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二十七章 莫斯科妥协
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领袖们并不想去莫斯科忏悔。柏林左派自以为能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撑腰，变得更加大胆了，刚把列维赶走的那个多数派其实并不都是一条心，柏林左派想便开始大鸣大放，想当上这个多数派的理论家和领导力量。三月行动刚结束的时候，马斯洛夫就宣称： 对于三月行动赖以发动的那些原则，其实并没有多少可说的。简单来说，形势是这样的：我们党处于守势，并正在偏离共产党的路线。成了一个像社会民主党那样自甘于守势的党。要成其为共产党，就必须进攻。否则它就得宣称：“我们反对一切进攻！”可要是说“我们反对这个或那个行动”，那就是在扯谎[1]。
几天后他在《国际》（Die Internationale）上撰文指出：“有人质问我们，三月行动究竟体现出了哪些新因素。我们应该这样回答：正是那些被敌人拿来对付我们的东西，即党不问结果就投入了战斗[2]。”费舍按照同样的精神宣称：“坐拥五十万党员却不去战斗的党只会变成一潭死水，而党确实已经变成那样子了[3]。”而阿图尔·罗森贝格则在柏林的一次积极分子会议上将其归结为这样一个哲学观念：“成则为起义，败则为盲动[4]。” 中央局被一系列事变压垮了，它急于为自己辩解，要为自己的政策做出事后补救的（posteriori）解释，便在几天后采用了左派提出的这套哲学。 统一共产党的提纲四月八日，为了总结三月行动的经验教训，中央局通过了由塔尔海默起草的提纲[5]。这个提纲宣称，德国资产阶级发现自己已深陷危机，便在两条战线上发起行动：强化“白色”反革命，巩固其与社会民主党的联系，以求牺牲无产阶级，同协约国达成妥协。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必须主动进攻，不能在消极被动中被打残。在前几年里，德国资产阶级曾多次被危机所动摇，但在这些危机期间，统一共产党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没能走出宣传阶段。成为群众党后，它便有义务去这么做，并号召无产阶级投入行动，即使要冒仅有部分工人阶级追随它的风险。三月行动是在赫尔辛向德国中部的工人群众发动进犯后开始的。一边是反革命赫尔辛，另一边是工人群众，该选谁不言而喻。统一共产党站在了工人一边，而其他工人政党则投靠了反革命。统一共产党当然没能把所有德国工人都发动起来投入战斗，德国工人当中某些阶层冥顽不化，拒绝行动，现在他们又来指责党搞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了。无论如何，中央局还是要宣称： 在政治形势极其紧张的时期，这样的行动尽管会导致暂时的失败，却是未来的胜利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对于革命党来说，争取群众、发动革命斗争、赢得胜利的唯一方法，就是让群众的觉悟能够理解客观政治形势[6]。
三月行动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在实践中发起了进攻，仅这一点，就能为夺取政权创造条件。中央局认为三月行动的结果是积极的。阶级斗争得到了加强。消极被动的局面和国内和平被打破了。“暴露了独立社民党、社民党及工会官僚的反革命面目。”三月行动唤醒了迟钝麻木的劳动人民。它在国际上激起的回响，有助于“让各国的孟什维克暴露出来”。三月行动向各国工人揭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能有什么统一战线”，以及“活生生的德国革命”。分析了党在组织方面的不足后，提纲宣称： 在这第一次尝试中，统一共产党暴露出了组织上和策略上的弱点，党必须摆脱这些弱点。如果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它就必须坚持革命进攻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三月行动的基础，并坚定不移地按照这条路线走下去[7]。
随后出版了一本题为《革命进攻的策略与组织》（Taktik und Organisation der revolutionären Offensive）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收录了关于革命进攻的重要文献，它是这套新理论的宣言书[8]。中央局的代表自信地为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做了准备，他们相信，俄国人会怀着十二万分的敬意，迎接他们这些英勇无畏、富有远见的革命家。 然而，拉狄克却对三月行动的执行感到十分不满。四月一日，他致信德国党的领袖，信中写道： 我担心的是，你们的行动恐怕早了几个星期，不等到德国和波兰的冲突爆发的时候（就动手），恐怕是个错误……列维肯定会到处向人控诉“盲动”；他已经发明了一个公式，‘要么选择宗派，要么选择群众党’[9]。
四月七日，拉狄克在刚写的信中写道：“老头子对于人们能再次团结起来仍然抱有希望”，“执委会同样打算暂时不公开宣称反对右派的立场，除非右派自我暴露”[10]，并补充道，他自己则决定要公开斗争。塔尔海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描绘了一副乐观的图景，拼命地想驱散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犹豫与怀疑：“三月行动对党来说，就如亮剑一般。我们吓坏或震慑了所有的堕落分子。其他人则遭到了孤立。当然，免不了会有几个人跑到保尔·列维那边去……党恢复的速度快得惊人[11]”。 不管怎么说，列维的表态显然都会被许多活动家当成是对党的攻击。列宁对蔡特金说：“他恶毒地糟蹋了党[12]。”想找列维算账的人、想攻击他的人，都利用了他对党的攻击。至少共产国际执委会是清楚这一点的。三月二十六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了一份郑重的声明，在声明上签的当然是最著名的名字——季诺维也夫，还有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有布哈林、拉狄克、罗斯默……还有库恩。声明特别指出： 关于保尔·列维那本著名小册子，执委会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所有委员谈到这本小册子时，都怀着炽烈的义愤。总意见是——保尔·列维是叛徒。季诺维也夫同志以小委员会和整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宣布：“所谓三月行动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或其代表挑唆而起的说法，纯属无耻谎言。需要这种谎言的是德国反革命，而列维站到了反革命一边[13]”。
与此同时，这个声明理所当然地向三月行动致敬，称其为“光荣的三月行动”。共产国际执委会只宣布说，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必须在共产国际三大上进行讨论[14]。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列维事件”的决议，其调子与这个声明的略有不同： 共产国际执委会阅读了保尔·列维的小册子《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后，批准了将保尔·列维开除出德国统一共产党、并随之将其开除出第三国际的决议。即使保尔·列维对三月进攻的看法有十分之九是正确的，他仍要为被开除出党负责，因为他空前地破坏了党纪，在当前形势下，他的行为是在党的背后捅了一刀[15]。
列维可以因为违反党纪而被开除，但政治问题仍悬而未决，只能留到共产国际三大去解决。此时，这个问题成了所有共产党领袖关注的焦点。五月十日，拉狄克写了一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共产国际的报刊上，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有某种转变正在准备发生，共产国际将不会赞成进攻理论。拉狄克在文章开头先声讨了列维所谓的德共中央局组织暴动的说法，德国中部的工人群众是在遭到赫尔辛的部队进攻后自发起来斗争的。德共中央委员会在三月十七日只打算以“反击政府的挑衅”为目标：“口口声声盲动主义，只不过是拿来掩盖自己完全拒绝接受共产主义的进攻策略、甚至是积极防御的借口。”从这一点出发，他还是对德国党的领袖进行了一些批判。他指责德国党的领袖，说他们过快、过急地从列维和多伊米希的宣传时期，转入了积极斗争的时期。他说，他们并没有“牢牢把握住工人”，并在谁也不知道罢工是不是最好的回应的时候，就“在运动的性质尚未明朗时就允许工人行动”，而且他们说的是“进攻”，可中央局所领导的行动更像是“进攻性的防御”[16]。 俄国共产党内的各种立场拉狄克的改变立场，以及从三月初开始的演变（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端倪），可以用莫斯科的举棋不定来解释。