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左翼反对派遭到攻击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生·通信宣传·加拿大的斯佩克特·斯大林派的排斥，诽谤，流氓手段·向共产党中央全会呼吁·公开会议·托洛茨基主义政纲的发表·左翼反对派的第一次全国会议·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
上周讲到我们最终脱离了斯大林化的共产党，遭到开除，成立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派别，开始了争取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生的历史性斗争。我们的行动彻底改变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局势，把令人意气消沉、堕落的国内派别斗争一下子转变成了拥有国际性目标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原则性斗争。在这场突如其来的转变中，人们可以看出，这再次显示出了思想（在这个例子中是未被篡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何等强大的力量。
这些思想克服了两类障碍而前进。前面我简单讲了一下国内的派别斗争，它曾把我们带进了死胡同。我们只顾着考虑自己的小派别，我们的眼光只局限于本国，这挫伤了我们的士气。这种形势似乎永无解决之日。另一方面，在遥远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在组织意义上已被彻底打垮。领袖被开除出党，遭流放，剥夺了公民权，遭到刑事起诉。托洛茨基被流放至遥远的阿拉木图。他在全世界的支持者队伍涣散、缺乏组织。然后，经过一系列事件后，形势得到了好转，一切开始走上正轨。托洛茨基从阿拉木图把唯一一份马克思主义的文件发给共产国际六大。它穿过秘书机关的漏洞，传到了几个代表——特别是美国党的一个代表和加拿大党的一个代表——手里。这份传达了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件，在恰当的时机传到了恰当的人手中，这就足以产生一场迅速而深刻的转变，也就是我们上周回顾过的那场转变。
随后，这个运动在美国开始了，它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影响；一夜之间，斗争的整个画面、整个前景就改变了。被官僚正式宣告死亡的托洛茨基主义重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了新的希望、新的热情和新的精力。美国党的报刊对我们大加挞伐，全世界的报刊，包括莫斯科的《真理报》都转载了。被监禁和被流放的俄国反对派通过或迟或早送到他们手中的《真理报》，知道了我们的行动，知道我们在美国造了反。反对派的斗争已到了最黑暗的时刻，此时他们突然得知，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已经有新的生力军走上了战场，而美国本身的力量和分量，使美国共产主义者所做的事情也变得重要起来。
我说过，列夫·托洛茨基当时与世隔绝地生活在阿拉木图的小村庄里。当时，（俄国以外的）世界运动正在退潮，它没有了领袖，遭到了镇压，陷于孤立，几乎不存在了。此时，在遥远的美国出现了一支新部队，的确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这个消息的激励下，各个反对派小组又重新开始出版简报和传单。最令我们振奋的是，我们相信处境窘迫的俄国同志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们在1928年开始的历史性斗争最令人高兴的方面之一——我们的斗争，传到了各个监狱和流放地的俄国同志那里，鼓舞和激励了他们，让他们获得了新的希望和力量，来坚持斗争。
我以前说过，我们开始斗争时，对自己将要面临的一切一清二楚。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和细致准备后，才迈出了这一步。我们参加的是一场旷日持久、敌众我寡的斗争。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没有速胜的乐观想法。我们的每一期报纸、每一次声明都反复指出这场斗争的基本性质。我们强调必须放眼未来，坚韧不拔，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来证明我们纲领的正确性。
