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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省港大罢工



  罢工的准备


  省港罢工是为了抗议上海“五卅”惨案而起,继续了二年多之久,成了“五卅”以来反帝国主义长期潮流之最后砥柱。罢工继续到这样长久的岁月,详细叙述所占篇幅太多,我们这里只能将这次罢工择要的作简括的叙述。

  省港罢工未能继上海“五卅”运动立时发动,其原因是广州此时发生刘杨战争。广州正在准备战争状态中,故中华全国总工会接到上海“五卅”惨案消息后仅只能召集一次示威的群众大会,还不能有省港罢工的决定。虽然如此,但全国总工会已准备于刘杨战争告终之后,必须号召这个罢工以响应上海。故当战争方殷之际,就派代表到香港去准备。

  当时香港的情形是这样:工会虽有百余,但不是黄色工会,便是行会工会。海员工会虽有我们的影响,特别是林伟民、苏兆征两同志相继加入共产党后,我们在海员工会中的影响增加,但该会会长还是一个极右倾的分子。香港的共产党员,此时还不满十人,而多为最下层的码头工人,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虽比党员多几个,但多数为学生。很显明的,如以我们主观力量估计起来,罢工能否发动,确无把握。我们当时鼓动这个罢工是从上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在各工厂散发传单,一方面与各工会领袖接头。此时上海反帝革命高潮风起云涌,这种影响给予香港工人极为巨大,果然,不到数日,我们的鼓动工作生效了,罢工情绪继续增高。当时我们最感困难的是香港工会的不统一,我们在十一章便已指出。当时香港工会大别为三派:一、工团总会派,包含七十几个工会,多属手工业,就中海员工会为一大产业工会;二、华工总会派,包含三十个工会,亦属手工业,重要的只电车工会;三、无所属派,约二十几个工会,却多是大工会,如机器、起落货、煤炭、洋务等工会。在这样分立状况之下,罢工如何能够一致!幸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香港各工会是参加过劳动大会的,故对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颇有信仰。于是全国总工会之代表召集各工会代表联席会议,罢工公然竟在此次会议上无异议通过,还通过罢工宣言与罢工要求。过一日又开第二次联席会议,组织罢工的统一指挥机关,定名为“全港工团联合会”并选定职员。

  上面说过,香港工会不是黄色工会,便是行会工会,为什么这些黄色领袖会赞成罢工呢?这因为黄色领袖有他们自己的企图与希望。这般黄色领袖实际上是些百业不居的分子,以抽收会费为生,他们以为参加罢工,与自己并无不利,因为罢工之后,领导权握在手中,一方面固可取得爱国虚荣,一方面又可取得克扣罢工经费的实利,所以他们赞成罢工。这一点我们当时是估计到的,所以在香港与这些黄色领袖计议罢工时,关于他们争夺罢工指挥机关的位子,我们当时取放任态度,因为那时如要香港罢工实现,的确少不了他们,去了他们罢工便会被捣乱。我们所需要的是罢工实现,故对于他们一时不能不采取容忍策略。虽然如此,但黄色领袖事到临头终于畏缩起来了,向我们提出许多难题:第一个是罢工工人的食宿问题,他们说刘杨战争未平,罢工工人何处取得宿食?我们解答:刘杨战争三日内可平,回广州宿食不成问题。果然削平刘杨的消息第二日便证实了,但黄色领袖还不相信宿食问题有把握,一定要派代表到广州接洽,其时刘杨战后,广东政府接受共产党的提议,赞助香港罢工,因此香港工会派去接洽的代表得到满意的答覆。第二个是如何应付香港政府封锁出口问题,他们说:香港政府如下戒严令,停开火车,罢工工人不能出口,怎样办?我们解答,即使火车停开,尚有好几条水路与旱路可回广州,万一香港政府真的封锁水陆交通,我们起来暴动,我们有全世界工人的同情与援助。到最后,第三个难题来了,黄色领袖提出罢工程序问题,他们主张分批罢工,其畏惧罢工更明显了,我们极力主张同时罢工。在会议上,他们勉强通过我们的主张,但我们已预料到黄色领袖必然怠工。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当晚共产党党团开会决定,首先由受我们指挥的各工会(海员、电车、华洋排字、洋务等工会)先行罢工,再来逼迫黄色工会罢工。于是这伟大历史意义的省港罢工,就在这个决议之下,于六月十九日晚实现了。

  罢工的爆发


  未罢工以前,香港各工会联名送给香港政府公文一件,叙明罢工理由,并胪列罢工要求条件,分两大纲:第一纲,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之十七条件;第二纲,对香港政府要求六项: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选举;四、劳动立法;五、减少房租;六、居住自由。

  宣布罢工时,发表宣言,其大意如下:

  “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除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侵略以外,还要加以武力的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故我全港工团代表联席会议,一致决议与上海汉口各地取同一之行动,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我们为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计,明知帝国主义的快枪巨炮可以制我们的死命,然而我们亦知中华民族奋斗亦死,不奋斗亦死;与其不奋斗而死,何如奋斗而死,可以鲜血铸成民族历史之光荣。所以我们毫不畏惧,愿与强权决一死战。”

  六月十九日晚起,香港如大地震一样,罢工爆发了,海员、电车、印务首先发难;接着是洋务、起落货、煤炭工人以及各种工人相继而起,最后是机器、船坞工人亦相率罢工,前后约十五日,完全罢尽,罢工人数约二十五万人,而罢工局势遂以大定。工人纷纷乘火车、轮船由前山、江门、三水河口分道回广州。

  广州沙面洋务工人亦同时罢工。

  这里须略略补述的,上面说过黄色领袖事到临头便畏缩起来,真的,如果不是海员、电车、印务首先发难,罢工一定发生变化,事实上黄色领袖对于同时罢工之决议案怠工,一直到后来影响所及,工人群众纷纷自动罢工,才不得不跟着走。所以共产党党团决议是正确的。最有趣的是,海员工会会长是一极右倾的分子,对于罢工,临时发生动摇,海员逼着他下罢工命令,说:“下不下,不下以老拳奉送。”因此他不得不下罢工命令了。更有趣的是,香港机器华人会本系香港帝国主义之御用机关,对于各工团联席会议始终拒绝到会,罢工发生以后又始终不肯下罢工命令,但是其属下的机器船坞工人群众,却不待工会罢工命令,纷纷自动罢工,这就是机器船坞工人罢工独后的原因。