三月行动发生时，苏维埃俄国正在经历着史上最艰难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没人注意到三月行动，就连列宁这样的领袖也是如此，它被淹没在一大堆日常的经济和政治困难当中。列宁可能是看了列维在三月二十七日写的那封信后，才初次注意到三月行动。然后，三月行动给他提供了机会，让他得以进行他在统一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过的最重要的干预，以及他在共产国际中经历过的最重大的政治斗争。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确实是对欧洲立刻爆发革命的前景感到最乐观的人之一，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当列宁和列维参加负责制定当时的党的任务的委员会时，两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分歧。可是，没过多久，俄波战争就在波兰没有爆发革命起义的情况下结束了，列宁不像拉狄克、托洛茨基和波兰党的一些领导人，他一直期盼着波兰爆发革命，他的前景也是建立在这一点之上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革命浪潮开始退潮。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列宁的讲话中出现了一些更微妙的评估。他承认欧洲革命的进展要比俄国革命的更迟缓，最重要的是，指望欧洲革命能加快进展，是不合理的。他对共产国际的事务进行了一些干预，但我们都知道，他向季诺维也夫提出了强烈要求：共产国际的“小委员会”在二月二十一日曾批评统一共产党的《公开信》是机会主义，即将扩大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不能跟着这么做，必须就此事进行讨论。 当时，列宁的政治活动完全集中于苏维埃俄国的国内问题。一九二一年，正当俄共（布）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喀良施塔德叛乱爆发了。我们可以确信，他更关注这些事件，对在德国发生的冒险并不太关心，虽然两者爆发的日期只差几天。不过，这两个问题无疑是彼此相联系的，至少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领袖，比如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等人是这么认为的。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认为：共产国际内部那些支持“进攻”战略的人，是真诚地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去打破布尔什维克遭受的孤立（正是这种孤立迫使布尔什维克进行了战略性撤退，采取了新经济政策），为了打破这种孤立，必要的话，甚至要强行加快革命发展的速度。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之前，俄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内肯定发生了政治斗争，遗憾的是我们对此所知甚少，我们只知道布哈林曾为这样的观点辩护，即为了刺激欧洲革命的爆发，必须“激励”群众[17]。 至于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有托洛茨基的证词，摘录自他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的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当时共产国际在政策上有可能采取德国三月事件路线的危险。这就是就，企图人为地制造革命形势——像一位德国同志所说的那样，给无产阶级“充电”。这种情绪在代表大会上很普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出的结论是，如果采取这条路线，共产国际一定会走向毁灭。在代表大会之前，我把我对三月事件的印象写信告诉了拉狄克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知道这封信。当时考虑到情况很难应付，既不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而又得知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一致支持德国的左派，我自然不愿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于是给拉狄克同志写了一封信（以提纲的形式），请他把他的意见告诉我。拉狄克和我意见不一致。列宁听到了这件事，派人来把我找去，他把共产国际的情况描述为包含着极严重危险的那种情况。对这个情况及其问题的估计，我俩是完全一致的。
在我们会谈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派人去找加米涅夫同志，用意是要保证自己在政治局中占多数。当时政治局中有五个人。加上加米涅夫我们就有了三个人，因此是多数。但是在我们出席共产国际的代表团里，一边是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三位同志，另一边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和加米涅夫。附带说一下，这两方面曾经举行过几次正式会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说：“那么，我们是在组织一个新派别了”。在谈判将要提出的决议草案的时侯，我代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一派。拉狄克代表季诺维也夫同志那一派。 ……可是顺便说一下，当时季诺维也夫同志相当尖锐地指责拉狄克同志，说他在谈判中“背叛”了他那一派；这就是说，做了过大的让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我商议，如果代表大会投票反对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向代表大会屈服还是不屈服？而它的决议可能是具有灾难性的[18]。 俄国党的领袖们最后达成了妥协，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俄国党的代表团将既反对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左派，也反对德国党的亲列维反对派（蔡特金、诺伊曼、马尔赞和弗兰肯，他们是列宁亲自邀请出席大会的[19]）。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全按照预料的发展。塔尔海默亲自起草的提纲已经被德国党中央委员会以二十六票对十四票通过，他带着这份提纲第一个抵达了莫斯科。他们特别指出：“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在斗争中单独领导群众，不是局部、而是整个德国的群众[20]。”德国党只犯了一个应该批评的错误，那就是它等得过久了。三月行动给人们留下了长久的经验：“如果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坚信革命进攻的理论，这是三月行动的基础，并且必须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21]。” 然而，在三月行动造成的后果面前，该为这次行动负责的那批人已经开始分化了。正如阿诺德·莱斯贝格曾着重指出的，布兰德勒在以中央局主席的身份为三月行动承担责任后，很快就开始反思起了三月行动所造成的问题，并企图回到《公开信》的政策上去（库恩的到来粗暴地中断了这个政策）。在因三月行动入狱后，他开始反省最近的事件的历史教训[22]。六月十七日，他给中央局写了一封信，谈到了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夺取政权前夕写的一本著名小册子《大难临头，出路何在？》[23]，并要求同志们仔细复习一下这本小册子，好好反省一番。他建议采用能够立即发动非共产党的工人群众的具体口号，包括“在工会监督下强制重组工业、将各家银行集中化、由现有的国家和工厂委员会对工业、商业和农业实行监督”等口号，他还得出结论：“我们应该结束纯粹的鼓动。我们不应害怕变得不那么激进[24]。” 当塔尔海默抵达莫斯科时，他意识到正在后撤的肯定不只布兰德勒一个人。他肯定明白俄国党绝不会赞成他的提纲[25]。因此他放弃了在柏林时准备的策略，在得到库恩的同意后，他决定向俄国代表团的草案提出修正案（这个草案是由拉狄克起草的）。这个新策略一开始获得了成功。拉狄克在自己的草案中，加进了明显带有进攻理论的印记的分析，甚至还加进了进攻理论的支持者的展望，并强烈谴责了“右派”与“机会主义者”[26]。 六月十日，列宁在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中激烈地批评了他：“事情的实质在于，在政治上莱维许多方面是正确的……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的提纲在政治上是根本不正确的。”列宁认为，拉狄克接受的修正案是“库恩·贝拉和塔尔海默头脑愚钝的典型表现 ”，也是“拉狄克易受别人影响的典型表现”。草案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拉狄克还往里面掺水：“该怎么办？我不知道。白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他一刻也没有犹豫，给季诺维也夫写道： ……认为宣传的时期已经结束而行动的时期已经到来的写法和想法也是荒谬和有害的。
