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三十六章 德共的党内危机
鲁尔被占领了，当地工人阶级被同外地隔绝起来，这导致的第一个后果，是引发了德共的新一轮党内危机。几周以来，过去的争吵又再次出现了。 统一战线在萨克森的成功一月十日，萨克森的社民党政府垮台，这给德共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可以借机发起大张旗鼓的号召建立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的宣传运动。萨克森社民党的领袖最多也只想与邦议会里的民主党议会党团建立议会联盟，但部分左派主张同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这样的左派联合政府就能在邦议会里占据过半多数。共产党系统地在各个城镇与工厂组织了工人集会。在这些会上，人们充分地交换了对政府问题的看法，共产党人的立即在萨克森成立工人联合政府的要求，经常能赢得包括非共产党人在内的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与此同时，共产党人经常出席社民党的集会，并介绍自己的主张。他们每次都获得了可观的票数[1]。 在社民党左派的压力下，萨克森社民党执委会勉强同意在三月四日召开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就在这次非常代表大会召开前两天，德共在《红旗报》上向萨克森社民党提出了一个“工人纲领”。这个纲领主要包括无偿没收前王室财产、武装工人、对司法、警察和行政机关进行清洗、对反革命组织采取严厉措施、召开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扩大加强代表会的权利、没收闲置的工厂、强制贷款、由经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来监督物价等要求[2]。在非常代表大会上，尽管右派领袖得到了迪特曼的支持，但左派还是赢得了胜利，非常代表大会以九十三票对三十二票通过决议，拒绝与德国民主党结盟，并授权成立一个以格奥尔格·格劳佩为首的“九人委员会”，同德共进行谈判[3]。 共产党随即再次提出了他们以前曾向旧的社民党领导层提出过的那些建议：武装工人、通过工厂代表会对工业实施全面监督、解散邦议会、召开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社民党左派没有接受，他们跟自己的前任一样，不愿做出更多的让步，由政府召开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这个行为本身就意味着萨克森向着“苏维埃化”迈出了一步[4]。共产党不想把事情做绝；于是共产党便收回了解散邦议会和召开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的要求，并宣布：他们愿意在邦议会中支持社民党的一党政府，但这个政府不能让右翼领袖布克参加，并且还要着手允许成立工人自卫组织、成立咨询性的“工人议会”，由其来代表工厂代表会，并大赦政治犯。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九日，萨克森社民党扩大会议接受了这些要求，就在同一天，尽管遭到了莱比锡代表的反对，共产党也接受了这些要求[5]。三月二十一日，萨克森邦成立了新政府，由埃里希·蔡格纳任总理、利布曼[6]任内务部长、格劳佩任劳工部长；邦议会中的共产党议员对新政府投了赞成票，这样它就在邦议会中得到了多数支持[7]。波特赫尔代表萨克森共产党人对这个政府表示了欢迎，他认为这是走向成立工人政府和武装工人的一步。资产阶级议员随即退场抗议他们所谓的蔡格纳政府的“布尔什维克纲领”[8]，德国各大报纸也立刻对蔡格纳政府发起口诛笔伐的风暴。 三月二十二日，德共政治局批准了萨克森党组织的决议，并决定开展全国性的宣传运动，把正在萨克森发生的事情昭告天下[9]。然而，在三月三十日的《红旗报》上，发表了柏林—勃兰登堡地委的声明，这个声明批判萨克森组织的政策是“机会主义”，同一期《红旗报》还刊登了萨克森党组织领导层的答复[10]。 濒临分裂德共左派认为，萨克森社会民主党的主流意见的转变，只是一个次要事件，因为他们认为社民党左翼跟右翼都是叛徒。但对德共领袖，还有拉狄克而言，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事件，证明了他们的路线的正确性。拉狄克为此给英语读者写了一篇文章： 社会民主党今天仍是德国最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有人会对此觉得不满意、不舒服，但不管人们对它是什么态度，这就是现实。有人会跟着列维走……有人会拿起武器，跟这些叛徒斗，然后遭到失败，就像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德国共产党一样。也有人会日复一日地教育无产阶级，发动无产阶级群众，来同这个可耻的事实斗争[11]。
