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

第十次会议


(1920年8月2日晚)





  会议于9点30分开始

继续讨论议会制问题



赫尔措格(瑞士共产党):

  敬爱的同志们!这里正试图作出一项决定,使所有各国共产党都能实行革命议会制。布哈林曾指出,在这些国家的议会中,至今仍然没有俄国那样的革命活动。虽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例如法国、英国和瑞士的经济发展,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早已成熟了。究竟什么原因使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策略上如此落后呢?原因就在于在这些共和国和民主政治中存在着改善无产阶级生活的可能性。在那里,可以借助议会制为无产阶级争得许多有益的改革。由于有了这种可能性,所以,显然地,在那里不会出现任何革命积极性。这就是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此缓慢地投向革命,而且难以理解俄国人所具有的那种革命意志的原因。

  在俄国,情况完全不同。无产阶级不能合法地进行活动,不能争取到改革,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无产阶级必须走上街头,采取革命行动。因此,在俄国,也不能像在西欧各国那样发展议会制。

  可是,我们的俄国同志们会说:“现在西欧的情况不同于过去了。过去,在议会中没有进行革命活动的条件,而现在,情况变了,现在,在西欧和美国也有这种条件了。我们要给所有共产党下达明确的指示,向他们的议会党团说明应如何开展工作,这样一来那里就可以开始革命活动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首先是因为这样的规定会公然丧失进行革命工作的条件,因而共产党将按机会主义精神从事活动。我们在委员会里长时间讨论了共产党代表在市政机关中应如何行动,并且讨论了,如果他们在那里占据多数,他们应从事哪些活动。对于这个问题,布哈林曾指出:“如果他们占据多数,他们就应当设法改善工人状况,加剧共产主义市政机关和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的,可是要知道,当机会主义者进入议会时,他们也是这样对我们说的。他们说:“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借这个机会加剧无产阶级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我们赞成改善工人状况,但其唯一的目的是加剧劳资之间的冲突。”

  这就使得那些业已加入第三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有可能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机会主义活动,并使整个议会制朝着这个方向急剧发展下去。

  第三国际为了吸收一切“革命”政党加入自己的队伍而选择了这条道路,还会出现另一种情况。不久以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的多数派,也将参加进来。当然,一些小的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派,也会参加进来。普拉廷已被派往瑞士去办这件事了。由此可见,还会有更多的机会主义分子进入第三国际,然而,他们不会立即变成革命的共产党人。他们在第三国际中将原封不动地执行他们在第二国际中一直执行的那种政策。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危险性,它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里出现的那种形式的议会制,实际上不适用于西方各国。这有一个实际例子。今天这里对我们宣称,保加利亚共产党在革命议会制方面是一个典范。它的议会党团似乎工作得非常好。然而,不久以前我读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再者,我不得不提到一位保加利亚同志,他作为议员从莫斯科到了保加利亚,他在那里看到保加利亚共产党议会党团的活动以后,就成了反对议会制的拥护者,并以这种身分回来了。这就可以证明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实行俄国共产党人所实行的那种议会制。要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老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也曾说过:“我们参加议会,只是为了利用它宣传革命。”但这种革命活动很快就变成了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因为议会为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提供了机会,而现在的社会民主党成了公开叛卖社会主义的政党。

  当然,你们会作出决定,规定共产党必须实行议会制。我们不至于顽固地反对议会制,不会声称不服从第三国际的决定。我们可以暂时按规定去做,但我们深信,这不会取得成就。一两年以后,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实践和经验,必定会有人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到工厂、军队和农民中去,那该多好!这对于革命的发展,对于第三国际,会更为有利。


墨菲(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在议会制问题上,我对于今天上午车间代表委员会的一位同志的发言,需要提出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里对议会制的全部攻击、对议会制的一切批判,都同改良主义的议会制有关,并不涉及革命的议会制。

  的确,有些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加入议会以后成了叛徒,但这种情况不足以用来指责我们在议会机关中的全部活动。我还没有听到谁发表过这种论点,说李卜克内西同志在德国议会中的策略,或者布尔什维克代表在俄国杜马中的策略,除了给革命运动带来好的结果外,还带来了别的什么东西。

  我们不应当参加某个组织,因为这个组织中的人们持有资产阶级观点——对于这种论点加以论证,是徒劳无益的。要知道,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参加工联和其他类似的组织了,因为它们的成员虽属于工人阶级,但谁都不能否认,他们的思想意识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