  香港政府事先对于罢工本有所闻,密探四出,捉拿领袖,并布告说:“上海事件与本港无关,工人应安心乐业,不得妄动,妄动者严惩不贷。”但这种恐吓,对于罢工工人,丝毫不生影响。罢工发生,香港政府一时手忙脚乱,宣布欧战时的戒严令,宣布禁止粮食出口令,宣布禁止金银圆块纸币出口令,海军陆战队全体登陆,军舰升火往来海面巡逻,香港顿时陷入战时状态,但工人却万死不辞,蜂拥离港。

  沙基惨杀


  罢工工人纷纷回广州,六月二十三日偕同广州市工人、四郊农民、青年军士、学生共十万人举行大示威游行,当路过沙面租界对岸之沙基时,英法帝国主义命令水兵巡捕在沙袋背后瞄准游行群众,开放机关枪扫射,同时,兵舰发炮示威,二十五分钟后,五十二个中国人当场被枪击身死,重伤者一百七十余人,轻伤者无数。上海、汉口、青岛等处大屠杀,又重演于广州。但帝国主义这样一来,却更激起中国民众反抗的决心,于是各界人民更表示热烈援助省港罢工。

  罢工工人的组织


  罢工工人到达广州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召集香港沙面各工会代表大会,当通过罢工委员会的组织法。罢工委员会以十三人组织之,香港方面九人,沙面方面四人。罢工委员会之上为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以人数为比例,每五十人选一代表,为最高议事机关。共计代表八百余人,间日开会一次。罢工委员会之下设干事局,分置文书、宣传、招待、庶务、交通、交际、游艺七部。另设财政委员会,筹措以保管罢工经费。后来又添设会审处,为审判破坏罢工,私运粮食,偷卖仇货之走狗的机关,并有监狱,拘禁犯人。设保管拍卖处,为保管及拍卖被纠察截获仇货的机关。设法制局,为起草各机关组织法及各种办事细则的机关。设审计局,为审核各机关开支账目的机关。设筑路委员会,为管理修筑马路事宜的机关。另有纠察队(见后)、水陆侦缉队、罢工工人医院、宣传学校等机关。又设工人饭堂、工人宿舍,封闭原来之赌馆烟馆及所有广州市空屋充之;分全市为八区,每区设登记处,罢工工人登记后领得凭证,分往宿舍住宿,至于吃饭则只要有凭证及饭票,到处可以吃饭。到后来,还添设不少机关,不能详述。真的,这个罢工委员会,按其实际,实不啻一个政府,它有绝对权力,可以处置一切与罢工相关之事,广东政府不得过问,所以后来香港帝国主义宣传广东有“第二政府”,就是指此。

  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就是苏兆征同志。原来当大会通过罢工工人组织法时,黄色领袖力持异议,首先反对组织统一的罢工委员会,谓香港沙面应各有机关各办其事,但是遭大会的打击而失败。继则反对代表大会以人数做比例,谓应以工会为单位(黄色工会多半系手工业的小工会,人数不多),亦遭大会的打击而失败。三则中华全国总工会向香港工会提出希望:罢工委员会中香港方面之九人,应包含海员、起落货、机器、煤炭、洋务各一人及工团总会、华工总会务二人,他们又反对,主张自由选举,但选举结果全国总工会的希望完全胜利,他们又失败。因此黄色倾袖着着失败,他们在香港时之一切企图,到此皆空。苏兆征同志被群众拥护起而充当委员长。

  我们对于黄色领袖的策略,在重要地方虽不让步,但在次要地方亦可放任,比方在香港发起罢工之指挥机关——“全港工团联合会”,我们听其存在,月给津贴。各部亦网罗他们参加办事。设法分化他们。这些黄色领袖在罢工过程中,营私舞弊,层见叠出,后来经代表大会——加以惩戒,有不少还被逮捕送会审处,处以有期徒刑。

  我们须特别指出的,是这次罢工,这个八百余人的代表大会的确起了不可思议的伟大作用。罢工策略经过集体的讨论,因而取得一致的团结。罢工内部许多纠纷,都依靠代表大会的威权予以解决。黄色领袖以及一切反动分子之阴谋企图,都受到代表大会的严厉制裁。工人群众的一切意志,都经过代表带到代表大会。罢工消息又经过代表带入工人群众。罢工委员会的会务及财政,皆经常在代表大会报告,以致外面一切谣言都失其效用。罢工各机关重要职员,都经过代表大会选举,不称职时又经过代表大会随时撤职,因此罢工各机关不致腐化。真的,代表大会奠定了此次罢工。这个经验我们是在这次罢工中第一次取得的。

  再须附带提及的,是罢工委员会一切权力都有,只没有杀人权,正因为此事,当时曾发生一场激烈的斗争。原来罢工起后,香港帝国主义派遣大批走狗,混入广州,造谣捣乱,破坏罢工。有林和记者,运动海员复工,会审处以其情节重大,判处死刑。此消息传出以后,广东检察厅长以“尊重法律,保障人权”、“破坏罢工,罪不至死”为辞,提出抗议。罢工工人大愤,以为此次罢工,系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非常时期,不能以普通法律,宽宥国贼。结果是由广市政府另组“特别法庭”,处断此等人犯。