这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马上就被带到了德国最紧张的地区——鲁尔。在莱比锡代表大会闭幕后，费舍就去了鲁尔，专心组织当地的左翼倾向，经过她的努力，当地的左翼变得愈加强大了，甚至还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破坏了党纪。她认为，当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消极抵抗”的伎俩时，党的任务应该是推动工人前进，促使工人占领工厂与矿山，并夺取政权。她依靠着工人运动中强大的工团主义传统，以及党内外的极左流派，试图复活鲁尔工人共和国的思想，三年前，这个思想曾经激励了工人同卡普暴动作斗争。 按照费舍的看法，“一个莱茵—鲁尔工人共和国将成为革命的基地，从这里，一支工人大军将开入德国中部，在柏林夺取政权，一劳永逸地粉碎一切民族主义的反革命力量[12]。”这个前景，对支持“工人联合会”的极左派而言极有诱惑力，并在矿工当中得到了响应，如果费舍的话可信，那么，连党的领导人当中都有人赞同，鼓吹这个前景的人主要有约瑟夫·艾普斯坦，他是鲁尔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时任中莱茵兰地委书记[13]。但是，中央局的支持者在施托尔岑堡和瓦尔特·施特克尔的带领下，坚决反对这个思想；施托尔岑堡是北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委领导人，施特克尔当时是占领区地方局负责人，他还得到了埃森五金工人的支持。 在整个鲁尔地区，这两派的支持者之间斗得不可开交，这是多数派仅占微弱多数，而且形势十分艰难。在埃森召开的北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方组织代表大会上，两派首次公开交锋。费舍与恩斯特·台尔曼[14]都是外地人，当地党员并不熟悉他们，但支持左派的那些地方党组不顾施托尔岑堡的反对，将他们选作代表，让他们出席了大会。代表大会撤销了他们的代表资格，但同意让他们参加大会的工作，并允许他们分别代表柏林—勃兰登堡地委与汉堡—瓦塞尔坎特地委发言。费舍抓住这个机会，以前所未有的粗暴语气，抨击中央局的“机会主义”方针。她指责中央局只想同社民党达成协议，争取在萨克森成立工人政府的斗争就是证据。对于鲁尔，她提出了一个当前行动纲领，其中包括夺取工厂、由工人监督生产、在占领区成立工人民兵等要求。她坚持认为，目前，打倒库诺政府的号召就是对直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的表达，她提出的那些要求，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准备手段。她痛斥布兰德勒的支持者是“民主之友”——在当时的德共，这是很严厉的指责——并放出狠话，说她已经做好了发动分裂的准备，她甚至宣称：“总有一天，同志们会跟着我们，把那些支持民主、眼睛盯着魏玛宪法不放的人统统赶走[15]。” 费舍的老对手蔡特金站了出来，她支持施特克尔和施托尔岑堡，反对费舍。她批评了左派，说左派的分析根本不符合德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假如左派的路线付诸实施，就等于倒退到了盲动主义的冒险，这会导致鲁尔无产阶级过早发起进攻，最后会陷入孤立而失败。她还警告说，占领军的特务正在试图同当地的活动家与领导人建立联系，如果按照左派号召的去做，就有可能中了占领军的计。最后，中央局的支持者以六十八票赞成、五十五票反对而险胜[16]。 党再次面临着分裂的威胁。在鲁尔这个至关重要的地区，反对派拥有相当强的力量，而且他们意志非常坚定；反对派的积极分子在鲁尔的行动，以及费舍的咄咄逼人的态度，这一切都显示出危机已经极其严重，眼看就将爆发。中央局陷入了不安之中[17]；经过激烈的讨论后，中央局发出了言辞温和但态度明确的警告，它的题目是：“必须停止！”它指出，早在埃森代表大会召开前，反对派的一系列行为，都在危害党的团结。中央局不想压制讨论，但无论用什么理由、什么特殊情况来为分裂辩解，它都会坚决挫败一切挑唆分裂的企图[18]。次日，中央局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刊登了费舍的一篇文章，同时还刊登了布兰德勒的答复[19]。 布兰德勒在同一天出席了在开姆尼茨召开的共青团代表大会，并发出了严肃的警告： 中央局将再次尝试同反对派达成一致。我们希望绝大多数支持反对派的同志会真诚地寻求拯救党的方法，回到我们当中。可是……我们不能容忍已经发生在地委代表大会上的事情一再发生。在行动中反对党的实际口号，将其换成已被我们否决的其他口号，这种事情我们绝不允许再次发生。这会毁了革命斗争的纪律。无论谁敢违反，谁就是党的敌人，对其必将严惩[20]。
