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
一
现在给贵报[124]寄上短文一篇，想来贵国同胞听到我们的共同事业在海峡这边进展的消息一定会感到高兴。同时我也高兴我能够指出，虽然德国人通常在讨论社会改革问题方面总是相当落后，但是他们现在正在努力弥补自己虚度了的时间。的确，社会主义在我国传播之快简直是一个奇迹。四年前这里总共只有两个人对社会问题感兴趣，一年前才出版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刊物[125]。在国外，德国共产主义者确实有几百人，但是他们都是工人，他们的影响不大，不可能在“上层阶级”中推广他们的刊物。此外，社会主义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还遇到重重的障碍：政府实行书报检查，集会和结社没有自由，政府颁布专制法令，设置秘密法庭，雇佣法官惩办一切胆敢用任何方式促使群众思考问题的人。尽管障碍这样多，但是德国现在的情况怎样呢？过去只有两个人为那些完全不了解社会主义或者对这个问题毫无兴趣的群众写文章介绍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已经有几十个有才干的作家向成千个渴望知道有关这方面的一切的人宣传新的学说。我们有几家激进（在书报检查制度所容许的范围内是最激进的）社会主义的报纸，其中首推“特利尔日报”[126]和威塞尔的“发言人报”[127]；在巴黎，我们在出版自由的情况下发行了一张报纸[128]。除了直接受政府影响的期刊外，没有一个刊物不是每天都在颂扬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我们的死敌没有勇气公开反对我们，甚至政府也不得不客客气气地对待一切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运动，只要这些运动在形式上是合法的就行。到处都出现了改善劳动者的处境以及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的协会，并且还有些普鲁士政府的高级官员也积极地参加了这些协会的活动。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在德国已经是一个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了。一年来已经有一大批社会主义者成长起来；各个政党都对他们表示尊敬，我国的自由主义者尤其在他们面前讨好卖乖。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力量仍然靠中等阶级，——这一事实或许会使英国读者大为吃惊，假使他们不明了德国的中等阶级远没有英国中等阶级那么自私、偏颇和愚笨（这只是因为他们不那么富有）的话。但是我们希望很快就在工人阶级中找到支柱；显然不论何时何地工人阶级都应当是社会主义政党所依靠的堡垒和力量，而且工人阶级已经被穷困、压迫、失业以及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工业区的起义所惊醒，他们不再那样昏睡不醒了。因此请允许我提一下优秀的德国画家许布纳尔的一幅画；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它画的是一群向厂主交亚麻布的西里西亚织工，画面异常有力地把冷酷的富有和绝望的穷困作了鲜明的对比。厂主胖得像一只猪，红铜色的脸上露出一付冷酷相，他轻蔑地把一个妇人的一块麻布抛在一边，那妇人眼看出售无望，便昏倒了；她旁边图着两个小孩，一个老头吃力地扶着她；管事的在检验另外一块麻布，这块布的主人正在焦灼地等候检验的结果；一个青年正在把自己的劳动换来的可怜的收入给失望的母亲看；在石头的长凳上坐着一个老头、一个姑娘和一个男孩，他们在等着轮到自己；两个男人，一个人背着一块没有验上的麻布，正从房子里出来，其中一个怒气冲冲地摇晃着拳头，另一个把手搁在他的同伴的肩上，指着天，好像在说：别生气，自有老天爷来惩罚他。所有这些情景都出现在一间冷冷清清的、像是没有人住的外厅中，外厅的地面是石头铺的，只有厂主一个人是站在一块小毡垫上。在画面的远处，在柜台后面展现出来的是一个陈设极其讲究的账房，华丽的窗帘，明亮的镜子；几个办事员正在那里写什么，丝毫没有注意他们背后所发生的事情；老板的儿子，一个年轻的花花公子斜倚着柜台，手里拿着马鞭，嘴里刁着雪茄，冷眉冷眼地瞧着这些不幸的织工。这幅画在德国好几个城市里展览过，当然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的思想。同时我们也非常满意地看到，我国优秀的历史画画家卡尔莱辛已经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了。事实上社会主义今天在德国所占的地位已经比它在英国所占的地位优越十倍。就是今天早晨，我在一张自由派的报纸（“科伦日报”[129]）上读到一篇文章，该文作者由于某种原因遭到了社会主义者的攻击，作者就在这篇文章中为自己辩护。但是他怎样辩护呢？他说他是社会主义者，就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他希望从政治改革着手，而我们却希望立刻取得一切。但是要知道，“科伦日报”就其影响和发行面来说是德国第二大报。奇怪的是（至少在德国北部是如此）无论在轮船上、火车车厢里或是邮车中都会碰到这样的人：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社会的思想，同意必须采取某种措施来改造社会。我刚从附近的几个城市旅行归来，没有一个地方我没有碰到五个以至十个彻底的社会主义者。在我自己的家——这是一个真正虔诚而善良的家庭——中，我就可以数出六个甚至更多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每一个都不是因为受其余的人的影响而转变的。我们在各种人当中，在商人、厂主、律师、官吏、军官、医生、编辑、土地承租人等等当中都有我们的支持者；我们的大量的刊物正在印刷中，虽然暂时还只出了三四种。如果我们能在最近四五年内取得像这一年当中所取得的那样的成就，那末我们就能够迅速地建立共产主义的移民区。