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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
1847年的运动
1847年无疑是我们历年来最动荡的一年。普鲁士颁布了宪法和实现了联合省议会；在意大利，政治生活出乎意料地迅速活跃起来，普遍武装起来反对奥地利；瑞士发生了内战；英国产生了带有鲜明激进色彩的新议会；法国产生了争吵和举行了支持改革的宴会；在美洲，合众国征服了墨西哥；这就是近年来未曾有过的一系列大变动和事件。
1830年是最后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法国的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法案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而在英国来说，则是工业资产阶级即厂主已经战胜非工业资产阶级，即食利者。比利时和瑞士的一部分也步其后尘，资产阶级在这里也获得了胜利[222]。波兰起义了，意大利在梅特涅的压迫下辗转呻吟，德国到处发生了骚动。所有国家都准备进行一场大搏斗。
但是1830年以后一切都后退了。波兰垮台，罗曼内起义的人们东奔西散[223]，德国的运动被镇压。法国资产阶级粉碎了本国的共和主义者，出卖了本来由于它自己的唆使而发动起义的其他国家的自由派。英国自由党内阁则毫无作为。最后，到了1840年反动势力的气焰已非常嚣张。波兰、意大利、德国在政治上死气沉沉，在普鲁士，“柏林政治周刊”高踞王座[224]，在汉诺威废除了达尔曼先生的高明的宪法[225]；1834年的维也纳会议的决议[226]充分发挥了力量。在瑞士保守派和耶稣会教徒获得胜利，在比利时天主教徒掌握了政权，在法国基佐获得了胜利，在英国辉格党的政府在皮尔日益增长的威力的压力下作最后挣扎，宪章派在1839年一败涂地后重新改组的打算落了空。反动派处处胜利而一切进步党派完全崩溃。历史运动停止了，看来这就是1830年大搏斗的最终结果。
但是，正象1830年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顶峰一样，1840年是反动势力的顶峰。从1840年起反对现存制度的运动又重新开始了。这些运动往往遭到失败，但却逐渐争得越来越多的阵地。在英国宪章派又重新组织起来，而且空前地强大有力；皮尔不得不屡次背叛自己的党，宣布废除谷物法而使本党受到致命的打击，最后不得不下台。在瑞士激进派获得成功；在德国，特别是在普鲁士，自由派的要求一年比一年更为强烈。在比利时自由派也在1847年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只有法国在1846年的选举中反动的内阁获得了空前的多数，意大利直到庇护九世（1846年底他作过一些似是而非的改革尝试）即位时止，仍旧是死气沉沉。
于是，1847年来到了，这一年几乎给各国的进步党派带来了一连串的胜利。即使在这些党派遭到失败的地方，失败也比立刻胜利更为有利。
1847年没有决定任何事情，但是却使各党各派彼此尖锐而鲜明地对立起来了；这一年没有彻底解决一个问题，但是却提出了一切必须马上加以解决的问题。
1847年最大的事件和变化是发生在普鲁士、意大利和瑞士。
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终于不得不颁布宪法。桑苏西宫［注：桑苏西宫（Sanssouci）在波茨坦，是普鲁士国王的一座行宫。——译者注］中绝后的唐·吉诃德经过长期搏斗和痛苦以后生产了宪法，按他的意思，这一宪法应该保证封建的、宗法的、专制的、官僚的、僧侣的反动势力永远胜利。但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资产阶级已经十分坚强，能够把这个宪法也变成反对他和社会上一切反动阶级的武器。资产阶级在普鲁士也象在别的地方一样，首先拒绝借钱给国王，这使国王处于绝望的境地。在拒绝借钱以后，最初可以说，普鲁士根本没有国王；普鲁士完全处于革命状态而不自觉。幸而出现了1500万的俄国贷款；于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又重新成了国王，议会中的胆战心惊的资产者便立刻屈服；革命的风暴消失了。普鲁士资产阶级暂时遭到了失败。但它仍旧前进了一大步，它争得了集会场所，向国王显示了力量，并使全国动荡。普鲁士的统治权应该属于谁，应该属于以国王为首的贵族、官僚、僧侣的联盟呢，还是应该属于资产阶级？不是前者，即是后者，这一问题现在必须解决了。过去在联合省议会中，双方还有协商的可能，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性了。他们正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此外，各个委员会（柏林宪政制造者的倒霉发明）[227]正在召开。这些委员会无疑地会把原来就纠缠不清的法律问题搞得更乱，使得谁也无法彻底弄清。它们会把问题变成一团只有快刀才能斩断的乱麻；它们必须完成普鲁士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准备工作。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静待这一普鲁士革命的开始。到1849年，不管国王愿不愿意，必须重新召开联合省议会。我们给予国王陛下的期限只到这时，不能再多。那时，他必须把王笏和著名的“万世的”王位[228]让给本国的基督教的和犹太的资产者。
