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近来你们党的一些领导人，团体和公开出版的书报提出了一些供辩论的主要原理，这些原理长期以来指导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国家的政府的活动。
没有人能忽视或缩小这次辩论和你们提出的见解的巨大意义。这次辩论牵涉到战略策略的中心问题，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念及其作用。苏联共产党也意识到这一点，并通过波诺马廖夫宣称，各国共产党对和平共处原则所持有的见解决定它对自己的内外政策路线，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地所采取的策略等其他许多问题的态度。
第四国际自成立以来在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内部一贯和目前你们正在反对的见解作斗争，我们支持你们反对苏共的领导及世界大部分共产党的领导所持有的机会主义见解的斗争，这种见解和列宁主义的思想和准则是相违背的。它使某些欧洲国家的共产党的工人运动和殖民地革命中的某些进展遭到严重的挫折，它使强大的共产党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它使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更有利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困难起来。
这种讨论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有必要回到列宁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准则上来检查共产主义运动、工人阶级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对待世界革命问题上所采取的战略和策略。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工人阶级国家的联盟从这次讨论中只会得到好处，这次辩论的目的是对这个时期的革命重大问题取得一种真正的共产主义见解。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亚洲封建政权的斗争中，在经济建设中，在通过充满着新前景的人民公社等实验而发挥群众的创造力方面，获得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今天正是中国共产党起来反对官僚主义的反革命见解，这是不足奇的。这些见解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国家的领导中成为不可辩驳的真理。
到目前为止，辩论是含糊其词的，是针对第三者说的，有人试图解释这种辩论是针对南斯拉夫的领导。但大家所辩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政策。
和平共处的思想，达到普遍裁军可能性的幻想，支持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政策，对帝国主义可能性的理想化，这一切都是苏联官僚主义以及几乎所有工人阶级国家和共产党所奉行的政策中的基本点。南斯拉夫的领导在许多情况下也抱着斯大林及其继承者所编造的这一套思想观点。
和平共处的思想过去和现在仍然苏联官僚主义外交政策的基石，这种思想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讨论中被认为是和列宁的思想相违背的，蒙蔽了群众使他们看不到帝国主义的实质。这就是说，苏联的官僚主义早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就放弃了依靠群众的革命运动、依靠世界革命的思想。它依靠本身的军事经济势力，依靠无领导的殖民地革命和各国共产党的压力而企图和帝国主义谈判，达成协议，避免突变。
各国共产党成为对其本国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施加压力的集团。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象在你们国家和南斯拉夫，是不顾苏联的官僚主义而发生的，你们壮大了力量来反对在一九四五年和蒋介石谈判，企图把你们的斗争断送给蒋介石的那些人。越南的革命，朝鲜的革命战争从你们方面所得到的援助要比从克里姆林宫得到的援助大的多。
和平共处的政策在雅尔达会议上要把世界瓜分为势力范围，这个政策也导致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把政权和武装交给消弱了的本国资产阶级，这个政策也使希腊的革命遭到失败。
和平共处的理论和政策帮助了资本主义夺回阵地，控制欧洲群众性的共产党，使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这个理论和政策使共产党在殖民地革命的新高潮中孤立起来，而你们的革命胜利毕竟推动了这些国家的革命。因此，这个理论和政策目前更不能在革命的过程中和工人阶级国家的发展中得到支持。
随着世界革命的每一进展，无论是在古巴、刚果、老挝、土耳其和日本，或以前在伊拉克、黎巴嫩和危地马拉，帝国主义加强着它的军事机器，各区域的条约和联盟、原子舰队和沿着苏联边境的原子基地。“日内瓦精神”后来的“戴维营精神”以及一切共处和谅解的精神一个接一个地破产。中国在经济方面和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并未有助于共处，相反，它加剧了现有矛盾。
苏联本身和中国一起，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时，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东、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黎巴嫩和约旦、保卫伊拉克的革命，在古巴和刚果事件中，不得不使用威胁，发出使用原子弹和派遣志愿军的最后通谍。在紧要关头并不能用和解的态度来制止帝国主义。
你们的反对意见不仅是针对着和平共处的思想。和平共处有联系地争取裁军的斗争也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概念的产物，是从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货库中借来的，列宁会激烈地反对这种思想。
所谓“争取和平的斗争”，实现普遍裁军的浑象，几年来已把群众引入歧途，使他们在为反对战争的真正动员中解除了武装，把他们置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各种和平主义者的领导下，这些人就是原子战争的恐怖说服世界和帝国主义，正如别人在第一和第三世界大战中说服帝国主义一样。共产主义运动不去动员群众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而是在征集签名和发表公报等运动中被利用来充当积极分子，则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以英国为例，在那里进行了反对战争和争取单方面裁军的动员，这种单方面裁军是裁军的唯一有效的形式，它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引起广泛的反应，这一点表现在最近英国职工代表大会上戈兴斯所领导的一派获得胜利。在日本也掀起了反对原子弹的运动，这一切表明已经有足够觉悟的人民能够动员起来反对原子战争及其策划者，甚至采取革命的行动。
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帝国主义阶段中进行目前的扩军备战，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为了实现裁军、和平共处和和平竞争，就不仅要消灭几个“战争贩子”。正是帝国主义制度本身为了自身的生存，反对工人阶级国家和世界革命而武装起来的。经济军事化虚伪地提供了市场，使资本主义经济先受严重的危机。争取裁军的斗争掩盖了帝国主义的真正状态和实质，而正如你们某些人所指出的，迷惑了群众，使他们不采取真正的革命手段来制止帝国主义进行原子屠杀，使他们不进行真正的斗争来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克里姆林宫领导者对待不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政策是与帝国主义共处政策的一部分，这种政策的目的在于以帝国主义和各国资产阶级施加压力来代替群众的革命发动和革命。
殖民地运动中资产阶级领导在许多情况下向工人阶级国家寻求经济、外交和技术方面支持，其目的在于抵抗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在群众中巩固他们的政权。苏联同这些资产阶级做生意，贷款给他们，在外交斗争中利用殖民地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完全允许的。苏联官僚主义的领导者不但拿棉花、机器、油或贷款来做买卖，而且也拿共产党做买卖。
埃及的共产主义战士们被监禁；叙利亚共产党解散，克拉拉邦事件是一个可悲的失败；赫鲁晓夫在印度和中国政府之间保持中立而掩盖了尼赫鲁政府对中国革命的侵略性。伊拉克共产党不去领导群众运动而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伊拉克革命停滞不前，它的力量在伊拉克和莫斯科的外交联盟以及大石油公司的经济势力之间中立化了，而在这个时期阿拉伯革命本来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从阿尔及利亚群众的革命中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而实际上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法国共产党没有能力组织和领导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斗争，把法国群众引向失败，这表现在戴高乐的上台，这都是由于法共同“民主”的资产阶级政党谋求联合和妥协的缘故，印尼共产党给苏加诺以无条件的支持，现在却受同一个苏加诺政府的迫害，以宣布为非法的威胁。
拉丁美洲共产党被利用来满足莫斯科的外交和贸易上的需要，同时不是支持资产阶级领袖就是支持小资产阶级领袖。阿根廷共产党投票支持费兰迪西，后者后来宣布共产党非法，巴西共产党投票支持古比塞克，后者继续把共产党当作非法并支持劳特——共产主义的敌人，共产党重新合法化的反对者，同莫斯科建立外交关系的反对者。哥伦比亚共产党在选举中支持雷拉斯·卡马尔戈，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委内瑞拉共产党支持拉拉沙巴尔，玻利维亚共产党支持巴斯·艾斯登梭罗，共产党到处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活动，有的举起更加含糊的旗帜，就象以前对待古巴的尼蒂斯塔那样。
支持资产阶级的这种政治路线使不少革命运动遭到失败。自从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列昂·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就起来反对把党从属于蒋介石的资产阶级领导的做法。你们的革命在执行民主革命未完成的任务的同时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方面获得了胜利，这个你们称之为“不断革命”的革命完全不同于斯大林主义关于资产阶级革命被时间和领导这一革命的阶级从社会主义革命隔开的理论。
推动着阿尔及利亚、古巴、中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的动力也就是“不断革命”，“永恒革命”的动力、和克拉拉、伊拉克、印尼的惨败形成鲜明的对照。
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和各国资产阶级共处是和殖民地革命的进展不相称的。正是这种新的群众运动（撇开降为小小集团的孤立了的共产党不谈），复活了社会主义思想，以便通过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势力的革命斗争使自己的国家摆脱落后状态。
你们的革命，虽然获得了胜利，也不能不依靠朝鲜、越南和其他领国人民的革命发动，这些国家的人民防止了帝国主义在亚洲建立其战争阵地。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尼赫鲁和苏加诺之流成为旨在孤立和阻挠亚洲中国革命的新政策的代理人。
这种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严重歪曲，其根源何在？这种歪曲使世界工人运动遭到失败，把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大部分引入歧途。
这是官僚主义专政强加于苏联及世界各国共产党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表现。这是官僚等级制的表现，它在苏联取消了列宁的老布尔什维党，迫害和暗杀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老警卫，抽掉了共产国际的革命内容并在解散共产党国际之前利用它为自己的外交政策服务。你们今天所捍卫的列宁的传统和观点就在那里被扫除了。
苏联的命运和世界革命是紧密相联的。关于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同一国的胜利、在殖民地革命中对资产阶级领导的支持、裁军、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等理论的发展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利益造成的，而是由于官僚等级制的利益造成的，这个等级制是乘世界革命遭到挫折的有利局面，在第一个工人阶级国家受包围的状态下、在苏联群众没有得到外来的经济和革命的支持而坚持革命胜利的情况下，在苏联占了统治地位的。
今天卡德尔在你们的观点和当时托洛茨基所捍卫的观点中间找到类似之处、托洛茨基反对以斯大林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庸俗化，捍卫列宁主义关于世界革命的原理，反对使中国共产党从属于国民党，反对降低共产国际的实质和革命作用。
今天第一个工人阶级国家不再是孤立的，力量对比是向着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的。殖民地革命中资产阶级的作用在无数场合下已表现的非常明显。殖民地的革命在前进，而把共产党撇在一边，共产党已沦为（对政府）施加压力的集团。一系列的挫折和被孤立的状态是斯大林主义的原理能够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但这种情况已消失而被另一种情况所代替，即革命和工人阶级国家获得巨大的发展。
这就是工人阶级国家，在殖民地革命运动中，对思想和纲领的重要武装，对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准则上来的要求日益加强的深刻原因所在。这就是你们所倡导的这次新辩论的客观基础。这次辩论是共产主义和革命运动的客观需要，是制止不了和掩盖不了的。
你们的领导持有这些观点并负有运用这些观点的重大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没有官僚主义特权。但是，同志们，我们知道能促使你们的革命继续前进的那些巨大推动因素。十一年来的发展和更长时间的革命，为了经济建设而对群众进行广泛动员，公社的新实验，为了反对侵略和支持亚洲革命而进行的经常动员，这一切因素在中国和中国党内引起了新的需求，人们所关心的新问题，和造就了不满足于斯大林主义的老一套的新的一代。这种老一套在革命道路上每前进一步你们也不得不加以放弃，你们所拥有的革命的巨大潜力和源泉，无疑对你们自己，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会有影响。你们的成就和发展速度对共产党人的觉悟会有影响。中国革命的成就清除了在你们广大党员群众中存在斯大林主义主观基础，就象以前清除了其客观基础那样。
这不仅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内，苏联本身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随着各种成就和科学进步，斯大林的神话也破产了，苏联制度中最令人憎恨的方面也发生了变化。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波匈革命，南斯拉夫经济的发展和它的工人监督的进展，这一切都是客观变化的反映。你们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对于在基本问题上回到列宁主义道路上来所表示的关心，这是符合于这些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客观需要的，而这个运动的观点是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新的需要相对抗的。
你们的观点在这些工人阶级国家的领导中所引起的激烈反对不是工人和共产党员群众的反应，而只是害怕进行公开辩论的表现，通过这种辩论几年以后将能够推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发展而使它从官僚主义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同志们，你们将会遇到的反抗是这部分人的官僚主义的反抗，对这部分人来说，共产主义运动中工人阶级民主的恢复就等于宣告结束他们的特权。你们在你们党内外所面临的不是关于原则和纲领的辩论，你们的见解将和苏联社会，各工人阶级国家，各国共产党和你们国家和你们党内的保守势力发生冲突，这些势力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革新。
反对这些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见解和观点的唯一途径是反对其社会基础，即反对包括你们在内的工人阶级国家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官僚主义的严重蜕变和堕落。
在共产主义群众，工人阶级国家和世界革命运动中为真正的革命见解开辟道路的唯一途径是允许这样的社会力量插手和自由发表的意见，这些社会力量要求改变目前的见解并清除为这些见解提供基础的官僚主义特权，这些社会力量在客观上和很大程度上在主观上要求革新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策略、战略和组织。这就是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农民，他们是构成新的经济、新的科学、新的社会干部。有必要为他们开辟道路，使他们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共产主义思想的革新和全部发展全靠他们。要信任他们，信任工人，信任建设工人阶级国家的新干部。
这必须从你们的例子做起，用你们在对待经济建设、人民公社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勇气和决心来促进中国共产主义群众中的革新。你们在共产党和政府中的官僚主义做法将妨碍你们发展你们的见解，妨碍你们真正深入世界共产主义群众的心。你们党内各种倾向的自由是发展共产主义思想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充分的苏维埃民主，各种苏维埃政党存在的自由并有权对经济、社会和国际政策，对工人政权和国家的组织，在忠实于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抱有不同看法——这就是在经济战线上和领导新社会方面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力的唯一途径，这是阻止和消除官僚主义特权的唯一途径，这种特权是你们所反对的反列宁主义观点的社会基础。
同志们！
可能有人借口帝国主义国家利用这次辩论而企图限制和停止辩论。帝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几年来期望着人民中国和苏联打起来。这是他们在政治上 无能的表现。公开的讨论将能够加强共产党之间的团结，你们的见解在苏联新的一代中将引起巨大的反应。赫鲁晓夫本身在高级会议上，在古巴和刚果的问题上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这就在客观上削弱了他的独立。
从以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革新当中得到好处的不是帝国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世界中那些由于对革命和国际主义事业的背叛而陷入无能为力的共产主义战士们，是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革命运动。这些运动是在不顾或反对共产党的情况下凭本身的经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果共产主义运动坚持和平共处政策，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幻想资本主义能够改造自己，就会解除社会主义倾向的武装，而相反地就会鼓励资本主义倾向。如果共产主义运动明确地揭示帝国主义的作用并采取革命的策略，工农政权的战略，就会鼓舞和推动殖民地革命的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走向高潮。
共产主义运动一旦重新走上革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工具——的道路，就能够把全世界的殖民地革命争取过来。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固然与工人阶级国家接近并与之结成联盟，但它对斯大林主义所解释的共产主义，对其严重的官僚主义蜕变，思想蜕变和罪恶是相抵触的。
这次辩论能够为消除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命令，它们的独断专制和它们对克里姆林宫的屈从打开一条道路，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生，为建立一个世界革命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共产国际，铺平道路。
同志们！
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欢迎你们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重新开辟的辩论，这次辩论为世界革命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和前景。它勉励你们坚持不懈地发展这些见解，把你们无限的源泉和潜力投入反对反列宁主义观点及产生这些观点的根源这场斗争中去。
国际书记处请你们公开和坦率地讨论，撇开一切假名假信，不采取思想恐怖手段，而是采取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所容易理解的一清二楚的方式。书记处请你们为所有共产主义战士，所有共产主义团体包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和第四国际，开辟一条自由发表意见和辩论的道路。让各国共产党党的成员或倾向自由地发表他们不同于其领导者的意见。你们的党应带头这样做。
确立苏维埃民主，使那些接受工人政权的原则和社会基础而对其他问题具有不同观点的政党合法化。
工业由工人管理，对人民公社的行政机构进行自由管理。
召开所有共产党和其他共产主义倾向的国际代表大会来民主地讨论所有这些问题。
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同志们！
意义和范围最大的一次辩论展开了。参加与否由你们自己决定。要避免把辩论限制在做出单纯行政上的决议。
争取以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新共产主义运动。
争取回到列宁准则上来。
第四国际
国际书记处
米歇尔·班达
当赫鲁晓夫演说的骇人听闻的内容公诸于世以后，它就象在鱼群中扔了一颗炸弹一样使的国际斯大林主义运动中的各国运动集团惊慌失措，而其中感到最震惊、最难堪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几乎三十年来，他们一直把斯大林看作是他们绝对正确的响导、完美无瑕的教师，天才的理论家和光辉的领袖，他们把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当作历史性的宣言，每一个行动都当作具有国际意义的事件。每一本书和小册子都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中的杰作和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不朽贡献。即使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中文版仍在成本万册地印刷并在中国各地出售。而这本书由于错漏百出已经受到了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的批评！
可以附带提一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尽管另人发呕地颂扬斯大林，但他们都是在实际上（虽然不是在理论上）后被迫抛弃了斯大林的一切荒谬的、非革命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后，才能领导中国第三次革命取得完全胜利。如果斯大林的“理论”得逞的话，中国共产党就仍然会在联合政府的形式下寻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和解。但是历史的潮流比斯大林的主观愿望强有力得多，它迫使中共领导人同国民党决裂，渡过了长江，展开了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虽然没有认识到他们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的深远含意，但他们确实帮助了破坏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历史不论怎样变化无常和难如人意，但从来也没有帮助过那些偶像和崇拜偶像的人。它通过尼·谢·赫鲁晓夫，向全世界揭露了斯大林是一个没有教养的官僚， 一个狡猾的骗子，一个残酷无情、蛮不讲理的暴君。
赫鲁晓夫咒骂式的揭露使的中国领导人发表了一篇措词谨慎而又含糊的声明。这个声明除了企图在中国人心目中为斯大林洗刷之外，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它发表在一九五六年四月。接着而来的是九个月的不可思议的、似乎是异乎寻常的沉默。世界工人怀着焦虑的心情则待着他们作进一步的说明，但是这种期望落空了。
就在中国领导人企图以沉默来掩饰斯大林罪行的时候，历史由于自身的罪恶所造成的恶果而感到羞愧和悲哀，它正在准备为赫鲁晓夫的演说上写上一篇血的悲剧性的尾声。这就是光辉的匈牙利革命。
匈牙利人民反对警察镇压和以拉科西—格罗集团代表的官僚暴政的民族起义犹如电击一样击穿世界劳工运动。匈牙利人民以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英雄主义精神和惊人的顽强精神显示了他们对斯大林主义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和把它——个人迷信以及一切——抛进代表着野蛮的过去的那个地狱中去的决心。匈牙利工人自发地建立了工人自治委员会，把工业企业社会化，这样他们就提供了生动有力和不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他们的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他们享有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治理匈牙利的不可夺取的权利。
无怪乎甚至连支持俄国人进行第二次干预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不得不根本改变态度转而支持工人委员会来反对卡达尔的政权了。外交部长卡德尔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国民会议上讲话时提到列宁的态度，列宁当时即使在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居于少数时仍然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认为苏维埃不仅仅是一种组织形式，而且是工人权力的自然的体现，只要有革命的领导，它就能够实行工人阶级专政。同样卡德尔强调指出，匈牙利工人委员会是“唯一现实的社会主义力量”，他们一旦全部承担了政府的责任，他们自己就完全能够清除反社会主义的影响。卡德尔认为一个以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政府是“摆脱匈牙利社会内部危机的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出路”，他得出结论说，匈牙利革命是“以暴力来清算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的第一个重要的实例，这种障碍是一种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的产物。（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南斯拉夫通讯社）①，卡德尔的这番话明确无误地一语道破了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性质。
① 以上卡德尔的话参见《关于匈牙利事件》，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418，421和422页。——译者
铁托元帅是、在普拉的演说和卡德尔在国民会议中的演说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是一服苦口的良药，他们无法一口吞下，中国人对铁托和卡德尔的反应的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充满漂亮词句的文件，美其名曰《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个文件有着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错误，并且把真理歪曲得面目全非，这是不难证明的，但是在证明这一点之前，应当就发表这个文件的可能动机说几句话。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统治着一个广大地区，那里居住着几亿在文化上和技术上都落后的农民。工人阶级虽然在迅速壮大，但同农民相比仍然为数甚少。工农业的生产力使中国居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列，然而为了在经济上取得进步并消除农村苦难和落后状态，中国必须工业化。
但工业化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因素。
一、为了提供投资资金，这个政权能够从工人和农民身上榨取多少剩余价值而不致损害政权本身的社会基础。
二、这个政权能够从外部得到多少经济的、技术的和财政的援助。
遵循着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个空想理论的中国领导人，正在打算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比他们所能提供更多的东西。
农民一切强制推行集体化的企图进行了顽强的反抗，工人阶级则对国营企业的官僚式的集中管理表示不满，这表现在该政权在经济政策上不时地左右摇摆和频频削减五年计划上。
在对外关系上，北京政权面临的困难问题比在国内方面要多的多。中国为了弥补国内资金和基本技术不足，必须利用西方的一切财政和技术来源。但是，要同伦敦和纽约的金融市场保持接触，受到第七舰队的阻挡，而进口贵重的机器和原料，又受到巴特尔法案的封锁，结果中国就依靠苏联官僚政权来提供工业设备。
任何人都不能责备中国领导人同俄国进行贸易。这是完全正当的和进步的。但是贸易应当限于商品之类的物资方面。如果贸易超出了它的合理限度而把政治原则也包括在内，那么它就不是什么贸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罪过就在于此，他们把批评苏联领导的权利换取了卢布和拖拉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就象苏联官僚分子一样，认可只要一个时期的“和平共处”，他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克里姆林宫的援助而在中国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经济。从这种观点出发，国际工人阶级斗争是无足轻重的；在他们眼里。匈牙利的革命就成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障碍，因为这个革命的目的是针对着中苏同盟中的这个属于统治地位的伙伴的。
这一点看来是这个问题的唯一合乎逻辑的答案。
因此，英共领导人和《工人日报》公开和中国人站在一起，自然也就不足为奇而且不是出于偶然的了。
英共领导人既然放弃了在英国采取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他们攻击在匈牙利采取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很自然的了，如果说不是必然的话。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加臭名昭著的表明他们政治彻底破产的事例了。
中国人的声明企图确立——或者不如说是再次确立——五个大前提：
一、社会主义已经成功地、肯定无疑地在苏联建成的。
二、斯大林尽管“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缺乏平等精神……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破坏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法制……损害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严重脱离群众……”但是他“……创造性的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了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表达了人民的意愿……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士……在历史其了重要作用”；
三、斯大林的“错误”并不会使俄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失去作用，因为这个制度“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
四、为了纠正这些错误，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
五、斯大林主义并不是一种制度，铁托“把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作为攻击对象，是作得太过分了”而且，卡达尔政权解散布达佩斯和其他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并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完全正确的”。最后，苏联的干预是一种“正义行动”。①
作为斯大林和苏联官僚政权的一种字斟句酌而且深思熟虑的辩护，这个声明这是无与伦比的了，因此，有必要分别对这五个前提详细加以讨论。
①以上各处引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的话，有许多颠倒原文次序和同原文有出入的地方。这里的译文是根据本文作者的英文引文，参照原文和外文出版社的英译本译出的。——译者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打断了资本主义锁链中最薄弱的环节，并且给世界革命以巨大动力，但是一个环节并不构成一条锁链，而且，正如列宁所一再说明的，受到包围的苏维埃国家，只要仍然同世界经济的资源隔离开的话，是不可能在工业落后和文化水平低下的基础上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顺便说一下，列宁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俄国工人应该像孟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和今天仍然）坚持的那样，拒绝夺取政权，直到西欧工人取得政权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再这样做。列宁坚持认为，苏维埃国家的战略应当是把本国的工业化计划和农民的农庄的集体化同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以及本国工人和农民的需要结合起来，必须指出，斯大林根本不懂得而且从来没有运用过这样一种战略。
不能把社会主义和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或者甚至和计划经济等同起来。它远不止这些。社会主义的前提是人类劳动生产力的非常高度的发展——高到劳动不再是一种义务，而且强制机构（军队，警察，法院——甚至还有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必要性也逐渐消失。
苏联的情况却与此炯然不同。在那里，生产力依然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不仅是义务，而且——如在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改造村——还是强制性的。在苏联，工资办法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国家政权作为一个强制工具（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保安部）根本没有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奏——意味着逐步消除在分配生活舒适品中的不平等现象。这样一种发展阶段的必要前提就是经济上十分充裕。社会主义社会同一个未能把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到美国人民或甚至英国人民的水平的政权毫无共同之处；而且肯定地说，社会主义社会以工人为一方和颐指气使，过着寄生生活的官僚为另一方二者之间在收入上的巨大的、不断增加的差别现象也是根本不能调和的。
国家所有制和集中计划可以大大刺激生产和生产力的增长，在象俄国这样一个一度曾经是落后的国家尤其是这样。但是，光靠这些并不能使苏联的所有权关系变成社会主义的。
谈到苏联今天的“社会主义”，就是理论上的标准同丑恶的、不完善的现实混为一谈了。只有社会主义在西方取得胜利，大大地加强苏联的生产基础，才能够——才会 ——使抽象的标准和具体的现实协调起来。即使到那时，苏联也将仍然是现在的性质：一个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途的过渡社会。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打算为斯大林洗刷的做法是天真的而且有点可笑。一个“严重地脱离群众”的人怎么能够表达人民的意愿呢？只有假设斯大林是现代的摩非斯特匪劣司①或者俄国人是一群宽厚的笨蛋的情况下，一个前提才能使人相信。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是胡说。斯大林决不是中国人说的那样。
如果他是被挑选出来作为列宁遗产的保卫者的话，为什么列宁在“遗嘱”中建议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的位置呢？列宁在逝世前警觉地看到官僚势力不仅在国家行政机构中，而且——更加严重地——在党的机构中迅速滋长。列宁痛恨官僚势力，并且尽他的负伤的身体所剩余的全部精力和热情向官僚势力的一切表现进行斗争。但是，他的这种痛恨情绪丝毫没有主观成分。他痛恨这种势力是因为他知道，就象一棵树往往会被生长在一根小枝干上的寄生虫弄死一样。官僚势力同样也会扼杀布尔什维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即通过苏维埃实行的工人民主）。使官僚势力成为苏维埃的仆人而不是苏维埃的老爷的首要条件是肃清和扫除国家机器中，更重要的是党内的官僚主义玩世不恭的态度和官吏们狂妄自大，正是这方面，列宁最初是逐渐地后来是激烈地同斯大林——他是这个巧取豪夺的社会阶级的领袖和保卫者——发生了冲突。
① 歌德《浮士德》中的魔鬼。——译者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别的原因——列宁才不得不同斯大林断绝了一切同志关系。毫无疑问，列宁如果活着的话，他也会遭到所有其他“老布什维克”的命运。
斯大林自称为是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用他自我吹嘘在语言学方面和军事方面的才能一样地荒谬绝伦。他从来没有保卫过真正的列宁。他一方面把列宁的遗体防腐保存，一方面却修改列宁的教导并歪曲他的观点以适应官僚阶级行政上的要求并为这个阶级的反动作用和特权辩护。他改写了党和革命的历史。他枪毙、清洗和放逐了列宁最亲密的合作者，就是那些曾同列宁一起领导十月革命的人们。他的希特勒的公民投票政权代替了无产阶级民主。他以行政命令解散了整个整个的共和国，把它们的居民放逐到西伯利亚，从而粗暴地嘲弄了列宁对待被压迫民族的政策。他强迫农民集体化，破坏了列宁对待农民的政策，因而严重地阻碍了整个农业的发展，特别是牲畜饲养业的发展。他利用恐怖、恫吓、行政压力和虚构的审判等手段把布尔什维克党（列宁最伟大的建设性成就）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改变成一个官僚和官吏的政党。拜占庭式的“伟大领袖”的阿谀逢迎和官僚主义的唯唯诺诺代替了作为布尔什维党的组织原则和民生集中制，他几乎处决了红军中所有卓越的有才干的指挥员和军官，从而等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斩掉了红军的首级。最后，由于主张实行“在一国建设成社会主义”而不顾其他国家的这种民族改良主义政策，从而放弃了体现在第三国际的纲领和政策中的列宁的革命的国际主义。列宁看作是世界革命总参谋部的共产国际中的一切反对派都被清洗了，它的纲领被阉割了。一度曾是国际资本的灾难和世界工人的最大希望的东西，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变成了欧洲资本的主要支柱和苏联官僚政权的变相的防卫兵。斯大林在出卖和抛弃了亚洲和欧洲的每一次重要的革命之后，最后又廉价出售了共产国际，以便同英美帝国主义结成军事——外交联盟。断送共产国际的行为正是官僚主义的玩世不恭态度的缩影！
