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起义的终结

　　当德国的南部和西部举行公开起义的时候，当各邦政府费了十多个星期的时间——从德勒斯顿的军事行动开始到拉施塔特投降——来扑灭第一次德国革命的这最后一团火焰的时候，国民议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它的退场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法兰克福的这个高级机关，由于各邦政府对它的尊严进行放肆的攻击，由于它自己所创立的中央政权的软弱和背叛性的怠惰，由于拥护它的小资产阶级和追求更革命的最终目的的工人阶级的纷纷起义而陷于惊慌失措的状态。悲观和失望完全支配了它的议员们；事变立刻采取了如此明确而肯定的转变，几天之内，这些博学的立法者对他们的真正力量和势力所作的一场好梦就完全破灭了。保守派得到各自政府的示意，早已退出了这个除非向各个合法政权挑战今后便不能够再存在下去的议会。慌乱一团的自由派认为事情已无可挽救，他们也把议员的职务扔掉了。这些可敬的先生们成百地开了小差。议员最初有八九百人，但是这个数目急速地减少，以致法定人数只好规定为一百五十人，而几天之后又改为一百人。但是甚至这个法定人数也很难达到，虽然全体民主派都还留在议会里。
　　剩下的议员该做什么是十分明显的了。他们只有公开而坚决地站在起义方面，给予起义以合法性所能赋予它的一切力量，这样他们自己也就能立刻得到一支军队来保护自己。他们应该要求中央政权立即使一切军事行动停止，如果这个政权既不能也不愿这样做（这是预先就可以看得到的），就立即废除它而代之以一个更有力量的政府。如果不能把起义部队调到法兰克福（在最初各邦政府对斗争缺乏准备、还处在犹豫不决状态的时候，这一点并不难做到），那末议会可以不失时机地迁移到起义区域的中心地点去。这一切如果在5月中或5月底以前立刻坚决地实行，起义和国民议会就还有取胜的希望。
　　但是谁也不能指望德国小市民阶级的代表会采取这样坚决的行动。这些抱负不凡的政治家一点也不能抛开他们的幻想。那些已经失去他们对议会的力量和不可侵犯性的不幸信念的议员们，已经溜之大吉，要让剩下的民主派放弃他们整整一年来所怀抱的对于权力和虚荣的梦想又很不容易。他们忠实于他们以前所采取的方针，百般迴避坚决的行动，直到最后失去了一切胜利的希望，甚至一切光荣地失败的希望。他们进行了一些纯粹表面上的无事忙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毫无效果和它的虚张声势，只有使人觉得既可怜又可笑），他们继续向对他们毫不理睬的帝国摄政和公开同敌人联合起来的阁员发布决议、文告和请求。而最后，当施特里高［注：波兰称作：斯特舍哥姆。——编者注］的威廉·沃尔弗，“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整个议会中唯一的真正革命者宣称，如果他们严肃对待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就应该结束空谈，立刻宣布德国最大的叛徒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时，这些议会绅士们积蓄已久的义愤，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了，而其来势之猛，连政府一再凌辱他们的时候也从没有看到过。当然按理也应该如此，因为沃尔弗的提议是圣保罗教堂^[39]四壁之内说出的第一句通达情理的话；因为他所要求的正是必须做的，而话又说得那末直截了当，一针见血，所以不能不使那班多情善感的人感到侮辱，这些人只有在不坚决这一点上是坚决的，他们怯于行动，而且下了永久不变的决心：什么都不做——这就是应该做的。每一句像闪电一样照亮了蒙蔽他们的头脑而他们自己又有意地加以保持的迷雾的话，每一个能把他们引出他们要尽可能在里面多呆一些时候的迷宫的建议，每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清楚的见解，当然都是对这个自主的议会的尊严的冒犯。
　　当法兰克福的可敬的议员先生们的地位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虽然他们提出了种种决议、申诉、质问和宣言），他们就很快退却了，但不是到起义地区去，因为采取这一步骤未免太胆大了。他们到了斯图加特，那里的维尔腾堡邦政府保持着观望的中立态度。在这里，他们终于废黜了帝国摄政，从他们自己中间选举了一个五人摄政。这个摄政立刻通过了义务兵役法，并按规定手续通告德国各邦政府。议会的这些真正敌人被命令去征兵保卫议会！于是便创造了——当然是在纸上——一支保卫国民议会的军队。师、旅、团、炮兵连，一切都被规定好和安排好了。所缺乏的只是实在的东西，因为这支军队当然从来没有出世。
　　还有最后一条出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国民议会面前。怀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人民，从全国各地派来代表团请求议会的指挥，并催促它采取坚决的行动。人民知道维尔腾堡政府的真正意向，恳求国民议会强迫这个政府公开而积极地参加各邻邦的起义。但力气是白费了。国民议会迁到斯图加特，就完全听维尔腾堡政府的摆布了。议员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压制人民中间的骚动。这样他们便丧失了他们还可以保持的最后一点点影响。他们获得了应得的轻蔑；维尔腾堡政府在普鲁士和帝国摄政的逼迫下结束了这出民主的滑稽剧：在1849年6月18日封闭了议会开会的大厅，命令摄政的成员离开该邦。
