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七章 世界革命的问题
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发生的重大事件，向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些最根本的战略和战术上的问题。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最尖锐的形式提出了这些问题。而在德国，在一战的头三年里，关于革命党的问题及夺取政权的问题，似乎仅仅停留在理论领域。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胜利，在实践中验证了他们的观点，并把这些问题变成了具体的、迫在眉睫的任务，将它们提上了日程。可是，当革命派面临最初的任务——理论讨论时，战争状态使他们很难获取信息，这给他们造成了很大影响。 一九一七年之前的关于决裂的问题由罗莎·卢森堡提出、并为国际派在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会议上所采纳的提纲中，最关键的是第十二点，即对第二国际的破产所做的分析的结论部分： 鉴于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的正式代表背叛了工人阶级的目标和利益，鉴于他们脱离无产阶级国际的阵地而转到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的立场，建立一个新的工人国际是社会主义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个国际必须把领导和团结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阶级斗争的任务接受过来。[1]。
列宁在批评《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时强调指出：如果不下定决心，在每个国家里同中派的和社会和平主义的领导层决裂，那么提纲中的这个关键点在实践中是派不上用场的；为了在斗争中把将来可能组成新国际的人团结起来，就必须进行坚决的决裂。 在《工人政治》上的理论探讨中，拉狄克是第一个力主革命派应当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的人，他撰文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首先扒下了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假面具，揭露了这些领袖在宣战后是如何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的。他指出：某些革命派（他说的主要是卢森堡）拒绝接受最简单的支持决裂的论据——当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落入社会帝国主义者之手时，所谓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就等于跟帝国主义团结，这些革命派相信战争会让整个党获得新生；另一些革命派则认为：在群众还没有认识到领袖的叛卖之前就进行决裂，这么做不怎么有效，还会导致革命派的孤立[2]。 他直接向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最牢固、最深入人心的神话发起了挑战，他强调指出：工人的团结“本身不一定是好事”，而且分裂也“不见得就是坏事”。事实上，工人运动的历史就是一部漫长的不断决裂的历史，这些分裂并非出于偶然，也绝不是由于历史一时心血来潮而造成的，而是由于各种社会力量的不断斗争而造成的。他做了一番回顾，回顾了宪章运动史上的分裂，还有拉萨尔及第一国际时期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分裂，并分析了这些分裂的主要特点。他的结论是：“首先，工人运动中的各种不同倾向，其源头都在于社会差异，差异导致了分裂。其次，分裂造成的裂痕从来都不能迅速愈合。统一的过程总是一个漫长的斗争过程[3]。” 社会民主党当前的危机也是如此。“八月四日政策”其实是一种国际性的现象，其根源同样可以在伦敦、圣彼得堡、巴黎和维也纳找到。归根结底，工人运动中“工人贵族”的存在，以及工人贵族产生的压力，正是其根本原因（比如说，这解释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为什么会采取了英国工会对本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传统立场）： 由于德国工业的迅猛发展，德国工人阶级的上层阶层得到了相对较高的工资。由国家或工会提供的社会保险制度也提供了相对较稳定的生活条件。我们可以说：这个阶层跟资产阶级共享同一种文化。这个阶层十五年来一直借着修正主义者和工会领袖之口，宣称自己失去的将不仅仅是锁链[4]。
其实，修正主义阵营的基础力量并不都是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在德国南部尤其如此，因为工会领袖们是支持这条小资产阶级路线的。每次当工人群众力图组织大规模的运动以保卫自己的政治权利、为自己的经济要求奋斗时，这些工会领袖们便靠着自己赢得的特权横加阻挠。正如拉狄克在《团结还是决裂》里写的：“他们反对异想天开的革命派时，总是以‘这些行动是不可能的’为借口，可他们其实表达出了工人贵族真正的恐惧——害怕看见自己的胜利果实遭到威胁[5]。”出于同样的观点，修正主义者和工会领袖支持德国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 所以，八月四日政策能在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国的工人运动中获胜，并不是偶然的；在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中，早已形成了工人贵族阶层，这个阶层经过长期的存在和发展，对工人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最终导致了八月四日政策的产生。即使是在意大利和俄罗斯这两个工人贵族很薄弱的国家里，我们依然能找到以部分技术工人为基础的“社会爱国主义者”集团，这些人心里想的完全是修正主义那一套，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跟本国的资产阶级站到了一起。早在战前革命派就知道这一切，但他们低估了其影响： 我们曾以为这种政策仅仅体现出了领袖们的幻想，随着阶级对抗进一步激化，造成的压力就会使这种政策烟消云散。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我们错了。首先，这种政策不仅仅是几个领袖的政策；在工人群众当中，有一类人支持这些领袖；这类工人所要的东西，跟领袖所要的完全一样。以为没有群众支持这些领袖，或是以为虽然有群众支持这些领袖，但那是因为群众还不够觉悟，这些都是致命的幻想。分裂是从工人群众当中开始的[6]
