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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德国状况 给“北极星报”编辑的第一封信亲爱的先生！ 遵照您的愿望，我从这封信起，开始有系统地撰写几篇文章，阐述我的祖国的现状。为了使大家能完全理解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并且证明这些意见都有充分根据，我必须简短地叙述一下那件震撼现代社会基础的事件（我指的是法国革命）以后的德国历史。 古老的德国当时叫做神圣罗马帝国，它由无数的小邦，即无数的王国、选帝侯国、公国、大公国和最大公国、侯国、伯爵领地、男爵领地和帝国自由市所组成，它们彼此独立，只服从皇帝和联邦议会的权力（假使有这样的权力的话，但是事实上几百年来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权力）。这些小邦独立自主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每当和“最大的敌人”（当然是法国）交战时，总有某些小邦和法国国王转成同盟，公开地对自己的皇帝作战。联邦议会由所有这些小邦的代表团组成并由帝国的代表主持，它的使命是限制皇帝的权力。它经常召集会议，但是从来没有任何结果，哪怕是最微小的结果也没有。代表们把时间都浪费在讨论最无谓的礼节问题上，例如说，某某男爵使团（可能是由他的儿子的家庭教师和一个着制服的老仆人或年迈的森林看守者组成）的地位是否应该比某某男爵使团的地位高些，或者一个帝国自由市的代表是否不必等待另一城市的代表表示欢迎便先行向他致敬等等。此外，他们还为了许多微不足道的特权争吵不休，其实这些特权大部分都是特权享有者本身的累赘，但是他们认为事关荣誉，因此在这些问题上争吵得特别厉害。诸如此类的重大事情占去了英明的联邦议会这样多的时间，当然这个可敬的会议就没有任何时间来讨论帝国的问题了。因此，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无论在战时或平时都被内部纷争弄得四分五裂的帝国，从宗教改革到1789年经历了一系列的内战，并且在每次战争中法国总是和强的方面结成同盟来反对帝国中力量薄弱的易于征服的方面，当然它攫得的东西也最多。最初是勃艮第，接着是三个主教管区——麦茨、土尔和凡尔登，其次是洛林的残留部分，再其次是弗兰德斯的一部和亚尔萨斯全部就这样脱离了神圣罗马帝国而归并于法国。于是瑞士也脱离帝国而独立，比利时则依照查理五世的遗嘱让给了西班牙。所有这些国家在脱离德国之后情况都好转了。除了帝国外部逐渐崩溃而外，帝国内部也极度混乱。每个小王公对其臣民说来都是专横残忍的暴君。帝国除了设立一个法院（维茨拉尔帝国法院）来审理臣民控告官吏的案件，就从不过问各邦的内政。而且这个宝贝的法庭实在太会审理案件了，从来也没有人听说过有什么案件得到了解决。狂妄自大的王公对其臣民之专横残忍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只知寻欢作乐、骄奢淫佚的王公们，授与其大臣和官吏无限的权力，使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压迫不幸的人民，只要他们能装满主子的金库，供给主子足够的娇妻美妾就行。那些没有独立、仍受某一个国王、主教或者王公管辖的贵族，通常也把人民看得连狗都不如，他们尽量从自己的农奴的劳动中榨取金钱，因为农奴的从属关系当时在德国是十分普遍的。即使在那些郑重其事地被命名为帝国“自由”市的地方也丝毫没有自由，因为这里的市长和自选的参议员——这些职位几世纪以来已经像王位那样成为世袭的了——在处理政事中表现得更为专横。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和这种城市小资产阶级贵族的卑鄙行为相比的了。要是这些情况没有留在许多还能回忆起这个时代的人的记忆之中，要是这些情况没有得到为数甚多的权威人士的证实，那末，的确谁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五十年前的德国的情况。可是人民呵！他们对这种情况说了些什么呢？他们做了些什么呢？至于中等阶级，即贪财的资产者，则在这种长期的混乱状态中找到了致富的泉源，资产者懂得混水摸鱼是最不费力的事情。他们忍受着压迫和侮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能够用自己的办法来复仇：欺骗压迫者，从而为自己所受的委屈雪耻。如果他们和人民团结起来，他们就能够推翻旧的政权，重建帝国，正如英国资产阶级从1640年到1688年部分地完成了的那样，也如同一时期法国资产阶级准备去完成的那样。但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这样做，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毅力，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勇气。德国的资产者知道，德国只不过是一个粪堆。但是他们处在这个粪堆中却很舒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粪，周围的粪使他们感到很温暖。劳动者的生活也不比现在坏，但农民是例外，他们大部分是农奴，没有城市人民的支援就任何事情都做不了，因为雇佣军队经常驻扎在他们那里，只要他们企图起事，他们就有淹没在血泊中的危险。 这就是前一世纪末叶的德国状况。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雕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 只有在我国的文学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来。