共产国际必须把策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始终不渝地、有步骤地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首先是在旧工会内部。…… ……凡是不懂得必须遵循《公开信》的策略的人，都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后至迟一个月开除出共产国际。我曾经投票赞成让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加入共产国际， 现在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错误， 应该尽快地、彻底地改正这一错误[27]。 至于三月行动本身，列宁依据列维和布兰德勒的小册子，得出了一些结论；一切号召进攻的喊叫都是荒谬的，既然政府进行挑衅，那么号召总罢工的策略就是一种错误。但不应把单纯的防御行动说成是暴动。列维把三月行动说成是暴动，他就犯下了更大的错误。因此应该给他定出一个开除的期限，比如说半年，如果在此期间他守纪律，就考虑重新吸收他入党。但与此同时，必须一劳永逸地扫清进攻理论的疯狂。 左右为难共产国际的策略的转变发生得非常快。一九二一年五月底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拉狄克提交了论共产国际三大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与列宁所捍卫的路线有相当大的差距。拉狄克似乎是按照一九二〇年夏天描绘的前景来进行分析的。实际上，他认为同时在几个共产党内爆发的危机，根子在于“他们觉得世界革命正在退潮”，在塞拉蒂和列维的分析当中，就隐藏着这种感觉。拉狄克认为并没有退潮：“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世界革命正在退潮，那我们就必须马上在日程表上删去‘为立即夺取政权而斗争’。[28]” 针对列维提出的观点，拉狄克反驳道，一九二〇年的俄共（布）党代会并不表示革命运动的退潮，反倒是重大的促进：“当我们于华沙受挫后，许多外国资本家都以为他们可以把革命一笔勾销了。但正是在这个时候，等待已久的危机爆发了。”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是准备期。三月行动是纯防御性的，但它是行动，所以它是积极的：“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是失败，都意味着进展。”它最积极的成果，其实是暴露出了“右派”——列维及其同伙——正在破坏党的行动：“只是到了今天，我们才恢复了对德国党的信任……这证明了德国党要比我们认为的还要好[29]。” 他在做出这番惊人的结论的同时，还痛斥了正在德国猖獗的“白色恐怖”，把列维在当前形势下公开批评三月行动的做法谴责为犯罪：“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成长与发展……欧洲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转变[30]。”这与托洛茨基与瓦尔加[31]向共产国际三大提交的论国际形势的提纲大相径庭；托洛茨基与瓦尔加的提纲，是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授权，按照列宁的立场而起草的，列宁成功地让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接受了这个立场。这个提纲在开头认为，一九二〇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危机，并体现出了战争期间的虚假繁荣所带来的反弹。但关键事实是，工人群众的反抗被打退了，这阻止了危机向革命发展。这个提纲回顾了世界大战所引发的革命大潮的几个阶段：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德国革命和奥匈革命、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的法国铁路工人罢工、一九二〇年德国工人反抗卡普暴动的总罢工、意大利北部工人占领工厂的浪潮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罢工。这个提纲得出结论：“可是，这股强大的浪潮并没能成功推翻世界资本主义，甚至连欧洲资本主义也没能推翻。在共产国际二大与三大之间的这一年里，工人阶级的一系列起义和斗争以局部失败而告终[32]。”因此，共产国际必须做出判断，世界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得到了巩固，并决定是否应该依照新形势采取新策略。提纲得出了明确结论：“当前，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公开革命斗争，其节奏正在减缓，这是绝对无可争辩的[33]。”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的发言当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今天，我们才看到，才意识到，我们同终极目标，即在世界范围内夺取政权，实现世界革命，还有相当的距离。那时，在一九一九年，我们认为，这是只消几个月就能办到的事情；而今，我们要说，这是一个也许要若干年才能解决的问题[34]。” 列宁在初步讨论中进行了干预，然后托洛茨基在发言中进行了精确的推论。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两位最有名望的领袖，从共产国际三大一开始，就以自己的全部威信投入了讨论。为了击败极左派和新左派的联盟，他们的干预无疑是必要的。 共产国际三大的进程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目的是简单的。既要维护德国党和共产国际的团结（这是很重要的），同时又要确保它们能进行剧烈的政治转向。具体来说，他们准备一方面批准开除保尔·列维，但仅仅是因为“违反党纪”而开除的，这是为了避免让共产国际执委会应对三月行动负责一事公开暴露；另一方面，他们准备称赞三月行动是“进了一步”，同时批判进攻理论，并试图阻止让进攻理论复活的企图。 把这个计划付诸实行并非易事，这需要谨慎的筹划和操作。共产国际三大即将召开之际，都还不能确定列宁和托洛茨基能否争取到大部分代表，让代表们赞成他们的观点。库恩返回莫斯科后，他拼命地争取外国代表，希望能让他们赞同进攻理论。罗斯默在回忆录里描写了库恩到处拜访代表，同他们谈话，向他们提建议，打听消息，把比利时代表和卢森堡代表争取了过去，并同已经站在他那一边的意大利代表达成了一致[35]。 与此同时，列宁镇定地等待着多达三十三人的德国代表团[36]。德国党的领袖当中，只有麦尔、施特克尔和布兰德勒没来；前两人正在柏林负责党的领导工作，布兰德勒正在坐牢。蔡特金是作为共产主义妇女联盟（League of Communist Women）的代表出席大会的，她是德国党反对派的半官方发言人。列宁坚持要求德国党反对派的另外三位领袖——保尔·诺伊曼、马尔赞和弗兰肯——前往莫斯科出席大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列维的朋友为了莫斯科的讨论，做了精心准备，他们收集了大量文件，包括报纸、传单、会议记录和活动家的现场发言。但他们抵达莫斯科时却两手空空，因为这些文件都放在蔡特金的行李里面，可在离开德国国境时，这些行李都被普鲁士警察依照塞费林的命令没收了[37]。 这件事让德国党代表团（他们代表德国统一共产党多数派）的任务变得轻松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调子。赫克特与拉科西一起得到了列宁的接见，回来时“蔫头蔫脑的”。列宁批评他们俩在政治上犯下了愚蠢的错误[38]。在列宁的办公室，进行了第一次即席讨论。列宁即激烈又讽刺地质问进攻理论的支持者，他们怎么会认为，工人能在镇压与失业的重压下“学会东西”。科嫩尖锐地反驳道：“他们的肚子给头部送去了革命能量”。然后，除了对德国党的各种批评之外，列宁又挖苦道：“没错，按照你们的想法，光靠肚子供给大脑的能量，就能产生出一切[39]。” 在后来的会议上，列宁进一步动摇了德国党多数派的代表： 挑衅已经大白于天下。你们没有为了防御性的目的而发动工人群众，以便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并以此证明你们是正确的，反而发明了所谓的“进攻理论”，这是荒谬的理论，它让警察和所有反动派获得了借口，把你们说成是主动进攻的一方，好让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守护者[40]。