这还没有全部列举斯大林的罪恶，但已足以说明斯大林是怎样“保卫”列宁“免受他的敌人的危害”了。
北京告诉我们，斯大林并没有犯下任何重大的罪行（即使他犯了，这些也不是有意的）；他只是犯了少数严重的“错误”。他们告诉我们，他的“错误”纯粹是个人性质的。换言之，斯大林是超越于社会学之外的，因此，任何企图根据社会学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的作法，不仅是错误，而且是“修正主义的”。
该隐·卡里古拉、塞萨尔·波尔查、成吉斯汗、托尔克马达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当时也犯过“错误”。克伦威尔、李尔本、罗伯斯庇尔、约翰·布郎，马克思和列宁也是如此。托尔克马达和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错误”在于他们企图欺骗历史。他们像克努特大王①一样，企图阻止历史的发展。但是，罗伯斯庇尔和李尔本的“错误”的产生的根源不同。他们企图超出客观决定的限制来推动历史的发展。前者错误实际上是反人类的罪行，而后者的错误则是真正的判断上的错误。在列宁的“错误”和斯大林的“错误”之间同样也存在着性质上的不同。例如，正象后来所承认的，列宁在一九零五年对俄国作了错误的预测，当时他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政权 ”的口号来反对托洛茨基的“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一九一七年的种种事件证实了托洛茨基的说法而否定了列宁的说法，但这种见解分歧并没有损害革命，因为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对各个阶段，对国际形势和对革命的阶级动力抱有一致的看法。同一切诚实的科学家一样，列宁不怕把自己的理论交给革命的实验室去作最精确的以经验为基础的试验，而一但证明它们是错误的或不适当的，他就毫不犹豫地修正或放弃它们。这就是他所以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准备好抛弃一九零五年的口号以便使党准备好来夺取政权的缘故。对列宁来说，目的总是决定手段。
① 该隐，圣经旧约《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的儿子，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伯·卡里古拉，罗马帝国皇帝盖乌斯·凯撒（公元十二至四十一）的绰号（意为军靴），以嗜杀成性闻名。塞萨尔·波尔查（一四七六至一五零七），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专制政治家，以残忍闻名。托尔克马达（一四二零至一四九八），中世纪时期西班牙宗教法庭审判官，以大量杀人而著名。尼古拉二世（一八六八至一九一八），俄国最后一个沙皇，以凶恶残暴著称。克伦威尔（一五九九至一六五八），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一新贵族联盟代表人物，独裁统治者，曾残酷镇压民主运动和爱尔兰的民族起义。李尔本（一六一四至一六五七），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罗伯斯庇尔（一七五八至一七九四），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约翰·布朗（一八零零至一八五九），美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奴隶起义领袖。克努特大王（约九九五至一零三五），中世纪时丹麦、英国、挪威的国王——译者
斯大林的“错误”则属于完全不同的性质。他不是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化身而是一个利益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沾沾自喜的阶级化身。他所以能当权，并不是由于他具有任何真正的领导才能，而是因为俄国工人文化落后、物资枯竭而且大量死亡，加之他们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革命连续遭到失败（如在德国、中国、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而产生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些都有利于官僚势力的滋长。列宁是在革命处于高潮时执政的，斯大林则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当权的。堕落的辩证法迅速使官僚势力和斯大林从一种失败和颓废所造成的结果转变成它的反面——造成进一步失败和颓废的原因。
官僚势力通过把工人代表赶出苏维埃、工会、青年组织和党而篡夺了工人阶级的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并永远维持官僚主义制度，斯大林不得不发动残酷流血的内战，其目的不仅是反对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残余，而且主要地是反对工人阶级和农民。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他的“错误”是他的反动政策的必然结果，如果这些错误不是适合于官僚势力的利益的话，是根本不允许发生的。只是到现在，官僚势力面对着苏醒了的工人阶级的愤怒，企图把他们犯下的罪过和无法无天行为的责任完全推到斯大林身上。
中国领导人为了给斯大林的制度加上一种进步的、历史的使命，提出了这样的事实，即这个政权保卫了革命所确立的所有权的关系，并且发展了苏联的生产力。苏联工业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肯定地表明集中计划和国有化对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危机的优越性。官僚势力所以要保卫国有化的所有权关系，发展生产力并保卫其国家不受外来攻击（当然是采用它自己的一套方法），只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幸亏它控制了国家权力），这样做就可以保证国民收入的不均衡分配。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官僚政权-----所关心的与其说是它的职能，不如说这种职能所带来的贡品。
与中国人的说法相反，如匈牙利事件所证明的， 官僚政权的性质所奉行的政策依然反动的，它同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权毫无共同之处。官僚政权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从第一天起直到现在，同苏联经济的发展是不相称的。相反，它同苏联经济的发展是根本对立的。托洛茨基说：“没有群众的独立运动，不发挥人类的个性，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把这两种东西都践踏了。在人民和新的暴政之间发生一场公开的革命冲突是不可能的。斯大林的制度是注定要垮台的。”这番话是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二十年以前，正当莫斯科审判进行之际，斯大林权势正盛之时说的。尽管时间已过去很久，或者更恰当地说正是由于时间的推移，这些话并没有失去效用。的确，斯大林的制度现在是注定要完蛋的！同样真实的是 全世界都明白这一点。只是一个实行工人民主的人民政权才能够铲除官僚主义的统治，使资产阶级的分配方法和新的所有权关系一致起来，从而保证苏联经济的蓬勃发展。
在象俄国这样的过渡社会中，国家占有并控制生产资料为自觉的管理和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无限的田地。在这个社会中，国家和党的领导机构的政策是无比重要的。如果国家领导不能（通过相应地调整政治上层建筑的办法）适应社会基础的变化，而且，反过来说，如果它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持经济按照适当比例地发展）以维护工农联盟，简言之，如果它在发现问题上没有足够的敏感，而在这些问题出现以后，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又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在制定计划时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和远见，而且在执行计划时又不够坚定，那么，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爆炸性事件。
匈牙利革命提醒了那些不承认在苏联社会基础和它的官僚主义上层之间存在矛盾的人。这种矛盾已变成对抗而且非常实际而剧烈的。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政治革命，在苏维埃和工会中恢复民主制度，清洗国家机器，取消一切特权，并采取坚决措施来“把劳动报酬上的不平等想象限制在经济上的生活必需品方面和国家机器的范围内”必须强调指出，这样的革命并不触动所有权关系，但要清楚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制度。
在中国人的声明中不乏臆断和傲慢之处，。尽管他们没有向他们的党员讲明他们不能支持铁托反对斯大林的情况，但这并不妨碍这些中国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对铁托和卡德尔进行不公正的批评。
他们一方面呼吁所有的共产党人要批判地对待经验并独立地检验经验，同时却又毫无批判地支持并一心一意地赞同卡达尔政权和苏联的干涉，他们不顾印度政府所提出的证据，随意抹杀波兹南的前例，竟无耻地宣布匈牙利起义是“反革命”，然而，在这长达三十页的文件上，他们没有提出哪怕是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个谎言。臆断代替了证据。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而科学所依靠的是确切的资料，事实是对政治事件和社会现象进行科学分析的唯一依据。所有大量的事实确实都证明社会进步和历史正义是在匈牙利人民一边，名誉扫地的卡达尔政权既无威信又无群众的支持和其他任何合法效力。它既无过去又无前途。要是没有俄国的坦克和刺刀，要是没有秘密警察，卡达尔的政权就会像耶利哥城①的城墙一样崩溃倒塌的。
回顾一下以下事实是很有意思的。斯大林也会把同样莫须有的罪名加给了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我们不妨引用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证词中的一段话：“根据伪造的大概存在着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其目的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下消灭该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民族主义倾向竟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有使格鲁吉亚脱离苏联而加入土耳其的危险—难道这可能吗？
“这当然是胡说八道。谁知道格鲁吉亚在苏联统治下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很清楚，随着经济发展和文化的发展，随着劳动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取得力量的来源在消失。（着重处是我标的——米·班）。如果后来所揭露的，当时在格鲁吉亚并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组织。成千无辜的人成了一意孤行和无法无天行为的受害者。”
中国领导人在声明中以很大篇幅对民族问题作了含糊而空洞的分析，以便为俄国在匈牙利的干涉中进行辩解，所有这些当然是借传统的列列主义之名来进行的。但是列宁主义对待民族问题和民族自决权的态度同苏联官僚政权的民族沙文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和水火相容的，苏联官僚政权对待东欧（以及俄国内部）的民族问题的态度，可以用奥维尔①的话来加以表述“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但有些民族要比其他民族更平等一些！”
① 奥韦尔（一九零三至一九五零），英国作家。——译者
在苏联，官僚主义统治和和民族压迫是分不开的。列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苏维埃国家的这一对孪生的危险。他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所写的信中曾严厉斥责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并提出了以下有预见性的警告：“如果在东方人民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夜，在他们开始觉醒的时候，由于对我们本国的其他民族采取即使是微小的粗暴态度和不公正态度而损害了自己在东方的威信，那就是不可宽恕的机会主义。一方面，必须团结起来反对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方帝国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用说，我是绝对赞成这些措施的。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即使在小事情上对被压迫民族采取帝国主义态度，都会完全违背自己的原则立场，完全违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原则立场。（着重处是我标的——米·班）世界史上的明天，将是这样的一个日子，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就要完全苏醒过来，他们争取自己解放的长期的艰苦的决战就要开始了。”（见《由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634页。）
那么不幸啊！警告已变成预言。列宁所担心并进行斗争的防止的事已经变成了现实。在中东的被压迫大众开始他们从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解放的长期的、艰苦的斗争 ”的那一周——就在这一周社会主义的旗帜由于在匈牙利的大规模残暴干预而遭到玷污。今天，在列宁的政策和赫鲁哓夫的政策之间，躺着两万多具有匈牙利人的尸体。他们现在是，将来永远是对官僚主义压迫罪行的无言的而且是逃避不了的诉讼。
中国在它百年来的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中，已经对被压迫民族争取自决权的斗争作了历史性的贡献。因此，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由于拒绝支持匈牙利人民为争取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所进行的进步的和合法的斗争而断送着新中国得之不易的威信和道义上的威望，这就更加不可饶恕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由于攻击铁托，支持卡达尔政权、把斯大林主义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从而证明了他们对欧洲工人阶级运动毫无教益可言。
这个声明是表明中国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上落后和政治上无知的惊人之作。
（根据美国一九五七年出版《中国共产党与匈牙利革命》小册子译出）
让——保尔·马丁
根据中国领导人自己目前使用的公式，中国目前是处在“不断”革命的状态中，概括地说，就是“一天等于十二年”。这使我们想起，这些公式是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那里借来的。刘少奇在五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豪不犹豫地肯定中国革命一直是由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不断”革命的精神领导的。
中国领导人目前以“永久革命”的意义来利用这个名词，它认为在一个国家里政权的取得并不是意味着革命的结束而是整个革命转变时期的开始，标志着在革命逐步发展中的许多阶段。
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是（中国）农业全部集体化和工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社会化”的一年。一九五七年主要是整风运动年，由于考虑到“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以“自由主义化”的宗旨开始了整风运动，随后就立刻转入了一个激烈的消灭“右派分子的”运动。一九五八年将主要是“人民公社”年。
这个最后的改造是到目前为止中国领导人在经济、社会、文化及行政方面同时进行的最激烈的改造。
在谈到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必须很好地理解从五月以来在中国发生的可以称作为“不间断”和“暴风雨般”的革命。这个革命的狂热性是任何革命史上所没有的，包括苏联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三年的转变时期、第一个无年计划及强迫集体化的时期。
要了解这些事件，我们必须解决几个有关的、合适的、有指导意义的数字，并且把四——五月间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收支对照表和形势的前景的例子来作为出发点。当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成就的范围以及“辛苦”几年，“享福万代”（刘少奇的讲话）为口号的群众的自我牺牲的英勇的共产主义精神，已经使中国领导大吃一惊了。
一九五八年春天标志生产的各方面的惊人的跃进的开始，当时（一九五八年四月末）估计：工业生产与一九五七年同期年相比较。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六，钢产量在一九五八年将达到七百一十吨，煤产量一亿八千万吨，机床四万台。在农业方面，水利工程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增加了三亿五千万亩水地，这就是说比过去八年来水地总数多了八千万亩，比解放前一千年来水地总数多了一亿一千万亩。这种情况使今年（一九五八）预计取得空前的成就。
根据这些事实和估计，党中央委员会在五月提出了进一步开展“技术革命”。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增加生产力，而其中做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是“把所有中、小城市转变为工业中心”，并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使所有的县、镇有可能发展他们自己的工业，并且增加所有省份和自治区甚至大部分省、行政区的工业生产产值，使这些地区的工业产值超过他们的农业生产产值。
在八月十七到三十日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一九五八年的钢产量从七百一十吨提高到一千零七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倍。政治局进一步估计今年农业生产的粮食产量在三亿至三亿五千万吨之间，即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六十至九十，棉产量为三百五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倍。
根据这些成就，政治局指出一九五九年是全国人民三年苦战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一九五九年要求中国的工农业以一九五八年或一九五八年更高的速度继续前进。（着重点是我加的）
但是这次会议通过的最重要的决议当然是“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了。
自决议通过以来，报纸上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不断夸耀在经济方面取得新成就，和“势不可挡的”把农民席卷到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中。
十月份，在解放九周年前夕，中国报纸登满了描绘生产上“惊人”的跃进的各种统计表，这种跃进是以历史上包括苏联在内的国家都不能与之比拟的前奏向前发展的。今年将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产量的目标，这归功于全国建立一群土法办的“奇妙的”小高炉（一九五八年九月有十一万六千座）。
今年的发电量将达到二百七十五亿度，比一九五七年多百分之四十二；机床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四倍半；原煤产量（二亿一千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多百分之六十。
农业方面，粮食（主要是大米）产量将达到三亿五千万吨，比去年多一倍。今年光是小麦的产量已达到四千万吨，超过美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生产小麦最多的国家。
棉产量也增加了一倍，达到三百五十万吨，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棉国。
水利灌溉有了巨大的进展，得到了七千九百万亩以上，等于英、法两国可耕地面积的总和。实际上农业的“奇妙的”发展已反过来带动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发展了。
于是党坚持了一条工农业同时并举的路线，使工农业不断地相互支持彼此的发展。
据中国报载，只在一九五八年一年中，就完成了通常需要“二十五至三十年、而且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六十至七十年”才能完成任务。
“几乎工农业和其他所有各部门的生产都在直线上升” “无比勤劳和勇敢的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创造了奇迹”、“在不长的时间内超过英国”。中国报刊下结论说，甚至还预知一九五九年，“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会有更惊人的生产成就出现。
这些“奇迹”最令人惊奇的地方是它们是在一种最低级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上出现的。且举农业为例。
中国今年在农业上取得的惊人成就推翻了农业只有靠机械化才能高速度发展的这种理论，并使他成为过时的理论。中国今年农业上的进展不是靠许多拖拉机或者大量的化学肥料而取得的，而是主要依靠农民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靠水利、土法制造的肥料、深耕、土壤改良、推广选种、密植、防瘟防病虫害、细心的田间管理和工具改革。①
关于农业的发展，中国报纸把它归功于这些事实，其中之一就是“工业技术的神秘”已经消失，“全党全民”直接参与各类工业的建设和管理。根据党的路线“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适当地分工和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同时并举”，他们也投入了工业的发展中去。
于是，生产发展的原因扼要地被解释为在一定程度上合理使用了人类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是在共产党的督促怂恿下，以超过古埃及法老王所动员的范围动员起来的；而且，坦率地说，他们是在共产党控制的国家机器间接地、必要时直接的高压政治下动员起来的。
但是也不应该低估现阶段巨大建设力量的基础——广大群众的真诚的热情。无数中国人民的艰苦劳动才是中国的“奇迹”。跟过去非常低的生产水平相比，中国人民如今的劳动是合理化多了，那么当然会为整个时期生产出的一些确实是“奇迹般”的统计表了。中国（发展的速度）远比苏联迅速的多，摆脱了常规的阻碍，正在经历着他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即某种合理化劳动；但（他们的）不同点在于中国的斯达哈诺诺夫主义呈现出一种巨大群众运动的局面，而且宁可利用工作方法和地方上的物质力量，而不愿采用机械化的生产工具。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九月号关于河南省卫星人民公社的简章中规定“人民公社”为：
人民公社是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愿联合起来的社会基层组织，它的任务是管理本社范围内的一切工农也生产、交换、文化教育和政治事务。
中国报刊认为这种农村中的新的组织形式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良好的组织形式”，特别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以来开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
“人民公社”首先“自发地”产生，“然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注意和鼓励，并在它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随着在今年夏秋两季在农业方面取得的伟大的胜利，农业合作社由小社并成大社，并且转变为政治合一，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人民公社”。
“公社”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它们拥有更多土地，数千人口，规模大。
他们可以同时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每社一般一万社员，甚至一万户，相当于乡的范围。
根据“公社”担当范围更大更复杂的生产任务，他们就需要一切可以利用的劳动力；越来越需要劳动力，因此在目前阶段这成为中国各地如果不是唯一的生产力，就是最重要的生产力了；因此就需要一种十分不同的社会组织来“充分利用劳动力”，包括妇女、小孩、老人的劳动力，并且防止“浪费”他们的劳动力。
为此，“公社”：
“不但要使劳动进一步集体化，而且要使生活集体化。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缝衣组等，在这种迫切需要下面，象雨后春笋一般地发展起来了。”
在“公社”中的财产的的形式是“集体的”，而且期待着成为“全民的财产”，或者说是国家的财产（这些某些先进的“公社”里早已成为事实了）。
公社的管理委员会实际上是“乡人民委员会”，即苏维埃。
再进一步，人民公社的县联社也将有同县人民委员会合而为一的趋势。这样既便于集中统一的领导，又使得农业社的集体经济和乡级县级的国有经济得到了密切的结合，便利于集体所有制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
（《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三日。译注：系九月三日之误）
中国领袖们估计，在农村完成“集体的”财产过渡到“全民的”财产，将需要三年到四年，再不然就是五年到六年，在这个过渡时期（“全民的”财产）的几年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将进入所谓的共产主义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红旗》在九月末写道。
“目前的人民公社为我国提供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形式。人民公社就不单是现阶段社会的基层单位，而且将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着重点是我们加的）
现在，人们不应当存在任何幻想。“人民公社”是一个“军事化”的农业劳动组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上面提到的党的理论刊物强调马上要把农民组织到兵营中去，更不是说他们已按上了将军，上校，上尉的头衔。
只是农业的急速发展要求他们大大加强自己的组织性，要求他们在劳动中行动得更加迅速，更有纪律和效率。更便于大规模地和应付自如地调动，如同工厂工人一样，如同部队的战士一样。
现在，这种军事组织是为了“对自然界进行斗争”。但是在需要的情况下，如果外来的敌人攻击“他们，全部武装了的人民将被动员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敌人。”
正如目前工厂、学校和其他组织中一样，“人民公社”也存在着一支由所有十七岁到四十岁的男女组成的民兵，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参加军事训练。按毛泽东的话，民兵是除了正规武装部队以外的“一个军事、劳动、教育和体育的组织”。台湾海峡的紧张形势给了这个组织一个很大的推动。这种组织，在“全民皆兵”的口号下，目前已发展到七千二百人。
最后，“人民公社”也通过普及义务教育使生产劳动结合教育工作。这种教育分为不同的阶段和形式，使社员在显然已经减少劳动时间以外进行学习。
此外，这也结合了中国教育工作的总的指示，①这就包括在各级学校里教育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的问题。②
① 根据党和政府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的决议，规定所有工作人员从现在起必须每年参加的体力劳动一个月。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决议
按照这一指示，除了建立直接附属于工厂、其他各种企业和“人民公社”的让工人和农民在业余时间上课的学校以外，永久性的全日制学校将包括一门体力锻炼课程，这是一种使所有学生和各级学校在体力劳动中从事一段时间的义务劳动。这一种改革已经大大超出了目前还在苏联进行讨论的赫鲁晓夫的教育改革（方案）的范围。
“ 人民公社”的社员除了基本工资以外，还按照他们劳动的“强度”得到免费供应的粮食、其他福利待遇和奖励金作为他们需要的一部分。因此一个公社同另外一个公社的免费供给部分的情况，就有多有少。有些公社免费供给粮食、衣服、住房、教育、医药治疗等，另外一些公社却已经把这种制度扩大到洗澡、看戏、看电影和烤火费等。
因此，中国的领袖们说，“公社”社员的收入已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按照“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原则；另一部分是按照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
实际上，这种分配制度解放以前在毛泽东军队占领的地区里就实行过。它的目标是把农民改变为有固定收入的农业工人。而现在，这种制度有利于最贫苦的农民，例如，劳力有限的大家庭，那些人在过去，按照中国报刊的说法，常常连活下去都感到困难。
中国报刊对我们肯定地说，建立人民公社运动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比一九五五年的合作化运动更为声势浩大的群众的运动。到九月底，中国五亿农民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已经加入了公社。目前（一九五八年十月）中国共有二万三千三百八十四个公社，每一个公社平均有四千七百九十七农户（过去共有七十五万个合作社）。他们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按照最近的包括十一省和自治区的统计数字，除了其他“集体”福利外，有一百四十万个公共食堂和一百二十万个托儿所已经设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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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现在开始了一个巨大的计划。这个计划正试图在斯巴达“集体主义”的基础上使它的主要资本即六亿五千万人的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事实上，一切生产都是由劳动力来促进的，并且已取得了真正的惊人结果，而这是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除了在城市里的工人和从事农业的农民的劳动力以外，中国现在正在大规模地动员地方工业中的农民的次要劳动力，也动员从家务事中解放出来的妇女以及儿童和老年人。
这种直接的而且至少基本合理化的动员在一个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国引起了这样一种生产力的解放；拿它同刚刚建立国家的解放初期的低水平的情况相比较，它当然是很惊人的。
此外，确实地说，以斯巴达方式来消费的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热诚劳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令人感动的。
事实上，留待证实的是这种劳动的质量和目前这种只能建立在基本分配（制度）基础上的高压（政策）能够维持多长的问题。关于这一方面的批评并不缺少，在共产党队伍内部也有，这可以从毛泽东本人开始到刘少奇的几次讲话中推断出来。
很明显，这种批评是关系到强加在劳动者身上的极端的“压力”，它的“速度”，以及它的“农民风格”，“行动民兵化”等。但是，中国领袖们反对这些批评，把这些批评看作是无根据的、失败主义的和胆怯的，同时没有把群众的创造性潜力和国家的巨大的可能性考虑在内。
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铺张浪费和三十年代强迫性集体化的时期也用过同样的语调。
当然，低估目前在中国存在的由中国领袖们所深入发动的真正的创造热情，将会是一种错误。同样，低估中国正在开展巨大运动以及普遍全国的革命热情，也是一种错误。这种革命热情反映在中国全体群众中，也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中。
中国巨人已经站起来，而且惊奇地和骄傲地看到它自己在二十世纪世界的巨大力量。他感觉到了它自己的那种已经惊醒了的无限力量。它对于世界的看法无论如何是大大不同于其他国家；它既是幼稚的但又真正是强大的。这种幼稚对昨天还在沉睡而今天却犹似火焰一般的热情进入原子时代的国家来说，是正常的。
这一切都造成了它不仅出现在国内政策而且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外交政策上的一种特殊的革命混合物。
中国人喜欢重复帝国主义事实上是一只“纸老虎”，帝国主义制度实际上已经完蛋，它只能进行一些绝望的防御挣扎，从而已是“东风压倒西风”，他们甚至说炸弹和原子战争只能消灭“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而且社会主义事实上已是历史赌博的得奖者。
所有这一些并不仅仅是一种虚伪的和幼稚的威吓，而是反映了中国方面的真正的自信心。它正感觉到它的力量和巨大的可能性，感觉到它在今日世界中广泛增长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明天将会变的更大。
问题在于使这一巨大力量“文明化”，（这种“文明化”要依靠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上和思想上的援助），避免它经历一个反对人类的超斯大林主义的悲剧的阶段。这个悲剧如果同中国革命和一般殖民地革命相比较，它已是历史上的陈迹了。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一九五八年秋季号）
今年造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军事、民政当局与西藏武装力量之间冲突的西藏事件，引起各种不同的解释，包括我们自己队伍的内部。帝国主义的宣传抓住了这些事件，显然是为了要破坏中国革命特别是在亚洲群众之间的吸引力，也为了要在亚洲“中立主义”的舆论中，特别是在亚洲和世界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心目中，损害北京政府，而北京正在学习克里姆林宫的榜样寻求这个资产阶级的友谊与同盟。
匈牙利的先例为这种宣传提供了轻易的类似点，可是这些类似点显然是肤浅的。
为了澄清最近事态所提出的问题，回忆一下某些历史和社会事实是必要的。
一九五一年，中国革命军队进入西藏，北京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一九四五年，尼赫鲁政府将它在西藏的权利交给中国。尼赫鲁本人（于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五日）宣布：“我不知道几百年来在任何时候，中国的主权，或者你们高兴的话，叫做（对西藏的）宗主权，曾经受到任何一个外国的挑战。”
特别是从十三世纪以来，在种族上与汉人（对中国人的正当称呼）不同的西藏人民，在中华帝国的范围内，同其他少数民族如蒙族、维吾尔族，侗族，苗族、朝鲜族等（大约五十种民族）生活在一起，构成了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上就叫做中国。
这些历史事实，以及西藏自十九世纪以后被帝国主义从中国分离出去，并毫无疑问地被变成为反对中国安全和统一的帝国主义基地的这一事实，证明胜利的中国革命军队有理由作出努力，根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成立）自治区（不是省）的法令，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复西藏。
况且，特别是在近几年中，没有任何证明说明存在着脱离中国的西藏民族独立运动。
对北京政府的民族政策，主要只能从它对待西藏劳苦群众的态度这个观点来加以批评。
这个国家（按指西藏——译注）存在着一个极端不合时代的和野蛮的封建神权社会政治制度。大约两三百家贵族直接地或通过他们在政府中的优势地位，掌握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另三分之一的土地则属于上层僧侣统治下的寺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一百多万农奴在这些土地上劳动，在物质和文化极端贫困落后的条件下，充当农民、敌人和仆役，为僧俗贵族服务。
为了使这个国家不遭到劳动群众的革命，为了不损害自己和亚洲的统治阶级，特别是和印度的统治阶级的关系以及亚洲佛教的舆论，北京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革命动员和革命组织等手段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事实上，这个社会秩序所依靠的东西，也正是它现在所攻击的东西，即以（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为首的较高的社会阶层，北京等待这些阶层通过他们的“改造”和“谅解”，来逐步推行各项改革。
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完全失败了。僧俗贵族阶层毕竟害怕与中国其他部分在机构上同化这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仅仅关心着无限期地推延各项政策，以便争取时间，配合帝国主义来保卫他们的“独立”。
这些努力，当然可能在这个国家最落后的分子中引起某种共鸣；由于北京事实上支持封建主义者而不是发动内战和支持农奴和群众反对他们，这些最落后的分子是感到失望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驻藏的武装力量早在今年三月拉萨受到更大规模进攻之前，就受到白军的侵扰。
当时，中国军队并没有“倾略”一个“独立”国家，而是几年来处于险恶的境地，根据可以得到的一切证据（包括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证据和达赖喇嘛所写的并且后来得到尼赫鲁本人加以证实的信件），他们还受到封建主义分子所训练和准备的力量的袭击。
因此，拿匈牙利事件同这一情况对比，就是肤浅的和无效的。在匈牙利，一个过去独立的工人国家受到苏联军队的侵略，其目的为粉碎反对效忠于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官僚和警察政权的工人起义。
姑且不提北京政府以前对西藏的态度所提出的任何批评，在冲突本身发生的时候，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考虑到互相对立的社会力量：谁打谁——来确定自己的立场的。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毫无保留地赞成中国革命军队对封建反动派武装所取得的胜利。
一旦封建的反动派被打败而革命军队得到胜利的时候，前者的群众的性质尽管在西藏这一事件中由于没有确实的证明作为依据而是可疑的，但它要作为将来解决问题时的一种因素。