你知道，我们这些德国理论家都正在成为实践的事业家。事实上我们当中已经有一个人受托参照欧文、傅立叶等人的计划并利用美洲各移民区及你们的“和谐”移民区[130]（我希望它繁荣壮大）的经验来拟定一个组织及管理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具体计划。这个计划将发到各地去讨论，并将和各地提出的修正意见一起发表。德国社会主义者当中最积极的作家有：巴黎的卡尔·马克思博士，现在在科伦的莫·赫斯博士，巴黎的卡·格律恩博士，巴门（在莱茵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里达（在威斯特伐里亚）的奥·吕宁博士，科伦的海·皮特曼博士等等。此外，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出版了一本政治诗集，其中也收集了几篇宣传社会主义的诗作。他是著名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的作者；我把这首歌译成散文寄给你，但是我担心它在英国会被认为是侮辱宗教的。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引证它，我只指出一点，那就是这首歌暗中针对着1813年普鲁士人的战斗叫嚣：“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这种叫嚣从那时起就是保皇党人心爱的口号。下面就是这首歌[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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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悲愤的眼里不见一滴泪珠， 他们坐在织机旁，绝望的愤怒呈现在脸上。 “我们已饱经折磨和冻饿； 古老的德意志呵！我们正为你织着寿衣， 把三个诅咒织在寿衣上。 我们织呵，织呵！ “一是诅咒上帝，那耳聋眼瞎的上帝。 我们信赖他，像孩子信赖他们的父亲， 我们对他满怀着希望和信任， 可是他却嘲笑我们，欺骗我们。 我们织呵，织呵！ “二是诅咒那富人的国王， 我们的苦楚丝毫不能打动他那铁石心肠。 他抢走了我们的最后一文钱， 还要派兵来把我们当狗一样枪杀。 我们织呵，织呵！ “还要诅咒那虚伪的祖国， 它给我们的只是痛苦和耻辱， 我们在它那里饱经饥饿和困苦， 古老的德意志呵！我们正为你织着寿衣。 我们织呵，织呵！” |
这首歌的德文原文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这次我也就此和你告别；希望不久我就能告诉你有关我们的进展和社会著作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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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诚挚的德国老朋友 弗·恩格斯写于1844年11月9日左右 载于1844年12月13日“新道德世界”第25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英文 |
二
1845年2月2日于巴门
自从上次给你去信后，共产主义的事业仍然在迅速进展，就像在1884年最后的几个月里一样。不久以前我访问了莱茵河上的几个城市，到处我都看到，从我上次访问以来，我们的思想又占据了一些阵地，并且每天都在占领更多的阵地。到处我都碰到一些新近改变信仰的人，他们都在无比热情地讨论和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普鲁士的一切城市都举行了许多公开的集会，目的是要成立协会来制止贫困、愚昧和犯罪的现象在广大居民中滋长。政府起初是支持这些集会的，可是当这些集会显得过于独立不羁时，它就立刻开始和它们为难。但是不管怎样，这些集会已经使大家注意社会问题，并且已经为传播我们的原则做了很多工作。在科伦举行的大会上，几位知名的共产主义者的演说激起了极为热烈的情绪，当场就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协会的章程，而且在选出的委员会中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占了一大半。章程的基础当然是共产主义的原则——组织劳动，保护劳动，使它不为资本的势力所侵害，如此等等，而且这个章程几乎是大会一致通过的。政府自然没有批准这件事（在我国成立任何协会都得经政府批准），但是此后关于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的问题在科伦就到处都在讨论了。在爱北斐特宣布的协会的基本原则是：一切人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都应该分享科学的成果。但是协会的章程还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很可能也会遭到科伦章程的命运，因为牧师们想使协会从属于市内布道区的计划被大会否决后，他们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政府是会查禁自由派的协会，支持牧师们的组织的。但是这并不要紧，因为已经提出来的问题现在正在全市范围内展开讨论。在闵斯德、克列维、杜塞尔多夫等城市中也建立了协会；未来的结果如何，让我们等着瞧吧。至于共产主义的书刊，科伦的海·皮特曼出版了一个集子[132]，其中除了其他一些论文之外，都是描写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和你们在汉普郡的移民区的文章，这对于消除那种认为我们的思想无法实现的偏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皮特曼先生还刊登了一个季刊[133]的出版计划的广告，创刊号预计在今年五月里出版；它将全部用来宣传我们的思想。