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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1890年9月7日）
附：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的草稿（1890年9月6日左右）
签署人敬请贵报刊登下面这封信，这封信已经在昨天寄给德勒斯顿“萨克森工人报”的现任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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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在自己的告别辞（1890年8月31日第105号）中宣称，似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拥有多数。但是多数往往是很快就变成少数的，
“因此‘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希望，正如当时拉萨尔的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克服一样，目前社会民主党中贪求成功的议会派也将很快被德国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
刚卸任的编辑部的这个声明对我来说是非常出乎意外的事。也许对编辑部本身来说也是如此。关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党内拥有多数这个问题，我至今一无所知。因此，编辑部今后愿意“希望”什么和“希望”多少都可以随它的便，只是我并不打算同它“一起”希望。
如果说我对不久前在我们德国党内发生的文学家和大学生骚动的性质还可能有怀疑的话，那末看到这种企图宣布我是支持这些老爷的阴谋的极端无耻行为之后，任何怀疑都应该消除了。
我同刚卸任的编辑部的全部联系在于，编辑部几个星期来在我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报纸寄给我，不过我并不认为有必要把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东西告诉它。现在我应当把这些东西告诉它了，并且是公开地告诉它。
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马克思在谈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tout ce que je sais，c’est que moi，je ne suis pas marxiste》——“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实践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是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轻率地“拿下障碍物”；这也许会使作者们的不屈不挠的年轻人的勇气受到赞扬，但是，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可是，甚至一个小宗派也不至于实行这种只有中学生水平的政策，关于这一点，从那时以来这些老爷们已经亲身体验到了。
他们几个月来对党团或者党的执行委员会积下的埋怨情绪，归结起来，最多也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些老爷乐意去滤出蠓虫，那也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德国工人为了感激这一点就应当吞下骆驼。[1]
总之，他们收割的，正是他们种下的。且不谈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的内容，他们在发动这整个运动时，是那样幼稚、那样天真而自我陶醉地对待自身的重要性，对待党的状况和党内存在的一些观点，以至于结局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但愿这些老爷们坚决接受这个经验教训。他们之中有的人曾经写出可以令人抱某些希望的东西。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果他们不是那么深信他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是完美无缺的话。应该让他们懂得：他们那种本来还需要加以深刻的批判性自我检查的“学院式教育”，并没有给予他们一种军官官衔和在党内取得相应职位的权利；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9月7日于伦敦
载于1890年9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7号和1890年9月14日“柏林人民报”第214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并根据“柏林人民报”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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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的草稿[2]
“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在该报105号（1890年8月31日）上发表的告别辞中宣称，似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目前在德国拥有多数。但是多数往往是很快就变成少数的，
“因此‘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希望，正如当时拉萨尔的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克服一样，目前社会民主党中贪求成功的议会派也将很快被德国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
如果说我对不久前在我们德国党内发生的大学生骚动的性质还可能有一点点怀疑的话，那末这些大学生的主要机关报之一的前编辑部的这一极端无耻的行为则应该擦亮我的眼睛。前编辑部同我“一起希望”——结果好像我也同它一起希望——以奥艾尔、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辛格尔这样一些人为代表的那一派很快将拥有德国工人的少数，而以前编辑部为代表的“有原则的一派”则将拥有多数。这就是说，把前编辑部的希望简直是诬蔑性地硬加在我身上，因而我得为此向它追究个人责任。
我不曾有任何愿望要去参与大学生和文学家老爷们挑起的无谓纠纷。但是我曾坦率地向每一个希望知道我的意见的人谈了我的意见。如果爱闹纠纷的老爷们也希望公开地听我的意见，那就照这样办吧。
当这些老爷们开始大吵大嚷地反对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反对党团的时候，我曾惊奇地问自己：他们究竟希望什么呢？这一切是为的什么呢？据我所知，所有这些大吵大嚷都是毫无根据的。在有关庆祝五一节的争论问题上，党的执行委员会也许阐述自己的观点稍微迟了一点。但是执行委员会包括五个人，他们居住在四个相距甚远的地方，因而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才能商讨出一致的意见。然而，当执行委员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时候，这个意见却是正确的、唯一符合局势的意见。汉堡事件完全证实了它的正确性。[3]
党团的或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个别成员在辩论时无疑是犯了错误。这种情况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会发生的，这要归罪于个人，而不能归罪于整个机构。党团在自己的章程草案中有某些地方违反了民主准则。但是要知道，这只不过是个草案，党的代表大会可以通过它，拒绝它，或者修改它。1871年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4]也同样违反过某些手续，巴枯宁主义者老爷们立即抓住这点，当作他们攻击总委员会的表面的借口。尽管如此，现在谁都知道，真正的民主是在总委员会这里，而不是在巴枯宁主义者的委员会那里，这些人为了使国际从属于自己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秘密阴谋机构。
