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二章 老党内的派别斗争 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工会工作中的收获（Trade union gains）·农工党（Farmer-Labor Party）的投机活动·共产党的出版社（Communist press）·劳工保卫（Labor defense）·派别斗争·社会成分·领导层的巩固·共产国际的作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起源 上周我简单地讲了一下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创时期。尽管我跳过了许多内容，只讲了最突出的部分，但我们不能跳过1922年，在这一年里有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地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合法化以及公开工作的开始。我谈到了早期运动中不好的方面，以及困扰着它的幼稚病，特别是剧毒的极左主义幼稚病，新生的运动差不多总是要犯这些毛病的。 尽管有种种不好的方面、许多工作中犯了脱离实际的错误，但运动的正面——在美国第一次成立了根据布尔什维克学说建立的革命政党——却远远盖过了这些负面因素。这一创举是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一群人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党。他们吸收了共产主义的一些基本教导。他们使自己习惯于守纪的作风，这是建立一个严肃的工人政党的先决条件之一。这在美国是破天荒的。他们建立了一个职业的领导机关，这也是一个严肃的革命党的最基本要求之一。 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非常有力地证明了思想具有无可比拟的强大影响力。这突出表现在IWW（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与年轻的共产党之间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中。在战前时期，IWW是个规模相当大的激进工人运动。进入战争时期，它自然就成了拥有最庞大的无产阶级战士群体的组织。而共产党的核心出自于社会党。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最初是小资产阶级，大部分的青年人没有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中许多人是外裔工人，从未真正同化于美国的阶级斗争。 就人力资源而言，优势完全在IWW.那边。他们的战士身经百战，久经考验。他们有成百上千的成员在狱中服刑，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自信地高谈革命术语的运动，他们常常是侧目以对。IWW料想自己的行动和牺牲要远远强过这个目前只有满口理论空话的新革命运动，便一点也不害怕它来竞争。他们大错特错了。 几年之内——到1922年——共产党已取代I.W.W.成为领头的先锋组织，这是再清楚不过了。尽管IWW拥有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尽管他们过去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他们却无法跟上步伐。他们没有根据战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来调整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小看了学说和理论。所以他们的组织才会衰落，而与此同时，共产党这个新生的组织尽管在资源方面不如IWW，它的缺乏经验的青年却能掌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活生生的思想，彻底超越了IWW，并在短短几年里就把IWW远远甩到了身后。 轻视思想的力量，或是以为能够找到什么东西来代替建设革命运动的正确思想，是愚蠢的，这就是这段经验的重大教训。 在我们结束了与极左派进行的关于合法化的基本战斗后，党走向了地上。正如我所说的，共产党争取到了美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支持。各方都正确地把它看作我国最先进和最革命的团体。党开始吸收一些本土的工会活动家加入自己的队伍。威廉·福斯特[1]带着他在钢铁工人罢工中赢得的荣誉，与相当大的一批工会活动家一起参加了这个外国出身的、有几分异国情调但却充满活力的共产党。党的整个走向开始转变。党从地下的争吵，不切实际的争论和过分繁琐的学说转向群众工作。共产主义者开始忙于阶级斗争的实际问题。党逐渐变得“工会化”，而且蹒跚地步入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这个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唯一的劳工组织。 在我们为党的合法化而斗争时，我们也在为纠正党的工会政策而斗争。这个斗争也获得了成功；最初的宗派主义立场被否决了。初创时期的共产党人改变了最初赞成独立工会的狭隘看法。现在他们引领共产党的整个有活力的力量进入反动工会。促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功绩同样属于莫斯科，属于列宁，属于共产国际。