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1750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注：形而上学一词在这里是指研究经验以外的问题的哲学。——编者注］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歌德写了“葛兹·冯·柏里欣根”，他在这本书里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席勒写了“强盗”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但是，这些都是他们青年时代的作品。他们年纪一大，便丧失了一切希望。歌德只写些极其辛辣的讽刺作品，而席勒假如没有在科学中，特别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伟大历史中找到慰借，那他一定会陷入悲观失望的深渊。用这两个人作例子便可以推断其他一切人。甚至连德国最优秀最坚强的思想家都对自己祖国的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突然，法国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它的影响非常大。极其无知的、长期习惯于受虐待的人民仍然无动于中。但是整个资产阶级和贵族中的优秀人物都为法国国民议会和法国人民齐声欢呼。成千上万的德国诗人没有一个不歌颂光荣的法国人民。但是这种热情是德国式的，它带有纯粹形而上学的性质，而且只是对法国革命者的理论表示的。但是，一俟无可辩驳的事实把理论排挤到次要的地位，一俟法国宫廷和法国人民在实践上不可能再协调下去（虽然他们在理论上的联合已为1791年理论上的宪法所确定），一俟人民通过“八月十日”事件实际上确立了自己的主权[149]，尤其是当1793年5月31日吉伦特派的复亡弄得理论完全哑口无言的时候，这种德国式的热情就一变而为对革命的疯狂的憎恨了。当然，这种热情只是对1789年8月4日晚上贵族阶级放弃其特权这样的事件表示的，但是善良的德国人从来也没有料到，这种行动实际上产生的后果绝不同于好心的理论家可能做出的结论。德国人从来也没有想到要称赞这些后果，大家都知道，这些后果对于许多有关的人来说，是相当严重、相当不愉快的。所以，所有这些当初为革命欢欣鼓舞的朋友现在都变成了革命的最疯狂的敌人。他们从奴颜婢膝的德国人报刊上得到有关巴黎的、显然全被歪曲了的消息后，便宁肯保持自己那古老的安宁的神圣罗马粪堆，而不要人民那种勇敢地摆脱奴隶制的锁链并向一切暴君、贵族和僧侣挑战的令人颤栗的行动了。 但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末日到来了。法国的革命军队进入了德国的心脏地带，把法国的国境线移到了莱茵河上，并且到处宣传自由平等。他们赶走了成群的贵族、主教和修道院长，也赶走了在这样漫长的时期中在历史上只起了傀儡作用的全部小王公。他们像进入美国西部边疆原始森林的移民一样廓清了大地；这个“基督教德意志”社会的原始森林，在法国军队的胜利进军中像旭日东升时的云雾一样消失了。当果断的拿破仑把革命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他认为自己就是革命（即1794年热月9日后被贪婪的资产阶级所扼杀的那次革命），当他这个“寡头的”民主（一个法国作家就是这样称呼他的）接二连三地派遣军队袭击德国的时候，“基督教德意志”社会就最终地被消灭了。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像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在法国已完成其任务的恐怖统治，拿破仑以战争的形式把它搬到了其他国家，这种“恐怖统治”德国是十分需要的。拿破仑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并以并小邦为大邦的办法减少了德国的小邦的数目。他把他的法典带到被他征服的国家里，这个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优越得多；它在原则上承认平等。拿破仑强迫一向只为私人利益而生活的德国人去努力实现伟大的理想，为更崇高的公共利益服务。但是，正是这一点弄得德国人都起来反对他。正是由于他采取了把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措施，所以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因为他触犯了他们的偏见和他们的古老的习俗。正是由于他采取办法替德国的工厂工业打下基础，所以引起了资产阶级的不满，因为禁售一切英国商品、和英国进行战争虽然促使德国建立自己的工业，但是同时也引起了咖啡、食糖、烟草和鼻烟价格暴涨，当然这就足以引起爱国的德国店铺老板们愤怒了。此外，他们都是些不能领会拿破仑的伟大计划的人。他们诅咒他，因为他把他们的子弟抓去打仗；而这些战争都是用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钱搞起来的。但是他们却把这类英国人当做朋友加以颂扬，虽然这些人正是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这些人靠这些战争大发横财，他们不但在战时，而且在战后都欺骗德国人，把德国人当做自己的工具。