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宗教与共产主义


· 第八十九节 为什么宗教与共产主义是不相容的
· 第 九十 节 教会与国家分立
· 第九十一节 学校与教会分立
· 第九十二节 与群众的宗教偏见作斗争




第八十九节 为什么宗教与共产主义是不相容的


　　卡尔·马克思说过：“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使这个真理为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所理解。党的任务就是要使所有的劳动群众，包括最落后的群众在内，坚信这一真理，即认识到宗教过去和现在，都始终是压迫者手中维护不平等现象、剥削和奴役劳动者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

　　某些觉悟不高的共产党员认为：“宗教并不妨碍我作一个共产党员，——我信仰上帝，同样也信仰共产主义。我对上帝的信仰并不妨碍我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

　　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宗教与共产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相容的。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把各种社会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革命、战争，等等）看作是一种根据一定的规律发展起来的现象。正是由于有了我们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共产主义才能对社会发展的规律作出最为完整的阐明。根据这一理论，社会发展是不受任何超自然力影响的。不仅如此，同一理论还阐明，关于神和阴间力量的观念是在人类历史的一定阶段出现的，并将在一定阶段开始消失，因为它是一种幼稚的、在人的生活及其同自然界的斗争实践中得不到证明的观念。正是由于让人民处于愚昧和迷信奇异现象对掠夺阶级是有利的（解释这些奇异现象的钥匙就在人们自己的口袋里），所以宗教偏见才会如此长期地存在，甚至使一些非常聪明的人也大惑不解。

　　超自然力对整个自然界的变化不产生任何影响。人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利用自然为自己造福，并且能对自然界的力量加以控制，这并不是由于信仰神和得到了神的帮助，而是由于他无视这种信仰，由于他在实践中，在所有严肃的事业上都始终是一个无神论者。科学共产主义是依靠自然科学的材料来理解自然界各种现象的，而这些材料同各种宗教的臆想是格格不入的。

　　共产主义与宗教信仰在实践上也是不相容的。共产党员的策略为自己的成员规定了一定的行动方式。而每一种宗教道德也为自己的信徒规定了一定的品行（例如，基督教的道德告诫人们：“如果有人打了你的右脸，那你就把你的左脸也伸给他”）。共产党的策略指示同宗教戒律之间多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抛弃了宗教戒律和按照党的指示行动的共产党员不再是信教者。自称共产党员的信教者，如果为了遵守宗教的戒律而违反党的指示，就不再是共产党员。

　　同宗教的斗争包括两个方面，每个共产党员应该对这两个方面严格加以区分：首先是与教会的斗争，教会是进行宗教宣传的特殊组织，让人民处于愚昧无知和笃信宗教的状态是出自教会本身的物质利益的需要。第二个方面是同大部分劳动群众中广泛传播的和根深蒂固的宗教偏见的斗争。



第 九十 节 教会与国家分立


　　根据基督教的教义，教会是由同一种信仰和圣礼等等联系起来的信教者组成的团体。在共产党人看来，教会是靠搜括信教者，靠保持信教者的愚昧无知而得到一定收入的人们结成的团体。这个团体与地主、资本家等等另一些剥削者的团体联系在一起，即与他们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它帮助国家压迫劳动者，同时也从国家那里得到帮助和支持。教会与国家的联系由来已久。教会与封建地主阶级国家的联系尤为密切。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专制贵族国家依靠的是大土地所有制，而教会本身就是握有几百万俄亩土地的大地主。这两种势力不可避免地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劳动群众，并且结成联盟来加强自己对劳动群众的统治。在城市资产阶级同贵族进行斗争的时期，资产阶级一度猛烈地攻击过教会，因为教会是土地的占有者，资产阶级很想把这些土地攫为己有；因为教会是从劳动者身上搜括而来的收入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资产阶级对这些收入也同样垂涎三尺。这一斗争在一些国家曾经表现得十分尖锐（法国），而在另一些国家则表现得比较温和（英国、德国、俄国）。因此教会与国家分立的要求（这实际上意味着把国家用在教会的钱转交给资产阶级）早已由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过。但是资产阶级在任何地方也未实现过这个要求。原因是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的斗争普遍开始加剧，抛弃这个多余的同盟者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不利的。资产阶级认为最好还是同教会讲和，把教会的祷告词买来准备同社会主义作斗争，利用教会对落后群众的影响来使这些群众继续保持对剥削者国家的逆来顺受的感情（“王权神授”）。

