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德国其它各邦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们几乎仅仅限于谈到1840年至1848年间在德国的运动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的一邦，即普鲁士邦。现在我们则应该略微考察一下同一时期德国的其它各邦。
　　自从1830年革命运动以后，各小邦完全处于联邦议会的独裁之下，也就是外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独裁之下。各邦的宪法一方面是用来抵御大邦的专横霸道，一方面是为创制宪法的君主们在群众中树立声望并把由维也纳会谈不依任何指导原则建立的各色各样的省议会统一起来。这些宪法虽然虚有其名，但在1830年和1831年的风暴时期，对各小邦君主的权力仍然是一种危险。所以它们几乎全部被废除，侥幸保存下来的则更加有名无实，只有像韦尔凯尔、罗泰克和达尔曼这帮絮絮不休的自我陶醉的人才会设想，他们在这些小邦的无力的议会里被允许表明的那种掺和着可耻的谄媚的、不值钱的反对立场，能够获得什么结果。
　　这些小邦里比较坚决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1840年后很快就完全放弃了他们从前希望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这些附庸小邦里发展议会制度的一切想法。当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和同它联合起来的各阶级郑重表示决心要为在普鲁士实行议会制度而斗争时，他们便立即被公认为除奥地利以外的全德国的立宪运动的领袖。现在，这已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中部德国那些后来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并因他们召开单独会议的地点而被称作哥达派的立宪主义核心分子，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讨论过一个计划，后来，在1849年，他们把这个计划略加修改就提交给全德国的代表。他们力图把奥地利完全排除于德意志联邦之外，建立一个在普鲁士保护之下的新的联邦，制定新的宪法，成立新的联邦议会，把小邦归并于大邦。只要普鲁士一实现君主立宪，实行出版自由，采取不依赖俄国和奥地利的独立政策，因而使各小邦的立宪派能够真正控制各该邦的政府，上述一切便可以实现。这个计划的发明者是海得尔堡（巴登邦）的盖尔温努斯教授。这样一来，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解放，就预示着全德国资产阶级的解放，预示着一个对抗俄国和对抗奥地利的攻守同盟的建立，因为奥地利被看作一个十分野蛮的国家（这点我们下面就要谈到），人们对它很少了解，而所知道的一点，也不是奥地利人的什么光彩的事。因此，当时奥地利不被看作是德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各小邦里的其它社会阶级，它们都或快或慢地尾随着他们普鲁士的弟兄。小资产阶级越来越不满意他们的政府，不满意加重捐税，不满意剥夺他们那些虚幻的政治权利（他们在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专制的奴隶”相比时，是常常以这些权利自夸的）。但从他们的反对立场中，还看不出什么明确的、与大资产阶级的立宪主义不同而足以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党派的东西。农民中间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但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一部分人民在平静的时期，从不会提出自身的利益，不想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除非在已经实行普选制的国家。城市工业企业中的工人，已感染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毒素”。但是在除普鲁士以外的别的地方，重要城市很少，工业区更少，所以，由于缺乏活动和宣传的中心，这个阶级的运动在各小邦是发展得极为缓慢的。
　　政治反对派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在普鲁士和各小邦都促成了宗教上的反对派，例如平行地进行活动的德国天主教和自由公理会^[16]。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在那些享受国教的祝福而政治问题的讨论却受到束缚的国家里，冒险的反对世俗权力的凡俗反对派，常常隐藏在更加神圣的、看来更加无意于世俗利益而一意反对精神专制的斗争后面。很多政府不许对自己的任何行动进行讨论，但它们却不敢贸然制造殉教事件和激起群众的宗教狂热。1845年，在德国的每一邦里，或者是旧罗马天主教，或者是新教，或者是两者同时，被视为该邦国家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每一邦，这两个教派中的任何一派的或所有两派的教士，都是官僚政府制度的重要因素。因此，攻击天主教或新教正统，攻击教士，就等于变相攻击政府本身。至于德国天主教派，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德国各天主教政府的攻击，尤其是对奥地利和巴伐利亚政府的攻击；而这些政府也正是这样理解这一点的。自由公理会的信徒，反对国教的新教徒，有点像是英国和美国的一神论派^[17]，他们公开宣称反对普鲁士国王和他的宠臣、宗教和教育事务大臣艾希霍恩那种教权主义和严格的正统主义的倾向。两个新教派都曾一度得到迅速的发展，前一派发展于旧教国家，后一派发展于新教国家。它们除了起源不同而外，没有别的区别；至于教义，两派在最重要的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一切已确定的教条是没有根据的。这种不确定性便是它们的真正实质。它们自称要建筑一个伟大的神殿，使所有德国人都能在这神殿的屋顶下联合起来；这样它们就用宗教的形式表达了另一种当前最引人注意的政治思想，即统一德国的思想。可是它们自己中间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取得一致。