列宁的那本伟大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很果断地澄清了这个问题。1922年至1923年，党顺利地踏上打入工会运动之路，而且迅速地开始在我国一些地方的工会里获得重大的影响力。在煤矿工会和成衣工会当中表现特别突出，在其他地方党也多少产生了一些影响。 但在进行这个实际而完全进步的工作的同时，党陷入了某些机会主义的投机活动。显然，没有一个党能够永远地纠正偏差；它必会矫枉过正。棍子向后弯曲。因此，这个年幼的党，它不久之前还在地下的隔绝状态中从事学说的精炼，而与工会运动完全隔绝——更不必说接触到政治运动、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劳工骗子了，而现在，还是这个党，它又在工农政策上陷入了一系列疯狂的投机活动当中。党的领导层企图在没有得到工人的群众运动的充分支持、共产党人自己还没有足够力量的情况下，就通过一系列的策略和联合，在一夜之间建成一个大的农工党（泛指“工农联合”的一类政党——注），这使党陷入了混乱。一场新的内部斗争爆发了。 1923年，就在关于合法化的旧斗争得到清算之后六个月左右，一系列新的派别斗争开始了，这些斗争一直持续到1928年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被开除出党的时候）。斗争一直持续到1929年春天，曾把我们开除出党的洛夫斯通派领导层自己也被开除了。从那以后，靠着开除每个具有任何独立个性的人和选举了一个有任何风吹草动就暴跳的新领导层，斯大林化的共产党停止了派别斗争。凭借着官僚手段，他们在党内实现了坚如磐石般的和平。他们实现了思想停滞及腐朽的和平。 派别斗争虽然一直在撼动着党，但并没有阻止它为阶级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和在许多领域开展了活动。它首次在我国创办了一份革命性的日报。对于人数不过1万5千人的党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宣传工作广泛开展。劳工保卫工作以前所未有的范围和基础组织了起来。在那时，共产党给工人运动带来了许多进步性的创新。几乎每场重要的罢工都是由党领导的。尤其是1926年的伟大的帕塞伊克罢工（Passaic Strike），这场引起全国关注的罢工就是完全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进行的，在美国工人阶级运动中，共产党人日益成为每一个进步和富有战斗性的潮流的无可匹敌的领导者。 在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文棍帮闲，在幻灭的变节分子帮助下，企图把这个时期——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描绘成一幅充斥着愚蠢、错误、欺骗和堕落的场景。这是完全错误和荒谬绝伦的评价。早期共产党内派别斗争的原因，要从比个人的恶意更严肃的地方去找。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对事实有一些了解，仔细研究了共产党的发展之后，他就会推理出派别斗争的某些原则，这能帮助他理解其他工人政治组织、特别是新出现的组织的派系斗争的爆发。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自作聪明的人决不会这样做——派系斗争并不是共产党所独有的。自政治活动开始以来，每一个政治组织都会受到派系斗争的折磨。有些人特别关注早期的共产党人当中因派别斗争而造成的种种麻烦；有些人记录和议论早期共产党人当中的一些反面人物和他们干过的尔虞我诈之事，就好像其他任何组织都没发生过这些事一般）。颠倒历史是搬弄是非者的特长，诸如尤金·列昂(Eugene Lyons)[2]和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3]以及其他不务正业之辈，这些人从未涉足实际的工人阶级斗争。最近，他们与悔过的变节者沆瀣一气，如本杰明·杰特劳(Benjamin Gitlow)[4]，此人被彻底打垮了、幻灭了，所以他投入了美国民主的怀抱中，而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是美国民主的叛逆者，曾与之战斗过。在自己的信念被统治者打垮后，他便向打垮了自己的人的信条皈依了，这是何等悲哀的景象啊。 他们将这些派别斗争描绘成十分离谱的东西。每当他们发现一些在道学先生看来不太光彩的事情时，他们就大加渲染。而对于坦慕尼协会[5]或共和党的“伦理道德”，或是我们在社会党内看见的彻底的虚伪、堕落、伪善和可憎的朋党之争，他们就根本没想过，连提都不提。只有当他们在有关早期共产党的记录里面翻出什么不光彩的东西时，他们才会做出一副义愤填膺大呼小叫的样子。 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这么做，反而在无意中赞美了共产主义运动，他们仿佛在说：人们有权期望共产党——哪怕是在它幼稚和发育不良的早期——应该有些更美好的东西，这些东西要比人们期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稳固的政治组织中应有的东西更美好。而且在它的早期不止这一点实情。手段必须为目的服务。任何违反革命无产阶级运动的真理或荣誉的举动都会与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相抵触；这些行为是不合适的；它太惹人注目。