目前，北京得到了经验教训，在一些事件的迫使下，终于使在西藏进行社会革命，依靠农奴，并摧毁着僧俗贵族的财产和权力地位。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支持者支持这一行动，同时要求把这一行动主要委托给这个国家的民主组织——委员会、工会、民兵、党派；也要求（中国）在西藏真正的地方自治范围内——包括完全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部分的权利——来进行这些改革。
既然西藏人民显然是一个独立的民族，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承认这个人民（原文如此——译注）的自主权，包括脱离中国的权利。为了实现这种权利，就必须使西藏人民的大多数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由封建的领袖宣布独立并不表达这种愿望。但是，承认独立的权利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争取这种权利而进行积极的斗争，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可是，在西藏本身，任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必须支持这样的立场，这个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民族及自治领域继续友好团结。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一九五九秋季号）
密歇尔·巴布洛
自去春西藏事件以来，存在着一个不断煽动反对中国革命的反动运动，目的是破坏中国在亚洲和殖民地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在这个运动中，亚洲的资产阶级很明显是同帝国主义取得了默契，他们非常愿意为国际集团长期反对伟大中国革命的可耻行动辩护。印度资产阶级首先在恶毒的利用西藏事件中、接着在他们所谓“边界事件”中找到了一个机会，把印度人民的注意力从日益增长的贫困中转向一种愤激的民族主义，使他们反对中国，因为中国是印度日益增长并且就要爆发的革命潜力的主要触媒剂。
从各方面的证据来看，人民中国在客观上是印度资产阶级的头号敌人，因为中国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同在尼赫鲁和印度国大党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停滞不前的情况（如果不是后退的话—）相形之下，它是越来越成为明显的对照了。
后者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所宣称的“友谊”，只是由于需要才有价值的。这种“友谊”实际上是印度资产阶级付出的代价来换取中国领导人对他们的极端机会主义的表现。跟克里姆林宫取得默契的印度资产阶级曾经命令印共保证“社会安宁”和支持尼赫鲁。
但阶级的现实和要求，在最终的分析中，是比另有打算的“友谊”更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自从印度局势继续恶化以来，转移印度人民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注意力并使他们反对中国的这种需要，就变得愈加迫切了，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印度资产阶级知道，除了靠近美帝国主义之外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这一靠近就带来了对外国同盟和友谊的重新估计，以及一个更加强硬的国内政策。最近跟巴基斯坦的和解以及艾森豪威尔宣布访问新德里，就是这个思想的一种行动。
尼赫鲁是他所属的阶级中的以为更狡猾、更有头脑的代表。实际上，他就是根据国内气候把印度的外交政策作出如今这样修改的人。
拖住人民中国，并且组织公众舆论来反对她，就是这种活动的先决条件。尼赫鲁假装不情愿服从公众舆论，但却继续伪善地破坏跟中国的友谊和革命中国的威望。他利用西藏事件和以后发生的边境事件来控告中国。
让我们弄清楚最近的一个问题。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共产党和赫鲁晓夫本人都毫不犹豫地表示他们同中国毫无关系，而且直接地责难中国要对“边界事件”负主要责任。
印度共产党被爱国主义热情（且不提沙文主义）所激动，而且在印度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英雄”尼赫鲁的渲染之下，在目前遭到了“公众舆论”的压力，并且在压力之下可耻地投降了。
极端机会主义政策是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的，而北京和莫斯科都会为这种政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赫鲁晓夫慷慨地宣称对中国（革命全面发展的工人国家）和对印度（一个拼命在反对成熟起来并且就要爆发的革命的资产阶级国家）都同样保持“中立”。显然他是服从了他的“和平共处”政策和同帝国主义妥协政策的要求的。
他如今所考虑的是去证实他仍旧忠于和艾森豪威尔会谈的精神。
举例来说，就是这种忠诚使他现在找到了束缚过法帝国主义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历史上的紧密联系”。但是在中国和印度、巴基斯坦边境的定界问题，他却漠视革命的中国有理由认为恰恰是正当的历史权利。在阿尔及利亚事件上，问题是赫鲁晓夫和戴高乐取得协议而损害了阿尔及利亚革命。在“边界事件”上，他为了保卫同印度的“友谊”而损害了中国革命。
很自然，人们完全可以从前者对后者的这种态度中推断出在目前关系比较紧张的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存在着某种情况，其理由是远非印——中纠纷所能包括的。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更明白这个问题。
回到印——中边境纠纷的本质上来吧。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革命中国从来没有接受过英帝国主义在过去制定的、现在为新德里和卡拉奇重申的那条对印度、巴基斯坦的边界线（麦克马洪线）。与此相反，她宣布应该“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国外交部声明——作者注）和平地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争论不休的边界线和领域在中国地图上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解放以来就是在有实力的中国行政和军事当局的领导之下，最近发生的十月二十日事件，一个印度巡逻兵与早就驻扎在那里的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冲突的地点就是在解放以来就由中国管辖的那一个地区。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尼赫鲁资产阶级政府的声明没有什么理由比对北京工人政府的声明给以更多的信任。后者声明上月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由印度军人入侵解放以来就由中国管辖的领土引起的，而且“尽管中国政府绝对不能承认这条非法界线，中国边防部队从来没有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同上注）
何况，如果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地区的界线和领域在实际上还未确定而且需要划定的话，显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毫不含糊地赞成中国的观点，那是符合中国政府和中国革命的战略利益的观点。
整个边界纠纷是关于喜马拉雅山的一片荒芜但是战略上非常重要的山区。它真是三国之间的枢纽，也是控制中国到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后两者去中国入口的咽喉。绝对没有什么理由要中国工人政府表现她的“慷慨”，放弃这些非常重要的战略地点，而把它们无偿地送给帝国主义的同盟——印度和巴基斯坦资产阶级政府。
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包括处于同样地位中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该更信任甚至偏爱工人政权，赞成工人政府的观点而不是他们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观点，并且要反对资产阶级毫不犹豫地用来破坏他们革命邻国的威信和影响的现代沙文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忘掉中国工人政权目前是由斯大林派教养出来的官僚机构所控制的。但这个官僚领导机构在边界纠纷问题中基本上保卫了工人政权和革命的利益，这同对它的行动可能提出的某些批评无关。在中国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既不是“中立”的， 由于最有力的理由，也不屈从于任何种类的潜伏形式的民族主义。为了保卫工人政府，他们坚决地反对本国的沙文主义的潮流，他们揭露由本国资产阶级掀起了伪善的反动运动，而把工人政府官僚主义领导人可能提出的批评放在次要的地位。伟大的中国革命如今被克里姆林宫和印度斯大林主义者弄得很狼狈，非常自然这就应该由第四国际高高举起手保卫伟大中国革命的旗帜了。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日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家书记处情况公报《国际主义者》，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中旬号增刊）
世界新闻界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红旗》在四月一日发表的以《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并论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道路》为题的一篇文章颇为注意。这篇文章是为即将到来的列宁逝世（原文如此，系“诞生”之误——译注）九十周年而作。由资产阶级报纸转载的主要段落如下：
“列宁教导我们，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制度就是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政策的继续。（着重点为《北京周报》所注）帝国主义在和平时期，总是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来不断地扩大垄断资本的统治势力。它所实行的对本国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和掠夺，以及在各国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都在实际上酝酿着新的战争。和平，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隙。他们利用这个间隙，积极进行扩军备战以迎接下一次挑战。（……）
（……）最近一个时期，美国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代表人物，似乎比较多地谈论和平的言词，比较多地玩弄和平手法，他们企图在全世界人民中间，造成一种幻觉，似乎艾之流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企图要人们相信，似乎帝国主义可以赐予世界和平。
艾森豪威尔之流果真会放下屠刀吗？美帝国主义果真愿望世界和平吗？事实是雄辨的。无数的事实证明了，艾森豪威尔之流在玩弄和平手法的同时，正在那里积极准备战争。（……）
作为帝国主义者，美帝国主义决不会放弃它的战争政策。（……）
美帝国主义所要的和平，只是美国独霸全球的和平。（着重点为《北京周报》所有）今天的艾森豪威尔，过去的杜勒斯，都毫不掩盖他们的所谓‘正义的和平’的含意。原来社会主义国家被他们看作是‘被奴役的国家’，一切的革命被他们看作‘邪恶的手段’；而所谓“正义的和平“，就是消灭社会主义的和平，就是不允许一切国家发生革命的和平，就是要全世界一切人民驯服地接受美国垄断资本家压迫和剥削的和平。”
在一段时期内，说的更明确一些就是从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以及赫鲁晓夫到美国旅行以来，这些话，虽然形式上并不是很具体，但经常能够在中国的报纸上和正式的讲话中找到，他们同俄国官方对‘和平共处’的可能性的那种甜言蜜语的说法形成一个极为鲜明的对比。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会欢迎这种区别，这种区别是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是，他们的这种作法并不意味着他们已在这一问题上作出了结论。
虽然，中国领导不象俄国官僚主义那样的玩世不恭和保守，但他仍然是一种官僚主义的领导。自从中国革命胜利以来，由于它自身的经验和（革命的）起因，它对帝国主义敌人的性质确实没有幻想。由于它与殖民地革命的联系，它欢迎帝国主义的每一个失败，而且更重要，它不象苏联官僚主义那样害怕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但是，基本上说来，尽管它对世界的革命的转变更敏感一些，中国的政策仍旧是一种官僚主义的政策。
在强调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教导的时候，（中国）这样做的理由更多地是基于机会主义而不是为了原则，它这样做更多的是为了对苏联官僚主义施加压力（苏联为寻求同帝国主义的妥协，毫不犹豫地“忘却”它的中国同盟者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政策。
明白这一点是绝对必要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象这样地批评帝国主义的时候，它就有了一个革命的地位。同时，它有能力从这一革命地位中得出明确的、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结论。当然，它欢迎帝国主义的失败而且这也是一件好事。它在物质上也支持殖民地革命，而且这也只能受人欢迎，虽然应当说，它的援助，例如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援助，完全是不够的。但是，在思想领域方面，它继续对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无批判地支持的办法来制造混乱，而且通过这样的做法，它暴露了一个官僚主义的所有保守的甚至反革命的特性。
这个矛盾的和经验主义的态度也反映在上面已引用过的《红旗》的文章中。虽然它开始时就说，而且这也是正确的，帝国主义所要的“和平是消灭社会主义的和平，就是不允许一切国家发生革命的和平，就是要全世界一切人民驯服地接受美国垄断资本家压迫和剥削的和平。”它随即谈到（斯大林在去世前不久“发现”的和保卫的观点，即目前时代的特点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为了证明这样一个论点，它每次都放弃它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得出的革命的结论。当它谈到关于帝国主义备战的性质的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美帝国主义为了实现统治世界的野心 ，一面积极准备所谓全面战争，即世界大战；一面积极进行和准备所谓的有限战争，即所谓局部性的战争。（……）
（……）美帝国主义者认为，在积极准备世界大战的基础上进行局部战争的战略方针，对他们最为有利。美帝国主义懂得，在军事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苏联的情况下，如果贸然发动世界大战，就会遭到极端严重的后果。
如果我们不考虑其夸张的说法，当然这种夸张有其政治基础，那么，这是正确的。但是，《红旗》随即写出了它自己的结论，并且说：
但是，他们绝不愿意也不能放弃战争政策，因而他们指定了所谓有限战争的“战略方针”，企图在不发生世界大战的时期，采用所谓局部战争手段，逐步地实现他们的帝国主义的目的。
如果这是正确的话，这就意味着帝国主义已经放弃了它的“消灭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因为这个“目的”只能通过一个“全面的战争，那就是一次世界大战”才能达到（假使这真能达到的话）。因此，它会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干涉这个或那个革命，即仅仅通过“局部战争”来保存它自己。但是，这样一种策略方针，很清楚的， 只会是一种保卫“现状”，接受一系列工人国家的存在当作既成事实的策略方针。这对帝国主义敌人来说是失败的策略，因为它会从工人的国家的难以征服的人们开始。它将意味着帝国主义在世界革命力量之前的一种退却，因此，它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性，它将会展开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帝国主义的最后失败将是一个为期不远的前景，因为帝国主义不可能用局部战争的唯一武器去反对日益增长的世界革命的力量，来长期地保存自己。从军事上来讲，帝国主义将会决定通过游击战的方法来同它的灭亡进行战斗。
遗憾的是世界革命的联合力量还不够强大，无法为这些结论提供基础。然而，《红旗》毫不犹豫地得出这些结论：
美国关于进行所谓局部战争的方针，是美帝国主义实行的侵略战争政策的历史经验的一种总结。美国控制西半球就是通过所谓局部战争手段实现的。在帝国主义时代，除了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之外，就是一部充满着所谓局部战争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从连续的局部战争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到今天，帝国主义发动的局部战争更是从来没有间断过：有帝国主义干涉别国革命的战争，有帝国主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有帝国主义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
这里，我们看到了在《红旗》文章的开始的一个明显的矛盾，在《红旗》文章里说，“和平对帝国主义者来说，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隙”。帝国主义的时代是“一部充满着局部战争的历史”，甚至“除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外”那就是，甚至在“和平”时期。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有责任从“局部战争”中得出一些更普遍的结论，“局部战争”已成了一种特点，而且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的特点。正如《红旗》的文章中所谈到的那样，局部战争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干涉其他国家的革命的战争，是帝国主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
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有考虑事物的结局的勇气，所以结论并不是这样的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局部战争”有着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它们以一切形式，把矛头对着世界上崛起的革命力量，这也就是说，它们实质上是反革命的。它们组成了由最强大的最觉悟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所领导的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方针的一部分。美国不可避免地将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之间最后摊牌。《红旗》得出的关于帝国主义者“已经采取了有限战争的战略方针”的结论，归根结底是在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面前的一种“理论上”的投降，那就是，想努力逃避人类在目前时代所面临的最辣手的问题。
为了证明它的草率的结论，《红旗》当然也不得不轻视帝国主义敌人的力量 ，为了坚持它的互相矛盾的观点，它又以“两条腿”走路：一条革命的腿，另一条是官僚主义的腿。它一方面说“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的不可避免”是“历史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它运用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的手法，并说
“ 根据列宁主义的原理，帝国主义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是对抗性的，是现代战争产生的根源之一。它忘记了，自从列宁逝世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世界力量的对比已肯定地变锝有利于世界革命的力量而不利于帝国主义，现时代世界规模的基本矛盾只牵涉到革命和反革命之间，不再是帝国主义内部之间的冲突，不管这些冲突是如何的重要。目前不可调和和对抗性的矛盾是以工人国家、殖民地革命和工人阶级运动为一方的。同帝国主义为另一方的矛盾。尽管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在他们之间，从费朗哥到艾森豪威尔，从阿登纳到戴高乐为了对付日益增长的世界革命的力量，却有着一个神圣的联盟。
《红旗》，作为他自己混乱的俘虏，提出了一种定义，这种定义将证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比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矛盾更为主要。
因此，《红旗》这样说
西德和日本这两个帝国主义的再起，形成了严重的战争危险的两个策源地。美国扶持西德和日本的结果，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一论点并不能使人非常信服，因为一个搞政治的乳臭未干的小孩子都懂得美国帝国主义武装西德和日本是反对工人国家，尤其是反对苏联和中国的全面备战的一部分，对《红旗》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
按照美国的如意算盘，重新武装起来的西德，是在西方进行反苏战争的支柱；重新武装起来的日本，是在东方进行反苏和反华战争的支柱。本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英国和法国何尝不是想利用德国和日本来进行反苏战争呢？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为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我们怀疑这一次的如意算盘是在《红旗》这一边。它仅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来设想目前的情况。而以这样的道理来说服别人是不可能的，所以《红旗》突然补充说：
今天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情况在这一方面又有什么不同呢？不同的仅仅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强大无比了，谁要发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除了自寻死亡之外，别无其他道路。
这样，就没有担忧的理由了，“帝国主义的特性是欺软怕硬“是对《红旗》的安慰，《红旗》继续说：
原料和市场又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是会不惜一切手段去进行争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首先从帝国主义之间打起来的。被美国扶持起来的西德和日本，是不会恭顺地听从美国指挥的。有睡能够保证，西德和日本不走他们的老路呢？有谁能够保证，西德不在西欧发动新的侵略战争，日本不在东南亚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呢？又有谁能够保证，珍珠港事件不会重演，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发生新的世界的大战呢？
真的，在这儿，理智变成了无稽之谈。而这篇文章是为纪念列宁而写的，列宁比任何人更了解阶级敌人，列宁从来没有轻视和低估阶级敌人的“生存的意志”、反抗革命的能力。列宁总是朝着根本的事物，列宁孜孜不倦地分析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撤离那些把过时的已送到“古物博物馆”的公式死死抓住不放的人们（这些公式在过去一定具体情况下是正确的，后来成为谬论，结果在新的情况下它就成了反革命的公式）。
至于“谁能保证新的世界大战将不会在帝国主义国家中间爆发？”的问题，它的意思只是强调这种变化是不现实的，《红旗》在寻找另外一种“保证”，《红旗》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来保证“战后世界的真正直接的矛盾不是苏联和美国的矛盾”。但又运用了“两条腿走路”的手法，毛泽东自相矛盾地说：
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包括两个方面，在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确是在准备着反苏战争的，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的反苏宣传就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在另一方面，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
事实上，《红旗》的文章中充满了这样的矛盾，从头到末，一句话与另一句话互相对立。文章并不愿意公开地攻击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从上述的引语中清楚地看出，文章重复了在现时代斯大林主义的帝国主义之间战争的“看法”，但是，同时，文章也想警告在这方面过多的幻想。文章使人回想起列宁的话，“我们处在人民、阶级和公开对我们表露最大憎恨的政府的包围之中”。文章又说：
在今天，美帝国主义还在用军事基地网和导弹网包围着我们，我们对帝国主义所造的战争危险仍然必须保持最大的警惕。
文章宣传了“和平共处”或者说，文章想“迫使帝国主义接受和平共处”，这是另一种不同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看法；
如果不把全世界人民发动起来进行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束缚住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手脚，而是向帝国主义祈求和平，就不可能赢得全世界人民所需要的和平。
文章并没有考虑到在殖民地国家中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需要。在殖民地国家中，革命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但在同时，文章又玩弄了在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文章说：
根据列宁主义原理，垄断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是对抗性的矛盾，是现代战争产生的根源之一（……）
列宁又说：“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放出来。不论革命如何困难或可能遭到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的浪潮如何高涨，，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列宁还指出：“国内战争也是一种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在任何积极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的自然表现，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表现。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是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今天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是不是缓和了呢？是不是象帝国主义者所宣传的那样，帝国主义制度已经变成为“人民资本主义”，甚至已经“达到最接近于‘人人富足’的共产主义理想，因而列宁的上述原理不再适用了呢？”
毫无疑问，《红旗》的文章，比起赫鲁晓夫——他在理论上和政治领域中实际上是世界上共产主义运动的清算人——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来，是前进了一大步的。只有宗派主义者才能忽视中国对帝国主义的态度的积极一面。它同时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和俄国官僚主义领导之间有着巨大的矛盾；中国正朝着一个世界规模的更为革命的政策。这只能受到一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欢迎。
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提到这一方面那将是太粗心和不负责任了。因为对于殖民地人民和两方面工人阶级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策仍然包含着许多危险。
这即使在《红旗》“忘掉”了对“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的推测，以后在文章的末尾，含蓄地开始谈到战争将会是一次世界阶级战争，矛头指向反对革命的联合力量的时候就很清楚了，同时，文章说：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摧毁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但是，如果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发动战争，我们是不是害怕呢？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答复。他说：“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如果，确如它所说的那样，每一个革命者只能对此鼓掌欢迎，因为它的意义是革命的。但是这些话的同时也有反革命的一面，并且同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政策一样是矛盾的。它符合苏联官僚主义的类似的教条的说法，只是稍微不象它勇敢。苏联的官僚主义倾向用战争的后果来“威胁”帝国主义，以使迫使其接受“和平共处”。在这里，无产阶级革命（或者说：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只被用来服务于官僚主义的利益。基本上说，这样一种政策是同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完全吻合的，斯大林主义便是把一切事情永远为一个特权的官僚阶级的利益服务。
对世界工人阶级来说，为了在全世界建立其无产阶级统治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因此，推翻帝国主义的必要性不可能加以推迟而变成一次新世界大战的突变事件。如果帝国主义的确在准备这样一次世界大战，而且事实也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应当尽最大的责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即通过瓦解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尚能把大部分人类拖向死亡以前把它粉碎的手段有效地与这种备战进行斗争。
历史上从来没有让被剥削群众去对付这样一种危险的、罪恶的和腐朽的敌人，帝国主义。这是事实，即由于殖民地人民的英雄主义和工人国家的迅速的经济发展，但帝国主义仍然是地球上一个极为真实的力量，我们现在还不能以另外一种力量来替换它。《红旗》的文章教导说：“人类的历史经验说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放弃国家政权的，”即使《红旗》没有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的话，那这也应当成为世界工人阶级和战斗的殖民地人民的一个警告。
只有一种通过联合工人国家，殖民地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目的为了在现时代具体地消灭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战略方针，才能打开人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前景，而不受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祸害。或者，如果绝望和垂死挣扎的帝国主义敢于发动这样的战争，那他就会马上转变成一次最大范围的国际内战。
在革命的联合力量同帝国主义力量之间的即将到来的决战是否将采取一次全面的核战争的方针，还是帝国主义肯定地被正在成长的革命力量削弱而不得不退到防御方针的问题，仍然需要由历史来作最后的答复。我们丝毫不能怀疑帝国主义正在准备第一种方针。如果帝国主义不是一方面为正在迅速成长的革命力量以及另一方面为苏联官僚主义在进行让步时的“慷慨态度”而感到惊慌的话，那么帝国主义早就发动这样的战争了。（根据后来的暴露，帝国主义原来把这次核战争的时间定在一九五三年。）
在纪念列宁的时候，《红旗》不应当忘记：为了同阶级敌人进行战争而指出前途的费拉奇米尔·伊里奇总是从最坏的变化来考虑敌人的力量和意图的。这是准备取得胜利的唯一方法。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一句中国的老话，这是我们从《红旗》中学来的，天哪！中国共产党对敌人中间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仍然抱有许多幻想；这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对敌人还不够了解。
尽管如此，老话还是说得不错。他加强了我们的信心，那就是第四国际和世界力量的不可抗拒的联合将使战争走向胜利。这一过程是否迅速到来的问题将取决于帝国主义是否在未来的决战中把核战争的前途改变为一次仅仅是防御性的战斗。与《红旗》相反，我们不想丧失时机，并被同样的推测来混淆先锋队。我们了解敌人，我们面临着从帝国主义最坏的意图来开始考虑问题。帝国主义的最坏的企图是同它目前的战略方针和在全世界进行的反革命活动相联系的。如果我们的“悲观主义”将被今后的历史过程所否认的话，那是再好也没有了，然后，这将依靠工人国家、殖民地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的迅速和自觉的联合。
只是第四国际这样一种运动才能为它提供基础，并把它变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九六零年四月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一九六零年春季号）
让——保尔·马丁
中国革命已开始进入第十一年，研究一下这个革命度过的最初十年的收支表，及在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时候来看看它的问题所在，和党的前景，这是相当有趣的。
中国革命在国际上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现已开始成为日常谈话的资料；但只有很少的人了解它的含义。
极大多数中国革命的国际观察家们最容易抓住的一面是：这个六亿人口的国家令人难忘的经济、文化、军事力量的觉醒。这个国家的人口按照目前每年的出生率（一千五百万）计算到这个世纪末将超过十亿。
帝国主义者恐惧地观察着这位巨人的阴影伸展在亚洲和全世界的上空，并且作出种种“地理政治学”的空论来驱除“黄祸”，其中最富有想象力的一种定论是已经梦想到未来的中苏冲突能同时削弱中苏两国，或者至少是使自乌拉尔至加利福尼亚的“白种人”取得了和解，使苏联和中国的同盟分裂。
大家知道，阿登纳、戴高乐两人，甚至连阿特赖·斯蒂文森这样的人都很注意这种推测。由于发动外部的武装干涉战争对帝国主义来说是越来越冒险了，每当帝国主义分子对工人国家的崩溃失去了希望的时候，这种空想就助长了他们的“历史的预见”，现在这点很肯定，在这世纪的下半叶，中国在国际上会越来越起作用，甚至将控制这下半世纪。这不是新中国攻击“西方”或者“白种人”文化的军事行动的结果，而是中国革命影响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工人国家的结果。
中国已经指出了一条为不发达国家迅速取消经济、文化、军事力量的正确有效的道路，这个“中国”道路将要传染到从印度开始的越来越多的亚洲邻国，甚至非洲国家。
尼赫鲁和苏加诺之流已经嗅到这个“危险”，他们想孤注一掷地用反对中国“侵略”或“不正当干涉”的落后群众的爱国主义来反击中国。将来，中国在工农业生产、教育、妇女解放方面的每一跃进将使（已经独立的和仍旧属于帝国主义的）亚非国家中正在崩溃的封建资本主义制度，比看到核弹爆炸还要震惊。被称为不发达国家的问题注定要变的越来越富有爆炸性而且越来越不能用资本主义方法加以解决。这是因为先进国家和这些国家发展的悬殊正在扩大，在因为由于不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的速度更快，虽然这些国家的总产量是在增加，但按人口平均的生产量正在减少。
要弥补这两种差别，并且进行高速度的工业化，不发达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把先进国家差不多的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作为投资。
不发达国家靠他们本国的资源把他们缺乏的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八用于投资。其余部分得靠外国援助。现在，这种援助（包括苏联的援助），即使是在真正的生产条件下投了资，很少达到每年四十亿美元；而为了推行“在三十五年中把现在（约十六亿人）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少于一百美元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一倍。”
（这些是联合国专家的结论或是一些更为严肃的一些估计），则每年需要二百亿甚至五百至六百亿美元的！在这方面，中国革命的经验靠把国内外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封建主的地租变成国家资本，和在生产上动员以前未充分利用的千百万男女劳动，每天都在证明有可能找到高速度发展经济的办法。但是这种发展需要的社会和政治体制是只能通过社会革命和工农政权的建立。这个政权使生产资料国有化，实现计划经济，以及在物质和精神上使生产上动员这批巨大的人的资本成为可能。
中国革命另一影响是对其他的工人政府。这些政府，象中国本身一样，在政治上由官僚统治的，他们在数字和社会上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因此这些国家的发展是畸形的；这点在他们相互合作发面有所反应，这种合作在正常情况下当然应该是和谐的。
现在我们离这个“正常”情况还远。因此，在目前几个工人国家之间存在着的官僚内部的对立状态开始可以大概地看来；这种对立和过去的国际斯大林主义官僚之间的对比相比，具有另外一种性质，包含着不同的结果。过去主要的对立发生在苏维埃官僚内部，在比较小的程度上，是它和缺少真正权力的共产党官僚们之间的对立。
然而，今天我们要谈及的几个工人国家是由强大的民族官僚们所统治的。这些官僚们，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之间，反应了他们本身的特殊的民族利益和使他们屈从的特殊的民族压力。
关于目前工人国家制度中的这种新现象可以写出一部社会学。但让我们目前只限于阐明一些有指导意义的路线吧。
在这个制度中，已经存在三种特殊的各不相同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即苏联、南斯拉夫和中国的道路。
苏联的道路大家早就熟悉了。
南斯拉夫有别于苏联道路的三个主要特色如下：
（1）以向国际市场可能开放的经济代替苏联的自给自足经济
（2）运用劝说的方法，按照工人国家的技术财政上的可能性来使农业集体化，代替强迫集体化。
（3）把地方和区域一级的经济行政管理权转变为真正由企业中的工人和团体中的人民自己管理的权利。
实际结果是南斯拉夫在考虑到世界市场可能性后，它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它的经济取得了既迅速而又协调的增长，这种增长不只是在较遥远的将来有利于生产者，而是马上就对生产者有利。结果，社会紧张也减少，社会制度甚至政治制度显著地要比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更为巩固。假定说，这是由于南斯拉夫处在两大阵营间的国际地位对它有利，它才能够执行这种经济政策。但事实说明，它的例子在经济方面，是对“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自给自足政策的具体的谴责。有些人，当然不仅是斯大林主义者已经接受了这一政策。并把他当作走向社会主义的独一无二的必然的道路。”