因此，1847年是普鲁士资产者在政治方面最顺利的一年，尽管他们遭到暂时的失败。德国其余各邦的资产者和小市民也看出这一点，并对普鲁士资产者深表同情。他们知道，普鲁士资产者的胜利就是他们自己的胜利。
在意大利我们亲眼看到一幅奇怪的景象：全欧洲最反动的人、中世纪顽固思想的代表——罗马教皇［注：庇护九世。——编者注］成了自由主义运动的首领。运动转瞬间具有了巨大的规模，迫使托斯卡纳的奥地利大公［注：托斯卡纳的公爵列奥波特二世。——编者注］和撒丁的叛徒查理－阿尔伯特也参加了运动，动摇了那不勒斯斐迪南的王座；运动的浪潮席卷了伦巴第，冲击到了提罗耳和施梯里亚的阿尔卑斯山区。
当前意大利的运动和1807年到1812年普鲁士的运动性质是相同的。就象当时的普鲁士一样，问题在于以下的两方面：对外的独立和内部的改革。目前要求的还不是宪法，而只是行政改革；暂时避免和政府发生任何严重冲突，以便在占优势的国外势力面前保持最大的统一。但这究竟是些什么改革呢？这些改革对谁有利呢？首先是对资产阶级有利。出版受到优待，官僚制度被迫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例如撒丁的改革，罗马咨询会议[229]和重新改组内阁）；资产者在地方行政机关中获得更大的势力，贵族和官僚的专横受到限制；资产阶级获得了市民自卫军这样的武装力量。到目前为止，一切改革都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而且只能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这些改革可以同拿破仑时期普鲁士的改革相比。那时候的改革也带有同样的性质，而且很多方面还更前进了一步，例如：那时的行政当局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贵族和官僚的专横受到抑制，城市实行自治，后备军建立起来，徭役也已经废除。现在的意大利和那时的普鲁士一样，由于资产阶级的财富日益增长，特别是由于工商业对于全体人民生活的作用日益加强，资产阶级成了从外国的统治下解放意大利的主要阶级。
因此，意大利的运动必然是资产阶级的运动。一切醉心于改革的阶级（从王公贵族到皮费拉利和拉察罗尼[230]）暂时都以资产者身份出现，而目前教皇还扮演着意大利第一个资产者的角色。但是这些阶级一旦永远摆脱奥地利的束缚，就会大失所望。当资产者战胜外部敌人时，资产者就会在自己家里把绵羊跟山羊分开。于是公爵和伯爵就不得不重新求助于奥地利，但为时已晚了，那时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的工人会知道，他们的工作还仅仅是开始。
最后谈谈瑞士。瑞士在成立以来的整个时期中第一次在欧洲各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瑞士第一次敢于坚决行动，第一次鼓足勇气不作为彼此各不相关的二十二个州的混合物出现，而是作为联邦共和国出现。瑞士非常坚决地消除了内战，保证了中央政权的领导，也就是说，瑞士中央集权了。事实上已经实现的中央集权将在不久以后的盟约改革中取得合法化。
我们仍旧要问：战争的结果，同盟的改革以及分离派同盟各州的改组究竟对谁有利呢？显然是对胜利的政党有利，对1830年到1834年在某些州占得上风的党派如自由派和激进派有利，也就是对资产者和农民有利。由于七月革命，从前帝王城市的贵族统治已经被推翻了。凡是后来实际上恢复贵族统治的地方，如伯尔尼和日内瓦，1846年都爆发了革命。凡是贵族统治原封不动地保存着的地方，如城市巴塞尔［注：城市巴塞尔是瑞士的一个州名。——译者注］，在那一年这种统治也剧烈地动摇了。在瑞士封建贵族是不多的，而在他们还存在的地方，他们的主要力量是依靠同阿尔卑斯高山地区牧民的同盟来维持的。这是资产者最后的、最顽强的、最凶狠的死敌。他们是自由主义各州的反动分子的支柱，在耶稣会教徒和虔诚派教徒的帮助下，他们用反动的阴谋密网缠住了整个瑞士（例如在瓦得州）。他们破坏了资产阶级在瑞士议会中的一切计划。他们妨碍了彻底摧毁从前帝国城市中的市侩贵族统治。
瑞士资产者的这些最后的敌人于1847年被彻底粉碎了。