科伦的赫斯先生和巴门的恩格斯先生准备另外再出版一个月刊[134]，创刊号将在四月一日出版；这个刊物将全部用来刊载那些表明现代文明社会处于什么样的状况的事实，利用雄辩的事实来宣传彻底改造的必要性。马克思博士在短期内将出版一部新著，内容是对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整个政治的批判[135]。法国的保守政府已迫使马克思博士离开巴黎。他打算迁往比利时，如果普鲁士政府（就是它促使法国政府驱逐马克思的）还要跟踪追到那里报复他，那他就只好到英国去了。但是从我上次给你去信以来，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德国当代最杰出的天才的哲学家费尔巴哈博士宣布他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不久以前我们的一个朋友到他隐居的乡村——巴伐利亚一个偏僻的角落去拜访他，费尔巴哈告诉他说：他深信共产主义不过是他所宣布的原则的必然结果，而且实质上不过是他很久以前在理论上所宣布的东西的实践。费尔巴哈说，没有一本书像魏特林的“保证”[136]第一卷那样使他感到欣慰。他说他从来不把自己的书献给任何人，但是他很想把他的下一部著作献给魏特林。这样，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是他们的最杰出的代表）和德国工人（以魏特林为代表）的联盟，即马克思博士一年前所预言的联盟[137]，就快要实现了。如果我们有哲学家和我们一起思考，有工人和我们一起为我们的事业奋斗，那末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们前进呢？|
您的德国老朋友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2月2日 载于1845年3月8日“新道德世界”第37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英文 |
三
亲爱的先生！
前一个时候，由于某种原因，我无法写信告诉你关于德国的情况；现在我来继续我的报道，希望这些报道能引起贵报读者的兴趣，并且希望连续写下去，避免过去那样长时间的中断。我能够告诉你们，我们取得了像我上次给你们去信时那样的十分迅速而踏实的进展，非常高兴。自从我上次给你们去信以后，普鲁士政府就认为继续支持“劳动阶级状况改进协会”是一种危险的事情。它发现各地的这些协会都被一种类似共产主义的东西感染了，因此它用它所能做到的一切办法来镇压它们，或者至少是阻止它们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协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资产者；一谈到他们在改善劳动者的状况方面所能采取的步骤，他们就茫然了。他们提出来的办法，例如成立储蓄银行、给优秀工人颁发奖金和奖品等，很快就被共产主义者证明是毫无用处的，并且遭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公开的嘲笑。这样，资产阶级想用伪善和假慈悲来欺骗工人的企图就丝毫没有得逞，反而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在家长式的警察统治的国家里很难得到的机会，结果是政府和资本家奔忙而我们却得到了好处。
但是还不仅是这些集会被用来宣传共产主义而已，在莱茵普鲁士的工业区中心爱北斐特，还定期举行共产主义的集会。这个城市的共产主义者被一些最有身分的人物请去和他们讨论共产主义的原则。首次会议是在二月里举行的，私人的性质比较多一些。到会的人有四五十个，其中包括总检察长、法院的其他人员以及几乎所有的大工厂和大商号的代表。赫斯博士（他的名字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贵报上提到过）宣布开会，建议选举共产主义者克特根先生做主席；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提议。接着就是赫斯博士发表演说，他讲的是社会的现状和抛弃旧的竞争制度的必要性，他认为竞争制度就是公开抢劫的制度。他的演说引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座的人中共产主义者占了一大半）。接着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不久以前他在贵报发表过几篇有关共产主义在大陆上的情况的文章[138]）相当详细地论述了共产主义制度的现实性和优越性［注：见本卷第602页。——编者注］。他举了有关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和你们的“和谐”移民区的一系列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论断。接着就展开了极其热烈的辩论，在辩论中站在共产主义者方面的有上述的两个发言人和其他几个人，站在反对方面的有总检察长和文学家贝奈狄克斯博士等人。会议从晚上九点开始一直开到深夜一点钟才散。
第二次会议是一星期以后在该市最好的一个旅馆的大厅中举行的。大厅里挤满了当地的“有身分的”人物。上次会议的主席克特根先生讲了一下共产主义者心目中的未来的社会制度及其远景；接着是恩格斯先生发表演说［注：见本卷第617页。——编者注］，他在演说中证明了（从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德国的现状不能不在短时间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这种无法避免的革命用任何发展工商业的办法都防止不了，防止这种革命（它比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振荡都更加猛烈）的唯一办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制度并为这种制度的实现做准备。在这次辩论会上站在共产主义者方面的有几个律师，他们是从科伦和杜塞尔多夫赶来参加的。这次辩论会仍然开得很热烈，一直开到半夜。会上还朗诵了杜塞尔多夫的弥勒博士写的几首歌颂共产主义的诗，弥勒博士当时也出席了大会。