南斯拉夫农业集体化落在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后面，这个事实不是对南斯拉夫制度的一个正确的批评，因为，经济上，在几乎属于小农经济的同时，南斯拉夫的农业是繁荣的，因为农民没有理由去破坏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国家可以延长集体化的时间，并且按照国家的技术（机械化等）和财力（农业劳动力公正的报酬）方面增长的可能性，使它沿着合作化的道路前进。
同时用国家的税收政策，限制土地占有面积，和一整套措施来跟农村中形成一个新资产阶级阶层的危险作斗争。当然，企业和团体的真正自决大大地加强了南斯拉夫制度的经济政策。这种真正的自决是对生产的一种重要的推动力，是拥护政权的一个根源。
至于现在正在形成的中国道路，一般似乎综合在农村甚至是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和作用之中。在仿效苏联十年之后，通过建立人民公社（即在经济上和行政上都由老百姓组织起来的、受国家中央机关控制的一套组织系统），中国走上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我们以后会知道这种试验一般在什么范围中发展着，它提出了什么问题，打开了什么局面，但，目前让我们局限于指出今后存在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三种道路”，它显然与苏联的、南斯拉夫的均不相同，这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由这三种不同的道路之间的竞争引起的骚乱，在工人国家的人民和官僚之中会越来越起作用。
苏联，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本身的公众舆论最后不可能对南斯拉夫的例子不加以注意，中国的例子如不产生重大的影响也不会被苏联所接受，因为苏联官僚被它自己的道路所束缚住，正如成长中的中国官僚的命运和公社的成就拴在一起一样。除开这些新道路在官僚和群众的关系之间的影响之外，必须考虑到由这些试验造成的工人国家官僚之间必然的思想意识上的分歧，每种试验提出了（有关国家）要执行的经济政策和国家结构的概念的问题。
细心的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赫鲁晓夫对中国公社表示的且不说是敌视的态度，以及克里姆林宫和北京之间的意见不一致的各种迹象，无疑问地，中国以一种非苏联的方式在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积聚力量，会在目前难以预料的路线上加强官僚内部的摩擦。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同样在这方面，新中国的强大对苏联官僚来说不是一个稳定而是个瓦解的因素。归根结底，这样一种过程将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工人国家的全部官僚机构，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上的进展肯定要比官僚的统治迅速得多，而且是决定性的。这种官僚统治尤其容易在国内外问题上产生不同程度的对立。
（中略小标题为“中国革命十年来的一张统一的收支对照表”一节。这一节引用我国建国十年来各个时期的国民经济建设的统计数字。——编者）
“中国十年来的发展”，周恩来在上述文章中骄傲地写道“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着重点是我们加的），中国的领袖越来越不喜欢用这个名辞，他们清楚地解释了它的内容。在这方面，让我们再听听周恩来的：
还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是民主革命在范围内的胜利，同时也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
在革命胜利中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虽然吸收了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实质上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着重点是我们加的）
按照周恩来的说法，是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消灭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资本主义的余殃，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不停顿地就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坚决地驳斥了党内外一部分人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保证农村中土地买卖、租佃、雇工、借贷、贸易的四大自由”等资产阶级观点，及时地提出了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进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引自上述文章。我们加的重点）
让我们也来听听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理论家刘少奇的吧：
……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了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人民共和国，这就顺利地实现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在革命的最主要问题即政权问题上，人民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终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中国人民在全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虽然还必须继续解决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任务，主要是在全国最大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来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任务，但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山已经在一九四九年开始了。（一九五九年十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重点是我们加的。）
这是很明显，中国的领袖们想用这种托词放放马后炮来证明他们胜利后和以前的行为是正当的。
中国实际上抛弃了斯大林关于区别他们社会制度的阶级特点的两个革命阶段论，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执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认为）实际上只有一次革命但分为两个阶段，在同一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之下不断地进行。这里，我们嗅到托洛茨基和我们国际运动为“永久革命” 所下定义的味道。
为了替中国共产党过去同所谓反帝反封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妥协政策相辩护，中国现在否认了在夺取政权以前的，同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有区别的“民主革命”。
中国共产党直到它违背了斯大林的指示，跟蒋介石破裂，领导广大群众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后，才打开通向唯一可能取得胜利的道路。
“民主革命”不再是作为在有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工农民专政”制度下经过的一个阶段。“民主革命”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但只是共产党领导革命群众在夺取政权以前反对蒋介石的一段时期而已。
这并不妨碍刘少奇找到机会来攻击：
中国革命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正象俄国的孟什维克一样，他们用一道“万里长城”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隔开，看不到这两个革命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左倾机会主义者又类似俄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内消灭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这自然是混乱极了。刘少奇的意思是，在民主革命，即取得政权前的时期，甚至需要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盟。他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反对“民主革命”“任务”之一的。
历史现实当然是十分不同的。当斯大林和执行他的命令的中国领袖们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是“民主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时候，托洛茨基主义者就反对任何受“民族资产阶级”政治领导的“四个阶级”民族阵线的概念。
相反，托洛茨基主义者从不反对这样的一个阵线：实际上由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所领导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并且夺取政权的阵线。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民族资产阶级”接受了领导（民族）阵线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的斗争方式和纲领，当然必须在一定的时刻参加这样的一个阵线，——那有什么可反对的呢？
然而不应该夸张这样一个阶层实际上的重要性，和他们参加真正由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领导的阵线这个是事实。
当刘少奇声称包括夺取政权之前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共产党的路线一直是“由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并且这个政策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他并提到革命斗争的最后阶段，当时中共终于和国民党、蒋介石决裂并投入夺取政权的斗争，刘少奇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有意识的美化中国共产党过去的政策。
总之，让我们记住这个事实：中国领导人事实上上是回到永久革命的理论，他们承认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只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下完成，和所谓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不断革命论。
一九六零年四月
原注：迄今为止，有关这个问题最先进的解释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为了好些原因，在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二日北京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大会上所作的重要演说中提出的。
这里演说中有关永久革命的一些最重要的段落：
“列宁光辉地运用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思想，把它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根本指导方针”。“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劝，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三日新华电讯稿附刊第四十一号）
在陆定一看来，中国革命的“民主”时期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和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革命”的一个过程。
陆定一为此引用了列宁说的民主 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指出：‘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一九六零年春季号）
乔治·凯恩
对于中国的公社，虽然在口头上和文字上都有不少的评述，但是在政治上消息灵通人士中却很少有人能够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是什么？资产阶级报刊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异想天开的说法，都是可以预料到的。北京的官方人士虽然也提供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画刊，但是也没有使我们对于五亿人民的生活获得一种更为清楚的印象。由于目前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的争论，因而社会主义者们要弄清楚“人民公社”和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政策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公社的态度如何；社会主义农民政策的一般原则又是什么？
恩格斯在十九世纪末叶的时候写道，“……现在突然到处都提出了农民问题。”①这是因为“农民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方面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说七十年前法国和德国的情形是什么这样，那么，今天人口中分别有百分之七十和百分之七十四的人从事农业的亚洲和非洲，情况也是这样。
① 费·恩格斯著：《法德农民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421页。
农民（指这个名词的广义而言）显著的特征是和土地私有财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的和社会的眼界有局限性，因此很难产生持久的阶级意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似乎和农民，甚至和农民当中那些贫穷了及毫无土地的阶层的当前利益，都是不相容的。共产主义就是要废除私有财产。
恩格斯提出了这一点：“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稳固可靠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在任何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国家中，如果那个国家的政权任意对待小农的利益，“任何稳固可靠的的变革”，难道真的是不可能的么？难道革命政权必须要提出它不愿也不能履行的保证么？难道工人政党必须把他们的意志强力地加在农民群众身上而冒爆炸的危险么？恩格斯在他的论文中为欧洲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纲领，是同社会主义者研究现代农民问题很有关系的。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应当读读他的小册子；但是我们为了说明问题在这里引用几段比较长的引问还是合适的。恩格斯说：
“…… 我们预见到小农不可避免的灭亡，但我们决不应该以自己的干涉去加速这种灭亡……当我们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我们会像我们不得不对大土地所有者采取办法那样，去用强力剥夺小农（无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要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协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使用强力手段，而是依靠示范和为这个目的提供社会帮助的办法。当然，到那时侯，我们将有充分的资料给小浓证明他们现在本来就应该明了的那些好处。” ① （黑体系我所标——凯恩）
“这里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使农民明白地看到，我们只有把他们的庄园和地产变成协作社的生产时，才能救全他们，保全他们。正是被个人所有制来制约的个体经济，那么他们就不免要丧失土地和庄园，大规模地资本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陈旧的生产方式。”②
我们不能而且永远不能许诺小块地的农民保全个人财产和个体经济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大的威力。我们只能许诺他们说：我们不会违背他们的意志而强力干涉他们的财产关系……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极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比较好些，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协作社，要是他们决意这样办的话；如果他们还不能决意这样办，那我们就要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那小块土地上考虑一下。” ③（黑体系我所标——凯恩）
① 上引费·恩格斯著书，第434页
② 上引费·恩格斯著书，第435页
③ 上引费·恩格斯著书，第436页
农民经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大威力”之下是要“灭亡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要“违背农民的意志强力地”去“加速”这种过程，而是要“依靠示范和提供帮助 ”来说服农民使他们相信合作的好处，对于那些不相信这些好处的农民要作出让步。恩格斯就这样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这种仍然流行的生产方式应有的一般原则。 “自愿合作”就象合作的大规模耕种一样，同样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部分。
我们如果机械地把中国看作是出现在十九和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欧洲式的中世纪封建主义，那自然会是一个错误。随随便便地使用“封建的”和“半封建”的这些字眼，就象把中国的历史特点捧成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绝对例外一样是不正确的。
在分析中国的发展时，应当常常记牢，中国的主要的矛盾不是“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势力和“民主制度”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矛盾，而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唯一可能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象从流产了的辛亥革命到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垮台这段期间所发生的那样。但是，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的问题依然是——“跳过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以后，怎么能使财产关系和生产力同政治关系适应而又不致危害革命的基础呢？“跳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意味着，所作的事情在性质上自然而然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它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工业化、分配、等等）必须要由工人和农民的政权来实现。
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中的农村政治关系的历史表明，农民要么同反动势力一道前进，要么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前进。反动势力的胜利就意味着革命要被绞杀，而且迫使贫农和中农走向灭亡的那种环境要继续存在下来（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获胜以后的中国就是一个例子）。工农联盟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一直都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在理论方面首先要解决的一次重大问题。革命本身解决了这场争论而有力地印证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证实了口号中关于农民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两个阶级的关系的提法是正确的。当欧洲的革命浪潮随着德国人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的失败而处于低潮的时候，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就提出了俄国工业化以及农业合作化的纲领。在二十年代的末叶，在中国遭受了重大失败以及由于官僚机构对富农所采取的方针而在国内引起了重大困难的时候，斯大林就匆匆忙忙地搞集体化，强迫农民生吞活剥地把“大规模耕种”的“利益”一口咽下，托洛茨基反对这些做法，理由是这些做法远不是加强工农联盟，只会有利于反革命，他们所导致的要么是激烈的反抗，要么就是沉默的破坏。
托洛茨基早些时候所提出的工业化加上集体化的要求，是以加强工人国家的基础这种需要作为根据的。他反对斯大林一九二九年对农民所作的直接攻击，因为这样做法削弱了并且危害了处于孤立地位的苏联，使官僚机构决心抛弃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国际战略。他在一九三0年写道：
“据说农民土地的集体化是社会实行社会主义变革的最必要和最基本的部分。但是集体化的强度和速度却不是政府的意志所能决定的。（黑体系我所标——凯恩），而归根结蒂是由经济的因素所能决定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的标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农业本身的技术资源……
“ 工业化是整个新的文化的动力，从而也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的基础。从苏联的情况来说，工业化首先就意味着加强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它也为农业集体化创造物质的和技术的先决条件。这两种过程的速度是相互依存的。无产阶级愿意这些过程采取最快的速度进行，因为这样可以最有效地保护所要创造的新社会不致受到来自外部的危险，同时又为系统地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水平打下基础。”
“但是，所能达到的速度要受到国家的整个物质和文化地位的限制，受到城乡之间相互的关系的限制，并且受到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为了明天而牺牲他们的今天的那些群众的最迫切的需要所限制的。”（黑体系原文所有）①
托洛茨基上面这番说法的出的结论就是说，党和国家领导可能遵循的有两种不同的途径：“（甲）一种就是前面所说的在一个国家内从经济方面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进一步获得胜利为止（这是左派反对派的观点）；（乙）另一种就是建设孤立的民族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且要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建成（这是官方的观点）。”
如果拿这种标准来衡量斯大林，又将置毛于何地呢？“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这是苏联斯大林主义的保证；“全民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是中国斯大林分子所宣布的目标，而且要“在几十年内”完成。斯大林对待农民的非马克思主义态度，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在中国悲惨地表现出来了，那时在革命的高潮中，苏维埃在农村中却被禁止存在（这成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个特色）；等到革命的高潮过去以后，反动势力在夏天万分嚣张的时候，又同时提出了举行暴动和成立苏维埃的号召（这又变成了攻击“过分谨慎的”托派的武器）。这些“错误”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要经过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意味着继续奉行斯大林式的方法只能使中国的革命以及整个亚洲的革命再一次遭受严重的挫折。
① 列·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一九三零年美国版序言
② 同上书
“一九五八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象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①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开始了，并且在几个月里就完成了。
北京声称人民公社代表“几亿农民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共同意成立人民公社是因为“农民要求劳动力组织得更合理，效率更高”。②这些说法是否符合事实，我们一会儿就要加以讨论，首先，我们应当简短地了解一下中共仅仅在“初升的太阳”升起以前几个月是怎样考虑农业的作用。
谭震林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代表中央委员会对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报告。他透露，“某些人”（在现代的中国政治中，这个范畴几乎就是代表全国）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五七年春季曾经反对官方的农业路线为冒进，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春季曾经反对官方的农业路线为“冒进”；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③究竟是农民缺乏积极性影响了“某些人”，还是象谭震林所坚持的那样，是“某些人”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受到“缺乏积极性”的影响，它在群众中进行了反对“右倾”的运动一直到一九五七年九月召开了党的三中全会时，除了重申多快好省的方针外，又提出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实行退却。显然这次退却并没有使所有的人心悦诚服，因为“有些人”则仍在等侯秋后（一九五八年秋）算帐。④
一九五七年十月公布并交农业合作社讨论的修正草案于五月纲要提出来了。总共收到“各地方、各方面、各单位和个人”的意见一千八百九十一条，综合整理为三百三十七条。⑤又收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意见二百九十三条。在所有这些来自农村的意见中甚至没有一条提到要把合作社合并而成立公社的！但是我们知道早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就是谭震林代表中央委员会提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前两个月，中央委员会就在和各个地方党的负责人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纲要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间内”⑥，就是说至少到一九六七年“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
①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②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人民公社万岁！》
③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谭震林：《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
④ 上引书
⑤ 上引书
⑥ 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党一点也没有表露迹象，说明它在考虑要在一九五八年头几个月中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公社。在谭震林五月所作的报告中，所能看到的只是在以后的十年内“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当他作这个报告的时候，公社型的组织已经试验了一个月了。
因此，说什么公社是土地改革的自然结果，或者说党不得不在“农民的要求下”同意他们这种要求，都是没有根据的。考虑到农业的情况以及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能满足工业化的要求（基本建设是要靠农业结余来支付的）。一旦不顾死活地提出要平衡经济而下令实行合并，那么，可以看到公社化运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种运动在农村中引起了巨大的动乱，是一次反对经济落后状态的强行军，其规模是任何社会前所未有的。
我们现在知道第一次大规模合作耕种的实验是在一九五八年四月间进行的。在河南省遂平县，有二十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一个大社。①在其他地区，也作了一些实验。这种合并如果没有最高当局，也就是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是不可能进行的。早期的实验规模很大，每次实验都包括一万户左右，人口大约有四万四千人。②
① 《红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八期，第7页
② 休斯：《中国的公社》，博德利·赫德公司一九六零年版 第77页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央委员会在北戴河讨论了继续进行反对“右倾”的斗争问题。五月间，谭震林就对“客观条件方面出现不利因素”以及后来农业歉收的可能，提出过警告。到了秋天，显然收成将会很好。北戴河会议就作出决议要求合并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把钢的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倍。会议决定要利用丰收来推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合并（正象一九五五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的情形一样）。要说丰收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正确路线”的结果，那是很容易的。在丰收的年景中，“右倾”将会非常孤立“这也是中共加强控制群众不可失去的机会。毫无疑问，动机到是“把劳动力组织得更加合理，效率更高”，但是农民事实上是否“热烈欢迎”这一步骤那却是另外一回事。把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不相适应的农业合作社进行改组的这种需要就表明，政府的农村政策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农业中进一步出现缺点（就象一九五七年所经历的那样）可能成为群众与日俱增的反抗的焦点。这个政权迫切地需要显著的成就。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这一全面运动，就是中国要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
证据并不说明五亿农民要求成立公社，如果他们得不到就要起来造反。它也不意味着农民反对公社，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积极的干部们可以把公社的情景描绘成为天堂，就象他们在一九五五年描绘农业生产合作社时一样。答应给以“免费的”医疗，还有其他的“免费的福利”，在公共食堂里尽量吃饭，付给现金工资，免除家务操劳，人人都受可受到适当的教育，对于病人和老年人进行照顾，等等，总括起来就是一幅非常引人入胜的前景。
合并而成的公社对于农民个人和他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占有生产资料，①这是农民在参加的时候捐献的。公社的“所有权一级”是在“生产队的一级”，这同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大致相同。
①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第二条
每个公社平均五千多户，但人口总数则由二万五千人到五万不等。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原来组织是由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乡（村委员会），由乡组成县（县委员会）。国家机器（指乡和县）要同农业生产合作社分开，并且在合作社之上。人民公社就是把每个乡的全部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最初一个例子是合并了二十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将称为“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还有“生产队”②。人民公社由社会委员会管理，而社会委员会是按照一般的斯大林的方式推选出来的，就是说，是由当地党的机关提名，而是由农民“同意”的。
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政社合一的。”③最后一点是公社最重要的特点，当然也是从反动分子关于“兵营式奴役制”等等谎言中完全找不到的。社务委员会代替了乡人民委员会。而县委员会（县）就是由各个人民公社的联社组织起来的。因此，公社就起着农产品的生产者、购买者和上交者的作用。
公社的各部门（福利、民兵、财务等）都在社务委员会的控制下进行工作。每个生产大队的各个部门负责（就是说每个生产大队各自计算，以便能够把这些生产大队分别列为“下”“中”“上”三等。社务委员会根据生产的结果（最先是按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每个大队提取一部分资金。社务委员会和生产大队之间的作用大不相同，但是详尽的资料很少。
① 周恩来：《伟大的十年》，一九五九年十月。
②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③ 同前书。
大公报①所作的分析提供了下面这些资料：
生产大队 公积金 生产大队保留 生产队保留 中等 14% 3% 1% 上等 17% 3% 1% 下等 11% 3% 1%
公积金包括公社办的医院、学校、对于年老多病的人的照顾的费用等。生产大队必须提供地方性的“免费”服务：幼儿园、公共食堂，等等。这个政权认识到，使公社对生产大队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整个公社作出决定以及从公积金中逐渐开辟财源（从而占有这些财源）的过程，是生产大队一级所有制越来越不重要，而国家所有制越来越重要（因为社务委员会同国家机构是一个东西）最妥善的办法。
这个政权关于公社各种职能的种种荒唐说法，掩盖了这一事实，就是这些说法只不过是信口开河而已。例如新华社就声称山东的柳南（译音）公社有“九个小工厂 ”（事实上这只能意味着是庭院里的一个角落或者是个洋铁棚——凯恩注），制造农具（锹、泥刀、铲、道钉等）、水泥，陶器，并加工粮食②。另外一篇报导吹嘘莱千公社拥有“一个拖拉机站和一个车间网”。③这里的拖拉机站顶多不过是个有些修理汽车的简单设备的停车场（中国的第一个拖拉机工厂是一九五九年投入生产的）。新华社说漳州市公社有“二十四个厂”，已经“生产几千件收割用的和打谷用的工具”，④这句话也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毫无意义。机械化的农具是超出了中国今天农业资源以外的（这需要技术人员、重型装配、焊接工具、钻孔工具、机械工具、发电厂、计划能力等等）。当然这也并不是轻视它在资本主义中国基础上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① 休斯一书的附录，第84页
② 新华通讯社（每日在伦敦出版）一九六零年八月一日
③ 新华人民公社（原文如此——译者注）一九六零年八月二十八日新华通讯社
④ 《今日新闻》，一九六零年八月十日，第4页
紧接着八月北戴河中央委员会会议以后，十一月又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人民公社肯定是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议事日程上的，但是在这一方面究竟作了什么决定我们还没有现成的材料。农村的形势和党内领导之间的分歧，要求召开最高级的会议，而且从会议的结果来看，形势必然是令人吃惊的，甚至比一九五七年那次需要后退的危机更加令人吃惊。
中央委员会从十二月武昌会议，是由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和一百六十六名代表参加的。这是为讨论公社问题而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所作的《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著名决议，是值得加以研究的①。一股反对公社的潮流一直涌进中央委员会中去了。这还绝不是纯粹的反对潮流。城市的代表反对把公社制度扩大到城区中去，公社制度的原则已经向他们作出让步了。军队中也有一部分人由于长期的“体力劳动”和成立了千百万的民兵而受到了损害（对于这件事的反应就是在陆军元帅林彪的上面另立一个职位，由公安的首脑去 充任）。②其他领导人物所以反对人民公社是因为农村中的不稳定状况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
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认为是“人民公社”的最积极的支持者。事实上，据说毛是最初提出这一个主张的人。③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担任了参加最近在莫斯科召开的斯大林分子最高会议的代表团团长，并且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党的攻击。周恩来被称为“有弹性的布尔什维克”，因为他虽然常常站在“错误的” 一方，却有能力挺过了历次的清洗，他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作的报告中修改了计划指标，批评以先的估计是“缺乏经验”的结果。
①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② 军队领袖和党的领袖在人民公社和 “大跃进”两个问题上的分歧程度（应当记得，军队是由农民组成的），可以从人民解放军元帅、一九五九年以前一直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被撤职，另由林彪继任一事看得出来。在最新出版的党史中，彭德怀被谴责在一九三三年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据说他当时劝说红军和蒋介石打“阵地战”，因而受到了重大损失。
在过去的党史上，并没有提到彭的这一点。毛以往曾未提名地谴责过“宗派主义分子”和“左倾分子”（一般指王明，他是斯大林亲自向中共提名的人物之一）。还值得注意的是，彭曾负责中国的西北军区，这个军区包括中国最落后的地区和一大部分少数民族，要把他们吸收到公社中来是最困难的。他们的反抗也许就促使彭起来提出要在大跃进问题上审慎从事。红军老将的这种“反抗”，想必不仅仅是促使党把负责公安部的罗瑞卿将军放在新国防部长林彪（自从二十年代末叶以来他一直是彭的密友和同行）之上。关于以往对于一九三三年的“错误”所作的记载，见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及斯诺：《西行漫记》。从官方新历史摘录的一段引语见麦格雷戈——黑斯提：《红色野蛮主义—毛泽东的生活和时代》（博德曼一九六一年版）
