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
· 第 十九 节 共产主义制的特征，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产 |
常常有人说，在未来的社会里，将实现每一个人领取自己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生产什么，就领取什么。这是不对的。并且任何时候也不可能完全实现。为什么？因为如果大家都领取各自生产的产品，那生产就永远不可能前进、扩大和改进。生产出的东西总要有一部分用于生产的扩大和改进。假如我们把生产的一切全都用于吃和穿，那就不可能生产机器，因为机器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任何人都知道，生活是随着机器的增加和改进而得到改善的，机器将生产得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包含在制造机器里的那一部分劳动是不能归还给劳动者本人。就是说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使每一个人都能全部领取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且这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在使用良好的机器的条件下，不这样做，生产也能满足全部需要。
这样，在初期，产品将是按劳分配（虽然不是按“劳动的全部产品”），而以后就可以充分地按需分配了。因为所有东西都极大地丰富了。
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们总是把共产主义描绘成平均分配。他们说，共产党人想把一切都夺走，然后再平均分配，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以及消费资料。没有什么比这种观点更荒谬的了。首先，这种普遍的重新分配是不可能的。因为可以平分土地、耕畜、货币，然而绝不能平分铁路、机器、轮船、复杂的设备。这是第一。第二，平分不但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会使人类倒退。这种平分意味着会形成大量的小私有者。而我们已经知道，从小私有制和小私有者的竞争中产了大私有制。就是说，如果实现了普遍的重新分配，那历史又要重演，人们又要重复那个说了又说的故事。
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或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大型的、协作的、统一的经济。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发展和无产阶级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里产生出来的。需要把它和下列几种情况区别开来：
（1）流氓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指责共产党人说，似乎共产主义在未来的社会里还保留国家政权。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真正的区别在于，无政府主义者更多注意的是分配，而不是生产组织；他们所想象的这种生产组织，不是巨大的协作经济，而是大量小型的“自由的”、自治的公社。显然，这种制度不能使人类从大自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它的生产力发展甚至都达不到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能达到的那种限度。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不是使生产合并扩大，而是使生产分散化小。所以无政府主义者在实践上常常倾向于瓜分消费品，并反对组织大生产，这是毫不奇怪的，而是所谓流氓无产阶级的即无赖无产阶级的。这个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很苦，但是却不能做任何独立的创造性工作。
（2）小市民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它依靠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破产者的手工业者、小市民，部分地依靠知识分子。它反对大资本，但为的是小企业活动的“自由”。它多半主张资产阶级民主，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希望通过“和平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理想，如通过发展合作社、劳动组合、联合手工业者等等办法。我国很大一部分城市社会革命党的合作社就属于这种类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合作社企业逐渐退化成为一般的资本主义组织，而这些合作社的举办人本身同纯粹的资产者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3）农业-农民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有时近似农村无政府主义。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它从来就是把社会主义想象为大经济，非常近似于主张瓜分和均分的思想；他们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主要在于要求有牢固的政权，以保卫自己反对地主，同时也反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主义化”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这种“土地社会主义化”想永远巩固小生产，害怕无产阶级，害怕整个国民经济变为大型的协作统一体。此外，在某些农民阶层中还有一些其他型式的社会主义，它们更多地接近于无政府主义，不承认国家政权，但是带有和平的性质（如教派共产主义，反正教仪式的教徒等等）。农业-农民的情绪只有在多年以后，当农民群众懂得了大经济的一切优越性（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多次提到）的时候，才能够铲除。
（4）奴隶主和大资本家的所谓社会主义。实际上，这里连社会主义的影子也谈不上。如果说上述三派的“社会主义”里还有那么一点迹象，如果说它们还是反对压迫的，那么，在这里，有的只是空话，是以欺骗手段来混淆视听。资产阶级学者曾使这种子观点风行一时，而妥协派的社会主义者们也和他们唱一个调子（其中包括考茨基之流在内）。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就是这样。其含义就是，奴隶主的组织“合伙地”和“共同地”剥削无权利的奴隶大众。在奴隶主之间是完全的平等和普遍的一律。奴隶们则一无所有：他们变成了牲畜。十分明白，这里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现在有一些资产阶级教授也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招牌下鼓吹这类“社会主义”，其唯一的区别就是变为奴隶的是现代无产阶级，而代替奴隶主的是高高在上的大资本家。事实上，这里一点社会主义的影子也没有，有的只是国家的、苦役式的资本主义（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谈）。