  封锁香港


  封锁香港本是一九二二年海员罢工的旧经验,故罢工工人一回广州,各工会即纷纷自动组织纠察队封锁香港。罢工委员会成立以后,乃统一各工会纠察队,加以整理与扩充,设总队部,置总队长一人、训育长一人,为全队主脑(后来改为七人的纠察委员会)。设总教练一人,施以军事训练。下分五大队,每大队置大队长一人,大队副一人,训育主任一人。每大队下分三支队,每支队置支队长一人,支队副一人,训育员一人。每支队下分三小队,每小队置小队长一人,每小队下分三班,每班置班长一人,每班十二人(这个编制后来略有变更)。纠察队起初总数为二千余人,后来还有扩充。纠察队的责任,为维持秩序,逮捕走狗,截留粮食,扣缉仇货。纠察队布置以后,分派到各海口驻防。因此省港交通完全断绝,继以澳门附和香港,亦宣告断绝。当广东尚未统一时,纠察队封锁线还只限于珠江口一带,东起深州,西抵前山。后来广东政府收复东江南路,纠察队的封锁线也扩张了,东至于汕头,西至于北海。广东沿海港口皆有纠察队驻扎,蜿蜒数千里,旌旗相望,金鼓之声相闻。纠察队还有小舰十二艘,电船数只,往来巡查。纠察队枪枝号称四百余支,实只二百余支能用(我们当时为增加枪枝,不知花了若干气力,结果增加不多)。香港便在这样封锁之下,肉食菜蔬,无从取得,猪肉涨至一元余一斤,鸡蛋涨至五角多一个,牛肉几乎绝迹,街市等于虚设。街上垃圾粪秽,堆积如山,楼居者以纸包粪,抛掷街中,加以暑日炎蒸,臭气熏天,故当时群呼香港为臭港。但是最使香港痛苦的,还是经济上受到空前未有的大打击。

  香港经济上的空前损失


  当沙基惨杀后,沙面英国领事送来一函,大意是说:“你们抵制英货好了,何必罢工!”当时我们颇为诧异,继乃考察《中国海关贸易册》,则知香港每年出入口货价值为一万五千万金镑,约合华币二十五万二千万元。罢工以后,航业商务概行停止,平均罢工一月,损失二万一千万元,罢工一日,损失七百万元。但英国货每年输入广州者不过三四千万元,这样罢工五六日,便抵得排货一年。罢工是如何有力量的武器呀!于是我们坚持罢工排货与封锁,以与香港帝国主义相周旋。

  真的,香港自被封锁以后,经济上受到空前大损失。我们根据当时香港报纸自己披露的消息,就可看得出来。

  就输入输出来说。一九二四年输出为八百八十一万镑,一九二五年只得四百七十万镑,相差四百一十一万镑。一九二四年秋季入口税,总数为一千一百六十七万镑,一九二五年秋季则降落到五百八十四万镑,相差五百八十三万镑。总之,输出输入,一九二五年皆只得一九二四年之半。原因是这样的,香港出口货中,四分之一往中国北部,四分之一往南洋群岛,四分之二往中国南部,香港罢工工人封锁以后,即使中国北部与南洋群岛未被封锁,但中国南部是被封锁了的,所以输出输入皆损失一半。

  我们再就其他方面来说,都可证明香港经济上的损失。例如航业,一九二四年到港船数为七万六千四百九十二只,共吨数为五千七百万吨,平均每日有船二百一十只,共吨数为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四吨。但自一九二五年七月起计算,平均每日仅有船三十四只,吨数为五万五千八百一十九吨。一九二五年与一九二四年比较,船数减少五·五倍,仅得一九二四年百分之十六;吨数减少一·八倍,仅得一九二四年百分之三十六。

  再如商店破产。罢工以后,香海报纸与政府通告,每日必有商店报穷案。仅就一九二五年十一、十二两月,计破产的商店已达三千余家。

  又如银行。罢工以后,存款断绝,提款突增,纸币被抵制,现金流出。虽然当时香港报纸对于银行损失,讳莫如深,我们无从考察,但股票是低跌的,如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十九日,汇丰银行股票,由一千二百九十元跌到一千一百四十元,已减少百分之十一·五。

  又如政府收入。罢工以后,出入口货税固然损失大半,地价也跌到十分之五,房租又跌到十分之四。税收固然锐减,同时开销却又锐增,因为政府要应付罢工风潮,军备等项突然增加。真的,香港政府当时把常存不用的存款一千七百万元,都从银行提出来用了,并提出制定新预算,高唱“裁员减薪”。

  也就因此引起香港帝国主义对于广东的愤恨,七月二十七日,召集什么公民大会,电请伦敦英皇,立即出兵攻打广州,驱逐“过激党”,说广东人都是“过激党”。后来八月十五日,又召集公民大会,以前次电报,英皇不理,乃改电首相,意态极其愤懑,仍请立时出兵。但当时英国伦敦政府因本国无产阶级之不稳,各殖民地之蠢动,各帝国主义间之冲突,有此种种原因,所以对于香港什么公民大会之答覆是:“香港困苦,伦敦至深系念,惟统观全局,现时无法出兵。”英国伦敦政府当时借款给香港三百万镑,为救济商业之用。但当时有名的演说家哥尔就说:“此次借款,只不过救济香港危机于一时罢了”;香港此时真是陷于绝地。罢工、排货、封锁,这是如何有力量的武器呀!

  国民政府的成立


  罢工以后,广州当时的政治情形是这样:刘杨虽被削平,但东江又被陈炯明占领,南路仍被邓本殷割据,就是广州内部各派军阀亦是拥兵自恣,各有异志,总之此时广东仍是四分五裂的状态,仍然是处于内忧外患岌岌可危的环境。幸而有此次罢工,十余万革命工人,集在广州,表示拥护革命政府,当时国民党左派,也为之气壮,采纳共产党的提议,重建新政府,即国民政府,宣布新政纲,主张军政统一,财政统一,民政统一,各军受政治训练,军需独立。这样一来,广东内部即起分化,主要分成三派:一派以许崇智为首,而魏邦屏、梁鸿楷及所有粤系军官属之;一派以胡汉民为首,而一般官僚政客属之;一派以廖仲恺汪精卫为首,而左派党员及工农群众属之。共产党不用说是赞助最后一派。新政府成立了,但三派之明争暗斗,也愈趋愈烈。胡许两派阴谋政变,首为罢工委员会查觉,于是召集罢工工人于八月十一日举行肃清内奸大运动,游行示威,其意即在于壮国民党左派之胆,实行断然处置,但国民党左派当时却极其动摇,懔然不动手。此时胡许两派公开宣传“反共产”(其实刘杨叛变亦以反共产为口号),形势更为严重,一直到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国民党左派方下最后决心,解散梁鸿楷、魏邦屏的部队,并下令捕拿胡毅生、朱卓文诸人。在军事行动时,罢工工人为军队作侦探与向导,尽力甚多。随后驱逐胡许离粤,许崇智则以“请假赴沪”为名,胡汉民则以“出使苏俄”为名。广东政权从此完全递入左派之手,此一时期,可说是左派执政时期。