瑞士资产者早就几乎在所有各州的工商业中有相当大的活动自由。行会还原封未动地保存着，但它们对资产阶级的发展没有多大妨碍。内部税关则几乎全都没有了。凡是资产阶级得到某种程度发展的地方，政权就掌握在他们手中。虽然资产阶级在某些州有极大发展并获得支持，但是它恰恰缺少最主要的东西——中央集权。封建制度、宗法制度和庸俗气味是在彼此隔绝的各省和在某些城市中发展起来的，而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则要求有尽可能广阔的区域，它需要的是一个大瑞士，而不是二十二个小州。各州的独立这一最适合于旧瑞士的政治形式成了资产者沉重的枷锁。资产者需要中央政权，而且中央政权还应当有足够的力量使各州的立法趋于一致，并依靠其巨大影响，消除各州在国家机构和法律上的区别。这种政权应该消除封建的、宗法的和庸俗的立法残余，并积极保卫瑞士资产者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利益。
资产阶级得到了这样的中央政权。
难道农民没有参与摧毁分离派同盟吗？当然是参加了的。至于农民，现在他们对资产者仍将扮演他们长期对小市民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将仍然是供资产者剥削的工具，替他们打仗，给他们纺纱织布，为他们补充无产阶级的队伍。那末农民还要作什么呢？农民和资产者一样是私有者，现在几乎在各方面都同资产者有共同的利益。他们所能实行的一切政治措施给资产者带来的利益比给他们自己带来的利益要多。但是和资产者比较起来，农民是软弱的，因为资产者富裕得多，并且手里掌握着当代一切政权的杠杆——工业。农民跟随资产者还可以得到许多东西，要是反对资产者，便什么也得不到。
毫无疑问，总有一天贫困破产的农民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到那时无产阶级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向资产阶级宣战；关于这点暂且不提。
驱逐耶稣会教徒及其信徒，驱逐资产阶级的这些有组织的敌人，普遍实施世俗的教育以代替宗教教育，把大部分教会财产转归国家，这些都是首先对资产者有利，这是自不待言的事。
因而1847年三个最著名的运动彼此有共同之点，就是这些运动首先主要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进步的党派到处都是资产者的党派。
事实上，这些运动的特征是：正是那些在1830年落后的国家去年却采取了坚决的步骤来达到1830年的水平，即取得资产阶级的胜利。
根据以上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1847年是资产阶级最光辉的年份。
我们再往下谈。
在英国出现了新议会，根据教友派信徒约翰·布莱特的说法，新议会是以往召开过的一切议会中最道地的资产阶级议会。约翰·布莱特本人是所有英国人中最道地的资产者，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最理想的权威。但是资产者约翰·布莱特却不是统治法国的资产者，不是口出不逊大肆攻击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资产者。约翰·布莱特所说的资产者就是厂主。在英国，资产阶级的某些派别从1688年起就已经掌握政权，但为了使自己易于夺得统治权，他们把有名无实的政权留给依附他们的债务人——贵族。由此可见当时英国的斗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内部某些派别——食利者和厂主之间的斗争，不过厂主还可以把这一斗争说成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必要时说成贵族和人民之间的斗争。厂主决不希望给贵族保留统治的假象，因为那些勋爵、从男爵、乡绅没有欠他们一分一文。相反地他们非常希望消灭这种假象，因为随着这种假象的消灭，食利者将失去最后的据点。这一任务将由目前的资产者或厂主的议会来完成。这个议会将使带有封建外表的古老英国变成按资产阶级方式组织起来的较现代化的国家，它将使英国宪法接近法国式的或比利时式的宪法。这个议会将使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获得最后的胜利。
这样，资产阶级就会更前进一步，因为资产阶级内部的进步会扩大和加强他们的统治。
法国似乎是唯一的例外。1830年整个大资产阶级获得的政权一年年越来越限于最富有的大资产者的统治，限于食利者和股票投机分子的统治。他们使大多数大资产者服从他们的利益。以部分厂主和船主为首的少数变得越来越不足道了。现在这少数人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中小资产者联合了起来，在支持改革的宴会上隆重地宣布了这一同盟。这少数人已经不相信有一天能靠现在的选民上台执政。因此经过长期动摇后，他们决定允许比他们地位低的资产者，例如律师、医生等资产阶级思想家参加政权，认为这是最没有危险的一伙人。诚然，这少数人还远不能执行他们的诺言。
因此，我们看到在英国几乎已经结束了的资产阶级内部斗争，现在即将降临法国，所不同的只是，在法国，情势和往常一样总带有更明显更革命的性质。这样坚决地分为两个营垒也是资产阶级的一个进步。