一星期后举行了第三次会议，会上赫斯博士又发表了演说，另外还宣读了几篇从一个集子里选出来的报道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的文章。闭会前仍然展开了讨论。
几天后城里谣传警察将要解散下次会议，逮捕会上的发言人。爱北斐特市市长真的跑到旅馆老板那里去，威胁他说，如果他再允许在他的旅馆里举行这类集会，就要撤销他的营业执照。共产主义者立刻就此事询问市长，可是就在应该举行下次会议的前一天得到了通知，通知是给赫斯先生、恩格斯先生和克特根先生的；地方当局在通知书里引证了一大堆习惯法和成文法，宣布这类集会是违法的，并且威胁说，如果不停止，他们就要用武力来解散它。会议在下一个星期六举行了；市长和总检察长（从第一次会议后他就不在这些会上露面了）都出席了会议，陪同他们来的是一队从杜塞尔多夫用火车运来的武装警察。在这种场合下当然没有人发表演说，到会者都只管喝酒、吃牛排，没有给警察任何干涉的借口。
这样的措施只会有助于我们的事业，因为政府那样的重视，使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问题的人都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那些参加了辩论会但是根本不了解我们的观点或者甚至对它抱嘲讽态度的人，大多数都对共产主义怀着尊敬的心情回家。这种尊敬部分地也是由于我们这一群人在会上显得很有身分而引起的，因为该市所有的名门富家几乎都有自己家里的人或亲戚出席，和共产主义者同坐在一个大餐桌上。总而言之，这几次集会对整个工业区的舆论所起的影响确实是惊人的；几天以后就有人向那些发言赞成我们的事业的人索取书报，以便从中了解整个共产主义的制度。据我们了解，会议的全部文件不久就会出版。
至于共产主义的书刊，在这方面已经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群众确实渴望得到消息；他们正在吞食有关这一问题的一切新书。皮特曼博士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其中收有：赫斯博士论现代社会的贫困现象及消除此种现象的办法的精彩著作、一篇详细描写西里西亚工人的贫困状况的文章（文中还概述了去年春天该地发生的起义）、其他几篇描写德国社会状况的论文以及报道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和“和谐”移民区的通讯（这篇通讯是弗·恩格斯根据芬奇先生的书信和一篇署名为“一个跟在犁后面吆喝的人”［注：见本卷第557页的编者注。——译者注］的文章编写的）。这本集子虽然遭到普鲁士政府的追究，但是各地却很快就销售一空。另外还创办了一些月刊，这就是“威斯特伐里亚汽船”[139]（在比雷菲尔德出版，吕宁发行，载有论社会主义的通俗论文和报道劳动者的状况的文章）、“人民报”[140]（在科伦出版，具有较明确的社会主义倾向）和“社会明镜”（在爱北斐特出版，赫斯博士发行，专门揭发有关现代社会状况的事实和保卫劳动阶级的权利）。此外，皮特曼博士还创办了一个季刊，叫做“莱茵年鉴”，该刊的创刊号正在印刷中，很快就要出版。
另一方面，德国有一些哲学家不愿从他们的纯粹理论中做出实际的结论，硬说人只应该玄想形而上学的问题，现在我们向这些人宣战了。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出版了一本著作，详细地驳斥了布鲁诺·鲍威尔所坚持的原则［注：见本卷第7—268页。——编者注］，赫斯先生和毕尔格尔斯先生现在正在着手驳斥施蒂纳的理论。鲍威尔和施蒂纳是德国抽象哲学的最终结论的代表人物，因而也是在哲学上反对社会主义或者宁可说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头等重要的人物；因为社会主义一词在德国指的就是这样一些人所具有的各种不明确而且也无法明确的模模糊糊的幻想；这些人认为需要采取某种措施，但是不能决定是否就采取共产主义的整套制度。
马克思博士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先生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注：见本卷第269—587页。——编者注］、一本论共产主义的论文集——“轶文集”[141]也已经在印刷中；另外，最近我们将着手翻译英法两国的论社会改造问题的优秀著作。
由于德国的政治情况很恶劣，由于它的家长式的政府可以为所欲为，在各地的共产主义者中间，除文字上的联系外，要建立任何联系都几乎不可能。一些期刊，主要是“莱茵年鉴”，就成了那些在报刊上坚持共产主义的人的中心。通过来往的旅客还维持着某种联系，但是也就止于此了。结社是违法的，甚至通信也不安全，因为近来“秘密机关”的活动特别频繁。因此，我们只是从报上知道在波兹南和西里西亚的山中有两个共产主义的组织存在。据说，在普属波兰的首府波兹南，有一群青年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准备占据该城；后来密谋被发觉，因此计划没有实现。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有关这件事的全部情况。但是不管怎样，下面的事实却是可靠的，这就是：有一大批出身于波兰的贵族和富豪家庭的青年被捕了，此后（两个多月）所有的岗哨都加强了一倍并荷枪实弹地守护，两个青年（一个十二岁，一个十九岁）即雷马尔凯维奇弟兄已经潜逃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被当局拿获。被捕的人中大部分是十二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另外一个所谓的密谋是在西里西亚山中，据说规模很大，也是以共产主义为目的；密谋者似乎打算夺取施魏德尼茨的堡垒，占据整条山脉，从那里来号召整个德国的受苦受难的劳动者。至于这些消息究竟真实到什么程度，没有人能下判断，不过就在这个倒霉的地区也有根据警探告密逮捕人的事情发生；富有的厂主施略费尔先生已经被押解到柏林，现在正在那里受审，因为他被认为是上述密谋的主使人。