在争论航运津贴时，当时的党团曾有一度不知所措，而企图把“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变成它自身束手无策的替罪羊，当时我坚决站在编辑部这边反对党团。[5]即使在现在我还是会这样做，如果党团或者党的执行委员会真正做了任何对党有严重危险的事情的话。但是现在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注：手稿在这里中断。——编者注］
写于1890年9月6日左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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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滤出蠓虫，吞下骆驼，是从圣经中借用来的一句英国谚语；意思是注意细枝末节，忽视了主要的东西。——第81页。
[2] 恩格斯写“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的草稿”，是因为由反对派“青年派”的代表组成的该报编辑部企图宣布恩格斯支持它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路线的言论。该报的言论使该报编辑部在1890年8月底被撤换，编辑部在告别文章中试图蛊惑地说明它的下台似乎是由于党内“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加强的结果，并企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放肆地利用恩格斯的威信。被激怒了的恩格斯决定公开驳斥“青年派”。
这一篇答复“萨克森工人报”的文章恩格斯没有写完，它以草稿的形式保留下来。恩格斯写完的那篇答复文章（见本卷第80—82页）曾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柏林人民报”上；它在揭露“青年派”的立场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恩格斯的这篇答复文章还发表在1890年9月19日“工人报”第38号上。
“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于1890年最后形成。它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和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它的名称就是这样得来的）。“青年派”的主要领导者是保·恩斯特、保·康普夫麦尔、汉·弥勒、布·维勒等人。“青年派”忽视在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后党的活动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反对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
“萨克森工人报”（《Sächsischer Arbeiter-Zeitung》）是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日报，九十年代初是反对派“青年派”的机关报；从1890年至1908年在德勒斯顿出版。——第77页。
[3] 恩格斯指的是社会民主党党团就庆祝1890年五一节而写给德国工人的呼吁书，呼吁书发表在1890年4月15日“柏林人民报”上。在呼吁书中党的领导答复了反对派“青年派”提出的关于在5月1日举行总罢工的要求。呼吁书指出，在反社会党人法还有效的条件下，以及在1890年2月20日选举后形成的情况下接受这样的要求是危险的，因为当时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的统治集团已经准备利用任何借口来消灭社会民主党，它们很可能进行挑衅。呼吁书要求德国工人不要为这种挑衅提供借口，并且用和平的示威游行来庆祝5月1日。
1890年5—7月在汉堡发生了建筑工人的罢工，他们要求规定九小时工作日和提高工资。工人在不利的时机发动的罢工失败了，但是企业主也被迫放弃自己关于工人不得参加工会组织的要求。——第78页。
[4] 第一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是于1871年9月17—23日举行的。这次代表会议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第一国际的成员遭到残酷镇压的情况下召开的，与会者的范围比较狭窄：参加会议工作的有2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0名有发言权的代表。未能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国家则由通讯书记代表。马克思在代表会议上代表德国，恩格斯代表意大利。代表会议总共开了九次会议，都具有秘密的工作会议性质。有关代表会议的报告不得公布，代表会议的决议于1871年11—12月公布。
伦敦代表会议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重要阶段。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决议论述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认为这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则之一。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决定，这项决议的基本部分被收入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在代表会议的一系列决议中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重要的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打击了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伦敦代表会议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同巴枯宁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它在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战胜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第78页。
[5] 1884年底俾斯麦从活跃德国殖民政策的利益出发，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以便筹备通往东亚、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行。政府的这个要求使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左翼遵循恩格斯的指示，反对支持政府的要求。党团中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多数（狄茨、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等人）打算在发展国际关系的虚伪借口下投票赞成航运津贴。在多数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党党团通过决议，决议宣称关于津贴的问题是一个非原则性的问题，党团的每个成员有权根据自己的看法参加表决；决议还指出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准备投票赞成航运津贴。
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受到党员群众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坚决谴责，该报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得到恩格斯的全力支持和指导。在辩论的过程中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不只一次企图把辩论归咎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并企图迫使该报停止对他们的立场进行批评。在尖锐批评的影响下，党团的多数在1885年3月帝国国会讨论政府提案时不得不稍微改变自己对政府提案的态度，它以帝国国会接受党团的一些建议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这些要求被帝国国会拒绝了以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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