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中的这些特性——他们整个有系统的欺诈，诳骗，偷盗和两面派伎俩——源自于这些组织和整个大环境。 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头十年全过程的派别斗争有着多重原因。这并非是一帮盗匪聚拢到一起，然后开始为分赃而争吵。根本不是这回事。并没有赃物。在初创时期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怀着严肃的目的和真诚的动机，为了组织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而来的。他们准备为自己的理想上刀山下火海，而且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那些集合到1917年俄国革命旗帜下，然后于1919年芝加哥大会时建立了拥有五六万名成员的伟大运动的人都是如此。对于那些在可怕的迫害开始后，不顾逮捕和驱逐，地下的艰难困苦，财政困难，而留在党内的人尤是如此。那帮假道学先生，自己不能做出如此的牺牲或冒如此的风险，自甘于当个旁观者，便企图把初创时期的共产党人污蔑为道德败坏分子。他们简单地将整幅图画颠倒过来。在早些年代，最优秀的分子被吸引到党内。在屡遭迫害和艰难困苦的地下时期，他们遭到了进一步淘汰。不，派别斗争的起因，远远不止是某些人的恶意。在我看来，出了几个坏蛋并不能证明什么。你随便找桶苹果来翻两下都能找到一两个坏苹果。派系斗争之所以持久不断，是由于更深刻的原因。 在第一讲里，我解释了暗含在党的成员中的巨大矛盾。一方是占主流的外国语领导层，他们想用不切实际的办法，来解决在一个他们尚未同化于其中的国家里建立一个运动的问题；由于他们的狂热设想，他们不得不控制运动，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仅仅为了保卫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能理解的教条。而另一方是人数较少的美国人团体，他们确信，即使他们对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解不如外国人——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运动也必须要走美国式的道路，必须有一个本土的领导层。正是这个矛盾为派别斗争提供了原料。 此外，还有另一个因素：缺乏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领导。在俄国1917年的胜利后，运动一夜之间迅速发展起来。社会党内所有位高权重的旧领袖都拒绝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坚持走安全的改良主义道路不动摇。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6]，伯杰（Berger）[7]，党的所有知名人士，对俄国革命和运动中年青革命者的渴望不屑一顾。甚至对革命表示同情的德布斯（Eugene V. Debs），当最终决裂时，仍留在希尔奎特和伯杰的党内。新运动不得不寻求新的领导；那些崭露头角的人几乎都没有名气，没有丰富经验和个人威信。需要经过长期的一系列派别斗争，党才能看出谁是最能胜任的领袖、谁不过是临时人物。从一次大会到另一次大会，党的管理机构转变很快。在这些激烈的派别斗争中，临时的，偶然的人被推到一边，在斗争中如果你不能坚持和忍受困难，就会被挤到一边，然后被击倒。第一年，许多似乎有领导能力的人，被一致推选，第二年可能就被扫到一旁，然后被先前不出名的人所取代。在斗争进程中，所有这些都是筛选领导的一个过程。有别的可行途径吗？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路子行得通。一个有威信的领导机构在党的坚定支持下，能够保持他们的连续性——如果不通过内部斗争，我还真不知道有哪个类似的领导层能得到巩固，除了内部斗争之外，我也不知道类似的领导层还能怎样去巩固自己的地位。恩格斯曾写道，内部冲突是每一个政党的发展规律。它当然也是早期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规律。而且不仅仅是早期的共产党的；也是它的正统继承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发展规律。 一个运动，当它通过经验、通过一系列的斗争和内部冲突，成长到一定程度，即建立起了一个巩固的、享有崇高威望的、能够同心协力并且在政治思想上差不多一致的领导机构时，派别斗争就会趋于减弱。它们变得更罕见且破坏性更小。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有着更显而易见的思想内容，而且对于成员更具启发意义。在缓和以及有时阻止进一步的派别斗争中，这样的一个领导层的巩固成为一个有力的因素。我们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最终巩固了一个相当稳固的领导层，但这个领导层的特殊结构反映出了党的成分的矛盾性。在四五年的思考之后，对于每个人来说，究竟谁是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已经非常清楚了。然而他们不是曾在1919-20年当领导的人。在这些斗争中幸存下来的运动的早期领导人员寥寥无几。 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最终涌现出来的领导层——而且在运动的历史中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方面——并没有巩固成一个单一均质的群体。