  我们的任务并不是要与世隔绝,保持自身清白,而是要除了在工人阶级组织中开展革命斗争外,还要在敌对营垒中开展革命斗争。在这里,对于实行革命议会制能够产生的宣传鼓动作用已提出许多论据,我不想再重复了。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有其他一些十分重要的方面,认识到这些方面会使我们懂得:革命的议会制,甚至在产业工人组已达到高度发展阶段的地方,也都具有和可能具有重大的作用。

  工人同企业主阶级在议会外的大规模搏斗,没有一次不在议会内引起巨大的反响。这一点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了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经验。当车间代表委员会开始大规模的经济斗争时,它们不止一次地遭到国家机器的压制。甚至那些自称反对议会制的人,也不得不利用议会中的工党代表,参加议会内部的宣传鼓动。工人运动的成员,其中包括反对议会制的人们,不止一次地同工党代表和其他议员进行联系,预先取得他们的支持,以便他们能在议会内部表示抗议和组织宣传鼓动。工人们有时所处的不断变化的形势本身,迫使运动的参加者不得不采取这种策略。并非随时都可以举行罢工,罢工工人的激昂情绪也并非经常保持在一个水平上。有时可以向敌人挑战,拒绝同他们进行任何谈判,可以给他们迎头痛击。可是有时热情逐渐消失,而敌人又比我们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想方设法聚集力量,实行退却,组织侧翼进攻,开展各地单独的抗议活动,总之,要竭尽全力保存我们的力量,防止力量分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尤其要重视议会内部的宣传鼓动力量,正是这种情况使得我们的运动要支持议会制。

  不应忘记,危机不仅发生在工业机构,而且也在其他中心发生。我们不止一次地注意到,贯彻执行对议会提出的那些建议和措施,对议会外的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亲眼看到这些建议和措施是怎样变成法律的,而且没有人企图阻止在群众的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实行这些建议和措施。如果议会中有一些革命者能密切联系议会外有组织的运动,那么提出类似的法律草案的尝试本身,不仅是议会内表示抗议的一种表现,而且也是唤起群众和动员他们开展议会外的斗争的一个信号。

  这种情况和这种经验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斗争的多面性。由此可见,抛弃共产党人在议会中的代表这个武器,而求助于自由党人和工党中的改良主义分子,使自己处于卑贱的地位,这是极为愚蠢的做法。我们要像议会内的革命者那样进行斗争,要像善于适应各种斗争阶段、不怕同敌人发生联系(如果形势需要这样做的话)的革命者那样进行斗争。

  革命的议会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我们把我们的共产党变成真正的革命斗争机关的地方,这是动员群众去夺取政权的最有效的手段。根据这些理由,我赞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议会制问题的提纲。


苏希(全德工人联合会):

  同志们!首先我相当高兴地指出,在这次有激进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代表大会上,不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而且共产党人也都支持反对议会制的观点。这是对40年前形成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的让步。

  今天,在听取布哈林同志申辩他的观点时得到一个印象,似乎他所维护的东西,实际上连他本人也不相信。我想,决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布哈林同志把议会制当作一种手段来维护,但这个手段是不能导致社会主义的。大家都认为,议会制不是引向共产主义的手段。可是,却有人向革命工人推荐这个手段。这真是一种奇怪的观点!提出一种被认为是不能达到目的的手段,真是毫无意义。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推荐这种观点,正是从事这种荒诞的活动。

  我们必须确认,正是议会制使群众更为麻痹,正是议会制妨碍了群众采取真正革命的手段和直接的行动。不错,这是一种陈旧的论断,但是这里极力推荐的新议会制同样也是陈腐的,而这里却试图把它作为某种“新事物”提供出来。难道你们不知道,议会制目前已在芬兰、德国、俄国彻底破坏了呜?现在又向工人提出这种破产了的议会制,岂不是毫无道理?当然,独立社会民主党先生们、职业政客老爷们想把议会制强加给工人,而工人以及相当多的共产党人对议会制却越来越感到厌烦了。这里维护议会制的先生们,正是在德国卡普周力图破坏总罢工的那些人。第三国际对待议会制的态度,是把它作为一种“新的革命议会制”提到你们面前的。但这种新的议会制,原来却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老错误。那时,该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其诞生过程中接受了与此一模一样的观点。这里正在重复过去的错误,正在寻求新的论据来迎合旧的、不适用的议会制。