左派的领导人当中，至少有几个人听从了布兰德勒这番警告。艾普斯坦被中央局撤职，换上了比较温和的左派彼得·马斯洛夫斯基[21]。四月十日，四名左派干将——阿图尔·埃维特（中央局委员）、汉斯·菲弗尔（中央局委员兼柏林—勃兰登堡地委书记）、格哈特·艾斯勒[22]（路特·费舍的弟弟，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地委领导干部）与海因茨·诺伊曼——宣布同反对派的领袖断绝关系，批判了费舍与马斯洛夫的提纲的本质，并主张党的“集中”[23]。诺伊曼是《红旗报》和《国际新闻通讯》（德语版）编辑部成员，也是秘密机关成员，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会说俄语。在柏林—勃兰登堡地委执委会中，这个“中派”的支持者赢得了十票，而左派的极端分子则赢得了二十四票[24]。四月二十二日，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邀请中央局和左翼反对派的代表前往莫斯科，与俄共（布）的领袖一起开会[25]。 新的莫斯科妥协三月九日，列宁第三次中风。共产国际执委会试图在五月初的莫斯科讨论中解决这次危机。中央局的代表是布兰德勒与波特赫尔，左翼少数派的代表是马斯洛夫、费舍、台尔曼与格哈特·艾斯勒[26]。俄共（布）的代表是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与拉狄克[27]。我们不清楚这次讨论的具体内容[28]。它得出了一个冗长的妥协方案。这个方案着重宣布：“分歧源自德国革命的进展缓慢，以及各种客观困难，这些困难同时引发了各种左的和右的偏向[29]。” 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莱比锡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了批评，认为其中一些公式犯了“右倾”错误，比如利用社民党工人的“幻想、偏见和需要”，或是“资产阶级国家中可以利用的权力工具”可能用于争取建立工人政府的斗争。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这些错误解释了“健康的无产阶级力量对其感到不满……便倾向了极左主义”。但共产国际执委会又说道，尽管如此，中央局同极左倾向的斗争是正确的，比如在鲁尔，极左倾向可能会导致“孤立的斗争……党可能会遭受重大失败”，又比如在萨克森，极左倾向可能会把党与“正在走向我们的广大工人”隔绝开来。共产国际执委会最后说道：“只有当中央局通过斗争，清除了导致左派对革命产生怀疑的右派势力时，反对极左倾向的斗争才能成功[30]。” 在未占领区尚无任何革命运动、或法国占领军中仍未出现任何瓦解的迹象时，就在鲁尔采取占领工厂的行动，这种做法遭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既认可了党对蔡格纳政府所采取的立场，但又对党未能把在萨克森建立工人政府的斗争，同在整个德国建立工人政府的斗争成功结合起来表示遗憾。共产国际执委会虽然接受了德国资产阶级同凡尔赛和约进行的斗争在客观上有利于瓦解资本主义欧洲的观点，但它又提醒人们，资产阶级仍在向无产阶级发动阶级斗争，德国资产阶级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打败协约国。德共的任务应该是向那些被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人耐心解释：“只有胜利了的工人阶级才能保卫德国国土、德国的文化财产与德意志民族的未来”[31]。 与会各方一致同意这个决议，为了进一步保障这个政治协议得到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在《红旗报》的半月特刊上进行公开讨论；左派领袖停止在那些他们没有影响力的地方进行宣传[32]；右派领袖要在下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建议，让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没有被选入中央局的左派领袖补选进中央局。 党的团结在愈加紧张的局势中得到了恢复中央局和左派好不容易达成了妥协，而国际形势在五月里的紧张，有助于加强妥协。五月二日，福煦元帅对波兰进行了正式访问，并检阅了军队。五月八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33]侯爵就所谓的苏联在波斯、阿富汗与印度的活动，向苏联发出了最后通牒。五月十日，一个白俄在瑞士暗杀了苏联外交人员沃罗夫斯基。苏联国内也是举国上下群情激奋。季诺维也夫写道，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死硬分子正准备发动新的进攻：“鲁尔事件、寇松的最后通牒、沃罗夫斯基的遇害以及福煦元帅耀武扬威的访问，这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34]。” 五月十三日，德共在柏林发起示威游行，抗议暗杀沃罗夫斯基和进攻俄国的计划，有十万人参加[35]。五月十六日，十五万群众参加了大规模的火炬游行，为即将被送回莫斯科安葬的沃罗夫斯基的遗体送行，维克托·塞尔日[36]后来写道：“这次游行标志着革命动员时期的开始”[37]。全体中央局委员与李可夫[38]、苏联大使克列斯京斯基[39]都参加了火炬游行。拉狄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呼吁德国劳动人民保卫俄国革命[40]。五月十六日与十七日，中央委员会连续开了两天的会。布兰德勒在会上发言，着重指出了国际形势的压力与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危险，然后会议就只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为了贯彻莫斯科协议，费舍、盖施克、台尔曼与柯尼希被补选入中央局[41]。