“三个无兵之将”，从左至右：阿伯恩、坎农、沙赫特曼
第一件事当然是发行我们的报纸《战士报）。许多小派系自满于出版秘密分发的油印公报，《战士报》可不是这种东西，而是全尺寸的印刷报纸。然后我们开始工作，我们三个人——阿伯恩，沙赫特曼和坎农——他们轻蔑地称之为“三个无兵之将”。这成为了流行的称号，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有军队，但这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心。我们拥有纲领，坚信这个纲领能让我们拉起一支大军。
我们开始四处联络；无论在何处知晓什么人，或者无论何时听到有人有兴趣，我们就会写给他一封长信。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性质。过去我们，尤其是我，习惯于对着相当多的听众演讲——在我们被开除前不久，我巡游了全国，对着数百人演讲，有时是数千人。现在我们不得不对着个人讲话。我们的宣传工作主要包括：寻找共产党内或接近党的孤立个人——他们或许会感兴趣——的名字、安排一次会谈、花费好几个钟头与这些单独的个人谈话、写长信解释我们的所有原则性立场以求争取到一个人。而用这种方法我们吸收到了人员——并不是以十计，以百计，而是逐个地吸收到的。
斯佩克特（Maurice Spector）摄于1930年代。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个重大变动发生后不久，斯佩克特就在加拿大做了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事情在加拿大也发生了；一个有力的加拿大小组成立了，并开始同我们合作。在芝加哥，明尼阿波里斯，堪萨斯城，费城，我们接触过的同志开始来到我们的旗帜下，人数通常不多。我认为，芝加哥开始时有十几个人。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人数相同。在堪萨斯城有三四个；费城有两个：令人敬畏的摩根斯坦恩和古德曼（Goodman）。在一些地方，只有一个人独自进行着我们的斗争。我们从纽约各处招来了一些人。初期我们能够进行组织级别的接触的地方，也就是南伊利诺伊矿区、克利夫兰和圣路易斯这几处。
正当我们忙于单人鼓动（这是我们在I.W.W时的叫法，也就是劝说别人改变信仰）时，发行量较大的《工人日报》连日用整版、有时是两版的版面来向我们疯狂开火。这些文章连篇累牍地控诉我们卖身投靠美帝、勾结工人之敌与帝国主义强国、企图颠覆苏联，成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急先锋”。在这场从政治上搞臭、批倒我们的运动中，这些报纸日复一日地刊载这些内容，企图截断我们与共产党员的个人联系。在街上和我谈话、拜访我们、与我们有任何交流，都成了足以被开除的罪过。人们被带到共产党的审查会上，被指控犯有参加了有我们出席演讲的集会、买了我们在联合广场总部前出售的报纸、以前跟我们接触过等罪名——他们被迫保证以后同我们断绝关系。一堵隔离墙立了起来，阻断了我们同共产党员的联系。多年的熟人和同事，一夜之间就形同陌路。你们应该记住，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外围活动就是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是职业党务工作者。在党及其外围组织之外，我们没有利益和社会交际。多年以来，我们日常工作中所有的朋友、同事、合作者都在这个圈子里面。然后，一夜之间，这个圈子把我们拒之门外。我们完全与之隔绝。当你转而效忠另外一个组织时，总会发生这类事。一般来说，这不是很严重，因为当你离开一个固定的关系（政治的，个人的，社会的）时，很快就被推到一个新的环境。在新环境中你会找到新朋友，新的人，新同事。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却只经历了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与旧识的关系都被切断了，又无法建立新的关系。我们没有组织可以加入，认识不了新朋友、新同事。除了纲领和赤手空拳外一无所有，我们不得不创立一个新的组织。
