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四部 被历史诅咒的工作？ 第四十三章 历史与政治 在当代史的各种题目中，受意识形态与政策的一时需求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的历史。 一九二七年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同意起草并出版一部党史[1]。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当时的党主席、权势倾天的台尔曼宣布，党史正在起草当中，已经写到了独立社民党在哈勒代表大会上的分裂与左派独立社民党参加第三国际[2]。没过多久，由于与之相关的各种政治问题，以及纳粹党上台之后开始镇压德共，这项工作就被无限期推迟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出现了首批研究这个题目的著作，首先是由非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奥西普·库尔特·弗莱赫特海姆撰写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3]，然后是由路特·费舍撰写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4]。尽管西方的许多历史学家（英国的美国的都有）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回溯了德国共产党的早年岁月，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执政党以德国共产党的继承者自居的国家里，德国共产党的历史却仅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的寥寥几句，以及一些文件和评论中的只言片语而已，而这些东西往往又是不真实的。直到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其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理论上是德国共产党的继承者）才出版了《德国工人运动史纲》（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5]，给年轻一代提供了一部“官方”的党史。 在编写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时遇到的困难，与编写其他国家的正式共产党党史时没有什么不同。为了迎合一时的政治需要而定期地篡改各种发言与分析；被打成“路线错误”、“叛徒”或“变节分子”的人，他们所起过的作用遭到了诋毁或贬低；出于派别偏见而随意解释、伪造或销毁各种文件；为了迎合意识形态或策略的需求而修改过去，等等。一九二七年，前斯巴达克派分子恩斯特·麦尔试图编写德共（斯）的早年历史，这是科学地编纂德共早期党史的最后一次尝试[6]。一九三〇年，要不是他死得早，就会被打成“调和派”开除出党了。 德共的建党元老当中，大部分人都先后成了反对派，这些人主要是在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化与斯大林化时期转投反对派阵营的，这意味着他们后来不会被承认起过任何“积极”作用。保尔·列维与卡尔·拉狄克就是这样从官方党史中消失的。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他们是党最重要的领袖，正如托洛茨基的名字被彻底地从布尔什维克党史中抹去一样，他们的名字也彻底地从德共党史中消失了，实在是不得不提到他们的名字时，他们就会被扣上老套的“人民公敌”、“叛徒”与“变节分子”的帽子。布兰德勒与塔尔海默被当成了一九二三年的失败的替罪羊，就这样从历史上消失了，“右派分子”瓦尔赫尔、弗勒利希和波特赫尔也消失了，“左派分子”或“极左分子”费舍与马斯洛夫、乌尔班斯、罗森贝格与科尔施都是这样消失的，最后麦尔这样的“调和派”也消失了。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的苏联“大清洗”中，以及二战后的东欧各国的清洗中，又有许多曾为德共的斯大林派效力多年的领导人消失了——不是被处决就是瘐死狱中，这些人包括胡戈·埃贝莱因、海因茨·诺伊曼、雷梅勒、奇本贝格尔、弗利格、列奥夫[7]、舒尔特[8]、舒伯特[9]和明岑贝格等人[10]。 这些年来，德共的历史完全掌握在威廉·皮克和瓦尔特·乌布利希等领袖手里。在一九二三年以后的党史中，他们一直是斯大林派的代理人，领导了反对老近卫军的斗争。他们的心腹之患，就是要证明自己的正确，给自己塑造出一副在过去的任何一个阶段都站在正确立场上的形象，并最终塑造出这样一种过去，这种过去能满足这样的苛求：他们既能掌控党的机关，又能在俄国党在共产国际内的影响力面前坚持自我。德共的历史成了一系列自上而下（也就是来自俄国党的斯大林主义领导层）的思想整顿，意在消灭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物，“小资产阶级倾向”与“歪曲”，用斯大林主义的话来说，也就是“阶级敌人的活动”。它必须贬低、丑化、歪曲当时所有不参加斯大林派的人所起的作用，吹嘘、夸大斯大林派在德共内的代理人所起的作用，一九三三年以前的台尔曼和后来的乌布利希被吹嘘得如此过分，以至于都变成了“个人崇拜”。 这个任务，与出版一部完整的信史是矛盾的。所以民主德国的各家历史研究所在前些年的研究成果才会如此之少，在斯大林谴责了需要用“正式文件”来编写历史的“官僚主义分子”之后，谁要是太看重“正式文件”，都是很危险的[11]。 哪怕只是提到过去被打倒了的反对派，都会有这样的危险：这会让新一代人重新认识布尔什维克主义，重新认识党，了解它的目的与手段，了解它的本质，而这与日常生活和官方讲话告诉他们的完全不一样。要是让人们回想起来，列宁时期的共产国际的目标并不是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而是世界革命；或是让人们回想起来，布尔什维克并不相信俄罗斯人通常相信的天命救世论，恰恰相反，他们的党认为俄国革命仅是革命的第一步与第一阶段，只有当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获胜时，革命才算成功，那可要不得了了。德国工人士兵苏维埃的革命具有严格的苏维埃革命的性质，而当时在德国还并不存在着一个党，一个像斯大林派的历史作家所描写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集中而铁板一块”，拥有“被马克思列宁主义吸引”的干部群体，拥有一贯正确的机关，仿佛是一个战无不胜的步兵方阵一般的党，而这正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唯一政党——垄断一切权力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所力图把自己现在的形象投射到过去的样子；要是让新一代人知道了这些，那可就太危险了，特别是在一九五六年，工人代表会在波兰和匈牙利猛然卷土重来之后就更加危险。