③ 《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召开武昌会议是为了“澄清”党和群众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的“误解”，“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是公社高举的旗帜，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是作为长远的将来的目标。地方干部所描绘的天堂景象——特别强调“免费的”服务——显然失之过度并且浪费了资源。决议是对中央委员会中那些认为公社是立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机构的那些人的一种打击。大队一级所有制被肯定了，而全民所有制要等到将来再实行。操之过急的地方干部受到了谴责。农民们显然是在反抗这种狂热的行军。决议整个强调的时间。在“建设共产主义”以前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决议说这“一段时间”是“十五年到二十年”，通过统一县联社并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从生产大队转为公社、然后最终转为县联社而成“全民”所有这样“逐渐”达到的。
过渡的速度，“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平”，① 这是承认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低，因而群众的政治水平也低。中国的经济水平还不足以达到“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的地步，而这却是“全民所有制”唯一可能的基础。以前强调的“免费”服务现在又改过来强调现金工资。这个重点在“一段时期内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长时期内也将如此。”②就以咂呀山人民公社为例吧，③在武昌会议以前，免费提供的服务和现金分别为百分之七十和百分之三十。武昌会议以后，就变成了百分之三十八和百分之六十二。
①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② 休斯一书的附录，第86页《关于人民若干问题的决议》。
③ 同前书
关于成立人民公社的北戴河决议是这样规定步伐的：“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了，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①在十二月间，中国共产党决定，就是到了那个时候，也还不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还要存在。那时所有制的问题才真正是人为的了。拥有一切生产资料但不能生产丰富的社会产品的国家，仍然要按照一种不超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制度来进行分配。在“一个国家内建立社会主义”的神话，或者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在一国范围来说是反动的乌托邦，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是现实的。
但这样是否就要使步伐放慢了呢？肯定地没有，因为“需要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才可以改变。”②中共想要用命令和统治生产的办法来解决国家经济落后的问题。在使用资源中要“节约”，成了党的口号，这种口号不断地反复向农民发出。决议补充说：“防止和反对有些公社工作人员因为丰收而发生铺张浪费的现象”。这也许只是对“有些人”进行无的放矢的攻击，而真正的“铺张浪费现象”由于沉默不言的怠工或政治觉悟不高而普遍存在着。
①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②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提出了组织生产要“象军队那样，工作犹如战斗，生活要集体化”，作为在一种发展水平很低、方法非常原始以及基本的必需品也很不足的经济中组织劳动的方法。共同生活的物质前提并不存在，因此党为了应付群众的反对，就不得不经常退却，修改它的方法。
武昌会议放松了许多早先令人愤慨的那些作法，给予农民以狂热的地方干部曾经拒绝给予他们的那些“权利”。食物可以在家中自炊，食堂不得不加以改善。工作是也明文减轻了，保证每个人每天有十二小时可以休息和进行文娱活动的时间，但是加上这条书：“农忙或者农村其他工作特别忙的时候，工作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一些 “。①因为决定工作时间的是地方干部而不是农民，因此，效率不高、计划不周，自然灾害或者高不可攀的指标，都要由“适当地”延长工作时间来弥补。
党从十二月到八月又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一场坚决混战。当时给了党组织五个月的时间去“整理”公社（从十二月到四月），在中央委员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武昌会议的声明得到了肯定，并且检查了结果。
看来，一小部分新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就很活跃。他们被斥责为“夸大缺点”，“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说成上一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把大跃进说成是“ 左倾冒险主义”。他们说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说大办钢铁“得不偿失”；他们面对着大跃进中难免出现的某些局部的和暂时的不平衡，感到惊慌失措，把这种不平衡说成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②
据说，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央委员会的庐山会议“彻底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全党内又进行了一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为了帮助这场斗争又进行了另一次的“群众运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几乎是一九五五年（就是成立农业合作社的那一年）以来中国党的生活的家常便饭了。到了一九六一年，这一斗争仍在进行！一九六一年一月的中央委员会北京会议声称党内百分之九十是忠心耿耿地进行工作的，剩下的百分之十是“坏分子”，他们“在农村中和城市中违法乱纪，危害人民的利益。”③
① 同前书
② 李富春：《高举总路线的红旗继续前进》，载《红旗》杂志，一九六零年第十六期
③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区别这两种情况：一种是为数可观的旧政权的残余人员（革命不过刚刚进行十年之久），一种是工人和农民对于官僚制度、效率不高以及由于现政权的经验主义而产生的“不合理和无效率”的生产方法的反抗。
同年八月，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宣布大大削减一九五九年经济计划指标。①由于鼓足干劲而在经济中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紧张情况（这是根据北京自己承认的说法），造成了分配和生产上的严重失调。许多工业单位都因缺乏原料而受到损失，甚至有某些证据都可以表示，到了一九五九年年终，中国的运输系统几乎破坏了。
“ 一再核实”的结果表明，对于农业品的估定太高了。这一点是归咎于“缺乏经验”以及自然灾害影响了五亿一千万亩农田，“占全部耕地面积的近三分之一”，中央委员会下令“重新调整”，周就顺从地作出这一报告。在工业方面，钢的指标由一千八百吨（“包括土钢“）削减到一千二百吨（”不包括土钢，土钢由各地方自产自用“），这种土钢显然质量很差，原煤指标由三亿八千万吨削减到三亿三千五百万吨。”工业总产值由原定的一千六百五十亿元调整为一千四百七十亿元“。②最惊人的调整是农业方面，一万零五亿斤③的指标削减了一半，调整为五千五百亿斤。”初升的太阳“颇有日薄西山的危险。
为了给现有的基本建设提供原料，“限额以上“项目就是（超出计划以外的项目）由一千零九十二个调整为七百八十八个，基本投资也减少了二十二亿元。
周说，“在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还很少的条件下”，增产百分之十到二十就已经算得是“跃进”了。一九五九年中国只有五万五千台拖拉机（当时估计需要四十万台），很明显，所获得的增产主要的要靠农民付出更大的努力以及更加有效地使用现有的技术。周承认这种说法：“大家都知道，基数大了，没增长百分之一的数值也就扩大了。完成它就需要作更大的努力。”但是在一九五九年的自然灾害以后，一九六零年又遭到“本世纪中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是为了“改变全国的经济面貌”苦战“三年”的最后一年……
①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作：《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
② 同前书
③ 同前书
完全孤立地并且从抽象原则的观点来考虑人民公社的问题当然是可能的：举例来说，某人是否支持 “大规模的耕种和妇女的解放”，或者某人是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等。社会主义者根据这些孤立的标准就来“支持”人民公社是值得怀疑的。
真正的问题倒不是什么“公社不公社”的问题，而是中国革命的整个历史路线的问题。要么就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的路线，要么就是斯大林的民族社会主义路线。
中国的问题（中国经济的落后，因而也造成了文化的落后）是不能由中国独自在中国国境以内解决的，除非要群众在几十年的漫长时期内作出空前的巨大牺牲。奉行这一政策的危险在于它牵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是否能够存在下去的问题。这一政策是以下面这些假设为基础的：在这期间可以同世界帝国主义维持现状；殖民地革命及其全部问题将停顿几十年；宗主国的工人阶级证明还不能取得政权并推翻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中国群众本身也还不会变得筋疲力尽，毫无斗志，达到认为为了社会主义的明天而“今天所作的牺牲”太大了的“那种程度”。
当然，这些条件看来是不会实现的。难道这就是目前北京和莫斯科在意识形态方面争论的原因之一么？“和平共处”是苏联官僚机构的政策，它为了同世界帝国主义取得谅解而心甘情愿地牺牲世界革命。中国领导人所深刻感到的经济发展的压力（不断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继续孤立的前景对中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国是个又穷又落后的国家，它认为苏联这个比较富裕和发达的邻国可能会牺牲中国而去同帝国主义打交道（他们要求参加二尼之间的任何首脑会议），中国同面临帝国主义直接威胁而迅速发展的殖民地革命的关系，使它目前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左的斯大林式的”路线。号召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更加真实的共产主义的斗争以及对殖民地斗争提供经济援助，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武器。
斯大林分子的农村政策不是以农民或工人国家的利益为根据而是以官僚机构的利益和观点为根据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斯大林分则的农村政策，并为根据劳工运动中斯大林主义的影响而斗争。马克思主义者也支持集体化的原则。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克服农民和革命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已由恩格斯在理论上并由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在实践上解决了。
用 “大规模耕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这一口号来说明斯大林主义的农村措施是合理的，就是用含糊的宿命论来说明斯大林主义是合理的。把中国妇女从家务操劳中解放出来，这是倡导人民公社的人的另一种理由。但是把妇女从锅台旁解放出来，又把他们拴在耕犁上，这是一种奇特形式的自由。斯大林分子反对旧中国家长制的种种措施，马克思主义者是支持的。资产阶级抗议中国消灭家庭，完全是胡说八道，而且是假仁假义。
中国的斯大林分子在解释他们的土地改革计划时，往往使用“不断革命”这个名词。这当然是从马克思来的，托洛茨基常常使用它；有人指出他们认为这表示中共几乎有“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幸好托洛茨基主义并不仅仅是爱用同托洛茨基有关的名词。
不幸的是，中国农村的“不断革命”经常受到一件事的妨碍，那就是农村的技术落后状态。从私人土地到“更高级的”所有制的形式——合作的、集体的、公社的以及 “全民所有的”进步都是纸上谈兵，而技术基础都是一样的。因此，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进步，也没有什么“不断革命”。把一个工厂国有化，使所有制的方式适合社会化的生产方式，这才是真正的改变。但是在小农土地的经济中，原始农具和人力的社会化并不代表这样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并不存在同样的矛盾。
让农民土地原封不动，这就意味着个人所有制在资本主义市场扼杀个体农民经济的过程中最后趋于消亡。①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那么它的另一条历史出路是什么呢？中国政府的任务就是要提高农业的技术基础（肥料、机械、种子、建筑、运输、提高了生活水平，等等）以便真正地转变为社会化的财产。美国的大规模农场、牙买加的香蕉种植园、或者古巴的甘蔗种植园，同几百块每块只有六分之一英亩的那些土地，使用的多半是木制的农具、原始式的堤坝以及文化水平低下的状态，真有天壤之别。这决不是轻视了中国农民的革命性——这只不过是说明他们所面临的巨大问题，接受虚构的收获和空想的“阶段”对于这些问题是没有帮助的。
① 关于资本主义市场使农民分化过程的马克思主义的详细研究，见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列宁全集》，第三卷。
那么，解放以后农村中是否有所进步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事实是，地主、高利贷者和所有小剥削者都被清除了。清除农村中的反动阶级，就是向前迈进一步。但是清除这些阶级并不是为了在农村中建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关系而进行准备。毛自己就说过，“需要很长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而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和以国有化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他还说，这个问题必须“有步骤地”去解决。①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是支持农业集体化的；他们也坚持农民自愿参加集体的原则。以强力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或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只能成为反革命支持之点。
如果要加强工人阶级的统治，中国就大大地需要发展它的经济。如果在作出一切决定和拟订计划时让群众充分地和自由地参与其事，这一点就可以在“最短期间”内完成而不致在国内引起精疲力尽的危险。在农村和城市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是对革命极为重要的事情。农民应当有权利退出公社，如果他们愿意退出的话。国家应当为那些甚至在解放十一年以后仍然不信服的农民成立示范性的集体农庄。
反对这一点的只有那些害怕群众自由决定的斯大林分子。如果不记名投票的结果会使农民大批地退出公社，那么革命就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要是再有一次的坏年景，就会引起对于这个政权极严重的危机。为了保证工人国家得到巩固，就需要扫除妨碍经济真正发展的障碍。一个具有国际主义战略的工人阶级政党，一定要击退斯大林分子的民族社会主义政策。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我们的国际主义不应当限于对中国群众提供意见（他们毕竟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而是在于在最短时间内推翻先进国家中的资本主义，从而在物质上和政治上去帮助中国的群众。我们决不应当忽略我们在这一方面的义务，否则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出路就是十二小时的工作日和大跃进。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声明：在中印冲突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坚决保卫中国工人国家，谴责尼赫鲁政府为在国内奉行反动政策，并为依靠帝国主义援助以加强其军事潜力进行辩护而挑起并力图拖延这次冲突的态度，谴责苏联官僚机构采取的不能容许的犹豫态度，并谴责印共领导机构多数派以及印度其他自称为工人阶级的组织所采取的屈服于沙文主义的压力而忘记履行声援中国革命的义务的态度。国际书记处同时呼吁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反击尼赫鲁的自卫斗争中，注意印度群众运动发展的利益，并对印度群众采取国际主义态度，以便使尼赫鲁在印度群众愈发认清国大党政策的穷途末路的情况下，难于制造沙文主义气候。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
厄内斯特·杰尔曼
北京《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两个编辑部于九月十三日联合发表的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关于斯大林问题》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目前进行的辩论中所写的最糟糕的文章，是一篇最足以损害到目前为止给予中共的良好反应的文章，是一篇最严重地阻碍共产党干部和积极分子在这次辩论推动下向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前进的文章。
这篇文章不仅充满了事实的错误和歪曲，在它本身以及在它同中共其他重要文件或毛泽东最近发表的声明之间也存在着很多矛盾。
但是，这篇文章最突出之点是它完全离开了现实。稍微了解一点苏联或东欧工人国家内部群众的意见和愿望的人，都不能认真地接受这种说法：“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①怀念斯大林。”
① 文中引语的[！]和[ ] 中的其他注文全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加上去的。——译者
中共领导人企图根据这样一条路线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建立他们的一派力量的任何努力，都只能使他们自己迅速地越来越限于孤立，并且会大大地帮助追随赫鲁晓夫的一派人建立团结和重新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部分实行某种官僚集中制的活动。
我们深信，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共产党内部的左翼反对力量，也会通过它们自己的经验迅速发现这一点。我们深信，他们会越来越坚决地警告他们的中国同志们：如果进行反对右翼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又要恢复对斯大林的迷信，那么这种斗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我们深信他们将提出这样的口号：“让我们不要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倒退向斯大林，而要向充分成熟的列宁主义前进。”我们也深信，在经验和兄弟般的讨论的推动下，将会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包括它的领导人中间，引起越来越多的反响。为此，我们认为值得对《关于斯大林问题》这篇文章进行更加彻底的批评，虽然它本来不值得这样作。希望这样会有助于加速在中国的以及其他各处的左翼共产党人中间进行的澄清过程。
《关于斯大林问题》这篇文章提出的某些论点是不攻自破的，以致看起来几乎是幼稚的。文章的作者写道：
“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这岂不是等于说，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三十年内向全世界人民提供的经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而是在封建主义‘暴君’统治下的经验吗？……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混蛋’，这岂不是等于说，在过去几十年中进行着英勇革命斗争的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以一个‘ 混蛋’为其领袖的政党吗？”
他们似乎是有意忽略一个细节，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十年是由以被该文谴责为污蔑者、咒骂者、历史伪造者、混蛋、懦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者和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代表——修正主义的客观上的代理人赫鲁晓夫为首的集团领导的。在中共的其他文件中会把赫鲁晓夫和他的集团比做列宁称之为“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代理人”的一九一四年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然而这些讨厌的人物担任苏共领导差不多已十年了，并且担任苏联上层领导已经三十年了！为什么在斯大林问题上应当认为是不言而语的谬论，在赫鲁晓夫的问题上却成了完全合理的呢？
《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的作者们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中承认斯大林曾谋杀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重要干部，这是咒骂斯大林。他们居然敢说承认这件事是“歪曲历史真相”。但是事实还是事实！让中共领导人答复这些问题吧：
斯大林处决了领导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国家和第三国际以及赢得国内战争胜利的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是不是这样？
谋杀这些伟大的共产党领袖是利用无耻的污蔑和荒谬的指控，说他们不仅从反对斯大林的时刻起，而是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是“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间谍和代理人”，是不是这样？
斯大林不仅杀害了政治反动派中的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而且杀害了出席苏共第十五次和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即那些曾经支持他反对托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但是仍然保持着老布尔什维克传统而不能接受通过可怕的莫斯科审讯和有计划地利用谎言、污蔑和肉体暴行来“解决”党内辩论的做法的大多数共产党干部，是不是这样？
我们敢预言，《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的作者是不会设法答复这些问题的。老老实实的答案，只能是“是的”。而如果答案是“是的”，那就只能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秘密演说中并没有“咒骂”和“污蔑”斯大林。他只是承认了一部分历史真相，揭露了一些新的细节。在这个事实面前，各种诡辩都会象冰雪遇到太阳一样无法存身。
文章的作者竟敢赞同赫鲁晓夫于一九三七年一月所作的一篇演说，在那篇演说中，这位目前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谈到反对斯大林的人时说：“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们全体，攻击工人阶级、攻击劳动人民。！”
难道文章的作者们忘记了，第一个“攻击”斯大林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列宁自己？难道他们忘记了在列宁的遗嘱中，这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奠基人曾建议中央委员会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难道列宁对斯大林这样的判断，建议掉开他，也是“攻击工人阶级”吗？
中共领导人还陷入了另外一个明显的矛盾之中，因为他们一方面为斯大林辩护，反对赫鲁晓夫“咒骂”他是凶手和暴君，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又说：
“他[斯大林]在……有的[！]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这种“错误”扩大到什么程度呢？共产国际的第一位领导人季诺维也夫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枪决了。继季诺维也夫担任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布哈林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列宁主义的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也是一样。红军的奠基者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特务谋杀了。列宁主义的政治局的另一委员、苏联政府前首脑季可夫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而处决了。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拉科夫和许多其他的人同样被清除了。
难道中共领导人相信这些共产党人，这些列宁的战友、列宁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所主持的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真是反革命分子吗？难道中共领导人相信在一九三七年的秘密的“审讯”以后被处决的红军高级将领真是反革命分子吗？难道中共领导人相信出席苏共第十五次和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真是反革命分子吗？
他们的难题是无法解决的，如果他们答复说“是的”，那么，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苏联是由反革命分子缔造的，列宁直到逝世以前是在“反革命分子、间谍和法西斯特务”所构成的大多数人帮助下领导共产党和苏联的。如果情形确是如此，那么按照中共领导人的逻辑，列宁起码也是个混蛋。这样，就必须举起为列宁“恢复名誉 ”的旗帜来反对为斯大林的罪行辩护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了！
如果他们答复说“不是”，如果他们承认这些被屠杀的同志是斯大林进行的清洗中的无辜受害者，是“错判了的一些好人”，那么怎么能把这种对成千上万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大多数列宁最亲密的合作者大肆污蔑、大肆谋杀、有时还随之大肆地拷问的行为轻描淡写地说成只是“错误”，而且听到有人说明真相，恰如其分地把斯大林称为暴君、凶手的时候又那么愤愤不平呢？
《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的作者宣称：“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这岂不是等于说，苏联人民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一段时期内，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而是在‘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吗？文章的作者门用这种方式提出问题，只能证明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区别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它的政治上的上层建筑。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不同形式的国家和政府，从极端的专制和法西斯独裁到列宁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个最进步的形式：（包括象瑞士或十九世纪的美国这样一些允许公民在家中保持武器的国家）。在苏联，资本主义被十月革命推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被恢复，所有权关系仍然是社会化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但是，正象资产阶级革命获得全胜而且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关系最后确立以后还可能有政治上的反革命（例如一八一五年法国的复辟）一样，经验告诉我们，在消灭了资本主义以后，政治上的反革命还可能在不从本质上改变社会化的所有权关系的情况下消灭工人阶级的政权。
这样的政治反革命在斯大林统治下在苏联发生了。使苏联无产阶级不能行使政治权力的社会阶层就是官僚势力。在这个官僚势力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这并不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发明创造。列宁在他晚年的时候，对官僚势力日益增长的权力表示忧虑，他对之一再提出警告，并为即将同他们进行斗争而作了准备。在两年以前才由苏联第一次公布的他的遗嘱的最后附录中，列宁曾建议将几百个不脱产的工人吸收现中央委员会中。但是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却决定不对这一建议采取行动。他们完全误解或者说低估了官僚势力作为一种社会构成而造成的危险，因此，他们不自觉地为斯大林破坏苏维埃和党的民主并建立其官僚专政大开方便之门。当他们终于了解到这种危险的时，为时已经太晚。为了这一错误，他们已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正确了解到列宁死后这种危险的程度，这依然是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的不朽功绩。他们正确地为工业化政策和苏维埃民主进行了辩护。如果这些能作到的话，就可以限制官僚势力对国家和党的破坏。他们虽然遭到失败，但是他们的斗争挽救了布尔什维主义和共产主义纲领的荣誉，使这些宝贵的财产能够传给新的一代。左派反对派的事业成了第四国际的事业，这就是今天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列宁主义的事业。
赫鲁晓夫和苏联官僚势力中的统治阶层，的确是企图把斯大林当作苏联官僚势力和苏共领导在三十年代和以后时期所犯下的集体罪行的替罪羊。《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的作者提到赫鲁晓夫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所讲的一些话，他们转弯抹角地提到赫鲁晓夫在叶若夫作风时期对屠杀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他们作的很好，尽管他们这样作有着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例如他们写道：“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曾经参与了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曾经积极支持和坚决（！）执行了当时肃反政策的赫鲁晓夫，为什么把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一切都全盘否定，并且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斯大林一人，而把自己洗刷的一干二净呢？”
这些话是很难反驳的，同时还可以达到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警告赫鲁晓夫，如果斗争更激烈起来，中国人或同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人，就会在某个开始揭发赫鲁晓夫和他那些目前仍然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中的同伙们在清洗时期所犯下的具体罪行。
如果按这种办法行事，就会产生两种可能。一种是替斯大林洗刷，从而也就替赫鲁晓夫和苏联整个官僚势力洗刷。另一种可能就是揭发赫鲁晓夫和他的其他同事在斯大林的罪行中所负的共同责任。中国领导人暂时似乎是采取了前一种办法。这是离开真理，离开列宁主义，离开苏联群众的办法。至于说到我们，我们是宁可采取第二种办法的。
我们正在研究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满足于谴责“个人迷信”这个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没有设法对苏联社会的矛盾提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事实上，他们甚至坚持认为这些矛盾基本上并不存在，问题只是“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就更加令人奇怪了，因为毛泽东自己迟至一九五七年，即匈牙利革命以后，在他的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就接近了“托洛茨基主义的” ——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这些矛盾的分析。毛的见解同那种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严肃地采取的赫鲁晓夫关于“个人迷信”的胡扯（说这种迷信完全支配了社会，而在下层建筑中又没有根源！）迥然不同。毛的见解同《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的作者们关于“领袖”和“群众”的庸俗滥调也迥然不同。毛在他这篇著名的讲演中把无产阶级专政期间“人民内部的”基本矛盾仅仅说成是从事生产的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我们喜欢马克思和列宁所用的“官僚主义分子”这个说法）之间的矛盾，在了解由于革命处于孤立的特殊条件下官僚势力暂时战胜了工人、由于国家落后以及由于“主观因素”（党）在列宁逝世以后缺乏认识而造成的斯大林时代的罪行方面，这种分析只是走出了一步。
中国领导人不是朝着列宁主义的方向迈进这一步，而今天似乎正朝着荒谬地否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期间“人民内部的”社会矛盾、朝着荒谬地否认斯大林的罪行这个方向向后退一步。历史的潮流是朝着与这些新错误相反的方向前进的！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六日至十七日东柏林和东德的工人阶级起义、一九五六年十月波兰的示威和匈牙利革命，都应当根据这种以工人和农民为一方和以官僚势力为一方二者之间的矛盾来加以考察。由于在斯大林统治下在这些国家中实行了经济剥削和民族压迫，就使这些国家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剧烈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编辑部在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第一篇文章中曾含蓄地承认这一事实，因为他们说：“苏共领导调动了军队，企图用武力压服波兰同志，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 ”
作者还揭露了在共产党人中间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会反对克里姆林宫在波兰进行干预，也许就是这样才拯救了波兰工人阶级和哥穆尔卡，使匈牙利的悲剧没有重演。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居然因为坚持匈牙利工人进行反革命的干预而感到自豪：“当时，我们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坚决反对抛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
匈牙利起义中的主要社会力量是工人阶级。有两件事实可以完全证明这一点。在苏联军队摧毁了纳吉政府以后，工人组织了一次属于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最坚定的总罢工。由自选举出来的领导提出了下列纯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我们明确地说明，革命的工人阶级认为工厂和土地是人民的财产……我们要求自由选举，但是只应允许那些承认而且是一贯承认社会主义秩序的政党参加选举。”
“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作者们，自然不象某些人所错误地想象的那样，单纯而简单地为斯大林辩解，他们也列举了斯大林在许多方面犯的许多“错误”。其中有一条是谴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错误。”
当作者们谈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他们自己的革命时，这种字斟句酌和轻描淡写的遮盖做法就换成了只轻微地加以掩饰的做法。我们看到“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初期，① 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
① 此处原引文脱漏“和中期”三字——译者
换句话说，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犯错误有二十年之久！这当然还是一个小错误，特别是如果你正好知道——象该文第一次承认的（至少是暗示的）——导致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惨败的右倾错误，就是直接受到了斯大林“错误的主意”的鼓励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最好还是客观地研究一下列·达·托洛茨基和他建立的运动在过去和现在所持的真正立场，而不必去重复什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这些陈词滥调。这样他们就会发现托洛茨，甚至在毛泽东发现有些不对头以前，就已经正确地反对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直到一九三二年为止所犯的“右的”或“左的”错误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想必知道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坚决捍卫伟大的中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受尼赫鲁的资本主义政权及其辩护士们的攻击。他们想必一定知道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保卫中国共产党而反对赫鲁晓夫分子的污蔑——这些人竟突然发现“战争贩子”和想“挑起世界核战争的”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而不是美帝国主义。当中国共产党正在受到连续不断的纯粹是斯大林式的污蔑的时候，当赫鲁晓夫和他的追随者由于中国的同志们竟大胆把他们的共产主义文件传到苏联，而且甚至是印成俄文——多么大的亵渎神灵之罪啊！——而传到苏联，因而将“分裂者”和“破坏者”的称号加上他们头上的时候，中国的同志们却用同样的污蔑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者，这很难说是无产阶级道德的良好的范例。同志门，己所不欲，勿施予人！当《消息报》用了半页的篇幅来证明在同莫斯科争论的某些重要问题上第四国际支持中国共产党因而说在北京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集团”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却说支持他们的这些人是“资产阶级代理人”，难道不感觉难堪么？
