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


· 第三十五节 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是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
· 第三十六节 第二国际的崩溃及其原因
· 第三十七节 保卫祖国的口号和和平主义
· 第三十八节 社会沙文主义者
· 第三十九节 “中派”
· 第 四十 节 第三共产国际


第三十五节 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
是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


　　共产主义革命只有作为世界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如果在某一个国家里工人掌握了政权，而在其他国家里工人阶级却心甘情愿地委身于资本，那么最终这个国家就会被那些大强盗国家所扼杀。在1917、1918和1919年，所有大国都试图扼杀苏维埃俄国；1919年，它们把苏维埃匈牙利扼杀了。但是，它们之所以未能把苏维埃俄国扼杀掉，是因为这些大国的国内情况使它们不得不考虑它们本国工人要求从俄国撤出军队的压力，不然它们自己就要垮台。这就是说，第一，如果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其他国家工人的支持，基本身的存在就会受到威胁。第二，在工人仅仅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要进行经济建设，组织经济是非常困难的。这样的国家从国外得不到或几乎得不到任何东西，因为它遭到全面封锁。

　　既然共产主义的胜利必须有世界革命的胜利和工人之间的互相支持，那就是说，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是胜利的必要条件。单独一个国家里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每一个工人都依附于自己的雇主，那工人就不能赢得罢工的胜利；只有当各个不同工厂的工人互相支持，建立共同的组织并进行反对一切工厂主的共同斗争时，他们才能赢得这场罢工的胜利。生活在各个不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工人的情况也是一样。只有当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前进，彼此之间不互相敌视，相反，各个不同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感到自己是有着同一利益的一个阶级的时候，他们才能取得胜利。只有互相充分信任，结成兄弟般的联盟，采取统一的革命行动来反对全世界资本，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胜利。工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能胜利。

　　人们早已认识到无产阶级国际性斗争的必要性。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1848年革命前夜，已经有了称之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国际秘密组织。领导它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同盟的伦敦代表大会上，他们接受委托代表这个同盟起草了《宣言》。这样就出现了《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在《宣言》里第一次阐述了共产主义学说。

　　1864年，在马克思的领导下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第一国际。在第一国际里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很多工人运动领袖，但是，它的队伍还不够统一。此外，它还没有依靠广大工人群众，很象一个革命宣传的国际团体。在1871年巴黎工人起义（巴黎公社）时期，国际的会员参加了起义。在这之后，到处都开始了对国际支部的迫害。1874年，再加上马克思的拥护者和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内部斗争对国际的削弱，国际解散了。第一国际解散以后，社会主义政党开始在各个国家迅速发展起来。工业发展越快，这些政党的成长也就越迅速。相互支持成为十分强烈的需要，于是1889年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决定成立第二国际。第二国际实际上存在到1914年，战争宣告了它的结束。其原因下面将会谈到。

　　早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就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马克思就这一点写道（这几行是《宣言》的结尾）：“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对于工人来说决不是装饰品或漂亮话，而是切身需要，没有它，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注定要毁灭。



第三十六节 第二国际的崩溃及其原因


　　当1914年8月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世界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除了俄国、塞尔维亚以及后来的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以外，都转到了本国政府一边，并且亲自支持这场掠夺性的屠杀，而不是向战争宣战和发动工人进行起义。就在同一天，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国会里投票赞成本国政府的战争拨款，从而发出了支持强盗政府的信号。社会党不去进行反对罪恶的资产阶级的总起义，反而各自站到“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旗帜之下。战争在社会党的直接支持下爆发了，社会党的领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出卖了社会主义。第二国际从此就可耻地灭亡了。