看来，双方已经按照拉狄克在会议次日提出的公式，达成了一致，拉狄克写道：“我们目前还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必要的前提条件——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决心进行革命——尚不存在[42]。” 但就在第二天，鲁尔的局势又发生了剧变。弗兰茨·达雷姆写道：“饥饿迫使狼走出森林，迫使矿工走出矿山，迫使车工走出工厂[43]。”施蒂内斯的代理人大量购买外汇，导致价格暴涨，马克的行情一落千丈。工人不顾工会的阻挠，自发进行了罢工，德共在控制罢工时遇到了最大的困难。自发罢工从五月十六日开始，到了五月二十六日终于成立了一个中央罢工委员会，但它缺乏足够的威信，无法制止时不时在街头爆发的骚乱。最后，中央局在五月二十九日与中央罢工委员会一起在埃森召开会议，同意按照增加百分之五十二·三的工资的条件复工。左派也同意这个决定，工人迅速复工了[44]。 此时，共产党人对需要通过谨慎的方法来解决德国革命的问题，似乎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然而，觉得革命形势已迫在眉睫的，还有其他人。五月二十六日，就在盖尔森基兴爆发首次冲突后，吕特贝克（Lütterbeck）博士，一位德国高官，杜塞尔多夫州长（Regierungspräsident）的副手，给法国将军邓文（Denvignes）写了信，请求允许德国警察进入占领区恢复秩序： 像盖尔森基兴这样的事件只会对敌视国家的势力有利。还会有新的麻烦发生，而秩序——文化与生产必不可少的基础——正遭受着被长期破坏的威胁……工业区对我们而言太复杂了，我们不敢冒险，让一座城市里的火星变成一场大火……莱茵河或德国国境都阻止不了这场大火。这是威胁着全世界的危险。假如法国最高统帅部继续坐视暴动扩散，就会让人觉得法国希望德国政府垮台……不惜把鲁尔交给暴民，让他们发动一场威胁整个欧洲文明的暴乱。这种把戏也会危及法国自身。占领军并不完全是由冷冰冰的物资、步枪、机枪与坦克组成的。使用这些武器的是有眼睛有耳朵的士兵。他们会铤而走险，从鲁尔把危险的种子带回法国本土，让它们生根发芽。
面临着这些危险，我冒昧地指出，假如法国最高统帅部放纵无政府状态不管的话，它就要为此承担重大的责任。假如它自己不肯动手，那它至少有义务让德国当局接手，让德国当局来完成自己的职责……我斗胆提醒一下，在巴黎公社那时候，德军司令部可是全力为法国当局的镇压行动提供了便利的[45]。
[1] 莱蒙德•瓦格纳，《德共八大后的争取在萨克森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联合政府的斗争》（Der Kampf um die proletarische Einheitsfront und Arbeiterregierung in Sachsen unmittelbar nach dem VIII Parteitag der KDP），《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4期，1963年，第651页。 [2] 《红旗报》，1923年3月2日。 [3] 瓦格纳，《德共八大后的争取在萨克森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联合政府的斗争》，第653—654页。 [4] 同上，第655页。 [5] 同上。 [6] 赫尔曼•利布曼（Hermann Liebmann，1882年8月18日——1935年9月6日），1905年参加社民党，1919年至1912年担任《莱比锡人民报》记者，1913年至1933年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十一月革命期间当选为莱比锡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8年至1923年当选为莱比锡市议员。1919年至1933年当选为萨克森邦议员。1922年随独立社民党右派返回社民党。纳粹上台后被捕入狱，因在狱中受尽折磨，出狱后不久即逝世。——中译者注 [7] 瓦格纳，《德共八大后的争取在萨克森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联合政府的斗争》，第357页。 [8] 请参阅蔡格纳的原则声明，《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Verhandlungen des Sächsischen Landtages 1923），第717—720页。 [9] 转引自瓦格纳，《德共八大后的争取在萨克森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联合政府的斗争》，第657页。 [10] 《红旗报》，1923年3月30日。 [11] 卡•拉狄克，《革命的严峻考验》（The Crucible of Revolution），《共产主义评论》（Communist Review），第3卷，第11期，1923年3月，第533页，转引自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05页。 [12]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95页。 [13] 早在1914年以前，艾普斯坦就是鲁尔的激进派领袖之一。他曾于1919年被捕入狱，获释后定居科隆，1921年，他当选为中莱茵兰地委书记，取代了列维的同伴达雷姆，然后他凭借着自己的组织才干，把中莱茵兰建设成了左派的坚固堡垒。他身边有一支能干的队伍：彼得•米费斯（Peter Mieves，但此人后来被揭露出是警方的奸细）、教师凯尔夫（Kerff）、威廉•弗洛林（Wilhelm Florin）。在莱茵兰的其他地方，在多特蒙德党组织领导阿图尔•柯尼希、比勒菲尔德的克特尔（Kötter）、鲁尔工厂代表会委员会书记汉斯•科尔维茨（Hans Kollwitz）等人的率领下，左派也拥有强大的力量。 [14] 台尔曼是纯正的无产者，他比谁都更能代表汉堡左派。但汉堡左派的真正领袖是乌尔班斯，在1923年，乌尔班斯是《汉堡人民报》的编辑菲利普•邓格尔的左右手。 菲利普•邓格尔（Philipp Dengel，1888年12月15日——1948年3月28日），出身于酿酒师家庭，1911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军，被提升为中尉。参加了十一月革命，1919年参加德共（斯），并担任《红旗报》编辑，1922年担任《社会主义共和国》编辑，并进入中莱茵兰地委工作。1923年任《汉堡人民报》编辑，并参加了汉堡起义。192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年出席了共产国际六大，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纳粹上台后流亡苏联，1947年返回德国，次年逝世。——中译者注 [15] 《红旗报》，1923年3月29日。 [16] 同上。 [17] 请参阅在3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记录中有关费舍的态度的讨论，转引自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397页，注释82。 [18] 《红旗报》，1923年3月30日。 [19] 《红旗报》，1923年3月31日。 [20] 《红旗报》，1923年4月1日。 [21]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11页。 [22] 格哈特•艾斯勒（Gerhart Eisler，1897年2月20日——1968年3月21日），出生于莱比锡，1901年随家人移居维也纳，一战期间参加奥匈帝国军队，1918年11月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21年移居柏林，在《红旗报》编辑部工作，1927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至1929年间参加调和派，1929年至1936年分别在中国和美国为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8月在巴黎被捕，1941年越狱后逃往美国，1947年被非美活动委员会迫害，被迫离开美国，返回民主德国，在宣传机关工作，1956年至1962年任民主德国国家广播委员会主席，1967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23] 《论当前形势与党的任务》（Zur Lage und zu den Aufgaben der Partei），《国际》，第10期，1923年5月15日，第228—234页。这篇文章之所以发表在中央理论刊物上面，是因为《红旗报》在1923年4月8日至21日之间被禁止发行。 [24]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48页。 [25] 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162页指出，这封信是在《关于我们与反对派的分歧的材料》（Material zu den Differenzen mit der Opposition）中找到的，这本书我们无法查阅。 [26]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00页）没有提到她弟弟。但1923年5月13日的《红旗报》提到了格哈特•艾斯勒，《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309页上的一个注释也提到了格哈特•艾斯勒是代表之一，这不太可能是偶然的疏忽，也许是因为费舍认为她弟弟“背叛”了左派。 [27]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00页。 [28] 这次讨论的记录并没有公开，只有费舍对此做了简述，她的简述似乎是可信的。 [29] 《关于德共党内分歧的决议》（Resolution zu den Differenzen in der KPD），《红旗报》，1923年5月13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302页。 [30] 同上，第303—304页。 [31] 同上，第304—307页。