在比利时资产阶级在1847年的选举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天主教的内阁被迫辞职，这里直到现在仍然是自由资产者在执政。
在美洲我们看到墨西哥已被征服，这使我们十分高兴[231]。这个国家一向都仅仅埋头于处理内部事务，在长期的内战中弄得四分五裂，因而丧失了一切发展的可能性，这样一个国家至多只能成为英国工业方面的附属国，可是现在它被迫卷入了历史运动，这也是一个进步。墨西哥将来受合众国的监护是符合于其自身发展利益的。合众国因兼并加利福尼亚而获得太平洋的统治权，这是符合整个美洲发展的利益的。但我们仍旧要问，首先从战争中获利的是谁呢？只有资产阶级。美国人在加利福尼亚及新墨西哥得到了新的地区，他们在这些地区将得到新的资本，即培植出新的资产者并使现有的资产者大发其财，因为现代所获得的全部资本总是都落到资产阶级手中去的。而渴望从开凿特万特佩克地峡运河[232]中获利的不是美国船主又是谁呢？从太平洋的统治中获利的不是这些船主又是谁呢？将来以工业品供应被征服的土地上新出现的消费者的不是美国厂主又是谁呢？
因此，在美洲资产者也有了巨大的成绩；资产阶级的代表现在所以反对战争，那只是证明他们怕在某些方面为这些成绩所付的代价太高。
甚至在极不开化的国家里资产阶级也有了成绩。在俄国，工业一日千里地发展，甚至贵族也逐渐变成资产者。在俄国和波兰，农奴制已受到限制，这意味看贵族的削弱和自由农民阶级的出现，前者有利于资产者，后者则为资产阶级到处所需要。迫害犹太人，这是定居的基督教市民深为称意的事，因为行商使他们的生意遭到损失。在匈牙利封建主逐渐变成谷物、羊毛及牲畜的批发商，他们在议会中的发言带有彻底的资产阶级性质。在土耳其、埃及、突尼斯、波斯和其他一些未开化的国家，这一切辉煌的“文明”成绩不是给未来资产阶级的繁荣准备条件又是什么呢？在这些国家里正实现着预言家的话：“为主开路……打开大门，敞开世界之门，好让光荣的皇帝进来！”谁是光荣的皇帝呢？就是资产者。
凡是我们目力所及的地方，资产阶级到处都作出了巨大的成绩，它昂首阔步，傲慢地向敌人挑战。资产阶级期待着决定性的胜利，而且它的希望不会落空。资产阶级准备根据自己的标准重新划分全世界，并且在地球的大部分区域内作到了这一点。
我们并非资产阶级的朋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这次我们很希望他们胜利。资产阶级特别是德国的资产阶级，对似乎微不足道的少数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那种傲慢态度，我们可以一笑置之。我们一点也不反对资产阶级到处实现他们的愿望。
不仅如此，当我们看到资产者在几乎处处都是得心应手的时候所表现的那种俨然不可一世、得意忘形的样子，我们不禁要报以冷笑。这些先生真的以为，他们是在替自己干。他们鼠目寸光，以为他们一胜利世界就会最后改变面貌。可是很明显，他们到处都只是为我们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开辟道路，他们充其量只能提心吊胆地享几年福，然后，很快也会被打倒。资产者的背后到处都有无产阶级，他们有时同意资产者的愿望及资产者的部分幻想，象在意大利和瑞士那样；有时保持沉默、行动谨慎，却逐步地准备推翻资产者，象在法国和德国那样，有时他们公开起义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象在英国和美国那样。
但我们还可以作得更多。我们可以把这一切直截了当地告诉资产者，可以向他们摊牌，让资产者事先知道，他们的努力只会使我们获益。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能停止对君主专制和贵族僧侣的斗争。他们必然是要末取得胜利，要末立刻灭亡。
在德国他们很快就会来向我们求援。
那末，资产者大人先生们，勇敢地继续你们的战斗吧！现在我们需要你们，我们在某些地方甚至需要你们的统治。你们应该替我们扫清前进道路上的中世纪残余和君主专制。你们应该消灭宗法制，实行中央集权，把比较贫穷的阶级变成真正的无产者——我们的新战士。你们应该通过你们的工厂和商业联系为我们建立解放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为了奖励这一点，你们可以获得短期政权。你们可以支配法律，作威作福。你们可以在王宫中欢宴，娶艳丽的公主为妻，可是别忘了“刽子手就站在门前”[233]。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1月20日左右
载于1848年1月23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号
署名：弗·恩·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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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222] 指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1830年秋），这次革命使比利时脱离了尼德兰王国，并在比利时建立了以科布尔克王朝为首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