  此时罢工工人与国民党政府真是相依为命,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势,内外环境更为恶劣;在广州,谣诼繁兴,反侧蠢动;在全省,陈炯明陷落惠州,邓本殷进攻江门,中山县被土匪占领;在省外,香港勾结北舰南来,资助陈邓反攻。于是罢工工人援助国民革命军东征与南征。

  在东征与南征的时候,罢工工人组织运输队,运输辎重接济前线;组织宣传队,随从大军前进,向农民宣传;组织卫生队,救护战场伤亡战士。罢工纠察队请缨出征,上阵杀贼。政府嘱其巩固后方。真的,国民革命军得罢工工人之助,行军迅速,东征军一鼓而下惠州,再鼓而占汕头,东江以次收复。南征军一鼓而平高雷,再鼓而入琼崖。商路也以次底定。前后不过三个月,广东全省统一了。

  当时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就在罢工工人帮助之下完全巩固了,以至于能再准备力量,而有后来之出师北伐。

  罢工的中心策略


  罢工的头两个月,因封锁香港,海外交通完全断绝,任何国家轮船皆不准其出入广州。这样一来,这种封锁不只封锁了香港,而且封锁了我们自己。

  因为广东米粮向来仰给海外,以香港为总转运之门广,如不沟通海外直接航运,势必自困;再则广东工业尚不发展,货品无以自给,特别是燃料缺乏,如不沟通外埠直接运来,亦系自困。此外还有两个问题须得解决:一个是商人营业问题,很显明的,沙基惨案之后,爱国空气高涨,一时商人停止贸易,尚可隐忍;时过境迁,热潮低降,商人非要求贸易不可。再一个是帝国主义联合问题,也是很显明的,英、美、日帝国主义年来争夺广东市场,极为猛烈。据《中国海关贸易册》的数字,英货逐年递减,日、美货则逐年递增。广东排英,在日、美自然认为是取英而代的绝好机会,如广东抵制一切外货势必逼成日、美与英协同对我。罢工委员会有鉴及此,于是决定一种“特许证”制度,订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此特许证由罢工委员会、商务厅、公安局、外交部共同鉴字发出。这个特许证实行后,真的,上海、暹逻等处商船闻风而来,美国大来公司、日本三井洋行及各国商船亦要求领证复业。于是上海广州间之航线,暹逻与广州间之航线,直接打通,广州江面每日有四十余只船入口,为广州有史以来所未有的现象。

  这一个“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之原则,是省港罢工的中心策略,真的,在这个中心策略之下,解除广东经济的困难,保持广东商人的中立,拆散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最后还促进广东经济的独立发展,使这个伟大的罢工,得以坚持如此长久的岁月,就是由于这个中心策略之正确。

  工商联合


  这里我们要说到当时广东商业资产阶级对于罢工的态度。当罢工开始时,特别因为发生沙基惨杀,商业资产阶级为爱国空气所降住,当然不敢公开反对罢工,同时也不赞助罢工,譬如罢工开始时,我们要廖仲恺(当时他身兼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召集全市商人开会,商量捐助罢工经费,结果是商人只捐数千元敷衍面子。罢工委员会自动宣布特许证制度后,商业资产阶级才乘机向罢工委员会进攻,原因是此时正是胡许两派阴谋政变,政局杌陧不定,我们内部里极端困难的时候,他们看清了这一点,受胡许两派的指使,于是挺身出来反对特许证制度。问其所持理由,则曰“手续麻烦,手续费太重”。罢工委员会认为这是枝节问题,手续可以力求简单,手续费亦可准予减免,但不能取消特许证。商人仍坚持反对,主张根本取消。不久廖案发生,政府断然处置,解散反动军队,通缉反动政客,驱逐胡许出境,政府转危为安。罢工委员会又自动取消特许证,并提倡“工商联合”,邀请四商会共同商议善后办法。罢工委员会提出仍以“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为原则,订立工商善后条例,共同盖章,张贴布告,以资遵守。以后只在罢工委员会领取轮船出入口证,不须经过商务厅公安局外交部等机关签字,手续费一律减免。商业资产阶级见我们镇压反动如此神速,政局突然安定,又见我们自动取消特许证,已无可借口,对于“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这一原则,当然不便反对,如反对无异自承为英帝国主义走狗。因此商业资产阶级完全接受罢工委员会的提议,罢工委员会与四商会联名盖章的皇皇布告遂贴满街上了。

  的确,从此以后,商业资产阶级对于罢工不仅不反对,而且相当赞助,这不是他们革命性的表现,而是有经济的原因。原来广州自与海外直接建立交通以后,商务突然兴盛,不仅比罢工开始时兴盛,而且比没有罢工以前还要兴盛。兹将粤海关一九二五年七月罢工以后各月份收入统计,与一九二四年同月份的作一比较: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七月    二二九、五二三(以海关两计)    七○、七一一
八月    二八一、八一六          一五○、一八○
九月    二八九、六三二          二三二、四○七
十月    二四二、○七八          三○六、一二五
十一月   三一九、八三五          三三七、五三二
十二月   二八二、五六四          三○四、八三八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月    二五七、五四一          四二二、九七一