那是因为党本身不是均质的。那时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对全党有威信和影响的领导层，相反，当时党的重要领导人都是各个派别的领袖，这些派别反映出了党内的矛盾。始于1923年的新派别斗争，刚开始是因农工党政治运动而起的，然后扩展到我们的政治工作、我们接近美国工人群众的途径、工会工作的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上——这个扩大的斗争，显然是党的社会成分、各种团体的不同来源和背景的矛盾的反映。 斗争是由我和福斯特组织的，我们反对当时的多数派——鲁登堡、洛夫斯通和佩帕尔[8]等人。我们集团是工会的、无产阶级的派别，我们集团的成分是工会会员和无产阶级，这一点很快就变得很明白了。绝大多数——实际上是全部——工会活动家、有经验的美国工人、激进斗士和比较美国化的外籍移民都支持我们。 佩帕尔—鲁登堡—洛夫斯通派拥有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同化程度较低的外籍移民工人。他们派别的典型领导，包括典型的次要领导，都是市立学院学生，没有阶级斗争经验的年轻知识分子。洛夫斯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家伙。总的说来，他们当然要比其他派别的领导懂得更多的书本知识，此外他们懂得充分利用他们的优势。他们是很难对付的人。但我们也懂得一些东西，包括那些书上没有教的事，我们给他们造成了不少麻烦。争夺党的控制权的斗争是残酷的，双方都毫不留情，不管当时谁占据大多数，斗争年复一年地进行下去。有时当前的斗争集中于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例如，党的全国总部应位于何处？我派说在芝加哥；其他派别说在纽约。我们为此而斗争。然而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如搬弄是非者描绘般的愚蠢家伙。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将总部搬到芝加哥，将赋予党一个更美国式的方向，使得它更接近于矿区，，更接近于美国工人运动的中心。我们想要使党无产阶级化和美国化。他们强调纽约也有着政治动机。党内小资产阶级势力在纽约有较强的力量；知识分子在这里起着更大的作用。他们在这里更舒适些——我的意思是在政治意识上。如果你们追根究底的话，那么关于党的总部的位置的斗争事实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基本上可以被未来诚实且客观的历史学家恰当地描写成——我认为这会做到的——党内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势力之间的一场斗争，虽然无产阶级势力缺乏足够明晰的纲领来揭示这场斗争的全部意义。现在别忘了，当时我们实际上还很不成熟。那时我们才刚刚开始学习布尔什维克的学说，而且学得不太好。我们没有政治经验，没有人来教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不得不在叩击灵魂的斗争当中学习每一件事。在激烈的斗争中，蹒跚而行的无产阶级派犯了许多错误，做了许多自相矛盾的事情。但在我看来，推动这场斗争的力量的本质，从历史观点上说，是正确和进步的。 随着这一斗争的展开，两个主要的派别——福斯特—坎农为一方，鲁登堡—洛夫斯通—佩帕尔为另一方——产生了进一步的分歧。确实，从一开始分歧是隐含着的，因为在福斯特—坎农派内同样也有阶层的划分。起初，我们这派里面跟我联系最密切的是从初创时期就入党的老党员，他们先于福斯特派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原则。而福斯特派则是拥有较多经验、思想上局限较多、对理论和政治问题较少关注的工会活动家。在这场永无休止的派别斗争的进程中，这个暗含的分歧显露了出来。于是，有了三个派别：福斯特派，洛夫斯通派（鲁登堡于1927年去世）和坎农派。分歧持续至1928年他们将我们开除出党。 所有的这些派别为他们也不能完全理解的思想而斗争不休。正如我以前讲过的，我们有宣言，大体上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我们缺乏政治经验、思想教育、理论知识来制订出足够明确的纲领，来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案。你们回想一下几年前我们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进行的激烈斗争吧。如果你研究了那场斗争，明白了它的发展过程，你就会明白，通过在过去的共产党内进行的小资产阶级派和无产阶级派之间的比较初级的斗争中获得的经验，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从那时起，我们获得了更多的经验，读了一些书，然后学到了更深的理论与政治知识。这使得我们能够明确提出争论点，以及避免反对伯纳姆(James Burnham)[9]，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10]和其同伙的斗争陷入没有出路的无原则争夺的泥潭之中，就像过去已发生过的情况一样。 方才我所提到的这些领导——鲁登堡，洛夫斯通，坎农，福斯特——这四个人总是在党的政治委员会内。这四个人总是党内公认的，有威望的领袖；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各自派别的领袖，这些派别使得他们成为党的领导层之一部分。