　　上述这些教派企图发明一种适合于所有德国人的需要、习惯和趣味的特制的共同宗教以实现（至少是在宗教方面）德国的统一的这种思想的确传布很广，尤其是在各小邦中。自从德意志帝国被拿破仑灭亡^[18]以后，要求将德国的一切disjecta　membra〔分散的成员〕联合起来的呼声，已成为对于现状不满的最普遍的表示，在各小邦尤其是这样，因为在小邦里维持宫廷、行政机关、军队等等的巨大开支，——简言之，沉重的捐税负担，——与各该邦的微小和贫弱成正比地增加着。但是，如果德国的统一得到实现的话，那末这种统一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在这一点上各党派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不愿有严重革命震动的资产阶级，满足于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他们认为“切实可行的”东西，即要求在普鲁士立宪政府的领导下建立除奥地利之外的全德联盟。当然，既然要避免危险的风暴，当时实在也只能到此为止了。至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如果说农民也愿意过问这类事情的话），他们从来没有能够对他们后来所大声疾呼地要求的德国统一有任何明确的观念；少数的梦想家（多半是封建的反动派）希望恢复德意志帝国；一些无知的so-idisant〔所谓的〕激进派崇拜瑞士的政制（他们当时还没有实际了解这种政制，后来了解以后他们才十分滑稽地大失所望），主张建立联邦共和国；只有最极端的党派敢于在当时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19]。这样看来，德国统一问题本身就孕育着分歧、争执，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孕育着内战。
　　我们可以对1847年末普鲁士和德国其它小邦的情况作如下的总结。资产阶级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它决定不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用来束缚他们的商业事务、工业活动和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的共同行动的枷锁；一部分农村贵族变成了只是拿到市场上出售的产品的生产者，他们由于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同而与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很不满意，他们埋怨捐税，埋怨加于他们营业上的种种障碍，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足以保障他们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的改革方案；农民在一些地方饱受封建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在另一些地方则备受放债人、高利贷者和律师们的压迫；城市工人普遍不满，他们对政府和大工业资本家同样憎恨，并且深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感染。总之，反对政府的群众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的，它们的利益各不相同，但整个说来是受资产阶级领导，而走在资产阶级最前列的又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莱茵省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各邦政府在许多问题上不一致，彼此互不信任，尤其不信任普鲁士政府，虽然它们不得不依靠它的保护。在普鲁士，政府已遭到舆论的唾弃，甚至遭到一部分贵族的唾弃，它所依赖的军队和官僚也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感染了反对政府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愈来愈受他们的影响；除了这一切之外，这个政府又确实是一文不名，除了乞求资产阶级反对派，便不能得到一分钱去弥补日渐增多的亏空。有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反对现存的政府、夺取政权时曾经处于比这更有利的地位呢？

1851年9月于伦敦

注释：

^[16] “德国天主教”是1844年在德国的许多邦中发生的、有中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参加的宗教运动。这个运动反对天主教会中的各种极端的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德国天主教徒”反对罗马教皇的最高权位以及天主教会的许多教条和仪式，他们竭力使天主教适应于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
　　“自由公理会”是1846年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从官方新教中分化出来的。“光明之友”运动是一种反对在新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诚主义的宗教派别。这个宗教反对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
　　1859年“自由公理会”和“德国天主教徒”协会合并。——第27页。

^[17] 一神论派或反三神论派是反对“神的三位一体”的教条的宗教派别。一神论派运动产生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是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教会的斗争的反映。在英国和美国，一神论派出现于十七世纪。十九世纪一神论派的教义反对宗教的表面的仪式，而把宗教中的道德伦理因素提到首位。——第27页。

^[18] 拿破仑在德国的胜利导致了所谓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1806年8月奥皇弗兰茨一世取消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个在十世纪建立起来的帝国并不是中央集权国家，而是各个承认皇帝的最高权利的封建公国和自由市的联合。——第28页。

^[19] “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这一口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前夕提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50页）。这个口号在1848年3月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页）中，被提出作为第一条要求。——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