  观上表,可看出,七月罢工初起时,海关收入较一九二四年同月份少三分之二,此时商务可说极坏,但自十月与海外直接建立交通后,则不仅完全恢复原状,而且逐月均有增加,一九二六年一月比一九二五年同月,超过五分之三。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广州与海外直接建立交通,第二,因为广州与香港澳门交通断绝,而且内地向来向港澳直接采办货物者,现在都改向广州采办,广州之批发商业乃骤然兴盛;所以当时资产阶级的报纸也说:“此种情况,诚出一般人意料之外也。”这样,罢工不仅不妨害广州商务,而且大有造于广州商务。这就可以解释当时广州商业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罢工委员会“工商联合”的口号,甚至于到一九二六年一月,香港政府不接受罢工条约时,广东四商会开大会,义形于色的做决议说:“此次罢工为人民自动,出于爱国运动,争回国体与人格,各工友如此牺牲热烈,我等商人亦应联合一致热烈援助,务求达到香港完全承认复工条件为目的。”

  国民党与这次罢工


  这次罢工是由共产党发起而成的。究竟国民党对这次罢工取如何态度呢?这里须得加以叙述。在罢工发动的开始数日,共产党中有一部分同志,有这样一种机械论的见解,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罢工是无产阶级的事情,所以省港罢工应完全由共产党独立领导,不要国民党来过问;国民党来过问便会夺去领导权。”其实领导权共产党是不是会失掉,那要看共产党在罢工工人群众中的工作是不是努力才能决定,拒绝国民党过问是不能保证共产党对罢工领导权的巩固的,并且这种拒绝国民党过问,实际竟拒绝国民党帮助,假若当时不取得国民党帮助,的确罢工不到一个星期便要倒台。试问十几万人的伙食经费从何取得?无疑的这种机械论的幼稚见解是不对的,当即被党否决。不仅要国民党过问,而且要拉国民党来过问,这样才能取得国民党目前迫切的物质帮助,这与领导权问题全是两件事。的确当时国民党因刘杨战争刚毕,新胜之余,对于民众运动极为援助,特别是刘杨战争之中,铁路工人与海员工人罢工给予他们军事上很大的便利(请参看下一章[1]),所以使得他们怀好感,省港罢工起,共产党要求国民党经济援助,他们很慷慨的承认而且实行了。

  后来才接各方面的捐款。从罢工开始直到一九二六年六月,罢工委员会收入是这样:国内捐二十五万元,海外华侨捐一百十三万元,租捐及政府收到各方捐款二百八十万元,殷实绅富捐二万元,拍卖英货四十万元,罚款二十万元,其他二十万元,共四百九十万元。

  的确,国民政府财政部,自始至终是每月送给罢工委员会一万元。

  当然国民党内部对于罢工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右派是始终反对,左派在罢工的头半年的确是热诚拥护的。左派拥护罢工的原因,在政治方面,我们在上面已经说了许多,很明显的他们那时完全要依靠工人帮助才能把握政权,故不能不拥护罢工。在经济方面,我们来多说几句话。

  自罢工以后,国民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一九二二年,广东全省收入为一千万元,平均每月为八十三万三千元。一九二四年收入仅七百九十八万六千元,平均每月为六十六万五千元。一九二五年罢工以后,八月收入为一百五十万元,已比前两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数增加不少。到十月,收入达到三百六十一万六千元。十一月收入为三百八十万元,则较前两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数多至六——七倍了。

  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是由于广东统一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则因为省港罢工,断绝与香港交通,把大门关住,好让政府来从容的有计划的从事财政的整理。原来广东经济向来是受香港所操纵和支配。比方广东政府所设立之中央银行,孙中山在时,舌敝唇焦要求人民信任他们纸币,但结果经不起香港纸币之操纵,使得中央银行纸币价格起落不常,信任动摇。直到罢工以前,中央纸币一元还只当三四角用。罢工以后,加以沙基惨杀,于是广东人民抵制香港纸币,又兼封锁,故香港纸币当时几乎绝迹于市面,而中央银行乘此加以整理,再不受香港纸币的操纵,因此信用恢复,营业扩张,纸币变为十足十用。举银行就可以概其余。

  从上面的事实,就可以解释当时左派政府为什么热诚拥护罢工;又何况政府每月送给罢工委员会的一万元,事实上是政府从各方面收得的罢工捐款,慷他人之慨于已毫无所损,又何乐而不为。

  但是这些左派,到一九二六年一月以后,对于罢工就有些冷淡了,当然广东统一了,不再需要罢工工人了,又加上右派借罢工如何“不法”的诬蔑事实,专门与左派为难,小资产阶级动摇的根性发作了,遂日益与罢工工人离开。

  三月二十日政变,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新右派掌握政权以后,无疑的是反对省港罢工,其所以不敢断然解散罢工者,因他们自己力量还感觉不足,一时还不能脱离无产阶级,因为省港罢工到此时确已形成一个坚固的力量,而且是正在与帝国主义斗争着,无端解散罢工,于力固所不能,于理亦所不顺。

  香港帝国主义态度的变化与广东政局


  香港帝国主义对于罢工的态度经过好几次的变化,这些都与广东政局有关。

  第一期,强硬时期。罢工开始时,香港方面急于在求一战,所以他们的什么公民大会两次电求伦敦出兵攻打广州。出兵被伦敦否决后,香港则专心一致实行“以华制华”政策:一方面勾结北方军阀侵粤,一方面勾结广东内部一切反动势力作乱。第一着便是香港暗中资助胡许两派政变,文华堂二百万元之贿赂,江门梁鸿楷部队新军械之发现,皆其铁证,于是而有廖仲恺的被刺。但因为当时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左派实行断然处置,胡许被逐,香港的第一着政策失败。第二着便是香港资助陈炯明邓本殷两路进攻广州。陈炯明当时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兵买马,在香港市上得以自由逮捕过往汕头的罢工工人、海陆丰的农民以及革命的学生达二百人。香港政府又复勾引北洋四舰南来,帮助陈邓反攻。再则又嗾使土匪袁带、林警魂陷落中山县。此时罢工委员会本已准备解决罢工,九月二十八日香港中等华商代表来省,罢工委员会将香港沙面工人及学生要求之三十余条件交其带回香港。香港总督扳起面孔对华商代表说:“谁叫你带回条件来!”很明显的,香港帝国主义此时在指挥如意的捣乱广东,此种计划还未实验,如何肯解决罢工!但因为当时罢工工人帮助国民党左派坚决进攻陈、邓,东江南路都次第收复,而香港第二着政策又失败。