而每一派的力量之强、各派之间实力之相当，使得无一派能被压垮或被消灭。这四人当中的每个人都与许多人、许多的党的有才能的干部都有联系。所以，比如当洛夫斯通派借助于共产国际的帮助和强制，获得党内的大多数时，他们不能为所欲为，不能将我们扫除，特别是由于工会和群众工作几乎被其他派别所垄断。党的许多组织者，作家和干部与我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无人可代替他们。福斯特派甚至更强大，尤其在工会领域。他们不能踢开我们；说得更确切些，在党内没有分裂的情况下。 因此可以说，党实际上分成了三个部分。每一派别都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在各自的领域内有着实际上无限的权威，受着最低限度的控制。福斯特派掌握了全部的工会工作。我们组织了国际劳工保卫组织，而且实际上自由地掌控它。这是洛夫斯通派占微弱多数时的事。洛夫斯通派控制着党的机关，但并没有强大到足以抛开我们，所以这一独特的力量平衡延续了好几年。当然，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看，它算不上是真正集中的党。它是三个派别的结合。就问题的本质而论，当时的党就是那样子的。 我们不能独自解决问题。无一派别能够决定性地打败其他派别；无一派别会离开党；无一派别有足够的能力制订它的纲领以便赢得党的真正的大多数。我们陷入了持续很久的、令人丧失斗志的派别斗争的僵局，没有尽头，前无出路。那是令人气馁的日子。对于任何头脑正常的革命者来说，长年累月，而不仅仅是几周几月地忍受派别斗争，是让人非常难受的。有一些人喜欢派别斗争；所有派别中，都有这么一些人，只有当派别斗争爆发时，他们才会活跃起来。一到那时，他们就变得精力充沛。每当做到一些建设性的工作——示威游行，纠察队，增加刊物的发行量，帮助阶级战争的战俘——他们就对于那些平淡无奇的日常工作不感兴趣。然而只要宣布要举行派别的小组会议，他们就必定出场——还每次都坐在前排。 在所有的运动中，总有某些异常类型的人物。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单就“我所认识的专业派别斗士”这个题目，我可以开上好几期传记讲座。这样的人永远不能领导政治运动。在运动最终停止派别斗争，找到了明确的道路后，职业派别斗士在领导层中就显得格格不入。归根到底，领袖必须树立。我们这些老派别的领袖不是天使，这点我必须承认。根本不是。在政治意识上，他们是非常粗野的斗士。他们尽其所有来斗争。但他们是追逐私利的恶棍吗？尤金·莱昂斯和马克斯·伊斯特曼之类的对运动浅尝辄止的人，以及那些置身运动之外、用抽象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它的虚情假意之辈就想把他们描绘成这样的人。但他们根本不是这种人。就连迟至现在才支持这一论点的吉特劳，当初也不是恶棍。我觉得他们中的某些人一出生就是坏蛋，而所有派别的大多数领导干部是为着理想主义的原因和目标来到运动中的人。这其中甚至也有那些后来堕落为斯大林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的人。他们的堕落是一个长期的演化，压力，失望，受骗，幻灭等等的过程。那些在1919年的艰苦岁月里来到运动，更确切地说，在战争时期被俄国革命吸引到一起的人，在1919年成立了党，在地下时期的迫害和搜捕中，经受住了考验——从道德立场上看，他们远胜于坦慕尼协会的或共和党的或其他任何你们可以叫得出名字来的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政客。 如果我们能得到自己所需的帮助，我们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是说更有经验和更有权威的人的帮助。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太大了。在最先进的政治运动中也会发生这种情况，而且也确实发生过了：地方组织将中央架空，陷入争吵，争吵发展成派别斗争和形成派系，直至形势变得——因他们缺乏经验——不能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如果他们有一个英明的全国领导层，一个能够明智且公正地介入的正直而成熟的领导层，这类局部的僵局十之八九最终能得到解决，而且同志们可以在共同的工作中找到统一的基础。现在看来，如果我们当年能够从共产国际和俄国领袖那里得到自己所期待和依靠的帮助，我们肯定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所有的派别都有好的一面。都拥有有才能的人。在正常的情况下，有了正确的领导层和来自共产国际的帮助，所有这些派别的绝大多数领导人本来是可以走到一起，建立起一个巩固的、单一的领导层的。这三个派别的领导在更有经验的国际领袖的监督和指导下，团结合作，将会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支强大力量。共产党本可以向前迈出一大步的。我们去找共产国际，寻求帮助，然而麻烦的真正源头却在那，虽然当时我们对此不知晓。共产国际瞒着我们，正开始经历它的堕落过程。1921年和1922年，在工会问题上，在党的地下和合法问题上，我们从列宁，托洛茨基和整个共产国际得到了真诚而有力的帮助，使得我们能够解决问题，解决旧的派别斗争。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遭遇了共产国际的堕落和斯大林化的开端，而不是获得这样的帮助。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对待我们党就像对待其他党那样，不打算解决问题，反而要让混乱继续下去。