  在座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然而,这是一些在理论上有偏见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早在童年时期,就把议会制思想同母乳一起吸取了。议会制思想已浸透到教条主义者的血肉中,我们不仅在思维上,而且在感情和意志上都同议会制思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这些教条主义者的议会制思想,不是有意识地和从逻辑推理方面产生的,而是一种下意识地从心理方面产生的。因此,既然革命者至今还在谈论议会制是否适用,那我们在这里所碰到的就不是在逻辑上有根据的斗争手段问题,而是一种心理现象了。然后,才能在逻辑上设法论证它已预先被确认为是一种好的斗争手段。“新的、革命的”议会制的根源,缺乏逻辑上的论据,而是一种带偏见的教条主义。可见,议会制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妄想,决不是革命工人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武器。应该把这种所谓的斗争武器看成是机会主义的妄想,而不是墨菲同志刚才所说的“新的、革命的”议会制。

  有些人说,通过这条途径不能走向共产主义,但他们却又说什么,可以利用议会作为讲坛来影响那些舍此途径不能接近的人。我认为,这种观点极端缺乏理论根据。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看来只好求助于这个途径了。不对,有其他的办法,只要我们放弃种种偏见去寻求,就能找到它们。我们要承认,正是因为我们推荐议会制,所以才同那些否定议会制的工人群众中的革命分子疏远了。如果把被疏远了的人和暂时可以吸引的人加以权衡的话,那么我觉得,对于社会革命来说,前者比后者重要得多。这就是这种观点经不住批判的原因。再者,如果为了宣传鼓动而支持议会制观点,那么不是议会代表,也可以从事宣传鼓动。例如,有一个反军国主义者,他在维也纳从议会讲坛向听众散发了反对议会制的传单。这就向你们提出了一个实例:不参加选举骗术,不把大量人力、精力、钱财耗费到选举上,也能利用议会作为宣传鼓动的讲坛。这种行动,对于工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自己的报纸上阐述这一点,就会得到你们力求得到的东西,即议会内部的宣传鼓动。


列宁(俄国):

  博尔迪加同志显然想在这里替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辩护,可是,对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会上提出的主张进行议会活动的种种论据,他却一个也没有答复。

  博尔迪加同志承认,历史经验不是人工制造出来的。他刚才对我们说,应该把斗争转移到别的方面去。难道他不知道每一次革命危机都伴随着议会危机吗?不错,他说应该把斗争转移到别的方面去,转移到苏维埃去。可是博尔迪加同志自己也承认,苏维埃用人工是制造不出来的。俄国的例子证明,苏维埃只能在革命时期或在革命前夕组织起来。在克伦斯基时期,苏维埃(即孟什维克的苏维埃)是组织起来了,但是它怎样也没能变成无产阶级的政权。议会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我们还没有力量解散资产阶级议会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把它一笔抹煞。只有去当资产阶级议会的议员,才能从现实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和议会制的斗争。资产阶级在斗争中使用的工具,无产阶级也应该加以利用,当然,利用的目的完全不同。您也不能说不是这样的,如果您想否认这一点,那您就是要把世界上一切革命事件的经验一笔抹煞。

  您说,工会也是机会主义的,也是危险的;可是另一方面,您又说,工会应该例外,因为它们是工人的组织。这样说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工会里也有很落后的分子。一部分降为无产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落后工人和小农,都真以为议会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要同这种偏见作斗争,就得在议会中进行工作,用事实向群众说明真相。靠理论说服不了落后群众,他们需要的是亲身体验。

  俄国也有过这种情况。我们为了向落后的工人证明,通过立宪会议他们什么也得不到,不得不在无产阶级胜利以后还召集立宪会议。为了把两种经验加以对比,我们就具体地拿苏维埃同立宪会议来比较,让落后的工人看到,苏维埃是唯一的出路。