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大战将很快驱散社会帝国主义者的白日梦，当事态证明革命派是正确的时候，整个工人阶级将很快在斗争过程中恢复自身的团结，为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工人的团结。这种观点为什么是错的呢？理由是：虽然帝国主义不得不日益削减工人贵族所享有的特权，并由此破坏改良主义的根基，但事实表明：一种根植于一个社会阶层的思想是不会在短短几年里面消散的。 在某个时候，资产阶级开始打算利用社会爱国主义的领袖们——工人贵族的代言人——来为自己的统治打掩护，并维持自己的统治。这些“社会党人”当上了部长，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机关里有了职位，资产阶级向他们作出了一点小小的让步，他们就企图分裂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无法团结一致地进行革命斗争。如果革命派活动家想为了进行反对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斗争，而继续留在党内的话，这么做就等于抛弃了自己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先锋队的角色： 如果党在形式上依然保持着统一，如果社会帝国主义者依然控制着党并决定党的政策，那我们要么就得在几年里放弃反抗阶级敌人的斗争，要么就得不顾帝国主义领导层（联系上下文，此处可能是“社会帝国主义领导层”之误——中译者注）的口号继续斗争。在前一种情况下，如果放弃了反抗外部敌人的斗争，如果我们只局限于批判社会帝国主义者的话，这种批判就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将不得不在帝国国会、在工会运动中所做的一切，我们放弃了说服工人群众相信我们的批判的行动，这都将使我们的批判变得空洞无物。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帝国主义者将会迅速地把我们开除出党。党内的多数派决不会长久容忍少数派指责其政策是背叛党的基本原则。对这个事事都跟自己作对的少数派团体，多数派是更不会容忍的，它会号召群众来反对这样的集团[7]。
拉狄克继续写道：即使革命派在代表大会上成了党内的多数派，他们也不能冒险让机会主义者——真正的阶级敌人——继续留在党内。结果革命派将不得不把机会主义者以及继续支持机会主义者的工人（会有一些工人继续支持他们的）开除：“不管我们走哪条路，结果都是分裂[8]。”他继续写道，因此他们必须有意识地为分裂做好准备。要想把反抗帝国主义战争、反抗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的斗争组织起来，这是唯一的方法。越早以组织的形式在实践中表达出这一点，就像自一九一四年以来一直在人们的想法中表达出来的那样，分裂所造成的损伤就能越快得到修复，工人阶级的革命的统一就能越快得到重建。组织上的分裂进行得越早（一九一四年以来人们早就想这么做了），分裂所造成的损伤就恢复得越快，工人阶级的革命的统一也就能越快得到重建。 在理论研究领域里，马尔赫列夫斯基也在做着同样的努力，他批判了社民党在和平问题上的观点，分析了机会主义者在政权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同机会主义者的立场做了对比，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种机器，阶级是通过国家来行使自己的权力的。马尔赫列夫斯基的看法跟列宁是一样的，当时列宁正在写《国家与革命》。马尔赫列夫斯基宣称：“工人必须同国家斗争。如果不摧毁国家的阶级统治，他们的理想——基于人类的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就不能实现[9]。” 部分德国革命派就是这样接近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而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之间只有很微弱的联系，更没有共同的组织。俄国革命使他们的思想具有了分量，也使他们的思想一致起来。 俄国革命的影响俄国革命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可以上溯到一九一七年，它不只对德国革命派的理论及实践立场产生了影响，还影响了大批群众的前进方向，并使俄语中的“Совет”（苏维埃）一词，以“Arbeiterräte”（工人苏维埃）的形式进入了德语。这些现象，正是当时正在为革命的爆发而进行准备的地下运动的征兆。 从这个观点来看，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并不遥远。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欧洲大战仍在进行、国家仍在严格执行书报审查制度时，德国工人——特别是各个革命小组，是如何认识和了解俄国经验的。同样的，我们还得对布尔什维克所做的努力描写一番，让读者看看他们掌权后，是如何让那些原本立场与布尔什维克相距甚远的革命派接受他们的看法的，对于布尔什维克是如何说服那些革命派接受“第一要务是成立新党”（当时斯巴达克派还在拒绝这么做）这个观点的过程，我们更要详细介绍。 布尔什维克在同欧洲各国建立联系时遇到了很多困难，而滞留在俄国领土上的战俘则为建立联系提供了机会，布尔什维克没有让这个机会溜走。当时在俄国领土上滞留有约二百万名战俘，其中有十六万五千名德国士兵和二千名德国军官[10]。二月革命后的形势很有利。许多战俘是社民党活动家，他们必定会同情工农，也必定会同情那些力图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党。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由于它们多多少少受制于自己的“神圣的联合”政策，因此都不能像布尔什维克那样在战俘中开展宣传工作。 在二月革命爆发前，社会民主党活动家在俄国国内到处成立了地下小组。革命爆发后，许多德国战俘开始转向布尔什维克一边，这些小组迅速发展起来[11]。但在十月之后，一切都在向更广的范围发展，布尔什维克也抓住每一个机会，充分利用他们先前所做的努力。他们还在整条战线上广泛进行鼓动，争取得到德军的同情[12]。起义后，拉狄克立即返回俄国，在他的鼓舞和催促下，在各国战俘中间开始了系统的宣传、鼓动及组织活动，这些活动首先是从说德语的战俘开始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他的主要工具——德语杂志《火炬》（Die Fackel）开始发行[13]。在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德国人小组举行莫斯科会议之后，国际主义战俘联合会成立了，这是建立外国共产主义者支部的努力所取得的第一个实际成果[14]。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签订，中止了这种发展共产主义者的工作，但与此同时，它的效果就要完全发挥出来了，因为大量受俄国共产主义者影响的战俘回国了。各个部队自己也经常把革命病毒传播到后方或其他战线去[15]。 在拉狄克身边逐渐聚集起了一批人，他们要在俄国建立起说德语的共产主义者的首个支部的指挥部，这些人有：来自汉堡的罗特凯格尔（Rothkegel）、来自不莱梅的约瑟夫·波姆（Josef Böhm）、曾当过工会干部的奥地利人卡尔·托曼（Karl Tomann）[16]；赫尔曼·奥斯特洛[17]，他是一位社会民主党活动家[18]；还有恩斯特·罗伊特[19]，他曾是积极参加和平运动的青年记者，后来苏维埃政府让他当了伏尔加河德意志人共和国的人民委员[20]。还有一位铁路工人尼古拉斯·克莱布斯[21]，他是德国移民的儿子，一九一六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22]。他们在德占区开展的政治—军事斗争又吸引了一批人参加进来，比如教师威廉·蔡瑟[23]，他当时是预备役中尉，带着自己的部下参加了乌克兰游击队[24]。