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读者大概还记得，我们在前六篇文章里叙述了德国的革命运动，叙述到了维也纳3月13日和柏林3月18日两次人民的伟大胜利。我们看到，在奥地利和普鲁士都建立了立宪政府，自由主义的原则，或资产阶级的原则被宣布为未来整个政策的指导方针；这两大运动中心之间唯一显著的区别是：普鲁士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这两位富商作代表，直接攫取了权柄，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受政治训练较少，结果是自由派官僚们掌握了政权，他们宣称自己是受资产阶级的委托来执掌大权。我们又看到，原来团结一致反对旧政府的各党派和各社会阶级如何在胜利之后、甚至在斗争进行中四分五裂；而独享胜利果实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如何立即转而反对它昨天的同盟者，如何对一切较先进的阶级或党派采取敌对态度，并且同战败的封建分子和官僚分子结成同盟。事实上，早在革命剧开演时就可以看出，自由派资产阶级只有依靠较激进的人民党派的援助，才能守任自己的阵地，抵抗那已被击败但未被消灭的封建和官僚政党；另一方面，为了对付这些较激进的群众的冲击，自由派资产阶级又需要封建贵族和官僚的援助。所以，很明显，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使一切国家机构适应于他们自己的需要和理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内阁，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梯，从这里，按照事态的发展情况，国家或者将走向更高的阶段，——达到统一的共和国，或者将重新堕入旧日封建教权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制度中去。无论如何，真正的决战还在后面；三月事变只是战斗的开始。
　　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两邦，因此维也纳或柏林的每个决定性的革命胜利，对全德国都有决定的意义。这两个城市1848年三月的事变的发展，也确实决定了全德国事态的进程。所以，如果不是由于这些小邦的存在而产生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本身正是德国的不正常状态的最显著的证据，正是最近这次革命半途而废的证据，那末本来是无须再叙述各小邦所发生的运动，我们的确可以只来研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情况了。这个机构如此离奇，它所处的地位如此滑稽可笑，而同时它又如此自命不凡，可以说，在历史上将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所谓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
　　在维也纳和柏林的人民胜利之后，自然就产生了召开全德代表会议的问题。于是这个会议就被选举出来，在法兰克福开会，与旧的联邦议会并存。人民希望德国国民议会解决一切争论的问题，执行全德意志联邦最高立法权力机关的职能。但召集这个议会的联邦议会，对于国民议会的职权毫无规定。谁也不知道它的决议是具有法律效力呢，还是需要经过联邦议会或各邦政府的批准。在这种混乱状况中，如果国民议会稍有一点魄力，它就会把联邦议会立即解散（在德国再没有一个机关比这个议会更不受欢迎了），代之以从国民议会自己的议员中选举出来的联邦政府。它就会宣布自己是德国人民的独立自主的意志的唯一合法代表，从而使自己的一切决议具有法律效力。最重要的是，它就会使自己在国内获得一支足以粉碎各邦政府的任何反抗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在革命初期，这一切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要求这个议会做到这一点却是太过分了，因为它的大多数成员是自由派的律师和学究式的教授，这个议会自称是体现了德国思想和学术的真髓，而事实上它只是一个供老朽腐败的政客在全德国的眼前表现他们全部不自觉的滑稽丑态和他们思想与行动上的无能的舞台。这个老太婆议会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最轻微的人民运动也怀着恐惧，其程度超过对于全德各邦政府的所有一切反动阴谋的恐惧。它在联邦议会的监视之下开会，不仅如此，它几乎是恳求联邦议会批准它的各项决议，据说这是因为它的最初一批决议应该由这个可憎的机关发布。它不肯定自己的自主权，反而故意回避讨论任何这一类危险的问题。它不用人民的武装力量把自己围绕起来，闭眼不看各邦政府的暴行，而直接就来讨论议事日程上的问题。眼看着美因兹实行戒严，该城的居民被解除武装，这个国民议会竟不闻不问。后来它选举了奥地利的约翰大公作德国的摄政，并宣称自己的一切决议都具有法律效力。但约翰大公只是在获得了各邦政府的同意之后才荣登新位，而且授职给他的不是国民议会而是联邦议会。至于国民议会的决议的法律效力，这点从来没有被各大邦政府所承认，而国民议会自身也不坚持，因此仍然是一个悬案。总之，我们看到一种奇异的景象：一个议会宣称自己是伟大的主权的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它从来没有企图也没有力量使别人承认自己的要求。这个议会中的辩论没有任何实际结果，甚至也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只不过是重复一些陈腐不堪的哲学学派和法律学派的最乏味的老生常谈；他们在这个议会中所说的，或者毋宁说是所嘟哝的每一句话，报刊上早已刊登过一千次，而且比他们说得要好一千倍。