　　资产阶级在与教会的斗争中没有做到的事，由无产阶级国家做到了。苏维埃政权在俄国颁布的第一批法令之一就是教会与国家分立的法令。教会的全部土地均被没收，并转交给了劳动者，教会的全部资本都变成了劳动人民的财产。教会从沙皇制度那里得到的和在“社会主义者”克伦斯基政府时期继续顺利得到的一切收入都被没收。宗教被宣布为每个公民个人的事情。同时苏维埃政权反对以任何形式利用教会来巩固无产阶级统治的意图。



第九十一节 学校与教会分立


　　宗教宣传与学校教育合一是僧侣们用来加强教会的统治及其对群众的影响的第二个强有力的工具。人类的未来及其青年的命运被掌握在神父们的手中。在沙皇制度下，保持宗教狂热，保持愚昧和无知，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国家大事。教规成为学校里最重要的课程。即使在学校里，专制制度和教会也是互相支持的。在学校中除了必须讲授宗教课程和必须做礼拜之外，教会还有更大的收获。它已开始把整个人民教育都抓到自己手中，因此，整个俄国到处都是教会学校。

　　由于学校和教会合为一体，青年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为宗教迷信所控制，根本不可能形成某种完整的世界观。对于同一个问题（例如关于地球起源的问题），宗教和科学给予的回答各有不同，于是学生们敏锐的头脑便变成了准确的知识和黑暗主义者的愚蠢思想进行搏斗的战场。

　　在许多国家里，教育青年不仅要忠于现存的制度，而且往往还要忠于已被推翻的专制-教会-贵族制度，例如在法国就是如此。甚至从资产阶级国家的观点来看这种宣传也是一种反革命的宣传。

　　资产阶级自由派在自己的纲领中也提出过学校与教会分立的要求。他们曾经进行斗争，要求在学校里用资产阶级道德课来代替宗教课，并关闭由教会和寺院开办的学校。但无论在何处这种斗争都未能进行到底。法国便是一个例子。二十年的时期里，法国历届资产阶级内阁都曾庄严地许诺说要解散所有的牧师协会（天主教的团体），没收它们的资本，禁止它们在学校的教学活动，但是最后每次都是以与天主教和解和妥协而告终。不久以前克列孟梭就曾提供过一个与教会的明显例子，此人一度曾是教会不共戴天的敌人，可是后来却号召忘掉敌意，并亲自为天主教的代表人物的爱国主义颁发了勋章。无论在剥削其他国家的斗争中（同德国的战争），还是在反对本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国家和教会是相互勾结，相互支持的。

　　资产阶级与教会的这种和解并不仅仅表现为资产阶级把自己旨在反对宗教的旧的战斗口号束之高阁和停止同宗教的斗争。不仅如此。资产阶级本身也愈来愈变成为一个“信教的阶级”。现代欧洲资产者的曾祖辈都是无神论者和自由思想者，都是教士和僧侣的死敌。到了祖辈和父辈就倒退了一步。尽管他们本身仍然是无神论者，不相信宗教的那一套，甚至把它当着笑料，但是他们认为有必要把这一套保持下来，不要解除人民的宗教牢笼。最后，他们现在的儿子辈不仅认为宗教的牢笼对于人民是必要的，而且连他们自己也堕入了这一牢笼。我们亲眼见到在十月革命之后，原先的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巨浪般地涌进了教堂，向他们早先讽刺嘲笑的那些东西顶礼膜拜。所有垂死阶级的命运都是如此，他们已走投无路，只有到宗教里去寻找“安慰”。

　　在欧洲尚未失去政权的资产阶级中间可以看到这种笃信宗教的倾向。但是，如果资产阶级开始信仰上帝和相信天国永生，那只是意味着，在地球上它们的死期已经来临了。

　　学校与教会分立在过去和现在都要引起工人和农民中的落后分子的反对。许多家长继续坚持要求学校把宗教课作为一种非必修课向自愿者开放。共产党坚决反对这类倒退的企图，允许在学校开设宣扬宗教黑暗势力的课程，哪怕是作为一种非必修课，那就意味着国家支持加强宗教偏见。那时教会就会直接出面支配现成的儿童课堂（把这些儿童集中到学校里来的目的恰恰是和宗教的任务对立的），支配属于国家的场所，这样一来，它就能继续在青年中散布宗教毒素，其范围之广，几乎和在学校与教会分立之前一样。