德国人咒骂拿破仑，因为他们想继续过苟且偷安的生活，保留自己原来那种可怜的生活方式，只关心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利益，因为他们根本不想过问任何伟大的理想和公共的利益。而最后，当拿破仑的军队被俄国击溃的时候，他们便乘机摆脱掉这位伟大征服者的铁链。 被称为“德国历史上最光荣的时期”等等的1813-1814年和1815年的“光荣的解放战争”，是一种疯狂的表现，每一个正直的和有理智的德国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会为它感到惭愧[150]。的确，当时表现了激昂的情绪，但是，是谁表现的呢？首先是农民，世界上最愚昧无知的一部分人，他们死抱住封建成见，蜂涌而起，宁死也不背叛他们和他们的先辈称之为老爷的人，不背叛管辖他们、蹂躏他们和鞭打他们的人。其次是大学生和一般的年轻人，他们认为这次战争是捍卫原则的战争，甚至是宗教战争，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使命不仅是为了捍卫他们称之为民族特征的正统主义原则，而且也是为了捍卫神圣的三位一体和上帝的存在。当时的一切诗歌、论著和讲演都把法国人描写成无神论的代表，没有信仰、没有道德的典型，而把德国人则说成维护宗教、虔敬神明、主持正义的代表人物。再其次是一些比较有知识的人，他们把关于“自由”、“宪法”和“出版自由”的某些概念和这些思想混在一起，但是这种人为数极少。最后是企业主、商人、投机家等等的子弟，他们要争取在最便宜的市场上购买货物的权利，要争取喝不掺菊苣的咖啡。当然他们都是拿“自由”、“伟大的德国人民”、“民族独立”这类当时流行的热烈的字眼来掩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那些在俄国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帮助下打败了拿破仑的人。 在下一封信中我准备谈拿破仑垮台后的德国历史。对这个非凡的人物的评价，除去上面所说的，我还补充一点，那就是他统治得愈久，他就愈应该遭到他最终的命运。在他做皇帝这件事情上我并不准备责备他。在资产阶级已在法国确立了统治而人民又漠不关心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因为资产阶级从不关心公共利益，只要他们私人的事情进行得顺利就行，而人民又看不到革命对自己有根本的好处，他们只具有战争的热情。但是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 亲爱的先生，向您表示敬意。
给“北极星报”编辑的第二封信亲爱的先生！ 我在第一封信里描写了法国革命前、革命时以及拿破仑统治期间的德国状况，指出了这个伟大的征服者是怎样被打倒和被哪些反对者打倒的。现在我继续来谈经过这次民族独立的“光荣复兴”之后，德国的情况起了怎样的变化。 我对所有这些事件的看法和一般的见解完全相反。但是我的看法丝毫不差地为德国历史上的下一时期发生的事件所证实。要是反对拿破仑的战争确实是争取自由、反对暴政的战争，那末结果就应该是所有被拿破仑征服了的国家，在拿破仑垮台之后，都宣布平等的原则，享受到平等原则带来的幸福。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就英国方面来说，战争是由惊惶失措的贵族发动的，并且得到了财阀的支持。这些财阀找到了取之不尽的利润泉源：接二连三的借款；国债的增长；以及他们有可能渗入南美市场，在那里倾销自己的工业品，夺取他们认为能使自己的腰包塞得更满的、原属于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地。他们力图使不列颠威镇四海［注：原文为《Britannia rule the waves》，即“不列颠威镇四海”（摘自英国国歌）。——编者注］，以便能够打垮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贸易，如果这个国家的竞争能够成为他们发财致富的障碍的话。最后，他们竭力维护自己从供应欧洲市场取得巨额利润的权利，和拿破仑的大陆体系分庭抗礼。这就是当时英国统治阶级进行这次长期战争的真正原因。至于说法国革命威胁着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这种口实，也只不过表明这种“人类理性的完美创造”无比优越而已。从西班牙方面来说，发动战争是为了保卫正统的王位世袭和僧侣专制裁判的原则。1812年的宪法的原则是为了鼓舞人民继续作战在较晚的时候提出来的，而这些原则本身也是来自法国。意大利从来不敌视拿破仑，因为拿破仑只给它带来了好处；单就意大利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这件事来说，就得感谢拿破仑。波兰的情况也是如此。至于德国应该感谢拿破仑的地方，我已经在第一封信里谈过了。 所有一切战胜国都把拿破仑的垮台看做法国革命的复灭和正统主义原则的胜利。结果它们当然都在自己的国家里恢复了这种原则，它们恢复这种原则，起初还用“神圣同盟”、“永久和平”、“公共福利”、“君民互相信任”等等动人心弦的词句加以掩饰，后来就抛弃了任何遮盖，而借助于刺刀和牢狱了。征服者的无能在下面这个事实中就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最后战败的法国人民，即使人家强加给他们一个他们恨之入骨的、靠15万支外国毛瑟枪支持的王朝，然而仍然使战胜了的敌人胆颤心惊，以致于不得不给他们一个自由主义色彩相当浓厚的宪法；而别的国家，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吹嘘自由，然而除了漂亮的言辞和随之而来的铅弹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在法国南部屠杀共和主义者，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宗教裁判所把人活活烧死，本国的专制制度又恢复起来，在英国颁布了禁口法令，发生了“彼得卢事件”，这就是对法国革命被镇压下去的庆祝。