  苏希同志是一位革命的工团主义者,他也为这种理论辩护,可是,他没有逻辑。他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博尔迪加同志,您说您是马克思主义者,那就可以要求您逻辑多一些。必须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打垮议会。如果各国都能够通过武装起义做到这一点,那当然非常好。您知道,我们在俄国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已经证明了我们摧毁资产阶级议会的意志。但是您却忽视了一个事实:没有相当长期的准备,这是办不到的;在多数国家里还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议会摧毁掉。我们必须通过议会斗争来摧毁议会。您是用自己的革命意志代替了决定现代社会各阶级政治路线的条件,因此您忘记了:我们俄国甚至在胜利以后,为了摧毁资产阶级的议会,也还必须首先召集一次立宪会议。您说:“确实,俄国革命的例子不适合西欧的条件。”但是,您没有任何有力的论据来向我们证明这一点。我们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时期。我们当时不得不宣传选举立宪会议,这个时期很快就过去了。后来,在工人阶级已经能够夺取政权的时候,农民还认为必须要有资产阶级议会。

  我们考虑到这些落后分子,就不得不宣布举行选举,用实例、用事实向群众说明;在全国处境十分艰难的时期选举出来的这种立宪会议,并不能反映被剥削阶级的希望和要求。这样,不仅我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大多数农民、小职员、小资产阶级等等,都清楚地看到了苏维埃政权和资产阶级政权之间的冲突。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中都有落后分子,他们确信议会是人民的真正代表,没有看到议会里使用的是卑鄙龌龊的手段。有人说,议会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群众的工具。但是,这个论据应当用来批驳你们,而且恰好在批驳你们的提纲。怎样才能对那些确实受资产阶级欺骗的落后群众揭露议会的真正性质呢?如果你们不参加议会,如果你们站在议会外面,你们怎么能揭露议会的手法和各个政党的立场呢?如果你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你们就应当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同各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紧密地联系着的。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们不当议员,如果你们拒绝参加议会活动,那你们怎样去证明这一切呢?俄国革命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小职员,如果不是经过亲身的体验,那么任何论据也是说服不了他们的。

  这里有人说,我们参加议会斗争要浪费许多时间。请想一想,除议会以外,还有没有那样一个各阶级都能参加的机关呢?这是不能用人工制造出来的。如果说所有阶级都卷入了议会斗争,那是因为各阶级的利益和阶级冲突都在议会中得到了反映。假定到处都能够一下子组织起决定性的总罢工,一举推翻资本主义,那么革命早就在许多国家发生了。但是必须考虑实际的情况,而议会正是阶级斗争的舞台。博尔迪加同志和拥护他的观点的人应当向群众说实话。德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共产党党团可以在议会中进行工作。所以你们本来应当公开向群众说:“我们太弱,还建立不起一个有坚强组织的党。”这才是本来应该说的实话。可是,你们如果向群众承认了你们的这个弱点,他们就不会拥护你们而要反对你们了,他们就会拥护议会活动了。

  如果你们说:“工人同志们,我们很弱,我们不能建立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党,不能使议员们都服从党”,那么工人就会抛弃你们,他们就会说:“靠这种软弱的人我们怎么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呢? ”

  要是你们认为,无产阶级一旦胜利,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马上都会变成共产主义者,那就太天真了。

  如果你们没有这种幻想,那你们现在就应该使无产阶级为贯彻自己的路线作好准备。无论哪一方面的国家事务都不能例外。在革命胜利的第二天,你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辩护士,不承认共产党的纪律、不承认无产阶级国家纪律的小资产者。如果你们没有使工人为建立真正有纪律的、能够强制全体党员服从它的纪律的党作好准备,那你们永远也不能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准备。我想,你们是因此才不想承认:正是很多新的共产党的软弱性,才使他们否定议会工作的必要性。我坚信,大多数真正革命的工人是一定会跟我们走的,一定会反对你们的反议会活动的提纲的。


博尔迪加(意大利):

  列宁同志对我们提纲和论点的反驳意见,提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不想在这里谈论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总问题。

  毫无疑问,议会事件和内阁危机是同革命发展和资产阶级组织危机密切相关的。但是,为了确定无产阶级政治行动对事件进程的影响方式,必须(甚至在战前)注意是什么原因使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拒绝参加内阁,拒绝给予资产阶级内阁以议会支持,而这显然是对事件进程的干预手段。

  为了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必须把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及其组织联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以明确的行动总则为依据的策略,哪怕这种策略是非常一般的,不够灵活的。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采取一种新的策略,即拒绝参加议会,因为议会已经不是影响事件进程的手段。

  有一种论点,说什么现在需要解决党领导的共产主义议会活动的实际问题,因为革命以后需要善于同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人物一起建立各种机构。这种论点同样也适用于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制度,借以证明需要有社会党部长。