列宁猛烈地批评了库恩，不断地拿他所谓的“库恩派”来嘲弄库恩，并嘲讽了他所谓的进攻论者在“理论上、历史上与文学上的肤浅”，他对这些人下了一个简短的结论：“这可以算是一种理论吗？这是一种幻想，这是浪漫主义的感情，不外是浪漫主义的感情而已[41]。”赫克特诉说了德国党多数派是何等的混乱和委屈，但列宁毫不在意，当着其他代表团的面嘲笑他们，让他们无助地沦为笑柄。按照弗勒利希的说法，他曾抱怨过列宁太“刻毒”，他当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人[42]。列宁的尺度拿捏得很好，他既需要打败进攻论的支持者，同时又尽量避免让他们觉得太委屈。列宁在与蔡特金谈话时（托洛茨基也在场），向蔡特金解释说，如果代表大会能给进攻论“以致命的打击”，那他同时就会给进攻论的拥护者“一些安慰”[43]——这意味着蔡特金和她的朋友将会对妥协感到满意。 这样的妥协，是以维持对列维做出的惩罚为前提的，列宁向蔡特金解释了必须这么做的原因： 他不仅十分片面地、夸大其词地甚至恶毒地批评了党，并且丝毫没有指出可以使党确定方向的东西。他为自己被怀疑缺少与党团结一致的精神找借口。就是这种情况成了许多普通的同志对他感到愤慨的原因。这就使他们对于李维的批评意见中的许多正确的地方置若罔闻[44]。
列维自己糟蹋了说服党的机会： 因此产生了一种情绪（它也感染给其他支部的同志们），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关于小册子的争论，更确切地说，关于保罗·李维个人的争论，成为这一论战的唯一的题目，而不是关于“进攻论者”和“左派”的错误的理论和不好的实践问题了。他们得感谢李维，因为他们暂时便宜地脱了身，太便宜了。保罗·李维是他自己的死对头[45]。
辩论的基本要点就是这样在关上了门的列宁办公室里，或是在漫长的专项委员会会议上得出来的，尽管如此，在整个大会议程中还是不可能不谈到它们，所以便有可能会在会议进行中引发冲突的危险，尽管采用这样的议程就是为了尽量避免冲突发生。出于这个原因，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在论共产国际的活动的报告中，并没有同样地提到三月行动。他跟库恩的关系，以及他对进攻论拥护者的庇护，使他被认为过于偏向进攻论者，因此，他不得不向代表大会解释，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如何就三月行动做出结论的： 我们完全同意布兰德勒同志在他的小册子里所说的：“那不是进攻，只不过是一场防御战。”敌人搞了突然袭击。……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暴露了不少组织上的弱点。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没有掩饰这些错误。
问题在于我们是把这次斗争看做前进了一步，看做德国工人阶级的苦难历程中的一个阶段，还是看作“暴乱”？执行委员会认为，三月发动不是“暴乱”。把有50万工人参加斗争的事件说成“暴乱”是可笑的。……我们应该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没有掩盖什么，没有实行秘密政策，没有搞秘密外交，但我们认为，德国党上上下下不必为这一斗争感到羞愧，而是恰恰相反[46]。 季诺维也夫收到了列维就自己被开除出党而写的长篇申诉信，但他既没有看申诉信，也没有在共产国际三大上面提到这封信，除了这段对保尔·列维提出的论点的非常简短的答复之外，这位共产国际主席没有对三月行动发表一个字的评论[47]。反而在就季诺维也夫的报告进行的讨论结束的时候，进行了投票表决，通过了一个总决议，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过去一年里进行的处罚措施表示赞成。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列维问题，而不进行彻底的讨论，在德国党少数派中引起愤怒的抗议，蔡特金在发言中抨击了这种程序： 关于列维的问题，首先不仅仅是一个纪律问题……它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凡是注意总的政治形势的人，都能正确评价和理解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只有同共产党的策略问题，特别是同三月发动问题结合起来，才能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列维事件在这里却被看成违反党纪的问题。……如果列维因批评三月发动和已经造成的错误而受到严厉惩罚，那么造成这些错误的人应当受什么样的惩罚呢？盲动主义错误在于中央委员会，不在于斗争的群众参加了这次发动。……盲动主义存在于中央委员们的头脑里，他们率领群众进行盲动主义的斗争，发出互相矛盾的命令，结果把事情弄得一团糟[48]。
拉狄克在讨论策略问题时谈到了三月行动问题[49]。通过这种方式，体现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既想避免对过去进行责备，又想不惜一切代价为未来做出澄清。他严厉批评了德国党中央局，批评他们被赫尔辛的进攻打得措手不及，没有与曼斯菲尔德的矿工一起组织起有效的团结行动，反而采取了逃避的做法，使自己落入了根本无法取胜的境地。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号召总罢工，让形势进一步恶化，这不能改正其早先犯下的错误，反而只能暴露出党的弱点。最后，更加恶劣的是，中央局不但没有认真反省其犯下的错误，反而抓住进攻论，不计代价地以此来为自己辩护。拉狄克把自己在讽刺方面的全部才智都用在了对付德国党的领袖们身上，但是，他还是像季诺维也夫一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管怎么样，把三月行动叫做暴动是错误的，三月行动还是“进了一步”[50]。 尽管共产国际的领袖们确实在竭力避免在讨论中触及那些令人不快的和不想谈起的问题，要想完全不谈到是不可能的。在拉狄克做完这个报告后，德国代表在讨论中的发言简直就是在互揭家丑，其中弗里斯兰德、赫克特和台尔曼表现得最为激烈。拉狄克和蔡特金相互指责彼此，两人都说对方过去曾撰文支持进攻论，现在又以同样狠的劲头来批判进攻论了[51]。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德国党中央局的关系，这些基本问题都没有人谈到。库恩没有发言，只是在讨论代表大会议程时，他才插了一句，苦涩地提醒大家他也是“所谓的左派”之一[52]。于是，又是蔡特金把不能说的东西说了出来。她转而批评拉狄克：“在座的同志中……的态度、立场也是摇摆不定的，往往是反复无常的[53]。”就这样，她提出了那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她认为“还要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即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问题，并明显影射了库恩，不过没有点他的名字： 但是有一点毕竟是肯定无疑的：在讨论三月发动时我们必将证明，对于三月发动之所以如此发生，以及对于错误的政治体罚导致了错误的决定，执行委员会的驻外代表是负有大部分责任的。没有人比拉狄克同志更清楚这一点了[54]。
拉狄克被将了一军，他当即抗议说他当时不在德国。但这帮不了他，因为蔡特金反驳他：“几天以前，您当着证人的面说，您一了解全部情况立即对执行委员会驻外代表说，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我不想使用非议会用语）至少是不明智的[55]。” 蔡特金还为列维辩解。她承认列维违反了党纪，但又提醒人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也犯过类似的错误，所以应该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列维[56]。这样举例肯定会让被提到的人感到不快，但这是为了让代表大会注意到，在十月起义的前夕，那个人曾采取了什么样的立场——他现在成了共产国际主席，并把自己打扮成了保护党纪不受列维破坏的守护者！ 当德国党多数派的代表发表声明，宣称他们赞成已经提交的提纲，但又要加入一些修正意见（这些修正意见得到了奥地利和意大利代表的支持）时，政治斗争进一步白热化了。这显然是为了在这些问题上面搞妥协。他们为自己的意见辩解说，托洛茨基的报告对提纲做出了“右派的阐述”，他们要纠正这一点[57]。波兰代表米哈拉克（Michalak）差点就把对于这些讨论的全部看法全盘托出——他在发言中承认：“许多同志认定，列宁以及托洛茨基采取了右倾方针[58]。” 赫克特抨击了列宁，并极力为三月行动辩护[59]。台尔曼也以同样的精神抨击了托洛茨基[60]。意大利代表特拉奇尼则直接宣称，党的规模小，这并不是阻碍它成功领导革命的原因，他还援引了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例[61]。 