　　有趣的是，一些社会党的机关报及其领袖们就在背叛前几天还在痛斥战争。例如，法国社会主义的叛徒古·爱尔威在他的《社会战争报》（他把该报又改名为《胜利报》）上写道：“为拯救皇帝的威望（尊严）而战！……为如此高尚的事业而死是多么快乐！”在战争前三天，法国社会党发表了反战宣言，而法国工团主义者在自己的报纸上呼吁：“工人们！如果你们不是胆小鬼……那就要起来抗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了规模宏大的抗议集会。大家对于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还记忆犹新，决议中说，在战争的情况下，需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唤起民众”和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然而就在第二天，还是这些政党及其领袖则又说必须“保卫祖国”（即本国资产阶级的强盗国家），而奥地利的《工人报》又断言说，需要保卫“德国的（！！）人类”。

　　要搞清第二国际为什么会崩溃和可耻地灭亡，就需要分析战前工人运动发展的情况。在这场冲突之前，欧洲各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都是靠疯狂掠夺殖民地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肮脏和血腥的一面主要就表现在这里。通过野蛮的剥削、掠夺、欺骗和暴力从殖民地人民身上不断榨取的财富，成为欧美金融资本豺狼的利润。哪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感到自己在世界市场上越强大越有势力，那它剥削殖民地所得的利润就越多。有了这种额外的利润，它付给自己雇佣奴隶的报酬可以略高于通常的工资。当然这不是付给所有的人，这只是付给“技术熟练的人”，即所谓受过训练的工人。因此，工人阶级中的这个阶层常常被资本收买过去。这个阶层开始这样盘算：“如果‘我们的’工业在非洲殖民地拥有市场，这就太好了，它将更好地发展，我们雇主的利润就要增加，我们也将得到一些。”资本家就是这样依靠殖民地掠夺收买一部分雇佣奴隶，豢养他们，把他们和自己的国家拴在一起。

　　对于这种现象，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早已指出过。例如，弗·恩格斯在1882年给考茨基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2]

　　在这种土壤上，一种特别的下流无耻行为，工人对本国资产阶级的依恋，对资产阶级的奴性滋长起来。恩格斯在1889年写道：“这里最可恶的，就是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体面’。……还有一种生来就对比自己‘更好’、‘更高’的等级表示尊敬的心理；这种东西已经存在这样久和这样根深蒂固，以致资产者要搞欺骗还相当容易。例如，我绝不相信约翰·白恩士在本阶级中享有的声望会比他在曼宁红衣主教、市长和一般资产者那里的声望更使他感到自豪。”[3]

　　工人群众不习惯而且也没有机会进行国际范围的大规模斗争。他们组织的全部活动多半都是在自己资产阶级国家里进行的。而这个“自己的”资产阶级以殖民地政策引诱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特别是工人阶级中的技术熟练阶层。那些过着某种殷实生活和习惯于“和平的”、“安定的”、“合法的”活动的工人组织的首领、工人官僚和议会代表都被诱惑上钩。我们已经说过，资本主义血腥的一面主要表现在殖民地。在欧洲本土和美国，工业发展很快，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本身的斗争多多少少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从1871年起，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革命（俄国除外），而从1848年起，在大多数国家里，所有人都习惯地认为，资本主义将继续和平地发展下去，甚至连那些经常谈论战争威胁的人自己也不大相信会有战争。一部分工人——其中也包括工人首领——越来越渗透这样一种思想：殖民政策对于工人阶级也有好处，工人阶级应当和本国资产阶级共同关心这种“全民事业”的繁荣昌盛。在这个基础上，小资产阶级群众也开始涌向社会民主党一边。例如，在德国就是这样，在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中有相当多的工人餐馆的店东、老板；1892年有四人（三十五人中），1905年有六人（八十一人中），1912年有十二人（一百一十人中）。

　　所以一旦到了关键时刻，依恋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的心理就压倒了国际主义的团结精神，这是毫不奇怪的。

　　这样，国家资本主义大托拉斯的殖民政策和垄断地位在工人中，——特别是在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中造成的依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的心理也就成为第二国际破产的主要原因。