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后，苏维埃政府同德国马上建立了外交关系，苏维埃俄国同德国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就容易多了。布哈林自己有时会在大使馆驻留[25]。苏联驻德大使阿道夫·越飞[26]是一位经验老到的革命家，他非常清楚自己出使德国的目的是什么。早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还在进行时，越飞就曾友好地对切尔宁[27]伯爵说过：“我希望我们很快就能促使革命在你们国家爆发[28]。”一九一八年四月，越飞抵达柏林，他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他不但拒绝向德国皇帝递交国书，反而还向独立社民党和革命派的主要领导人发出了邀请（其中有些人仍在狱中）[29]，请他们参加自己举办的第一次招待会。他在各个领域里都很积极；他帮助德国革命派传递消息，并向他们提供资金和建议[30]。 他身边还有波兰人米耶奇斯拉夫·布隆斯基[31]，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老革命家[32]，布隆斯基曾在瑞士同列宁合作过，还曾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重要支持者[33]。 苏联大使馆是一个重要的通讯手段。它有很强大的财政资源，具有在当时来说多得出奇的物质手段，靠着外交庇护权的掩护，它还能同彼得格勒进行可靠快速的联系。这些条件给地下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给胜利了的俄国革命者同地下或半地下的德国革命派之间的直接的政治接触提供了很大方便[34]。苏联大使馆聘用了一些德国活动家，让他们从事各种工作，在罗斯塔通讯社[35]里，这样的工作人员特别多。这种做法使这些德国活动家拥有了合法的掩护及完全的行动自由。获得这种合法掩护的人有埃米尔·艾希霍恩[36]（他曾领导过社民党出版局的工作，现在是独立社民党的领袖之一）、恩斯特·麦尔（以前当过《前进报》记者，现在是斯巴达克派领袖之一）、欧根·列维涅[37]（他也是斯巴达克派的活动家）等人。大使馆的律师是奥斯卡·科恩，他在大使馆的财政活动中担任代理人[38]。 尽管大使馆并不是传播各种宣传性出版物的途径（德国政府在几个月后宣称它进行了各种蛊惑人心的宣传），它仍是一个避难所，一个传播革命影响的中心，一个收集和传播信息的机关[39]。德俄关系的性质的改变，可以从以下这个事实看出来：布尔什维克党的德国人支部的机关报——在彼得格勒出版的《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上刊登了一份介绍德国形势的报告，而这份报告要比秘密传播的《斯巴达克通信》上的报告更加完备[40]。 布尔什维克所做的努力布尔什维克坚信德国是对欧洲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心。他们认为俄国革命仅仅是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决定世界革命胜利的战斗，将在德国打响。在一九一八年，布尔什维克党内围绕着单独同德国媾和及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所进行的讨论，其背景都是因为德国革命的“延迟”所形成的。对德国革命的期望，支配了苏俄政府的外交政策。 二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就开始考虑同德国建立联系，并将建立德国人组织当成重要问题来考虑。列宁在前往俄国的旅途中，让仍留在斯德哥尔摩的沃罗夫斯基、加涅茨基和拉狄克负责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工作。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在德国传播《俄国通讯—真理报》（这是一份刊载有关俄国的信息和布尔什维克的论据的刊物）[41]。列宁回国后，向党提出了《四月提纲》，在《四月提纲》里他向李卜克内西和德国革命派的活动致敬，并将左派国际主义者明岑贝格、拉狄克和哈特施泰因描述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42]，认为“只有他们，才是革命国际主义群众的代表，而不是腐蚀群众的人”[43]，他还写道：“正是我们，正是现在，应当毫不迟延地建立起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新国际，或者确切些说，我们应当不怕公开承认，这个国际已经建立并且在活动了[44]。” 苏联历史学家克里沃古兹指出：仅在一九一七年夏天，就有六万多份传单被秘密运进德国[45]。列宁在回国前，将他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交给了明岑贝格身边的青年国际活动家，让他们在德国传播这篇文章。有几千本《国家与革命》通过斯德哥尔摩和瑞士的渠道运到了德国[46]。 一九一七年八月底，列宁催促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让他们全力组织一次国际左派会议： 布尔什维克、波兰社会党、荷兰人、《工人政治》杂志、《明日》杂志——这支力量作为核心已经足够了。……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二十九日）和代表大会（一九一七年七月）的决议……这个党的新的纲领草案——这个思想基础（再加上《先驱》杂志、《论坛报》、《工人政治》杂志等等），已经足以在全世界面前明确地回答帝国主义的问题，并谴责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派。[47]
他认为这一重大的政治进攻必须直接针对中派分子——特别是考茨基——进行，他把考茨基当作他最危险的对手，因为尽管考茨基已经正式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但考茨基其实仍在维护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政策，考茨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阻止布尔什维克细菌对德国工人阶级造成感染。这就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年起草《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时的看法，这本小册子基本上是为了说服德国革命派活动家而写的，在这本小册子里，列宁将布尔什维克革命作为一个典范提了出来： 这个策略（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这个策略的正确已为巨大的成就所证实，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成为世界的布尔什维主义，……它提供了在具体内容、实际内容上有别于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思想、理论、纲领和策略。……全世界无产者群众日益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主义指出了摆脱战争惨祸和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典范。[48]