开头那段日子里，我们要顶着某种压力活着，在许多方面，这种压力都是人类所能忍受的最可怕的压力——在社会上被自己的同类人孤立。在很大程度上，我个人凭借着过去的经历，已准备好应付那种煎熬。一战期间，在我老家，在那些我认识了一辈子的人当中，我活得像个贱民。因此，这第二段经历对于我来说，也许不如某些人那么艰苦。有许多同志曾是我们的朋友，他们私下里同情我们，还有许多人，他们至少是同情我们的思想的，都由于害怕遭到可怕的孤立的惩罚，而不敢加入我们或同我们联系。对于我们一小群托洛茨基主义者来说，这不是一段轻松的经历，但它仍旧是一所好学校。某种思想如果能赢得你的信奉，那也就值得你为之奋斗。在美国左翼反对派的最初时期，我们这个年幼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遭到的诽谤、孤立与迫害很好地训练了我们，使我们做好了准备，在二战期间，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重压降临到坚定的异议分子和反对派头上时，让我们得以顶住了社会的压力和孤立。
斯大林派的第一种武器是诽谤。第二种武器是排斥。第三种是流氓手段。
试想一下，有一个拥有数万党员及外围群众的党，在他们的武库中拥有不止一份日报而是十几份日报，拥有无数的周刊和月刊，资金充足，并由一个庞大的、由职业工作者组成的机关。这么大的力量，全部都用来对付屈指可数的一小群人——这些人手无寸铁，孤立无援，除了自己的纲领及捍卫这个纲领的决心之外，他们一无所有。他们诽谤我们，孤立我们，当这些伎俩未能弄垮我们，他们就企图从肉体上消灭我们。他们企图堵住我们的嘴不让我们说话，攥住我们的手不让我们写作，甚至是从肉体上消灭我们，这样他们就可以逃避同我们辩论了。
我们的报纸是专门针对共产党员而编写的。我们并不打算一下子就能扭转乾坤。我们首先将信息传递给那些我们认为是先进分子的人，那些最有可能对我们思想感兴趣的人。我们知道，自己必须从他们的行列当中招募成员，至少要招到第一支部队。
我们小小的报纸印出后，编辑和成员就得去卖报。我们写好文章，然后去印刷所，在排字间一直等到纠正最后一个错误，急切地等着第一份报纸印出来。每一期《战士报》都是一件新武器，它的出版总是令人兴奋不已。然后我们夹着扎好的几捆报纸，去联合广场的街头叫卖。当然，让三个编辑改行去干报童的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缺乏助手，不得不这么做；不总是这么做，只是偶尔为之。不仅如此，为了在联合广场卖报，我们有时还会挨打，这时我们不得不自卫。
今日我顺手翻阅了《战士报》的第一期，想起了当时的一些事，我读到了第一篇关于我们挨揍的报道，这事发生在我们被开除后的头几周。我们打了斯大林派一个措手不及，在他们回过劲来以前，我们已经出版了一期《战士报》，并在共产党总部门前以五美分一份的价格出售。这产生了一阵极大的轰动。几周内，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们决定试行斯大林的武力方法。
《战士报》上的第一篇报道讲述了匈牙利组的两个妇女同志在一个夜晚带着几捆报纸去那里，打算售卖。流氓对她们拳打脚踢，把她们赶出了街道，还撕碎了她们的报纸。这作为第一起对我们的歹徒攻击而报导在《战士报》上。
之后这成了一件多少有规律的事情。我们坚持立场。我们到处大声张扬，让他们在全城出丑。每周六下午，我们都要动用所有力量去那里，围着编辑，保护他们，不让斯大林派的流氓赶走我们。一场接一场的斗争发生了。
这斗争耗费了头几个星期的时间。到了12月17日，共产党中央全会在纽约举行。而在这里，我又想指出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策略的一个重大经验。就是说，我们没有抛弃党，而是又来到党的面前。在10月27日被开除后，我们于12月17日来到全会会场，敲门说道：“我们要对开除我们的决定提起上诉。”他们安排了一个时间，允许我们在100至150名的党的领导面前上诉。当时洛夫斯东派这么做，不是出于民主，也不是因为他们遵守党章，而是为了派别斗争。你们知道，开除我们并没有结束福斯特派与洛夫斯东派之间的派别斗争。占据多数的洛夫斯东派心怀鬼胎：如果同意我们发言，有助于他们将福斯特派中伤成“托派的调解人”。我们利用他们两派之间的裂痕，参加了全会。我们不存幻想。我们甚至不指望能说服他们。我们不关心他们他们反对福斯特派的小伎俩。我们考虑的是提出我们的正式呼吁，并把发言稿印在《战士报》上面，四处散发。