  第二期,软化时期。原来陈炯明占领汕头时,汕头罢工立被解散,港汕交通恢复,但革命军攻入汕头时,本地罢工工人又卷土重来,封锁香港。邓本殷受香港八十万元,专雇轮船八艘,载运粮食赴港,但革命军攻入琼崖时,此项接济又被本地工人截断了。勾引南来之北洋舰队,见陈邓已败,不敢进窥虎门,只得悄悄率队北返。香港亦无可奈何。同时又因香港中等华商见罢工已久,愤恨香港政府不予解决,使他们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惨痛;又见国民政府着着胜利,同情广东,于是而有“恳亲团”之组织,十二月二十六日来广州,共代表三百余人。继而又有“华侨参观团”之组织,不久亦来广州,其人数亦相若。香港中等华商这些举动,无疑义的直接对广东政府同情,间接即对香港政府示威。香港帝国主义知大势已去,外既军事失利,内又居民叛离,于是戏法为之一变,宣布派遣四个全权代表,赴广州解决罢工,以安香港方面的人心。同时又派华商代表八人先行来广州,以探广东方面的意旨。八个华商代表抵省以后,与罢工委员会商量经济条件,罢工委员会答覆:“我们固然要经济条件,同时也要政治条件;只谈经济条件,何能谓为根本解决?”并瞩其转告香港政府,所派定的四个全权代表,放胆来省,可以商量解决罢工。无论如何香港帝国主义此时确有软化的表示。

  第三期,犹豫时期。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广东政局内即发生新的酝酿,原因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大会时采取了对于新右派的退让政策,以致新右派得以纷纷回粤活动,于是左派的政权隐隐发生动摇。蒋介石以左派的资格一变而为新右派的领袖,暗中准备反革命的政变。这种内容,香港帝国主义岂有不知之理,认为广东既要发生政变,左派倒塌,右派登台,那么又何必急急于解决罢工!所以香港政府派定的四个全权代表,始终迟迟不来。不仅如此,香港政府还于一月二十五日,率性宣布停止解决罢工,以示决绝。

  香港帝国主义此时一方面静候广东的政变,一方面则用尽一切方法以加速这一政变。比方那时他们加紧“英国决用十万大兵进攻中国”的宣传。上海英国帝国主义的机关报,登载这样一个消息:说“伦敦方面决将用武力干涉中国,预定十万大兵,北攻天津,中攻沪汉,南攻广州”。同时,英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究竟能否制止广东排英运动?否则,英国当代加重大教训。英国国会业已同意,预算将来对粤每日军费一百五十万。”很显然的,这种恫吓的作用,只是给右派一种借口,好来提议解散罢工。再则就是勾结广东右派加紧对于罢工工人的进攻。伍朝枢等此时与香港政府已经发生密切关系。在此时期,伍朝枢万事不管,专门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上,替外国商人告发罢工纠察队的“不法”。又如公安局长吴铁城向市民宣传,“罢工工人比刘杨兵士还凶”,简直开枪射击罢工工人。很显然的,这种造谣中伤的作用,一面是离间左派对于罢工的信任,一面也是给右派将来借口强迫解散罢工打下基础。香港帝国主义此时还有一个得意之作,就是嗾使粤海关停关。中国海关税务司,按照不平等条约都须尽用英人,粤海关税务司不用说亦是英人。二月二十二日粤海关突然宣告停关,借口是“罢工纠察队扣留八艇货物,未经税关查验,纠察队如此行动,彼实不能执行职务”。并对广东政府说:“罢工会不听政府命令,我来替你教训。”又对广东商人说:“我之停关,系为减少你们受纠察队之压迫。”又很明显的,这种挑拨离间的作用,都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催促广东政变加速的到来。

  但一切阴谋,当时是被我们一一加以打击,故一时未能生效。

  直到三月,香港帝国主义见广东政变竟未发生,不觉犹豫起来了,于十九日派人到广州面见汪精卫说:“香港政府有诚意解决罢工,已内定辅政司、律政司、华民政务司为代表,只须汪主席亲笔写一函去,三代表就可来省。”可见香港帝国主义此时还有意解决罢工。恰恰第二天广东发生蒋介石的政变,罢工委员会亦被兵包围,即所谓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于是香港帝国主义的态度又为之一变。

  第四期,重新强硬时期。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的政变,使香港帝国主义从此根本取消解决罢工的意思。三月二十日政变消息传到香港以后,香港总督召集西商大会,兴高采烈的说:“恭贺诸位!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就是二十日广东政府已上轨道了。”听众报以欢笑,高呼万岁!所以香港政府内定的三个代表,遂不出发。四月九日,再派人到广州与伍朝枢谈说之后,香港政府率性宣布“香港政府对于罢工期内工金及不能复业损失赔偿,均不给予,亦不容许此项办法”。以前香港帝国主义虽因面子关系,不愿出钱,然而并未正式宣布决绝;香港商人出钱,香港政府至少已经默许,如一九二五年年底派八个华商代表到广州谈经济条件可以证明。今则露骨的不承认出钱原则,而且布露天下,咸使闻知,态度何等鲜明,何等坚决!无疑的这是三月二十日政变的影响。香港帝国主义从此重行抱持强硬的态度,以至于后来的“中英谈判”,仍坚决的把罢工问题撇开,我们在后面再说。