虽然决议中的这段话可以当成是费舍所谓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政策的基础，但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01页）却写道：“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问题这一次又没有被提及”。 [32]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308页。在1923年初，左派似乎真的动摇了右派的一些重镇。中央局把特派员派去陷入争论的各个地委，这表明了它的焦虑：汉斯•蒂泰尔就是因此被调离符腾堡，到图林根上任的，他在图林根被选为政治书记（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334页）。 [33] 乔治•纳撒尼尔•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年1月11日——1925年3月30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898年至1905年任印度总督，1919年至1924年任外交大臣。——中译者注 [34] 《真理报》，1923年5月16日。 [35] 应该提醒一下，当时在柏林有大约30000名共产党人。 [36] 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1890年12月30日——1947年11月17日），本名维克托•利沃维奇•奇巴尔契奇（Виктор Львович Кибальчич），出生于布鲁塞尔，父母都是俄国流亡者。早年曾是无政府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向往革命，1918年年底前往俄国，1919年1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后来被派往柏林，1923年11月被迫离开德国，同年开始与俄国左翼反对派建立联系。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3年被捕，1936年获释。离开苏联，定居法国。曾一度接近托洛茨基，但并未参加第四国际。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1947年病逝于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37] 维•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伦敦，1967年，第168页。 [38] 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中译者注 [39]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京斯基（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естинский，1883年10月13日——1938年3月15日），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1919年当选为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21年3月任苏俄驻德国大使。在1923年至1927年间支持左翼反对派，但从1927年晚期开始逐渐与其疏远，1928年4月正式同左翼反对派脱离关系。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后获平反。——中译者注 [40] 《红旗报》，1923年5月17日。 [41] 同上。 [42] 《红旗报》，1923年5月18日。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79页）从莫斯科的IML收集德共在1923年至1924年的档案材料中，引用了鲁尔的一位左派领袖昂格的发言，他批评了中央局的机会主义。 [43] 《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44期，1923年6月1日，第824页。 [44] 《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4月7日至10日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IX Parteitags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ektion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abgehalten in Frankfurt a. M. vom 7 bis 10 April 1924），柏林，1924年，第11页。 [45] 《红旗报》，1923年5月29日；《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44期，1923年6月1日，第825—8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