此时，列宁针对共产国际的“左”派和共工党代表团，发起了反击。共工党代表团规模不小，他们来参加大会，明显是要成立一个国际派别。他们系统地参加了议程上每一个问题的讨论，并在每次投票表决时都提出了自己的草案。他们联系了大批代表，并向他们散发自己的传单，主要是简介共工党党史的[62]。他们一再坚持自己的反议会主义和反对在工会内部开展富有战斗型的工作的观点，并对共产国际及其下属各党的“超级集中制”提出批评。就在特拉奇尼发言之前，阿佩尔就发言反对拉狄克的报告，并对统一共产党的《公开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责《公开信》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63]。列宁答复了特拉奇尼，说修正案“既没有马克思主义，又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论据”。在对共工党的抨击进行答复时，列宁说道： 我在私下里也听到这种说法，我感到非常遗憾，非常可耻。经过这样久的讨论， 代表大会上还有人说《公开信》是机会主义的,真是可耻之极！……我们的提纲里是这样说的：《公开信》是堪称楷模的政治行动。这是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坚持的。说它堪称楷模，是因为它是采取切实办法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第一个行动。在欧洲，几乎所有的无产者都已经组织起来了，谁不懂得我们应当在那里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谁就会被共产主义运动所淘汰；谁在三年的大革命中还没有学会这个事，那他永远学不到任何东西[64]。
然后他答复了特拉奇尼，并通过特拉奇尼，对所有援引布尔什维克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分析的极左派说道： 特拉奇尼同志对俄国革命并不很了解。过去我们在俄国的确是一个小党，但是，全国大多数的工农代表苏维埃在我们一边。 （ 喊声： “对！ ” ） 你们那里有这种事吗？ 俄国军队当时至少有1000万人，几乎有一半在我们一边。……既然特拉奇尼同志的观点还有三个代表团赞同，这就表明共产国际内部还有点乱。因此，我们必须说： “不能这样下去了！ 应该作坚决的斗争！要不共产国际就完了。 [65]”
托洛茨基也同样反对被驳回的那些修正案： 总之给人的印象是，至今，德国代表团的成员们，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似乎要不惜任何代价为它辩护，而不是抱分析和研究的态度……我们的职责是，明确地、毫不含糊的告诉德国工人：我们认为，进攻的哲学是一种最大的危险，而这种哲学的实际应用，则是一种最大的政治罪行……你虽然摆脱了机会主义分子，并在向前迈进，但要知道，在当今世界上，除了机会主义分子以外，还存在阶级[66]。
托洛茨基按照他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前同列宁达成的协议，宣称他不会再对“左的方针”做出让步，提纲本身就已经体现了最大限度的妥协，他不会允许自己超出这个限度：“现在，我只想着重指出，我们把这个提纲看作是对许多同志在这里体现出来的、也是台尔曼同志极力维护的那种倾向的最大让步[67]。” 他威胁说，就算他和列宁处于少数，也要斗争到底，这彻底打败了抨击他们的那些人。所有涉及三月行动的动议都得到了一致通过。列宁和托洛茨基可以认为他们既挽救了共产国际，又弥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德国统一共产党造成的一些伤害。托洛茨基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当中解释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作为革命战士，我们相信——客观事实也让我们确信——我们作为工人阶级，作为共产国际，不仅要拯救我们的文明，不仅要拯救几百代人经过几十个世纪的劳作生产出来的结果，还要把它们提升到更高的层次。然而，从纯理论的立场来看，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资产阶级可能会以自己的国家机关和累积下来的全部经验为武器，继续与革命斗争，直至最后彻底耗尽现代文明的最后一点生命力，让现代的人类落入漫长的衰退崩溃的境地[68]。
共产国际三大号召各国共产党转向群众，把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来，这是为了在不远的将来，下一次危机爆发的时候，确保革命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看来，这是用社会主义来战胜野蛮的必要条件。 然而，我们恐怕会问：赤色工会国际（它的首次代表大会于七月三日召开）的成立，在多大程度上是与这个新的形势分析相符合的？赤色工会国际是按照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的提案而成立的，它的目的——按照它的创立者之一罗斯默的话来说就是——“依照参加国际的原则，把那些已经整个地站在国际一边的工会组织，同那些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建立起来的反对派，团结进同一个国际里面[69]。” 伴随着粉碎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的改良主义领袖的主导权的愿望而生的，是建设另外一个由革命的领导层领导的工会联合会。然而，这样的行动所需要的精妙的策略，也许是太复杂了，共产国际所有的狂热分子很容易就能明白其用意，并加以利用。按照罗斯默的说法，赤色工会国际的成立大会筹备得并不好，发生了不少次艰难的争论，时间拖得很长，而这些争论几乎全都是围绕着赤色工会国际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而发生的。赤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最后通过决议，认为共产党与工会之间的“有机联系”是“非常值得的”，这个决议结果成了改良主义工会领袖的武器，被他们用来攻击革命的少数派，指责革命的少数派“是按照党的命令工作的”。赤色工会国际的这个决议是符合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中的两条的，虽然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做出的，但这一事实却给了改良主义者口实，他们借此攻击“列宁主义”，说“列宁主义”是坚决反对工会独立的思想的，而在许多先进国家里，工人群众，包括他们当中的革命派，都是坚决支持工会独立的原则的。 党陷入了分裂共产国际三大就德国统一共产党做出了特别决议。在正式会程之外，又安排了另外的会议，在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德国党的两个派别的代表签署了“和平条约”，这个条约体现了这样的愿望，即双方都要保持克制，避免派别冲突，以免造成党的瓦解。 共产国际三大上德国代表之间的争执，表明三月行动已经造成了党内的严重分歧，更不用说它所引起的双方之间的敌意（甚至是个人仇怨）有多深了，派别之间的勾心斗角已经成了党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保尔·诺伊曼在大会上念了塔尔海默发给留在柏林的中央局委员的信，塔尔海默在信中要求“千方百计”阻止少数派的支持者奥托·布拉斯和安娜·盖尔[70]动身前往莫斯科，这是为了“消除我们拥有力量的任何表面现象”[71]。塔尔海默辩解时显得很慌张，而诺伊曼是怎么拿到这封不是发给他的电报的，这点好像没有人发问[72]。诺伊曼还指斥科嫩：此前季诺维也夫曾说要往德国发电报，请布拉斯和盖尔到莫斯科来，科嫩也同意了，但现在科嫩却又矢口否认，自称对这封电报毫不知情[73]。 会上的气氛十分紧张，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诺伊曼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无产者，而不是一个有名的提纲专家。在柏林这样的专家很多，在我们之前来到这里的马斯洛夫同志就是其中一个杰出人物[74]。”马尔赞在发言中说到自己和诺伊曼是德国全国工会总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代表着五金工会的革命少数派时，有人挖苦地插了一句：“这很说明问题！”[75]。拉狄克在马尔赞发言时打断了他，问他一九一九年一月在哪里。马尔赞回答说，那时他在行动委员会，然后被捕坐牢，接着又逃了出来[76]。拉狄克指责列维在危险的时候“回到地上”。赫克特指责蔡特金在一九一九年初“抛弃”了斯巴达克同盟[77]。在休会时，他们私下说，马尔赞和诺伊曼破坏了在柏林在举行的同情曼斯菲尔德罢工工人的罢工[78]，而且伯恩哈德·迪维尔和里哈尔德·穆勒也积极反对这次罢工[79]。马尔赞对这些指责做了答复，他讲述了自己和诺伊曼在三月行动期间的所作所为，并得到了他的政治对手弗里斯兰德的确认[80]。