  但是,现在不是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只是提出声明,对于我们所关心的这个问题,我保留自己的看法,而且我坚信,共产国际不会达到真正革命的议会活动的目的。

  最后,既然承认我的提纲的依据是真正马克思主义则原,同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反对议会制的论据毫无共同之处,所以我希望那些同意以马克思主义原则为提纲基础的、完全和实际赞同反对议会制的同志,会投票赞成我的提纲。



布哈林的结束语



布哈林

  同志们!首先提一点初步意见。我在第一次发言时,认为不需要再重复提纲中已经阐述过的东西。同时,那些反对我的意见的同志也都说,根本不需要辩论了。博尔迪加同志在其第一次发言中谈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区别,谈到资产阶级民主的各种特征。这都是无须争辩的,我们完全同意他的见解,而且这种见解是我们首先谈到的。可见,博尔迪加同志的第一次发言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发言,十分之九的内容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辩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同意他们的意见。所以,在我的结束语中就不再重复这些内容了。当然,若是加拉赫同志在会上宣称:“我们主张采取直接行动”,那么,这些内容就不是次要的了,而是头等重要的了。但是,我不打算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用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耽搁时间。

  列宁同志谈到共产党员的弱点,并且正确指出:恰恰是最弱小的共产党,才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可以说,是通过演绎法得出这个结论的,而我是凭经验向一些同志证明这一点的。我同反对议会制的赫尔措格同志谈过,他对我说:“那当然了,如果我们像你们那样,有一个如此强大的党,那情况就不同了。”玛丽·尼尔森同志也是反对议会制的,她对我说:“如果执行委员会和第三国际给我们派人来开展议会活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是两个证据,这两名反对议会制的同志(占出席大会的反对议会制的人数的40%)证实了列宁同志的这个论据,他们因为软弱而成为反对议会制的人。也许,这是原则上反对议会制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的最好证明。

  我们也可以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来证明这一点。拥有强大共产党的俄国,主张利用议会;德国也主张利用议会;意大利大多数也赞成利用议会。但是,只有共产主义小组的瑞士和丹麦却反对利用议会。

  现在来谈谈反对我们的那些论据。我们说,经验证明,革命议会制是可行的,并举出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同志的例子。那么,人们对我们提出什么异议呢?博尔迪加同志说,我们有李卜克内西,但是,我们还有黄色的社会民主党,这种议会活动的总对比,结果是非常不好的:同李卜克内西的议会活动相比较,社会民党的背叛活动所占的比重极大。但是,很显然,这种论据是完全不可信的。我们谈的是共产主义议会制。根本不能把其他事物拉扯进来。这是一种诡计,想借助干它来欺骗我们。加拉赫同志说:李卜克内西的活动,只是由于他和群众一起走上街头,才有其意义。而我们却恰恰持有这种意见,即议会工作应同街头活动相结合!何况加拉赫同志本来就知道,李卜克内西曾在议会讲坛上号召起义。任何人都不敢说,这是有害的活动。

  第三位反对者、工团主义者苏希同志说:“议会制在俄国和芬兰已经破产了,而你们却鼓吹议会制。”不过,要知道,议会制在俄国彻底垮台了,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却是由于我们在议会内进行了斗争,才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这种垮台。这是事实。可是,现在对俄国这样提出问题,是不对的。目前在俄国,根本谈不上议会制问题。您本来应当证明我们过去加入议会时的策略是错误的,而您在这方面却没有提出任何论据来。我们所以取得了胜利,就是因为我们的策略是正确的。

  博尔迪加同志企图寻找各种非常巧妙的论点。譬如,他说:“当然,我们可以利用各种手段,但议会制不是手段,而是一种机构。”所以他认为,他引用了这种有力的论据以后,我们的所有论证就站不住脚了。博尔迪加同志!请问,怎样和何时才能确定手段与机构之间的原则区别?就拿帝国主义政府动员参战来说吧。在我们面前会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应当排斥军队,还是参加军队。从战争一开始,我们就主张参加军队。早在战争之初,我们就说过:当人民武装起来时,他们将比较容易地战胜一切。为了把武器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利用这样的机会。军队是一种机构吗?当然,它是金融资本手中的资产阶级机构。有谁能说,我们不是把这种军队当作手段来加以利用?显然,就是作为手段加以利用的。在这个例子上,博尔迪加同志可以很容易地相信,手段与机构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甚至资本的这一最重要的镇压武器,也可以变成我们所掌握的反对资本的武器。我们用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我再一次强调指出,这里说的不是个性或理论公式问题,也不是词句问题,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博尔迪加同志总是在两种观点之间摇摆不定。有时,他维护我们指出的那种观点,它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观点。而他的提纲却是另外一回事。他在提纲中说,我们要在议会里开会,同资产阶级一起工作,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论点。接着,他又说,由于许多特殊情况,不能利用议会——这又是另外一种论点了。他的各种论点如此混乱地搅在一起,要解开这个结子,是相当困难的。