但是，斯大林的“错误的主意”并不仅仅限于在中国问题上，让我们回忆几个例子。斯大林曾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在一九四三年以后夺取政权的斗争。正象一九四六年他反对毛泽东转而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一样，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吗？他主张越南也采取同样的投降主义路线，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吗？在斯大林时期，每一次利用自己的独立力量达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目的的革命，都遭到他的反对，中国领导怎样评价这一事实呢？
斯大林的某些“错误”侥幸地没有妨碍取得最后胜利。但是有些带有为患更大的“错误”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产生后果，应当怎样看待它们呢？中国领导人今天仍然相信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在德国问题上所主张的罪恶路线是正确的吗？根据这一路线，德国共产党的主要敌人和主要的打击对象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领导人同意斯大林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在西班牙问题上实行的阶级调和的、右倾的和机会主义路线吗？这条路线断送了西班牙的社会革命，从而大大地便利了佛朗哥的军事胜利。我们又如何看待西欧各国共产党在斯大林直接指示下所执行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加并支持资本主义政府，帮助建设法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军队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路线呢？执行这一条路线的结果是破坏了工人阶级在西欧获得胜利的非常有利的条件。
这些“错误”的结果真是骇人听闻的。在这么多国家，在这么长的时期内一再出现，难道还能仅仅称之为“错误”吗？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把它称之为根本错误的政策不是更正确吗？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不需要象列宁探究改良主义者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那样去探究一下斯大林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吗？
正如这篇文章的作者们顺便提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确成功地改正了或者防止了某些这样的“错误”，基本上保持了他们自己的主意。他们所以能够这样作并最后领导中国革命获得胜利，是因为他们在地理上比较隔绝，因而共产国际的控制鞭长莫及。但是他们知道，斯大林会有好几次直接干预中共领导，设法把他认为完全听命于他的人放在领导地位。这样，斯大林主义的国际机器在大多数共产党中进行了无情的干预，得以从领导岗位上除掉那些在本国的劳工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真正革命者，就丝毫不足为奇了。克里姆林宫以一些背躬屈膝、奴颜媚骨地执行斯大林的命令的人代替了那些革命者，而不管这些命令是多么自相矛盾，是如何使国际革命运动的利益屈从于苏联对外政策的外交策略和一时的需要。
但是斯大林主义，作为集中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苏联的官僚势力服务的一种制度，只是在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大大后退和遭受严重失败为特征的时期中的某些具体客观条件下才可能建立。如果这些条件改变了，斯大林主义就会陷入危机。这在目前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两个过程已经使斯大林主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受到致命的打击。一个是强大的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世界革命的高涨。另外一个是苏联的经济发展已经使苏联无产阶级、苏联农民同苏联官僚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完全改观。
自从一九四八年的铁托危机以来，特别是自从一九五二年①斯大林逝世以来，斯大林主义的这种世界性的危机继续加深了。苏联的官僚主义分子为了挽救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他们的统治的基本要素的那些东西——经济特权和对政治的垄断——被迫对苏联群众恢复的苏维埃民主的要求作出一次又一次的让步。一九五六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放弃对斯大林的迷信，就是这些让步中最重要的一次，它在斯大林主义的国际统治机器中引起了种种最严重的矛盾。
今天，不论在苏联或者在东欧工人国家中，都不存在任何恢复这种迷信的客观基础，对于斯大林在党和党的干部问题上说过的一些话或这些话的真正含义所作的那些拜占庭式的推测，苏联群众已经不怎么感兴趣了。但是，他们特别关心的是如何防止那种仅仅因为工人上班迟到二十分钟就可以判处苦刑的制度死灰复燃。他们特别关心的是如何防止那种借工业“巨大症”之名无情地牺牲他们的生活水平的制度死灰复燃（在这种工业“巨大症”之下，由于官僚主义分子管理不当而造成令人痛心的浪费现象）。他们也非常关心如何克服斯大林时期开始的不人道的房屋恐慌，他们越来越关心直接参与对经济和国家的监督和管理，而这种权利的行使在斯大林统治下完全受到破坏。
① 应为一九五三年。——译者
当他们听到中国领导人说《列宁主义万岁！》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领导、关于普通工人所行使的最高职权的教导，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第一种从建立的那个时刻起就注定要消亡的国家形式的教导。但是，中国领导对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提出的这些重要论点却很奇怪地只字不提。
在群众的这种越来越强烈的情绪面前，苏联官僚势力中任何同现实保持接触的人都不敢随随变变地来“为斯大林辩护”了，因为这样做必然会使他们脱离广大党员和工农群众，并且很可能立即在国内促成剧烈的政治危机。同样，任何同“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有关的政策，都会使苏联官僚势力的任何部分成为一个“集团”而陷于孤立。企图笼罩在官僚势力上部的阴影结成联盟来反对苏联的一切真正的社会力量（包括官僚势力本身中的大多数人在内）都是白费力气。追求这样一种“联盟”，不会产生别的结果，只会陷于孤立和完全失败。同样，今天也不存在客观的基础，可以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成立一个听命于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国际派别。南斯拉夫在自己吃了一些亏以后才发现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自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一个两方面的过程一直在影响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同所谓“非斯大林化”的过程同时发生的是越来越明显的右翼倾向已经在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中出现。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批评了新改良主义的，即新伯恩斯坦主义关于“通过逐步的结构改革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的、议会的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由于他们谴责了试图说服美国工人和黑人应当支持民主党——这个党恰恰就是最粗暴地进行种族歧视的南部反动政客的政党——的这样一种罪恶政策；由于他们猛烈而正确地谴责了丹吉领导集团向印度资产阶级投降的可耻行为；由于他们主张拉丁美洲群众应当遵循古巴革命所照亮的道路；一句话，由于他们总的说来主张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实行比较左的政策——虽然往往并不是完全正确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并且捍卫了列宁关于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教导，他们已经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层队伍中赢得了很大的同情，并且还会赢得更大的同情。
但是这些党的广大党员群众也十分明白，通过“为斯大林辩护”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是完全不可能的。对任何企图这样做的人，他们只能为他感到难堪。试图“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既无助于他们争取共产党积极分子采取中国的立场，也无助于他们实现在各自国家的群众中取得更强大的地位这一任务。这种路线也会使他们脱离工人国家中真正的左翼共产党人，这些共产党人之所以反对赫鲁晓夫，并不是因为他实行了“非斯大林化”，而是因为他作的不彻底！既然最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一般都是所有这些共产党中最能独立思考的人，因此，主张“回到斯大林”而不是“回到列宁”的奇怪“运动”对他们理智是一种侮辱，同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无产阶级本能直接抵触，并且引起他们必然要表示出来的反对。
因此，官僚势力为斯大林极力辩护的手法，只能走入绝境。就是在中国，逐渐认识到这一点的共产党人也将日益具增。在中国，象在苏联所已经出现的情况一样，成立国际派别的努力将在那些发动这一运动人们中间造成强大的压力和种种矛盾，从而产生严重后果，十分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纲领！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今天的出路是很清楚的：要么就是退回到斯大林，完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群众，并且越来越多脱离资本主义国家中先进的积极分子和左派共产党人；要么就是朝着列宁前进，根据工人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的需要和愿望，根据今天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需要，完全恢复列宁主义。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列维奥·麦丹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态以及《红旗》和《人民日报》发表的各篇文章所表示的态度，使我们能够更明确地分析中国领导人的方针及其意义，同时可以从中了解到若干更具有普遍性的有关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不在莫斯科条约上签字，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已经就这个问题明确表示了它的态度，① 我们这里就不再赘述这个条约的拥护者所提出的论点，他们实际上不是忘了就是低估了事情的主要方面，大谈不存在或者次要因素。我们这里仅限于答复主要由一些共产党人士所提出的论点。
有人说，原则上反对妥协是愚蠢的， 又说实际上中国人反对这个条约就必然成了极左派，走上了多少象决定托洛茨基在布勒斯特立托夫斯克的的那种冒险主义。姑且搁下布勒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事件不谈，因为有太多的人不根据历史批判的精神研究这个问题，而是仍然试图无耻地利用这件事。论第四国际或者中国人都没有根据抽象的标准确定他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根据具体的分析而决定的：这样一种妥协是否对全体工人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有利？我们的答复是否定的，统一书记处的声明已经阐述了这方面的理由，主要是因为条约暗含着一项没有写入、但是很重要的条款，它牵涉到苏联保证不把核武器和核秘密交给中国（这是违背一九五七年的协定的）。归根到底，这个条约对（停止）核军备竞赛是不起作用的；而对群众运动，特别是各种反对战争的运动却是危险的，至少是大成问题的；从两个大国之间核均衡方面来看这个条约无论如何是危险的（继续地下实验一般认为对美国是较为有利的）；再从各工人国家阵线内部的反应的角度，甚至“从苏中两国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条约也是彻头彻尾地起着消极作用。
而且以后发生的论战证实了苏联态度严重的牵连。苏联领导人不仅要求其他工人国家主动地参加这项目自始自终他们一手包办的交易，而且他们公然宣称苏联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各工人国家的唯一核卫士，甚至说只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人领导才有资格判断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和他的亲信曾经屡次谴责“领导国”的概念，说它是斯大林时代的遗物，但是这次他们又重新捡起来这个概念，态度粗暴无过于此了。
关于这一点让我们说的更清楚一点吧。谁也不会说原则上所有的工人国家都必须拥有核军备，无论是由于它们在经济上作出较大的努力而获得核军备，或者由于接受苏联的核武器。问题在于不论哪种情况都要在一定的形势下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应从工人国家系统的总的利益来衡量有利与否。但是这里同时还引起一个更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每当一定情况发生时，将由谁来确定什么是真正的共同利益以及采取怎样的方式来作出这个决定？
本文作者曾听取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士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他们说，目前的分歧连带地产生了各工人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领导的问题。人们可以把这个阵营设想为一个应当努力克服国与国之间分裂的整体，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共同的机构，一种应该决定什么是符合最高利益的国际领导，例如是否应当考虑和签定象莫斯科条约那样的条约。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把这个“阵营”设想为各工人国家之间的联盟，各个工人国家各自独立，各有各自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苏联可以代替大家做主，那么中国就完全有理由肯定它有权拥有核武器，如果认为必要的话。
在我们这方面，我们很早就根据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国际工人组织的概念作出了答复。很明显，现在这个问题以从未有过的历史高度提了出来并且牵涉到无可比拟的重要实际问题。让我们重复一遍：问题不在于抽象地“殷切期望”重新肯定一项正确原则，而是必须了解这一具体的政治需要。如果现存的各工人国家——在今后几年内很有可能出现更多的工人国家——不能够建立一个共同的领导，在平等基础上的协调关系，那么必然会产生完全消极的后果，因为一些极为特殊的利益将占上风，并且反对资本主义的阵营将发生不和、裂缝、甚至分裂。解决这个问题的先决条件是——我们承认：考虑原则性的解决办法和一般的准则要比保证一项有效的执行容易得多——真正埋葬掉苏联的霸权或者更精确一些说埋葬掉苏联的官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各工人国家的阵线能真正地象一个同心同德的集体进行活动。
不管中国人提出的论点如何特殊，论战方式如何歪曲，中国人提出这个问题时，客观上是起着进步作用的；何况他们在实践中已经粉碎，并且还在粉碎着苏联官僚机构的霸权。
在《红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九月间发表的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谈述了中苏分歧的经过，苏联方面至今没有如此加以否认。这样我们对两次共产党会议，特别是对一九六零年莫斯科会议①所作的分析便得到了十分明白的直接的证实。说明苏联共产党确实提出过第一个草案和中国共产党提出过修正案，特别证实了早在一九五七年中国人就对赫鲁晓夫一帮人的右倾立场进行了批评，而通过的文件，至少在若干根本问题上，是妥协的结果。但是恰恰就是这些说明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正如《红旗》和《人民日报》所声称的这些文件是妥协的产物，那么他们为什么一直把这些文件说成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宪章呢？
① 见《第四国际》一九六一年七月号，在那一期里我们主要地写道：“显然，在若干问题上是取得了妥协。但在另外一些问题上，解决的办法是采取或者重复含有相当灵活性的方案，还有一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了让步或者暂时地接受了服从多数的纪律。
让我们举例来说，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的辩论，这个问题牵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观念的主要准绳是否依然有效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大家知道的。但是能否考虑在理论上作出一个真正的澄清，从而设想采取基于一个故意含有折衷性文件的适当路线（现在我们熟悉了这种折衷的确实原因），一个并不概括问题的各个主要因素，而能适应摸棱两可既承认和平道路，又承认革命暴力道路的文件的适当路线，这样做有无可能呢？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十分合适的，特别是经验已经表明各国共产党任意利用一九五七年圣经和一字不差照抄的一九六零年的圣经。据我们所知，除了两三个例外，没有一个共产党说过，根据本国具体条件必须采取非和平的道路。唯一的论调代替这种摸棱两可路线的主要是主张下列共产党采用和平和民主的道路，它们是：处在多少遵守宪法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下的意大利共产党、处在社会和政治条件完全不同的印度共产党、忙于对付戴高乐主义的法国共产党、议会日益成为无耻大骗局的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梦想出现一个静悄悄“和平地”埋葬佛朗哥政权的倒霉的西班牙共产党。
第二个例子是有关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斗争。在这方面也有了某些折衷的方案和应付中国批评所作出的口头上的让步，但主要是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这样一个众所瞩目的方案使这个声明漏出了缺陷。谁也没有具体地解释这样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上什么，一九六零年的文件不敢明确地把这个方案应用到当代唯一最恰当的经验、即古巴的经验上去，同时迄至目前也没有人想到把这个方案应用到阿尔及利亚经验上去，这是颇为意味深长的，甚至可以说是绝对有意义的。如果一个方案被认作是对殖民地世界动荡的现实进行了解的标准，同时又被认作是基本的战略远景，而被认为不适用于六十年代的两个重大革命，那么这个方案还有什么用处呢？人们是不是以一种动听的社会学分类的方式，来象授奖一样把这个方案给予想拉拢的某个民族资产阶级盟友呢？
事实上只有大大越出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零年两个文件的范围，才能对殖民地革命的当前重大问题给予一个答案。中国人恰恰不谈这个问题，这就表明他们的局限性以及他们的矛盾之处，本文在后面谈到这一点。
九月十三日《关于斯大林问题》这篇文章并没有什么新的观点；不过在这篇文章里中国共产党对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对斯大林神话的破灭所表示的态度比过去任何文件，包括二十五点建议在内，有了更加充实和更加明确的发挥。
总之，奉命写这篇文章的作者的论点如下：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起，赫鲁晓夫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修正主义的路线。谴责斯大林的做法是这个总的行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消除右倾和向机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的障碍。
我们的读者们肯定知道这篇文章所谈的细节，我们不必要重复。中国人在文章中所忽略的是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双重性，仅从赫鲁晓夫集团的主观愿望来看，这个双重性的矛盾只是表面上有矛盾。我们的运动当时就会指出，如果说二十次代表大会一方面标志着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小心翼翼的“解冻”之后，在非斯大林的道路上跃进了一步，另一方面二十次代表大会对自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一次加以如此公开而又完整的形式把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加以理论化了，而对战争的问题给了一个“新”的概念，通过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第二重性立刻可以看清，这次大会促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十分显著地加速向右转。同时很清楚：赫鲁晓夫企图通过非斯大林化进行一次改革运动，以便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和保卫官僚主义政权。但是事实是不管那些领导人的意愿如何，攻击斯大林却触发了迄至目前还隐藏着的或者叫做地下的冲突和矛盾，打破了坚如磐石的局面，动摇了深刻的爆炸性的力量。一方面陶里亚蒂和哥穆尔凯等所代表的右派力量为二十次代表大会喝彩，他们无论在肯定国际运动斗争中采取极为温和的手段方面，或者为官僚主义制度进行聪明达理的和“现代”的辩解方面，都完全按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国人希望抑制右派修正主义的因素并且担心斯大林神话的破灭会为“修正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在这里修正主义应加上引号，因为中国人甚至把实际上不是修正主义的批评和概念也看作是修正主义，主要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结构问题上），他们于是对不同性质的两个方面不加区别，过去和现在都竭力抵制二十次代表大会。①
① 中国人似乎不愿或者说忘掉了主要的一点：早在斯大林时代就有许多共产党实行了“和平道路”的方针，虽然它们始终没有明确地把这一点加以理论化。还有一点不用我们多说：即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的路线至少也和他的继承者们的路线同样地右倾，但是他的继承者们在国际的革命形势压力下有时还不得不调整调整他们的调子哩。
那篇论斯大林的文章所作的判断和表示的立场，由于错误的分析其意义从根本上被削弱了。的确，在本质上错误那些判断和立场的提法，本身就是矛盾重重，而在战术上是糟透了的。这里我们不需要指出为什么他们在本质上是错误的。今后不仅可以从我们运动本身的角度、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出发来对斯大林的作用所做的若干分析、对若干扼要的总结和特别是辩护士的总结进行批评，而且也可以考虑若干自命为广泛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们所作的研究和作的结论。①总之，不管怎样我们随时准备着和任何人就这个问题进行最充分的讨论。顺便说一下，这还必须是避免像某些人打算攻击我们的那些诽谤手法；最近的一些情况表明，中国报纸的编辑和莫斯科报纸的编辑们在这方面并无多大的差别。②
其次我们说：“他们的提法矛盾重重”，因为中国人的文章一方面说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是真正的罪行；另一方面他们硬说总的评价仍然是积极的，斯大林不愧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仅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即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也不能认真地认为是一个例外或者偶然发生的事。文章在谈到中国经验时肯定地说，”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能够避免斯大林错误的消极影响。这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对像中国革命这样重大的事件，特别是在需要作出决定性选择的时候竟会犯了错误，岂不是笑话！如果回想起这位大人物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后在俄国所起的作用，和他对南斯拉夫革命的敌对态度（甚至中国领导人也承认：那时（南斯拉夫）革命还没有受修正主义的感染），那么真不知有什么“积极”的总结可做了！
我们不想多说，中国人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态度连带产生什么样的危险的战略影响。显然，对斯大林问题这样来进行论战，是不会引起殖民地国家的战士和干部多大的兴趣的。他们主要是按照反帝反资本主义斗争当前具体的方针来确定他们的态度的。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特别是在不管怎样最有生气的一些共产党，例如意大利共产党里，对斯大林的怀念只是给予右派官僚主义者以武器，他们有意把中国人说成是过时的斯大林分子，以方便冲淡一切对他们可能不利的东西。最后，我不知道中国人根据什么说苏联人“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大家知道事实正好相反，反对赫鲁晓夫的危险趋向确实在发展，但是并不是为了要重新回到过去的时代，也不是要有一位他们亲身经历过其“错误”的那样领袖，他们要求的是远远超过赫鲁晓夫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的一个反官僚主义的革新。
由于在这方面需要等待，最近的一些国家文件再次推动所有那些人，他们把中国共产党的目前概念说成基本上是斯大林式的并且打算用中国行将生活在它自己的三十年代来解释这些概念。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分析时，起码有个义务不要局限于表面现象或者局部的现象，不能忽视某一特定现象的真正客观意义。③
①请阅读《世界展望》杂志第三期刊载对关于斯大林的文章中若干论点的答复（作者：厄·杰尔曼）
②我们指的是九月六日和十三日中国文章的若干段落和苏联《消息报》发表的文章。互相指责对方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者们对一些工人国家中官僚主义蜕化现象进行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③我们这里不谈赫鲁晓夫式的和陶里亚蒂式的批评，他们扮演反斯大林的角色，但他们的评价中却有过不少飘忽不定的地方，包括一九五六年以后的评价在内，他们自己也用过这样的公式：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管怎样对斯大林总的总结并不那样否定。
我们的国际运动在十五年前首先就懂得并强调指出过南斯拉夫和克里姆林决裂的全部意义。因此一开始也就能够懂得中国革命的深刻逻辑。的确我们的国际运动既分析了这个反对斯大林官僚主义意愿的革命的胜利发展，而且也分析了中国工人国家形成中所发生的斯大林体系的整体化的分裂的客观意义。这个国家必然会成为一个新的革命倾向的磁极并且提出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中种程度的共同领导权问题，至少在某一势力范围内是如此（在朝鲜战争时这一点很快就明朗化了）。甚至有若干年中国似乎曾接受过斯大林的领导并采用了斯大林的方式，但是斯大林系统的基础在客观上已经遭到破坏。如果说我们不把斯大林主义的概念局限于发号施令的方法，或者局限于恢复若干死板的规章制度，而是用这个概念来说明官僚主义蜕化达到极点的一种特殊形式。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日最深刻的逻辑和最有害的表现在于：要国际运动的迫切需要服从于以斯大林为最高代表的苏联官僚机构，那么中国革命、中国工人国家的成立及其逐渐加强，拿客观事实来说，从一开始就是反斯大林，而目前发生的事态只不过是这种固有的深刻倾向愈来愈有力地发展而已。
让我们再说得明确一些，目前中国人主要在上述各篇文章里一再重复的中心思想是，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不应当把它自己的方针和兴趣强加给大家，不容许发生这样的事情：例如苏联共产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确定了新态度，所有的共产党都必须自动遵循这一转变。九月六日的文章借着评论苏联人会受到批评和不得不放弃一些次要而保存主要的一九六0年莫斯科会议时，这样解释说：
“从而打破了那种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一点也批评不得、苏共领导说了就算的极不正常局面。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这里所打击的目标就是国际运动斯大林概念的根本东西。①
①不少共产党的领袖们，特别是人民民主国家党的领导人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斯大林分子，尽管他们是跟随着赫鲁晓夫的，因为他们自动地跟在苏共领导后面谴责中国人对苏联犯了大不敬畏。
人们可以注意到中国人是最后才放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个公式的如果说这反映了中国领导人自己也有官僚主义的概念，那么同时也表明必须看一看在这些公式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事实。自相矛盾的是中国人愿意做“社会主义阵营”的循规蹈矩的成员的同时，实践中他们已经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反对苏共的路线，从而在实际上已为苏联监护下的整体化敲起了丧钟。
若干时期以来，在共产主义运动里，一个党开始趋向于用多数派或者少数派的名义讲话，不仅在国际问题上，而且在国内问题上也是如此，那么这种倾向还不是斯大林主义者或者新斯大林主义吗？②关于向党员和舆论报道情况方面，中国人通过在他们报纸上大量登载了所有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章，给苏联人以及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上了一课；而莫斯科，在这方面却吝惜笔墨，甚至以自由主义保卫者自居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也极为吝啬的，在他们的报刊上现在登载中国消息的版面比那些最庸俗的社会新闻还要少，以上这些情况人们能否忽视呢？
②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二日（经查核应为十八日——译者注）广州《南方日报》登载一篇题为《加强民主集中制》的文章写道：
“在正常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是我们决定问题的根据。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不需要倾听少数人的意见。在特殊情况下，正确的意见会在少数人方面，因为真理往往是被少数人首先发现，但不可能马上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这家报纸举了一个具体事例，又谈到多数派和少数派这个观念，它设想一个党委书记处于少数派的地位，因此他得执行他所属党委多数派的决定（见该报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谁说了话就算数？》一文）
我们主要要考虑的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国内政策。我们不可能根据真实的论据来证明中国目前实行的经济政策具有斯大林政策的主要特点。这方面只要提醒一下这样的观点足以说明：他们的方针建立在农业目前是基础，是首要因素这一观念上的；同时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的指标具有现实性。这里我们不拟讨论中国应该如何才能摆脱严重的困难和取得更为充实、更为平衡的经济发展。我们只限于强调指出，任何同三十年代斯大林政策的比较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还要说，不管狂热的加快建立公社运动带来什么样的损害，在这方面无论是使用什么方法的性质，或者及时地计划后退步调的能力方面，都是不能和斯大林的强迫集体化相比的。再者，一般地说来，同农民的关系也远非建立在斯大林时代实行的那种标准基础上的；只须谈一个中心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是由于报导实际上不充分而受迷惑的话，交给国家的农产品价格的规定似乎不完全有损于农民，这是和苏联在很长一个时期发生的情况相反的。
至于和群众的关系以及官僚主义的问题，中国人的概念是受到可以说是家长主义的概念影响的，他们强调的是说服而不是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灾害的几年中极其困难以及在公社运动的错误情况下，没有严重的冲突，也每进行过大规模的镇压。
还有，最近中国报纸重新强调必须实行目的在于防止干部、领导人和群众之间隔阂的措施。例如《红旗》（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新华社每日电讯转载）写道：“官僚主义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要克服官僚主义，需要我们从各方面进行认真的工作。要确定和实行（查原文为”坚持和建立“------译注）那些能够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的各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这方面，党所采取的重要制度之一，就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这里的引言和原文略有不同，但意思一样——译注）
前面谈到的是广州报纸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官僚主义特权进行讨论的一个反应：“你们又说，当干部辛辛苦苦为群众办事，多享受些也是心安理得的。同志，你又错了，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如果全总向你反问一句：‘同志！你干革命是为了这个吗？’ 你该怎么回答呢？我想，你是不可能作出任何使群众满意的回答的。”①
再强调一下：把官僚机构作为为社会阶层而对之进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中国人对官僚主义所作的批评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要冲淡这种差别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怀念斯大林主义的人确是不会采取这样的态度也不会写下这样的文章。
让我们简单地再谈一下另一个问题，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斗争的方针问题。我们曾经好几次指出中国人的文章对殖民地革命程序的确实性质的说法远不是严密的。而且象二十五条（建议）这样的文件在谈到什么社会力量可能参加殖民地革命和他们之间互相作用方面，说法相当含糊。若干特殊的态度——例如关于苏加诺 ——也曾受到我们运动的批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中国人提出了不断革命论，这和永久革命论是不无有关的，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他们通常采取的态度比苏联领导人更具有危害性。一家中国报纸写道：②“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团结他们支持民族运动的一面，但是必须坚持同他们妥协投降、反革命、反人民的一面做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独占革命的果实，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是一致的，只有民族斗争的胜利，才谈得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也只有实现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才能获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因此，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中的无产阶级，不但应当积极参加民族解放运动，而是要站在斗争的最前面，并力争为领导力量。他们要反对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要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而奋斗，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彻底消灭民族不平等和阶级不平等。”
① “共产党人的物质生活观”（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三日）。
此外我们提一下：中国在一九六零年决定他们派往几内亚的专家的待遇要和当地的干部一样。
② 见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郭青云写的文章：《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如果具体研究一下老挝的局势，在获得可靠消息的情况下可以说：正当克里姆林本着“民族团结”的精神彻底进行妥协的时候，受中国人影响的老挝爱国站线党的路线事实上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这样的一种方针，这个方针实际上拒绝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
这一切既然是真实的，那么中国今天的客观条件---即其持续的落后性---能否倾向地决定一个象苏联三十年代时那样的方针和发展呢？这就是目前的态度和总的概念之外和斯大林主义类似的基础。
首先，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极端的官僚主义的蜕变不仅是国内落后状态的结果，而且是许多因素的化合：落后的状态、国际的形式、群众当时的精神状态（意志消沉、社会分化等等）、方针以及干部和领导人本身对大部分崭新和甚至未预到的许多问题的理解水平。明显的是，如果经济不发达的因素是唯一具有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在南斯拉夫就有出现一个和苏联国内同样或者更坏的斯大林式的政权的前提，同样大小，同样规模的事也能在古巴发生。
事实上在当前环境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际条件，当我们谈到国际条件时，我们把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已被推翻的国家所取得的十分丰富的经验也包括在内。在一般成为当代历史现阶段特点的革命高涨的形势下，以及在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官僚化经验的辛酸的教训中，我们明白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为什么采取断然反对斯大林的态度，或者在本。贝拉领导下的阿尔及利亚革命发展过程中采取同样态度的原因。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如果相信中国的经济条件能够由于这些经济条件的本身行动来决定，在其本国特点的情况下重复斯大林的经验，那是荒谬的。