“三个无兵之将”以所有被开除者代表的身份出现在了十二月全会上。我做了两小时的发言。之后我们被赶出了会场。第二天这个演讲以“我们向党的呼吁”为标题，印在了下一期《战士报》上。
我提到了斯大林主义者动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诽谤，排斥和流氓手段。在美国斯大林主义领导的武库中的第四种武器是入室行窃。他们很害怕这个用托洛茨基纲领的伟大思想武装起来的小组织，所以千方百计地想要赶在它获得听众之前击溃它。一个周日下午，我参加完我们第一个纽约支部的一次会议回来后——12或13个人庄重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组织，为推翻美国资本主义做好了准备——发现房间被从上到下地洗劫了一遍。我们不在时，他们撬开了我屋子门上的锁，破门而入。一切都是凌乱不堪；我的所有个人文章，文件，档案，信件——他们能下手的一切——都散落在地上。显然，在他们能够运走战利品之前，被我们撞破了。后来当我外出巡游几周时，他们回来完成了这项工作。这一次他们拿走了一切东西。
我们坚持自己的路线，继续斗争。我们喊声震天，无情地揭露他们，将他们的偷窃和流氓行径公之于众，迫使他们退缩。他们既无法消灭我们，也无法迫使我们沉默。当然，在这时，过去的经验令我们占了我们极大的优势。我们已饱经磨练。我们参加了相当多的战斗，所以不会被区区的盗窃和诽谤吓倒。我们懂得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一切对他们不利的事。我们用政治武器去战斗，这武器比流氓的木棒或窃贼的撬棍要强多了。我们向有善意和共产主义意识的党员呼吁，开始有人因为反对斯大林派的这些行径而向我们靠拢，我们便吸收了这些人。
几周后，我们于1929年1月8日组织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第一次公开集会。今天我察看了《战士报》的第一份合订本，在1929年1月号的头版上看到了那次集会的公告。我承认，当我回想起我们朝纽约激进派圈子里投下那个炸弹的那一刻时，心里还是有点激动。一个大招牌悬挂在劳工会堂的前面，上面写着我要就“托洛茨基和俄国反对派的真相”进行演讲。我们来到会场为之准备防卫。意大利裔的波尔迪加派小组、我们的匈牙利裔同志、一些同情共产主义而且不赞同压制言论自由的个人，以及我们最近吸收的勇敢队伍都来帮助我们。他们被部署在劳工会堂讲坛的周围和靠近门的地方，以确保会议不会被打断。所以那次会议顺利完成，没有被打断。
大厅里挤满了人，不仅是同情者和皈依者，还有怀着各种动机、兴趣、好奇心的人。演讲非常成功，巩固了我们的支持者，争取了一些新成员。它也让斯大林派阵营万分惊恐，吓得他们对我们施行更多的暴行。
我们打算就同样的内容举行全国巡回演讲。我试图在纽黑文演讲，但在这儿，他们的人数彻底超过了我们。斯大林主义者包围了我们，集会被彻底破坏。我在波士顿演讲；这儿我们做了较好的准备。我早几天到达，顺便走访了在I.W.W.内的老朋友，看看他们能不能从港区找几个小伙子帮忙，好让我们能自由发表演说。后来来了十几个小伙子守着讲台。斯大林派的一帮流氓也想来砸场子，但他们觉得要是真动手的话准会被打得头破血流，所以没敢下手。波士顿集会成功结束。毋庸多言，在这一历史场合，我的主席是安托瓦内特·科尼科夫（Antoinette Konikow）[1]。在波士顿，按照托洛茨基纲领，成立了一个小组，有八到十个同志参加了这个小组。
在克利夫兰，我们打了一仗。著名的阿姆特（Amter）是该地区组织者，他带了一帮打手，想驱散我们的集会。我们也有几个倒向我们的小伙子，他们征集了许多同情者，激进分子，和其他赞同公平竞争和自由发表演说的人。我们从纽黑文得到了教训，把自己的人围着演讲者绕成一圈。我开始演讲，讲了几句，据我回忆，我使用了这样的表达方式：“我想向你们解释这场战斗的革命意义。”
阿姆特站了起来，说道：“你是指反革命意义吧。”
这显然是个暗号。斯大林派的打手开始咆哮，吹口哨。“坐下，反革命分子，”“叛徒，”“美帝特务，”等等等等。他们闹了大约十五分钟，会场一片混乱。他们想使我除了喧闹声，什么也听不见。这就是他们打算澄清问题的方式：只需打断我演讲。我们有另外的办法。显而易见，如果必要的话，阿姆特打算整夜咆哮。我们的中队已就绪，等待我发出暗号。我最后说道，“好的，开始吧。”随即，他们追打阿姆特和他的一帮人，一个个地把他们抓起来，从楼梯上丢下去，清理了大厅，驱除了斯大林派的乌烟瘴气。然后一切都很顺利；会议没有遭到进一步的干扰而进行下去。我们得到了最美妙的和平和安静。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在芝加哥演讲，斯大林派派来了一帮人，但他们不敢下决心动手。我顺利完成了演讲。
