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当最后文迪施格雷茨集中起来的军队开始攻击维也纳的时候，能够动员起来进行防御的力量是很不够的。国民自卫军只有一部分可以调到战壕中去。不错，无产阶级的自卫军最后终于仓促组成了，但由于决定这样来利用这一部分人数最多、最勇敢、最坚决的人民的时刻已经太迟，所以这支队伍未能充分学会掌握武器使用和得到最基本的训练，因而也就不能胜利地抗击敌人。因此，人数有三四千名、训练有素、纪律也相当好的勇敢热情的大学生军团，从军事观点来说便成为能够胜任自己职务的唯一的一支部队了。但他们（连少数可靠的国民自卫军和一群紊乱的武装起来的无产者也算在内）和文迪施格雷茨的人数众多的正规军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这里更不要说耶拉契奇的土匪队伍了，他们由于生活习惯，是十分擅长于那种为争夺一幢房屋一条胡同而进行的军事行动的。文迪施格雷茨肆无忌惮地动用了许许多多装备完善的大炮，而起义者除了几门陈旧不堪、装配不好、使用不灵的旧炮而外，还有什么呢？
　　危险越迫近，维也纳城内越混乱。直到最后一刻，议会还没有决定向驻扎在离首都几哩的、佩尔采尔的匈牙利军队求援。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决议，它也像武装的人民群众一样，随着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的起伏而情绪时高时低。只有一件事是全体都同意的——尊重财产；而这种尊重在当时的情况下达到了可以说是十分滑稽可笑的程度。在确定防御计划方面却做得很少。如果说当时还有人能挽救维也纳的话，那末贝姆便是唯一的一个，他是一个本籍斯拉夫族的、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外国人；而由于大家对他不信任，他决定不再担负这个任务。如果他继续担负下去，他也许要被当作一个叛徒而遭到私刑拷打。起义者的指挥官梅森豪泽作为小说家的才能远远超过他作为军官（甚至是下级军官）的才能，因此他根本不适合担任这个工作；可是，在八个月的革命斗争之后，人民的政党并没有从自己的队伍中或别的地方培养出或发现一个比他更能干的军事人才。战斗就这样开始了。维也纳人既十分缺少防御手段，又非常缺乏军事训练和组织，但他们还是作了最英勇的抵抗。贝姆担任指挥官时所发布的命令——“坚守阵地到最后一人”，在很多地方都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的。但是，毕竟还是实力占了上风。帝国炮兵在近郊的长而宽的大道上，在主要的交通线上把重重的街垒都扫除了；到战斗的第二天晚上，克罗地亚人便占领了旧城斜堤对面的一排房屋。匈牙利军队的无力而零乱的攻击完全被击退了；在停火的间歇时刻，旧城里的队伍有的投降了，有的踌躇动摇，陷于混乱，剩下来的大学生军团在构筑新的工事，而帝国军队就在这时攻入城内，趁着城内的一片混乱占领了旧城。
　　这次胜利的直接后果就是种种暴行和许多人被依军法处死，就是进入维也纳的斯拉夫族强盗队伍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无耻兽行；这些事大家知道得太清楚了，用不着在这里详细叙述。这次胜利的间接后果，即维也纳革命的失败使德国事态发生的完全新的转化，我们下面再谈。关于对维也纳的攻击，还有两点需要谈一谈。这个首都的人民有两个同盟者：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民。在这考验的时刻他们在哪里呢？
　　我们已经看到，维也纳人以刚解放的人民的全部慷慨胸怀挺身起来捍卫的事业，虽然归根到底也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首先是和主要是匈牙利人的事业。他们不让奥地利军队开去进攻匈牙利，而宁愿自己首当其冲地承受这些军队的最凶猛的攻击。当他们这样高尚地挺身出来援助他们的同盟者的时候，击败了耶拉契奇的匈牙利人却把耶拉契奇赶到了维也纳，用他们的胜利增强了准备进攻维也纳的兵力。在这种情形下，匈牙利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是毫不迟延地以一切可供使用的兵力去援助维也纳——不是援助维也纳议会，也不是援助安全委员会或维也纳的其它官方团体，而是援助维也纳革命。