  再谈谈加拉赫同志的论点。他说:“我们不止一次地得到这种经验,即一个人一加入议会,在那里就成了叛徒。”另外一位同志(似乎是赫尔措格同志)说,议会里总有许多贪污受贿的事情。当然,我们注意到,是有这种事情,但我们要问加拉赫同志,难道他不知道工联中也有这种事情吗?有一个工联书记贪污受贿的典型例子……难道我们这里没有发生过编辑在做革命报纸工作之前就已变成坏蛋这种事吗?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事例。例如:我们曾经是一个秘密的党,在第一次(二月)革命以后才发现,在我们党的一些组织里,几乎有一半成员是奸细。当时,所有的机会主义者都对我们说:“瞧,秘密的党要把我们引导到哪儿去?秘密工作总是和奸细的活动有联系。我们应当反对秘密工作,因为秘密的党是各种奸细聚集的地方。”所有各国的机会主义者都谈过这种意见。每个机会主义者都高傲地把站在他左边的人称作无政府主义者和奸细。这似乎应成为反对秘密活动的论据。议会制问题也与此相似。由于意大利和法国的议会党团极其倾向于机会主义,所以它们决不执行共产主义政策,有些同志得出结论说,一切议会制,甚至革命的议会制,都必然是背叛工人阶级的。然而,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得到证实,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认为的,目前是真正的革命时代,或者不是。在原则上反对议会制的同志,认为当今的时代是高级阶段的革命时代。如果他们从这一前提出发,那他们就应当说,正是这种时代的革命特征才能成为反对贪污受贿、反对议会党团机会主义的最好保证,才能成为建立真正集中的共产党的良好基础。这是两个最主要的前提,我们不需要其他任何保证。一方面,工人阶级革命在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正在建立的集中的共产党实行监督,这是反对议会党团内部的机会主义的最好保证。我认为,这也是反对赫尔措格同志的一个论据。他说,倍倍尔是个机会主义者,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也这样说威廉·李卜克内西。我可以证明,倍倍尔是一个大机会主义分子,这正如饶勒斯带着他的法国革命的全部传统变成社会爱国主义者一样,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但倍倍尔是上一个时代的化身,怎么能把他作为当前完全相反的情况下的例子呢?这个例子是不适宜的。

  对于德国工团主义者的发言,我还有一点意见。他提到我,说我内心里本来是反对议会制,但又不得不维护这个讨厌的东西。所以他说,在我发言时,他不能摆脱这种感觉。但是,在他发言时,我也有些感觉,即感到他在哭什么人。我认为,他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一条重要的论据。至少,我在他的发言中没有发现。博尔迪加同志在其最后一次发言中谈到的情况,就是反对德国工团主义者的观点的一个证据。我们认为,这再一次证明我们的策略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号召所有的同志到议会中去,并高呼:“打倒议会制!”


墨菲(英国,车间代表委员会):

  在座的车间代表委员会运动的代表使我深信,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在下议院中帮助工党议员。

  我不希望不实事求是地描述某个人,因此,我宣布把我发言中提到的所有的人名删掉。我注意到他们的声明了。

  然而,这并不改变我的论点的含义。


沙波林(保加利亚):

  同志们!赫尔措格同志在其发言中竟敢于否定我在这里引用的关于保加利亚共产党的议会活动的事实。这位同志的大胆精神,使我们感到吃惊。他不向我们代表团了解情况,竟从一些诋毁性的和带偏见的资料中搜集材料,从而对我党进行了污蔑和中伤。我代表保加利亚代表团,对赫尔措格同志的这种行为和作风表示抗议,这种行为和作风是党内同志所不应该有的。