　　在工人运动史上，以前也常常出现过工人与自己的压迫者携手共进的情况。例如，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工人和自己的雇主都围在同一张台子跟前工作，那时工人把自己的雇主的工厂几乎视为自己的工厂；在工人看来，雇主不是敌人，而是“提供工作的人”。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工厂的工人才开始互相联合起来反对所有的雇主。当一些大国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时候，工人对于它们，就象从前对待个别雇主那样，也抱有依恋心理。

　　只是战争教育了工人，不应该站在自己资产阶级国家一边，而应该共同起来推翻这些资产阶级国家和走向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十七节 保卫祖国的口号和和平主义


　　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以所谓需要“保卫祖国”来为自己背叛工人事业和工人阶级共同斗争的行为进行辩护。

　　我们已经看到，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在战争中任何一个大国都不是自卫，而在进攻别国。保卫祖国（资产阶级的）的口号纯属欺骗，这批领袖想以此来掩盖自己的叛卖行为。

　　但是，这里我们应该比较详细地来研究这个问题。

　　首先，什么是祖国？这个词的实际含义是什么？指的是讲同一语言的人们或者“民族”吗？不是的。因为，譬如说，我们拿沙皇俄国为例。当俄国资产阶级高喊保卫祖国的时候，它所指的绝不是一个民族，比如说大俄罗斯人生活在其内的那个地域；不，这里是指居住在俄国的各民族。实际上，这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指的不是别的，而是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国家政权。主张让俄国工人去“保卫”这个政权（实际上不是保卫，而是把它的疆界扩大到君士但丁堡和克拉科夫）。当德国资产阶级叫喊保卫“祖国”时，这里指的又是什么呢？仍然是指德国的资产阶级政权，指扩大威廉的强盗国家的疆界。

　　在这里需要搞清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有没有祖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他是正确的。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没有政权，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这是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工具。我们已经知道，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而绝不是要保卫它。只有当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并成为国家的主人的时候，无产阶级才能有祖国。在那时——也只有在那时——无产阶级才会有祖国，也才会有责任来保卫它：因为在那时，它要保卫的是自己的政权和自己的事业，而不是自己的敌人的政权和自己的压迫者的强盗政策。

　　资产阶级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非常了解这一切。下面的例子就是证明。当无产阶级在俄国夺取了政权以后，俄国资产阶级就开始起来反对俄国，而宁肯同任何人结成联盟：同德国人、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同魔鬼及其祖母。为什么？因为资产阶级在俄国失去了政权，它在俄国失去了自己抢劫、掠夺、资产阶级剥削的祖国。它随时都准备摧毁无产阶级的俄国，即苏维埃政权。或者我们以匈牙利为例。当政权在资产阶级手里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号召“保卫”它，但是随后不久，资产阶级就同罗马尼亚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奥地利人，同协约国达成协议，共同起来扼杀无产阶级的匈牙利。这就是说，任何资产阶级都非常明白问题的所在。资产阶级自己本身，并以祖国为幌子让所有的公民都来巩固它的资产阶级政权，谁若不同意这样做，就以叛国罪论处，反之，资产阶级则邀集一切力量，肆无忌惮地摧毁无产阶级的祖国。