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德国工人中的共产主义者的协会仍然很活跃，虽然他俩在法国和瑞士的一些地方受到了警察的迫害。据报载，日内瓦共产主义协会的会员约有60个被驱逐出该市和该州。一位最有天赋的瑞士共产主义者奥·贝克尔出版了他在洛桑发表的演说；演说的标题是“共产主义者要求什么？[142]；这篇演说可以列为我们所知道的这类著作中最优秀、最有力的著作。我敢说这篇演说是值得译成英文的；如果贵报读者中有通晓德语的人来从事这一工作，那我就太高兴了。当然这只是一本小册子。
我希望能经常不断地给你们报道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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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德国老朋友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4月5日左右 载于1845年5月10日“新道德世界”第46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原文是英文 |
注释：
[124] 指“新道德世界”（《The New Moral World》）——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周报，1834年由罗·欧文创办，一直出版到1846年；最初在里子出版，从1841年10月起改在伦敦出版；1843年11月至1845年5月弗·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588页。
[125] 指卡·马克思和阿·卢格所办的“德法年鉴”——见本卷注16。——第588页。
[126] “特利尔日报”（《Trier’sche Zeitung》），1757年在特利尔创刊，1851年起以这个名称出版；从19世纪40年代初起成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报纸；到40年代中叶开始刊载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包括它的固定撰稿人卡·格律恩的文章。格律恩很快就成了“真正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之一。——第589页。
[127] “发言人报，或莱茵－威斯特伐里亚通报”（《Sprecher oder：Rheinisch—Westphülischer Anzeiger》），1798年在多特蒙德创刊，19世纪40年代在威塞尔出版；从1842—1844年11月卡·格律恩参加了该报的编辑工作。——第589页。
[128] 指德国的报纸“前进报”（《Vorwärts！》）；该报于1844年1月至12月在巴黎出版，每周出两次。马克思从1844年夏天起密切地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该报对普鲁士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评。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都曾在该报发表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68—489、656—705页）。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内阁于1845年1月下令把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工作人员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第589页。
[129] 指1844年11月9日“科伦日报”第314号副页上所刊载的一篇未署名的文章“‘社会主义的’魔影”。——第590页。
[130] “和谐”（《Harmony》）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信徒们——于1841年在英国汉普郡所创办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名称。该移民区一直存在到1846年初。——第591页。
[131] 译文是恩格斯根据海涅原诗的较早的稿子翻译的，它和首次发表在1844年7月10日“前进报”第55号上的原文不同，这篇译文的第一小节中多一个第三行。——第591页。
[132] 指1845年的“德国公民手册”（《Deutsches Bürgerbuch》）年鉴，该年鉴是海·皮特曼于1844年12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年鉴除载有大量的“真正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外，还有威·沃尔弗、诗人格·维尔特这类革命民主运动活动家的著作，同时还有关于美洲共产主义移民区和欧文主义者在英国的“和谐”移民区的报道。这些报道是弗·恩格斯编辑的，取材于“新道德世界”、“北极星报”和“晨报”，并译成了德文。1846年夏天在曼海姆出版的1846年“德国公民手册”年鉴中载有弗恩格斯的一篇译文“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并附有他所写的前言和结束语（见本卷第654—661页）。——第594页。