我出差时，在晚上会有形形色色的斯大林派干部来找我，像圣经中的人物尼哥底母（Nicodemus）[2]一样。其中之一是在以后年代中成为共产党内的大人物和底特律的地区组织者的B.K.格伯特（B.K.Gebert）。这个痛苦的人来到我在芝加哥住的旅馆找我。他讨厌针对我们的所有伎俩。格伯特是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同情我们的斗争，但却不能离开党。他无法与他所熟悉的整个生活决裂，从头开始。像他这样的人有很多。许多人受制于人，身不由己。有的害怕挨打；有的害怕诽谤；有的害怕孤立。斯大林派动用全部这些方法，吓住了成百上千的人，在自由的环境中，这些人可能会或多或少地同情和支持我们。
在明尼阿波里斯的集会上，如多年后我在北明尼苏达联邦法院上所证实的那样，我们取消了护卫。在明尼阿波里斯，我们的力量相当强大。明尼阿波里斯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领袖，邓恩，卡尔·斯科格伦德和其他人，都出来支持我们。他们自己也挺能打架，然而他们疏忽了。认为组织理论集会时流氓不会来胡闹，无需制定特殊的防御计划。这是一个错误。我们的人迟到了，斯大林派的流氓抢先赶到会场，他们棒打门口的奥斯卡·库弗，冲进大门，占据了这个很小的讲堂的前排座位。当我站起来演讲时，他们就开始像克利夫兰的阿姆特那帮人那样折腾。几分钟后，我们跟他们扭打在一起，场面一片混乱。后来警察冲进来驱散了集会。这是明尼苏达州的一件相当可耻和令人泄气的事情。因此我决心留在这里，再开一次会。我们前往I.W.W的礼堂，建议同他们结成保护言论自由的联合阵线。我们与I.W.W、一些同情者等人一起组成了工人卫队。会议安排在I.W.W的礼堂里；传单上宣布这次会议将得到工人卫队的保护。卫队从五金店买来大型斧柄，这种斧柄又好看又好用，卫队拿它们来当棍棒用，带着这些棍棒的卫队来到了会场。守卫者在演讲者前面沿着墙排成一行。其他人被布置在门旁。主席平静地宣布允许提问和讨论，但演讲者发言时不许干扰。会议进行得很顺利，没有任何干扰的迹象。我们团体在明尼阿波里斯的组织工作圆满完成。
在纽约，随着我们举行的例会越来越多，斯大林派也加大了打击我们的力度。在劳工会堂这里召开的一次集会就被驱散了。他们常用的计划是带队冲进会场，把演讲者赶下讲台，抢占会场，把集会变成反托派的示威。但他们从未成功过，因为在讲台前总是有我们的装备着必要工具的守卫。斯大林派从未碰到讲台，但他们会挑起群殴，引得警察出动，在混乱中破坏集会。斯大林主义者再次尝试这种行为，但遭到惨败，被赶了出去。当斯大林主义者作出最后的尝试以驱散我们在上东区——我们的匈牙利组用来开会的地方——的一个礼堂举行的集会时，形势真达到了高潮。1929年的5月1日，我们被开除后的春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了一次五一劳动节庆祝会。今天我浏览了《战士报》，看见了在匈牙利礼堂里举行的五一劳动节集会的公告，附加的声明是这次会议将在工人防卫队保卫之下举行。这次防卫得很好；我们的策略是不让捣乱者进入。我们自己的同志，同情者和所有那些明显是来庆祝五一劳动节的人被准许进入。当斯大林主义者试图强行闯入时，被我们守卫在楼梯上挡住了，脑袋被狠狠揍了一顿，最后他们觉得冲不过来就跑了。我们平安地举行了会议。
我想是在下一个周五，斯大林派由于未能按照指示驱散五一节集会，便决定向匈牙利小组进行报复，当时匈牙利裔同志们正在举行秘密会议，有八到十人在悄悄处理支部的普通事务。这些人当中有年约五十的共产主义老战士路易斯·巴斯基，和他年约八十的老父，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和他儿子的积极拥护者。几个妇女同志也在这里开会。突然礼堂遭到了一帮斯大林主义流氓的袭击。他们直接冲进来，开始殴打女人和男人，包括老巴斯基。我们的同志拿起凳子或椅子脚，竭力自卫。有个出席者是职业木工，口袋里装着职业工具，就在血战当中，他看见这帮流氓在殴打老人，怒不可遏，冲上去痛打了其中一个。这个恶棍后来被同伙抬去医院，在那里躺了三周，医生都不敢确定他能否挺过来。