蔡特金针对赫克特的指责发表了一个声明，解释了在共产党刚成立时她与党的关系，她当时是按照由约吉希斯领导的中央局的决定，暂时不参加共产党的[81]。她还提醒拉狄克这个善于搞阴谋诡计的专家，别忘了在“利希滕贝格事件”之后，自由军团曾悬赏两万马克买列维的脑袋[82]。里哈尔德·穆勒在大会的报纸上面撰文，愤怒地反驳了关于他在罢工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谣言[83]。马尔赞把那些知识分子斥为“耍笔杆子的工贼”[84]，痛斥布兰德勒、弗勒利希和弗里斯兰德是患了“疑心病”的“吵毛求疵者”[85]。拉狄克挖苦潘涅库克，说他只是从天文台上观察天空，而根本不去观察那群贫苦的、造孽的人[86]。赫克特和拉科西在提到列维时，都称他为“列维博士先生”。双方都说了不少很过火的话，这表明了双方的仇怨有多深，从那时起，这种仇怨就给双方之间划下了鸿沟。 列宁与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团结列宁仍然希望维持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团结。在整个大会期间，他尽力让人们冷静下来，四处奔走调停，劝那些火气上头的人们消消气。他曾坦率地对蔡特金说：“您有一次写信给我说，我们俄国人应该稍为学会去了解西欧人的心理，不要把硬的扫帚立刻就戳到人家的面孔上。这话曾引起了我的注意[87]。” 赫克特对蔡特金进行了粗暴攻击后，列宁成功说服了他：正因为他攻击了蔡特金，所以他应该在第二天，也就是蔡特金六十四岁生日这一天，和其他人一起向蔡特金致贺词，表达共产国际的祝贺[88]。至于列维问题，他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持十分谨慎的保留态度，并没有把话说绝。但他自有安排。他曾对蔡特金说过： 您也知道，我对保尔·列维这个人，还有他的才干，评价是何等之高……在遭受着最艰苦的迫害的时候，他证明了自己的真诚，他是勇敢、聪明而无私的。我以前认为他是和无产阶级密切联系的，虽然我也觉察出他对工人的态度上有些矜持，好像有点希望“保持距离”的神气。自从他的小册子发表以后，我就对他的打算起了怀疑。我怕他在个性上有着强烈的孤芳自赏的倾向。有些自负文才[89]。
蔡特金为列维辩解，说列维这么做都是出于一番好意。列宁回答说： 关于这一点，我不愿跟您争论……可是您要知道：在政治上有意义的，不是意图而是效果。……大会将指责保罗·李维，并且要严厉地对待他。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李维将受到谴责，只不过是为了破坏纪律，而不是为了他所抱有的基本政治观点。不过，在承认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时候，怎能同时又有谴责的可能！由此可见，让保罗·李维回到我们队伍里来的道路是敞开着的。……他的政治命运操在他自己的手里。他必须作为一个遵守纪律的共产党员，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暂时脱离政治生活。……在他较深入地研究以后，他是会带着坚定的原则，作为一个优秀的、原则性较强的党的领袖而回到我们这边来的。我们不应该失掉李维，这是为了他本人，也是为了事业。我们没有过多的有才能的人，必须珍视现有的有才能的人。……倘使李维服从纪律，行为正确——譬如他可以不署名地在党报上写文章，可以出版一些好的小册子等等，——那末隔了三、四个月，我就好用公开信来要求恢复他的地位了[90]。
对于这个主要问题，列宁认为它是“学会如何争取群众”的问题。他反复对蔡特金说：“我们并不是命令用锁链去鞭挞大海的克赛尔克斯王[91]。”有了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的经历，共产党人不能再相信胜利是能迅速而又轻易地赢得的了： 因此，代表大会必须彻底清除“左派”的一些幻想，即：认为仿佛世界革命正在以其最初的飞快速度不断前进，我们正处在第二次革命浪潮的浪头上，而保证我们的旗帜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是完全依党的意志和党的积极性为转移的。不消说，在纸面上以及在代表大会的会场中，在不受任何客观条件影响的真空里，是容易“制造”革命并宣布为“一个政党的光荣行动”的，只不过是没有群众参加罢了。可是，归根到底，这甚至不是革命的观点，而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观点[92]。
列宁向蔡特金进言，他认为统一共产党的结构必须考虑到把不同年龄段、有着不同经历的人团结起来： 对于那些还缺乏深刻的理论修养和很多实际经验的年轻同志，您必须要求严格，同时也必须很耐心地对待他们。……由您去把那些已对工人运动有过劳绩的老同志团结在我们旗帜的周围，那是特别重要的。……您对他们也得有耐心，即使有时候他们不能很明确地说出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也不要贸然宣称“共产主义的纯洁性”遭到严重威胁。……克拉拉，要经常想到群众，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完成革命，像我们已经完成的那样：和群众在一起，并且通过群众[93]。
在和蔡特金告别时，列宁总结道： 学习，学习，再学习！行动，行动，再行动！要有准备，十分妥善的准备，以便完全有意识地、不遗余力地利用最近即将到来的革命浪潮。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需要党的不倦的鼓动和宣传，然后是党的行动。可是必须是头脑完全清醒的党的行动，不能糊里糊涂地认为党的行动仿佛就可以代替群众的发动。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可以对自己说“准备好了，前进”之前，应该在群众中做多少工作啊！因此——要走向群众！要把争取群众作为夺取政权的先决条件[94]。
读到这几行字时，我们不难看出，在列宁和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领导人之间，甚至在列宁和他的亲密合作者，比如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之间，隔着一道何等宽广的鸿沟。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列宁为什么在共产国际三大上要采取这样的行事方法，在那些年里，他懂得了必须考虑到自己周围的人都是什么样的材料；他也知道，他教育出来的俄国党的干部们，好歹都经历了几十年不断的斗争，而那些成长于西欧发达国家，在自己的第一次斗争中刚刚开始学习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久，就担任了年幼的共产党领袖的人，在经验上和政治修养上，与俄国党的干部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科嫩就组织委员会发表通报后，共产国际三大经过表决通过了一个决议，对各国共产党的体制和活动做了详细的规定[95]。一年后，列宁在共产国际四大上说道： 决议写的很好，但它几乎全是俄国味，也就是说，完全是根据俄国条件写出来的。这是它的好的一面，也是它的坏的一面。它所以坏，是因为我相信几乎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把它读完。我在讲话之前，又把它读了一遍。第一，这个决议太长，有50多节。这种东西外国人通常是读不完的。第二，即使读完，也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读懂，因为俄国味太重。这倒不是因为它是用俄文写的——它已被出色地译成各种文字——而是因为它浸透了俄国气味。第三，即使作为例外，有个把外国人能读懂，他也无法执行。……我觉得我们写出这样的决议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我已经说过，决议写得很好，对它的50多节我都赞成。但是，我们不懂得，应该怎样把我们俄国的经验介绍给外国人。决议中所说的一切都成了一纸空文。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96]。