我们说“按照本国的特点”，因为还存在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官僚主义和官僚化的危险是和任何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社会的特点是经济落后、文化水平不够，缺乏领导和革命组织或者纵有也不强。从这个意义来说，正如在古巴存在的一样，在中国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官僚化的客观基础。可是我们却不能把官僚化和斯大林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
事实上斯大林主义是历史上官僚主义蜕化的特有例子，是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甚至在唯一的条件下发生的。就在苏联，斯大林逝世迄今已有十年，可是官僚政治继续统治着苏联，不过方式，方针和远景和斯大林时大不相同。在没有跳出官僚主义圈子的南斯拉夫经验，过去和现在的特点是具有另一种特殊的方式。将来还会有其他变种，会从“古巴”型---那里的官僚化已经受到限制-----直到新的畸形型的各式各样的经验，会出现极度的限制，甚至严厉的镇压。但是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作出这样认真的肯定：中国的经验目前和斯大林时代苏联出现的蜕化形式相同，或者在将来可能有与之相同的倾向。根据所有最有价值的因素作出的结论和预测都与之相反。
我们已经好几次谴责中国人对南斯拉夫人的指责过于简单，并谴责他们把南斯拉夫说成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面队《红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新文章，不能只限于谴责那些令人容忍的论战方法，因为这篇文章罗列了一系列的论点，硬把自己装扮成颇有社会学的特点。
这些论点需要另写专文来详细地加以研究。无论如何这篇文章的结构是可怨的，文章从若干真事实的出了专断的结论，粗暴地歪曲了事实，运用了大量的怪诞的社会学概念；人们很想了解为什么要对南斯拉夫进行批评，也想了解中国人自己的弱点，而文章的主要论点却很肤浅。例如南斯拉夫是有很大一部分土地仍然属于私人所有，这是真实的；可是，第一，如果不是考虑土地面积，而是象应当做的那样考虑商品粮的生产，这个比例已经有很大的改变。第二，如果大部分土地私有的标准就足以说明一个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那么波兰也将牵涉在内，而迄至目前中国人似乎并没有对波兰的工人国家（或者按照他们的说法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提出异议。如果南斯拉夫确实让市场规律过于自由地起作用，但是说它不再有计划经济，那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明显的是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看来，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现象只占国民经济极为有限的一部分。如果说给予企业过度的自治权产生了一系列的危险现象，也只有在专断地只谈一点不及其余的情况下，才能把这些企业比做是真正的资本主义。我们完全知道工人委员会的权力总的说来是有限制的，不过限制的程度使人们无法绝对避免国民收入分配十分有利于厂长、经理等人。但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们忘掉了在斯大林时代极端的集中和毫无工人委员会的情况下，相反地并没有阻止厂长们独揽大权以及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作者们应当对我们说，按照他们的见解补救的办法是否是：取消一切形式的工人委员会和企业自治制度，或者相反建立高度的质量水平的工人管理机构和集体领导机构。
最后，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社会现状抄来，但是又把它硬套在一个经济和社会条件完全不同、一个实际上产生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的跃进的国家的这个离奇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什么东西呢？无疑地具有新奇浮夸的这个概念是这样的一个古怪的大杂烩：即无意识地把过去对一个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所作的分析同若干极左集团的生硬概念所作事实的对比掺拌在一起。的确，按照中国编辑们的话来说，南斯拉夫是什么“特殊种类的国家资本主义”
更糟糕的是关于南斯拉夫这篇文章末尾有这样一段令人不安的话：“我们看到的却是苏共领导正从各方面（FNTOUSPOINTO）① 学习南斯拉夫的榜样，他们已经走商了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而且九月六日的文章把苏共纲领说成是一个“维护和恢复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是否需要这样强调指出呢？如果中国共产党人真敢于把南斯拉夫替罪羊的新社会特点转嫁于苏联，那么他们便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犯了重大错误，从战术角度来说，这种错误便使他们陷入站不住脚的境地。
① 英文称为：IN EVERY WAY （意思是“完全”或译为“各方面均可——译注）
在中苏冲突以前有南（斯拉夫）苏冲突以及为时短暂的苏联领导和波兰领导之间的冲突，因此中苏冲突值得我们全盘地来考虑。的确，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的相当先进阶段，同时一系列十分丰富和复杂的现象说明分歧、冲突、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这一点，有一些表面上看法的一致正在形成中；例如意共领导人最近会就这一性质的论点展开了争论。然而人们过于经常地限制在完全一般化地提到“具体的条件”，而实际上这些条件只是为了避免触及问题的核心而使用借口，此外人们还认为好象就是这些具体条件才引起战术、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而不是根本上有利害的冲突。但是用马克思唯物论来分析问题的人完全知道，即使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冲突和矛盾①恰恰是由不同的或者对立的利益所决定的，因此无论理解或者确定一个方针政策都必须从这个基础出发，用机械的诡辩、拙劣的经验主义、纯粹的辩解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苏联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这种做法还不是斯大林和他的学派所做的最坏的事。
在斯大林时代，一个工人国家构造的形式是根据一个严格的模型而拟订的，但是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十五年和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胜利后的几年之后，目前的景象表现为过去有极大的不同，而且还有着趋向更大不同的倾向。的确，随着集体主义的制度向世界范围内的扩大，会产生过去其他过渡历史时代会发生过的事。首先是由于多种因素的渗入，可能在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条件下出现量的跃进；其次至少在我们已知的初期阶段上将会出现极其不同的基层结构；最后，政治结构本声将表明是各自不同的，而且分化可能愈来愈显著（我们这里考虑的是较短的和中等的期间之内）。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摩擦、冲突和矛盾。解决所提出的各种不同问题的办法并不一定是唯一的， 从而也不一定是最优越的，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可能按照肯定了利害冲突或者甚至是由于判断错误向明确起来，而判断错误永远是可能发生的。
这一特定由于下述情况显的十分合乎逻辑和必然的：目前现有的各个工人国家——古巴工人国家部分地除外——不是由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民主地表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领导，而是由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官僚化的机构领导的，因此他们不是从群众的真正利益和发展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的角度，而是用他们特权眼光，从统治的官僚阶层的利益角度来考虑一切问题的。
① 大家知道，毛泽东会曾使用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来区别阶级矛盾的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中存在的矛盾。撇开术语不谈，我们要说，这是历史上崭新的、具有新的社会内容的矛盾。
让我们举个例子，苏联的官僚主义在目前阶段主要关心的是寻求和帝国主义妥协，以便苏联世界范围地考虑一个不那么具有爆炸性而比较“控制得住”的发展方向，部分地缩减它的庞大的军事费用，从而能向本国的群众在经济方面作出重大的让步，苏联可能对集中力量向第三世界的民族资产阶级提供经济援助感到兴趣，当然出于同一战略范围的考虑，甚至不惜牺牲对一个象中国那样的工人国家的援助，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需要的援助规模(很大以致带来了一个为难的问题)，另一方面苏联官僚主义无意希望见到中国加速地强大起来。苏联可能对推动一些人民民主国家某种经济发展感到兴趣，例如鼓励农业部门，而不是促进工业部门。战后最初纪念的经验以及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一些最初经验（同罗马尼亚领导人的冲突）表明，不能保证苏联官僚主义会努力寻找解决办法，不去符合它私自的利益，而去符合国际计划化、国际合理分工和谐发展的总的需要。
在更为广泛的经济发展方面，苏联的领导首先关心的是它领导的国家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把整个工人国家系统的迅速发展的需要放在第二位。如果有人可以用极为一般和抽象的话来肯定，说这两者并不互相矛盾。原则上，苏联经济进一步发长可能对整个体系有益，反过来也这样，这个体系更为平衡的发展为苏联的壮大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可是在作具体决定时，情况就不同了：冲突始终是可能的、可以设想得到的，而且实际上已经发生了。①现在稍微重新谈以下关于核军备的争吵，苏联可能充分有理地对中国抽象说：你们没有必要付出重大代价，我们将是大家的（核）卫士。但是实际上，就如同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中国领导人可以找出一千条理由相信，在核军备没有被摧毁之前，对中国来说唯一可以依靠的保证就是自己拥有核军备，即使牺牲一部分正常的经济发展也再所不惜。
最后谈以下我们的一些文章中会多次提及的分歧的一个中心问题，由于苏联达到的水平以及考虑到“保卫官僚主义利益”这个因素的影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样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上，即世界范围内的两种制度的历史性斗争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在同美国进行经济竞赛将取得射干那里。但是人们也同时了解到为什么中国人特别要强调群众革命斗争的因素以及甚至在最具有决定的军备方面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他们仍然进一步向这个方向推进。因为他们领导的是一个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这个国家会经受到、现在还在受到帝国主义最直接、最粗暴的压力，从而使他们不得不考虑他们的经济发展，在集体制度地理的限制条件下，会造成如何的严重后果。
① 苏联一些领导人大叫大嚷地反对中国人的说法，而赞扬国际分工。中国人说，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以自力更生为主。不幸的是，对苏联一些领导人来说，问题并不在于肯定一项抽象的原则，而是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要核对一下苏联在这方面的政策的现实一 怎样。刘少奇在平壤发表的演说中有一段重要的讲话强调了这一点：“谁都知道，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外援。但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无论如何，国际分工和生产合作，绝不能成为反对自力更生的借口。”
“ 争论的实质并不在这里。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并不是真正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并不是真正希望通过彼此需要和互利的国际分工和生产合作来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他们只不过是打着这些好看的幌子，效法资本主义各国关系中损人利己的做法，阻挠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自主的民族经济，使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依附他们，在政治上受他们的控制。”（新华社，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八日）
尽管刘少奇会不高兴，但是还得指出，这里有些论点相当接近于南斯拉夫一九四九至一九五零年的说法。
中国的领导也是一个官僚主义的领导，它有本身的具体利益。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从来没有隐蔽这一点。但是客观上重要的是中国官僚主义的领导受着不同于赫鲁晓夫领导的那种推动的因素，由于这些推动的因素，它对一些重大问题采取了在客观上更为进步的态度，更加接近于符合保卫工人国家系统和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真正需要的。这就是在中苏冲突中我们所持态度的基本原由。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八日
* * *
本文写成时，中国人广播了《红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篇关于苏共领导人对殖民地的革命的政策的新文章。
一九六零年以来他们用隐蔽的方式部分地（请阅《第四国际》在那时发表的一些文章）所作出的批评，在这篇新发表的文章里说得清楚得多，更有条理些。当然我们不能同意文章提出的所有论点，也不能忽视中国人的态度继续包含着若干严重的缺点，也不能对再一次不适当地、专断地、错误地使用斯大林的引言保持沉默（而且中国这样做是忘掉了这同一个斯大林首先对中国革命所采取过的态度）。然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概念、把革命斗争从属于苏联领导人政治的需要、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夸夸其谈、关于对不发达国家给予经济援助方面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合作的可能性等等所作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妥当的，并且和我恶魔内运动所做的批评想接近。
此外还得加上一句话，中国人还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谈到赫鲁晓夫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政策一直到埃维昂谈判之后才承认阿尔及利亚政府！特别谈到法国共产党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背叛，而《真理报》和苏联其他报纸会赞扬法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态度。几乎就在同一天中国的新闻稿上还登载了阿尔及利亚领导人乌茨加尼在向中国学生演说时谈到法国共产党机会主义的态度。关于这个批评，真不知苏联报刊怎么来反应！
我们并且注意到，对什么是殖民地革命作用这一问题的争论中，中国的文章说明，今天亚，非，拉美进行的革命给帝国主义以直接的打击，而苏联人指责中国人把殖民地革命认为是根本的和决定性的是过于夸大的。中国文章说，世界的矛盾警钟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文章接着又说：“世界矛盾的集中点，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国际斗争和革命形式的变化而转移的。我们相信，在西欧和美国（按原文为“北美”——译注）这些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大搏斗的伟大日子，终有一天会要到来。那时，西欧（原文还有“和北美”字样——译注）无疑地将成为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成为世界矛盾的集中点”
（载法文版《第四国际》一九六三年十一号第二十期）
托姆·克里
中国人最近公布了题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这份起诉书以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项声明的全文刊载在二月七日的《北京周报》上，文章超出了标题的范围，把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描绘为一切时代中的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断言“苏共领导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
声明试图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一直到目前为止的分裂和分裂主义者作一番历史的回顾。文章的主题以前已经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科学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来了。那就是说，在社会主义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修正主义”就起来折磨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时既是这样，那就会贯穿始终。
周扬争辩说，既然每件事都有他的对立面，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传播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它的对立面修正主义，不仅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注定要反对修正主义，连列宁在他的时代中也被迫接受修正主义的挑战。而且根据周的辨证法，这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命运，“也是斯大林的命运”
周扬认为“这种情况看起来好似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上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有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他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
我们不得不向周表示歉意的是，这里仍然存在一个引人注意的讨厌的问题。决定谁是谁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周有一个现成的答案：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否定了斯大林。周肯定地说“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就是根本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根据毛泽东对历史发展的论述，分裂从一开始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仍然有必要确定标志着赫鲁晓夫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辨证地转变成它的对立物修正主义的精确时刻和具体问题，在名为《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中，这样的时刻和问题都被指点出来了。原文如下：
“ 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领导人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反对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反对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苏共领导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斯大林，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完整体系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苏共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战争和和平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都是同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分不开的。”（黑体字是我标的）
本文特别要提出的中苏分歧的一方面就是那种企图在世界范围内恢复、复活和重建“对斯大林的迷信“的努力。一切国家——我重复一句，一切国家——的工人阶级会曾经为了长期以来毒害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的源泉的那种斯大林主义病毒付出重大代价。在布尔什维党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聚集在列宁的解放旗帜之下的千百万工人积极分子，在斯大林派夺得政权、扼杀工农苏维埃、阉割列宁的党并把他们的罪恶统治扩大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后，有的腐化、有的堕落、有的被残酷地出卖了。
首先断言那些现在盘踞着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的继承者“全盘否定斯大林”显然是夸大其词的。他们为了本身的原因和利益，只不过被迫把帷幕挑开了很小的一角，而这个帷幕长期以来遮盖了那个亵渎列宁的美名、玷污布尔什维主义引以为豪的旗帜的笑面屠夫所犯下的无数罪行。斯大林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是残害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中包括成千上万忠实的斯大林主义分子——的杀人犯。中国人在他们发队赫鲁晓夫牌的“修正主义”和恢复布尔什维克的列宁主义的斗争中由于企图领导一个“回到斯大林”的运动而使他们自己的事业遭到巨大的损害。因为今天赫鲁晓夫所主张的修正主义观点，没有任何一点不是以斯大林在这个时候或那个时候所提倡或主张过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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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全世界的共产党行列中，对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的臭名昭彰的机会主义政策和作法，越来越表现出不满和反对的情绪。已经发生了不少的分裂，更多的分裂正在露头。中苏争论所引起的问题，一直是酝酿这种分裂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北京在二月七日的文章中公开号召扩大这些分裂，并且鼓励、推动和支持“宗派主义者”。
企图“回到斯大林”的这种作法，旨在把反对克里姆林宫“修正主义”的意见纳入以毛泽东官僚统治的需要和利益为根据的严格规定的范围之内；是要通过坚持建立和维护这样一种道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便制止对争辩中提出许多基本问题进行毫无约束的讨论。如果这种作法获得成功，那就只能有助于用对毛泽东永远不犯错误的个人迷信来代替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在这种个人迷信里，所有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有争论的问题都要由迷信的领袖独断决定。
在那些从各国共产党分裂出来并且拥护毛泽东主义的团体中已经可以看出这种倾向。例如在我们美国，前几年从美国共产党分裂出来的一个小团体，在向毛泽东主义扭扭捏捏地送了一阵秋波之后，终于完全倒向北京而反对莫斯科。这个团体小心翼翼地自称进步劳工运动。在它最近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季刊》的冬季号上， 刊载了一篇由进步劳工运动全国协调委员会发表的纲领性声明，这篇声明自称是为了满足美国工人阶级要求“革命理论”的需要。
他们在编者按语中说；“在过去了一年中，进步劳工一直在讨论[中苏]争论中关于什么是指导我们运动和国际运动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问题。
我们想要借此机会评论一下“争论”中与我们有关的那些方面：那就是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进步劳工运动的领导人在从莫斯科“大跃进”到北京的时候，鹦鹉学舌地重复毛泽东路线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老调。他们同北京一样，谴责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诋毁斯大林，因为：“报告没把他的巨大攻击和严重错误都放在实际的历史背景中去衡量，而是相反地对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加以主观的，生硬的全盘否定。”
进步劳工运动的文章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解释中国“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声明，它列出了一张斯大林的功过表，然后得出结论说，两相比较起来，斯大林的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次要的”这些组织究竟是什么呢？
“在党和政府组织的问题上，斯大林没有充分实施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在某些方面，他犯了取消民主集中制的错误。集中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没有相应的发展绝对必需的无产阶级民主。这似乎助长了官僚政治的过度发展，而是官僚政治又往往造成了依靠行政“命令”而不是依靠党员和人民的充分参加来制定和执行政策的现象。”（标上黑体字是为了强调文章利用有限制性的词句以减轻斯大林的“错误”的方法。）但是让我们继续下去——更坏的还在后面！
进步劳工运动的声明然后沉溺于完全从毛泽东那里搬来的关于“矛盾“的学术论文中，以便解释斯大林为什么陷入这样的一种”错误“，那就是主持了那些把苏联变成一个真正的恐怖场所的骇人听闻的虚构的审讯案和清洗。
他们告诉我们说：
“ 斯大林的错误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没有分辨以党和人民为一方面而以敌人为另一方面的矛盾，以及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他在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时没有采用不同的方法，斯大林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是正确的。如果他没有这样作，他就没有尽到保卫苏维埃国家的责任，因此，许多罪有应得的反革命分子都受到了适当的惩罚。但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是很自然的事，甚至是党的理论进步和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事，就没有根据从团结出发通过斗争达到进一步团结来发展共产党进行有原则的党内斗争的方法。许多无辜的人，或者那些具有可以通过有原则的意识形态斗争加以解决的分歧意见的人，都被错误地杀害了。”（黑体字是我标的）
不幸的是那些“杀错了”的人和杀“对了”的人一样地死了。当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所有这些人都被毫无区别地说成是“反革命分子”并被立即处决。那些现在对这种 “次要错误”感到惋惜的人，都是当初热烈拥护斯大林那些骇人听闻的暴行的人，他们认为那些暴行是他没有放弃“保卫苏维埃国家的责任”的证据。
现在应当由谁来确定究竟哪些人无辜哪些人有罪呢？应当由谁来裁决呢？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出了关于斯大林迷信的报告以后，有几个“被杀错了人”已经恢复了名誉“，斯大林的罪行也被揭露了一些。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恢复了少数几个人的名誉和又揭露了一些罪行。毛泽东主义者不仅不迫使他们揭露关于斯大林罪行的全部事实，恢复牺牲在斯大林手里所有人的名誉，反而要求赫鲁晓夫停止“攻击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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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劳工运动这篇声明的作者们因为不得不清算他们自己遵循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删改和压缩了的美国共产党史。他们告诉我们说，美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受到“修正主义”的祸害。他们又用这样的断言来告诉我们说，美国共产党的黄金时代是一九二九年开除洛夫斯顿领导集团以后，包括经济大萧条的最初几年在内的那个时期。在共产党的全部历史中，他们只推崇一个反对“修正主义”的坚强战士：威廉·福斯特。
为了支持这种说法，进步劳工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季刊》冬季号上发表声明时还刊登了一篇姊妹作，那是由一个名叫费德雷·卡莱耳的人所写的一篇纪念福斯特诞生八十周年的颂词。进步劳工运动要求美国工人必须追求“革命理论”的号召就简化到这种地步：在国际舞台上，“回到斯大林”。在国内舞台上，“回到福特斯 ”！
在我们继续谈下去以前，我们必须评论一下作为斯大林主义的标志的些荒谬绝伦的莫名其妙的术语，这些术语现在又被中国人的混乱的毛泽东主义推陈出新了。以前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中都有确切定义的词，现在都变成了口头上的抽象事物，可以按照当时的需要，赋以非常多种多样的意义。“修正主义”这个词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修正主义是同它最著名的提倡者爱德华·伯恩施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会曾写过一本名为《进行的社会主义》的书。伯恩施坦企图剥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其目的是想为了右翼官僚结构，特别是工会中的官僚分子参加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提供理论根据，因为这些人在从十九世纪本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漫长的帝国主义扩张和“繁荣”的时期中，在第二（社会主义）国际中形成了一种势力。
修正主义的传统表现是所谓米勒兰主义，它以法国律师和社会党国会议员亚历山大·米勒兰，米勒兰于一八九八年接受了资本主义内阁中商业部长的职务。米勒兰主义变成了议会联合主义的同一词。米勒兰是接受资本主义政府部长职务的第一个社会党人，他的行动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运动分成了右、左、中三派。左派反对联合主义，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右派斥责米勒兰，只是因为他实现没有同党商量 。中派（考茨基）在一九零零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大会上提出一项代表中间骑墙态度的建议：“允许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作为一种临时性的特殊措施；但又婉辞谴责了米勒兰，指出这种行动事先应经过党的批准。”
这种妥协为后来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和以后所实行的联合政策铺平了道路。第二国际从反对联合主义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教训，构成了影响列宁关于革命社会党的性质的观点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后成立了第三国际，在一九二零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规定了参加者应该具备的二十一个条件，这样就有意识地建筑了一道障碍，防止改良主义社会党人和头脑不清楚的中间派人士的渗入。
在斯大林主义登峰造极的时候，议会联合主义由于用了“人民阵线”的名义而提高了身价，并且在一九三五年第七次世界大会上被奉为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官方政策。
列宁认为议会联合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并且在他全部的政治生涯中始终对它进行斗争，在他看来，这就是修正主义的缩影，他还写了《国家与革命》这篇论战文章，驳斥联合主义者所害的议会迷之症，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精辟地和详尽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在回到俄国的时候还要声称要同那些主张和孟什维克一道参加二月革命以后成立的联合政府布尔什维克——包括斯大林在内——决裂。
这里有一个问题：进步劳工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否认为议会联合主义的最丑恶的形式人民阵线主义是修正主义？他们没有谈！但是，他们赞扬福斯特是美国共产党反对“修正主义”的最优秀的战士；而福斯特却一直到死都在宣传和实践人民阵线的联合主义策略的。毛泽东呢？他们能在他那些连篇累牍的著作中找到任何直截了当地谴责人民战线主义的地方么？我想他们找不到！
在中国，联合主义最初是由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强加给他们的。那里采取了斯大林——布哈林的“四个阶级联盟的”公式，在这个联盟中，中国共产党要受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根据这个公式，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首先被缴械，然后遭到斯大林从前盟友蒋介石的军队的屠杀。由于这种经验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袖陈独秀就和其他许多著名领袖一道同斯大林主义决裂了，他们都被斯大林国际当作“反革命分子”开除了。
只是到了第七次世界大会以后，共产国际才把人民阵线捧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这个宝座上来，把毛泽东提高到领袖的地位。
根据毛泽东主义关于任何事物，包括理论在内都要一分为二——不是一分为三或者一分为四，而是刚刚一分为二—的那种辨证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倾向清清楚楚地分成两个部分：修正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修正主义被提高到抽象的范畴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词已经具有一种普遍的性质，可以包括一切没有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最高称号的事物。改良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机会主义、极端左倾主义都可以包括在内，或者用这个通用的词来说明。今天的修正主义明天也可以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今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明天也可以变成修正主义。它显然已经成了一个为个人迷信服务的词了。只有那些了解被迷信的领袖的思想的局内人，才肯定地知道它在某一特定时期究竟意味着什么。修正主义不再是说明某种特定倾向的一个确切的词，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用来打击胆敢怀疑或不同意“领袖”的最新启示的那些人的绰号。
甚至在最忠诚的门徒中也常常发生解释上的分歧，这就会引起极严重的理论上的争辩。这种制度要求有一个最后的仲裁者，在他周围必须制造一种不犯错误的气氛。正象天主教会需要教皇来解释圣经一样，劳工运动中的每一个官僚结构也需要有自己的“教皇”来解决官僚机构内部个人之间和集团之间因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而引起的争论。如果让这种争论采取由群众讨论和付诸行动的民主形式，就会危机整个官僚机构的生存。官僚主义者害怕这种方法就象魔鬼害怕圣水一样。苏联的官僚机构是列宁逝世以后在暖房里发展起来的，斯大林被提升到这些暴发户似的官僚阶级的最高仲裁者的地位，并且被赋予一种不会犯错误的神圣的气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正确地谴责了赫鲁晓夫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斯大林统治时期所犯的罪行完全加在他一个人身上的做法。但是，赫鲁晓夫虽然貌似疯狂，却也是别有苦衷的。他反对“个人迷信”的用意是要一笔购销官僚机构对斯大林的罪行应负的一切责任。他的任务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变的轻易得多了，那就是一旦把这个最高仲裁者牢固地放在这个崇高的地位上，就可以造成“个人”已经完全超然于创造他的官僚机器之上、以及是人操纵和管理官僚武器而不是官僚机器操纵和管理人的幻想。赫鲁晓夫攻击“个人迷信”是为了掩盖仍然象以前一样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僚机构只能感的“个人迷信”的丑恶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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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简短的历史回顾，让我们审查一下进步劳工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美国共产党出了什么毛病，这些毛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以及应当怎样对待这些毛病等问题所进行的带有倾向性的分析。
他们告诉我们说，“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一直到现在，修正主义和它在政治上的表现阶级合作一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缺点”。
事实并不如此。进步劳工运动的理论家总是倾向于把“修正主义”这个词用在上面谈到的一般意义上，但是这一次他们却把它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说成是阶级合作。在美国共产党的“早期”中，阶级合作肯定不是它的“长期存在的缺点”。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后的时期中，社会主义运动在国际范围内的各种倾向的分水岭，就是他们对待十月革命采取什么态度。
宣扬和实施阶级合作理论的修正主义分子团结一致地站在一起，敌视布尔什维克革命。我们美国和国外的早期的共产党，几乎毫不例外地都是在这个问题上从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在我们美国，由于左翼领导的美国社会党的分裂而成立了好几个共产党。从社会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和各外语联盟在一起，组成了共产主义干部队伍，当时共产主义已经分裂为一些相持不下的党，每个党都要求共产国际承认。