此后，斯大林派停止了对我们的集会的袭击。他们彻底搞砸了，招致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愤慨。他们总算明白了，我们不会放弃集会和演讲的权利，我们会奋起反抗，我们是打不垮的。从那以后，只有零星的针对我们的暴力现象。我们争取到了言论自由，这不是因为斯大林派流氓良心发现，而是因为我们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进行了坚定而勇猛的斗争。
与此同时，因为我们奋勇作战，我们赢得了新成员和同情者。我们人数虽少，遭到着所有的诽谤、孤立和暴力攻击，但我们依然挺身坚持着。我们想方设法定期出版自己的报纸。每次斗争后，我们都会变得更加强大，这吸引了同情者和支持者。许多纽约的激进分子、共产党的同情者、甚至还有共产党员都会为了保护言论自由，来协助我们保护集会。我们的斗争和勇气，以及他们对斯大林派的伎俩的厌恶，促使他们向我们靠拢。然后他们开始阅读我们的材料，研究我们的纲领。他们一个一个地开始投向我们，我们便培养他们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最早的核心，是在真正的斗争的烈焰中吸收过来的。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我们在各个城市建立起了这样的小组，不久之后，我们的全国组织就已初具规模。
《战士报》每两周出一期；这是如何做到的，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们，而且我不愿去回想当初是怎么解决报纸的财政问题的。靠着忠实的朋友的帮助，我们做到了。通过某种方式我们做到了，而付出了相当巨大的牺牲。但我们出版了自己的报纸、传播了自己的信息，我们觉得尽了自己的责任，履行了自己肩负的重任，从中在智力上和精神上获得了补偿，跟这些比起来，我们的牺牲算不得什么。
我们一直联系不上托洛茨基同志，不知道他生死下落。有报道称他生病了。我们从来不敢期望能见到他或与他直接联系。我们与他的唯一联系纽带是我从莫斯科带回来的那份文件，以及我们后来从欧洲团体收到的其它文件。在一期又一期的《战士报》上，我们开始陆续出版从1924年到1929年整个时期的各种俄国左派反对派的文件。我们打破了对托洛茨基及其在俄国的志同道合者的封锁。
随后在1929年的早春，我们被开除的几个月后，全世界的新闻界都因托洛茨基被驱逐出俄国的消息而震惊不已。消息没有说他会被遣送至何处。报纸上日复一日地充斥着种种臆测，但没有一则消息谈到他的下落。这种现象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我们为不知道托洛茨基是死是生而牵肠挂肚，直至后来收到他已到达土耳其的消息。1929年的春天，我们开创以他的名字而命名、基于他的思想的运动的四五个月后，终于与正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首次建立了联系。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很快我们就收到了答复。从那时起，直到他去世的那天，除去他被软禁在挪威那段时间之外，我们与自己的运动的创始人和导师的最亲密的联系从未中断过。
1929年2月15日，我们被开除后不到四个月，当时共产党正在筹办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出版了本派的“政纲”——它完整地阐述了我们的原则，表明了我们在日常问题、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把我们的政纲，同我们、以及其他派别的人以前在内部派别斗争时写的决议和论纲一比较，就能看出来，拥有国际性的理论视野的人，同那些目光短浅、思路狭窄的派别斗士相比，简直有天渊之别。我们在政纲开头，就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从国际层面上表达了自己对于俄国问题的观点，表达了自己在俄国党内斗争的关键问题——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立场。接下来我们阐述了自己对民族、美国工会、以及党组织的细节等问题的看法。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旷日持久的派别斗争中，首次出现了一份真正的、全面的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文件。这是师从俄国左翼反对派及其纲领所得出的成果。