一九一八年十月初，列宁认识到德国的形势成熟的速度比他的小册子印刷的速度更快，就起草了一份十页厚的摘要，并将这份摘要交给了契切林[49]，让契切林尽快在德国传播这份文件（最好是通过瑞士途径来办这件事）[50]。这份文件的标题与那本小册子相同，它是以下面的评论结束的： 欧洲最大的不幸和危险在于它没有革命的政党。有谢德曼……之流的叛徒的政党，有考茨基之流的奴才的政党，可是没有革命的政党。当然，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能够纠正这个缺点，但现在这仍然是一个大不幸和大危险。因此必须用一切办法揭穿考茨基之流的叛徒，这样来支持各国都有的真正国际主义无产者的革命集团。无产阶级一定会迅速抛弃叛徒，转而拥护这些集团，并把这些集团培养成自己的领袖。[51] 德国革命派的回应从一九一七年二月起，德国革命派就对俄国革命致以热烈的欢呼。这场革命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因为它向他们展示了，工人群众是会参加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而且是可以获胜的。蔡特金在独立社民党成立大会上发言，认为这场革命“是一个极其激动人心的事件”[52]。卢森堡在从狱中写给朋友的信里写道，“这些伟大的事件”，对她来说“简直是救命的灵药”[53]。卢森堡在她关于俄国革命的手稿里写道：“在这一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是第一批给世界无产阶级作出榜样的人，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旧是唯一能用胡登[54]的话高喊：‘我敢于这样做了！’的人。这是布尔什维克政策中本质的和持久性的东西。[55]” 在这一基础上，斯巴达克派与不莱梅的左翼激进派是完全一致的。十一月十七日，《工人政治》的编辑们向工人士兵苏维埃夺取政权一事致以热烈的欢呼[56]。十二月十五日，约翰·克尼夫在同一份刊物上解释了俄国革命何以进展如此迅速及何以取胜的原因：“唯独因为在俄国有一个独立的极左政党，它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帜，并在社会革命的旗号下奋斗。[57]”他补充说，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既表明了斯巴达克派的错误之所在，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必须同独立社民党内的中派彻底决裂、并着手建立一个革命党的原因。 俄国革命的榜样，以及列宁的观点在斯巴达克派中得到了回应，一九一八年六月三日，梅林作为一名老革命向布尔什维克写了一封公开信，在这封信中，他宣布自己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对于独立社民党企图重建战前的社民党、并使用“久经考验的旧策略”的观点，他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他把独立社民党的这种做法叫做“反动的乌托邦主义”。他号召成立新的国际，并做了自我批评：“我们曾在一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在独立社民党成立时，我们出于推动它前进的希望而加入了它。如今希望落空了，我们不得不放弃这种念头。[58]”在题为《布尔什维克与我们》的一系列文章（自一九一八年六月十日起刊载于《莱比锡人民报》）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点。他表示，布尔什维克是根据马克思从他对巴黎公社的分析所得出的前景而工作的，无产阶级专政正以苏维埃的形式在俄国实现。他还补充说，要在德国实现这一前景，工人就要通过工人苏维埃来夺取政权。他还说，世界革命的远景要通过建立一个新国际来实现，而布尔什维克将成为这个新国际的核心[59]。在同一份报纸的妇女增刊上，蔡特金进一步发展了通过工人苏维埃实行权力的观点，根据她的看法，工人苏维埃将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苏维埃”形式[60]。 可是，在这些最可靠的斯巴达克派身上所发生的这一重要的演进过程，却并没有促成他们对自己的组织问题进行深刻的检讨。我们得有极大的乐观精神，才能同意苏联历史学家克里沃古兹的结论——他认为：“到了一九一八年夏天，斯巴达克同盟实际上已经彻底同独立社民党决裂了。[61]” 之所以会这样，其主要原因当然就是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所采取的保留态度。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政策、对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其他派别进行拘留等事，卢森堡进行了批判。她还批评布尔什维克的农业政策，认为这种政策会产生资本主义复兴的危险。但她批评得最厉害的，是苏俄的外交政策，以及苏俄接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做法，她认为这样做会推迟战争的结束，推迟德国革命的爆发[62]。 这倒数第二篇《斯巴达克通信》的题目是《俄国的悲剧》。这篇文章表达了德国左派中很普遍的一种看法：俄国革命是注定要在不久的将来毁灭的，因为它孤立无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成熟的。这篇文章的编辑写的说明很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本文道出了我们的人中间时常存在的那些忧虑，这些忧虑是由布尔什维克的客观情况、而不是由它的主观态度引起的。我们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着眼于它的结论，没有德国革命，就无法拯救俄国革命，社会主义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就没有希望。解决的办法仍然只有这一个：德国无产阶级的群众起义。[63] 革命走在了革命派的前面就在革命派能够打破自己的陈规、挣脱镇压的重负、并从三年以来俄国和其他地方所进行的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之前，革命降临了。从根本上来说，它是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而来的。七月十八日，由于福煦[64]的进攻和坦克在西线的运用，德军被迫转入防御，德军总参谋部这下明白了，德军已经再也没有取胜的可能了。鲁登道夫本人承认，战争已经结束了[65]。 知道这一情况后，统治集团做出了一个补救性的决定，即政权的机关必须民主化。当军事失败逼得人们做出不可避免的决定时，“议会化”能保证各政党的代表都不得不共同对其负责[66]。社民党多数派和天主教中央党都公开表示，愿意参加民族联合政府，在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原则的基础上同协约国举行和谈。十月四日，马克斯·冯·巴登[67]亲王出任首相，邀请天主教中央党议员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68]入阁，并邀请菲利普·谢德曼入阁当不管大臣[69]。马克斯亲王许诺将进行“民主化”和“议会化”，作为预防颠覆的最后手段，社民党相信了他的话。 德国的统治集团将“颠覆”视作头等危险。东线的德军由于感染了革命病毒，已现出无力再战的颓像。这一发展过程证明了李卜克内西在实行军管后不久在狱中所做的预言：“我们将看到，掌权者今天播下的种子，明天将结出怎样的果实。[70]” 关于“大批士兵开小差、大量出现士兵抗命不从的现象、载着休假回国的士兵的火车上打出红旗”的报告[71]不断送到威廉二世手上，把他给吓坏了。