结果，描述德国共产主义者在俄国革命的领袖支持下，按照德国的具体情况，力图在德国建设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经过，是不可能成功的；而更不可能的是：描写在党的早年，党的组织是依靠下面这些东西才得以成立的：无产阶级民主的传统；承认党内可以存在各种思想流派甚至是派别组织；全体党员与领导人的大会、少数派报告、广泛的讨论、不同派别都可以在报刊上发表意见、允许少数派参加领导机关等实践。 斯大林主义自命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正当继承人，但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具有丰富的事例，足以证明它在许多关键要点上与斯大林主义势不两立。在这方面，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也许具有更加丰富的事例。早在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就开始攻击卢森堡的人格，贬低她的地位，这给俄国历史学家定下了一条红线[12]，并彻底压制了拉狄克的通过“各种流派”的历史性融汇来建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13]。这次攻击，是为了在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斗争中，树立起“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列宁主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教条。 在斯大林主义时期，有一个现象始终存在，那就是猛烈抨击“吹捧”卢森堡的人。她与斯巴达克派的同志们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因为他们曾批评过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并经常声称自己完全忠于工人民主，忠于群众的自发性。从这点来看，就连社会民主党“平反”起来都要容易一些，这从统一社会党成立时给了小弗里德里希·艾伯特[14]等老社民党人物何等的优待就能看出来。 去斯大林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情况。苏联档案馆的开放（尽管仍是有限的），新的领导人对“个人崇拜”与斯大林本人的抨击，鼓励了研究人员。自从一九五三年以来，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以来，新一代人的好奇心爆发了出来，这使研究人员感到了压力。因此，他们试图编写出更加科学的历史，一种既能与西方历史学家的著作相抗衡，同时又能继续符合“党的精神”（也就是能满足当前执政者的政治需要）的历史。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德共的第一部官方党史（即《史纲》）问世了，围绕着这部党史的讨论由此展开，在讨论中，领袖的观点首次遭到了质疑，尽管这种质疑仅仅是不完整的和间接的。 一九五七年，老共产党员、历史学家罗伯特·莱布兰德[15]在《团结》上发表专栏文章，抨击了声名狼藉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斯大林主义观点。斯大林主义者认为，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士兵苏维埃在革命中并不是俄国苏维埃那样的双重政权机关，而是“资产阶级议会的驯服工具”，因为在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俄国孟什维克那样的妥协派[16]，这种观点遭到了莱布兰德的批判。莱布兰德认为，“从德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基础力量与无产阶级的目的来看”，德国革命是一次失败了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主张，把德国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等于是“玷污和诋毁德国无产阶级的这次伟大的运动”[17]。 莱布兰德的尝试马上就得到了另外一位历史学家的支持，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因为他是老资格的斯巴达克派成员；阿尔伯特·施莱纳在一份历史刊物上撰文，表示“他自己”以前认为十一月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经过深入研究之后，他放弃了这个看法[18]。青年历史学家罗兰德·鲍尔[19]利用了十一月革命时期的德语与俄语文件，特别是列宁与卢森堡的著作——在这些文章面前，谁也难以反驳。他猛烈批评了斯大林派将十一月革命性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而人人都知道，这个观点得到了瓦尔特·乌布利希的首肯。鲍尔总结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论”与“未能获胜的无产阶级革命论”之间的关键区别，并强调指出后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以前作出的诠释”[20]。后一种看法得到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历史学家圈子的支持，鲍尔做了一个准确的结论：“十一月革命的性质是一场未能进行到底的、失败了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个评价，既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也符合斯巴达克同盟和德国共产党对十一月革命的评价[21]。” 尽管这次讨论只是一次很初步的讨论，但它提出了大量的重要意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是当局很快就动用了严厉的手段，强行中止了这次讨论。乌布利希在党报《新德国》上发表专栏文章，断然宣称只有把十一月革命定性为“一场使用了无产阶级的手段和方法来进行斗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阻止了即将在政治局中爆发的争论。他严词驳斥了“某些历史学家认为的十一月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错误看法”[22]。前一种观点的地位重新得到了巩固，后来又成了官方党史的基础，新一版的德共党史仍然没有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记述的斯大林派的党史作出任何重大修改。