　　总之，这个自称为德国新的中央政权的机构，使一切都保持原来的状态。它根本没有实现人们久已渴望的德国的统一，连一个统治德国的各邦君主（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也没有废除；它没有加强德国各个分散的省份之间的联系；它没有费一点力量去摧毁那隔开汉诺威和普鲁士、隔开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关税壁垒；它甚至也没有打算去废除在普鲁士到处妨碍内河航行的苛税。但是，这个议会做的越少，却喧嚷得越厉害。它建立了德国的海军——但只是在纸上；它兼并了波兰和什列斯维希；它允许德意志的奥地利对意大利作战，但在奥地利人安全退入德境时却禁止意大利人追击；它对法兰西共和国连呼万岁，并接纳了匈牙利的使节，而后者这次回去时对德国的了解无疑是比来时更加糊涂了。
　　在革命之初，各邦政府曾把这个议会当作一个可怕的怪物。它们估计这个议会可能采取十分专断而革命的行动，因为它的职权极不明确（当时曾认为对它的权限问题不作明确规定是必要的）。为了削弱这个可怕的机构的影响，各邦政府曾组织了一个十分周密的阴谋；但它们是幸运胜过聪明，因为实际上这个议会替各政府办事比它们自己办得还要好些。这些阴谋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召开地方的立法议会，于是不仅各小邦召开了它们的议会，连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召开了制宪议会。在这些议会里，像在法兰克福议会里一样，也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或它的同盟者——自由派律师和官僚占居多数，而且这些议会的工作的进行情况也几乎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德国国民议会是一个假想的国家的议会，因为这个议会拒绝建立它自身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统一的德国；其次，它讨论一些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假想的政府的各种假想的、永远不能实现的措施，通过一些谁也不感到兴趣的假想的决议。而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制宪议会至少还是真正的议会，它们推翻了旧的并且任命了真正的内阁，而且至少曾一度强迫它们与之进行斗争的各邦君主实行它们的决议。它们也是怯懦的，它们也缺乏远大的见识而不能作出革命的决定；它们也背叛了人民，把政权交还给封建的、官僚的和军事的专制制度。但当时它们至少还被迫讨论了一些有关目前利益的实际问题，被迫同别的凡人一起生活在地面上；而法兰克福的吹牛家们却以在“梦想的空中王国” （《im Luftreich des Traums》）^[23]里遨游为无上的快乐。因此，柏林和维也纳制宪议会的辩论构成德国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而法兰克福这群笨伯的苦心佳作，却只能使文献和古董收藏家感到兴趣。
　　德国人民深深感到必须消除可恨的疆土分裂状态，因为这种状态分散和抵销了民族的集体力量，他们曾一度希望至少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奠定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但这群自作聪明的蠢人的幼稚行为很快就使全国人民的热情冷却了。在签订马尔摩休战条约方面的可耻行为（1848年9月）^[24]，使人民怒不可遏地起来反对这个议会；他们本希望它会给民族提供一个自由的活动场所，但它却无比怯懦，它只是使现在的反革命制度借以建立的各种基础恢复了它们从前的稳固。

1852年1月于伦敦

注释：

^[23] 引自海涅的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七章。——集50页。

^[24] 指1848年8月26日丹麦和普鲁士签订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的停战协定。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起义开始的反对丹麦的战争，是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德国各邦政府，其中包括普鲁士政府，在人员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参战。但是，普鲁士的统治集团实际上在作战中实行怠工，并于1848年8月在马尔摩签订了可耻的休战条约。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848年9月批准这个休战条约的决定，引起了抗议的怒潮并导致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1849年春天，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事再起，但是，1850年7月普鲁士和丹麦签订了和约，这就使丹麦有可能击败国内的起义者。——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