小市民的、农民的和流氓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所有这些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形式，都不考虑发展的实际进程。发展的进程是在引向生产的扩大。而他们的一切却是以小生产为基础的。所以，这种社会主义无非是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空想。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非难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说他们反对任何政权和任何国家，然而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却维护苏维埃政权。任何政权都是暴力和对自由压制。所以应当推翻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任何专政都是不需要的，任何国家也是不需要的。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断。他们的反对意见只是从表面看来很革命。实际上，无政府主义者不是比我们布尔什维克更左，而是更右。实际上我们为什么需要专政呢？是为了有组织地彻底打垮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为了用暴力对付无产阶级的敌人（我们公开地说出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手中的一把斧子。谁反对它，谁就是害怕坚决的行动，谁就是害怕得罪资产阶级，谁就不是革命者。当我们完全战胜资产阶级的时候，我们就将不再需要任何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当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时，工人阶级的神圣职责就在于坚决镇压自己的敌人。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必定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其次，反对专政的还有社会民主党人，其中包括孟什维克。这些先生完全忘记了他们自己曾经写过的东西。在我们同孟什维克一起制定的旧纲领中曾直截了当地指出：“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镇压者的一切反抗。”孟什维克也认可了（在口头上）这一点，可是，当见诸于行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为资产阶级的自由遭到破坏，为资产阶级的报纸被查封，为“布尔什维克的恐怖”等等而大喊大叫。其实当时连普列汉诺夫也极其赞同对资产阶级采取的无情的措施，说我们可以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等等。现在这一切都被转入资产阶级阵营的孟什维克置于脑后。
最后，有许多人从道德方面责难我们。他们说，我们的论断象野蛮的霍屯督人一样。霍屯督人说：“我偷邻居的妻子是好事；他偷我的妻子是坏事。”他们说，布尔雪维克同野蛮人毫无区别，因为布尔什维克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行暴力是坏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行暴力是好事。”
提出责难的人一点也不了解所谈论的问题。他们谈到霍屯督人，其实那是两个同样的人，他们根据同一理由互偷对方的妻子。然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是两个同样的阶级。无产阶级是人数众多的阶级，资产阶级是一小撮人。无产阶级为争取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资产阶级为保护为保存压迫、战争和剥削而斗争；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而斗争，资产阶级为保存资本主义而斗争。如果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一制度，那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象两个霍屯督人。而现在只有无产阶级为建立新制度而斗争；凡是帮助它进行这场斗争的事都是有益的；凡是有碍这一斗争的都是有害的。
这个问题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例如，有人指责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就象曾经指责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一样），说他们瓦解军队，促使纪律松弛、不服从官长等等。很多人至今还觉得这种指责很可怕。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怕。就是应当瓦解那些遵照军官和资产者的命令来反对工人的军队，哪怕他们是自己的同乡。否则就会葬送革命。就是说，瓦解资产阶级军队并没有什么可怕的，革命者应当把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看作是自己的功绩。在资产阶级的纪律没有受到破坏的地方，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战胜的。绝不能又想打倒它，同时又怕刺伤它。
普鲁士“容克阶级”（在德国把大地主称为容克）可以作为这种范例，军官团都来自容克阶级，而我们俄国的贵族，即所谓的野蛮地主或杜马代表——马尔柯夫第二、克鲁平斯基之类的“死硬派”也在此列。如果以沙皇的国务会议为例，那么可以看出，它的绝大部分成员恰恰是由这个地主阶级的代表组成。古老世袭的大地主一般都拥有各种不同的爵位，例如公爵、伯爵等等：他们都是曾拥有几千名农奴的祖先的继承者。俄国的地主政党有：俄罗斯人民同盟、“民族主义派”（以克鲁平斯基为首）、右派十月党人等等。
在俄国，人民自由党或所谓“立宪民主党”，还有几乎消失了的“十月党”，就是这样的政党。工业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地主、银行家，以及他们的卫士——大知识分子（教授、待遇优厚的律师和作家、工厂厂长），——组成了这个党的核心。1905年，这个党曾抱怨专制制度，但已经有些害怕工农了；二月革命以后，它就站到了所有反对工人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党派的最前列。1918年和1919年，立宪民主党领导了所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活动，参加了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将军的政府。总之，它成了黑暗反动势力的首领，并彻底和地主政党同流合污了。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工人阶级的压力，大私有者们的所有派别集团都联合成一个黑暗的营垒，而为首的就是其中那个能量最大的党。
在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比任何地方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都更善于给自己戴上社会主义的假面具。“人民社会党”、“社会民主党”部分孟什维克就是这样。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社会革命党主要是力图依靠农村中的中农和富农分子。
在我们俄国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中农支持工人反对地主富农；但事后又常常担心，要是实行“共产”，是否更坏，于是又去反对工人：富农对他们的引诱常常得逞；而当重新出现了地主（邓尼金、高尔察克）的危险时，他们又开始去支持工人。
这种情况也影响到政党的斗争。中农有时拥护工人政党（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有时拥护富农和大农的政党——社会革命党。
从德国和俄国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个团结和战斗的共产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德国无产阶级是很发达的。但是在战前却没有一个象俄国布尔什维克共产党这样的工人阶级的战斗政党。只是在战争期间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同志等才开始组建单独的共产党。所以在1918年和1919年期间，尽管多次起义，德国工人却未能战胜资产阶级。在俄国就有一个这样不妥协的政党，这就是我们的政党。由于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就有了好的领导。正因为如此，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俄国无产阶级却成了能够如此团结一致和如此迅速地取得胜利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我们的党在这方面可以成为而且已经成为其他共产党的榜样。它的团结性和纪律性是遐迩皆知的。它确实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有战斗性的、领导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