即使匈牙利全然忘记了维也纳的第一次战斗是为了匈牙利，那末，为了它自己的安全，它也不应该忘记维也纳是维护匈牙利独立的唯一屏障，如果维也纳陷落，便没有什么东西足以阻止帝国军队向匈牙利进攻了。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弄清匈牙利人为他们在维也纳被包围和被攻击时按兵不动作辩护的种种借口，这些借口就是：他们自己的战斗力量不足，维也纳议会或其它官方团体都拒绝向他们求援，他们必须恪守宪法立场而避免和德国中央政权发生纠纷。关于匈牙利军队实力不足一层，事实是这样：在维也纳革命和耶拉契奇到来以后最初几天，完全可以不需要什么正规军队，因为当时奥地利的正规军还远远没有集中起来；如果在第一次击败耶拉契奇后乘胜作勇猛无情的追击，那末单是在施土尔威森堡作战的人民自卫团的力量也足以和维也纳人会合，而使奥地利军队的集中迟延半年。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而且我们可以断然地说，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佩尔采尔在和维也纳人会合以前是不应该停止行动的。事情当然是有些危险，但有谁打胜仗而不曾冒一点危险呢？当四十万维也纳人把要开去征服一千二百万匈牙利人的军队吸引来攻击他们自己的时候，难道他们就不冒一点危险吗？在奥地利的力量集结起来以前采取的观望态度，以及后来在施韦哈特举行的软弱无力的示威（结果自然是遭到了不光彩的失败），——这种军事错误比坚决向维也纳进军、追击耶拉契奇的溃散了的匪军，招致了更大的危险。
　　可是，据说匈牙利人不经官方机关的同意就这样进兵，便是侵犯德国领土，便要和法兰克福的中央政权发生纠纷，最重要的是，这就意味着匈牙利人背弃了合法的和立宪的政策，而这一政策据说正是他们的运动的力量所在。可是要知道，维也纳的官方机关不过是形同虚设！奋起为匈牙利而战的难道是议会或什么民主委员会吗？不是维也纳的人民（而且只有他们）拿起武器为匈牙利的独立而首当其冲地作第一次战斗的吗？问题不是必须支持维也纳的这个或那个官方机关，所有这些机关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是会而且很快就会被推翻的；问题在于革命的高涨，在于人民运动的不断发展，而只有这些才能保障匈牙利不被侵略。当维也纳和整个德意志奥地利仍是匈牙利人反抗共同敌人的同盟者的时候，考虑革命运动以后将采取怎样的形式的问题，是维也纳人而不是匈牙利人的事情。但是我们要问：匈牙利政府这样坚持要取得某种所谓合法的认可，不正是追求一种颇为可疑的合法性的第一个明显的征兆吗？这种追求虽然没有能够挽救匈牙利，但后来至少在英国资产阶级的公众面前倒产生了不坏的印象。
　　至于借口说可能和法兰克福的德国中央政权发生冲突，这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法兰克福的当权者事实上已被维也纳反革命的胜利所推翻了，而即使革命能在那里得到为击败它的敌人所必需的帮助，这些当权者也会同样被推翻的。最后一个重大理由是，匈牙利不能离开合法的和立宪的立场；这种说法也许会得到英国的自由贸易派的满口称赞，但历史永远不会承认这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假如维也纳人在3月13日和10月6日都坚持“合法的和立宪的”手段，那末那种“合法的和立宪的”运动的命运，以及所有那些第一次使匈牙利为文明世界所注意的光荣战斗的结局又会怎样呢？匈牙利人在1848年和1849年始终坚持的（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合法的和立宪的立场，正是维也纳人民在3月13日用极端不合法的和非立宪的起义给他们争取到的。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考察匈牙利的革命史，但我们应该指出，只用合法手段去反抗对这种循规蹈矩报以嘲笑的敌人，那是完全不适当的；如果不是这种被戈尔盖利用来反对匈牙利政府本身的、对合法性的不断的追求，戈尔盖的军队也就不会服从它的统帅，因而也就不会出现维拉戈什的那种可耻的不幸的下场了^[33]。而当1848年10月最后几天匈牙利人为挽救其名誉终于渡过莱达河的时候，那不是和直接的坚决的攻击一样不合法吗？