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干预共产国际，这个组织成立至今只取得了很少的成果，而且后来再也没能取得更多的成果。 对于这一挫折，任何历史学家或苏联问题专家，都不能比一九二二年的列宁解释得更好了。在一九二一年，列宁保护了德国共产党人，使他们免受自己犯下的错误、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所犯下的错误之害，而他在一九二二年做出的分析，预示了德国共产党人在他去世后将要遭遇到的各种困难。 [1] 列维档案，P83/9，第二部分，f17。 [2] 阿·马斯洛夫，《关于第三次世界大会的问题》（Probleme des III Weltkongresses），《国际》，第7期，1921年，第142页。 [3] 路·费舍，《三月行动是贝特尔海姆式的蛮干吗？》（War die Märzaktion eine Bettelheimerei?），《国际》，第6期，1921年，第470页。 [4] 列维档案，P83/9，第27页。 [5] 《红旗报》，1921年4月10日。 [6] 《三月行动论纲》（Leitsätze über die Märzaktion），《国际》，第4期，1921年4月，第126页。 [7] 同上。 [8] 《革命进攻的策略与组织》。 [9] 拉狄克致中央局的信，1921年4月1日，列维档案，P56/2；《苏维埃（我们的道路）》，第8—9期，1921年8月3日，第249—252页。 [10] 1921年4月7日的信，列维档案，P55/2；《苏维埃（我们的道路）》，第8—9期，1921年8月3日，第252—255页。 [11] 塔尔海默致拉狄克的信，列维档案，P55/1；《苏维埃（我们的道路）》，第8—9期，1921年8月3日，第255—257页。 [12] 蔡特金，《回忆列宁》，译者为马清槐，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2页。 [13] 德格拉斯，《1919年至1943年的共产国际》，第1卷，第219页。 [14] 同上，第219—220页。 [15] 《红旗报》，1921年5月4日。 [16] 《共产主义公报》（bulletin communiste），第24期，1921年6月9日，第398—400页。 [17] 列·达·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吴继淦、李潞译，三联书店，北京，1965年，第74—76页。 [18] 《斯大林伪造历史》，收录于《俄国局势真相》，刘珙译，三联书店，北京，1963年，第139—140页。（也可在下列地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710/09.htm） [19] 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67页。 [20] 《红旗报》，1921年4月10日。 [21] 同上。 [22] 布兰德勒，《三月行动是巴枯宁式的暴动吗？》。莱斯贝格指出，布兰德勒引用了一条1921年提出的与俄国结盟的口号：“我们要推翻政府，并至少要成立工人政府。”（阿·莱斯贝格，《论1921年德国工人政府问题的起源》[Zur Genesis der Losung Arbeiterregierungs in Deutschland, Das Jahr 1921]，《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6期，1965年，第1027页）。 [23] 弗·伊·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81—225页。——中译者注（也可直接在下列地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70910-14.htm） [24] 布兰德勒的这封信发表在《苏维埃（德语版）》，第6期，1921年，第172—174页。莱斯贝格（《论1921年德国工人政府问题的起源》，第1028页）指出，布兰德勒提出的是“工人政府的经济纲领”。 [25] 阿·莱斯贝格，《一封新发现的列宁就共产国际的策略而写的信》（Ein neuer Brief VI Lenins über die Taktik der KI），《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4期，1965年，第687页。 [26] 同上。 [27] 弗·伊·列宁，《对共产国际〈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的意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3页。 [28] 《共产主义公报》，第28期，1921年7月7日，第464页。 [29] 同上，第465—466页。 [30] 同上，第468页。 [31] 叶夫盖尼·萨姆伊洛维奇·瓦尔加（俄语：Евгений Самуилович Варга；匈牙利语：Varga Jenő，1879年11月6日——1964年10月7日），苏联经济学家，原籍匈牙利。出身于匈牙利一个乡村教师家庭。1906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财政人民委员等职务，匈牙利革命失败后流亡奥地利、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曾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五大、六大。——中译者注、 [32] 《共产主义公报》，第29期，1921年7月14日，第480页；列·达·托洛茨基，《关于国际局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提纲》（Theses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Tasks of the Comintern），《共产国际的头五年》，第1卷，第291页。 [33] 同上，第312页。 [34] 列·达·托洛茨基，《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86页。（可在下列地址直接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21b.htm） [35] 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146页。 [36] 由于赤色工会国际成立大会也在同时举行，所以德国代表的人数非常多。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284页，n.54）估计当时在莫斯科大概有六十名德国代表。 [37]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12页）认为，没收这些行李“无疑”是得到了蔡特金的“默许”的。这个指责非常严厉，但却没有根据。尽管如此，蔡特金还是犯了错误，她不该冒险随身携带这些文件，一般来说，这些文件都是通过机关来传递的。在1921年11月30日的中央局会议上，她为自己辩解说，她担心如果不亲眼盯着，这些文件就会到不了莫斯科，并补充说道，她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几封信和电报不是从来没寄到，就是过了很久才寄到。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315页）引用了这些会议记录，但没有提到任何对蔡特金的说法的反驳，很可能是因为无法辩驳。 [38] 弗·赫克特，《我与列宁的会面》（Mes rencontres avec Lénine）， Lénine tel qu’il fut，第2卷，莫斯科，1959年，第804页。 [39] 同上。 [40] 同上。 [41] 蔡特金，《回忆列宁》，译者为马清槐，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25—26页。 [42] 赫克特，《我与列宁的会面》，第805页。瓦西里·科拉洛夫（Васил Коларов）曾提到过，在6月17日的执委会会议上，列宁与库恩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瓦·科拉洛夫，《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的列宁》[V.I. Lenin na III Kongresse Kommunisticheskogo Internationala]，《历史问题》[Voprosy Istorii]，第2期，1960年，第189—91页）。 [43] 蔡特金，《回忆列宁》，译者为马清槐，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27页。蔡特金这本回忆录是在托洛茨基及反对派失败后的1924年出版的，所以在这些讨论中没有提及托洛茨基在场。然而，蔡特金当时给列维写了信，信中证明了托洛茨基在场（列维档案，P113/18）。至于这本书的其他部分，她当时的描述是可信的。 [44] 蔡特金，《回忆列宁》，译者为马清槐，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1—32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45] 同上，第32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保罗·李维”在本书中译作“保尔·列维”。——中译者注 [46]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68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黑体字是按照英译文加上的，其中的“中央委员会”指德国党中央局，“执行委员会”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三月发动”在本书中译作“三月行动”。——中译者注 [47] 列维档案，P7/1。 [48]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69—272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央委员”是指德国党中央局委员。——中译者注 [49] 拉狄克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01—448页。 [50] 同上，第436页。 [51] 拉狄克指责蔡特金的话见上书第431页，蔡特金指责拉狄克的话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55—556页。 [52]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601页。 [53]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56页。 [54] 同上，第271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55] 同上。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56] 同上，第267页、第272页。 [57]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671页。 [58]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82页。 [59]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487—502页。 [60] 同上，第585—588页。 [61]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66页。 [62] 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9—260页。 [63]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49—460页。他对《公开信》的攻击详见第455页。他发言时用的是“赫姆佩尔”（Hempel）这个化名。 [64] 弗·伊·列宁，《捍卫共产国际策略的讲话》，《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9页。 [65] 同上，第30页。 [66]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93页、第596页、第600页。 [67] 同上，第589页。 [68] 列·达·托洛茨基，《关于第三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收支表”的报告》（Report on the “Balance Sheet” of the Third Congres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共产国际的头五年》，第1卷，第351—352页。 [69] 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155页。 [70] 安娜·盖尔（Anna Geyer，1893年3月13日——1973年3月2日），娘家姓艾尔贝特（Elbert），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后与库尔特·盖尔结婚，1919年当选莱比锡市议会议员和萨克森邦议会议员，1920年随独立社民党左翼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因支持保尔·列维被开除出党，先后参加了共产社、独立社民党和社民党。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71]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40页。 [72] 同上，第551—552页。 [73] 同上，第540页。 [74] 同上，第543页。此处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75] 同上，第510页。 [76] 同上，第514页。 [77] 同上，第500页。 [78] 二十五年后，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09页）说道：“列维的某些朋友——柏林五金工人工会的组织者保尔·马耳粲和保尔·诺伊曼——曾经走遍了全城的工厂，号召工人不要举行罢工支持曼斯菲尔德的罢工者。勃然大怒的党要求把列维和这些工贼立即开除。”而事实是这样的：在4月7日的会议上，党主席布兰德勒已经向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否认了这些谣言，认为这些谣言是对马尔赞、诺伊曼和埃克尔特的恶毒诽谤，他们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是遵守纪律的革命者（列维档案，P83/9，第19页）。 “马耳粲”在本书中译作“马尔赞”。——中译者注 [79] 在同一篇发言中，布兰德勒搁置了关于弗里茨·沃尔夫和里哈尔德·穆勒的态度的问题，弗里茨·沃尔夫后来被开除出党。 [80]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14—515页。 [81] 同上，第618—619页。 [82]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70页。 [83] 《莫斯科》（Moscou），1921年6月30日。 [84]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55页。 [85]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16页。 [86]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10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87] 蔡特金，《回忆列宁》，译者为马清槐，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28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88]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683—687页。《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中称那天是蔡特金65岁生日，其实蔡特金出生于1857年7月5日，1921年7月5日应该是她的64岁生日。——中译者注 [89] 蔡特金，《回忆列宁》，译者为马清槐，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1页。在中文版《回忆列宁》中，并没有“您也知道……而无私的”这句话，这是本书译者根据英译文补上的。——中译者注 [90] 同上，第32—34页。请参阅列宁在1921年6月10日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16页）。 [91] 蔡特金，《回忆列宁》，译者为马清槐，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0页。 克赛尔克斯一世（Xerxes I，约前519—前465），又译薛西斯、泽克西斯、克谢尔克谢斯等，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前485年至前465年在位），据传说，在前480年的波斯第二次入侵希腊期间，他曾下令在达达尼尔海峡上建造浮桥，但浮桥却被海浪冲毁，他一怒之下，下令处大海以三百鞭刑。然后以三百只船用铁链锁住，重新造了一座浮桥，让波斯大军渡过了海峡。——中译者注 [92] 同上，第40页。 [93] 同上，第41—42页。 [94] 同上，第30—31页。 但应注意的是，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文版中列宁认为革命浪潮是“最近即将到来的”，但在英译文中，列宁说的却是“下一波革命浪潮”（the next revolutionary wave），也就是说，按照英译文来看，列宁并不认为新一波革命浪潮会很快到来。请读者注意这个细微但却关键的差异。——中译者注 [95] 即《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及其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具体内容请参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017—1051页。——中译者注 [96] 弗·伊·列宁，《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