  我们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是公开进行的,是大家都了解的。为了在大会上介绍一些同志所关心的详细情况,我列举了数十个重大的事实,以及一些最享盛名的受审代表同志的姓名和日期。赫尔措格的污蔑中伤,并不能损害我党的形象。


戈尔登贝尔格(法国):

  我对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提出如下的修正案:

  “在有利于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的革命危机时期,抵制选举是真正必要的。在议会、资产阶级专政机关和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之间展开斗争的时刻,邀请工人参加立法机关的选举,这的确是促使工人思想混乱,而且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这种行动方式只会增强资产阶级阵地,使它有时间集中力量去危害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却因而遭到瓦解。确实不应忘记,议会活动要从属于议会外的活动,在议会外开展的夺取政权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重心。这可说明,议会制问题,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群众夺取政权斗争问题相比,重要性就小得多了。”


波拉诺(意大利):

  我同意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议会制问题的提纲,我赞成这个提纲,但我要声明,我作为意大利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投赞成票,并不符合青年联盟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

  意大利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为避免拥护选举派和反对选举派之间发生分裂,决定在其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不谈选举问题,允许它的成员在不退出意大利社会党的情况下,可随意支持共产主义党团中符合他们个人信念的那一派(拥护选举派或反对选举派)。

  我宣布,回到意大利以后,我将全力以赴地使意大利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改变这种模棱两可的立场,使它站到我现在表示赞同的提纲的立场上来。

  我还要宣布,我投赞成票是对意大利社会党议会党团的活动很少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一种抗议,因此,我希望意大利社会党执行局能使其议会党团服从严格的纪律,并使它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


塞拉蒂(意大利):

  请允许我首先向布哈林同志表示感谢,因为他使我成了一个政派的首脑,而我只不过是《前进报》的一个负责人、意大利社会党执行局的一名成员罢了。

  (博尔迪加笑着请求发言。)


塞拉蒂

  同志,你没有权利笑!我从来都没有妄想成为一个政派的首领,不存在“塞拉蒂派”,我只不过是一名随时履行共产党人职责的党员。

  我同意委员会多数成员提出的提纲,因为它符合1919年在波伦亚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且它同我们意大利党执行局考虑当地条件后提出的意愿相一致。我认为,特别需要把党的权力集中起来,取消议会党团的各种自主权,使它服从执行局的严格监督。

  此外,我认为需要声明的是,意大利社会党议会党团的分团(这是布哈林同志在这里选出来的),有些自行其事,它只不过大致适应议会党团内的实际情况罢了。

  的确,在意大利议会党团内,出现过反对共产主义性质的活动,但是,具有革命性质的活动占极大多数。例如,在意大利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我们议会党团就运用了布哈林所指出的那种共产主义的议会活动原则:我们的代表当着国王的面展开了红旗,并高唱《国际歌》走出会场。


博尔迪加

  这还不是革命。


塞拉蒂

  这是对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抵制。我们要经常不断地进行这种抵制。

  (博尔迪加想打断他的话。)


塞拉蒂

  不要打断我的话,博尔迪加同志。在你发言时,我为了不打断你的话,我一直在睡觉。(笑声。)

  格拉齐亚德伊同志在意大利议会中热心捍卫苏维埃共和国,因而整个议会党团都支持他。这是完完全全的革命议会活动。

  我们还主张向资产阶级议会提出革命的法律草案。提出法案的目的,不是要通过它们,而是要向无产阶级证明,哪些事情是资产阶级做不到的,而无产阶级应当做些什么。

  因此,我将无保留地赞同执行委员会的提纲。


赫尔措格(瑞士):

  保加利亚代表团认为,我们说的有关共产党议会党团的活动,是造谣中伤。这种指责是经不住反驳的。我认为,我的发言所依据的资料是绝对可靠的,因而没有必要收回我的发言。况且,保加利亚代表团指责我造谣中伤时,并没有试图向我指明这些资料的真假。



表决议会制问题提纲并将修正案交由委员会审议



季诺维也夫

  博尔迪加同志提出自己的提纲,不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提纲。

  我建议停止辩论。谁赞成请举手。(通过。)

  现在表决议会制问题的提纲。然后听取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提纲为大多数所通过,反对的7票,赞成博尔迪加提纲的5票。全部修正案交委员会审议