  这次省港罢工,本有极大的直接胜利的可能性,然而有了三月二十日的政变,这种可能性完全取消了。

  罢工与北伐


  北伐是中国革命过程的一件大事,因为有了北伐,使中国革命发展到最高度,革命领土扩张到长江流域,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很迅速的得到长足的进步。北伐自然是当时中国全国范围内革命高涨的需求,然而直接促进北伐则省港罢工实为很大的动力。广东统一以后,就开始了北伐的准备,虽然经过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的政变,但北伐终是革命的要求,终不能因任何障碍而阻止它的进行。六月,北伐出师了。在这次北伐中,省港罢工工人不用说是积极的参加。他们照东征南征一样,组织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师北伐。特别是运输队三千余人,给予北伐军巨大的帮助。湘粤之交,为五岭山脉,崇山峻岭,道路异常险阻,又兼湿暑炎蒸,罢工工人重担渡岭,其困苦可知。也就因此,罢工工人病者好几百人。北伐军因得罢工工人这种帮助,出师异常迅速,八月便收复全湘,九月便直抵武汉,中国革命得到空前的发展。

  中英谈判


  因为北伐的原故,因为“得以进行本国统一革新之工作”的原故,罢工委员会同意国民政府致函香港政府提议商量解决罢工。六月五日,国民政府去函,香港帝国主义答覆谓:“罢工已成过去事件,愿派代表商量排英货问题之解决。”国民政府回函声明罢工仍为政治上经济上一件要事,但亦可磋商广东人民业已维持一年以上之排英货运动的方法与手段。九月十五日,中英谈判终于在广州外交部实现了。第一次会议(十五日)只国民政府致了一篇欢迎辞。第二次会议(十六日)国民政府代表提出一意见书,大意是说广东人民发生排英货之直接原因,由于沙基惨案:沙基惨案之重要背景,由于上海“五卅”惨案。广东为什么有省港罢工与经济绝交之排英运动?因为“广州为中国民族主义最大中心点,无怪其于此案坚持民族主义以相对峙,而视为中国民族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间斗争之显著表示也”。中国以民族主义办外交,并坦直指斥帝国主义,这算是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此外并质问为什么香港对广东实行经济财政封锁?为什么拒绝国民政府在沙基惨案发生后所提议的解决条件?第三次会议(十九日)英国代表提出答覆书,谓“五卅”屠杀是自卫行动;沙基惨案系中国先开枪;省港罢工系少数人强迫;香港并未封锁广东。第四次会议(二十一日)国民政府代表提出反驳书,引证据理,指斥其推诿图赖。谈判到此,国民政府提出解决办法,组织一公正的第三者考察法庭,惟此事须延宕时日,如为早日恢复两国关系计,主张两方协力分任担负:第一,应保障不再有类似沙基惨案发生,此种保障,在于整顿沙面海陆驻兵,并限制英国炮舰停泊国民政府领土河面;第二,根据极公平原则,抚恤沙基惨案死伤者家属;第三,解决因香港广东通常关系破裂所发生的大失业问题,应筹备大宗款项。英国代表对组织第三者考察法庭表示须请示本国政府;对早日恢复关系之三条件,表示反对,并声言解决问题不能包含赔偿在内。国民政府代表表示让步,提议在第三者法庭未成立以前,应行借款,此项借债,双方分别担任,如将来英国在第三者法庭得到胜利,香港担负之借款,由国民政府偿还。英国代表表示反对,提议实业借款贷予中国,以为黄埔开埠之用,而以建筑粤汉、广九两铁路接轨为条件,其监督借款则依照广九铁路协约,雇用英国总工程师总管账各一人。此日,罢工委员会偕同广东工农商学各界召集十万余人之示威大会,发布力争沙基惨案与省港罢工条件的宣言。第五次会议(二十三日)双方以其提议写成条文,继续讨论,双方皆表示须请示本国政府,而中英谈判就此告一段落。其名延期,实则破裂。总而言之,中英谈判虽为广东自有独立政府以来第一次与外国开的对等会议,为国民政府的新纪录,但对于罢工解决是毫无结果。

  取消对香港的封锁


  中英谈判延期以后,罢工委员会发出致全国同胞书、致海外华侨书、致全国工会书、致世界工会书、致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书,除叙述中英谈判经过外,请教三事:

  一 其将不念先烈沉冤,无条件屈服乎?
  二 抑将不但屈服,且进而接受英国所提出的实业借款条件乎?
  三 或不愿屈服,须再接再厉,继续奋斗,以求最后之胜利乎?

  对于三条道路,罢工委员会说:“因我等罢工,事关民族问题,并非纯属我等一己问题,何去何从,毫厘千里,故不能不要求海内外同胞立予决定者也。”罢工委员会又申明:“我等奋斗,牺牲一切,本身利害,久非所计,如荷同胞指示,我们惟敬谨遵循,虽赴汤蹈火,决不瞻顾。”罢工委员会发出这信之后,各方面纷纷回答,都说“应当继续奋斗,誓为罢工后盾,以求得最后之胜利”。

  本来罢工委员会有好几次准备收束罢工。当一九二五年八月廖仲恺被刺的前后,曾有一度准备,因那时“五卅”运动,在北方各地已依次低落,广东孤军奋斗,如何做得?于是而有“北上外交代表团”之发起,由各界各出代表二人及罢工代表八人共同组织之,将省港罢工所提的政治条件交付此代表团联合全国去争,而罢工委员会只与香港解决经济条件便可复工。但此种准备,一方面固然因香港帝国主义一时还不愿意解决,一方面确因当时东征南征,须要罢工封锁香港,将帝国主义对于反革命派之援应斩断,好让我们关起门来在家里捉贼,所以第一次准备收束罢工的计划就作罢。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大会的前后,我们又有一次准备收束罢工,因东江南路均已收复,我们须准备北伐工作,如果香港帝国主义接受相当条件,亦可复工,故当时广东方面派一重要官员到香港,作非正式之探询;香港亦曾派一重要官员到广州,非正式的表示要将罢工条件分为政治经济二部,广东方面答应如经济方面原则上能承认,分开亦无不可;后来香港方面对于恢复工作一层,因谓商店倒闭,无业可复,完全复工,有些困难,广东方面表示可以相当让步。但因国民党大会后广东政局有新的酝酿,右派纷纷回粤,香港帝国主义因为有新的希望迁延解决,我们亦拟维持罢工,以预防右派的叛逆行动的发生,因为罢工工人经常聚集广州者近五六万人之多,造成一种革命的浓厚空气,实在是镇压右派的一种力量,所以第二次准备收束罢工的计划又作罢。三月二十日政变发生了,民族资产阶级乘机进攻,此时当然我们不愿即于收束罢工,自己解除武装。到五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前后,我们因急于需要出师北伐,又有一次准备收束罢工。劳动大会提出由国民政府、香港政府、广州商人、香港商人和罢工委员会五方面举出代表组织委员会,商量解决罢工。这个五方面共同组织的委员会,亦含有打破香港方面谣言的作用,因为当时香港有一种谣言说:“香港出钱未为不可,不过恐其落在罢工领袖及过激派手中,仍里为继续反对香港之用。”罢工委员会曾以此办法,怂恿广州商人派两代表到香港,征求香港商人同意,并托其转征香港政府同意,结果是香港帝国主义者置之不理,所以第三次准备收束罢工又作罢。陈独秀、魏琴当时大骂广东的党部“太左,自始至终就无半点意思收束罢工,简直是胡闹”!据他们的意思,应该无条件解散罢工。自然他这种意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赞同。但当时谭平山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宣布:“省港罢工终止了!”省港罢工在广州分明没有终止,而他们却在上海宣布已经终止,这简直是工贼的作用。