法国资产阶级七月革命以后，瑞士自由主义改革运动也加强了。在许多州中自由派和激进派用自由主义精神修改了地方宪法。——第505页。
[223] 1831年2月在摩地纳、罗曼内（教皇领地东北部）和巴马，发生了起义，这是由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在统一意大利、驱逐外国人的口号下发动的。这次起义为奥地利军队及意大利各邦政府的反革命武装力量所镇压。——第505页。
[224] 指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是极端反动的报纸，1831年到1841年间出版；该报受到王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1840年起即位为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支持和保护。——第505页。
[225] 1833年在汉诺威实施的是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影响下制定的宪法。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达尔曼积极参加了制定宪法的工作。1837年汉诺威国王依靠反动的地主集团废除了宪法，1840年实行了新法律，使代议机关的权利缩小到最低限度。——第506页。
[226] 德意志各邦大臣参加的维也纳会议，在奥国首相梅特涅和普鲁士当权人物的倡议下于1834年召开，会议的目的是采取措施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派和民主运动。会议决定在具有代议机关的德意志各邦内限制代议机关的权利，加强书报检查，对各大学实行更严格的监督，并迫害参加反对派学生组织的分子。——第506页。
[227] 指省议会代表组成的所谓联合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为讨论新刑法草案而于1848年1月召开的。普鲁士政府召开这些委员会，是企图用准备改革的幌子来缓和日益激昂的舆论。委员会的活动因三月初在德国展开的革命发动而中断。——第507页。
[228] 指1847年4月11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联合省议会的开幕词中的声明，他说，他是“万世的王位的继承人，也应该把万世的王位传给自己的继承者。”——第507页。
[229] 罗马咨询会议或罗马国家参议院，是罗马教皇庇护九世在1847年底成立的咨议机构。由自由派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第508页。
[230] 皮费拉利（因意大利的吹奏乐器“皮费罗”而得名）是意大利中部亚平宁山坡地带的牧民。
拉察罗尼是那不勒斯王国不务正业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的鄙称；拉察罗尼不止一次被保皇派反动集团利用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第509页。
[231] 指1846年至1848年美国和墨西哥的战争，这次战争是由于美国的使用奴隶的种植场主和大资产阶级对墨西哥领土的侵略野心所挑起的。这次战争的结果，美国几乎掠夺了墨西哥的一半领土，包括整个得克萨斯、北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及其他地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以后的几年内详细地研究了美国对墨西哥和美洲大陆其他国家的侵略史。1861年马克思在“北美内战”一文中把美国统治阶级对拉丁美洲各国的政策称作侵略政策，这种政策的真正目的是夺取新地盘来扩大奴隶制和奴隶主的统治权。——第513页。
[232] 美利坚合众国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开凿特万特佩克地峡的运河以连接太平洋和墨西哥湾的计划，企图控制中美的商业干道和市场。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资本家认为还是投资于化费较少的墨西哥铁路建设较为合算，于是放弃了这个计划。——第513页。
[233] 摘自海涅的诗歌“骑士奥拉夫”。——第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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