我们在《战士报》上刊出了这个政纲，一开始是作为我们对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提议，因为尽管我们被党开除了，我们仍是共产党的一个派别组织。我们没有踢开共产党另立炉灶。我们回到党员当中，对他们说：“我们属于这个党，这份政纲是我们向代表大会提交的纲领。”当然，我们并不指望官僚会允许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为自己的纲领辩护。我们不指望他们会采纳它。普通党员才是我们的目的。正是这个路线，这个技巧使我们能够接近普通党员。每当洛夫斯东，福斯特和其同伙对他们说：“这些家伙，这些托派分子是共产国际的敌人；他们企图分裂党。”我们可以向这些党员解释自己并不是那种人。我们的回答是：“不，我们仍然是党的成员，我们正提交一个政纲给党，它能让党的原则立场更加清晰，让党走上一条更好的道路。”我们用这种方法与最优秀的那部分党员保持联系。我们驳斥了那些污蔑我们为共产主义之敌的诽谤，让他们相信我们是党的忠实卫士。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先是引起他们的注意，最终将他们中的大多数逐个吸收进我们的团体。
通过查看我的笔记，我想起我们于3月19日在劳工会堂里举行了一次会议，抗议将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正当驱逐托洛茨基的新闻轰动世界时，我们在劳工讲堂这里召集了一次群众集会，登出广告说坎农、阿伯恩、沙赫特曼要在会上演讲。我们对这种可耻的行为表示抗议，公开声明我们与托洛茨基团结一致。
《战士报》在1929年5月17日发出号召，要求召开美国左翼反对派的第一次全国会议。这篇文章，以及在会议召开前相继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要求采用我们向共产党代表大会提出的政纲，后来我们也是这么做的。这份由坎农，阿伯恩和沙赫特曼起草，作为草案提交给共产党的政纲成了我们组织的政纲，提交给了我们的第一次会议。
会议的另外任务是进一步阐明我们队伍在俄国问题上的立场。如果你研究美国布尔什维克主义运动从1917至今的历史，你将会发现，在每个关头，在每个关键场合，争论中的主要问题都是俄国问题。从1917年直到1919年社会党的分裂，正是俄国问题决定了人们的归属——是走向革命派还走向是改良主义派。当1928年托派被开除时；在我们的运动的发展过程期间，在我们与形形色色的派别和团体进行的无数斗争中；直至1939年和1940年，我们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进行的斗争中——最关键的问题总是俄国问题。俄国问题每次都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它不是关于可能发生的革命的抽象问题，而是关于一场实际发生、并仍然存在的革命的问题。跟过去这场革命刚开始时一样，今天对待这场革命的态度，仍然是决定一个政治团体的性质的关键标准。
在第一次大会上，我们不得不阐明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刚被开除，并开始同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斗争时，就有各种各样的人想加入我们，但有一个小小的条件：我们要抛弃苏联和共产党，建立一个反共组织。要是我们接受这个条件，一开始就能吸收到数百名成员。
另外一些人打算另起炉灶，不再作为共产党的一个派别组织而活动，而是宣布成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共产主义运动。阐明这个问题，也是会议的任务。我们是创立一个独立的新党，放弃在共产党内的任何未来工作呢？还是继续声明我们是一个派别？这个问题必须得到果断的答复。
第一次全国会议所涉及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全国组织的性质和形式，以及全国领导的选举。直到那时， “三大将”能以领导的资格活动，仅仅是因为他们最先开始了这一斗争。当运动刚开始时，这一事实便足够了：出来带头斗争的人，比任何选举出来的人更有资格当领导。但这不能无期限地继续下去。我们认识到有必要召集一次会议，选举一个领导班子。我们很走运，为了筹办这次会议，我们曾给托洛茨基写信，他的答复及时传给了我们。他的回复像他的所有来信一样，像他的所有文章一样，充满着政治智慧。他的友好建议帮助我们解决了问题。