　　无产阶级应该向资产阶级学习：摧毁资产阶级的祖国，而不是去保卫或者扩大它；而对自己的祖国，要竭尽全力来保卫，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对这一切，有人可能会这样提出异议：你们不是承认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助长了大国的工业发展，工人阶级也因此而得到一点阔老餐桌上的残羹剩饭吗？这岂不是说，仍然需要保护和帮助自己的主人竞争吗？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假设我们这里有两个工厂主：舒尔茨和彼得洛夫。他们在市场上互相叫骂。舒尔茨对自己的工人们说：“弟兄们！全力保护我！你们要尽可能地去破坏彼得洛夫的工厂，害死彼得洛夫本人以及他的工人等等。那时，我的工厂将大有作为，我打倒了彼得洛夫，我的事业将灿烂辉煌。我就可以给你增加半个卢布。”同样，彼得洛夫向自己的工人说的也是这一套。我们假定舒尔茨胜了。那时他最初可能会多给工人半个卢布。而以后，他会全部赚回去。如果工人想罢工，并向从前彼得洛夫的工人提出要求帮助，他们就要说：“怎么啦？你们把我们害得好苦，现在又来求我们了？趁早走开吧！”共同的罢工就搞不成了。工人分裂了，资本家就有了力量。现在，即在战胜了自己的竞争者之后，他就可以打击分裂了的工人了。舒尔茨的工人暂时得了半个卢布的好处，而接着却失去了一切，在国际斗争中情况也是一样。资产阶级国家是一种业主的联盟。当一个这样的联盟靠吃掉另一些联盟而发了财之后，它就可以来收买工人。第二国际的崩溃和工人运动的领袖们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正是因为这些领袖们决定“保卫”和增加从阔老们餐桌上掉下来的残羹剩饭。然而在战争期间，当工人由于这种背叛行为而被分裂的时候，全世界的资本就在工人身上压上了可怕的沉重负担。工人们看到自己受骗了，社会党的领袖们把他们廉价出卖了。社会主义就这样开始复活了。十分清楚，这种抗议首先是来自低薪和非熟练工人。工人贵族阶层（如各国的印刷工人）和老资格的领袖们还会长期地继续他们的叛卖行径。

　　除了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的口号以外，所谓的和平主义也是欺骗和愚弄工人群众的一种手段。什么是和平主义呢？这是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无须任何革命，无须任何无产阶级的起义等等，就会在地球上建立起永久的和平。只要建立起大国之间的仲裁法庭，废除秘密外交，解除武装，那怕开始只是裁减武装等等，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和平主义（“和事老思想”）的根本错误在于它看不到资产阶级是不会去做象解除武装这类好事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和内战时期，鼓吹解除武装完全是一种荒唐和愚蠢的举动。资产阶级将把自己很好地武装起来，而如果无产阶级将自己的武装解除，或者不去武装自己，那简直就等于自杀。和平主义口号对无产阶级的欺骗性就在这里。其目的是要转移工人阶级的注意力，不去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武装斗争。

　　威尔逊的政策及其十四条可以说是和平主义的虚伪性的最好典范，这里假借高尚事物的名义，包括打着国联的幌子，进行世界性的掠夺和反对无产阶级的内战。和平主义者卑鄙到何等地步，从下面的一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来：美国前总统塔夫脱是美国和平主义者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同时是一个疯狂的帝国主义分子；著名的美国汽车工厂主福特组织了很多考察团到欧洲并散布和平主义。但是，因为他的企业都是为战争服务的，所以他同时又捞到了几亿美元。一位最有声望的和平主义者阿·弗里德，在他的《和平主义手册》（第2卷第149页）一书中把1900年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中国竟然看作是“各民族的兄弟情谊”。关于这一点，他是这样写的：“中国的事业证明了和平思想对当代事变的影响。它显示了军队的国际性联合。联军在一位欧洲的最高统帅的指挥下，作为世界力量出动了。我们，作为和平的朋友，认为这位世界的最高统帅（这就是威廉二世任命的瓦德西伯爵）只是一位世界国务活动家的先驱者，他将能够用和平的手段来实现我们的理想。”

　　赤裸裸的联合掠夺在这里被说成是“各民族的兄弟情谊”。这同给强盗的资本家同盟挂上“国际联盟”的招牌的做法是毫无区别的。



第三十八节 社会沙文主义者


　　资产阶级每天都运用它们所有的书报、杂志和传单等等向群众散布骗人的口号，这些口号也成为社会主义叛徒们的口号。

　　差不多各国老的社会党都分裂成三派：公开的和无耻的叛徒——社会沙文主义者；隐蔽的和摇摆不定的叛徒——这就是所谓的“中派”；最后是那些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人，后来由这些人组成了共产党。