布兰德勒和他的同志们仍是“全党公敌”与“右翼机会主义分子”，费舍派是“极左宗派分子、全党公敌”。可是，在一九二三年时隶属于布兰德勒派的乌布利希，以及当时追随费舍和马斯洛夫的台尔曼，却被写成了在党内捍卫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健康”“革命”力量。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乌布利希抨击了费舍和她对德国各种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所做的“极左”阐述，这可是白纸黑字写进了会议记录里的[23]，但是《史纲》却写道：“就在一九二三年，当战后革命危机达到了高潮的时候，布兰德勒—塔尔海默集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进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修正，党的一些领袖站了出来，反对他们的修正，瓦尔特·乌布利希就是这些领袖之一[24]。” 乌布利希很关注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目标，那就是捍卫这个现状，只有维持住了现状，他才能有理由为自己辩护，保住自己的地位。当围绕着《史纲》发生的争论正在进行的时候，他向中央委员会发表了讲话： 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我有幸曾在两个时期当中积极而自觉地参加了它的领导工作。在这篇发言中，当我谈到有关战略与策略的一系列问题时，我不仅要依靠我个人的理论知识，不仅要系统地利用我个人的丰富经验，还要依靠我亲身参加德国工人阶级的这些重大斗争的切身体会[25]。
他企图以此来限制有关布尔什维克主义同不莱梅左翼激进派和斯巴达克派之间的联系的讨论，这个讨论当时仍能广泛进行。在去斯大林化时期，卡尔·德雷赫斯勒（Karl Drechsler）与威廉·艾尔德曼[26]提出了这个重要问题。他们宣称： 在德国革命运动中的党这个问题上面，认为……不莱梅左派得出了政治上最明确的观点，这是错误的……与布尔什维克最接近的是斯巴达克同盟。它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所有的德国革命派集团，并在运动中得到了坚定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支持。把斯巴达克同盟与不莱梅左翼激进派相提并论，或是单纯地夸大不莱梅左派集团的重要性，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27]。
一九六四年，赫尔曼·韦伯发表了《乌布利希伪造历史》一书，批判了《史纲》[28]。韦伯认为，问题不仅在于乌布利希要宣称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不容争辩的领袖只能属于最具有连贯性、从而也是最具有历史重要性的集团，还在于乌布利希出于这方面的需要，歪曲了原本有利于斯巴达克同盟的历史。而且，对于乌布利希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要通过“修正后的”历史，来捍卫这么一条不容挑战的关键原则：“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的派别只能有一个，只有它起到了‘领导作用’，并且拥有使它有权获得政治领导权的唯一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29]。 在一次讲话中，乌布利希用了大量篇幅来批判他所谓的“修正主义”概念，然而就在这次讲话中，他实际上承认了自己对自己的过去和党的过去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正，他在这次讲话中声称： 德国工人阶级在十一月革命的进程中的失败，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起义的失败，说明了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得到了高度发展的国家里，工人阶级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30]。
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袖所要宣称的是：只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瓦尔特·乌布利希的领导下，德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除此之外，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存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其他道路。这完全是在罔顾马克思、列宁与卢森堡的思想，完全是在为过去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政策开脱，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国际勒令德国共产党执行这个政策，让德国共产党走上了绝路；更不用说他还罔顾了各国共产党最近在“和平共处”、“为先进民主而斗争”、“走向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的框架内推出的各种政策。 海因茨·哈贝丹克（Heinz Habedank）编写了有关汉堡起义的史书[31]，他是第一批为使用“正式文件”平反的人之一，像他这样的研究人员至今仍要冒着这样的危险：当权者一声令下，他们的研究就得被迫中断[32]。就像在苏联，历史研究总是与其引发的政治影响密不可分一样。阿诺德·莱斯贝格[33]撰文阐述了列宁在推行工人统一战线政策中所起的作用[34]，这些文章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读者了解到了拉狄克所起的作用和他的个人品性，并对布兰德勒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尽管莱斯贝格在写到这些人物时措辞非常谨慎，但这些文章却不可能不激起各种反响和问题。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这个关键问题上，乌布利希在理论领域做出的修正，得到了西方的主要史学著作的支持，尽管双方之间仍有不少分歧。因此，维尔纳·安格莱斯才在他那部研究那段时期的德国共产党的著作结尾写道： 他们认为，启发和率领这次革命的是他们自己，但革命仍要由德国工人群众来进行。在帝国垮台后的几个星期里，这个幻想破灭了，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之后，它已经不再是可行的方案了。这是德国共产党的悲剧，而且也确实是魏玛共和国的悲剧——德国共产党人无法接受自己的失败已成定局。他们曾向政权发起多次冲锋，直到一九二三年末才停止了这种做法，而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党沮丧地发现，在德国现代史上，他们的尝试，仅是发动革命的多次失败的尝试之一[35]。