他们正密谋把所有独立的、难以驯服的和冥顽不化的人清除出去，这样他们就能在一片混乱中造出一个惟命是从的斯大林主义党。他们正企图把各国的党都变成这般听话的党，那些敢打敢拼的领导人对他们自然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我们每年经常去莫斯科。“美国问题”总是在议事日程上。共产国际中总是有一个“美国问题委员会”。他们看着我们在委员会面前争斗，然后很快确信，对于他们心中的诡计来说，驾驭这些家伙将会相当困难。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正制订清除所有派别的最杰出领导人的计划，然后拼凑出一个将成为斯大林的工具的新派别。 每次前往莫斯科时，我们都相信：这次我们会得到一些帮助和支持，因为我们的路线和意见是正确的。而每次我们都感到失望，非常失望。共产国际总是支持反对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派。他们抓住每次机会打击早期占多数的无产阶级派。我们最初在1923年的大会上斗争到底，然后赢得了一个二比一的多数。很显然，党员群众需要无产阶级派的领导层。随后，在福斯特—坎农集团正式分裂后，大多数时候我们仍然结盟反对洛夫斯通派。每次党员都获得机会来表达他们的想法，他们表示自己想要这个派别联盟控制党的领导层。但共产国际说不。他们要想解散这个派别联盟。而且，出于种种理由，他们特别急于解散我们的团体——坎农集团。他们肯定已起疑心了。他们想尽办法来试探我。早在1924年的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上，出乎我的意料——当时我未参加大会——他们通过了一个决议，批评了我犯过的一些小错误。党的领导层中的其他人曾犯过类似的或更严重的错误，但共产国际故意提出我玩忽职守的小错误以便削弱我的声望。 然后，过了几年，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显现了出来。谁有资格来担任各国的党的领导人、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能担任领导人，这些都要由莫斯科来决定，而这个资格和标准就是：谁最大声地反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谁就能当领导。关于俄国党内斗争的问题，我们一点真实的消息都得不到。我们被当权派的文件和种种指控及诽谤淹没了，却几乎得不到来自另一方的东西。他们滥用了普通党员的信任。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党的领导人身上，他们相信共产国际，任由这种信任被一再滥用。每次我们前往莫斯科，回来时带着一份表面上是为党内“和平”所拟定的决议，而不是解决方案，但这种草率的方法使派别斗争比以往更激烈。 这种办法根本解决不了斗争。每一篇团结的宣言墨迹未干，斗争随即再次爆发。犬儒主义开始在党员队伍中间蔓延。签订“和平协定”，意味着“现在派别斗争要变得更加激烈了”，这已经成了一句格言。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你不得不有所保留，不得不每步观望，因为你身处敌对的氛围中。你有必要在每次赞成任何事时而附保留条件。一种很糟糕的道德氛围像迷雾一样笼罩着党。 堕落的共产国际对我们党拥有决定性的影响，许多肤浅的人利用这个事实来证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切实际的、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帮虚情假意之辈只不过暴露出了，他们自己对于一个国际革命组织是什么样的、以及必须是什么样的一无所知。莫斯科的影响是极其自然的事。年轻的美国党对俄国领导的信任和期望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俄国人发动了一场革命。在国际运动中，俄国党的影响和权威自然要比其他任何党都大。初入门者当然要由更英明、更富有经验的人来引导。所以，在任何国际组织当中，这种情况都是很正常的，而且理应如此。 一个国际组织里，各国党的发展水平都大体相当，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我们可以从托洛茨基同志（他是俄国革命和反抗斯大林的斗争的全部经验的具体象征）在世时的第四国际里发现这一点。托洛茨基在第四国际里拥有最崇高的威信和声望。他的话语里没有官僚的强制命令，而有一种强大的道义力量。此外，每当遇到困难、发生争论时，他都能充分运用自己的耐心、智慧和知识，来真诚地、富有成效地帮助人们解决困难和争论，对每一个向他求助的政党和团体，他总是尽力相助，这正是我们一再看到过的。 我们在共产党内的经验，是所有日常工作当中的无价之宝，在我们与第四国际内经验比我们更少的团体打交道时，这些经验同样是无价之宝。现在托洛茨基同志已经离开了我们，所以，吸收了更丰富的政治经验的我们党，在国际运动中拥有可能比其他党都要大的影响力，这是很自然的。如果在不远的将来，第四国际的某个支部在面临着革命形势的时候，表现出它的领导层具有足够的才干，足以完成一场成功的革命，那么它自然会拥有强大的威望和影响力。通过各支部的赞成，它将成为第四国际的领导党。这仅是国际政治运动不均衡发展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后果。 在共产国际内，我们的不幸和悲剧在于：俄国革命的伟大领袖，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真正完成了革命的那些人，在反对十月革命的反动过程和俄国共产党的官僚化堕落过程当中，被打倒了。