　　差不多各国社会党的领袖都成了沙文主义者，这些人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鼓吹对人类的仇视，在保卫祖国的骗人口号下鼓励人们支持强盗的资产阶级国家，如，德国的谢德曼、诺斯克、艾伯特、大卫、海涅等等；英国的韩德逊；美国的罗索、赛米尔·龚帕斯（工会领袖）；法国的列诺得尔、阿尔贝·托马、茹尔·盖得和茹奥之类的工会领袖；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 、克伦斯基、切尔诺夫）和右派孟什维克（李伯尔、罗扎诺夫）；奥地利的伦纳、扎伊茨、维克多·阿德勒；匈牙利的加拉米、布欣盖尔等等。

　　他们人人都主张“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公开拥护强盗政策，要别国割地和赔款，拥护掠夺殖民地（人们通常称他们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不仅对拨款投赞成票，而且动用全部宣传机器来支持战争。沙皇大臣赫沃斯托夫在俄国到处张贴普列汉诺夫的宣言。科尔尼洛夫将军任命普列汉诺夫为自己的内阁大臣。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和策烈铁里（孟什维克）向人民隐瞒了沙皇的秘密条约；他们镇压了七月事变中的彼得堡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和右派孟什维克参加了高尔察克的政府，罗扎诺夫成了尤登尼奇的奸细。一句话，他们同整个资产阶级一样，主张支持掠夺成性的资产阶级祖国和赞成摧毁无产阶级的、苏维埃的祖国。法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了强盗内阁（盖得、阿贝尔·托马）支持协约国的所有掠夺计划，主张扼杀俄国革命和派出军队镇压俄国工人；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还在威廉时代就参加了内阁（谢德曼），支持威廉扼杀芬兰革命，掠夺乌克兰和大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在里加的温尼格）指挥了反对俄罗斯和拉脱维亚的工人的战斗；以后，他们杀害了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以最残暴的和血腥的方式镇压柏林、莱比锡、汉堡、慕尼黑等地的共产主义工人们的起义。匈牙利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支持过当时的专制政府，以后又出卖了苏维埃共和国。一句话，在各国，他们证明自己是屠杀工人阶级的真正刽子手。

　　当普列汉诺夫还是革命者的时候，他在国外的《火星报》上曾写道：注定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二十世纪，大概将会看到社会党人中的大分裂和他们之间的巨大而激烈的斗争。普列汉诺夫说，在二十世纪，大概就象1789—1793年的法国革命时期极端革命党（“山岳派“）同温和的、以后成为反革命的政党（“热月派”）进行内战一样，从前的志同道合者将开始互相反对，因为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将转到资产阶级一边。

　　普列汉诺夫的这一预言完全被证实了。只是他那时还不知道他自己将也成为叛徒。

　　因此，社会沙文主义者（也称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即真正的妥协主义者）变成了无产阶级公开的阶级敌人。在世界大革命时期，他们加入白党的行列反对红党；他们同将军、大资产阶级、地主走在一起。不言而喻，必须同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就象必须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一样，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这些党企图扶持第二国际的残余，实质上只不过是“国际联盟”的一个办事处。这仅仅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斗争的一个工具。



第三十九节 “中派”


　　原来的社会党的另一批人组成了所谓的“中派”。这个派别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它动摇于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两者之间。属于这一派别的有：在俄国——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左派孟什维克；在德国——以考茨基和哈阿兹为首的“独立派”（独立社会民主党）；在法国——让·龙格集团；在美国——以希尔奎特为首的美国社会党；在英国——不列颠社会党的一部分和独立工党等等。