根本的缺点不是阶级合作而是极端左倾。极端左倾的倾向决不是美国所特有的而是一种折磨欧洲早期的一些共产主义小组的病症。事实上，正式为了反对这种病症，列宁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著名的小册子中提出了论战。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时代的共产国际中，阶级合作主义者是不受欢迎的。
但是让我们继续探讨进步劳工运动的声明，以便寻找出这种任意删改历史的说法的线索。他们说，“自从（一九二九年）开除了洛夫斯顿以后，党采取了一种积极而且切合实际的态度，这种态度在经济萧条时期很能吸引工人，为共产党创造了群众基础。”在卡莱耳颂扬福斯特的文章中， 他告诉我们说“在危机极为深重的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这几年中，”美国共产党“比以往七十年中所作的一切都更加接近于一个适合美国情况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
这是令人不能相信的！进步劳工运动特别是提出来表扬的年代，包括已经以“第三时期”载入史册的那个时期。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世界大会是一九二八年在斯大林—— 布哈林集团的庇护下召开的。布哈林领导苏共党内的右翼倾向，其中还包括像托姆斯基和李可夫这样著名的领袖。在一九二八年以前的整个时期中，斯大林的官僚机构一直采用布哈林的偶尔闹闹共产主义的公式，根据这个公式，只能“慢条斯理地”建设“社会主义”。当时的口号是“富农，放手去发财吧！在列昂·托洛茨基的领导下的左派反对派一再警告说，农村中的农民由于斯大林——布哈林政策而产生的分化，正在加强富农对农民经济的控制，巩固他们在政治上对中农和贫农的统治。
左派反对派的纲领对斯大林---布哈林路线提出了广泛的批评，精心拟订了另外一个在经济方面进行有计划的工业化和在苏维埃和党内恢复工人民主的纲领。不用说，左派反对派的纲领被搁置起来，反对派的追随者都受到中伤、排斥和囚禁。而托洛茨基本人则从苏联被流放出来。这并没有能阻止左派反对派预料到的危机继续发展。在第六次大会以后不久就爆发了富农阴谋制造的反对苏联政府的罢工，这次罢工威胁着要让城市在饥饿中屈服，使苏联政权濒于灾祸的边缘。
斯大林从富农带头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恐怖中惊慌失措地退却， 于是就来了一个向左的急转弯。同以前的路线截然不同的是，斯大林下令立即消灭富农，“急行军”似地进行合作化，开始一系列迅速进行工业化的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些命令几乎是在内战的气氛下执行的。第六次大会上通过的斯大林——布哈林纲领很快就被放弃了
斯大林不体面地下台的布哈林决裂，并且把布哈林主义者从共产国际各支部的领导职位上清洗出去。在我们国家中，杰洛夫斯顿给加上替罪羊的标签，因为他也是同布哈林路线有关的。虽然在一九二九年三月美国共产党大会上他还是拥有多数，但是在斯大林的机器阴谋撤换领导的时候，他被召到莫斯科，并被扣留在那里。斯大林阴谋手腕的典型表现是，福斯特当时虽然已经是共产党的最著名的领袖，却被降到从属地位，而一个政治上的无名卒厄尔·白劳德却被封为共产党的领袖。由于白劳德的权利完全依靠莫斯科，所以他被认为是斯大林主义的阴谋诡计中的更驯服的工具，福斯特却被搁置在一旁。福斯特为了这次所受的耻辱，永远也没有宽恕过白劳德。
斯大林为了支持他在苏联国内的“向左转”，又宣布一个预告在世界范围内即将结束资本主义的“第三时期”的到来。在苏联以外的世界中，第三时期的策略是以“社会法西斯主义”和“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这两个理论支柱为基础的。
“ 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显然都是荒谬绝伦的。列宁以前曾经把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称为是社会沙文主义者、或社会爱国者，等等。他这样作的意图是嘲笑改良主义者在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者，在行动上却是资产阶级爱国者。但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人在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者而在行动上却是法西斯主义者呢？但是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力图消灭社会民主党人，摧毁那些作为他们的基础的独立工会，并且毫不筹措地这样作了。德国是进行斗争的主要场所。根据“社会主义法西斯”的理论，受到德国工人阶级大多数人支持的社会民主党成了“主要敌人”。
第三时期“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斯大林给世界劳工运动造成巨大损害的另一特殊贡献。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一九二一年一月六日二十二日到七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上拟订通过的。同布尔什维克的希望和预料相反，战后革命行动的浪潮在遭受到许多严重的失败以后又低落了。十月革命以后提出了“夺取政权”的口号，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修正了。共产国际的修正可以用“夺取群众”这个口号加以概括。那就是说，取得工人阶级中起决定作用的一部分人效忠共产党，准备迎接下一次的革命浪潮。
社会民主党仍然受到洲洲工人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的支持。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是要在行动中团结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和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一策略的拟定就是要迫使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具体问题上参加统一战线的行动以保卫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那时认为，在采取这种行动的过程中，人们认为只要非共产党的工人看清了他们那些改良主义的领袖们的两面派的本质，就可以把他们争取到共产党方面来。为了防止社会民主党人可能限制和破坏统一战线的行动，就要坚持每个组织都要保持他的独立性。正象列宁说的那样；“我们分别进军，但是合力攻击”。
斯大林接受这一概念，然后加上他自己的歪曲，这就是把它变成了恰恰相反的东西。如果社会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就象他所坚持的那样是一对“双胞胎”，那就不可能同领袖们达成关于统一战线的协议。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斯大林就编造了“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那就是说，要求那些追随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同他们的领袖决裂，参加由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行动。但是，如果他们准备走那么远，那又何必煞费苦心地去实行迂回曲折的统一战线策略呢？这是毫无意义的。结果是根本没有统一战线。相反地，斯大林主义分子是用“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名义从不上不下的地方分裂劳工运动的。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中，这三时期这种愚蠢的说法成了一幅令人讨厌的讽刺画。工人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和他们的支持者，都被拉出现有的工会，并被赶进一些纯粹是纸上谈兵的“革命”组织里，这些组织是共产党通过美国工会统一联盟进行领导的。工会官僚都兴高采烈。他们一下在就把反对他们最积极的人都排挤出去了。不用说，美国工会统一联盟的这些纸上谈兵的组织都是百分之百“革命的”，但也是百分之百无能的。
在美国，第三时期这种愚蠢的说法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什么影响。它是在居于整个国际局势的中心的德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策略，由于造成了有组织的德国工人阶级的分裂，就为希特勒的取得政权铺平了道路。德国工人士气沮丧，因而希特勒的匪徒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得了政权。
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标志着所谓第三时期的结束。它引起了急剧地向右转的趋势，在这种趋势里，“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在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世界大会上变成了“人们战线”。“人民战线”的路线只不过是更加粗暴地割裂列宁的统一战线策略而已。
第三时期的斯大林主义可以说是“左派幼稚病”的发狂。进步劳工运动现在正是把这种反常现象当作在美国建立一个“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范例。他们争辩说，这是美国共产党“英勇斗争”的时期。这种观点很可以说明他们为什么显著地倾向于他们的活动所代表的那种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你永远不能用宣传和遵循左派幼稚病的方法制造出一种运动——不论是进步的或不进步的，但是你能制造出一大批牺牲者，就象斯大林的第三时期所做的那样。
上面谈到的进步劳工运动的声明，把美国共产党对第三时期路线的发展说成是“战斗的”实用主义。我必须承认，我不知道“战斗的”实用主义和非战斗的实用主义在哲学范畴上有什么区别。它的含义是说在福斯特的领导下，美国共产党是在不受克里姆林宫的支配的情况下制定自己的路线的。对声明的作者们来说，可惜的是福斯特的说法却不一样。福斯特在他所写的一九五二年出版的《美国共产党史》中，谈到一九二九年三月的大会以后，在共产国际中讨论“美国问题”的时候，斯大林批评了多数（洛夫斯顿）和少数派（福斯特），说“双方都犯下夸大美帝国主义个别情况的基本错误”。
克里姆林宫的圣人说，“忽视美国资本主义的个别特点是错误的，共产党在工作中必须把这些特点估计在内”。他赶快又补充说，“但是如果把这些个别情况当作共产党活动的基础，那就更错了，因为每一个共产党——包括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基础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般情况下，这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相同的。”①
斯大林就是利用这个公式加强他对共产国际所有的支部的专横控制的。政策来自莫斯科。那些因为“个别特点”而请求在他们的支部中例外办理的人倒霉了。从那以后，全世界每个支部，不论它们有什么特殊的国家”特点“，对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上的任何迂回曲折，都是奉命维谨地随声附和的。福斯特深知此中奥妙。当需要牵强附会地迎合斯大林的最新命令的时期，没有人能比得上福斯特的，这就是使他在激进运动中获得了威廉·“摇摆”·福斯特的称号。这就是无与伦比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战士，进步劳工运动的声明表扬说”青年激进分子可以向威廉·福斯特这样杰出的共产党员学习，效法他们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无限忠诚。
菲雷德·卡莱尔这个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所写的对福斯特的颂词，说明他对福斯特的评价的主要根据还是福斯特本人。他没有补充说明，他的颂词整段整段地都是从福斯特的《美国共产党史》抄来的，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归功于原作者。卡莱尔肯定地说，“福斯特对这些斗争所作的历史性分析是很有帮助的，也比我们从其他方面所能获得的材料更为精确和客观。”在这种极端的天真方面，连讽刺本身都无所施其技了。无论如何，在卡莱尔的历史杰出的许多例证中，我们挑选了这样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列宁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同斯大林——福斯特的概念的比较。
① 威廉·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291页。——译者
他告诉我们说：
一九二八年，詹姆斯·坎农因为支持托洛茨基的左倾主义理论而被开除出党，他从出席了那次驳斥了流放中的托洛茨基提出的申诉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回国以后，就开始秘密散发托洛茨基的材料，虽然坎农曾经是福斯特和比特尔曼等人的团体中的一员，但他们还是要把这样一写罪名加在他头上：散步托洛茨基的宣传，主张推出现有的工会，放弃统一战线以及煽动分裂。随后，大约有一百名坎农的追随者也被开除出党，他们在坎农的领导下组成一个反对派联盟，后来改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参加了第四国际。
提出“秘密”散布“托洛茨基的材料“这一罪名，是要造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坎农在从事某种鬼祟的、阴谋的、犯罪的活动，应当受到最严厉的处分。那么狡黠的坎农向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党员“秘密”散发的这种违禁品，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呢？污蔑这些东西包含着“主张退出现有的工会”和“放弃统一战线”等等，是斯大林——福斯特第三时期的疯狂行径的典型表现，是极端荒唐可笑的。实际上，“材料”就是托洛茨基的论文《批判纲领草案》，这篇论文曾提交第六次世界大会的代表们考虑，但是由于遭到斯大林——布哈林机器的压制，代表们被官僚主义地剥夺了阅读它的机会。这篇论文是偶然地落到坎农的手里的，以后在当时在美国左派反对派的机关刊物《斗士》最初的九期上继续发表了。
我们这位饱学的历史学家是不是愿意自己问问这样一个问题：坎农为什么认为必须“秘密地”散布这些材料？坎农是共产党的最高机构政治委员会的成员；他会以美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前往莫斯科出席第六次大会。难道他没有权利向据说是专门为了那次大会而召开的一次讨论会提出他所拥有的同大会的决定有关的任何材料吗？但是，不行！那时侯，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摧残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疯狂地进行。因此，托洛茨基的观点受到斯大林官僚机构的歪曲、割裂和压制。官僚机构的武器库中最有力的理论武器就是武力威胁，他们放肆地利用了这种武器，当然，所有一切都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名义下进行的。
斯大林在歪曲了列宁的许多功绩的同时，他也把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概念歪曲成了它的对立物官僚集中制。列宁在生前所实践的民主集中制的概念是，少数应当作的一切就是经过民主的讨论和辩论以后接受多数的决定，让不断发展的事实来确定谁是谁非。斯大林把这个概念稍稍歪曲了一下，把它变成了少数必须服从多数这样一条官僚主义的法律。
想要把一个人头脑中与别人不同的观点，意见和思想完全取消，这在心理上是不可能的。官僚集中制的作法不可避免地导致这种丑恶的场面，就是个人被迫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以免遭受开除或者更坏的命运。这一切都用“自我批评”的名义加以粉饰和装潢，而斯大林主义所实行的这种自我批评当更确切地说成是自我鞭打。
托洛茨基一针见血地把斯大林主义说成是“劳工运动中的梅毒”。号召美国工人回到斯大林——福斯特，就是劝人采取只能使骨髓痨更加恶化的行动。我们不愿意这样的痛苦发生哪怕是我们死敌身上。
（译自《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一九六四年春季号）
约瑟夫·汉森
二月七日，《北京周报》刊载了答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的第七篇长文章。这篇论战文章和以前的六篇一样，也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共同发表的，文章的标题是：《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这是这一系列文章中的重要的一篇，因为它猛烈地攻击赫鲁晓夫应对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以及这种分歧在全世界共产党当中所产生的反响负责。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对这篇文章的论点和意义进行详尽的分析。目前我们知识想提醒读者注意在这一系列文章的以前几篇中已经出现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许多论点都重复了托洛茨基者几十年来对苏联官僚机构的首脑们的那些指责，但在提出这些论点时却伪装成为斯大林辩护！
我们请求读者特别注意下列说法：
“ 在给苏共领导捧场的拉拉队中，还有在政治上早已破产了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对待斯大林、对待美帝国主义、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些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分子是积极支持苏共领导的。他们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尤其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造成的形势，极有利于在各个工人国家内恢复我们的运动。’ ‘我们对此已经准备了二十五年以上，现在我们必须参与进去，大力地行动起来，’他们宣布‘对于赫鲁晓夫实行非斯大林化，反对更保守的流派的斗争，我们要给予批判性的支持，’
“看！所有革命的敌人都在热心地替苏共领导撑腰。这是因为，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在对待世界革命的问题上， 他们同苏共领导人找到了共同语言。这是因为，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需要。”①
作者们所引用的这三段文字，读起来似乎有逻辑的连贯性。但是确实正象作者门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材料是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一九五六年的一份文件，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五年以后所写的一份文件以及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一九六三年的一份文件中引来的。
我们不准备在这里补充这些引文的上下文。作者们为了找到这些引文而涉猎了大量读物，这就充分证明他们了解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真正立场， 并且证明他们是在故意力图歪曲这种立场。我们一致认为这种做法是符合斯大林的传统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或简单真理的传统。事实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对中国人而不是对赫鲁晓夫主义者批判性的支持的。
这一点在激进运动的内外都是人所熟知的。当赫鲁晓夫主义者促使人们注意这件事时，他们并不是无中生有的， 尽管正象中国人仙子应当深深知道的那样，世界上再没有人比托洛茨基主义者受到更多的污蔑和中伤了（见《消息报》等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攻击，转载在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四日、十一月八日和二十二日的《世界展望》上。）。
但是，《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认为赫鲁晓夫受到托洛茨基主义者方面的批判性的支持的这种指责，多少还是有点道理的。为了他们写下一篇文章方便起见，我们特向他们提供下列词句以便引用，以免他们为要找到一些津津有味的材料而不辞劳苦地在以往八年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刊物中仔细搜拣：“托洛茨基主义者欢呼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中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他们主要的不满是这一过程还不够迅速、不够深远，这一能够也证实了托洛茨基的这一立场，那就是要想在第一个工人国家中恢复列宁主义的纲领就必须进行一次政治革命。”
这里还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句子前后同样已经加上了引号：“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反对那些力图恢复斯大林黑暗时代积极统治的种种最恶劣的做法的人的同时，已经一再声明他们对赫鲁晓夫给以批判性的支持。“
我们希望为了报答我们这样心甘情愿地提供这些完整无缺的引文，我们那些负责《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朋友们在他们的下一篇文章中将要引用这些材料。
如果他们能向他们的读者解释，托洛茨基主义者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在中苏分歧中，总是认为中国方面是比较进步的，那我们也将非常感激。为了这一目的，我们还可以提供几句话，引文前后也附有引号，以免《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编辑们多费时间和精力。
“ 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把南斯拉夫说成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是中伤。他们也认为革命家在令人憎恨的独裁者斯大林的幽灵面前背躬屈节是荒谬的和不足取的。他们完全不同意中国人在这两个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上的意见。但是在重申应当把国际阶级斗争放到首要地位，应当强调殖民地革命的重要性，必须放弃通过“议会”道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幻想，在取得政权以后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形式，不应该信任阶级敌人和必须把美帝国主义当作头号敌人等论点以及在其他一些论点上，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革命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他们对中国人给以批判性的支持。
（译自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世界展望》）
厄内斯特·杰尔曼
由于中苏争论的公开，人们不难预料，争论一方或他方迟早会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四十年的蜕化所引起的一切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都摆到桌面上来，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九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①的文章中对目前世界共产主义危机的社会根源问题的提法之错误，却是十分令人惊讶的。
①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及《红旗》杂志编辑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发表。
正象中国共产党人在争论中最近发表的其他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文一样，这篇文章也是根本上自相矛盾的，它一方面在理论上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一方面又危险地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章把社会不平等作为苏联国家领导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加以谴责，它在这一方面那使用了自从托洛茨基展开反对官僚特权的斗争以来最尖锐的词句。同时，文章的作者们又提出了错误的概念，说苏联的官僚势力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阶层，他们已经走上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
怎样解释第一个工人国家发生官僚主义的蜕化，这个问题是向国际劳工运动中各种思潮和各个组织提出的挑战。过去，只有在斯大林主义领导下的官方共产主义运动这派势力才顽固地闭眼不看这些事实。因此，等到苏联的官方势力在与日俱增的群众的不满和骚动的压力下，被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牺牲对斯大林的迷信开始“非斯大林化”的时候，人们的震惊就更大了。赫鲁晓夫和他的集团极力设法把斯大林的罪行以及国家和经济的严重蜕化所有这一切问题局限于社会上层建筑的力量范围之内，企图把它们说成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即“个人迷信”的产物，但是对于各国共产党内勇于思考的人来说，这种解释不能令任何人满意。共产党中各大党的知名领袖，如陶里亚蒂和哥穆尔卡，都公开表示这种解释起码也是不充分的。应当归功于毛泽东，因为早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间，他就比赫鲁哓夫的这种幼稚的解释超出了一步而指出，归根结蒂，从推翻资本主义到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整个历史阶段中仍然存在着的社会矛盾是构成苏联社会中已经出现的种种罪恶的根源。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现在又迈出了重要的第二步。他们不仅一般地“谈到社会矛盾”，而且也涉及一些更加具体的东西——苏联社会中“社会特权阶层”的出现。
这个特权阶层的特点被很尖锐地描绘出来，而且往往是很透彻的：
“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退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
如果说，在这一段中知识分子和干部中那些“健康的”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区别还限于意识形态和道德因素的话，那么，这种蜕化的社会和经济的条件在其他一些段落中就清楚地指出来了：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利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倾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搞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工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着重处均系本文作者所标）
因此，高新，即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是苏联国家和经济蜕化变质的根源。“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就是享受这些巨大的物质利益的人，绝不是什么“健康”的部分，而是苏联“社会特权阶层”的一部分。
中国人在九评“公开信”的分析中，正确地强调指出，列宁（他们还应当加上马克思）曾经警告过工人国家的国家机器会由于过分的社会不平等而发生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现象的危险
“列宁当时非常强调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非常强调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工作，不断揭发和清除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新资产阶级分子，并且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同时，列宁还非常强调，在工资政策中必须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即一切公务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只对资产阶级专家付给高额的薪金。在十月革命后直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苏联基本上是实行列宁的指示，党政机关的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和专家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薪金大体上同工人的工资相当。”（着重处系本文作者所标）
文章在总结出苏维埃国家蜕化变质的总的教训时又说：
“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干部]*，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 文中加[ ]的注文和[！]，均系这篇文章的作者所加。——译者
意味深长的是他们还在这些教训中加上这样一点：
“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着重处系本文作者所标）
所有这些话在客观上都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在他们本国仍然在蓬勃发展着的革命的压力下，在殖民地革命（比起基本上保守成性的苏联官僚主义暴发户来他们对这种革命负的责任要大得多）的压力下，同时也是在他们同赫鲁晓夫进行斗争的压力下，现在举起了为苏联群众要求平等的旗帜。
这是会产生重大后果的事件。因为，如果说，他们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反对非斯大林化的运动在苏联工人和农民中不会引起任何响应的话，他们主张平等和反对苏联官僚势力的物质特权的运动则在苏联工人阶级中会引起有利的响应。它会引起大规模的反应。只要注意到中国领导人现在谴责赫鲁晓夫镇压苏联的工人罢工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另外，中国领导人显然在可能一方面进行激烈的运动来反对苏联国内的不平等，一方面却抱着心安理得的态度在他们自己国内实行越来越多的不平等。在这一方面，反对苏联社会中的不平等就表明中国社会的不平等没有苏联那样明显。另外，这样一个运动也会使中国的官僚势力比较难于增加他们自己的特权，并使中国的群众比较容易坚持要他们的领袖把他们在社会不平等的罪恶这个问题上所讲过的一些话付诸实行。
一方面努力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一方面又攻击社会不平等是苏维埃国家蜕化变质的根源，这就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变令人目眩的戏法。如果下列事实还不为大家所熟知的话，这也很容易证明：在斯大林统治下，“党员工资最高限额”（把在国家和经济部门中担任干部的党员的收入限制在熟练工人的水平）于一九三零年被取消；在斯大林统治下，社会不平等不仅大大出现，而且成了官方的教条，为反对不平等而进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传统则被官方贬为“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这种社会不平等现象已经制度化了，进大学要收费就是一例。
九评的作者们也无法完全否认这一点。因此，他们承认“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经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
他们没有拿出丝毫证据来说明，在斯大林统治下只有“一些”干部蜕化了，事实是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国家、党和经济部门的上层人物全都享受着巨大的物质特权，党的最高领导人除了许多别的享受以外还有到“特别商店”去买（有时是免费）普通人民买不到的各种奢侈品的特权。这种商店的存在是不让公众知道的。至于说到斯大林统治时代的军队，难道还需要提起下面这些事情吗？他不但没有实行反而是取消了民兵制度，他完全使军官阶级脱离了一般的士兵；人民群众丝毫也不能控制“ 保安”部队；政治警察可以组织清洗和以莫须有的罪名而进行审讯，可以杀害或放逐成千上万忠诚的共产党员。
九评的作者们也“忘记了”，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他们说这是“粉碎了资产阶级妄想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其实就是反对那些一贯反对特权分子的人的斗争，他们“忘记了”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反对苏联官僚主义蜕化的斗争是在“争取更大的平等！”这一中心口号下进行的。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编辑们之所以不得不变这种戏法，是因为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要找出：在斯大林统治的时代虽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但是“赫鲁晓夫上台以前，他们[特权阶层]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在赫鲁哓夫上台以后……他们就在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占据了统治地位，形成苏联经济①中的特权阶层。
但是，中国领导人没有丝毫证据来证实这些说法。甚至他们所谓在赫鲁哓夫统治下社会不平等已经扩大的提法也是值的怀疑的。工资的差别在赫鲁哓夫统治下肯定缩小了。低级人员的工资大大增加了，高级人员的工资则稍有减少。同时，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差别资金制度似乎略有增加。此外，“经理的权力”的增加以及不仅工人还有居于领导地位的官僚主义分子所得到的“物质刺激”的增加，势必会抵消工资差别的缩小。由于私人财富（例如住宅）的积累而造成的耐用消费品的积累也大大增加了。结果，在社会不平等方面就大致保持了现状，由于苏联社会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各级人员的收入都增加了。
当然，事实是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官僚势力作为一个社会特权阶层已经把他们享受的许多特权都制度化了，就是说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等级。在赫鲁晓夫统治下它仍然是一个社会特权等级。
在斯大林统治的时候，中国的领导人没有说过一句关于苏联社会不平等越来越大的话。在斯大林的的继承者统治的十年中，他们对于这种情形仍然是缄默不言。而现在忽然发现苏联存在着这样不平等的现象，他们于是立即开始谈论资本主义复辟，并且把苏联的官僚势力说成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说成是“苏联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这种极端做法是同中国领导人的某些需要相符合的。
他们认为有必要提出理论的根据，来说明那些无疑在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看来是严重的蜕化变质的东西为什么会存在。怎么能够设想，那些应对这种蜕化变质负责的人会同工人阶级有丝毫的关系？
当然，这个问题对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完全不是新鲜事，因为这个运动就是在充分了解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曾一次又一次地遇到过这样的革命家，他们忽然觉察到苏联官僚势力所犯的反对社会主义利益，反对苏联无产阶级和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恐怖罪行。许多共产党干部由于偶然发现事实真相而震惊不已，他们总是不知所措，认为苏维埃国家及其领导人一定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但是经验一再证明，苏联国家和它的官僚势力具有双重性质，官僚势力不仅要对他们所犯的滔天罪行负责，而他们以那种特有的方式保卫了国有化的所有权（反对了国内外与国有化所有权为敌的资本家和国内外与无产阶级为敌的官僚势力）也应当归功于他们。知识对第一个工人国家中发展起来的官僚等级进行托洛茨基主义的分析，才能充分解释这个复杂的东西。
此外，中国领导人象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他们以前所做的那样，认为有必要容易理解的方式向群众说明他们为什么要卷入同克里姆林宫的尖锐斗争。托洛茨基提出的对苏联官僚势力进行分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他们看来是太复杂高深了。他们发现“解释”说赫鲁晓夫正在恢复资本主义比较容易一些，正象德热拉斯和卡德尔在五十年代初“解释”说斯大林在苏联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一样。这个似乎简单的理论所遇到的主要困难就是它不正确。提倡这种理论的人陷入了重重矛盾，而这些矛盾是连最复杂的解释也无法解决的。
在发现了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几年以后，南斯拉夫领导又忽然发现他们已经被“国家资本主义的”领导人追求和争取到手了。而中国领导人一方面谴责“赫鲁晓夫和他的集团”在设法使资本主义复辟，一方面仍然表示希望同他们达成一致协议！
一方面要对“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展开猛烈的斗争，而同时又坚持“从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理论，而同时又要坚持“从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的理论，这在理论上实在是矛盾的荒谬可笑。
如果说赫鲁晓夫正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在许多国家中继续追随赫鲁晓夫路线的那些共产党又是什么阶级性质呢？
除了这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之外，还要问，有些共产党——数目不多，但是他们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问题—— 一方面口头上敷衍赫鲁晓夫，一方面却显然在他们国内进行革命活动，这些党的阶级性质又是什么呢？举例说，委内瑞拉共产党，究竟是在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呢，还是为“重新建立”资本主义而斗争？
很明显，除非是失去了正确地判断当前世界许多重大事件的能力，因而失去正确干预这些事件的能力，否则是不可能严肃地采取在赫鲁晓夫统治下资本主义正在苏联复辟的这种理论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预测，中国领导人也会象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他们以前所做的那样，在发展苏联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理论时，最后也将半途而废。
无论如何，对于那些同时支持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来说，必须强调苏联和中国基本上具有相同的阶级性质。这是中苏军事同盟的客观基础，这个同盟是符合国际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利益的。
赫鲁晓夫污蔑地把毛泽东和希特勒相提并论，并且向印度资产阶级提供军事援助以及反对中国的工人国家，在这一方面是没有好处的。
（译自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世界展望》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