　　大家知道，我们对匈牙利没有一点不友好的情感。在斗争中我们是维护它的；我们完全有权利说，我们的报纸——“新莱茵报”^[34]，对于在德国宣传匈牙利人的事业的工作，比任何其它报纸做得都要多。它阐释了马扎尔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斗争的性质，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匈牙利战争的文章，这些论文得到了这样的荣誉，差不多一切后来出版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书籍都抄袭它们，连匈牙利本国人和“目击者”的作品也不例外。我们甚至现在也还认为，在欧洲大陆将来的任何震动中，匈牙利仍然是德国的必需的和天然的同盟者。但我们一向对于我们本国人是很严厉的，所以我们也有权利直率地批评我们的邻居。其次，如果我们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记述事实，我们就必须说，在这个事例中，维也纳人民是豪迈而英勇的，他们不仅比顾虑重重的匈牙利政府高尚得多，而且也比它有远见得多。而同时我们作为德国人，还可以说，我们不愿意拿维也纳人——我们的同胞的那种自发的、独力进行的起义和英勇的抵抗来同匈牙利战争中一切煊赫的胜利和辉煌的战斗相交换；正是这些维也纳人使匈牙利有时间去组织军队，从而去完成这些伟大的业绩。
　　维也纳的第二个同盟者是德国人民。但他们到处都被卷入了维也纳人所参加的同样的斗争。法兰克福、巴登和科伦都刚刚遭到失败并被解除武装。在柏林和布勒斯劳［注：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人民和军队双方都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运动的每一个地方中心的情况也都是这样。到处问题都争执不下，只有靠武力来解决。保持德国过去的分裂和涣散状态的不幸后果，现在才第一次被痛切地感到。各邦、各省和各城市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但它们在各个地方表现的形式不同，情况不同，在各个地方成熟的程度也不同。因此就发生了这种情形：虽然每个地方都感到了维也纳事变的决定性意义，但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作一次可以帮助维也纳人的重要的打击，或牵制住敌人的力量；这样，能够帮助他们的就只有法兰克福的议会和中央政权了。各方面都向它们呼吁；但它们做了些什么呢？
　　法兰克福议会和由于它同旧联邦议会的私通而产生的私生子——所谓的中央政权，因维也纳的运动而暴露了它们的彻头彻尾的无能。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个可鄙的议会早就丧失了它的纯贞，它可以说是少年老成，它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胡扯瞎讲和娼妓式的八面玲珑的伎俩。议会最初曾对德国的强盛、复兴和统一满怀梦想和幻想，可是现在只剩下一套到处重复的条顿人的动听言词了，此外还剩下的就是每个议员都坚信他个人十分重要而公众则诚实可欺。最初的质朴被抛弃了；德国人民的代表变成了一些讲求实际的人，就是说，他们深信，他们做的愈少，说的愈多，他们作为德国命运的裁决者的地位就愈安全。这并不是说他们认为他们的许多会议是多余的；完全相反。但他们已经看出，一切真正重大的问题，对于他们都是禁地，他们离得愈远愈好。于是他们像一群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学者一样，以骄傲而勤恳的态度（他们后来的命运正是这种勤恳的报酬）讨论在文明世界的一切地方都早已解决了的理论条文，或者讨论一些永远得不到实际结果的显微镜下的实际问题。这样，议会就成了一所朗卡斯特学校^[35]，议员们在这里互相教授，因而这个议会对他们都有重大意义，而他们都相信，这个议会贡献之大甚至超过了德国人民对它的希望，他们认为，谁要是再无耻地要求它达到什么成果，谁就是祖国的叛徒。