里哈尔德·洛文塔尔[36]的论文《斯巴达克同盟的布尔什维克化》无疑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他颠覆了东方作家笔下的德共历史，并得出了结论：共产国际执委会把各种“组织技巧”引进了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他列举了这些“组织技巧”： 谨慎地把各种成分混合起来，创造出一个不那么均匀、而是比较听话的领导层；鼓励成立各种“派别”，这样共产国际就能操纵一个派别去反对另一个；在党的各种文件中加入一般性的关键语句，日后用这些关键语句来衡量领导人的表现；针对不听话的领导人，在党内逐步编造出各种谣言，用以抹黑他们，先在私下交谈中散播谣言，然后再通过他们的反对者之口公开传播，最后由共产国际的权威加以公开利用[37]。
最后，就像乌布利希所做的那样，洛文塔尔把革命党在德国遭遇的挫折，解释为革命是不可能在发达的工业国家发生的： 由于欧洲所有的非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运动都遭到了失败，共产国际才获得了威信。一个革命党，如果对自己的作用有着“卢森堡式”的概念，就不可能长久维持自身的存在，所以共产主义的基层群众才会左倾。但是，两种情况确实都表明（如今这比过去更加明显）：罗莎·卢森堡以及非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期望，即欧洲的先进工业国家里的工人阶级会通过亲身的体验，而逐渐革命化的期望，基本上已经被历史所驳斥了……在最后的分析里，罗莎·卢森堡的后继者被“布尔什维克化派”打败了，因为他们自己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是没有未来的[38]。
洛文塔尔与其他西方历史学家不一样，他指出了列宁时期的共产国际，与后来跟着斯大林的指挥棒转的共产国际的关键区别：“如果列宁能够预料到这个被我们认定为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的最后结果的话，他也许会坚决反对这个词。但是，从历史后果而不是个人动机来看，列宁也许错了[39]。” 瓦尔特·乌布利希、里哈尔德·洛文塔尔和维尔纳·安格莱斯都认为，相信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先进国家发生和获胜的列宁与卢森堡犯了重大错误。而我们则认为，错的应该是乌布利希、洛文塔尔和安格莱斯。我们相信，尽管德国共产党最后失败了，但它本来是可以胜利的。世上并不存在一本《天命之书》，上面预先写好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必然胜利，德国的十月革命必然失败，以及斯大林和希特勒必然胜利。创造历史的是人。 [1] 《德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XI Parteitags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柏林，1927年，第416页。 [2] 恩·台尔曼，《革命的道路与德国共产党》（Der revolutionäre Ausweg und die KPD），第95页。 [3] 弗莱赫特海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奥芬巴赫，1948年。 [4]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国家党的起源的研究》，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48年。 [5] 这部党史起初是以文稿的形式发表的，乌布利希为其作序，这篇序言发表在《团结》的1962年8月号和9月号上。 [6] 他的这篇文章题目叫《共产主义》（Kommunismus），收录于《德意志人民与国家》（Volk und Reich der deutschn），第2卷，柏林，1929年。 [7] 维利·列奥夫（Willy Leow，1887年1月25日——1937年10月3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木工。1904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斯巴达克同盟，并成为青年组织者。1918年三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与了德共（斯）的创立。1923年以前曾在地下机关中担任过多个职务。1924年担任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副主席，是实际上的组织者，1928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3年流亡国外，1934年流亡苏联，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7年遇害。——中译者注 [8] 弗里茨·舒尔特（Fritz Schulte，1890年7月28日——1943年5月10日），出身于工人家庭，曾当过化工工人。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领导红色工会。1927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9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28年至1930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1935年流亡莫斯科，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38年2月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被判处监禁八年，1943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9] 赫尔曼·舒伯特（Hermann Schubert，1886年1月26日——1938年3月2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矿工和巡回工人。1907年参加社民党。负责工会工作。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在莫斯科列宁学校学习。