现在我们就会看到，德国也走着同样的道路。 在德意志各邦中间，普鲁士王国首先向拿破仑宣战。当时统治普鲁士的是外号“公正大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他是迄今作过王位装饰品的最大的傻瓜之一。他生来只配做一个伍长，只配检查兵士的钮扣是否整齐。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淫荡之徒，但同时却在那里宣传道德。他除了会用不定式外，就不会用别的什么式说话，在草拟命令方面只有他的儿子比得过他。他只有两种感觉，恐惧和伍长式的狂妄自大。在他统治的前半期，他的主要情绪是恐惧拿破仑。拿破仑对他表示了一种轻蔑的慷慨，把半个王国还给了他，因为拿破仑认为这个国家不值得加以控制。由于这种恐惧，他就准许一些不彻底的改革家哈登堡、施泰因、雪恩、夏恩霍斯特等等来代替自己管理国事。这些改革家开始采用较为自由的市政组织，废除农奴制，把封建劳役改为地租或必须在二十五年内付清的一笔固定的款项。但是最主要的是他们奠定了给人民以巨大力量和迟早会用来反对政府的军事组织的基础。他们也“制订”了一个宪法，但是迄今尚未问世。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在法国革命失败后，普鲁士的情况起了什么样的变化。 当“科西嘉怪物”最后被牢牢地禁闭起来之后，大大小小的帝王们立刻在维也纳开了一次大会，以便分配赃物和奖金，并商讨能把革命前的形势恢复到什么程度。民族被买进和卖出，被分割和合并，只要完全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就行。在出席会议的国家里面，只有三个国家知道它们要些什么。英国想保持并扩大自己的商业霸权，想保留掠夺殖民地所得的最大部分，并削弱其他各国。法国想尽量减轻自己的不幸，并削弱其他各国。俄国想增强自己的实力，扩张自己的领土，并削弱其他各国。其余的一切国家都多情善感，想得些小利，而有几个国家甚至还想表现一种可笑的大公无私。 结果法国打乱了德意志各大邦的计划；俄国获得了波兰的最好的一部分。英国用签订和约的方式比用战争的方式更加扩大了它的海上霸权，并在所有的大陆市场上占了优势，——这对英国人民来说毫无利益可言，但是对英国资产阶级来说却是大发横财的泉源。除了自己心爱的正统主义原则就不关心任何东西的德意志各邦又一次受骗了，在签订和约时，丧失了它们在战争中所取得的一切。德国还是分裂为三十八个邦；这种四分五裂的状况，阻碍着内部的一切进步，使德国大大弱于法国，使它仍然保持英国工业品最好的市场的地位，只是有利于英国资产阶级大发其财。英国人中的这一阶层以慷慨自夸，说什么由于慷慨，他们拿出了大宗款项来援助别国同拿破仑继续作战。但是，即使假定，这些援助款项确实是资产阶级拿出来的，而不是劳动人民拿出来的，那末资产阶级之所以慷慨，也只是为了重新给自己打开大陆市场。而这方面他们也进行得很顺利；他们从签订和约之日起，仅仅从一个德国所得到的利润，就不少于援助支出的6倍。资产阶级的慷慨就是如此，它起初以援助的形式给你一个礼物，而后来却以利润的形式从你那里拿走比礼物大6倍的东西。要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情况刚刚相反，是德国的商品充斥于英国市场，而不是德国在工业上依附少数英国资本家，那末英国资产阶级会这样热心地解囊相助吗？ 无论如何，德国完全被欺骗了，首先是被它那些所谓的朋友和盟邦欺骗了。这倒并不使我特别感到难受，我很明白，我们即将改组欧洲社会，因而类似的下流勾当，类似的愚蠢失策，将来就不可能再发生了。但是我要指出，第一，无论是英国人民或者是其他各国的人民，都没有从德意志各邦君主的受骗中得到什么好处，得到好处的或者是别的君主，或者是本身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某个阶级；第二，重掌政权的德意志各邦君主的第一步措施就已经证明他们是完全无能的。 现在我来谈德国国内的情况。 我们已经知道，在英国的金钱和俄国的野蛮支持下把法国革命镇压下去的力量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这种力量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旧“基督教德意志”社会的热烈维护者，即受农奴制、民族主义、正统主义和宗教的狂热所驱使的农民和热心的青年；第二类是一些较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希望“安静地生活”，希望能够发财和挥霍，而没有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找上门来打扰他们。后一种人只要得到和平，只要有权在价格最低的市场上购买东西、喝没有掺杂菊苣的咖啡和不问政治，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但是“基督教德意志”的信徒都成了复辟政府的积极支持者，他们尽一切可能把历史拉回到1789年去。至于那些希望人民享受他们努力的某些成果的人，他们有足够的力量使自己的口号成为1813年的战斗呼声，但是不成为1815年的实践。他们得到了一些极其动听的诺言，如颁布宪法、允许出版自由等等，然而仅仅是诺言而已。实际上一切都照旧。德国境内几个法国化了的地方已经尽量扫除了一切“外国专制制度”的遗迹，只有莱茵河左岸的几省还保留了法国的制度。