  七月北伐出师了,而且所向克捷,收复全湘,直趋武汉,我们此时以为时机已至,决定自动的收束罢工,首先是取消对香港的封锁。取消对香港封锁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广州沿海农民的让步。自罢工以来,封锁香港,所以沿海一带农产物一律禁止出口。当罢工初起时,罢工纠察队封锁海口,的确得农民的帮助不少,当时爱国热潮甚高涨,农民也卷入这个热潮之中。但封锁实在太长久了,农产物停滞不能出口,农民当然大感不安,到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后,农民与纠察队在海口常常发生冲突,因为农民偷运农产物出口,纠察队当然截留。此时正是新农产物上市时期,农民非得出口不行。罢工纠察队封锁以来,在各海口常常发生战争,如沙鱼涌之战,纠察队与铁甲队死者数十,是香港以兵舰飞机巨炮协助土匪干的。太平之战,纠察队死者八人,是香港指使当地奸商土匪干的。中山之战,纠察队全队覆灭,是香港以机械资助土匪干的。其他还有白鹅潭之战,淡水之战,前山之战,大概都是奸商土匪协同干的。在这些战争中,农民还有帮助纠察队的,至少是守中立。但到此时便不然了,农民反对纠察队,如宝安,好几个邻近英界的村庄农民,简直与纠察队取了武装对抗的形势,虽被纠察队征服了,但农民不平之气确是与日俱增。这一点也是逼得我们不得不取消封锁的。

  关于取消封锁自然需要收束罢工有一根本解决才行,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对此问题经过郑重的讨论。罢工委员会提出办法,在关税上附加二五税,以此税作为收束罢工之用。每一罢工工人先领一百元,到各处寻找工作,最好到香港寻找工作,六个月后,如不能寻找工作,可以回广州,罢工委员会依然供其宿食。二五附加税当然不是一次便够发给所有罢工工人,可分五批发给:每批二万人,以五个月发齐。此问题决定后,以二五附加税由政府通知各国领事,期在必行,各帝国主义无法,只得在罢工工人这种伟大权威之下承认了。

  于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罢工委员会召集广州各界群众大会,宣布取消对香港封锁,并宣言“我们对香港封锁的取消,是为了将来根本收回香港的准备”。

  十月十一日,便于海关附近另建二五附加税征收机关,由政府与罢工委员会共同组织,开始征收。

  于是对于省港封锁,便这样的告一结束。

  二五附加税是由省港罢工开始的,这又是中国革命史中的新纪录。此例一开,不仅国民政府领土内一切海关照例举行,就是当时北方军阀亦向帝国主义要求援例开办,罢工工人所争得的果实,不期军阀也能得受实惠,真是出人意料之外。

  此后省港罢工便办理结束,实际上罢工并没有完结,罢工委员会一切机关依然存在,罢工食堂与宿舍亦一律存在,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整个国民党叛变以后,汪精卫回粤,知省港罢工工人为一不可侮的势力,于十月方用武力强迫解散罢工工人,罢工才算完结。所以正确计算,省港罢工从一九二五年六月起,应算至一九二七年十月为止,共计两年零四个月。

  这次罢工的意义与教训


  这是一个为世界职工运动有史以来所未闻见的长期罢工,它的意义的确超过“罢工”以上。很明显的这个罢工在中国大革命的广东时代,无疑的起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省港罢工委员会本身的确有独立的政权性质(香港帝国主义所骂的“第二政府”),它当时在南中国的确成了各社会民众团体的总领袖,它在广东的地位的确有举足轻重之势,它的影响的确是巨大无比。也就因此使广东方面全省工人组织起来,全省农民(九十四县之中有八十五县)也组织起来。共产党由四百余人的小团体一变而为上万数的真正群众的政党;以致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政治上得到巨大的威信。幼弱的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更是得到省港罢工的帮助,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统一了广东,实行了北伐,使革命高潮推向前进。所以省港罢工的意义,的确是不能以“罢工”的意义来解释的,因为它超过了“罢工”的意义以上了。

  省港罢工的策略是不是有错误呢?如就罢工范围内所有主要的策略来说,我们直到现在始终还未发现错误,认为是正确的。关于个别的局部错误,当然是不免的,但与根本策略无关。的确省港罢工所采用的策略达到了最高的形式,不是工厂范围的形式,也不只是国内范围形式,而是国际范围的形式,这在中国,这种罢工策略之最高形式,应该说是自省港罢工才开始的。我们要说这些策略便是我们的教训,读者可自去领会,这里不重说了。

  省港罢工遗传下来的种子,直接影响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公社的诞生。



  
[1]铁路工人和海员工人的罢工对平定刘杨战争的巨大支援,按著者原来的编写计划是要写在“广东时代极盛期”一章(见“著者申明”)中,后来因著者忙于革命的实际工作,原来的编写计划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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