《战士报》报道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第一次会议，来自12个城市的31名代表和17名候补代表，代表着全国的大约100名成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于1929年5月在芝加哥举行。你们可以从我引用的数字中看到，我们的年轻组织的几乎一半成员以代表或候补者的资格出席了这次历史性会议。会议在团结、乐观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气氛中举行。我们准备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护会场，不让斯大林派的流氓来破坏。全部代表总共48名都被招入自卫的队伍中。如果斯大林主义者打算阻扰这次会议的话，他们得到的最好回答就是一顿痛打。但他们决定由我们去，我们安静地召开了几天会议。
我再说一遍。来自12个城市的31名代表和17名候补者代表了我们全国组织的大约100名成员。我们自称为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党左翼反对派）（the 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Left Opposi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我们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自己的纲领是正确的。我们走出大会会场，心中坚信不疑：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开始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的那一刻，重生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将会把1928年5月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作为自己的整个发展过程的起点。
[1] 安托瓦内特·科尼科夫（Antoinette Konikow，1869年11月11日——1946年？月？日），娘家姓布希霍尔兹（Buchholz），出生于俄国一个犹太家庭，上大学时移民瑞士，1891年与摩西·科尼科夫（Moses Konikow）在苏黎世结婚，在瑞士期间参加了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1893年移民美国，1902年毕业于波士顿塔夫茨大学，获医学学位，此后在波士顿行医直到三十年代。1893年参加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请勿同第四国际美国支部混淆），1897年退党，1901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19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被美共开除，后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1938年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成立时，被选为全国委员会荣誉委员，此后毕生参加托派运动。她是美国计划生育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之一。——校对者注
[2] 这里借用了圣经中的尼哥底母在夜晚去见耶稣，求问基督永生之道的典故。斯大林党内的许多党员、干部像尼哥底母一样，虽然心里知道托洛茨基是正确的或者至少对反托有疑惑，但却常常不敢在人前承认，只是藏在心里，所以要晚上（私下，偷偷地，不为人知）去见坎农，去弄个明白。圣经中说尼哥底母见了耶稣后见信了基督，但这些斯大林主义党的成员见了坎农后，又有多少人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呢？——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