这些部队不得不被关在“防疫线”里面，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他们的可靠性[72]。警方的报告中提到，在工人和相当一部分市民中间不满情绪越来越高，还提到了俄国革命享有的巨大威望。 尽管革命派进行了大胆的政治分析，提出了开创性的远景，但革命组织的建设却还是落在了后面，而且他们既没能利用好一九一八年的革命“发酵”过程，也没能利用好四月以后俄国人提供给他们的技术和财政支援。不莱梅的革命派曾在造船厂和港口工业中拥有坚实的根基，但他们现在却连一个在其中工作的活动家都没有[73]。而在柏林，斯巴达克派在第六选区（包括夏洛腾堡、柏林—摩阿比特［Berlin-Moabit］和施潘道［Spandau］一带）里只有七名成员[74]。一月工潮后，约吉希斯、赫克特和许多领袖的被捕，破坏了斯巴达克派的领导层[75]。皮克为了躲避警察的搜捕，逃到了荷兰。该派的中心工作——出版《斯巴达克通信》和传单——交给了已经从瑞士回国的列维[76]和麦尔，他们率领身边的一批人来做这些工作。 至于蔡特金与梅林，尽管他们仍是革命派的旗手，但他们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他们继续过艰苦的地下生活了。形势对领袖们的士气打击很大，他们没能认识到形势发展得有多快，也没能预见到一九一八年的重大事件。对此，我们可以从麦尔于一九一八年九月七日写给列宁的信中清楚地看出来： 我们不得不等待德国革命运动的信号，我们跟你一样急切地等着它们。幸运的是，我们的朋友全都变得越来越乐观。总之，无论是现在还是不远的将来，我们都不指望会有什么更重要的活动。不过我们要在冬天进行一项大计划，到时候局势将会对我们的活动有利[77]。
革命派没有意识到，他们本来是可以把握住历史事件的进程的。 不过革命青年组织却给了他们一线希望。一九一八年春天，柏林有两个组织合并为自由青年同盟。这两个组织是出于对社民党的沙文主义政策的反对而出现的，其中一个叫“柏林青年教育协会”（Berliner Jugendbildungverein），领导人先是弗里茨·格洛比希，后来由马克斯·科勒（Max Köhler）接任，这两人都是斯巴达克派；另一个叫“青年工人协会”（Vereinigung Arbeiterjugend），是由独立社民党组织的，但它的领导人瓦尔特·施特克尔跟维利·明岑贝格关系很密切[78]。一九一八年五月五日，自由青年同盟在施托尔佩（Stolpe）附近举行了一次非法集会，纪念卡尔·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到会的有两千多人[79]。柏林的这两个组织的合并，激起了全国范围内青年组织的进一步合并。到了夏天，全国许多都地方都举行了秘密会议，筹备各个激进集团的青年组织的合并，这些组织都是明岑贝格在瑞士领导的青年国际的附属组织。至于独立社民党的青年组织，由于恩斯特·多伊米希在其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它采取了亲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他们也开始推广“通过革命苏维埃夺取政权”的口号[80]。 一月工潮后，柏林的革命工长组织遭到了沉重的镇压，损失惨重。为避免不测，每个领导人都选好了万一自己被捕时接替自己的人，但穆勒很不幸：他选的人是埃米尔·巴特[81]。巴特是个退伍回来的五金工人；他是个能说会道的演说家，但很快人们就发现他是个狂妄的吹牛家。从那时起，革命工长组织的政治领导层就是由两位柏林的独立社民党重要领袖组成的，他们两人都不是工厂工人。其中之一是斯巴达克派的猛烈反对者格奥尔格·累德堡，另一人则是曾在法国外籍军团当过士官的记者恩斯特·多伊米希。多伊米希发现自己被赋予了在军营内组织革命宣传、以及为起义筹建武装部队的任务[82]。 这项工作在一九一八年九月艰难地开始了。多伊米希在军营内只同少数几个人有“关系”，武器也不过是十几支左轮手枪[83]。多亏了柏林的两位革命工长组织活动家克莱尔·德费尔特—卡斯佩尔（Cläre Derfert-Casper）和阿图尔·舍特勒（Arthur Schöttler）的努力，柏林的革命派才能通过苏尔（Suhl）一带的兵工厂工人在最后一刻给自己搞到了武器[84]。 就这样，不管德国革命派在一战期间是通过革命争取和平，还是通过争取和平的斗争来进行革命，他们都没能成功建起早在一九一四年就需要的东西（其中大部分人连试都没试过）：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组织，一个能满足鼓动群众、找出一致的口号、将他们的活动集中起来的要求的组织。和平与革命把他们甩在了身后。 [1] 罗莎·卢森堡，《尤尼乌斯提纲草案》，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43-47页，苏冰娴译，殷叙彝校。 [2] 卡·拉狄克，《团结还是决裂》（Einheit oder Spaltung)，刊载于《工人政治》，1916年第4期、第8期和第10期，收录于《在德国革命的行列中》第336—338页。 [3] 同上，第315页。 [4] 同上，第317页。 [5] 同上，第318页。 [6] 同上，第320页。 [7] 同上，第323—324页。 [8] 同上，第325页。 [9] 《论和平问题》（Theses on the Question of Peace），《战争中的斯巴达克派》，第58页。 [10] 鲁道夫·迪克斯（Rudolf Dix），《在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及保卫苏维埃政权中的德国国际主义者》（Deutsche Internationalisten bei der Errichtung und Verteidigung der Sowjetmacht），《德国工人运动史论文集》，第3期，1966年，第495页。 [11] 同上，第485页、第496页。 [12] K·L·谢列兹尼奥夫（K.L.Seleznev），《1918年东线德军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鼓动与革命运动》（Bolchevitskaja agitacija i revolutsionnoe dvijenie v Germanskoj Armii na vostoshnoe fronte v 1918 g），《德国十一月革命》（Noyabre'skaia Revolutiutsiia v Germanii），莫斯科，1960年，第271—328页。 [13] 同上，第276—277页。 [14] 迪克斯，《在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及保卫苏维埃政权中的德国国际主义者》，第495页。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提到拉狄克。 [15] D·S·达维多维奇（D.S.Davidovich），《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Revolutsionnii Krisis 1923 g V Germanii I Gamburgskoe vosstaine），莫斯科，1963年，第133—134页。其中提到了一个例子：有个叫恩斯特·施耐勒（Ernst Schneller）的预备役军官，在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下，在回国途中成了共产主义者。 [16] 迪克斯，《在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及保卫苏维埃政权中的德国国际主义者》，第495页。 [17] 赫尔曼·奥斯特洛（Hermann Osterloh，1886—1961），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1908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在俄国被俘，191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9年12月返回德国战线，被捕，1919年再次返回，在不莱梅担任负责农民问题的书记。曾任德共全职干部，在多个岗位上工作过，1928年被当作右派开除，1930年参加社民党，在工厂里工作。1934年被判处在集中营里监禁八年。战后成为不莱梅社民党的领袖。 [18] 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与里哈尔德·洛文塔尔（Richard Lowenthal），《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Ernst Reuter.Ein Leben für die Freiheit），慕尼黑，1957年，第109页、第129页。 [19] 恩斯特·罗伊特（Ernst Reuter，又名弗里斯兰德[Friesland）1889年7月29日——1953年9月29日），1912年加入社民党，一战期间受伤被俘，在战俘营中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列宁派他去萨拉托夫，在即将成立的伏尔加河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里工作。返回德国后参加德共，被任命为柏林支部第一书记。他支持党内的左派，拥护1921年三月德国中部的起义，并反对党的领袖保尔·列维。1922年被开除出德共。不久后加入独立社民党，后返回社民党。1931年至1933年任马格德堡市长。纳粹上台后被迫辞职，被关进集中营。被释放后于1935年流亡土耳其，二战结束后回国，1948年至1953年任西柏林市长。——中译者注 [20] 后来罗伊特在德共（斯）内很出名，1921年里甚至当了几个月的总书记。参见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12页。 [21] 尼古拉斯·克莱布斯（Nicolas Krebs，1890—1937？），曾化名菲利克斯·沃尔夫（Felix Wolf），也曾用过拉科夫（Rakov）和英科夫（Inkov）等化名。其父是移居俄国的德国工人。当过铁路工人，191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在战俘中间进行共产党的组织活动。1919年2月同拉狄克一起回德国。后来在共产国际机关里工作，1921年2月与贝拉·库恩一起返回德国。1922年被德国驱逐。后来以英科夫的假名在维也纳担任外交代表。后来同反对派合作，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7年被逮捕后遇害。 [22] 此时克莱布斯把他的姓改成了俄国化的“拉科夫”；他返回德国后，以“菲利克斯·沃尔夫”的名字进行活动。 [23] 威廉·蔡瑟（Wilhelm Zaisser，1893年6月20日——1958年3月3日），曾在鲁尔当过教师。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当过中尉，1918年率部参加乌克兰游击队。后来在党的军事机关中工作。1924年起在莫斯科的军事学院学习。1927年至1930年间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化名“戈麦斯将军”指挥一支国际纵队。1940年返回苏联，在“反法西斯学校”里对德国军官进行政治再教育。战后加入统一社会党，1950年至1953年间任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1953年6月东柏林爆发起义后被迫退休。 [24] 后来，在鲁尔地区的斗争中，他负责领导军事工作，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化名“戈麦斯将军”指挥国际纵队。1918年里他的名字很少被提到，见安德烈·马蒂（André Marty），《黑海的叛乱》（La Révolte de la Mer Noire），巴黎，1939年，第72页。 [25] 特别是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底（施特恩，《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产生的影响》，第4卷，第1661页）。 [26]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Адольф Абрамович Иоффе，1883年10月1日——1927年11月16日），出身于克里米亚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1903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5月流亡德国。在1908年至1912年间，他一边学习医学，一边与托洛茨基合编《真理报》。1912年回国后被捕，被监禁10个月，后被判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与托洛茨基合编《前进报》，在八月同区联派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武装起义中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同德国进行和谈时任苏俄代表团团长。1921—1925年间活跃于外交界，曾多次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使中国。1925年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当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越飞不堪忍受巨大的压力而自杀。——中译者注 [27] 奥托卡尔·切尔宁（Ottokar Graf Czernin，1872年9月26日——1932年4月4日），奥匈帝国贵族，曾长期在外交界工作，1916年12月至1918年4月间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其间曾作为奥匈帝国代表参加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中译者注 [28] 出自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第71页。 [29] 同上，第76页。 [30] 路易斯·费舍尔（Louis Fischer），《人与政治》（Men and Politics），伦敦，1941年，第31页。 [31] 米耶奇斯拉夫·布隆斯基（Mieczislaw Bronski，1882—1937），化名M·J·布劳恩（M.J. Braun），波兰人，1902年参加社会民主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在狱中服刑一年。1907年流亡瑞士，活跃于瑞士社民党，反对卢森堡和约吉希斯，支持华沙委员会（拉狄克也支持华沙委员会）。亲近列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昆塔尔会议，成为齐美尔瓦尔德左派领导人之一。1917年4月同列宁一起乘坐“密封列车”返回俄国参加革命。1918年被任命为苏俄驻柏林领事，同德国革命派接触。