持群众推翻官僚专政和建立工人会议权力机构的斗争。

　　第四国际的支部，特别是西欧的支部，为了克服波兰工人阶级在国际上的孤立，应该有系统地建立与推广团结工会与他们自己国家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

　　具体说来，我们的目的必须是：

　　（1）在物质上支持团结工会，使它的组织能巩固起来。

　　（2）清楚地告诉苏联官僚层，如果他们进行军事干涉的话，工人阶级一定会有巨大的反应。

　　（3）要求帝国主义政府接受波兰债款的延期偿付，或者索性取消它；另方面要求帝国主义采取各种方法（如粮食援助等）来减轻波兰的经济危机。

　　（4）向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和干部证明：有系统地寻求东欧、西欧和苏联工人阶级支持的必要性。

　　以此第四国际能够加强它与波兰工人先锋分子的许多联系，而且激发起在世界革命前进范畴内主张政治革命的力量的重新结合。

　　第四国际的政治革命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观念，已经大大地被增强中的波兰群众反抗党和国家官僚层的斗争所证实。第四国际一定要保卫、宣传和丰富这个政治革命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观念。

　　（C）资本家反对工人阶级的紧缩政策，已经在全资本主义世界实施了好几年了。现在更把这个政策的攻势和重新军事化的攻势结合在一起。其结果就是社会保险、教育和公共卫生经费的削减，工资的减低，使广大群众的反感加深。

　　第四国际一定要把反对紧缩政策的斗争和反对重新军事化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欧洲，反对失业、争取三十五小时工作周和反对社会经费的削减的斗争，和反对在欧洲装置中子弹或巡航导弹、反对北大西洋公约、争取单方的核子武器的裁军和主张大量地削减军事费用的斗争之间的联系是清楚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