　　战争一开始，这些人就同所有的社会主义叛徒一起主张保卫祖国和反对革命。考茨基曾写道，最可怕的事就是“敌人的入侵“，并且说，只有战争过后才可以起来斗争。按照考茨基的意见，在战争期间国际是无法有所作为的。缔结“和约”之后，考茨基开始写道，现在一切都完了，也用不着幻想社会主义了。因此，这就是说，在战争期间不能进行斗争，因为不会有什么结果，必须将斗争推迟到和平时再说了，而在和平时期也不能进行斗争，因为战争使一切都耗尽了。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考茨基的理论是一种对无产阶级起腐蚀作用的、使人完全无所作为的说教，这简直是彻头彻尾的背叛。更恶劣的是，在革命时期，考茨基除了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疯狂中伤外，什么好事也未干。他忘记了马克思的学说，总是在进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恐怖等等的活动，他没有发觉正是他自己帮助了资产阶级的白色恐怖。他个人的希望——就是通常和平主义者的希望（仲裁法庭等等），这样他就同任何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沆瀣一气了。

　　我们这样重视考茨基，是因为他的理论可以使人对中派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尽管考茨基是“中派”的右翼。

　　“中派”的政策正在于它无所作为地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跑来跑去，脚跟不稳，企图调和不可调和的东西，并在关键时刻背叛无产阶级。在俄国十月革命时期，俄国的中派（马尔托夫之流）对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发出哀号，力图“调和”一切，从而在战斗中帮助了白匪，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孟什维克党甚至没有开除那些起着将军的密探和阴谋者作用的党员。在无产阶级困难的日子里，这个“中派”为了维护立宪会议而出来煽动罢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高尔察克进攻的时候，这些孟什维克中一部分人同资产阶级阴谋者同流合污，提出了停止国内战争的口号（孟什维克普列斯科夫）。在德国，“独立派”在柏林工人起义中扮演了叛徒的角色，正当战斗的时候，他们起来“主和”，因而促成了起义的失败；在独立派当中有很多人主张同谢德曼派合作。但最主要的是他们不宣传反对资产阶级的群众起义，而用和平主义的愿望来麻痹无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中派”虽然也“谴责”反革命，口头上抗议扼杀革命，但对群众的行动却表现出完全的无能。

　　现在，“中派”集团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一样有害。“中派分子”——或者称他们为“考茨基分子”——也企图复活第二国际这具僵尸，并要它同共产党人“和解”。很清楚，不同他们决裂和斗争，要战胜反革命是不可能的。

　　恢复第二国际的尝试是在强盗式的“国际联盟”的亲昵庇护下进行的。这是因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是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的和最后的支柱。帝国主义战争之所以能够闹腾五年之久，只是因为一些社会党对社会主义实行了彻底的背叛和出卖。随后，当革命时期开始时，资产阶级就直接依靠它们，通过它们的手来扼杀无产阶级的运动。首先，社会党成为工人阶级推翻资本斗争中的主要障碍。在战争期间，每一个社会主义叛徒党都重复着资产阶级的谰言。凡尔赛和约之后，“国际联盟”成立了，第二国际的残余（即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开始重复着实质上是“国际联盟”所发出的口号。“国际联盟”指责布尔什维克搞恐怖活动、破坏民主、是“红色帝国主义”；第二国际做的也是这一套。它不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而是支持帝国主义者的口号。正如各国的社会主义叛徒党是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支柱一样 ，第二国际是最腐朽的“国际联盟”的支柱。