　　于是他们去到巴登，去参加起义者的阵营，但现在他们在那里已经是无用的东西了。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们。可是摄政仍然以有自主权的德国人民的名义在继续努力拯救祖国。它企图获得外国列强的承认，对一切愿意领取护照的人都发给护照。它不断发表宣言，派委员到维尔腾堡那些它曾经拒绝及时地予以积极支持的地区去发动起义；这一切当然没有成功。现在我们手边有一篇报告原文，是这些委员之一律斯勒先生（埃尔斯［注：波兰称作：奥列斯尼察。——编者注］的议员）寄给摄政的，它的内容很能说明问题。报告注明1849年6月30日于斯图加特。律斯勒先生在描写了六位委员征募资金毫无收获的奇遇之后，举了一大堆理由说明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到达指定的地点，接着又就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之间可能发生的纷争及其可能引起的后果发表了深谋远虑的见解。他详细地考察了这一切以后，却得出结论说，仍然没有什么可指望的。其次他提议由可靠人员组成驿站式的机构以传达消息，并建立谍报机构以侦查维尔腾堡内阁的意向和军队的调动情形。这封信没有寄到收信人手里，因为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摄政”已完全搬到“外交部门”即瑞士去了。当可怜的律斯勒先生正在为一个衰败王国的可怕内阁的意向而绞脑汁的时候，十万个普鲁士的、巴伐利亚的和黑森的兵士，已经在拉施塔特城下的最后一战中把整个事情解决了。
　　德国的议会就这样消失了，德国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创造物也随之消失了。议会的召开是对德国的确曾有过革命这一事实的第一次法律确认；这个议会一直存在到这第一次现代的德国革命完结的日子。在资本家阶级的影响下由分裂涣散的农村居民（它的大多数刚刚从封建制度的黑暗中觉醒过来）选举出来的这个议会，它的作用是把1820—1848年间一切有名的大人物统统集中在政治舞台上，然后又把他们彻底葬送。这里集中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所有的知名人士。资产阶级期待奇迹，但是却给自己和自己的代表挣来了耻辱。工商业资本家阶级在德国遭受的失败，比在任何其它国家都惨重。最初他们在德国各邦被打败，被击溃，被逐出官场，后来在德国的中央议会里遭到痛击，遭到侮辱和嘲笑。政治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不管是采取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形式），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德国议会在其存在的后期，使1848年3月以来领导公开反对派的那一帮人，那些代表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的利益并部分地代表农民的利益的民主派，遭到永久的耻辱。这一阶级在1849年5月和6月，曾得到机会来表现它在德国组织一个稳定的政府的能力。我们已经看到它遭到了怎样的失败；它的失败与其说是由于环境不利，不如说是由于它在革命开始以来的一切重要运动中一贯表现出明显的怯懦；它遭到这种失败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也表现了同样的短见、畏缩和动摇，这些正是它的商业活动的特点。1849年5月，它已经由于这种行为而失去了欧洲所有起义的真正战斗力量——工人阶级的信任。可是当时它还有取得胜利的机会。德国的议会在反动派和自由派退出以后，完全在它掌握之中。农民也都赞助它。只要它认清事态，坚决勇敢地行动起来，各小邦三分之二的军队，普鲁士三分之一的军队，普鲁士后备军或自卫团的大多数，都准备和它一致行动。但领导这一阶级的政客们，并不比追随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更有远见。他们比自由派更加盲目，更热中于他们有意保持着的幻想，更易受欺骗，更缺乏正视事实的能力。他们的政治作用也降到零度以下了。但是由于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实现他们那些陈腐的原则，所以在十分有利的环境下，他们本来还能够再活跃一个短时期；但是，最后的这一点希望也被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剥夺了，正像他们的法兰西“纯民主派”伙伴们一样。
　　德国西南部起义的失败和德国议会的解散，结束了第一次德国革命的历史。最后，我们还需要看一下获得胜利的反革命联盟的成员们。这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来谈^[40]。

1852年9月24日于伦敦

注释：

^[39] 1848年5月18日到1849年5月3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举行了全德国民议会的会议。——第112页。

^[40]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的最后一篇，“纽约每日论坛报”没有发表。在1896年的英文版以及后来的许多版本中都把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见本卷第449—456页）一文载入作为最后一篇，而这一篇文章并不属于“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