黑森选帝侯做得更干脆，他甚至把自己士兵头上的从前被不信神的法国人剪掉的辫子恢复起来了。总之，和其他一切国家一样，德国出现了一幅无耻的反动的图画，这种反动特别的地方，只在于它有些犹疑和软弱，它甚至还没有表现出像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反对革命原则的那种毅力。 在维也纳会议上使德国深受其害的欺骗方法，现在在德意志各邦之间也用起来了。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了削弱德意志其他各邦，就迫使它们制订某种不伦不类的宪法，这种宪法削弱了政府，但是没有赋予人民，甚至也没有赋予资产阶级以任何权力。既然宪法规定德国是一个联邦，各邦政府各自指派代表组成联邦议会，那末就可以不必担心人民会获得过大的力量，因为每一个邦都得受联邦议会决议的约束；这些决议对整个德国来说就是法律，而不管各邦议会是否赞同。当然，这个联邦议会完全由普鲁士和奥地利控制着；只要它们威胁一下小邦诸侯，说不支持他们同本邦议会的斗争，就足以把后者吓得百依百顺了。这样一来，由于它们的势力压倒一切，由于它们是德意志各邦诸侯权力所依据的原则的真正代表者，它们就成了德国的绝对统治者。不管各个小邦做了些什么事情，实际上都不起任何作用。在德国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只限于南部几个小邦的时候，这种斗争是不会有什么成果的。只有普鲁士资产阶级从昏睡中苏醒过来，这种斗争才能起作用。因为奥地利人未必能够列入文明世界，他们驯顺地服从统治者的家长式的专制统治，所以普鲁士就成了德国现代历史的中心，社会舆论变化的晴雨表。 拿破仑垮台之后，普鲁士国王过了几年最幸福的生活。的确，他受了各方面的欺骗。英国欺骗他，法国欺骗他，他自己的亲爱的朋友奥国皇帝和俄国皇帝也一次又一次地欺骗他。但是由于他满腔热情，他甚至没有发现这一点；他没有想像到，世界上会有一些坏蛋胆敢欺骗“公正大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他很高兴，因为拿破仑被打倒了，他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了。他坚持德意志联邦条例的第十三条，即允许德意志各邦制订宪法[151]。他还坚持另外一条，即有关出版自由的一条。此外，他还在1815年5月22日下了一道诏书，诏书是用“人民代议制一定实现”这几个字开始的，这几个字表现了他那沾沾自喜的快意和伍长式的傲慢的绝妙的结合。不久他就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为他的人民制定宪法。甚至在1819年，当普鲁士显示了革命的征兆，当反动气氛笼罩了整个欧洲，维也纳会议的美好的成果正是光辉灿烂的时候，他还宣称，今后如果没有征得即将成立的王国议会的同意，不借任何国债。 可惜好景不长。国王对革命的恐惧很快就代替了对拿破仑的恐惧。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封信里再谈。 我还得补充几句话。每当英国的民主集会通过“向各国爱国志士”致敬时，在这些爱国者中间肯定地有安得列阿斯·霍弗的名字。但是从我所谈到的拿破仑在德国的敌人的情况看来，霍弗的名字是否值得民主主义者尊敬呢？霍弗是一个守旧的、愚昧无知的、具有宗教狂热的农民，他的狂热是万德人的狂热，是“教会和皇帝”的狂热。他勇敢地撕杀着，但是万德人是为了反对共和主义者才这样撕杀的。他是为了维护维也纳和罗马的家长式的专制统治而撕杀。英国的民主主义者，为了德国人民的荣誉，请你们不要再提这个狂热者吧！德国有比他更优秀的爱国志士。为什么不提就当时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1525年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托马斯·闵采尔的名字呢？为什么不歌颂那不同于自己所有的同胞而在巴黎支持法国革命到底、最后牺牲在断头台上的德国的托马斯·倍恩——格奥尔格·福斯特呢？为什么不歌颂其他许多为了现实而不是为了幻想而撕杀的人们呢？ 亲爱的先生，向您表示敬意。
给“北极星报”编辑的第三封信亲爱的先生！ 我得请求您和贵报的读者原谅，因为从表面看来我有些漫不经心，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贵报继续撰写关于德国状况的文章了。但是，您可以相信，只是由于我必须花费整整几星期的时间去致力于德国的运动，我才放下了我所承担的给英国民众介绍我国状况的愉快工作。 贵报读者大概还记得我在第一封和第二封信里所谈的事情。我在那两封信里谈到了1792年至1813年德国的陈腐的制度怎样被法国军队所摧毁，拿破仑怎样被欧洲的封建主（即贵族）和资产者（即工商业中等阶级）的同盟所打倒，德意志各邦诸侯怎样在后来的和平谈判中被自己的盟邦所欺骗，甚至被战败的法国所欺骗，德国怎样拟定了联邦条例，它现在的政治制度是怎样确立的，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怎样用促使各小邦立宪的办法使自己成了德国的至高无上的主宰。如果我们把奥地利这个半野蛮的国家撇开不谈，那末我们就可以做出结论说，普鲁士是决定德国未来命运的战场。 我们在前一封信里已经指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摆脱了对拿破仑的恐惧之后，过了几年幸福安宁的生活，后来又遇到了新的魔鬼——“革命”。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革命”是怎样进入德国的。 1815年拿破仑垮台——我再重复一下，当时各国的君主和贵族都把这件事完全当做法国革命的失败，或者甚至像他们所说的革命的失败——之后，各国的反革命都掌握了政权。