第 四十 节 第三共产国际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在战争期间提出了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的口号，即保卫无产阶级的敌人的国家组织的口号。由这个口号产生出另一个口号，即“国内和平”的口号，也就是竭尽一切可能服从资产阶级国家的口号。这一点是很明白的。既然普列汉诺夫或者谢德曼认为需要“保卫”沙皇和凯撒的祖国，那么，当然，他们一定要对工人们说，要避免做某些有害于保卫强盗国家的事。这就是说，譬如，不能罢工，更不用说举行反对罪恶的资产阶级的起义。社会主义的叛徒们的是这样判断的：首先要平定“外部敌人”，然后我们再等看看。普列汉诺夫在他的宣言里也这样宣称，既然沙皇俄国遭到了危险，那就不能罢工。其他国家的工人也是这样成了资产阶级的奴隶。但是，从战争开始起，一些正直的社会党人就已经看出，“保卫祖国”和“国内和平”会束缚住无产阶级的手脚，这些口号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党就看到了这一点，早在1914年它就声明说，需要的不是同罪恶的资产阶级讲国内和平，而是进行旨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也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责任是：首先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这就是我们的党从战争一开始时的论断。在德国也出现了以卡尔·李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首的一批同志。他们自称为“国际”派，并且声明，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高于一切。不久，卡尔·李克内西公开提出国内战争的口号，并起来号召工人阶级以武装起义反对资产阶级。这样就产生了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斯巴达克派。其他国家一些老的党也出现分裂。在瑞典出现了自己的布尔什维克派（即所谓“左派社会党”），在挪威“左派”掌握了全党。意大利社会党人始终表现很好。一句话，主张革命的那些党逐渐开始发展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在瑞士出现了联合的尝试。在齐美尔瓦德和昆塔尔的两次会议（代表会议）上出现了建立第三国际的萌芽。但是很快就发现这里掺杂的进一些“中派”的嫌疑分子，这些人只能阻碍运动的发展。在“齐美尔瓦尔德的”国际联合组织内部产生了所谓以列宁同志为首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主张坚决地行动，并严厉地批评了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以后，俄国就成为国际运动的主要场所。我们的党为了同社会主义叛徒划清界线和恢复老的、光荣的和战斗的名称，把自己称作共产党。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开始成立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改名为德国共产党；匈牙利成立了以原俄国战俘贝拉·库恩同志为首的共产党，奥地利、捷克、芬兰等国也都成立了共产党；后来法国也成立了共产党。在美国，“中派”把左派开除出党，于是被开除的人也组织了自己的战斗的共产党；在英国，共产党也于1919年秋诞生。总之，各地在同社会主义叛徒分裂以后，真正的革命的工人政党开始发展和壮大起来。这些党的产生实质上是新的共产国际的产生。1919年3月，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第一次国际共产党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正式成立了第三共产国际。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德国、俄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家共产党人的代表，以及法国、美国和英国同志的代表。

　　代表大会采纳了德国和俄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纲领，大会是在前所未有的友好气氛中进行的，它表明，无产阶级现在稳固地站立在工人专政、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

　　第三国际定名为共产国际，和早先以卡尔·马克思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一样。第三国际以其全部的工作证明，它是沿着马克思的足迹前进的，也就是沿着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道路前进的。毫不奇怪，国际无产阶级中一切富有朝气的、正直的、革命的事物都越来越多地与联合先进工人力量的新国际联系在一起。

　　共产国际在自己的名称上就已经证明，它同社会主义叛徒毫无共同之处。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一名称用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党是不正确的。“民主主义者”——这是指某种政权形式的拥护者。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看到的，在未来的社会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国家，而在过渡时期则必然有工人专政。工人阶级的叛徒们不会走得比资产阶级共和国更远些。我们则要走向共产主义。

　　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里说过，社会主义一词意味着当时激进的知识分子中的运动，而共产主义才是纯粹的工人运动。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这样。共产主义者依靠的只是工人，而社会主义叛徒所依靠的则是工人贵族、知识分子、小饭店和小店铺老板，依靠一般小资产阶级。

　　可见，共产国际在事实上是实行马克思的学说，并清除了学说中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所滋生的赘瘤。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共产主义的伟大导师六十年前所宣传的学说现在正在得到实现。


　　第五章书目：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社会主义和战争》。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逆流》。格·季诺维也夫《战争和社会主义危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尼·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赫·哥尔特《帝国主义》。齐美尔瓦尔德宣言和齐美尔瓦德委员会公报。《共产国际》杂志。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286页。——译者注

[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译者注

[3] 参看上同，第37卷第316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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