　　必须大力执行关于学校与教会分立的指令，无产阶级的国家不应对中世纪的落后势力作任何让步。在这个领域中已经作到的事情还太少，一些落后的父母仍然完全有可能用宗教邪说来摧残自己子女的心灵。苏维埃政权允许成年人的信仰自由。但是这种信仰自由在有些父母那里却变成了他们用过去教会毒害他们鸦片来毒害他们自己的子女的心灵的自由，父母们把自身的愚昧无知硬塞给自己的子女，把各种奇谈怪论当作真理，严重地妨碍了统一劳动学校的工作。把儿童从他们父母影响下解放出来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根本的办法是对儿童实行充分的社会教育。但是在最近时期，我们不能仅限于把宗教宣传从学校里驱赶出去，我们还必须使学校主动地向家庭里的宗教宣传进攻，要加强儿童思想上的免疫力，使他们不受一些成年人仍然相信并当作真事加以宣传的宗教神话的影响。



第九十二节 与群众的宗教偏见作斗争


　　如果说无产阶级政权在实行教会与国家分立的和学校与教会分立的上工作进行得还比较容易和几乎没有造成什么病痛，那么同群众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具有巨大生命力的宗教偏见作斗争，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这场斗争是长期的，它需要巨大的毅力与耐心。我们的党纲就这个问题指出：“俄国共产党所遵循的信念是：只有在群众的所有社会经济活动中实现了计划性和自觉性，才能随之完全消除宗教偏见。”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让整个社会生活环境促使群众的意识去超自然地解释周围的自然和社会现象，那就会使宗教宣传、信奉上帝和各种超自然力找到最为适宜的土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环境恰恰对这一点很有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品的生产和交换不是自觉的、按一定计划进行，而是自发进行的。市场主宰着生产者。谁也不知道生产的商品是过剩还是太少。生产者弄不清楚整个庞大而复杂的资本主义生产机构是如何运行的；为什么会忽然出现危机和失业；为什么商品的价格会时而上涨，时而下跌，等等。既然对社会上发生的这些现象的真正原因得不到解释，普通的工人就只求助于无所不知的“神的意志”。

　　相反，在有组织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和分配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没有任何秘密的。每个工作者不仅完成托付给他的那一部分社会劳动，而且他自己也参加制订总的生产计划，至少他完全了解这个计划。在整个社会生产的机构中没有任何秘密的、不可理解和意想不到的东西，因此各种迷信邪说也就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一个木匠制造了一张桌子，他完全清楚这张桌子是怎么出现的，他用不着到天上去寻找桌子的创造者，同样，共产主义社会的全体劳动者对于他们用集体的努力创造了什么和怎样创造的，心里是一清二楚的。

　　因此，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事实本身给宗教带来了致命的打击。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即从彻底击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过渡到没有任何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痕迹的社会，将导致一切宗教和一切迷信的自然死亡。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在预言了宗教在将来要灭亡之后，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现在特别应该大力加强对宗教偏见的严肃斗争，因为现在教会已经起着反革命组织的作用，它在竭力利用自己在群众中的宗教影响来引导群众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政治斗争。受到教士庇护的东正教正在与君主制度结成联盟。因此，苏维埃政权现在就必须开展最广泛的反宗教宣传。为此可以举行专题讲座，组织辩论会，出版相应的文献，开展科学知识的普及活动。这些措施尽管很缓慢，不会短期凑效，但是一定会消除宗教的一切影响。不久以前在共和国的许多地方揭露了所谓“不朽的”干尸之迷，这是与教会进行斗争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它使整个宗教，特别是俄国东正教赖以生存的全部卑劣欺骗伎俩在包括信教者在内的广大群众面前得到了充分的暴露。

　　但是在与群众的宗教落后思想进行的斗争中，态度不仅应该坚决有力，而且应该小心谨慎。信教的群众对于一切侮辱自己感情的事是非常敏感的，因此不能强迫群众接受无神论，不能对于宗教仪式和崇拜对象采取粗暴和嘲弄的作法，否则不仅不能加速，而且会阻挠与宗教的斗争。被逼得无路可走的教会就会在群众中得到更大的同情，使群众又联想起他们早已遗忘了的宗教与保卫民族自由的联系，使排犹活动加强，使已经半死的意识形态的各种残余又活跃起来。