同年11月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1919年返回德国，以化名担任西欧书记处委员和德共（斯）领导层成员。当卡普暴乱发生时强烈反对中央的立场，不久被召回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学任教，活跃于波兰共产党，入选波兰共产党政治局。在大清洗中被捕遇害。 [32] 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第135页。 [33] 德国警方在报告中还提到过一些积极同德国革命运动进行联系的苏俄外交人员，其中有扎戈尔斯基（Zagorsky），德国警方认为他负责同独立社民党领袖接触；还有马塞尔·罗森贝格（Marcel Rosenberg），负责所有跟出版有关的问题（罗森贝格在1936年担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后来在大清洗中失踪）；以及马尔科夫斯基夫人（Mme.Markowski），负责处理同各青年组织之间的关系。同一份报告中还提到：越飞企图把卡尔斯基（即马尔赫列夫斯基）从监狱里弄出来，让他担任自己的“经济顾问”，但没有成功，只能做到让德方将他遣返回俄国（施特恩，《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产生的影响》，第四卷，第1365页）。 [34] 越飞曾说过，他曾把几十万马克交给巴特（Barth），让巴特用这笔钱来筹备起义（《消息报》，1918年12月6日）。 [35] 罗斯塔（Роста，全称为Российское телеграф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通讯社是苏俄的国家通讯社。——中译者注 [36] 埃米尔·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1863年10月9日——1925年7月26日），出身于手艺人家庭，当过玻璃工人，1881年参加社民党，1893年起成为全职党务工作者，1908年至1917年间领导社民党出版局。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组建了独立社民党的出版局，并领导了苏俄罗斯塔通讯社的“信息”部。1918年11月9日被任命为柏林警察总监，在他身边有一批工人活动家。1919年1月5日他被解除警察总监的职务，此事成了一月斗争的导火索。一月斗争后流亡到布伦瑞克。后当选为独立社民党的国民议会议员。在党内属于左翼，1920年参加了统一共产党。1921年支持列维，参加了共产社，但后来回到了德共。在逝世前一直任德共的国会议员。 [37] 欧根·列维涅（Eugen Leviné，1883年5月10日——1919年7月5日），出身于圣彼得堡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97年起在德国求学。参加过1905年俄国革命。1906年、1908年两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回德国，参加了社民党。1914年至1916年间应征入伍，后参加独立社民党，在苏俄罗斯塔通讯社工作。参加斯巴达克同盟，负责莱茵兰地区的组织工作，被当选为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被派去参加共产国际一大，但未能抵达俄国。他受命重建巴伐利亚的德共（斯）组织，清除亲无政府主义的左派，领导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反动法庭判处死刑，7月5日在狱中就义。 [38] 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第77页。 [39] 比方说，就在李卜克内西获释的第二天，莫斯科就知道了他在政治上是同布尔什维克一致的。 [40] I·M·克里沃古兹（I.M.Krivoguz），《“斯巴达克”与德国共产党的成立》 (‘Spartak' i obrazovanie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Germanii），莫斯科，1962年，第136页。 [41] 维尔纳·伊米希（Werner Imig），《为了德国左翼而帮助列宁》（Zur hilfe lenins für die deutschen linken），《德国工人运动史论》（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1963年，第5/6期，第810页。 [42] 弗·伊·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75页。 [43] 同上，第176页。 [44] 同上，第175—176页。 [45] 克里沃古兹，《“斯巴达克”与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63页。 [46] 伊米希，第809—810页，第814—855页。 [47] 弗·伊·列宁，《致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636页。 [48] 弗·伊·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94页、第295页。 [49]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ичерин，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是普希金的远亲。大学毕业后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处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大力资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流外期间参加孟什维克。一战爆发后采取反战立场，逐渐接近布尔什维克。1917年因在英国进行反战宣传，被英国政府拘禁。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用一些英国人质将他换回。1918年初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参加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谈判。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后，由契切林接任，从此活跃于外交界，曾率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洛桑会议，签订了《拉帕洛条约》。1930年因病退职。——中译者注 [50] 伊米希，第818页。 [51] 弗·伊·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0页。 [52]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记录》，1917年，第50页。 [53] 罗·卢森堡，《致友人书》（Briefe an Freunde），苏黎世，1950年，第157页。 [54] 乌尔里希·冯·胡登（Ulrich von Hutten，1488年4月21日——1523年8月29日），德国的人文主义者、诗人，著名的骑士理论家，宗教改革的拥护者，1522—1523年骑士暴动的领导人之一。 ——中译者注 [55] 罗·卢森堡，《论俄国革命》，出自《卢森堡文选》下卷，殷叙彝译，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332-365页。 [56] 《工人政治》，第46期，1917年11月17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5—18页。 [57] 《当务之急》（Eine dringend Notwendigkeit），《工人政治》，第50期，1917年12月15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3—47页。 [58] 这封公开信刊载于《柏林及其近郊社会民主党选举联盟通讯》（Mitteilungs-Blatt des Verband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Wahlvereine Berlins und Umgegen），第16期，1918年7月21日，重印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58—162页。 [59] 《莱比锡人民报》，1918年5月31日、6月1日与6月10日。 [60] 《莱比锡人民报》，妇女增刊，第30期，1918年8月9日。 [61] 克里沃古兹，《“斯巴达克”与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105页。 [62] 1918年8月至9月间，她写了一篇文章，对布尔什维克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还打算将其作为一篇《斯巴达克通信》发表出来。但列维、列维涅和恩斯特·麦尔一致拒绝出版（见《红旗》，1922年1月15日）。根据列维在1922年的说法，当时列维在布雷斯劳监狱里会见了卢森堡，试图说服她收回这篇文章，不要出版它。在列维离开时，卢森堡把《论俄国革命》的手稿交给了列维，并对他说：“这本小册子是为你写的，哪怕我只能说服你一个人，我的工作就不算是白费劲。”（保尔·列维，《论俄国革命》序言，第1—2页。） 此文即《俄国的悲剧》，其中文版可参阅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Rosa_191809.htm。——中译者注 [63] 这个说明，是多年后《斯巴达克》编辑部在发表此文时所写的。——中译者注 [64] 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1851年10月2日——1929年3月20日），法国著名军事统帅。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870年入伍，一战前曾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第13师师长、第20军军长等职。一战爆发后曾任第9集团军司令、“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和法军总参谋长。1918年3月出任协约国最高统帅。1918年8月晋升为法国元帅。——中译者注 [65] 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4期，第93页。 [66] 同上，第95页。 [67] 巴登亲王马克西米利安（Prinz Maximilian von Baden），全名马克西米利安·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威廉（Maximilian Alexander Friedrich Wilhelm，1867年7月10日——1919年11月6日），1918年10月4日德国成立议会制民主政府后，出任帝国首相，十一月革命爆发后，于11月9日被迫将权力移交给艾伯特。——中译者注 [68] 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1875年9月20日——1921年8月26日），德国政治家，隶属于天主教中央党。一战开始时支持战争，自1917年起开始采取反战立场。马克斯亲王任首相后入阁，任国务秘书，1918年11月率德国代表团在贡比涅同协约国进行和谈，11月11日他代表德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战后于1919年8月出任财政部长，支持凡尔赛和约，后来被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组织“执政官组织”（Organisation Consul）暗杀。——中译者注 [69] 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82—83页。 [70] 《行动》，第29期，1919年7月19日。 [71] 威廉二世，《1917—1918年的事件与人物》（Ereignisse und Gestalten aus den jahren 1917-1918），转引自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4期，第81页。 [72] 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4期，第81页。 [73] 艾贝哈德·柯尔布（Eberhard Kolb），《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Die Arbeiterräte in der deutschen Innenpolitik），杜塞尔多夫，1962年，第79页。 [74] 出自对该派领袖卡尔·雷茨拉夫（Karl Retzlaw）的采访，引用自赫·韦伯，《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20—21页，第41号。 [75] 《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468—469页。 [76] 保尔·弗勒利希写道，自从列奥·约吉希斯在1918年3月被捕后，经营《斯巴达克》的工作就由列维负责（弗勒利希，《罗莎·卢森堡》，第241页）。尽管弗勒利希极为反对列维，但他很看重自己的历史著作的客观性，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这个证据。 [77] IML，莫斯科，全集19；《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95页。 [78] 格洛比希，《……但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第232—233页。 [79] 同上；《在红旗下》，第106页。 [80] 《在红旗下》，第107页。 [81] 埃米尔·巴特（Emil Barth，1879年4月23日——1941年7月17日），五金工人，社会民主党人。1917年退伍，加入独立社民党。一月工潮后，他接替里哈尔德·穆勒，任革命工长组织领袖。曾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任人民委员（但他的同志并不承认）。1921年任企业代表会主席。1920年仍留在独立社民党内，1922年回到社民党。此后无突出表现。 [82] 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26—127页。 [83] 同上。 [84] 《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296页；赫尔曼·格洛特的回忆，收录于《德国十一月革命中的工会运动老战士回忆录（1914—1920）》，1918年部分，柏林，1949年，第333页，第409—410页。 |