[133] 指“莱茵社会改革年鉴”（《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杂志，这个杂志是激进政论家海·皮特曼办的；共出版过两卷，第1卷于1845年8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2卷于1846年年底在德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别列坞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取得在德国宣传共产主义观点的阵地，就必须利用杂志。在该杂志第1卷中载有弗·恩格斯于1845年2月8日和15日在爱北斐特的集会上所发表的演说全文（“在爱北斐特的演说”），在第2卷中载有他的“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见本卷第602—626页和662—676页）。但是年鉴的总的方向已为“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所左右，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思想体系”（1845—1846）中对该杂志进行了尖锐的抨击。——第594页。
[134] 指“社会明镜”（《Gesellschaftsspiegel》）月刊。恩格斯在最初一个时候曾参与了该杂志的组织工作，但是并没有参加编辑工作；杂志由莫·赫斯任编辑，在爱北斐特出版，刊载了一些“真正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在1845—1846年间总共出版了12期。——第594页。
[135] 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卡·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的一本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45年2月1日，马克思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了该书两卷本的出版合同。马克思从1843年年底起开始钻研政治经济学，在1844年春天已经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报刊上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所写的手稿只保存下来一部分，即所谓“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由于要写“神圣家族”，马克思暂时推迟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到1844年12月才又回来从事这一工作。马克思在1845—1846年研究英法经济学家时所做的大量的大纲、摘要和札记现在还保存着。可是就是这一次马克思也没有实现他的计划。关于促使马克思再度延期实现他的计划的原因，他自己在1846年8月1日给列斯凯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我正面地阐述问题之前写一本论战性的著作来反对德国的哲学和从那时起就存在着的德国的社会主义。要使群众接受那种和德国过去的科学刚好相反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样做是必要的。”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论战性的著作”就是指他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思想体系”（1845—1846）。1847年2月出版商取消了“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出版合同。——第594页。
[136] 威·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斐维版（W．Weitling．《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Vivis，1842）。——第594页。
[137] 指刊载在“德法年鉴”上的卡·马克思写的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52—467页。——第595页。
[13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75—593、594—595页。——第597页。
[139]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是“真正社会主义者”奥·吕宁创办的月刊。1845年1月—1846年12月在比雷菲尔德出版，1847年1月—1848年3月在帕德波恩出版。——第599页。
[140] 指“人民总汇报。当代重大问题每月通俗评论”（《Allgemeines Volksblatt．Populärer Monatsbericht über die wichtigsten Zeitfragen》），1845年1月—1846年初在民主主义活动家德斯特尔的参与下在科伦出版。德斯特尔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联系。——第599页。
[141] 指的是“新轶文集”（《Neue Anekdota》）；这个集子是1845年5月底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集子中载有莫·赫斯、卡·格律恩、奥·吕宁等人给报纸撰写但是被书报检查机关所禁止的文章，大半均写于1844年上半年。从格律恩致赫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集子出版后不久，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针对它的内容发表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性的意见。——第600页。
[142] A．Becker．《Was wollen die Kommunisten？》．1844年在洛桑出版的一个小册子。——第6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