　　现在我们引用一些数字来说明沙皇政府用人民的金钱支持教会，人民本身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拿出来支持教会和神职人员积累财富的情况。

　　沙皇政府平均每年通过宗教院或其他途径提供给教会的拨款达五千万卢布（每一卢布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卢布）。宗教院在银行里有七千万卢布存款，教堂和寺院有巨大的地产。1905年教堂有一百八十七万二千俄亩土地，寺院有七十四万俄亩土地。六个最富有的寺院有十八万二千俄亩土地。索洛维茨寺院有六万六千俄亩土地，萨罗夫寺院有两万六千俄亩土地，亚历山大涅瓦寺院有两万五千俄亩土地，等等。1903年彼得堡各教会和寺院在房产、店铺和地皮等等方面共有二百六十六笔收入。在莫斯科，房产收入有一千零五十四笔，还不包括三十二所旅馆的收入。在基辅，教会有一百一十四所房屋。还有总主教和大主教的布道收入。彼得堡总教主每年收入三十万卢布，莫斯科和基辅总主教各收入十万卢布，诺夫哥罗德的大主教收入三十一万卢布。

　　教会学校共计三万所，其中的学生达一百万人。在教育部各初级学校里有两万多名神学课教师在“工作”。

　　众所周知，沙皇专制制度把东正教教会当作占统治地位的唯一真正的教会加以支持。东正教从伊斯兰教徒（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天主教徒（波兰人）、犹太人那里以赋税的形式搜括了数千万卢布，并用这些钱来证明除了东正教之外的一切其他宗教的虚伪性。在沙皇制度下，宗教压迫达到了最野蛮的程度。按宗教划分，俄国居民每一百人中有九名天主教徒，十一名伊斯兰教徒，五名基督教徒，四名犹太教徒和一名其他教徒。

　　至于东正教本身的队伍，它在1909年达到了如下的规模：

　　在俄国五万二千八百六十九所教堂里共计有：

大司祭

2912人

神父

46730人

助祭

14670人

诵经士

43518人

　　在四百五十五所男修道院里有：
修道士 9987人
见习修道士 9582人

　　在四百一十八所女修道院里有：
修道士 14008人
见习修道士 46811人

　　在俄国结婚和不结婚的僧侣共有一十八万八千二百一十八人。

　　这仅仅是有关东正教的数字。信仰其他宗教的各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寄生阶层。这些人本来可以通过体力劳动创造出大量财富，可是相反，他们却是在用维持人民愚昧落后来从他们身上获得大量的金钱。社会主义国家随着自己的经济机构的完善，要为僧侣及其他非劳动阶级安排劳动义务，把他们变为工人或农民。

　　在沙皇时期，国家拨给教会的经费每年有一千二百多万卢布是给城乡僧侣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神父们反对教会与国家分立，因为这等于几千万卢布同他们的口袋分了家）。但是这还不仅仅是僧侣收入的一部分；圣礼收入、地租、教会资本的利息比上面那些收入要多得多。在俄国，谁也说不准僧侣们收入的确切数字。大约年收入为一亿五千万卢布，而那时每一卢布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倍。直至现在，僧侣们有很大一部分收入仍然是从人民那里得来的。


　　第十一章书目：基利切夫斯基《僧侣们的财富和收入》。卢金（伊·安东诺夫）《教会与国家》。美尔古诺夫《过渡时期的教会与国家》。谢·米宁《宗教与共产主义》。伊·斯切潘诺夫《我们的上帝的起源》，《僧侣，他们的收入，他们的祈祷和诅咒》。亨·库诺夫《宗教和信仰上帝的起源》。卡·考茨基《最早的圣经故事来源》，《古代社会、犹太教和基督教》，《天主教教会和社会民主党》。奥·倍倍尔《基督教和社会主义》。施坦普费尔和王德威尔得《社会民主党和宗教》。拉法格《宗教信仰的起源》。斯·达尼洛夫《黑色的军队》。基尔维尔《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尼·布哈林《苏维埃共和国的教会与学校》。雅·布罗夫《信仰自由的法律意味着什么》。拉法格《关于无垢受胎的神话》。尼科尔斯基《耶稣和第一批基督村社》。维波尔《基督教的起源》。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尼科尔斯基的论文）。杰·别德内依《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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