美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党一样，未能理解这个大斗争的复杂问题。我们在黑暗中战斗，只关心我们本国的麻烦。这就是毒害派别斗争的东西所在。这就是导致派别斗争最终蜕化为无原则的争吵和争权夺利的原因所在。只有及时理解一个国际性的纲领，才能使年幼的美国共产党免于堕落。我们直到1928年才领悟到这点。但已经太迟了，要想为了最初的革命目标而拯救党——而不仅仅是拯救它的一个小派别，已经太迟了。 在1923年到1928年间存在于党内的这三个派别，都经历了各自的演变过程。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基础干部完全来自于坎农派。左翼反对派的整个领导层，特别是是它的最初成员都来自我们一派。正如你们所知，洛夫斯通派在1929年被斯大林的一道残暴谕旨开除了出去。从1929年到1939年，洛夫斯通派发展了自己的组织，然后解散了，倒向了资产阶级一边，成了“民主”战争的支持者。在坚决忠于斯大林和彻底放弃独立性的基础上，福斯特派和其他派别的一些二流领导人拼凑到了一起。他们都是二三流的人物。他们不得不在阴暗处等待，直到真正的战士被开除出党，需要听话的跑腿儿顶上去的时候，他们才冒出来。他们变成了如今的美国共产党的当权的领导，人为制造出来的领导。然后，他们也经历了自己的自然演化过程，时至今日，他们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运动的急先锋。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们必须记住：我们的现代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不是起源于别的地方，而是源自共产党。尽管党在早期有着种种不好的方面（我毫不留情地列数了它们）；尽管它有种种缺点、不够成熟、犯过各种幼稚病和错误；不管在回顾派别斗争和它们最终的堕落时别人会怎么说；不管别人对我国共产党的堕落会怎么说——必须承认：革命运动的新生力量正是出自共产党。我国的第四国际运动的核心正是出自美国共产党。因此，我们应该说，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与它的联系是斩不断的；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它早期反迫害的英勇斗争，到它做出的牺牲、它犯过的错误、它经历过的派别斗争和堕落，直到它最后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重生，不断地传承下来。 我们绝不能放弃，以正义和真理的名义，我们绝不能抛弃美国共产主义早期的传统。这个传统属于我们，它是我们的基础。 注释： [1]威廉·泽布朗·福斯特（William Zebulon Foster，1881年2月25日——1961年9月1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铁路工人、码头工人、水手、矿工等，1901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09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此后思想逐步转向革命工团主义，1912年成立北美工团主义者同盟（Syndicalist League of North America），1917年领导了芝加哥屠宰工人罢工并赢得胜利，1919年又组织了著名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十月革命后逐步倾向共产主义，1921年出席赤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参加美国共产党。曾三次出任党主席，1957年至1961年任名誉主席。他是斯大林主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校对者注 [2]尤金·莱昂斯（Eugene Lyons，1898年7月1日——1985年1月7日），出身于俄国一个犹太家庭，后移民美国。青年时曾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同盟（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美国社会党的青年组织）。1920年受合众社（Federated Press）委派，赴意大利采访，1922年起先后为《苏维埃俄罗斯画报》（Soviet Russia Pictorial）和塔斯社工作。1934年返回美国后倒向反共立场。——校对者注 [3]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1883年1月4日——1969年3月25日），美国作家，曾参加左翼激进运动，1924年访问苏联，1927年返回美国后开始批判斯大林主义，曾是托洛茨基的朋友，把他的许多著作翻译成了英语。30年代抛弃社会主义，倒向反共阵营。——校对者注 [4]本杰明·吉特劳（Benjamin Gitlow，1891年12月22日——1965年7月19日），18岁参加美国社会党，1919年参加社会党左翼，1920年被捕，1922年获释后参加共产党，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洛夫斯通的小组织，1934年重新参加社会党，此后逐步倒向反共阵营。