拉狄克作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季诺维也夫

  现在由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人拉狄克同志讲话。


拉狄克

  我想,我用不着向大家宣读代表们的姓名。代表名单将分发给大家。各国参加大会的代表名额如下:

  资格审查委员会确定英国社会党的6名英国代表有表决权。德国共产党有5名代表有表决权。在法国的5名代表中,有2名是共产党的代表,8名是第三国际委员会的代表。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有2名代表。奥地利共产党有4名代表。西班牙的代表是西班牙全国劳动联盟的成员佩斯塔尼亚同志。匈牙利有2名共产党代表,保加利亚有3名共产党代表,南斯拉夫有1名代表,意大利有3名社会党代表,墨西哥有2名共产党代表,瑞士有3名共产党代表和2名左派社会民主党代表。共产主义组织执行局的2名代表和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共产主义小组的1名代表作为土耳其的代表出席大会。下列各国共产党人的代表名额如下:波兰1名,东加里西亚2名,立陶宛和白俄罗斯2名,格鲁吉亚5名,拉脱维亚3名,波斯1名,朝鲜1名,芬兰5名,荷兰2名,亚美尼亚2名,比利时1名,阿塞拜疆1名,俄国63名,美国5名(其中共产主义工人党3名,美国共产党2名)。共产党和社会党混合组成代表团的名额如下:荷属印度2名,挪威8名,丹麦2名,爱沙尼亚2名,捷克斯洛伐克左派社会民主党2名。

  青年团和青年共产国际有12名代表,德国1名,俄国4名,挪威2名,意大利、法国、瑞士和格鲁吉亚各1名,青年共产国际2名。代表大会上有42名代表有发言权,其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4名(共产党人),爱尔兰2名(共产党人),意大利5名(共产党人),立陶宛2名(共产党人),布哈拉1名(共产党人),捷克斯洛伐克2名(共产党人)。共产党和社会党混合组成代表团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名额:意大利5名,德国5名,波斯2名,爱沙尼亚1名,奥地利1名,芬兰3名,法国8名,美国和墨西哥各1名,印度和澳大利亚各2名。英国全国青年工人联盟有1名代表有发言权,在俄国的中国工人中央局和共产主义崩得各有2名代表有发言权。我们无法解决东加里西亚问题。目前,它尚未获得解放,它既不属于波兰,也不属于匈牙利,而且也没有独立。我们把它看作独立的国家,有2名代表有发言权。

  委员会里对瑞士的布尔格斯道尔弗同志的代表资格曾提出异议:有人认为,这个同志不久以前曾任资产阶级报纸的编辑。现已查明,他在很久以前做过这种报纸的编辑,但后来他成了社会党人,并拒绝再做报纸的编辑工作。这个问题已在瑞士调查清楚,所以也就解决了。

  至于表决权的分配问题,这里对执行委员会的提案所作的改动极少。我们基本上完全同意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分配方案。只在一种情况下缩减了表决权的票数,关于这种情况,我还要谈到。现在决定德国、法国、英国、俄国、美国、意大利各有10票表决权,奥地利、荷兰各有7票,墨西哥、波斯、印度、瑞士、土耳其、保加利亚,必要时,以及爱尔兰、拉脱维亚、朝鲜各有4票,立陶宛有2票。

  委员会决定建议代表大会给荷兰4票表决权,而不是7票。这个决定为执行委员会大多数所通过。荷兰有较多票数的表决权,这与实际情况不相称。无论就其国家来说,还是就其政党来说,其重大程度都不能使它在共产国际中居第二位。

  我们收到了对承认帕列斯季娜代表资格的抗议书。委员会还需要研究一下。代表大会还要解决两个问题,即关于英、美两国的表决权分配问题。英国人分为两部分:英国社会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代表。我个人的意见是,表决权应各占一半。代表大会势必要解决这个问题。至于美国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收到了关于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的通知。但是,两党还没有完全统一。

  一部分人不愿意加入这个统一的党。因此,我们面前就出现一个问题:如何分配代表资格。统一的共产党声明,它想得到全部代表权。一部分未加入该党的代表要求给他们一部分代表权。代表大会还得解决这个问题。


季诺维也夫

  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应当批准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或者我们开始辩论。现在付诸表决:赞成开始辩论的请举手。(未通过。)赞成我们以代表大会名义批准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全部提案的,请举手。关于批准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的提案被通过。


  (会议于11时30分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