从伦敦到那不勒斯，从里斯本到圣彼得堡，各国的内阁都由封建贵族统治着。但是，曾经为这件事花过钱、出过力的资产阶级也想取得自己的一分权力。复辟政府绝没有把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到首要的地位。相反，它们不但处处忽视资产阶级的利益，甚至公然不理会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欧洲各地都可以看到的现象中，1815年英国通过谷物法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但是，当时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了。商业和工业已经扩展到每一个角落，并使大腹便便的资产者财富巨增；资产阶级财富的增长表现在投机倒把的活跃上，表现在对舒适品和奢侈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上。他们不能再忍气吞声地服从这样一个阶级的统治，这个阶级几世纪来就日趋没落，这个阶级的利益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对立的，这个阶级暂时重掌政权是他们一手造成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斗争已不可避免，这个斗争几乎在和约缔结后就开始了。 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义的外貌，原因就在于此。资产阶级消灭了国内各个现存等级之间一切旧的差别，取消了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和豁免权。他们不得不把选举原则当做统治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原则上承认平等；他们不得不解除君主制度下书报检查对报刊的束缚；他们为了摆脱在国内形成独立王国的特殊的法官阶层的束缚，不得不实行陪审制。就这一切而言，资产者真像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但是资产阶级实行这一切改良，只是为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这样，他们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消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这样，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物的人也得要有钱。陪审制也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他们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只选“有身分的人”做陪审员。 我认为，为了说明以下两个事实，这样稍微谈一下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必要的。第一，从1815年到1830年，各国工人阶级的、实质上是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都或多或少地从属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运动。虽然工人比资产阶级先进，但是他们还看不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即资产阶级的解放和工人阶级的解放之间的根本区别；当金钱还没有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当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唯一的统治阶级的时候，工人们是不能识别金钱的自由和人的自由之间的区别的。因此，在彼得卢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民主主义者打算呈递请愿书，并不仅仅是为了要求普选权，而且同时是为了要求废除谷物法；因此，1830年巴黎无产者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进行了战斗，1831年英国无产者准备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而投入战斗。从1815年到1830年，在一切国家里，资产阶级都是革命派中间的最有力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革命派的领袖。只要资产阶级本身还在革命，还在进步，工人阶级就不可避免地要充当资产阶级手里的工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单独的运动始终只起着次要的作用。但是，从资产阶级取得了全部政权、金钱的势力消灭了一切封建的和贵族的特权、资产阶级不再进步和不再革命并且本身已经裹足不前的那一天起，工人阶级的运动就开始领先，并且成了全民的运动。如果今天废除谷物法，明天宪章就会成为英国的中心问题，宪章运动就会表现出保证自己取得胜利的力量、毅力、热忱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第二个事实（为了说明这个事实，我稍微谈了一下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专门和德国有关的。