——校对者注 [5]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是民主党在纽约的政治机关之一，以贪污腐败、任人唯亲、操纵选举而臭名昭著。——校对者注 [6]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1869—1933），原名莫伊舍·希尔科维茨（Moishe Hillkowitz），出身于拉脱维亚的一个犹太家庭。少年时随全家移民美国。18岁时参加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自此活跃于社会主义运动。1901年时参加了美国社会党的成立，长期担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一战期间坚持反战立场，反对美国参战。曾两次参加纽约市长竞选、五次参加国会议员竞选。——校对者注 [7]维克托·路易特波尔德·伯杰（Victor Luitpold Berger，1860年2月28日——1929年7月16日），出身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犹太家庭，1878年随全家移民美国，他是美国社会民主党和美国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1910年当选为威斯康星州的国会议员，成为第一个当上国会议员的社会党人。一战期间反对美国参战，因反战被判处20年监禁。在狱中再次当选国会议员。1921年获释。1929年因车祸逝世。——校对者注， [8]约翰·佩帕尔（John Pepper，1886年11月8日—1938年7月27日），本名约瑟夫·波加尼（József Pogány），出身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当过高中老师和记者，奥匈帝国垮台后曾担任布达佩斯士兵苏维埃委员，在匈牙利共产党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合并时，他是代表左派社民党签字的五人之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军事人民委员、副外交人民委员、教育人民委员等职。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22年被共产国际派去美国协助美国共产党工作，逐渐成为美共重要领袖之一。他策划了共产党对农工党运动的干预，并且还在1924年策划了同拉佛莱特的第三党的勾勾搭搭。他用粗暴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后来支持布哈林，1929年被撤销了美共和共产国际内的职务，返回苏联，在苏联政府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6年平反。——校对者注 [9]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1905年11月22日——1987年7月28日），1933年参与创立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 Workers Party），1934年支持把美利坚工人党同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United States），1935年与合众国工人党一起打入美国社会党。1937年托派被开除出社会党后，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但不久后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就因路线分歧，于1940年5月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二战期间为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工作，战后积极投身反共活动。——校对者注 [10]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1904年9月10日——1972年11月4日），出身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随家人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倾向左翼激进运动，1921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美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America），从此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党内属于坎农派，1928年与坎农派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成立工作。1940年因路线分歧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了工人党（Workers Party），1949年工人党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 Socialist League），1958年解散，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校对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