　　当维也纳起义爆发时，这个议会曾就这个问题作了许多质问、辩论、建议和修正，这些东西当然没有一点结果。中央政权准备加以干涉。它派了两个委员——过去的自由党人韦尔凯尔先生以及莫斯累先生到维也纳去。同这两位德国统一的游侠骑士的英勇事迹和令人惊异的冒险行为比较起来，唐·吉诃德和桑科·判扎的旅行实在可以算是真正的奥德赛了。他们不敢到维也纳去。文迪施格雷茨恫吓他们，愚蠢的皇帝不理解他们，内阁阁员施塔迪昂公然无礼地愚弄他们。他们的公文和报告也许是法兰克福记录中可以在德国文献里占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一部分；这是一部卓越的、道地的讽刺小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它的政府的耻辱的永久纪念物。
　　国民议会的左派也派了两个委员——弗吕贝尔先生和罗伯特·勃鲁姆先生——到维也纳去，以维持他们在那里的声望。当危机临近的时候，勃鲁姆正确地断定，德国革命的大会战将在这里进行，并且毫不迟疑地决心为此而献出自己的头颅。弗吕贝尔却相反，他以为他的职责是保全自己，好去担当他在法兰克福的重要职务。勃鲁姆被认为是法兰克福议会里最善于雄辩的人才之一，他当然是最得人心的。他的辩才在任何一个富有经验的议会里都是不合乎要求的；因为他太喜欢德国非国教派传教士的那种空洞的高谈阔论，而他的论据既缺乏哲学的锐敏，又缺乏实际的事例。在政治上他属于“温和的民主派”，这是一个相当暧昧的派别，但正是这种在原则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受到许多人的喜爱。虽然如此，但罗伯特·勃鲁姆却具有真正的平民的天性（虽然已经有点脱去平民气了），在决定性的关头，他的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气魄就战胜他的模棱两可以及由此造成的动摇不定的政治信念和见解。在这种时刻，他的才干远远超过了他平日的水平。
　　因此，他一到维也纳便看出他的国家的命运要在这里决定，而不是在法兰克福那些堂而皇之的辩论中决定。他立刻下了决心，抛弃了一切退却思想，挑起指挥革命军的担子，行动异常冷静而果断。正是他使维也纳城的陷落迟延了一个长时期，并且烧毁了多瑙河上的塔波尔桥，使该城的一面没有受到攻击。大家都知道，在维也纳被攻陷以后他就被捕，被军事法庭处死了。他英勇地牺牲了。而法兰克福议会虽然骇得发抖，却装出一副泰然的态度接受了这种血腥的侮辱。它通过了一个决议，就其措词的缓和和委婉来说，与其说是对奥地利的诅咒，不如说是对被害的殉难者坟墓的侮辱。但是，难道能够指望这个卑劣的议会会对它的一个议员——尤其是一个左派领袖——的被杀害表示愤怒吗？

1852年3月于伦敦

注释：

^[33] 1849年8月13日匈牙利军队在背叛了革命事业的戈尔盖率领下在维拉戈什向派来镇压匈牙利起义的沙皇军队投降。——第75页。

^[34]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Organ　der　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工作的还有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民主派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
　　该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新莱茵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之后更变本加厉了。
　　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它编辑的被迫害，使该报停刊。1849年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新莱茵报”，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75页。

^[35] 朗卡斯特学校是以英国教育家约瑟夫·朗卡斯特（1778—1831）的名字命名的贫民子弟小学，在这些学校中实行学习互助制度。年龄较大的和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帮助其它学生学习，以弥补师资的不足。十九世纪前半期，英国以及其它一些国家曾经广泛建立朗卡斯特学校。——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