德国人是一个从事理论的民族，但是缺少实践，因此他们把英法两国资产阶级的谬论当做神圣的真理。德国的资产阶级都满足于能够安安静静地经营自己的规模不大的私人事业。在他们争得了宪法的地方，他们就吹嘘自己的自由，但是却很少过问国家大事；在没有宪法的地方，他们则觉得轻松愉快，因为他们可以摆脱选举代表和阅读代表们的长篇大论的麻烦。工人阶级缺少使英法两国工人从酣睡中苏醒过来的那种强大的杠杆，就是说，缺少发达的工业和以发达的工业为前提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工人还没有什么动静。在德国，在那些从前的封建制度又重新代替了现代的法国制度的地方，农民感到了压迫，但是这种不满情绪还需要新的刺激才会爆发为公开的反抗。所以，从1815年到1830年，德国的革命派只是由一些理论家组成。它的成员都是从大学里招收来的，他们都是一些大学生。 要在德国恢复1789年以前的旧制度显然是不可能的。情况的变化迫使政府想出了一种新的、德国特有的制度。贵族想执掌政权，但是太软弱无力；资产阶级既没有这个愿望，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执掌政权。但是两者凑在一起，就有足够的力量迫使政府做某些让步。于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君主政体就成了统治的形式。在某些邦里，宪法在表面上使贵族和资产阶级得到了保障；在其余各邦却存在着官僚政府，也就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君主政体，这种君主政体好像是通过优良的行政机关来关心资产阶级的利益似的，但是这种行政机关是由贵族领导的，而贵族则尽量使这个机关的活动避开社会的耳目。结果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行政官吏的阶级；他们掌握着大权，他们和其他一切阶级处于对立的地位。这就是野蛮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 但是这种统治形式既不能使“贵族”、“基督教德意志人”、“浪漫主义者”、“反动派”满意，也不能使“自由主义者”满意。因此，他们就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并且组织秘密的学生团体。从这两个派别（因为它们不能够称为党派）的联合中产生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自由主义者的派别；这些人在自己的秘密团体里梦想德国有这样一个皇帝，他头戴皇冠，身着紫袍，手执权杖和其他类似的东西，颔下是花白的或棕黄色的长髯，周围是各等级——僧侣、贵族、市民和农民分别议事的等级会议。这是封建的暴虐和现代资产阶级的骗局所合成的最荒谬的混合物，我们想像它多荒谬，它就有多荒谬。但是对那些不管目的、不惜代价而只求热烈的大学生来说，这是最适当不过的事情。可是这种荒唐可笑的特殊混合物加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革命[152]、法国的烧炭党运动[153]和英国的改革运动[154]，已经吓得君主们几乎失去了理智。对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说来，“革命”（指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和有局部冲突的运动）已经成了妖魔。 大量的逮捕和大规模的迫害把德国的这个“革命”镇压下去了；法国的刺刀在西班牙，奥地利的刺刀在意大利，都暂时保证了正统国王重登王位，重掌神权，甚至土耳其皇帝对他统治下的希腊臣民施行绞杀和分尸的神权也暂时得到了神圣同盟的支持，但是他做得太露骨了，于是希腊人得到允许，脱离了土耳其的羁绊。 最后，巴黎的三日革命[155]发出了全欧资产阶级、贵族和人民的愤怒总爆发的信号。波兰的贵族革命被镇压下去了；法国和比利时的资产阶级顺利地取得了政权。英国的资产阶级利用改革法案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在意大利，兼有人民的、资产阶级的和民族的性质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而在德国，不可胜数的起义和骚动，证明人民和资产阶级的运动的新纪元已经来到。 1830年到1834年的德国自由主义运动具有新的、汹涌澎湃的性质，这表明资产阶级本身已经在着手解决问题。但是由于德国分为许多小邦，而且几乎每个邦都有自己的关卡和税率，所以没有共同的利益把这些运动联合起来。德国资产阶级之所以要争取政治自由，并不是为了要使公共事业适应于他们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在法国人和英国人的面前为自己的奴隶地位感到羞耻。他们的运动缺少自由主义据以在法国和英国取得胜利的现实基础；他们对理论问题的兴趣要比对实际问题的兴趣大得多。德国的资产阶级一般说来是所谓不大关心自己私利的人。但是1830年的法国资产者却不是这样。在革命后的第一天拉菲特就说：“现在该我们这些银行家来执政了。”而且到今天他们还在统治着。英国的资产阶级也很了解他们把财产资格规定为10英镑[156]的目的；但是德国的资产者，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是一些目光短浅的人，他们只是“出版自由”、“陪审制”、“宪法对人民的保障”、“人民的权利”、“人民代议制”等等的热烈崇拜者，而且他们不是把这一切当做手段，而是当做目的。他们把影子当本质，因而一无所得。