曾负责领导图林根的起义。被捕后逃脱，在鲁尔过着地下生活。参加了左派，随后又追随台尔曼反对费舍；1933年起转入地下，坚持以前的宗派主义路线，反对皮克与乌布利希。1935年被免职，1937年在莫斯科被捕后遇害。 [10]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357页；第2卷，各人的小传。 [11] 1934年，斯大林在《无产阶级革命》（Пролета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上发表了一封信，攻击了历史学家斯卢茨基，指责在斯卢茨基的笔下，列宁在1914年以前没有致力于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决裂，并认为考茨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列宁并不支持德国党左派反对中派的斗争。斯卢茨基认为没有正式文件能支持斯大林的论点，这激起了斯大林的怒火：“除了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以外，还有谁会单凭信纸上的文件呢？除了档案库的老鼠以外，还有谁不懂得，检验政党和首领首先必须根据他们的行为而不只是根据他们的宣言呢？”（约·维·斯大林，《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6页） [12] 在批判斯卢茨基的信中，斯大林“批评”了帕尔乌斯和卢森堡等左派社民党人，以及他所谓的“半孟什维克主义的糊涂思想”（同上，第80页）。他批评斯卢茨基，说斯卢茨基之所以为这些人辩护，是因为斯卢茨基是“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而托洛茨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先遣队”。斯大林得出结论说，“……对待托洛茨基分子和具有托洛茨基思想的人的某种自由主义态度……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同上，第87—88页）。1931年12月1日，卡冈诺维奇在一次讲话中要求对党史进行“布尔什维克的研究”，他指出：“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罗莎·卢森堡并不同意布尔什维克，而是接近中派”，以及“她更亲近托洛茨基与托洛茨基主义者”（《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14期，1931年12月23日，第1257页）。 [13] 在注释[12]中提到的那次讲话中，卡冈诺维奇指出：“拉狄克还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团体发表了讲话。他说，共产国际把工人运动中的精华吸收到了自己的队伍当中，我们不应该忘记，共产国际内的各种流派融汇为了布尔什维克党。拉狄克应该清楚这个融汇论代表着什么……他必须明白，融汇论给派别组织的自由奠定了基础。不，同志们，我们党不是一个蓄水池，什么乌七八糟的流派都流进来，而是一条大河，这条大河是如此强大，它不能容许任何小溪存在，因为它完全能够让路上的一切障碍消失”（同上，第1260页）。我们应该看一看拉狄克是怎么说的，1919年，他代表共产国际声称：“与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克莱门索（Clemenceau）、谢德曼和希法亭等人的猜测相反，共产国际并不是苏维埃政府的天才产物……而是旧的第二国际中，在战争期间宣称自己存在、并加强了自身力量的一切革命流派的集合。为它播下种子的，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还有……世界产业工会的英雄战士德布斯（Debs）、德利昂（De Leon），……儒勒·盖德、洛里欧与莫纳特，……罗莎·卢森堡、瓦尔斯基、蒂什卡，……荷兰的‘论坛’派，当时他们都遭到过嘲笑……在过去十年里，我们德国左翼激进派完成了这项工作。”（拉狄克，《德国革命的发展与共产党的任务》，第62页） [14] 小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 junior，1894年9月12日——1979年12月4日），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之子，1910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9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曾在东线参战。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在多家社民党报纸工作过，1928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被捕，曾被关进集中营。1939年被强征入伍，1940年在出版社工作。二战结束后，当选为勃兰登堡省社民党主席，参加了把（苏占区）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活动，并在统一社会党成立时入选中央委员会，1949年入选政治局。1946年至1949年任勃兰登堡邦议会议长，1948年至1967年任东柏林市长，1949年至1971年任人民议会副议长，1971年任统一社会党人民议会党团主席，1960年入选国务委员会，1971年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中译者注 [15] 罗伯特·莱布兰德（Robert Leibbrand，1901年5月1日——1963年1月25日），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纳粹上台后被捕，曾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5年后曾任德共符腾堡—巴登党组织主席，1951年被免职。后曾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任副所长。——中译者注 [16]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5—256页。 [17] 罗·莱布兰德，《关于十一月革命性质的讨论》（Zur Diskussion über den Charakter der Novemberrevolution），《团结》，第1期，1957年1月，第107—108页。莱布兰德在1923年当过哈勒的共青团书记，并在1923年8月的反库诺罢工中当过罢工委员会委员（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80页、第322页）。 [18] 阿·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十一月革命之前及期间对其产生的影响》（Auswirkungen der Grossen Sozialistischen Oktoberrevolution auf Deutschland vor und während der Novemberrevolution），《历史杂志》，第1期，1958年，第32页。 [19] 罗兰德·鲍尔（Roland Bauer，1928年3月19日——），出身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克拉斯利采（Kraslice）的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当过钟表匠、首饰匠和眼镜技师。二战结束后，与父母一起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前往德国的苏占区定居。1946年8月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1947年至1949年任德国统一社会党魏玛地区党组织的青年书记。1949年起在卡尔·马克思党校学习，完成学业后在党校历史系担任助教、讲师和副主任。1954年至1958年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学习。1962年至1964年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1962年至1964年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历史学家协会副主席，1964年至1967年任柏林市委宣传鼓动书记，1967年至1978年任柏林市委科学、公共教育与文化书记。1967年至1971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71年起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71年至1978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委员，1971年至1981年当选为柏林市议员。1978年至1989年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驻《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Probleme des Friedens und des Sozialismus）杂志编辑部代表，1991年5月退出民主社会主义党（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中译者注 [20] 罗·鲍尔，《论十一月革命的性质》（Über den Charakter der Novemberrevolution），《历史杂志》，第1期，1958年，第142页。 [21] 同上，第168页。 [22] 《新德国》（Neues Deutschland），1958年6月18日。 [23] 《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3年1月28日至2月1日于莱比锡》，第356—357页。 [24] 《团结》，第6期，1963年6月，第5页。 [25] 《团结》，1962年8月（特刊），第5页。 [26] 1957年11月25日至30日，一些历史学家在莱比锡举行了研讨会，并发行了会议记录《十月革命在德国》（Die Oktober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艾尔德曼与德雷赫斯勒提出的这个问题见该书第223页。 [27] 《团结》，1962年8月（特刊），第28—30页。 [28] 赫·韦伯，《乌布利希伪造历史：一个对〈德国工人运动史纲〉的文件的评论》（Ulbricht fälscht Geschichte: Ein Kommentar mit Dokumenten zum 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科隆，1964年。 [29] 同上，第110页。 [30] 《团结》，1962年8月（特刊），第33页。 [31] 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柏林，1958年。 [32] 我们应该注意，本书的第一版是在1971年出版的。——英译者注 [33] 阿诺德·莱斯贝格（Arnold Reisberg，1904年2月17日——1980年7月20日），曾用笔名“布鲁诺·布劳恩”（Bruno Braun）。出生于维也纳，1923年参加奥地利共产主义青年团（Kommunistische Jugend Österreichs），1924年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24年至1932年在宣传部门工作。1932年任党的理论刊物《共产主义者》（Der Kommunist）编辑。1934年二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935年流亡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被开除出党，并被判处五年徒刑，刑期期满后被继续关押，1954年获释后在德国统一社会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工作。——中译者注 [34] 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列宁与德国的联合行动》，他还在《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上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35] 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75页。 [36] 里哈尔德·洛文塔尔（Richard Löwenthal，1908年4月15日——1991年8月9日），1926年参加德共，1929年因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而脱党，参加了几个左翼反对派小组。纳粹上台后，成为左翼地下抵抗组织“新开端”（Neu Beginnen）的重要人物，1935年流亡英国，1945年参加社民党，成为社民党重要的作家和理论家。——中译者注 [37] 洛文塔尔，《斯巴达克同盟的布尔什维克化》（The Bolshevisation of the Spartacus League），《国际共产主义运动》（International Communism），《圣安东尼论文》（St-Antony's Papers），第9期，第68页。 [38] 同上，第69—70页。 [39] 同上，第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