但是，资产阶级的这个运动已足以掀起几十次革命（其中有两三次已获得了某些成就），引起无数次的群众集会，造成众口纷纭和报纸大吹大擂的情况，使民主运动在大学生、工人和农民中间有了一点萌芽。 这里用不着来说明这个声势汹涌但最终失利的运动的冗长细节。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人们争得了某种重大的成果，例如巴登争得了出版自由，德意志联邦议会就会进行干涉并加以制止。这出滑稽剧以1819年和1823年大规模逮捕的重演，以德意志各邦诸侯为了阻止自由主义进一步扩展而在1834年的维也纳代表会议上缔结秘密同盟而告终。这次会议的决议在前几年已经公布了[157]。 从1834年到1840年，德国的一切社会运动都沉寂下去了。1830年和1834年的活动家不是在狱中，就是亡命国外。在运动高涨时期保持了资产阶级所固有的谨慎态度的人，继续和愈来愈严的书报检查制度、和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冷漠进行斗争。虽然议会反对派的首领还继续在议会里发表演说，但是政府却有办法保证自己获得多数票。看来，要在德国掀起一个社会运动的新高潮是绝不可能的；政府可以做它认为应该做的一切事情。 所有这些运动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几乎都没有参加。全国的工人都表示不满，他们进行了无数次的骚动，但是这些骚动都没有明确的目标，因而毫无结果。普鲁士人的冷淡就是德意志联邦的主要力量。它表明德国资产阶级运动全面展开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只要我能够收集到必要的材料，用德意志各邦政府自己的一些行为（同这些行为相比，贵国内务大臣的所作所为看来就完全无可厚非了）[158]来说明这些政府的实质，我就将在下一封信里［注：恩格斯应允写的信未见于该报以下各号。——编者注］谈谈近六年来运动的情况。 亲爱的先生，向您表示敬意。
注释： [149] 1791年资产阶级的制宪会议通过了宪法，确立了法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这个宪法被1792年8月10日的人民起义所废除，结果君权被推翻了。——第635页。 [150] 弗·恩格斯写“德国状况”这一系列文章的目的，是反对用反动的民族主义观点来叙述德国的历史，特别是叙述1813-1815年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的历史。恩格斯批判了民族主义的观点，同时也对这个战争作了片面的估价。在这次战争中，人民群众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掠夺政策的民族解放斗争，被统治阶级和当权的王朝利用来恢复欧洲的封建秩序。后来，弗·恩格斯在他的著作“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888年）中重新评价这个历史时期时写道：“各民族反对拿破仑的全民战争，是遭拿破仑蹂躏的各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反映。”——第637页。 [151] 使德国继续保持分裂的联邦条例于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通过。这个文件的第十三条对加入德意志联邦的各邦许下了制订宪法的诺言，但诺言未曾实现。——第644页。 [152] 指1820年1月在西班牙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1820年7月在那不勒斯和巴勒摩、1820年8月在葡萄牙以及1821年3月在皮蒙特等地的革命发动。由于神圣同盟派遣法国军队入西班牙，奥地利军队入意大利进行干涉，革命运动被镇压下去了。——第650页。 [153] 法国烧炭党人的密谋组织成立于1820年底-1821年初，它是仿意大利的同一名称的组织建立的。法国烧炭党人把各种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团结在自己的队伍里，目的是要推翻波旁王朝。1822年他们密谋在许多城市（伯尔福、罗舍尔等城市）的卫戍部队中同时举行起义。在密谋失败和某些领袖惨遭杀戮后，烧炭党人的组织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第650页。 [154] 指1816-1819年英国群众性的民主运动的高涨；运动是在为改革选举法而斗争的口号下进行的。——第650页。 [155] 指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的七月革命。——第651页。 [156] 按照英国1832年的选举法，在城市里，每年租金不少于10英镑的房东和承租人获得了选举权。——第651页。 [157] 载于德意志各邦维也纳代表会议的最后（1834年6月12日）记录上的决议规定，各邦君主必须在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运动的斗争中互相支持。该文件由自由派政论家韦尔凯尔发表在1844年在曼海姆出版的“关于德意志国民的法律状况的重要文件”（《Wichtige Urkunde für den Rechtszustand der deutschen Nation》）一书上。——第652页。 [158] 英国内务大臣詹·罗·乔格莱安为了讨好奥地利政府，于1844年命令邮政管理局允许警察秘密检查意大利流亡革命家的信件。这一行动引起了民主团体的愤怒。——第6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